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黑云压城城欲摧
雄安之地得名“雄”和“安”，都始自1000年以前，当时这里的地位举足轻重。
秦灭燕以后，从秦汉到隋唐，雄安三县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经济不发达，也不是军事要地和交通要道，少有能影响历史走向的事件和人物，最有名的事就是易京之战了。
907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这一年，唐朝落幕，朱温建立后梁，将首都定在开封，这改变了秦汉以来政治中心在长安或洛阳的传统，也改变了华北平原上南北交通的格局。之前从幽燕之地通往长安或洛阳，最便捷的是太行山东麓大道，就是今京港澳高速河北段一带。开封要靠东一些，走这一路线就有些绕了，更方便的是直接向南，走今大广高速，如今从北京到雄安和到开封，导航都会推荐走大广高速，因为这是最短的路径。当时，雄安就成了南北要冲。
936年，后唐将领石敬瑭起兵造反，被困晋阳，为求得辽朝救兵，竟许诺割让燕云十六州，并以儿国自称。燕云十六州包括今北京、天津和河北北部、山西北部。石敬瑭建立后晋当上儿皇帝，中原却失去了大同—燕山一线天然屏障，雁门关—保定一线成为国防前沿，雄安被推到了辽与内地对峙的第一线。
军事要地兼交通要道，这块冷落了几百年的土地，又一次来到历史的聚光灯下。
959年，后周世宗柴荣率师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中的莫、瀛两州，即今河北河间、任丘一带，以瓦桥关建为雄州，也就是今天雄县，辖容城和归义两县，这是“雄”的渊源。
“河北，朝廷根本，而雄州河北咽喉。”这话出自北宋名臣范镇之口。宋朝和其主要对手辽朝的边界主要在山西中部到河北中部一线，山西有雁门关之险可守，河北则是平原地带，也是辽到宋都的最近路线，所以是根本。雄州城北30里的白沟是宋辽边境线，雄州处在从辽朝燕京（今北京）通向宋都汴梁的咽喉要地。
992年，宋太宗赵匡义（后因避讳改名“赵光义”——编者注）在雄州以南不远设立顺安军，后改为安州，就在今天的安新，这是“安”由来。
“黑云压城城欲摧”，在辽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这片土地确实需要“雄”、需要“安”。宋辽对峙的一百多年里，雄安一带动静事关社稷安危、百姓存亡。寇准、包拯、王安石、欧阳修、苏轼……一个朝代的精英都关注这片土地，留下不少史实和传说。
雄州城、晾马台、古地道，一千年以后，雄安仍存宋辽记忆，在芜杂迷蒙的记录和传说中，闪现着这片土地曾经的斑驳陆离。
雄州“特区”史
雄州城故址就在今天的雄县县城，徜徉街头，店铺和车流之间，已看不到宋时古城的身影。一千年前，那身影举国关注。
军事、外交、政治、经济……国家诸多重要问题在这里交汇，从地位和功能上，雄州城都堪称北宋“特区”。
“雄州乃剧藩，喉领塞南地。译通老上庭，道系单于使。适馆授主粲，乘苇交客赞。列戎俨趋风，诸将走咨事。应变君所长，立功今可冀。”
这是北宋诗人宋祁送友人到雄州赴任时写的一首送行诗，道出了雄州在交通、军事和外交上的重要地位。
宋祁有“红杏尚书”之称，缘于他的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诗可以送给雄州，对这片土地而言，那时正在书写它一个“春天的故事”。
一
建立雄州的柴荣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帝王。
他在五代这组历史“拼盘剧”中最后一个出场，像跑接力赛的最后一棒，接过棒很快就将全队的平均速度提高了好几倍，可正当他箭一般冲向终点之时，忽然倒下。
建立雄州是他倒下前迈出的最后一步，这突然中止的步伐，让许多后来人扼腕叹息，也“意外地”留给雄州一个独特的历史空间。史称他是“五代第一明君”，知乎社区上关于他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柴荣不死中国会怎样？”
柴荣，邢州（今河北邢台）人，早年家境不好，曾到江陵（今湖北荆州）倒卖茶叶，仍坚持读书习武，“善骑射，略通书史黄老”。任军职的姑父郭威很喜欢他，收为义子，招到身边，随军历练。后郭威称帝，建立后周。柴荣出任澶州节度使等职，政绩显著。954年，郭威去世后，遗命33岁的柴荣继位。
这不是一份轻松的差事，当时距唐亡不到50年的时间，中原已经历五个朝代，有十国割据，还有北方武力强大的辽朝。政权不稳、社会混乱，卧榻周围、鼾声四起。
柴荣给自己订了个三个十年规划：“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可惜，上天只给了他不到六年时间。看看他这六年吧：
954年。刚登基，北汉引辽兵来犯，想重演石敬瑭推翻后唐的一幕。柴荣要亲征，宰相冯道反对，柴荣说：“唐初天下草寇蜂起，不都是太宗亲自讨平的吗。”冯道回复：“您能和太宗比吗？”柴荣立即罢了他的相位，这个冯道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不倒翁”，五朝为相，就此打住。
柴荣率军在高平与北汉军相遇，将军樊爱能、何徽不战而溃，柴荣冒死督战获胜。战后，斩杀樊爱能、何徽，重赏作战勇敢的赵匡胤等，并开始整顿军队，选精锐者为上军，淘汰怯懦者。令贪污腐败的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自尽。征发六万人，治理黄河水患。
955年。下诏让群臣荐贤，可不避亲，但后发现所举为贪官庸才者连坐。设贡举之司求才，亲自批阅新举进士的考卷。下诏：“应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租税”。派军西征后蜀，击败西蜀军，秦、成、阶三州归附。
956年。亲征南唐，取滁、扬、秦、光、舒、蕲六州。征集工匠“于大梁城西汴水侧造战舰数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战”。故襄邑县令刘居方在任廉洁，死后赠右补阙，子刘士衡赐学究出身，以奖廉吏。
957年。两次亲征南唐，水陆并进，收寿州、濠州、涟水、亳州。
958年。再次南征，尽得长江以北州十四，县六十。颁行《均田图》，派官吏巡行诸州，丈量土地，以据田亩，定税赋。诏翰林学士撰集《大周通礼》《大周正乐》。楚州防御使张顺因贪污榷税钱五十万，官丝二千两赐死。
959年。四月率军北伐征辽，出师42天，收三关三州，共十七县。正要取燕京（幽州），遇疾而返。六月，病故，年39岁。
5年多时间，对内反腐招贤，明纪整军，治水促耕，修律倡文；对外连战四方，开疆拓土。司马光说：“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欧阳修称：“世宗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其为人明达英果，论议伟然。”
除了对有错臣子很严厉外，似乎没什么太突出的缺点，柴荣几乎能够满足人们对君王的所有想象。死得早，好处是没有老了犯错的机会，坏处是孩子太小，基业传承没来得及布局，致使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
承接柴荣基业，赵匡胤、赵光义向西、向南都完成了柴荣未竟的功业，扫平北汉、南唐等割据势力。唯独在北方，柴荣倒下的地方，没能从雄州继续柴荣的功业。两宋三百多年，始终处在北方游牧民族巨大压力之下。难怪会有人问“如果柴荣不死中国会怎样？”
二
柴荣病倒前，将刚收复的瓦桥关建为雄州，这是在调整全面收复燕云失地的步伐，没有燕山一线的崇山峻岭和长城抵挡游牧民族，中原的汉族王朝难有宁日。
宋建立后，赵匡胤停下了从雄州前进的步伐，他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想扫平南方割据势力后再向北前进。这一战略后来饱受非议，清代王夫之认为，南方势力没有战斗力，逐一征伐，师老兵疲，不如开始就以精锐攻辽。也有论者认为这是国力所限，无可厚非。
赵匡胤其实时刻准备着再从雄州出发。他建立封桩库，把所得南方各王的金银财宝和每年省下的金银都贮存在里面，准备等攒够三五百万后，再与辽谈判，赎买燕云土地，不行的话就用这些钱召练精兵攻取。不过，他没能等到这一天，976年，在斧影烛声的千古之谜中去世。
从雄州前进的任务落到宋太宗赵光义头上，979年，他亲率大军北上，攻到燕京城下，久攻不下，增援辽军赶到，宋军大败，赵光义中了两箭，差点被俘。981年，辽帝统大军围攻雄州，宋太宗亲征击退辽军。986年，宋太宗发动了最大规模的一次北伐，史称“雍熙北伐”，宋兵分三路，意图全面收复燕云失地，最终未能如愿，宋将杨业死于此役。
辽掌握主动后，频频攻宋，宋太宗大败之下，仍想尽力北伐，双方战事不断，互有胜负。995年，辽出动数千骑兵夜袭雄州，被知州何承矩率军民击退，这也是宋太宗时期宋辽最后一次战事。当年宋太宗在幽州城下中那两箭，箭疮年年发作，997年要了他的命。
在宋太宗去世一百多年以后，宋徽宗才继续柴荣在雄州停下的步伐，不过那给宋朝带来的是更大一场灾难。
雄州，这个柴荣设计的中转站成了终点站，宋人只好站在大平原上和契丹铁骑打交道。
宋军将河北地区的屯卫部队增加了一倍。在雄州边界大规模植树造林，以挡骑兵。还建立方田工事，在田地里挖五尺宽、七尺深的坑，注入水，一个个连起来，形成防线，以“限其戎马而大利我之步兵”。
宋朝的皇帝和大将军们，还共同创制一个超大型的防御性阵法，叫“平戎万全阵”。全阵需用兵140930人，分前中后左右五军大阵，而中军又分三个步兵方阵，共五军七阵。三个步军方阵每阵三万人，各有一大将主阵，各阵内均有战车1440乘，像城郭一样摆开，方阵内士兵使用拒马、枪、床子弩、步弩、牌、掉刀等兵器，仅拒马每阵就有5600具。36000多骑兵分布前后左右四阵，辅助步兵机动作战，大阵四周还设有望楼，都有重兵守卫。
这一巨阵战果如何，没有记载。有学者说：“宋河北大军对这种阵法操练的战备活动，也许在声势上已经对辽起到某种震慑作用，使其有所顾忌而不敢轻举妄动。”
无力收复天险，在平原上等着对付骑兵总不是个过日子的办法，继任的宋真宗希望能和辽订立和约。他把曾在雄州击败辽军的何承矩重新派到雄州，说：“朕嗣守鸿业，惟怀永图，思与华夷共臻富寿……疆臣贪地，为国生事，信好不通……汝任居边要，洞晓诗书，凡有事机，必能详究，轻重之际，务在得中。”表明想和辽和平共处的心思。
一个知州由皇帝亲选，还面授机宜，托以重任，可见雄州的重要性。北宋时雄州一直是最前沿、最敏感的雄藩大镇，地位远高于一般州城，宋曾在此设立河北缘边安抚使司，由雄州知州出任，管辖整个河北中部地区，就是说今天保定、石家庄、沧州一带都曾受雄州管辖。朝廷在选择雄州守臣这件事上十分认真，所派大都是强勇干练之臣，何承矩即是其一。他到任后试探着和辽联系，没取得进展。
1004年，辽兴兵二十万大举攻宋，骑兵深入到河南北部，但河北中部的宋城多数未能攻破。宋真宗亲征到澶州与辽大军对峙，这时辽也屡次遇挫，双方订立和平条约，史称“澶渊之盟”。盟约规定双方结为兄弟之邦，以白沟河为界，辽为兄，宋遗辽“岁币”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双方互不容纳叛附，互不骚扰农作，互不在沿边地带增筑城寨、开掘河道。
这一盟约意义重大，历史上褒贬不一。肯定者认为是明智之举，否定者说是城下之盟。但宋真宗当时是真心地满足，他还写了首诗：“锐旅怀忠节，群胡窜北荒，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继好安边境，和乐同小康。”让群臣唱和。
盟约看起来不是一个平等条约，但对无险可守的宋王朝来说，让点步解除军事威胁也不错。如宋真宗所愿，宋辽结束战争局面，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
盟约规定，雄州为“岁币”交割地，自此它不仅是一个军事、交通要地，还成了外交、贸易和民族等问题交织的地方。在雄州，边将在盟约框架内为国家利益斗智斗勇，上演的不再只是人喊马嘶的战争剧，更多的是纵横捭阖的政治剧、尔虞我诈的谍战剧。
三
澶渊之盟以后一百多年，在雄州城这个举国瞩目的舞台上，最佳演员叫李允则。
李允则，字垂范，山西盂县人。他在盟约签订后第一个出场，之后上场的32名雄州知州都不及他的光环之盛。
何承矩卸任时举荐了他，他也是宋真宗心仪的人选，盟约签订后，真宗拟了个想重用的守边人员名单，12人中李允则居首。他不以武艺见长，也没有显赫战功，真宗希望“卿为我运筹策，不必当矢石也”。1006年，李允则上岗，任雄州知州14年，为三十六计制作了操作范例，先举三个。
其一瞒天过海。李允则到任后想修城墙，可盟约规定沿边地带不准增筑城寨，他使了这一计。雄州城北面，有个防御用的旧瓮城，李允则要把它与整个城墙连起来。先建了个东岳祠，用百两黄金做成供奉的器物，到处宣扬，居民也纷纷献出自家金银器物供奉。过了段时间，李允则秘密将器物全部转移，宣称从北面来了盗匪，下令在城北抓捕盗匪。顺势开始修建城墙，放风说要保护东岳祠。乘这个机会，关上城门，开挖壕沟，修建月堤，把瓮城纳入了城中。
其二顺手牵羊。根据盟约，不能公开进行战备活动，李允则使用这一计，寓战备活动于日常动作之中。雄州城北当年建了方田工事，城上有观察敌情的城楼，议和了摆着这些也不好维护使用。李允则派人拆了城楼，填平陷马坑，在上面挖井开沟，种植树木荆棘，形成新防线。他又组织人修建佛塔，原来在城楼上只能望十里，现在塔高可望三十里，而且登塔望远属于正常生活范畴。
其三假痴不癫。边界之地，危机四伏，一些突发情况往往有背后玄机，李允则曾用这一计，假装糊涂，以静制动。有一次他在军中设宴，军械库突然着火。李允则仍然推杯换盏、行酒作乐，副使请求去救火，他也没搭理。时间不长火灭了，李允则下令将被烧的军械埋掉，暗地派人拿着檄文到瀛州，用装茶叶的笼子运来武器甲胄。不到10天，军械如数补充齐全。不知什么人将这事私报朝廷，枢密院弹劾李允则不救火，真宗不以为意，说：“李允则对这事一定有说法，还是先问问他吧。”李允则上奏称：“兵械库一向戒备森严，为什么刚好在宴会时烧起来了呢？这一定是奸细故意放火。这时如果我离开宴席去救火，说不定会发生不测之事。”
李允则的表现在当时和以后都得到了充分肯定，北宋时苏辙说：“李允则守雄州，以知术显，世多能道之者。”南宋曹彦约在给宋理宗讲解历史时说：“本朝守边之臣，未有出于允则之右者。”明末清初彭孙贻也说：“宋之边帅，以李允则为第一。”
雄州是宋辽使节来往的必经之处。据史家研究，澶渊之盟后，宋辽每逢重大节日和双方重要活动都要互派使者，总计达1600人次。使节入境后有接伴使、馆伴使和送伴使。出使或接送辽使，不少宋代名人都曾往返雄州道上，并留下了诗文。如包拯、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沈括等。
苏辙《渡桑干》：“会同出入凡十日，腥羶酸薄不可食。羊脩乳粥差便人，风隧沙场不宜客。”在辽待了段时间，饮食不习惯，气候也不好，有些抱怨。欧阳修《马啮雪》：“白沟南望如掌平，十里五里长短亭。腊雪销尽春风轻，火烧原头青草生。”出使归来，看到边界白沟，再走几十里就能进雄州城喝酒了，心情不错。王安石《白沟行》：“白沟河边蕃塞地，送迎蕃使年年事。蕃使常来射狐兔，汉兵不道传烽燧。”年年走动，打打野味，别样的边塞风光。
迎来送往，招待费少不了。包拯曾报告说：“除雄州每年五千五百贯文外，自馀赢州、莫州、恩州例皆二千贯文。”比别的州两倍都多。
外交无小事，吃喝有风险。《辽史》记载，耶律哈尔吉出使宋朝在雄州落脚，欢迎酒会上，助兴的戏子嘲讽辽朝的一次败仗，哈尔吉当即把辽的战功宣讲了一番，弄得宋人不好收场。可和一个戏子较劲，有失国使体面，回来后被辽帝训了一顿，挨了二百鞭，免职处理。
这还属细枝末节，算不上事件，惊动两国的大事雄州发生不少。如一次为礼物交割地点发生争执，涉及实际控制线问题，双方对峙了近10天，还得皇帝出面解决。说到底，场面上迎来送往都是虚的，真正利益之争谁也不会含糊。
四
金庸小说《天龙八部》的书根是萧远山被误为辽国奸细被中原武林截杀，由之展开了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书中奸细之事是个误会，但历史上宋辽边界确实谍影重重。
表面上维持和平，两国暗地里较量无时无地不在进行，这是一个“冷战”时期，虚情假意之中闪动着刀光剑影，在雄州城，上演过不少无间道的故事。
再说下李允则版操作范例，这一计叫反间计。为减少意外，雄州元宵节向不燃灯。他到任后却张灯结彩，引得辽幽州统军想来看热闹。李允则和部下在城外等，看到有穿紫色衣服契丹人来，没上去抓（有盟约抓也没用），跟来人进酒店，也不说话，招来妓女陪着一顿大喝，还把来人骑的驴拴在走廊边，让他想走就走。几天后统军被自己朝廷杀了。统军还没来李允则就知道了，肯定是有内线，回去马上被朝廷办了，说明辽方在这边也不是没人。
发展内线是个技术活，李允则有办法。一次雄州抓到个辽朝间谍，李允则好酒好肉好招待，那间谍供出已刺探到的宋朝情报。李允则说：“这些都不是真的。”叫来分管钱粮、兵马的官员，把实际数字交给那间谍。那间谍提出在这情报上封印，李允则给了很多金银放他走。不久他就又来了，交回那份情报封印完好，并提供了关于辽军的情报。
李允则做到“契丹中机密事，动息皆知之，当时边臣无有及者”。一次有宋兵逃到辽朝，李允则要求引渡，辽方推说不知道在哪里，李允则点出其藏身处。辽人只好递解。欧阳修赞叹：“吾爱李允则，善觇多计筹。虏动静寝食，皎如在双眸。出入若变化，谈笑摧敌谋。恩信浃南北，声名落燕幽。”
谍战并非守将个人所为，而是国家行为，宋在雄州设有机宜司，负责刺探辽朝机密，掌管间谍人员名单，有用于雇佣间谍的专门经费。议和后，改名国信司，负责与辽朝外交往来事宜，核心职能还是情报机构，外交人员都有谍报责任。即使包拯也不例外，1045年他出使辽朝，回来后报告：“臣昨奉命出境，敌中情伪，颇甚谙悉”。
较出彩的是《水浒传》中写的反派童贯，说他出使辽朝时，收买了对辽有异心的马植，后来马植成功跑到开封，童贯将他引荐给皇帝，皇帝赐名为赵良嗣，赵良嗣后来为宋对付辽出了不少主意，宋金攻辽海上之盟就是由他策划并完成。
根据形势需要，皇帝有时直接指挥进行情报活动。1074年，山西边防探知辽朝军事力量调动反常，宋神宗立即下诏：“雄、定州并河北缘边安抚司、经略安抚司厚以钱物体问敌中动静以闻。”次年，河北缘边安抚副使沈披申请朝廷给钱五万缗，以之收取利息作为雇佣间谍的费用，朝廷没有完全同意，打了个两折，赐钱万缗，这也不是个小数目。
1081年，河北诸路纷纷上书朝廷，说谍报辽朝可能召开重要会议，各地主官全部参加，皇帝下诏让雄州从速花重金选得力间谍打探，结果没那么回事，大概是辽朝放的“烟雾弹”。
辽朝做间谍工作也十分努力，飞狐招抚司、西南面招安使司等机构都是专门针对中原设立的谍报机关。除组织管理本朝间谍外，还负责调查宋朝的间谍，有生杀大权。在宋代之前，辽朝就在中原没有间谍组织。《玉堂闲话》载，后晋时，有个女子，貌美而无腿足，其父用车推着她在中原的都市行乞，每天有许多人跟着看，深房曲巷、华屋朱门，她都能进。后来破获了一个辽朝间谍组织，顺藤摸瓜，原来这美女是总头领，已掌握了大量情报。
辽朝间谍主要活动在今河北和山西一带，以河北地域为多。史料记载这里捕获的辽谍最多，措施最严密。雄州守将警惕性非常高，1038年，遇到旱灾，水塘干涸，雄州知州葛怀敏担心辽国间谍借机探明水塘的深浅，紧急组织调水注入水塘。
《天龙八部》写萧远山是在雁门关遇埋伏，后到少林寺出家，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山西也有辽谍活动，且不少辽谍是化装成僧人。不过他们选择的不是少林寺，而是五台山。
雄州曾上报朝廷：“契丹遣蔚、应、武、朔等州人来五台山出家，以探刺边事。”朝廷赶紧下诏：“五台山诸寺收童行者，非有人保任，毋得系籍。”
1036年，宋在五台山设立了“勾当寺务司及真容院兼兴善镇烟火巡检司”，这么长的名称，其主要职能却没显示，是个反间谍机构，直属朝廷领导。
五
史家考证，宋辽对峙共165年，其中和平时期为122年，失和时间为43年。
和平时期，虽然有扣人心弦的谍战，但那在幕后，台上唱的主戏还是经贸往来。这方面，雄州在当时地位也是独一无二的，一来是岁币交割地，二来是榷场。
雄州是岁币交割的唯一处所，可说的事也不多。从1004年澶渊之盟后到1121年宋宣布停付岁币，118年间，宋在雄州总共向辽支付绢3150万匹、银1970万两。交割方式一般是宋方将银绢堆到边界，辽人清点一下堆垛数量就行，不逐一验看，年年如此，用不了多长时间。可在1072年，辽国接受人员却要求逐一验看，提出送去的绢出了质量问题，宋廷派专使进行调查，果然有数百匹绢质量不行，雄州的官员被问责。
榷场要复杂得多，榷是专利、专卖的意思，榷场是宋与辽在边界地点设置的互市市场，后来宋与西夏、金的边界也设了。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共设过13个榷场，其中宋设了11个、辽设了两个，这些榷场存在时间不一，其中，存在时间最长、交易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雄州榷场。
边界互通有无，宋初就存在，但是自发的。977年，宋太宗令雄、镇、霸、易、沧州各置榷务，后因经常打仗，互市时断时续。榷场上辽对宋的依赖更多一些，所以关系恶化时，宋常以止互市作报复，而且对违者严加制裁。这个月还进行鼓励保护，下个月就可能严厉禁止，违者斩杀。
澶渊之盟后，先在雄州、霸州和安肃军（今徐水）开了三处，后逐步增加。官方严格控制榷场贸易，交易品种逐渐增多。宋从辽进口的主要是羊、马、布等，其中羊最多，每年有上万只，出口开始主要有茶叶及从南方交易来的香料、犀角、象牙，后来增加了铜、锡、苏木等，其中茶是主要输出品，铜、锡准许交易后，数量也不少。
榷场每年贸易额约150万缗，宋的贸易顺差较大，每年能有40多万缗。这样按盟约要支付给辽的岁币，可以从榷场交易中获得。宋徽宗曾说：“祖宗时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
政府在榷场设专官，稽查货物，征收商税。买卖双方不得直接交易，要通过官牙人（中介）评定货色等级，进行交易，还得交纳牙税（中介费）。政府对榷场交易的商品种类也有严格规定。北方的战马，南方的硫黄、焰硝之类军用物资，一般不许出境。
宋真宗还对图书交易进行了限定，“民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时，非自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九经指《易经》《诗经》《左传》《论语》《孟子》等，其他书籍不得交易，主要是因为宋雕版印刷盛行，文人政客的诗词歌赋以至臣僚奏章、士子策论，无所不印，成了辽人收集宋政治情报的一个渠道。
不过，这一禁令效果一般。苏辙出使辽朝时发现，苏洵、苏轼的文集辽人都很熟悉。他说：“访闻此等文字贩入塞外，其利十倍，人情嗜利，虽重为赏罚，亦不能禁。”并作诗：“谁将家集过幽都，每被行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笑谈卧江湖。”
榷场管理也不只是查违禁品，双方间谍常以商人身份进入榷场收集情报，榷场也是反间谍的战场。
尽管有种种问题，宋辽的榷场还是热热闹闹地开了一百多年，影响深远。比如铜、锡开禁后，5年时间，进入辽朝的铜就数以百万斤计，加速了塞北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了草原开发。宋代受游牧民族政权阻隔，没有直通西域的丝绸之路，高昌、龟兹、大小食等国商人常常到辽之后，通过宋辽的榷场，完成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1121年宋宣布停付岁币，榷场也名存实亡。此时，宋与和新崛起的势力——金达成了“海上之盟”，约定夹攻辽朝。100多年后，宋军再次从雄州出发，攻入辽朝，并一度占领燕京，然而，随后被辽军杀得大败，狼狈退回雄州。
金击败了辽，也看透了宋的孱弱。1126年，金兵南下，直捣汴梁，宋徽宗、宋钦宗成了俘虏，史称“靖康之耻”。北宋灭亡，政权更迭，区域格局重新洗牌，那束投射到雄州上的灯光黯淡下去。
杨六郎其实挺郁闷
在雄安最出名的古人是杨六郎，三县都有他在本地抗击辽兵的传说和遗迹。
河北民歌《小放牛》有句“杨六郎把守三关口”，三关中的瓦桥关在就雄州城。杨家将故事在北宋就已出现，欧阳修在《杨琪墓志》中说，从士大夫到村中老幼，都知道杨氏父子智勇无敌的故事。在小说演义中、在戏剧影视中、在雄安等地的传说中，杨六郎智勇双全、威风八面、身经百战、功高位重，这当然是有些依据的。
但应注意的是，他青壮年的大多数时间无仗可打，经历的战斗屈指可数，终其一生也未成为独当一面的统帅。
其实很长时间里，杨六郎挺郁闷的。
真实历史经过一代一代的演绎，广为传播的故事和传说中，已经附带了太多的好恶和心愿。
一
杨延昭确实是宋初名将，作战英勇、战功显著。
他本名延朗，改名延昭是因为1012年宋真宗做了一个梦，宋真宗梦见自己的祖先是秦代的赵玄朗，这一年延朗已54岁，避讳，改名。
在这之前，杨延昭已完成了他记在史书上的所有功业。
他爸是杨业，故事中的杨令公，原是北汉的将军，称“杨无敌”。延昭从小喜欢排兵布阵的游戏，杨业很喜欢，常带他出征。979年，宋灭北汉，杨业归宋，负责镇守雁门关，这年延昭21岁。次年，辽军10万人来犯，杨业以数千人击败强敌，威名大震，辽兵望见“杨”字大旗就跑。
986年，雍熙北伐中，杨业是西路军副将，主将潘美，就是那个潘仁美。延昭随军作先锋，朔州城下，胳膊被箭穿透，冲锋更加勇猛。西路军收复云、应、寰、朔四州，因主力东路军失败，全线撤退。为完成将百姓迁到内地任务，杨业在雁门关外战败被俘，绝食而死。
杨延昭丁忧三年后出仕，宋太宗没安排他到抗辽一线，他在景州待了一段后，就被派到南方。这期间宋辽冲突不断，但太宗一直未让杨延昭到对辽战争的一线。直到太宗去世后，999年真宗才调他回北方，此时杨延昭已41岁，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负责今雄安西邻徐水一带的防务。
这年冬天，辽最高统治者萧太后亲统大军南犯。宋真宗安排傅潜任镇、定、高阳关行营都部署，总领今保定、石家庄区域的军队，坐镇定州，统兵八万。面对来犯辽军，许多将士自己增备了兵器，主动请缨，傅潜一概不允，闭门不战。老资格的将军范廷召骂他“胆小得不及一个老太婆”，他也不急，接着避战。
杨延昭当时带少量兵力驻守遂城（今徐水境内），城池很小也没有多少防御手段。辽军将遂城团团包围，潮水般的进攻让城里不少人心惊胆战。杨延昭多次请求傅潜救援，傅潜拒不发兵。杨延昭把城里的壮年人都集合起来，发放兵器和铠甲，让他们登上城墙守卫。正逢大寒天气，他组织大家把水浇在城墙上，一夜间冻成又硬又滑的冰墙。辽人攻不上去，只好退兵，杨延昭乘胜出击，缴获不少军用物资，这是杨延昭与萧太后唯一一次直接对决。
战后，集贤院学士钱若水上书建议将傅潜斩首，提拔杨延昭这样的将官。傅潜是宋太宗当藩王时的老部下，根基深厚，宋真宗将他革职。召见杨延昭，问了不少边防事务，延昭应对得体，真宗很高兴，大加奖赏。
1001年，辽兵再次南下，杨延昭在遂城以西25里的羊山设下埋伏，主动向北迎击边兵，边战边退，将辽兵引入埋伏阵地，杀伤辽军两万人，斩获其大王、统军、铁林、相公等15人首级，辽人“余皆奔北，号怮满野”。延昭被提升为团练使。真宗对大臣说：杨延昭这样的人，在朝里没有靠山，全靠自己尽忠竭力，忌妒他的人很多，都是朕给他做主，才有今天。
忠要靠战绩体现，一旦战绩不佳，没靠山就没保障。1002年，辽朝为报羊山之仇再次进攻，杨延昭出兵，还没布好阵，辽骑兵就冲了过来，宋军大败，损失不少军士。真宗命李继宣取代杨延昭，将杨召回准备治罪。后来辽兵又打过来，李继宣退缩不战被降职，重新起用杨延昭。至此杨延昭仍是个只能指挥几千人的中级将领，但他的威名远大于权力。
1004年，宋真宗下诏把杨延昭部队增至万人。这一年，辽军大举南下，突破河北中部防线，到澶州城下，与宋真宗对垒。这时杨延昭正率部向北前进，属于起牵制作用的偏师，但他向真宗提交了一份全局性的战略计划：“辽人停在澶渊，距边境上千里，人困马乏，人虽多战斗力却不强，他们一路抢的东西都堆在马背上。建议督促各路人马，控制辽军退路，可以一举歼敌。”
真宗没理会，他这时考虑已不是歼敌而是议和。
杨延昭带兵到辽朝边境，攻陷古城，俘获不少辽人，这是《宋史》记载的杨延昭对辽最后一战。
澶渊之盟达成，金戈铁马的战争剧在宋辽边界中断，再开播是一百多年以后的事了，这期间虽闹过纠纷，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战争。
二
作为名将，杨延昭的最后10年镇守边关却无仗可打。
和谈达成后，宋真宗为了表达“继好安边境，和乐同小康”的诚意，将几个边防部队都改了名，威虏军改为广信军、静戎军改为安肃军、宁边军改为永宁军等等。还着意选派“有武幹、善镇静”之臣出任河北。杨延昭也被选中，进入第一批名单中，1005年出掌保州（今保定市区），任知州兼缘边都巡检使，大致相当于市长兼武警总队队长，不久升为保州防御使，约等于市警备区司令员。
同年，调任高阳关副都部署，算边防军首长，高阳关在今高阳县东、雄安新区以南，紧邻原来的瓦桥关等三关。一年时间三个任命，可见宋真宗是想着杨延昭的。但当时国之大计是和平，他不忘加强对杨延昭的约束，派他到高阳关不久，就明令杨延昭“勿伤北朝人骑”，而且只能“遣同巡检往来巡视”，意思是巡察防区只能让副职去，不让他本人去。之后又下诏“如遣兵袭贼，按罪痛绳之”。攻击辽军要论罪，并派人来监军，严格监督。
这是杨延昭最后一个岗位，史书没有记载他当年想些什么，做了什么，只是说他9年不理政务，日常事务都交给一个叫周正的小校去管，周正瞒着他做了不少坏事，宋真宗知道后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
不久，杨延昭去世，时年57岁，这是1014年。
《宋史》评价他说：“延昭智勇善战，所得奉赐悉犒军，未尝问家事。出入骑从如小校，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遇敌必身先。行阵克捷，推功于下，故人乐为用。在边防二十余年，契丹惮之，目为杨六郎。”
去世后，宋真宗哀悼他，派遣宦官护送灵柩回乡，河朔的人大多望着灵柩而哭泣。真宗将杨延昭的三个儿子都任用为官，他的随从、门客都按才录用。
杨延昭被称为杨六郎，这不等于说他是第六个儿子。
六郎之称始于北宋时期的《隆平集·杨延昭传》，说：“（延昭）威震异域，守边二十余年，虏情畏服，上呼曰：杨六郎。”后来的史籍多沿用这一说法，如王称《东都事略》：“虏人畏之，呼为六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敌惮之，目为杨六郎。”无论是“呼为”还是“目为”的意思都是说，“六郎”这个号是契丹人认为的，与排行无关。
北宋的记载没有关于杨延昭排行第六的说法，只是说契丹人怕他，称其为“六郎”。在列举杨业七个儿子时，都是说杨业死后的情况，当时延玉已战死，余下六个杨延昭排在第一位。多数论者认为他排行或是老大，或是老二，因为没能跟延玉比较。至于契丹称之为六郎，说法也挺多，比较被认可的是将星说。古人视天狼星为将星，又名为六郎星。因为杨延昭骁勇善战，素为契丹人所畏服，认为他是天上的天狼星下凡，所以呼其为“六郎”。也有人认为“六郎”只是契丹语的音译，赶巧听起来像是排行，究竟何意，因契丹语已失传，尚不得考。
虽然正史上本没有杨六郎镇守三关的记载，守哪三关更无从谈起。但这三关在哪儿却是个话题，说法有五种包括：瓦桥关、益津关和淤口关；遂城关、瓦桥关、益津关；瓦桥关、益津关和高阳关；霸州、雄州和白沟河；宁武关、偏头关和雁门关。除最后一说在山西外，其他四说相近，杨六郎在山西时是随父征战，并未在地方任职，山西说可以排除。宋初所说三关是第一说，不过柴荣已在瓦桥关建雄州、益津关建霸州，叫三关只是沿用旧称，宋代史书上没有任命过谁守三关。可能是因为淤口关后来名声不显，而杨延昭守过遂城和高阳关，所以后人拉过来凑成三关。
说杨六郎守三关都是杨家将故事中提的，而戏中所指多是瓦桥关，也就是雄州城。元杂剧《昊天塔孟良盗骨》中，杨五郎对六郎说：“兄弟，闻得你镇守瓦桥关，怎到得这里？”《八大王开诏救忠臣》中说杨六郎镇守之地时，干脆说是“瓦桥三关”。当时只有三关之名而无其实，杨六郎把守三关是戏里的说法，并非史实。
民歌《小放牛》中，和杨六郎这句并列的鲁班修赵州桥，张果老骑驴走，柴王爷推车走上头，还有王母娘娘如何等等，全是神话故事，没人当真，偏是杨六郎这一句，总有人执拗地要考证出是真的，还要确定出是哪三关。
三
史上的杨延昭与故事中的杨六郎本应是一个人，但传着传着就走两岔了，还是有不小距离的。
杨家将故事进入艺术作品，最迟不晚于南宋，南宋的“说话”中有《杨令公》《五郎为僧》的名目。元杂剧现存杨家将剧目有《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昊天塔孟良盗骨》《杨六郎私下三关》等。明代出现了通俗小说《杨家府演义》。清末至民国初，据《京剧剧目初探》和《戏考》所载，京剧有杨家将剧目40多种。不少至今仍是剧团保留节目：《四郎探母》《三岔口》《金沙滩》《辕门斩子》《穆桂英挂帅》等等。至于全国其他地方戏中的剧目，就数不胜数了。近些年，刘兰芳等播讲的评书《杨家将》广有听众，杨家将电影、电视剧不下十种，还有公司推出了杨家将即时战略游戏。
在这名目繁多的作品中，情节、人物并不统一，不存在一个完整的杨延昭形象，大体上作个描述，涵盖不了所有作品：六郎杨景，是令公第六个儿子，字延昭。在金沙滩举行宋辽两国皇帝的双龙会，杨氏七兄弟为保护宋太宗，大郎、二郎、三郎战死，四郎流落番邦，五郎出家，七郎求救被潘仁美乱箭射死。杨继业也被潘仁美联合辽军陷害，头撞李陵碑自尽。六郎杀出重围，独自返国，在八贤王和寇准帮助下，潘仁美招认罪行。皇帝爱妃是潘仁美的女儿，只判潘仁美充军发配，杨六郎不服，最终将潘仁美斩杀。杨六郎官封保灵侯、殿前司左右金枪班都指挥使，娶妻八贤王御妹柴郡主。后出任三关大帅，有大将孟良、焦赞，曾火烧辽国元帅韩昌。
这些情节，不少是人们根据史实生发的想象。杨氏父子与辽作战，杨业战死，潘仁美有责任，潘仁美的女儿是皇妃，这些正史都有记载。但并没有什么金沙滩双龙会，杨家将也没有保护皇帝的经历，太宗在979年北伐时确曾遇险，当时杨业并未随驾。杨家七子中延玉和杨业一起战死，其他六个在杨业死后各有任用，除延昭后来继续与辽作战外，另外五个没有上战场的记载。四郎、五郎、七郎的感人故事都没有历史依据。潘美因杨业之死被降了职，不久复任，也没被复仇追杀。杨延昭官没当那么大，妻子不是郡主，孟良、焦赞有没有其人不确定，韩昌也是个虚构人物。
史上的杨延昭可称英武超群，也有战功，得到皇帝认可、百姓爱戴，还让敌人畏惧。但与故事中那个英雄比起来，现实里的他有更多的无奈。
虽然杨业和杨延昭的才能受到赏识，杨家的忠烈也被朝廷嘉奖，但杨家将在宋军中地位并不算高，也发挥不了战略意义上的作用。作为北汉的降将，杨业以至杨延昭在宋实质上都属于控制使用，宋帝本就提防武将，况是降将，无论太宗还是真宗，从来没有放心地把重要地区和兵力交给杨家。杨业降宋后被掣肘，主要不是被奸臣所害，而是难以得到真正的信任。最后以身赴死，也可说是以死明志。
杨业和潘美诀别时说，降将本就该死，还能掌兵已是恩典，既然还不信任，只能挺身先死。这话与其说是慷慨悲壮，不如说是凄凉无奈。
杨业以死表忠心，太宗看起来也挺感动，但他并没安排延昭上前线，即使被辽军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从28岁到41岁，冷兵器时代一个将军的黄金年华，杨延昭只能怀着杀父之仇，空自北望。
真宗起用杨延昭，还不断提拔，但到最后延昭职位也没有杨业高。有人以延昭任高阳关副都部署，说他可统管包括三关在内的大片防区，这是误读。宋的高阳关路管辖范围包括河北中东部、天津南部及山东西北部，三关当然在内，但1048年才设立，杨延昭已去世34年。他任职的是高阳关，不是高阳关路，只是一个独立的驻军关防，是个关城守将，称不上一方统帅，所辖包括不了几十里外的雄州。
更为关键的是，宋真宗从一继位就明白无力收复燕云，只想议和。他没谋划过大规模军事行动，几次战争都是防御，不久有了澶渊之盟。之后，他虽用杨延昭却一再严令不准生事。杨延昭去世前9年不理政务，心理状态可想而知。
杨家将的故事开始非常悲情，但最后还是奸臣被处理、忠臣受重用、大仇得报的大团圆。历史上的杨家确实悲情，但大团圆则未必。太宗朝思暮想收复燕云，却始终不给让辽人丧胆的父子一个充分施展的平台。
要信任一个不是自己嫡系的人，真的好难。
四
雄安三县关于杨六郎的传说：容城是扳倒井晾马台，雄县有大战祁家桥，安新说烧车淀火烧韩昌。
扳倒井晾马台的传说是这样的：杨六郎镇守瓦桥关，这天辽国大兵包围了瓦桥关。杨六郎率部趁着月色骑马杀出，杀得辽兵抱头鼠窜，可辽兵太多了，刚杀散一群又涌上一群。直杀到次日中午，阳光暴晒，宋军将士又累又渴，战马疲惫不堪跑不动了。杨六郎只好撤往西南方向的草桥关，行至途中，发现一口砖井，可没有取水用具，众人束手无策。杨六郎双手扒住井口用力一扳，那井竟然侧歪了，井水顺着井沿儿慢慢流出来……重振精神的宋军杀得辽军大败而逃，宋军追到白沟河，杨六郎下令休息，将士们放开战马，那些马抖掉身上的土。由于马很多，越抖越多竟成个大土堆，后人管这儿叫晾马台。杨延昭虽在雄州附近任职，但并未镇守过瓦桥关。至于被包围退敌的事，他在遂城遇到过，雄州城多次被围，杨延昭都不在城中。
大战祁家桥的传说是：宋朝派杨六郎把守三关口，辽派奸细买通奸臣潘仁美，潘仁美诬告杨六郎，宋朝削减了杨六郎的兵权，派潘仁美女婿张昭之到三关任督军。辽国出动十五万大军，直取瓦桥关。张昭之奉潘仁美密令只拨给杨六郎五百骑兵、一千多步兵迎战辽军，不出战就让潘仁美找到杀害杨家借口。杨六郎在关外杀死许多辽兵，可辽军人多势众，杀到天黑城内仍不鸣金，也不派兵接应。杨六郎只好带残兵退到祁家桥。辽兵包围了祁家桥，宋军退到桥头一座寺院里，人饿马饥，意外发现僧人为防灾荒，丰年用栗子面打成的墙，兵马都吃饱了，精神抖擞，杀回瓦桥关。
潘仁美确有个女婿姓张，叫张昭允，也做过雄州监军，当时杨延昭不在前线。杨延昭守遂城时，张昭允在傅潜手下任职，杨向傅求救，张也劝傅出兵，傅潜拒绝，战后傅潜被革职，张昭允也受牵连削职流放。至于辽买通潘仁美陷害杨延昭，几乎没有可能，潘991年去世，杨999年才到河北前线任职。
烧车淀火烧韩昌的传说是：杨六郎与辽军统帅韩昌激战，宋兵力不足，杨六郎从士兵砍芦苇做燃料受到启发，再战时佯败，将韩昌引入早准备好的芦苇阵中，放起火来，将辽军烧得焦头烂额，辎重车辆也成了火堆，人们为了纪念杨六郎的战功，把这个淀叫烧车淀。
据《保定郡志》记载：“昔人以车装石灰，经此遇雨，灰中生火烧车，延及蒲苇，通宵不熄，故名烧车淀。”辽代两个韩氏家族很有势力，幽州韩和玉田韩，都是投向契丹的汉人，出过不少高官，但在宋辽战争中没有叫韩昌的将领。
雄安新区里关于杨六郎抗辽的传说不只这几个，其他大同小异，主要意思都是杨六郎作战英勇，但有奸臣害他，不过杨六郎如有神助，总是逢凶化吉。
虽是名将，但杨延昭实际能在宋辽战场上建功的时间和机会都非常有限，驻守河北前线16年，实际能打仗的只有999年到1004年6个年头，这期间还待罪停职一年左右。6年里宋辽发生过4次战争，延昭都参加了，三胜一负，地点3次在今徐水附近，一次在辽境的古城。再加上年轻时山西那次随父出征的路线，除此之外，其他地方所谓杨六郎抗辽遗迹，如谭其骧先生所言：“杨家将故事流传很广，不少地方有‘遗址’，我认为多半是靠不住的。”
这些民间故事千百年的广泛流传，表现出超越历史事实的心愿，折射着民众自求平衡的心态。如沈起炜先生所说：“为什么（杨家将）传说和事实会有不同呢？因为人们在讲的时候，总是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愿望，发展了故事。”杨家将战无不胜，只是朝中有奸臣陷害，但老天爷是帮助杨家的。杨家将故事虽然庞杂繁芜，中心脉络也就这三句话，而这内容对从宋到清的中原民众来说，有心理补偿作用。
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后，没有长城抵挡游牧民族，中原民众屡受掳掠，每次都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痛记忆。北宋虽然以让步换来了百年和平，但战争威胁始终存在，所以朝廷上下努力对辽搞谍战，北境一有动静满朝皆惊，这对民间的心理影响也不可估量。杨家将威震辽国的故事，无形中可以给人们一种安慰和满足，所以北宋时，杨家将故事就流传开了。
到了南宋，靖康之耻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和杨康的得名，就是因为两位的家长要时刻不忘靖康耻，这是金庸对南宋社会心理的一种把握吧。在这种社会心理环境下，杨家将的故事开始脱离史实的轨道，更多地向人们愿望方向演变。元代是游牧民族直接统治，明代虽夺回长城一线，但北方的压力一直存在，直到最后又被游牧民族取代，这几百年来的历史背景推动了杨家将故事的演进和传播。《水浒全传》中征辽的全胜，《说岳全传》中岳雷扫北的成功，都体现着一种超越历史事实的愿望。
谭其骧是在1982年《关于编修地方史志的两点意见》中，提出对所谓杨家将遗址的质疑。但之后修的不少地方史志中仍没考证清楚杨六郎遗迹的真伪，或不是不能，而是不想。这大概是千百年来的群体心理惯性作用，执意要论证出杨六郎把守三关口是史实的也属此类，即使找不出依据，还要说“有些历史事实并不一定都见于史传”。
话虽如此，但有的事实其实不难弄清楚，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面对而已。
五
“听说是杨元帅为国丧命，不由得年迈人珠泪淋淋。杨家将保社稷忠心耿耿，数十载东西征南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老汉我听得明来记得清。”这是京剧《杨门女将》中采药老人一段“二黄原板”，虽是戏文，但用于对历史上杨家将的评价并不过分。
即使没有故事里的曲折和圆满，杨家将也足以让后人钦敬。他们忠心报国、英勇杀敌的事迹威震敌胆，也深得民众崇敬，这正是杨家将故事能一再演绎的基础。
故事有故事的魅力，但真实本身永远比故事更有意味，在现实中他们经受的怀疑和冷落，体会的无奈和委曲如果剖解出来，可能比故事和传说更深刻，更能透见世事和人心。
“断垣衰草野狐鸣，曾说六郎此驻兵。千载烽烟锁旧垒，三军旗鼓剩荒城。”
被称为六郎遗迹的地方不少，史无记载杨延昭曾到过今天的北京，但海淀有挂甲屯、平谷有挂甲峪，都称是杨六郎征辽时挂甲之地，这体现着人们对英雄的向往。
时间流逝，相传的六郎征战地，多数没有什么痕迹了。
不过仍有杨家将的后人聚族而居，在山西雁门关下，代县鹿蹄涧村，近千口人多数是杨家将后裔。村中有杨忠武祠始建于元代，为杨业后人杨友、杨山兄弟奉敕修建，他们定居于此，繁衍至今。
杨忠武祠占地1100多平方米，正殿面阔5间，进深3间，门楣悬挂4块匾，分别写着“敕建”和“忠义千秋”“威镇华夷”“忠勋世美”。殿内塑像22尊，既有杨业、杨延昭这样史上有记载的人物，也有故事中的佘太君、杨宗保等。祠堂内还存有北宋皇帝关于杨家的诰敕10篇，以及历代颂扬杨家将的题词、碑刻、匾额等。镇祠之宝是《杨氏宗卷》，为南宋遗物，卷长8.1米、宽0.39米，排列顺序先为传记，次为画像，再为名人赞诗。
雄安新区有个晾马台，“晾马台，晾马台，不带干粮下不来。”这个台在容城县城以东12公里处，现存台址仍高两三米，曾出土蚌刀、鱼梭镖、红铜翘首刀等器物。文物部门考证，这是一处具有龙山文化元素但以商周遗物为主的遗址。它距被认为是燕都临易的南阳遗址不过2.5公里，专家判断可能是与燕都相关建筑的遗存。
当地相传，这台是杨六郎筑的，因他在此晾马而得名。1920年编的《容城县志》中记载：“晾马台，在县东二十余里，宋杨延昭筑此以晾马，基址尚存。”
晾马台复建的明月禅寺里，有个六郎殿。
明月禅寺始建于唐代，据明月寺碑记载属“临济正宗”，道琛法师曾驻锡传禅于此，历代禅师辈出。
实地走访，晾马台上有些荒芜破败。正值中午，几位老人在树荫下乘凉，听评书，刘兰芳的《杨家将》。
六郎殿锁着门。正听评书的老人们说，可找人来开门。不久，有位老者拿着一串钥匙走来，一把一把试了许久，门开了。
殿里，杨六郎塑像居中，身边立着杆长枪，左右是孟良、焦赞的塑像，两边墙上有杨业、佘太君和柴郡主、杨宗保、穆桂英的画像。
杨延昭在这里有个称号，叫“延昭护法尊者菩萨”。
古地道还是一个大问号
雄安地下存有多处古地道，连同周边地区已发现的，古地道分布面积可达上千平方公里。令人不解的是，这样庞大一个工程正史上没有相关记载。
有专家根据用砖和发现器物判断，古地道属于宋辽时期，从当时历史背景分析认为是北宋防御辽朝的“地下长城”。虽然有了专家的说法，但一些关注古地道的人士仍不断钻研，提出种种不同看法，古地道的谜团并未完全解开。
它究竟是何人所建？当地宣传说是杨六郎，有人认为是李允则，都是推测。还有人怀疑是否为北宋方面修建，提出北京张坊等地都有宋辽时期古地道，可它们是在辽朝境内，应该是辽朝修的。
它为何在正史上没能记载？一般解释是因为保密，古地道是国防工程。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么一个大工程，在一个朝代任何记录中都找不到痕迹说不过去，而且使用情况、发挥作用如何也没有。何况这样大的项目，人力物力，拉土用砖，在国境线上，以当时谍报的发达程度，难以相信对方会没有察觉，如有察觉也应有记载。
由于还没找到可靠的记载和确实的依据，现在对古地道的认识大都还是推断。与其说它是一条浩大的“地下长城”，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地下问号”。
一
到雄安寻访古地道很方便，雄县县城将台路上有宋辽古地道遗址公园，全天开放。
公园不大，仿古的围墙里，有几个展室，介绍古地道相关情况和雄县一些历史知识。从一个亭子里下去，就进入了古地道，经过修复加固的古地道长200米，整体用青砖砌成，洞顶为涡轮状异型砖。地道为穹顶穹门，高低宽窄不一，曲折延伸，多直角转向。有6个洞室，既有窄小多变的“迷魂洞”，也有较宽大的藏兵洞，还有议事厅、兵器室。
雄县古地道发现时间在1964年，最早是在县城东北17.5公里的祁岗村，村民打井时发现了一个幽深的未知。之后又在邢村大台等处发现古地道。
1982年5月至7月，经河北省文物部门批准，对祁岗村地道进行开掘。地道顶距地面4米，洞内一般高1米，最高处1.8米，宽一般0.8米，最宽处1.6米，内有翻眼、通气孔、掩体和放灯、存物之处，地道由35厘米×15厘米×7厘米的砖砌成。
那次挖掘清理了东、西、南三岔汇合口一处和向南延伸的地道35米，出土黑釉砂水缸一口，砂瓶、夜壶各一个。河北省文物专家根据用砖和发现器物分析，认为是宋辽对峙时期的地道。
多年前曾去寻访祁岗地道，当时没有什么人管理，地道口散落着些水泥板，从台阶下去，走不多远就被杂物挡住了。
邢村大台地道就是现在的遗址公园，在原雄州城里的铃铛阁附近，因为交通方便先得到开发。这里的地道向东北有分支，据判断是通向祁岗。这是从地道走向分析，现在能发掘确认的地道还是一些点，更多的地方淤塞已久，究竟是什么情况还有待实际的发掘。
雄县的古地道遗址公园2009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2013年3月雄县古地道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合并项目，并入了已于2006年列入的永清县宋辽边关地道。
永清县古地道发现更早，地点更多。清末县城西南蔡户营就发现过古地道。抗战时开展地道战也挖到了古地道，龙虎庄还在里面捡到锅盖大小的盾牌残片。1948年永清大水，瓦屋辛庄的积水突然在一声巨响后流入地下，人们发现有地洞。1951年县城南关一户人家发现洞口，公安人员带枪下去察看，发现个砖砌大洞，这户人家挖砖填洞，用这砖盖了5间房子也没用完，还卖了6车。
1988年，永清县对全县的古地道进行调查，发现古地道以县城南关为起点，向东南和西南两个方向延伸，几乎遍布县境，面积约300平方公里。战道中既有掩体、闸门等军用设施，又有灯台、土炕、气孔等生活设施，建造所用的青砖，均长30厘米、宽16厘米、高8厘米，应属统一烧制。地道最浅处距地表不足l米，深处则达5米。
这次调查中重点对瓦屋辛庄村那个吸水的地道进行挖掘，发现这处地道有200多平方米，由两个“迷魂洞”和一个“藏兵洞”组成。“迷魂洞”曲折迂回，如同迷宫。“藏兵洞”中有5间并排的小屋，每间屋大约2平方米左右。
当时，永清成立了古地道开发机构，准备将古地道发展成旅游景点，相关村热情都挺高，有的村清理出150米长的地道，最大洞厅60平方米。后来，因资金等问题，开发规划久未落实，多数已挖开的古地道又封闭回填了。
前些年去永清寻访，在县城附近右奕营村，一户姓任的村民家中，还有个洞口可下去探访，是当时永清可探查的几个洞口之一。古战道距地面约3米，举烛前行，曲曲折折，有的地方可直立行走，有的地方需弯腰前进，青砖砌成的拱门、洞壁上的灯台均保存完好。在洞顶和两边，有土的地方垂下一条条细细的白色的须线，当地人说这是上边植物的根须。走了不过十来米，前边就不通了。这家人在洞中储藏着些食品，算是当了个地窖吧。
这家主人说，家里知道有地洞是20世纪60年代，盖房时发现，当时不懂，看有挺多砖，挖出来用了后就把洞填了。1988年县里组织调查，他挖了几天没找着，县里说找着奖500元，就挖出洞口了。县里组织人挖了半个月，地道都被淤土封死了，是一点点把土淘出来的。快挖到正房底下时，怕把正房挖坏了，就没让再挖，还能挖多远谁也不知道。
二
1988年永清进行的调查，为对宋辽古地道进行较全面研究、分析提供了条件。
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博物馆等单位的20多位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来到永清，举行了“永清古地道考察及学术研讨会”。
通过现场考察研究，专家们认为永清古地道不是简单的藏身洞，不是老百姓个人所为，其性质是宋代军民经过精心策划、在统一组织领导下建造的大型永久性地下军事工程，也是边关御敌的配套工程。有专家说，我国古代军事史上地道多用于攻城，古战道却是持久防御工事，与地面长城战争功能相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古地道所起的作用也不逊于万里长城，堪称“地下长城”。
专家考察地道所用青砖，认为其硬度、土质与雄县祁岗宋代地道砖别无二致，也属同一规格。另外，在元、明、清三代，从河北地区的战略态势看，没有大规模构筑地道的必要，而地道中出土的文物又表明它们不可能早于宋代。由此专家认为，古地道当为宋代所建。鉴于古地道工程量大，分布面广，用砖数量可观，且用砖统一，有专家提出，古地道是有权威主管部门直接策划的国家级工程。
对于古地道的修建目的，专家认为：是宋为了抵御辽军而建造的。因为辽军主要是骑兵，以运动战为主，无须修建地道。宋当时无力北伐，在河北平原上与辽长期对峙，无险可守，除筑城防御外，挖地道备战也是合理选择。
永清进行的调查发现，古地道向东南和西南两个方向延伸，分别通向信安镇和霸州镇。今天的信安镇在宋时是淤口关，霸州则是在益津关建立的，都属于历史上的三关，还有一关就是瓦桥关也就是雄州城。
雄县的地道据分析从县城通向祁岗，再由祁岗通到霸州。近年来，人们在霸州境内也发现有古地道。就是说，永清和三关之间有可能通过地道相连接。
这意味着，今天的雄安新区，在一千年以前或有一条地下通道，蜿蜒数十公里通向北京新机场附近的永清县。
专家认为，永清县处在宋北部防线的最前沿，这里通过地道和后面的军事重地三关相连，遇有紧急情况，可以保证前线与三关的联络，发挥三个作用：藏兵运兵、监测敌情、传递情报。
有专家根据历史情况分析，提出是最有可能的时间段是在989年至1004年（景德元年）的15年间。从989年宋对辽由进攻转为防御，在河北中部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东至泯姑海口（今天津塘沽附近）的东西900里，南北六七十里的地区，利用原有河水塘泊，加以疏通，筑堤蓄水，广置稻田，把平原建成水泽并连成一线，当时号称的“水长城”。同时设寨28个，立铺125个，用以阻止辽军骑兵。但是，在广阔平原上抵御辽军光靠这些还不够，宋人可能根据平原土质条件，秘密建地道构成纵深防御工事。到1004年宋辽议和，这段时间是古地道最有可能开挖的时间。
至于为何正史无记载，专家们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该工程纯属国家机密；二是官修的史书有意回避，与史臣们为宋廷屈辱投降的对外政策回护有关。
明嘉靖年间《霸州志》记载：“引马洞，为杨延昭所治，始自城中，通雄县：每遇虏至，必以出师。”在雄安以及周围地区，流传着不少杨延昭抗辽的传说。杨延昭主要任职和战绩都是在保定。据此，有的专家提出古地道“即使不是杨延昭为首主持修建，他也一定参与领导过具体的修建”。
这一说法很受地方认可，在古地道的宣介中，都称是杨延昭主持或参与修建的。还引申说，杨延昭在此镇守达16年之久，寸土未失，这一带无天险可据，而杨延昭却屡战屡胜，这要归功于他当时修的地道。
在1989年永清古地道会议上，与会专家将其命名为“永清古战道”，认为它的发现填补了史书上的空白，为文物、历史以及古代军事、古代建筑等多学科、多门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
不过，2006年和2013年，国务院公布永清和雄县的古地道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使用的名字是宋辽边关地道，都没有采用“古战道”这个名称，这显示出国家权威部门的审慎态度。
毕竟，古地道对于我们来说，未知大于已知，还不到对所有问题都给出标准答案的时候。
三
专家答案中最受地方欢迎的也最受质疑，就是古地道是否是杨延昭主持或参与建造。
杨延昭确曾在保定任军职并抗辽，但具体地点一是在今徐水境内，一是在今高阳境内，他从未管理过古地道所在的雄县、永清和霸州，所谓“杨延昭把守三关口”只是杨家将戏剧里的说法。
杨延昭在河北驻防虽有16个年头，但只有6年宋辽处在战争状态，他在徐水一带连续作战，到雄县、永清来修地道可能性不大。其他10年时间，宋辽已议和，他在高阳关的任上不理政务，被下属蒙蔽还受到皇帝训诫，说他这段时间去不是他防区的地方主持或参与建设地道没有依据。在他任职河北期间，主持雄州的是名臣何承矩和李允则，无论从地位上还是职责上，杨延昭都不大可能到何、李的地盘动土。至于说他靠古地道屡战屡胜寸土未失，更不靠谱。
关于杨六郎的说法不少是人们的愿望，而这些说法也常和史实混淆起来。元代戏文中就有了他守三关的台词，明朝《霸州志》中出现“引马洞，为杨延昭所治”的说法难以为凭，他未曾霸州镇守，即使在高阳关时相距不算远，当时已无战争，也不可能“每遇虏至，必以出师”。有论者提出“认为雄县永清的地道就是杨延昭主持所建，其实这也仅是传说而已，要当真还缺少依据”。这是有道理的。
有人提出古地道修建者是李允则，澶渊之盟后李允则主持雄州多年。他是有名的能臣，出镇雄州办过许多漂亮事，他有能力和地位在这一区域组织实施大工程。史书有他教民烧砖盖房，组织遍凿水井的记录。把凿井理解遮辽国耳目实际上修地道，也说得过去。如果古地道确为宋官方修建的军事工程，李允则应该是最有可能的组织者。
但对是否为宋官方修建的军事工程这一点，还有人提出疑问。认为从古地道结构看，很难藏兵运兵，至于监测敌情和传递情报，似乎也用不着花这么大气力修如此的工程。
“按初步发掘清理的结果，雄县和永清的地道高低宽窄不一。永清地道底部至穹顶平均高约1.5米，宽约0.8米，最窄处0.5米。雄县的地道平均高约1.7米，宽约1.1米，最窄处只有0.7米。两地地道的入口多数需要手脚并用方能垂直进入地下。进去后，由于多数地方很矮很窄，仅容一人而过，需要弯腰低头才能前进。”
藏兵容量有限，而要使用这样狭窄黑暗的通道运送大队人马，别说马就是人也不容易。辽军以骑兵为主，宋方进行的防守努力主要是如何在平原上阻滞骑兵，种树、建方田、建溏泺防线、练巨型阵法，都是为这个目的。
从宋辽战争的实际情况看，如果宋军只要挡不住辽兵，辽兵突破后就会南下，对后方有无宋兵不大顾忌，澶渊之战就越过整个河北，打到河南，河北诸多城池还在宋军手里。建地道，藏兵运兵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善于马上作战、习惯平原驰骋的辽兵，也不会下马冒着迷魂洞、翻板、掩体、闸门等危险设施，钻到洞里去寻找几个宋军决战。”
1991年北京张坊发现了古地道，全长大约为1500米，清理出了500米，也被认为属宋辽时期。还有人提出，从历史地图上看张坊在宋辽边界白沟河以北，属于辽朝境内，宋不可能越境来建工程这么大的地道，不应该是宋方修的，而应是辽方建的。“辽国这边临河没有城池，有必要修筑防御工事，但若新增城池，容易被宋朝发觉，则要承担毁盟责任；秘密修建地道，可不为对方发觉。宋朝每岁纳款，使辽有充足的财力完成这项规模浩大的地道工程。”
对永清宋初是属宋还是属辽也有争议。一方据《读史方舆纪要》等书记载，说永清“宋初为霸州治”；一方则认为，这是名义上的，永清一直是辽的事实领土，辽所有官修文献，以及后人写的《辽史地理志》等都是将其列在辽的南京道析津府。北宋未曾真正管理过永清县，宋初宋太宗两次北征伐辽，宋军到达宋辽边境时，都只是军至白沟河以南的“雄、霸、平戎、破虏、亁宁”一线而止。从986年开始，宋在边境修建水长城，永清县在水长城以北50里，宋没有理由再去那儿建地道。
不过，如果说在辽境就是辽修，那雄县、霸州都是宋境，难道是各修各的，这还是个疑问。
四
对这个疑问，有人提出是民间自发建造的看法。
这个说法有三点看起来比较有道理，能给古地道的谜团一些解释：一是民间各自修建，既不是官方修建，就无所谓辽境还是宋境了；二是民间修建主要目的不是军事作用，所以不利于藏兵运兵就可以理解；三是民间行为，官方没有记载也就容易说得过去了。
说到民间，宋辽对峙时期，雄州一带有个特殊群体——“两属户”。
柴荣在雄州停下北进的步伐，赵氏兄弟没能再走一步，辽取得了对宋的军事优势，不甘心雄州已属宋朝，宋的雄州下辖容城、归义两县，辽也在境内设立了容城、归义两县，主张对雄州一带的管辖权。
由此，从雄州城北界到白沟河之间，也就是今天雄县县城到白沟一带，成为宋辽争相管辖区域，形成史上少有的“两属地”（又称“两输地”）。这里的居民就是“两属户”（也叫“两输户”），要接受宋和辽的双重管辖，同时向两国纳税服役。
史料记载，宋神宗时，面对辽在“两属地”不断加码的压力，王安石主张“柔静”以对，通过谈判解决，可以适当让步，集中力量对付西夏，等解决了西夏再对付辽；文彦博则提出要针锋相对，毫不妥协。1072年到1073年，辽方巡马过界河骚扰，宋雄州知州张利一以强硬手段对付，引起宋廷多次辩论，最后还是将张利一免职，但这并不能解决辽人过界河的问题。
宋廷对“两属地”是进退两难，退是示弱，放弃祖宗基业，进又没办法阻挡辽的势力进入。在如何对待“两属户”上也存在矛盾，既想通过优待维系其“向化之心”，又对其与辽不断接触满腹疑虑。
“两属户”一仆二主，苦不堪言，曾到雄州给州官送羊酒，请求帮助改变“两属户”处境，州官也没辙。“两属户”一直持续到北宋和辽结束自己的历史。欧阳修《边户》写了“两属户”的情况：“自从澶州盟，南北结欢娱。虽云免战斗，两地供赋租。”
有“两属户”曾试图南逃到宋腹地，但宋对“两属户”的忠诚度有怀疑，规定“（两属户）私出本州界，并坐徒”，甚至不允许宋人和“两属户”通婚。有人认为，古地道是“两属户”无处可去，为躲避灾乱而建的避难所。
有论者提出，宋廷重文轻武，资料记录相当认真完备，掌管资料记录的职官多达几十种，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记录体系。如果古地道是宋的政府行为，即使是保密工程，动议也该由皇帝做出。别的资料没有，皇帝应该有圣旨口谕，因为朝内有专门起草和记录皇帝圣旨口谕的职官。尤其涉及财政、物料等项，会动用封桩库、右藏库、内藏库的金银，无皇帝圣旨不能取出。可是这些在宋朝的史料中至今查不出记载，之后的史家写宋史时也没有参考这些资料的痕迹。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此工程应与政府无关。
说是民间建设的避难设施，有一定的道理。历史上每遇战乱年月，人们就有在自己院落或耕地内挖置躲避洞的习惯。《元史·邸顺传》记载，金朝后期河北、河南百姓就曾开掘地道以避战乱，“群盗据城叛，民皆穴地以避之”。
清朝时一些富户，在建房时就设计构造了复杂的地下躲避洞，至今在山西的一些大院里都能找到这一系统。
抗日战争时期包括雄安在内的冀中地区，曾经开展过大规模的地道战。虽然称为地道战，但它最早也是从干部群众自发挖的藏身之所“蛤蟆蹲”开始的。雄县、容城所属冀中军区十分区的地道斗争，就是分区政委旷伏兆在“蛤蟆蹲”藏身后受启发开展起来的，成为战斗用地道是后期的事。
古地道用砖石铺砌，内有通气孔、灯龛、蓄水缸、土坑、储粮处等设置，也发现了罐、碗、盘、壶等器具，还有翻眼、掩体等防范装置，是集防备、藏身、吃住于一体的长久性设施。所以有人认为它属于躲避地道，是百姓用来避难的。不仅躲避辽朝骑兵，更躲避辽朝征税抓丁的官吏，也躲避宋朝的军队和地方官吏。因为多是永久性建筑，宋亡以后仍有利用，有的地道曾发现过明朝器物。
认为古地道是官方建造军事工程的说法，有些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对此，民间建造避难场所之说能解释通。但民间建造之说自身又带来诸多难解之处，比如这么大的工程，有统一制式的用砖和大体相近的结构，分布范围广还可能互联互通，且在宋雄州城内也有，只说是民间个体建的避难场所，难以让人信服。
五
古地道如同一头大象，有人摸到了腿，有人摸到了肚子，有人摸到了尾巴……
相关说法有各自的道理，也有各自的局限。国家权威部门使用了宋辽边关地道这个名字，符合我们现在对古地道的认知程度。
对于这个庞大的地下工程，现在能够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就是它建于宋辽时期（也有人提出是明代修建的），当时这里是边关。至于何人所建，什么性质，有何作用，这些都还有待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前段时间，新华社报道称：调查显示，雄安区域地质构造稳定，地面沉降和地裂缝较轻，没有制约城市规划建设的重大地质安全问题。“地下雄安”前途无量：区内地下100米深度内以黏性土为主，仅在26至40米深度分布连续含水层。总体上土体结构较均匀、颗粒较细，砂层分布较少，工程施工条件好，十分适宜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为保护地下26至40米深度的连续含水层，中国地质调查局建议地下空间分浅层（埋深0至26米）和中深层（埋深40以下）两个层位规划开发。浅层地下空间上部可作为仓储购物、生活娱乐、停车场和民防工程等建设空间，下部可作为综合管道、地下交通等建设空间；中深层地下空间上部可作为地下交通、物流通道等建设空间，下部可作为储水管廊、特种工程等战略基础设施建设空间。
这可以说明，雄安具有开发地下工程的优良条件。这里有记载的地下工程历史，早的有袁绍当年挖地道攻击公孙瓒的易京城，晚近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道战。
袁绍所挖是军事史上常见的攻击地道，随用随弃，早已无存。宋辽古地道与抗日地道相比，二者存在一些共同点：内部结构都比较复杂，都具有窄小的迷魂洞、迷障巷道、翻板、闸门等军事设施。
它们也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一是抗战地道中，除了厕所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生活设施，古地道中有通气孔、灯台、蓄水缸、土坑等生活设施；二是抗战时期所筑的所有地道，没有用砖铺就的，而古地道却全部都是用砖石铺砌而成。这说明，抗战时的地道是临时性的，是一种临时性的隐蔽所或临时性的战斗设施，人们每次进去的时间都不长，不需要用许多生活设施；而古地道则显然可以供人们在里面长期栖息，由于全部都是用砖石铺砌而成，可以经数百年乃至千年而不至崩塌损坏。
正因为此，当时长达万里的冀中抗战地道距今不过几十年，在不少地方还能找到当年活跃在地道中的人，而地道本身却仅在清苑冉庄等极少地点有存，其他均湮没无迹了。
抗战时期，在雄县米家务曾发生过激烈的地道战，而到村里走访，有纪念当年在地道战中牺牲军民的烈士陵园，也有能回忆当时一些情况的老人，但已找不到地道的任何痕迹了。古地道虽经历千年，却依然大面积留存，只不过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修建、使用这些地道的是谁。
在雄安新区，现在有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了宋辽边关地道，还有一处是南阳遗址。
对南阳遗址是燕都临易这一判断，目前争议不大，考古人员正在深入发掘，有望给出结论。史书上有临易相关记载，遗址范围也有限，对南阳遗址进行深入发掘，将所发现情况和记载对照就可以找出答案。
宋辽边关地道则不同，一方面还没有找到相应的正式记载，另一方面分布范围广进行全面开掘难度大。
既未能看到这“大象”的全貌，也没有找到这“大象”的正式介绍。
要回答这一巨大的地下“问号”，还需要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