第四节 近现代中国体育文化
一般地说，中国近现代体育是指1840年以后的中国体育的发展历程。这一时期，既是中国传统体育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中国学习西方体育，发展中国现代体育的过程。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伴随着中国人向世界学习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体育经历了与西方体育的冲突、学习、融合的过程，是一个中国体育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体育逐渐走向世界的过程。
一、近代中国体育文化近
代中国体育大致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时期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历程。
（一）晚清时期的体育文化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时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教育、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逐渐兴起，具有近代民主思想的思想家，开始思考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主张变法革新，改革政治，提出了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向西方学习的口号，从此引起了中国人深刻的思想变革，也为西方近代体育引进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随着中西交流的加速，西学东渐的过程逐渐加快。特别是大量的欧美传教士与中国出国出使人员为中国人民带来了西方的民主思想与先进文化，促使一些开明的封建官僚，如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开始主张向西方学习，推行洋务运动。在教育方面，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西学”，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各国学习，在各地开办了外语、数学、船政、机器、军事等新式学堂，并开始培育中国的新式军队。与此同时，西方体育也在新式军队与学校中开始传播，作为体育运动的西洋体操首先出现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虽然此时洋务派是以强兵为目的接受西方的兵式体操，其活动并没有从体育本身的意义去考虑，但体育强兵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人们的共鸣，并影响着后来体育的发展”。
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接着各国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进一步激起了中国有识之士对中国命运与前途的思考，于是就有了维新思潮的兴起。维新思潮与洋务思潮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真正促使了中国人的觉醒。维新派人物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人认识到中国的问题不仅在于物质层面与西方的差距，而且开始从文化层面上反思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认识到“中国固然有‘器物’‘制度’不如人的一面，但是中国的‘人’更落后”。“从此，一个关于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被明确提出，中国人在思想文化认识上实现了一次重大的历史飞跃。而这一飞跃又恰好为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不断传入与传播，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由此，中国人开始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思考。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讲学时，开始进行德、智、体教育并重的尝试。他在其《大同书》中指出，要成为新时代的人才，就必须接受新时代的教育，而新时代教育的特点就是通过德、智、体的全面教育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严复也指出，“教人者，以睿智慧、练体力、励德行三者为纲”。而梁启超晚年在清华学校执教时更是明确指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维新派领袖之一严复是中国较早系统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先驱人物。他创办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等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二十年；特别是他翻译了斯宾塞的《德育、智育、体育》一书，译名为《劝学论》，是首先在我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德、智、体三育并重教育的维新主义者。
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应是起源于晚清的“书院体育”，如早期上海的正蒙书院，湖北的两湖书院等。正蒙书院由教育家张焕纶于1878年创办，1882年后，“张氏为适应环境计，加课英、法文字，并注意体育，令诸生分日轮训军事、拳术等项”。两湖书院是由洋务运动领袖、著名教育家张之洞于1890年创办的。“甲午战争后，两湖书院监督梁鼎芬曾号召书院要一洗文弱之风，养成体格健全之人才。所以两湖书院从1896年8月，开始设置有体育课程”。“和其他新式学堂一样，兵操训练也是当时两湖书院的主要体育内容”。
1904年晚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它规定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学制体制。章程明确规定各级各类学校一律要开设“体操课程”——即体育课程，并对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时数、场地设施等做了相应的规定。
为了培养体育师资，江苏优级师范学堂于1903年首先设立体操科，后来又有湖南体操研究所与著名的大通师范学堂体操专修科。1906年，晚清政府学部向全国发出了《通行各省推广师范生名额电》，其中要求各省师范学校设立体操专修科。正是在政府的要求下，一些官办学堂与师范学校纷纷办起了体操科。与此同时，在政府的鼓励下，各地还办起了一些个人创办的体育专门学校，如由徐一冰等人创办的“中国体操学校”与汤剑娥创办的“中国女子体操学校”。这些学校多由留学归国的体育人才创办。如中国体操学校就由留日归国学生徐一冰、徐傅霖与实业家虞洽卿等人创办。这些留学归国的体育人才以及一些外国专家对中国早期的体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是他们为近代中国体育奠定了基础。教会学校以及外国侨商的体育活动对近代中国体育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教会学校除了体育教学之外，还组织一些体育课外活动与比赛。另外，外商侨民之间的体育比赛都对近代中国体育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与促进作用。
女子体育是近代中国体育史的一件大事。早期的女子体育出现在女子教会学校中。这些学校不仅教授近代科学知识，还开设了“有促进女子身心健康的舞蹈和游戏教育”。1898年创办的“经正女塾”设有体操课，“以发展女子身心健康”，而汤剑娥创办的“中国女子体操学校”对培养中国女子体育人才与体育教师，促进女子体育更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早期的体育组织多由在华外国侨民或华人与外国侨民合办，也有由华人举办的体育组织。如上海跑马总会、上海足球联合会等就由外国侨民所办，而由苏州东吴大学司马德等人发起成立的“四大学体育联合会”（苏州东吴大学、上海南洋公学、圣约翰书院、中西书院，1904）就属于合办的体育组织，而像“无锡体育会”（1903）、“绍兴体育会”（1905年由徐锡麟等人创办）、“精武体育会”（1909）等就是由中国人独立举办的。
早期的体育运动会首先是在学校内部召开，后来延伸到校际之间。据《上海体育志》记载，目前发现最早的学校体育运动会，是1890年在商会圣约翰书院召开的学校田径运动会。而最早举办校际运动会的是“1898年由天津北洋大学发起，有当时的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电报学堂等参加的运动会。后来著名的天津市各校联合运动会就是在这一运动会的基础上，于1902年形成传统的”。在省市运动会方面，四川省于1905年就举办了四川省第一次运动会。1910年10月18日至22日，在南京举办了“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这是一次全国性的体育赛事，辛亥革命后被准认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坚持了奥林匹克运动的业余原则，参赛选手几乎全部来自学校。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的召开，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以后，一个以奥运会为蓝本的体育赛事活动，便逐渐正式走向了中国。
奥运会大约在1900年传入我国。1907年，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在天津青年会第五届学校联合运动会上首倡我国要参加奥运会，并在运动会上放映了当年伦敦奥运会的相关幻灯片，极大地鼓舞了在场的青年学生。
晚清时期的体育可以说是我国近代体育的先河。尽管它刚刚起步，但却是中国体育向世界学习的开始。由此，中国体育开始与世界接轨的步伐。这一时期的体育具有以下特点：
1．维新主义的教育思想推动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中国传统体育开始解构
中国近代体育是在外国侨民、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与留学归国人员的主持下发展起来。维新运动的首领人物康有为、严复等人从近代教育的角度提出了发展体育的主张，阐述了体育思想，促使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教会学校与基督教青年会引进西方的体育活动，向中国介绍西方的体育思想，举办体育运动会与各种赛事，使中国人了解了西方体育。留学归国人员引进了许多西方特别是日本的体育课程与体育项目，在军队与学校率先推广兵式体操，并逐渐推广奥运会的运动项目，如田径、球类运动等，并随着体育专门系科与专门学校的开设，为中国近代体育培养了一批人才与师资力量，中国体育开始与世界接轨。但是，也是从此时开始，中国传统体育逐渐开始退出中国体坛的主流地位，西方体育开始了其成为中国体育主流的历程。
2．晚清时期的学校体育具有明显的“军国民主义思想”
强兵、强种、强国的体育价值观是当时体育的主流价值观，学校体育的教学内容以兵式体操为主。尽管如此，体育开始成为教育的一部分，体育的教育功能逐渐受到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一些教育大师，如张伯苓、陶行知等人的肯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主张逐渐为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所接受。
3．女子体育开始起步
千百年来，我国女子只是家庭的附庸。随着近代教育思想与体育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女子走出家门、融入社会成为必然，而女子体育的开展就是女子走向社会的重要一步。尽管此时我国的女子学堂还很少，但女子接受现代教育并开始学习体育，参与体育活动，却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
（二）民国时期的体育文化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开始了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程。受晚清时期体育思潮的影响，民国初期的体育思想仍以军国民体育占据主流地位，强兵、强种、强国的体育价值观仍是当时体育的主流价值观。但是，随着近代民主与科学思潮、国粹文化思潮的影响以及与世界体育的交流，中国人对体育的认识在不断发生变化，体育价值观也逐渐向健身、教育、竞技、游戏的价值观转变，中国近代体育获得了初步的发展。
民国初期学校体育首先得到较为快速的发展。1912年1月19日，民国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与《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其中对各级学校的体育课程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比如，初等小学科目中有游戏与体操，高等小学及以上都有体操（分普通体操与兵式体操，并要求“应注重兵式体操”）。1912年9月—1913年8月，民国政府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是民国政府关于教育的系列文件的统称）对各级各类中小学校的体育课程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与要求，学校体育仍以体操为主。
1915年以后，受教会学校体育课程与活动以及上海举办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的影响，以及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影响，体育界以徐一冰等人为代表率先对军国民主义的体育思想进行反思。革命领袖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以及民主运动领袖胡适、蔡元培等人都对体育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促成了中国人对体育认识的不断深入。“1919年的第五次教育联合会对学校体育的改革问题，更是做出了专门的决议”。“其改进的内容包括：减少兵操时间，增加体育时间；增加体育经费；注重师范学校体育；注意女子体育；改良高等小学与国民小学的体育；实行身体检查；改良运动会等”。到了1922年，北洋政府公布“壬戌学制”废除了兵操体育，并对学校体育的目标、内容及组织形式做了相应的规定，对体育的教育功能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明确提出学校体育的目标要求是：①发达儿童身体内外各器官的功能，以谋全体的适当的发展；②顺应儿童爱好活动的本性，发展其运动的能力，以养成日常生活及国防上所需的运动技能；③培养儿童敏捷、勇敢、耐苦、诚实、公正、快活、牺牲、服务、守法、合作、互助、爱国的公民，以做复兴民族、御侮抗敌的准备。这些变化说明，中国人已经基本形成了对体育的正确认识。
近代学校体育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体育专门学校在民国成立后迅速增加，据研究，至1926年，中国的体育系、科或专门学校已近30个。尽管当时体育专业的课程设置还不够规范与统一，师资与办学经费也得不到保证，但一般都能依照新颁发学制的精神，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体育师资与体育专门人才。
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仅学校体育得到很快的推进，社会体育也在城市体育的带领下比较快速地发展，中国的体育赛事活动逐步有序地开展。
1919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推广体育计划案》，指出“近年各地学校虽渐知提倡体育，而社会心理积重难返，不免事倍而功半”，要求在全国推广体育计划，并在体育场地、设备、教练指导、发起运动会等方面做了具体说明。这一计划案对近代中国社会体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13年2月1日至9日，中国派出40名运动员参加了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参赛国有日本和菲律宾。比赛项目有田径（包括五项全能和十项全能）、棒球、篮球、排球、足球、自行车、游泳、网球和半程马拉松。菲律宾获第一，中国获第二。
1914年5月21日至22日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天坛运动场举行。共有96名运动员（全部为男子）参加了田径、篮球、足球、网球、排球与棒球6个项目的比赛。
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于1915年5月15日在上海举行，更加促使了中国人对现代体育的兴趣。出席大会的中国要员有时任外交部长（兼任远东体协主席）伍廷芳、沪海道尹兼外交部特派交涉员杨小川（代表袁世凯）、名誉主席王正延等人。中国派出200余名运动员参赛，获得第一。这届运动会对中国人震动最大的是菲律宾有18位女运动员被邀请来上海参赛。她们“个个身体健康，容貌秀丽，精力充沛，运动水平也不低”，其精神面貌与身体健康水平与中国妇女形象形成“强烈的反差”，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妇女体育运动的开展。
第三届远东运动会于1917年5月8日至12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派出运动员与代表团成员332人参赛。参赛国仍然为中国、日本与菲律宾，中国得了第三。
第四届远东运动会于1919年5月12日至17日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行。中国参加了除棒球外的所有项目，获足球冠军、五项全能和十项全能的冠军（中国清华大学运动员朱恩德）。总成绩为第二。1919年，为准备参加第四届远东运动会，有关城市青年会体育部协商成立了一个全国运动联盟，1922年4月3日该组织更名为“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由王正廷任会长，郭秉文任副会长，卖克乐任书记。当年，王正廷当选为中国的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第五届远东运动会于1921年5月30至6月4日在上海举行。中国有超过200名女运动员首次代表参赛，虽然按照大会组委会的要求仅仅参与表演，但无疑为振奋中国女子体育产生重要的影响。总成绩仍为第二。
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于1923年5月21至26日在日本大阪举行。中国代表团有113名运动员参加了这届比赛，中国队获足球、篮球冠军，总成绩为第三。这届运动会上，中国仍然有女子排球、网球队员参加了表演。
1924年5月22日至24日在武昌举办了第三届全国运动会。运动会由“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与武汉体育界人士共同主持，除少数担任裁判的外国人以外，可以说这是第一次独立由中国人举办的运动会。共有“700多人代表华东、华西、华南、华北与华中五区参加了8个项目的比赛”，而且，“首次设立了女子比赛项目（只发奖品而无锦标）”。在全运会期间，“中华体育协会”（筹备处）与“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经协商召开了联席会议，推举张伯苓、卢炜昌为筹备委员，筹备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1924年7月5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全国体协”）在南京东南大学正式成立。它“是旧中国唯一正式的全国体育组织”。“这个作为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唯一的一个正式国家奥委会组织，它在推动中国近代的奥林匹克事业方面，确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它筹办过第四届到第七届全国运动会；选拔过参加远东运动会和奥运会的选手；审定过各项运动的规则和全国的田径、游泳最高纪录；解答过各地有关运动比赛和裁判方面的问题；出版过体育科学研究刊物；参与过一系列的国际体育事务活动。它将近代中国的竞技体育推向了顶尖的世界体坛”。
第七届远东运动会于1925年5月16日至23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国派出125名选手参赛，获得足球冠军，总成绩仍为第三。
1927年8月27日至8月3日第八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办。中国有180人参会，获足球、排球、网球冠军，总成绩为第二。1927年12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了“全国体育指导委员会”，这是国民政府建立的第一个体育咨询机构。后又陆续建立国家“教育部体育委员会”“教育部体育组”等体育管理机构，并陆续颁布了系列体育法规法令，标志中国体育已经初步走向现代化。
1930年5月12日至20日第九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东京举办，此时印度派出4名成员参与了进来，中国有170人参会，取得排球与足球冠军（足球与日本并列），总成绩为第二。
1934年5月12日至20日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此时印度尼西亚派出15名队员参会，印度与越南成为会员国。中国有150人参会，获得足球冠军。
1934年，由于日本企图把由他们扶植起来的所谓“大满洲国体育同盟”塞进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中方坚决反对。后在日方胁迫下，日菲双双解散了“远东业余运动协会”，另组“东亚业余体协”。由此，一个坚持了20多年历史的地区国际体育比赛不得不宣告解体。虽然这对亚洲体育事业与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都是不利的，但为维护国家统一，这却是值得的。
1930年4月在浙江杭州举办了全国第四届运动会。这次运动会是民国成立后首次以政府名义组织的运动会，会议聘请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为大会名誉会长。这次运动会首次改为以省、市为单位组队参赛，并分男女组，共有14个省、7个特别市与日本神户华侨队共22个单位参赛，其中男运动员1219人，女运动员498人。
1933年10月在南京召开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参会单位达到30个（包括菲律宾、巴达维亚华侨队），其中男子运动员1542人，女子运动员706人。
1935年10月在上海召开第六届全国运动会。这次运动会参赛单位达38个（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爪哇华侨队），男女运动员大约2700余人。这次运动会的一个特点是上海市政府采用发行公债方式向社会集资350万元，这是中国首次采用商业运作方式举办运动会。
在参加奥运会的活动过程中，1928年中国派宋如海观摩第9届奥运会。1932年中国第一次正式派选手刘长春与教练员宋君复等6人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十届奥运会比赛。虽然未取得成绩，但实现了中国人参与国际体育竞赛活动的愿望。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派出了66名运动员参与了田径、篮球、足球、举重、拳击、竞走、游泳、自行车8个项目的比赛，另外组织了一个国术表演队。运动队虽仍未取得成绩，但中国国术队在奥运会的表演大出风头，向世界正式展示了中国传统体育的风采。另外，中国篮球裁判员舒鸿担任了美国与加拿大之间进行的篮球决赛的裁判工作，他执法严明，判断公正，赛后赢得“心明眼快、裁判公正”之美誉。
1939年国际奥委会第39届全会于伦敦召开，孔祥熙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1947年国际奥委会第41届全会于斯德哥尔摩召开，董守义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
1948年第14届夏季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中国派出了33名男运动员参加篮球、足球、田径、游泳、自行车5个项目的比赛。
在西方体育渐渐占据中国体育主流位置的影响下，对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的不同认识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引发了一场“土洋体育之争”。事件的背景是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抗日运动引起体育界“体育救国”的思想，而直接起因是1932年刘长春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失利以及“中国在历届远东运动会上的成绩每况愈下”等一连串事件引发中国体育界对中国体育发展道路的进一步思考。这场争论触及当时几个重要的体育基本理论问题：“一是对体育本质与价值的理解”,“二是中国体育应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问题”。“这场‘土洋体育之争’，可以被理解为是五四时期有关体育问题讨论的继续。它不仅使‘洋’体育以后能更好地走进中国社会，而且也为后来的中国‘土’体育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进一步地，这场体育之争，使得争论双双“达成了‘建设民族本位体育’的共识”，使得中国传统体育逐步开始现代化的历程。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在中央国术馆以及武术界同人的共同努力下，组织了中国传统武术体育的推广活动。如，推进武术教育的规范化，组织国术考试，举办武术比赛，通过各种武术训练班推广与普及武术活动，以及组织武术代表团出国访问与表演，对外宣传中国武术等。
这一时期体育的另一特色是新民主主义体育的兴起，也就是苏区体育的兴起。1927年中国共产党先后开辟了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努力发展苏区的“赤色体育运动”。苏区的群众体育组织有“赤色体育会”与各级地方俱乐部。据1933年统计，中央苏区2932个乡有俱乐部1917个，经常参加文体活动的近10万人。在苏区各级领导的带领下，苏区体育活动热火朝天，省级、县级普遍开展了体育运动会，中央苏区还开展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运动会（一苏大会，1933年5月30日—6月3日）与二苏大会（1934年1月21日）。苏维埃政府重视学校体育，制定了各种法规，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等，规定“每年级体操每周3小时”，并对学校运动场地与设施提出了专门要求。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实际被划分为三大区域，即日寇占领的沦陷区、国民党统治的国统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抗战期间，总体上说，国民政府无暇顾及体育事业的发展。但随着大量学校的内迁，内地建立起一些体育专修系科，为我国体育专业的延续与体育人才的培养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虽然条件艰苦，但在这些地区实行新民主主义体育，为中国体育的发展特别是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体育事业奠定了发展的基础。1937年“陕甘宁边区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1942年1月“延安新体育学会”成立，这些组织为推动根据地的体育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1941年春，延安青年干部学校创办了一个体育训练班，同年9月，体训班成为新合并成立的延安大学的体育系。“该体育专业虽然只办了一年，却培养了一批体育专门人才，并为新中国体育专业教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延安体育会经常组织各种群众体育活动与体育竞赛活动，提倡每天“十分钟运动”，并举行了1937年的八一抗战动员运动会、1939年的首届青年运动会、1940年的三八妇女运动会、1941年的“朱德杯”排球赛、1942年的九一扩大运动会以及每年一次的水上运动会等活动。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又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这一阶段国民党统治区在1948年5月5日至16日在上海举办了“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各省市、华侨团体与军队共55个单位2677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游泳等11个项目的角逐。这次运动会上，台湾首次派代表参加，并获男子田径总分第一。大会还为第14届奥运会选拔了运动员。同年7月30日至8月13日，由55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伦敦第十四届奥运会的田径、游泳、足球、篮球与自行车5个项目的比赛，同样均未取得成绩。
民国时期的体育文化有以下特点：
1．中国传统体育实现初步的现代化
经过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思潮、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后来的军国民体育之争与土洋体育之争等系列体育讨论，经过参与远东运动会与奥运会的实践，中国人对体育的认识逐渐成熟，对体育的发展道路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中国的体育思想基本趋近于现代体育思想，现代体育制度基本建立，西方体育文化逐渐成为中国体育的主流文化，中国传统体育的解构基本完成，传统体育实现了初步的现代化。
2．现代体育制度与现代体育文化基本形成
民国时期经历了军阀混战、国内土地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战乱，虽然基本上处于战争时期，但中国体育的现代化过程却并没有停步，而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基本形成了现代体育制度与现代体育文化。体育院系的建设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体育师资与体育专门人才，根据地的体育实践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体育活动积累了基础。
二、现代中国体育文化
现代中国体育文化主要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的体育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彻底结束了外国列强的欺侮与中国境内的战乱状态，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的体育事业也随同国家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在基础非常薄弱的旧中国体育基础上逐渐建立起现代体育制度，创立了现代中国体育事业，中国体育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体育文化（1949—1966年）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就确定了新的体育方针。早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中规定国家“提倡国民体育”。1950年7月毛泽东主席为新中国第一份体育杂志题写刊名《新体育》。新体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体育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大众的政治利益服务。朱德副主席在1949年10月27日“中国体育总会”筹备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过去的体育是和广大人民群众脱离的。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为国防和国民健康服务。”体育为人民服务，为政治服务，既是体现了新时期的体育与旧体育的不同，强调体育是服务于人民大众的，为了国民健康的，又凸现了那个政治挂帅年代的时代特征。同时，共青团中央与中国体育总会提出了要正确处理好体育与政治、体育与劳动、体育与读书的关系等系列正确主张。
第二，“增强人民体质”成为新体育的根本任务。毛泽东同志1952年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的著名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指明了体育的目的与任务。增强人民体质，甩掉“东亚病夫”的称号，让中国人不仅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还要健健康康。为此，“要把体育普及千百万劳动人民中去。有步骤地从学校到工厂，从城市到乡村，从部队到地方，使体育很快成为广大人民的体育，溶化到人民的生活中去”。1951年中央进一步提出了“使新中国的体育运动成为经常的广泛的运动”的具体工作方针。时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任的荣高棠在1952年做了“为国民体育运动的普及和经常化”的工作报告，提出了“从实际出发并与实际结合，使体育运动普及和经常化”的工作方针。对于青少年特别是青年学生的体育工作，毛泽东“多次强调学生应该‘健康第一，学习第二’”，并提出学生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三好学生标准。
第三，强调体育的思想教育功能。体育具有教育功能，当然具有思想教育的功能。新体育强调体育的思想教育功能，一方面是对体育教育功能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也是体育为政治服务的进一步具体化。“1949年10月在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大会的主报告中，整整用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讨论体育工作中的思想教育问题。1954年1月8日，中共中央指出：‘体育运动并且是培养人民勇敢、坚毅、集体主义精神，和向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国家刚刚解放，面临着改造旧社会，改造旧体育特别是改造那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体育工作人员的思想，使他们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等艰巨任务，所以，强调体育的思想教育功能与提倡体育为政治服务，在当时是必需的。
第四，体育机构与体育制度的建立与完善。1952年11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1954年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随后，各省、市、自治区及所属地方政府都建立了体育机构。1956年起，又陆续建立了各行业与系统的体育机构。在中央政府与各级体育组织的领导下，陆续建立了系列相关的体育制度，保障了新中国体育的有序与顺利发展。1952年，教育部与国家体委联合颁布了《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教育部在制定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计划》中规定：从小学一年级起至大学二年级，均要开设体育课，每周两学时。1954年教育部制定了《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草案）、《中学体育教学大纲》（草案）以及《师范学校体育教学大纲》（草案）,1956年又制定了《高等学校普通体育课教学大纲》。这些文件与制度保证了各级各类学校的体育工作的规范有序开展，“并初步建立起我国学校体育教学常规，学校的体育工作更进一步规范化了”。同时，我国体育专门人才的培养随着华东体育学院（1952年成立，1956年更名为上海体育学院）、中央体育学院（1953年成立，1956年更名为北京体育学院）、南昌体育学院（后迁至武汉）、西安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广州军事体育学校（1963年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学院）的相继成立，以及师范院校的体育系（科）的相继成立，“初步形成了培养各级体育人才的基地和较为完善的体育人才培养制度”。
第五，提高全体国民的健康水平是建国以后体育工作的根本任务。国家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与措施来促使社会体育工作的开展，真正的中国群众体育活动应该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54年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要求“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首先在厂矿、学校、部队和机关中切实开展起来”。1951年中国推行的第一套广播体操很快在全国各行业、机关、学校中普及开来，从此广播体操成为各行业职工群众体育锻炼的套餐，持续了50多年，广播体操也从第一套发展到第九套。与此同时，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有步骤地开展农村体育活动。在农村，许多传统体育项目深受群众的热爱，并形成了许多独具特色的区域。如“广东足球之乡梅县，排球之乡台山，游泳之乡东莞，都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至今在全国仍具有很大影响”。军队体育工作则有着光荣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则更是不断地发展与走向正规化的道路。
第六，体育竞技活动积极有序地展开。各级各类与各种形式的运动会此起彼伏。“从1953年到1956年的短短几年间，举行地、市以上运动会达到6000多次，其中全国性竞赛就有75次”。1953年，我国游泳运动员吴传玉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一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获100米仰泳冠军，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体育健儿为国争光的勇气与信心。1956年中共八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提高我国体育运动的水平”的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1956—1959年，中国竞技体育形成了第一次高潮。1956年6月7日，在上海举办的“中苏举重友谊赛”中，举重运动员陈镜开以133千克的挺举成绩打破世界纪录，成为我国创造的第一个世界纪录。从此到1959年，陈镜开9次打破世界纪录，成为世界著名运动员。接着，我国游泳运动员戚烈云1957年在广州庆五一游泳表演赛中以1分11.6秒的成绩打破世界100米蛙泳纪录；1957年11月我国著名田径运动员郑凤荣在北京市田径运动会跳过1.77米而破世界纪录；1959年我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男单冠军。这一系列成绩极大地激发了我国竞技体育工作者的信心，促进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开展，使我国竞技体育逐渐走向了正规化、完善化的道路。1960年我国出现经济困难，国家适时做出了一些发展调整，适当收缩了体育活动的规模，使我国竞技体育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很快就得到恢复。1961年，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我国获男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3项世界冠军，1965年又一举获得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5项冠军，从此我国实现了在世界乒坛的霸主地位。其他项目，如登山、羽毛球等也取得比较好的成绩，我国各项运动都在向世界水平发起攻击。1959—1965年，我国举办了两次全运会，参加了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1952年第15届奥运会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中国派出运动员26人，参加游泳、篮球、足球比赛。代表团到达赫尔辛基时运动会已近尾声，仅吴传玉一人参加了游泳（100米仰泳）预赛。1956年，由于与国际奥委会在关于台湾代表权的问题上的争执，为了国家利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表声明，宣布不参加第16届奥运会。中国台湾派出21名男运动员，参加了田径、举重、射击、篮球、拳击项目的比赛。1958年中国奥委会被迫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1960年第17届奥运会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中国台湾派出47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游泳、射击、足球、篮球和拳击项目的比赛。中国台湾运动员杨传广获田径十项全能亚军，是本届奥运会亚洲获得的唯一一枚田径奖牌，也是中国获得的奥运会第一枚奖牌。1964年第18届奥运会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台湾派出55名运动员参加田径、篮球、举重、射击、自行车、体操、拳击、柔道项目的比赛。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体育文化（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使我国各行各业的工作都受到巨大的冲击，体育当然也不例外，特别是竞技体育几近瘫痪。
此一阶段，我国的学校体育、工矿体育与军队体育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相对而言，由于农村远离城市，相对偏僻，加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体育的传播与普及，以及1972年后推广的学大寨、学习小靳庄经验等活动，农村体育相对出现了一度的“繁荣”现象。
1966年11月5日至12月10日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在柬埔寨举行。中国举重运动员陈满林打破轻量级推举世界纪录，肖明祥打破次轻量级推举世界纪录。
1971年，周恩来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体育工作的成绩，使全国体育工作者备受鼓舞，中国体育由此有了一定的恢复。1971年随着我国乒乓球运动员在第31届乒乓球锦标赛上取得好的成绩，并促成了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小球转动了地球”，极大地鼓舞与恢复了我国体育工作者的热情，竞技体育得到局部恢复与发展。
1971年11月3日至14日，亚非乒乓球友好赛在北京举行。
1973年2月20日，国务院批转了《1973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全国开始试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1975年，《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正式颁布，全国中、小学的体育工作得到全面实施，推动了学校体育工作的正常与积极发展。1972年后，随着全国各条战线的整顿工作的有序展开，我国高等学校的体育院系开始恢复招生。随着国家各项秩序的逐渐恢复，我国各行各业的群众体育工作也得到逐渐恢复。
1973年9月，亚洲运动会联合会执委会确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该联合会会员。1974年，我国参加了第七届亚运会。
1975年9月12日至28日，第三届全运会在北京举行。“在这届全运会上，共有1队4人6次打破3项世界纪录，2人2次平2项世界纪录”。
从1972年始，我国陆续加入或恢复与国际体育组织的联系。如国际赛艇联合会、亚洲运动联合会、国际划艇联合会等。1968年第19届夏季奥运会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中国台湾派出43名运动员参赛，纪政在80米栏比赛中获得银牌，是中国女子取得的首枚奥运会奖牌。
1970年国际奥委会第70届全会于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中国台湾的徐亨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1972年第20届夏季奥运会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中国台湾派出63名运动员参加田径、游泳、举重、射击、自行车、射箭、摔跤、柔道、拳击和帆船项目的比赛。
总体上说，“文革”期间，我国体育运动受到极大地破坏，特别是刚刚发展起来的竞技体育。许多著名运动员与体育官员受迫害致死。“文革”后期，体育活动有所恢复，但与世界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三）中国当代体育文化（1977年至今）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奋斗，实现了中国的全面现代化。中国体育事业随同改革开放与建设的步伐，也一同迈进了现代化行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1980年，中国各行各业都经历了一次拨乱反正的调整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国形成了“以竞技体育为中心的举国体制”体育。“举国体制在当时生产力较低、经济落后的情况下，集中国家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地发展体育事业，使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严重破坏的体育工作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并为20世纪80年代的体育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1981年开始，我国体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是1981年的“以提高体育总会、单项体育协会和行业协会的地位及作用为内容的改革试点”，接着是“1983年开始对训练体制与竞赛体制进行制度化、多样化、社会化等多方面改革”，再是“1984年开始对体育科研体制进行改革”。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明确提出了“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1986年，国家体委颁布了《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我国开始了体育体制的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由国家包办体育过渡到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转变国家体委等行政机构的职能，理顺体委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恢复、发展行业体协和基层体协，放手发动全社会办体育。”进行“竞赛体制、训练体制、科研体制”等方面的改革等。改革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促成了体育机构的改革与全运会的项目设置与时间的调整，从七运会开始，把原来全运会在奥运会前一年举行改为奥运会后一年举行等系列调整，提升了我国竞技体育的竞争能力。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建设小康社会的全面展开，人民的生活收入不断提高，体育活动已经成为现代人民大众生活中的一部分，或者说真正成为现代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从城市到农村，从工矿到部队，从学校到街头，到处都可以看到群众锻炼身体的活动。1985年开始，全国开展了“争创体育先进县”的活动，1990年又举办了“亿万农民健身活动”。1995年6月《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开始实施，人们对体育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参加体育活动越来越自觉与积极，“参与体育运动的人数不断增加，人们活动的方式也多样化，形成了‘社会体育热’”。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体育的发展，我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发展之路”。现在，“由国家调控、全社会共同参与建设的新型社会体育管理机制正在形成和完善。社会体育的组织和管理已由单一的行政组织，被家庭、社区、体育辅导站、体育俱乐部、体育协会等多种形式所取代。……社会体育由过去的国家‘包干’、福利型事业向产业型方向发展。社会体育正在向自愿、业余和有偿服务过渡，‘花钱买健康’的生活观念的普及使得‘消费型’的社会体育正在形成”。
新时期我国学校体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学校体育管理日趋规范，体育课程和教学不断改革与适应时代的发展；学校体育思想非常活跃，体育理论研究与教学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学生体质监测与调查形成了制度；等等。
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经过全体委员的通信表决，批准了奥委会执委会10月在日本名古屋做出的关于中国代表权的决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与国歌。设在台北的台湾奥委会将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机构留在国际奥委会之内，但不得再使用当时的国歌与国旗。这一决议既恢复了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益，又妥善解决了台湾运动员的问题。
竞技体育是当代中国体育最为耀眼的光环。从1981年11月我国女排夺得第3届世界杯排球赛冠军后，先后“五连冠”，为中国人民争了光，女排精神成为中国竞技体育的精神象征。1982年，中国选手在第九届亚运会上获得61枚金牌，迈出了中国竞技体育追跃世界先进水平的第一步。1984年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许海峰的一枪实现了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本届奥运会上我国运动健儿取得15金8银9铜的好成绩。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我国夺得5金11银1铜的成绩，打破了3项奥运会游泳纪录，创造了7项亚洲纪录。1992年的巴塞罗拉奥运会上，我国获得16金22银16铜的成绩，3人2次创2项平1项世界纪录，7人9次创7项奥运会纪录，中国代表团在170个体育代表团中位列金牌榜第四，从此跨入了竞技体育大国的行列。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我国取得16金22银12铜的成绩，2人4次打破4项世界纪录，3人6次创6项奥运会纪录。中国代表团位列世界197个代表团金牌榜的第四位。中国台北运动员也夺得1金1银的成绩。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我国运动员夺得28金16银15铜的成绩。有3人12次创8项世界纪录，6人11次创11项奥运会纪录。中国代表团位列200个代表团金牌榜的第三位。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我国运动员获得32金17银14铜的成绩，位列世界202个代表团金牌榜第二位。2008年，北京举办第29届奥运会，我国运动员取得51金21银28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第一。2012年，在举世瞩目的第30届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收获了38枚金牌，27枚银牌、22枚铜牌、继续谱写我国竞技体育新的辉煌篇章。中国已经完全实现了迈入体育大国的梦想。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体育制度改革的最大壮举是实行体育职业化。体育职业化的步伐首先是从足球开始的。1992年6月，中国足协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以改革为主题，决定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会议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发展方向，确定了以袁伟民为主席，王俊生、许放、孙宝荣为专职副主席的足协领导班子。1993年10月，中国足协在大连棒槌岛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修改并原则通过了《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草案》《中国足球协会章程草案》和《足球俱乐部章程草案》等文件，决定把1994年甲级A组联赛作为联赛改革试点，把中国足球推向市场经济轨道，逐步与国际接轨，实行俱乐部、教练员和运动员注册制，实行球员流动，实行俱乐部门票分成，促进球队向职业化过渡。稍后中国足协颁发了相关竞赛文件。
此后，全国11个城市相继成立24个职业足球俱乐部。通过开展职业联赛，各地的俱乐部可以从门票中分成；球员也有了价格，可以买卖。1994年4月17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万宝路杯1994年全国足球甲级队（A组）联赛第一轮在四川成都体育中心打响，整整4万人把成都体育中心挤得水泄不通。随着那一声声震耳欲聋的“雄起”声音，中国球迷因为“职业足球”四个字而沸腾了！同一天，全国六个城市共有约15万人到现场观看了首轮比赛，其中成都、延吉赛区的现场观众都超过了4万人。从这天起，中国足球正式迈出了职业化改革的步伐。其中，代表国内最高水平的甲级A组联赛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甲A元年可以说是起了一个好头，令人耳目一新的主客场制吸引了大量的球迷，全年共有217.6万人次到现场观看比赛，平均每场将近2万人。从此，足球联赛摆脱了过去计划体制下延续了20多年的以行政单位组队的联赛制，彻底改为俱乐部制，分为甲A和甲B联赛。这样的改革，不仅调动了运动员和教练员的积极性，激发了运动队内部的活力，而且开发了足球市场，掀起了一股席卷全国的足球热。从此，“甲A”这个颇具时代性的词汇伴随了所有球迷整整10年。2004年，10年甲A改为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在足球改革取得一定成功和经验的基础上，其他运动项目在1995年前后也相继开始了职业化改革的试验。中国篮协在1995年10月10日—11日于北京举行的全国篮球联赛竞赛训练工作会议上，正式推出了《CBA篮球联赛技术手册》《1995—1996赛季全国男篮甲级联赛竞赛规程》，出台了《运动员转队转会暂行条例（讨论稿）》和《俱乐部篮球队暂行管理条例（讨论稿）》。这一系列规章制度，明确了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参赛运动队和临场裁判员等各方面的职责，并对运动员转会费数额、待遇、双方权利和义务等均有明细规定；还规定了俱乐部的性质、组建形式、权利和义务等。1995年年底，经过中国篮协和IMG（国际管理集团）的积极筹划，1995—1996CBA（全国男篮甲级联赛）正式出台，八一、北京等12支球队参与比赛。联赛一开始就表现出极好的势头：很多赛区门票吃紧，球迷自发组织啦啦队现场助威，球星和本地球队的表现成为各地球迷的热门话题。为了更快地提高中国篮球的水平，进入1996—1997赛季后，CBA联赛允许各俱乐部引进4名外籍球员，但只能有2人可以同时上场比赛；1997年，参赛队伍由8支扩展到12支。主客场制提高了运动员和教练员的积极性，同时也给各队带来了相应的经济效益，外援的加盟给中国运动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前所未有的压力，对中国篮球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职业联赛的成功也带动了业余篮球的发展，1998年，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开始举行，在全国各地的大学校园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场面十分火爆。
在足球和篮球职业化改革的带领下，排球和乒乓球等项目也纷纷“试水”。1996年12月21日，首次实行主客场制的全国排球联赛正式开始，男女各8支队伍参加了第一个赛季的比赛。1998年，中国乒协正式推出了酝酿已久的实行主客场制的全国乒乓球俱乐部联赛。除了以上几个项目，网球、围棋、自行车、拳击、中国象棋、国际象棋等项目也先后组建了职业俱乐部，有的也开始举行主客场制的全国联赛。
体育职业化的发展促进了体育产业化的发展，促进了体育市场化的进一步加强。随着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也极大地推动了体育产业化和市场化进程。1995年6月16日，原国家体委下发了《体育产业发展纲要》，为体育产业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随后，竞赛表演市场、健身娱乐市场、体育用品市场、体育培训市场、体育中介市场、体育旅游市场和体育彩票市场等，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与日益壮大。
三、现当代中国体育的特点
现当代中国体育具有以下特点：
（一）现当代中国实现了体育现代化
体育现代化，包括体育思想、体育认识、体育制度、体育管理与运行机制、社会体育与竞技体育水平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我国体育成功实现了由传统体育向现代体育的转型或者说实现了中国现代体育的重构。
中国人接受了西方体育，传统体育解构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原因。外部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了中国在近代社会的迅速衰败，西方体育文化随着外国侨民在中国的传播而传播。内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如田标、唐永干等学者分析的，一是“西方近代体育的强兵价值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需要暗合使‘洋操’被洋务派大规模引进”；二是“近代西方体育的教育价值与近代中国培养现代化国民素质的需要暗合，使以西方体育为主要内容的学校体育兴起”；三是“西方近代体育的公平、平等、竞争等价值与近代中国人由臣民向国民转变的国民性改造的需要暗合而被民众与国家所认同”等。其次，西方体育的相当一部分本来就不为中国体育所陌生。中国人在古代创造的蹴鞠运动与现代足球运动基本接近，木射接近于现代的保龄球，捶丸接近于现代高尔夫球，拓关与举石类似于今日的举重运动，更不要说像跑步、投掷、游泳等一般体育项目，只是没有形成一套类似于西方的体育竞赛制度。这些中国人骨子里就有的东西虽然已经衰落或失传，但经由西方体育的传播，立即就恢复起原有的创造热情。与其说是西方体育占据了中国体育的主流位置，中国传统体育已经解构，倒不如说是中国传统体育在西方体育的传播过程中复苏与重建。人们说起中国传统体育，往往是指中国的武术与养生体育形式，而忽略了中国曾发明了类似于足球、高尔夫球、保龄球、举重等现代西方体育形式的蹴鞠、捶丸、木射与举石等体育形式。所以，中国现代体育文化是一个在西方体育文化的刺激下的复苏、吸收与重构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中，既有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形式的复苏以及与西方体育文化的接轨，也有对西方体育文化的吸收。正是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基础上兼收并蓄西方体育文化，并经过整合与重构形成了近现代的中国体育文化。
（二）“以竞技体育为中心的举国体制”体育制度，加速了中国体育现代化的步伐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落后，一穷二白，要想赶超世界水平，就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于竞技体育，使其迅速赶超世界水平，并带动我国社会体育与学校体育的发展。事实证明，这一条道路的选择是正确的。
中国发展到今天，也不用再特别担心“竞技体育”的举国制度会影响社会体育或其他体育了。我国已经积累了较好的经济条件，人们对体育与健康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各种形式的体育俱乐部（包括竞技形式与娱乐普及形式）与社会体育辅导站为人们的体育活动与体育消费提供服务。所以，一个全民健身的社会大体育时代已经到来。而我国竞技体育的率先腾飞为我国全民社会体育的飞速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三）体育现代化的思想还有需继续强化，体育体制改革还需继续努力
由于多种原因，虽然我国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有所发展，但远远不能适应我国建设体育强国的需要。其主要原因包括：一是现代化的体育思想在我国还远未深入人心，人们对于体育的认识还有一定的差距。例如，在学校体育问题上，“文化分数”就远重于体育与健康，于是就有了学生锻炼不够，学生体质水平不高等现象。再如，在部分私营企业中，群众体育的开展就相当困难等。二是我国体育基础建设还比较落后，体育场馆建设远远赶不上人民群众对体育的需要，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远落后于先进国家。体育基础建设既要靠政府加大投入，又要发展多种经营形式，特别要鼓励民间资本的投资。三是要进一步理顺国家、地方以及各级各类体育俱乐部的关系，加大制度改革力度，促进我国体育的进一步发展。
（四）体育职业化与体育产业化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
必须坚持体育职业化与体育产业化的方向，使体育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这里既有对体育的认识问题，也有利益的问题，更有权利重新分配的问题。我国职业化道路之所以一直不能顺利发展，而唯独网球等职业化走得比较彻底，出现了李娜等一批知名运动员，就是与坚持体育职业化有关。而足球虽然率先走上体育职业化的道路，但由于多年以来产权不明晰，职责不清楚，利益牵扯过多，特别是权力过于集中，所以使得足球职业化不彻底。只有继续坚持改革，才能使体育职业化、产业化的步伐更加坚实，体育发展更快更好。
四、发展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一些思考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弘扬民族文化，发挥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对于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应花大力气来研究、继承、发扬光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并把它推向世界，实现中国体育强国之梦。
（一）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
在谈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优点，谈到传承、发扬光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同时，也不容置疑，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许多部分还属于经验的总结，并没有升华到体育科学理论的层面。另外，传统体育文化中也包含一些神秘色彩，甚至一些不健康的内容，如养生体育中的一些内容至今还有许多争议。所以，加强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科学性、理论性的研究，就成为首要任务之一。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研究主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科学性研究。对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首先应研究其科学性。对于那些符合体育科学原理，包括人类生理科学原理的部分应明确其科学理论，把它升华到体育理论层面；对于那些目前还不能发现其科学原理的部分，但是可以明确它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有益或至少是无害的部分，可以明确指出其科学原理部分还需持续研究，人们可以放心地进行锻炼与发展，例如养生学中的部分内容；对于那些不符合体育科学原理，且对人的身体有害或可能有害的部分，应予以消除，而对于那些具有一定科学道理，或暂时说不上道理但对身心无妨的活动形式应予以大力推广。由此，使得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逐渐走向科学、健康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另外，还应跳出单独的体育视角，跳出中国一个国家体育的视角，从世界性、文化性、发展性等角度去考察传统体育文化，促进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健康发展。
第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优化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一些动作繁复，甚至还有一些神秘性的色彩。因此，对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既要保持其精华，又能使其简化易学，并利于传播。要想把这些积累起来的经验与知识一代代传承下去，就必须不断努力去把它们简化与优化。另外，还应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的角度，结合现代体育科学的发展，在传统体育文化中融入现代科学元素，在传承的基础上使其不断现代化，以便现代人更容易理解与继承。例如，在传统体育中融入类似于健身操、踢踏舞等现代元素，让年轻人更喜欢它。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竞技元素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缺少竞技元素，所以，使得在提倡竞技精神的现代社会中难以传播，也难以与现代体育结合。为了使中国传统体育走向世界，符合现代体育竞技化的趋势，应当研究如何在中国传统体育中融入现代竞技体育的元素，结合现代竞技体育的特征去推广中国传统体育。但是，在融入现代竞技体育元素的同时，必须把握住“度”，也就是不能为竞技化而损伤中国传统体育的精华。事实上，中国传统体育中有许多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神的内容，这些内容也是中国传统体育的精华，应当在融入现代体育元素的同时，保护它、发扬光大它，而不是削弱它或放弃它。对于传统体育文化，既不能在“保护”的口号下，不去发展，也不能在融入竞技体育元素的时候仅仅是保留了一个传统体育文化的外壳，而其他内容都全盘西化，这些都不是在发扬传统体育文化，而是在危害传统体育文化。在保持与发展现代体育文化方面，要向日本、韩国等国家学习。日本的柔道、韩国的跆拳道等都是走了一条交流、融合之路，在采取竞技体育形式的同时，其核心内容都保留着其深厚的民族风格。
第四，民族传统体育与全民健身的研究。在我国大力提倡全民健身的背景下，由于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在情感、文化根基、价值观等许多现代西方体育所不具有的天然优势，所以，研究并开发能够融入群众体育领域的传统体育项目应是目前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一个重点。同时，还应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入学校体育中，研究如何使得传统体育文化与学校体育文化对接，如何使民族传统体育更具时代性，如何使学生更喜欢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达到在学生锻炼身体的同时，传承、发展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目的。中国要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全民健身运动是根本，也是必由之路。因此，必须解决大众体育的问题，特别是农村体育问题、学校体育问题等。首先，发展农村体育，就一定要研究传统体育的现代化问题与发展问题。因为，就目前来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之根在农村”。这是因为，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较快的城市，更多地接受了外来文化的侵蚀，使得传统文化越来越少。反之，在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和相对闭塞的农村地区，其传统文化的底蕴却还相当浓厚。所以，发展农村体育，一定要注意保护我国的传统体育文化，结合传统体育文化并予以发展。并且，由于广大农民从小就在接受这些传统体育文化要素，所以，从感情上说，他们更容易接受传统体育文化。进一步地，由于传统体育文化需要器材较少，如武术、气功、秧歌等活动，甚为群众喜闻乐爱。“因此，对农村的传统体育进行研究、扶持和创新，把传统体育作为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文化传统的内容和平台，易为农民喜闻乐见，对于振兴农村体育以致农民体质之增加、农民精神之振奋、农民自组织能力之提高和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至农村和谐社会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础之巩固，都具有明显的实践意义和深远的战略影响”。其次，如上所说，应当研究如何在学校普及传统体育文化，使得其更为学生愿意接受、愿意学习，促进学生提高身体素质。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中国综合国力建设
在现代社会，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增强其综合国力的重要力量。在当今世界激烈竞争中，不仅包括国家经济、科技、国防等硬实力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软实力和民族影响力等软实力方面的竞争。所以，应当大力加强包括体育文化等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提高民族文化影响力，提升我国的民族文化影响实力。
第一，传统的民族体育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的结晶，具有重要的民族特征，体现了民族的精神、价值观、文化观以及民族习俗与规范等。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传统，将会失去其民族的特色。久而久之，这个民族实际上也就只剩下一个外壳。所以，应当通过传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民族体育文化的契机，来传承民族体育文化，并用之凝聚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传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观与价值观；同时，通过与现代体育文化的结合，吸收现代世界文化中的合理与优秀成分，来发展我国的传统体育文化。由此，形成一个既有传承、又有发展的独具特色并能为世界接受的民族体育文化。这一文化不仅具有民族的象征，而且是团结全民族人民，弘扬民族精神与价值观的一个载体，也是向世界传播本民族文化与精神、价值观的一个载体。
第二，传统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传统民族文化有许多优秀的成分，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与中国发展的历程。但是，也必须承认，许多优秀的文化，如孔孟儒家的思想等由于缺乏合适的载体，却很难让外国人理解与学习。但是，体育作为一种形体文化，它不需要语言，就能为外国人理解。而且，中国传统体育蕴含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思想、价值观等。所以，应当像推广京剧一样来推广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不仅应该在中国青少年一代中大力推广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而且应当通过各种现代媒体手段甚至政府的手段，在世界上推广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让武术等传统体育项目走向世界，影响世界。应该像印度推广瑜伽一样、日本推广柔道、韩国推广跆拳道一样，积极主动地推广民族体育文化，用民族体育文化影响世界体育文化，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学习国外的体育文化。近年来，我国许多孔子学校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应该积极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逐渐形成合力，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我国的传统体育文化。
第三，建设中国传统休闲体育文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休闲功能与意义。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即使像武术这样的“搏击”文化，在后期除了少数的护身与搏击功能外，表演功能、健身功能已经成为其主要的功能，而养生体育更是重要的休闲体育，其他的如马球等更是典型的休闲体育文化。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不像西方体育那样典型的竞技体育，而是一种典型的东方保健体系与休闲体系。中国传统体育观的特点是注重整体，注意运动的和谐与适度，强调形神、内外、动静、阴阳的统一和意境的体现。正由于如此，中国传统的武术、养生术、气功等养身保健法，因其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效果，正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被重新认识和发现，并被赋予明确的强身健体与休闲文化等意义，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健康生活的潮流。另外，由于现代社会科技革命的进步，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追求效率与金钱使许多人处于一种“过劳”状态，特别是现代白领更是处于过劳状态。所以，人们会越来越渴望过上轻松、平静、简朴的生活。而中国传统休闲体育，就是强调心灵的自由，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强调宁静淡泊、知足常乐，强调修身养性，提倡一种悠闲自得、轻松愉快的身心活动，重娱乐、重心灵的自娱与体验，而缺少西方体育那样激烈的竞争形式。所以，中国传统体育在现代休闲体育中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应当发挥这种优势，结合休闲体育发展民族传统体育。
第四，大力发展我国的体育文化产业。体育文化产业是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体育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据的位置与其应当发挥的作用远不相符。可以说，我国体育文化产业仅仅是刚刚起步，其发展的前景非常远大。应当注意的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发展体育文化产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例如，发挥武术、秧歌、龙舟等传统体育的表演功能，对于促进农村旅游就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农村旅游大多还仅仅停留在到农村享受山水风光与充足的氧气以及农家饭之上，如何发挥农村传统体育文化在农村旅游中的优势，对于促进体育文化产业发展与农村旅游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发挥我国传统体育的优势，特别是传统体育在休闲体育中的优势，大力发展休闲体育产业，包括体育健身业、体育旅游业、体育表演业、体育咨询业等许多方面。一方面，体育界人士应当重视体育文化产业，而不仅仅把体育看成是为国争光的竞技体育，反而应当把竞技体育看作体育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应当通过各种舆论与传媒工具宣传体育文化产业，并通过政府的强大组织功能来大力推动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中国体育现代化与中国传统体育的重构
中国体育现代化的过程是模仿与学习西方体育的过程，是中国体育逐渐“西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体育重构的过程。西方体育的许多元素或是来源于中国，如足球、柔道等；或至少说是中西共有的，如举重（中国古代为拓关与举石）、保龄球（中国古代为木射）、高尔夫球（中国古代为捶丸）、摔跤、射箭等，包括像马术这样典型的西方绅士运动，在中国古代也有马球一类的运动，而赛马更是我国诸多民族的传统体育节目。中西方古代体育最大的差别在于中国古代没有形成一套类似于西方的体育竞赛制度。这些中国人骨子里就有的东西在西方体育传播的过程中，立即就重新燃起原有的创造热情。所以，中国体育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在西方体育的启示下的复苏与重建过程。当然，也有一些项目在逐渐失落，如养生等。另外，还需指出的是，中国许多传统体育项目在模仿、学习西方体育的过程中，失去了许多中国体育的精神。如中国武术在引入西方的竞技形式时，就使得中国传统武术讲求的形、神以及民族体育所独居的泛道德性等逐渐丢失，而仅仅保留了一个武术的“外壳”或说仅仅保留了一些传统的技击术，这是真正应当引起人们深思的东西：在模仿学习西方体育的同时，如何保留、发扬中国传统体育的精华？由此，必须在模仿、学习西方体育的同时，重构民族体育文化，建设体育强国。
第一，目前我国的民族体育在模仿、学习西方体育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按照奥运会模式构建民族体育文化，已经基本完成了民族体育现代化的历程：中国武术基本实现了国际化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国式摔跤已经成为世界上不少国家欢迎的赛事，龙舟竞渡业深受世界人民的喜欢，1995年成立的“国际龙狮总会”对于促进中国舞龙舞狮在国际上的推广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我国已经按照西方体育的竞赛模式连续不断地、周期性地举行了多次民族体育运动会”；等等。可以说，我国已经按照西方模式逐渐“改造”了传统体育。这一改造，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促使了中国传统体育与世界体育的接轨。
第二，超越民族体育现代化发展中的“模仿”性质，真正实现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并走向世界。初期的模仿使民族体育很快走向了世界，但必须创新才能永葆中国传统体育的青春。不能总是简单地照搬奥运会的文化模式，也不一定完全要走竞技体育的道路来发展我国的传统体育。例如，可以通过体育表演业的形式来发展中国的武术、龙狮运动、龙舟运动、赛马运动，以健身业的形式推广中国传统的养生运动，以竞技形式推广中国的马球运动（初期也可借助表演形式来让世界人民认识它）等。应该通过各种适当的形式来发展、推广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让它们逐渐走向世界，并不断融进现代体育元素，使它们永葆青春。
第三，国家应当出台合适的政策来促进民族体育的发展。国家体育总局以及各级体育管理机构、体育研究所应当积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现代化的问题，担负起促进中国民族体育现代化的重任。“应该从体育的功能、目的出发，建立国家的大体育观，充分开发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寻求开发它的文化价值，即，对于民族情感的维系、民族精神的培育、文化传承的功效等”。不排斥西方体育，但应该在引进西方体育文化的同时，大力发展民族体育文化。
第四，民族体育的发展不仅是体育部门的事情，也是全中国人的事情。各行各业特别是文化业、传媒业应该发挥各自的特长，自觉地投身到中国民族体育的发展中去，为中国民族体育的发展出谋献策，献计献力。国际上，应该积极走出国门去宣传、推广民族传统体育；在国内，则应该积极地引导国人研习民族传统体育，而不仅仅是崇拜外国的体育。
（四）关于学校体育的思考
学校体育关乎下一代的健康水平，关乎整个国家的国计民生。所以，必须加强学校体育工作，促进全民体育的发展。虽然我国竞技体育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我国学校体育工作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与我国走向世界体育强国的差距还非常大。对学校体育的认识还不够清晰，学校体育工作在我国的考试制度面前可以说是束手无策，学生身体健康状况实在令人担忧。
据《中华工商时报》2011年11月24日报道：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吴键博士的《中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行为调查》显示，在升学和考试压力下，近70%的学生在上课日每天的家庭作业时间超过两小时。学业的压力对毕业班的学生来说，表现得尤为明显。“近70%的毕业班学生在休息日和节假日参加课外辅导，平均每人要参加3个辅导班，最多的要参加6个”。
过重的学业负担、过长的学习时间，让青少年远离了阳光和操场。而在把成绩作为唯一标准的评价机制下，这样的做法往往被很多学生和家长视为“最佳选择”。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表示，“现在的升学机制决定了成绩一定是第一位的，相对不那么重要的运动自然就被放到了第二位”。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院长毛振明说，“应试教育”只是原因之一，而家长、学校包括社会舆论的大环境对青少年的成长才至关重要。他认为人的体质发展规律有一个“时间差”，青少年时代，需要打下良好的身体基础，也是最需要体育锻炼的时候，“不重视体育运动，或者‘用健康换学业’的做法都是在给未来埋下隐患”。
《人民日报》2011年11月25日的结论：“我国青少年身体形态方面比日本韩国存在差距；身体素质方面，我国青少年明显落后于日本青少年，和韩国不相上下，但有些项目，不如韩国青少年。”其主要根据如《新京报》2011年11月28日报道的如下一组数据：平均身高，是身体形态最具标本意义的数字。11岁年龄组男生：中国144.7厘米，日本145.3厘米，韩国149.1厘米；11岁年龄组女生：中国146.1厘米，日本147.2厘米，韩国150.3厘米。韩国人最高，日本人居中，中国人最矮。身体素质以50米跑成绩平均值为例。11岁年龄组男生：中国9.40秒；韩国9.40秒；日本9.00秒；11岁年龄组女生：韩国10.10秒、中国10.00秒，日本9.20秒。日本人最快，中韩不相上下。
1985—2010年，由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卫生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共同组织了6次全国多民族大规模的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前5次调查结果表明，我国青少年身体素质从1985年始呈连续下降的趋势，令国人担忧。为此，2007年1月7日胡锦涛总书记针对青少年体质健康存在的问题做出重要批示：“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大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全社会要关心和支持。”此后，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先后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切实提高学生健康素质的意见》《关于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决定》《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希望用5年左右时间改变学生体质下降的状况。
2010年第6次全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调研结果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中小学生身体素质下滑趋势开始得到遏制，学生肺活量出现上升的拐点；忧的是青少年身体素质改善和提高的幅度并不大，肥胖、近视率数据依然居高不下。
青少年，特别是广大学生的体质下降，一方面说明我国教育制度上存在一定缺陷；另一方面说明我国社会对于青少年身体健康的忽视：分数比健康要紧得多。结果是中小学生人均体育场馆面积减少，体育师资缺额较多，课外体育锻炼时间甚至体育课时间都被挤压。同时，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各级各类学校，虽然口头上都在强调学生身体的健康与素质教育，却主要以学校平时的会考成绩、中高考成绩、重点大学录取人数对学校排队，使得学校一再地挤压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另外，家长对于孩子的成绩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对于身体素质的重视程度。除了学校大量的作业外，学生周末非常难得的休息与玩耍机会，也被各类奥数班、各类辅导班、补习班挤占。许多学生连基本的休息时间都不够，哪里还有时间锻炼身体。如此下去，学生的身体素质能好得了吗？另外，由于学校仅仅重视学习成绩，所以，本该以学校为基础的各级各类青少年体育队伍多年来也已经多数名存实亡，只是到近一两年才略有改善。据报道，在日本几乎每一个中学生都会在课外参加俱乐部，相当于我国的课外兴趣小组。而且每个人参加以后，也会像我国特长生一样：上午还有下午的前半段在学校上课，下课以后从傍晚到吃完饭之前每一个孩子都会在自己所属的俱乐部进行活动，相比之下，我国中学里面大概只有10%或者连10%都不到的孩子能达到这个水平。由此，我国的高水平竞技队伍的选拔也会受到影响。这也就是近年来我国各个体育俱乐部，特别是足球、篮球、排球等大球俱乐部的青年人才越来越缺乏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对学校的体育工作承担起责任来。应当继续完善相关的政策，并确保各项政策的执行，特别是要改变以学习成绩来衡量学校工作的简单管理方法，加大学校衡量标准的研究，充分发挥政府在教育发展中的主导职责，推进中考、高考制度改革，加大体育成绩在中高考中的比例，取消各类不合理的加分制度，正确引导学校的体育工作。同时，加大学校投入，确保学生人均体育场馆面积达到需求，确保配齐学校高水平的体育教师队伍，促进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
第二，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中小学，应当担负起学校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职责，切实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发挥学校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主渠道作用，加强和改善学校体育工作。不能只重视分数，不重视学生的身体素质。特别是应该勇于改革，敢于对上级主管部门、对社会上、对家长只重视知识分数，忽视学生身体健康的行为说不，真正发挥学校全面教育的作用，培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不仅仅是培养高分的偏才。另外，学校应积极拓展学校体育的职责与功能，担负起为各级各类体育队伍培养人才的责任，积极筹办各种课外体育队伍，让学生在体育活动中锻炼身体，发展各种技能，学会与人相处，学会竞争，培养勇敢的精神等。学校还应与政府、社会紧密合作，开展各种相关体育活动的科学研究，创造出更多适合学生锻炼的体育活动项目，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体育活动。
第三，全社会应当倡导积极健康的社会生活方式，努力营造重视青少年体育的舆论环境。特别是广大学生家长，不能只盯着知识分数，也不能提到学生身体健康就是提供足够多的营养食物，而应当给予孩子更多的锻炼身体的时间，更多的玩耍时间。家长应该配合学校，督促学生多参加体育活动，而不是多参加那些课外辅导班。家长应该以身作则，养成体育锻炼的好习惯，为孩子们树立榜样。家长也应该经常与孩子们一起锻炼身体，养成孩子的好的生活习惯，积极锻炼身体的习惯。
第四，广大青少年，特别是广大学生，更是应该积极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积极锻炼身体，养成好的健康的生活习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要学会正确地分配学习、工作、生活、锻炼身体的时间，熟练掌握一到两个体育项目的活动技术，养成自觉锻炼身体的习惯，终身参与体育活动的习惯。要积极参与各种校内外的体育俱乐部活动，在体育活动中发展自己的身体能力与运动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