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的起源
围棋的起源在中国流传最久远的说法是“尧造围棋,丹朱善之”。这句话的依据是战国时的文献《世本》一书,《世本》为战国时期赵国的史书。司马迁曾采用过不少《世本》中的资料,但《世本》并没有流传下来,现在能见到的多是明、清文人的辑本。
到了晋朝,张华在《博物志》中的记载加进了主观色彩,“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晋代人们已认为围棋有教育和启发智力的作用。
宋朝人罗泌在《路史·后记》里的记载比晋朝人张华更详细:“帝尧陶唐氏,初娶富宜氏,曰女皇,生朱骜很娼克。兄弟为阋嚣讼,游而朋淫。帝悲之,为制弈棋,以闲其情。”按宋人的说法,其中明显加进了程朱理学的教化色彩,反而更不足为凭了。因为尧造围棋一事不可能越往后世反而越详实。
根据比较可靠的考证,围棋不是一发明出来就完善到今天这个样子——横竖十九道。敦煌就曾出土过十七道的棋盘资料。围棋也应该像其他许多艺术和事物一样,有一个诞生、成长、成熟的发展过程。至于相传尧或舜造围棋一说,颇相似于神农氏尝百草,有巢氏造房子等传说,古时候的人们愿把某项重大的发明与发现归结到某个“大人物”身上,以表达对这项发明与发现的肯定和敬佩之情。至于有的记载说:“尧给丹朱制作的这副围棋是用文桑木做棋盘,拿犀角和象牙做棋子的。”就更可能是喜爱围棋的人流传的一个美丽的传说了。
至于,《大英百科全书》中说:“围棋,公元前2356年起源于中国。”《美国百科全书》说:“围棋于公元前2300年由中国发明。”公元前2356年,即尧即位元年,显然世界上最权威的百科全书,所依据也是中国“尧造围棋”的传说,而并没有十分严肃地弄清围棋真正的起源时间等问题。
另一个关于围棋起源的有名传说是“河图”、“洛书”说。相传在远古的伏羲氏时代,黄河里跳出一匹龙马,马背上画着一幅图画,人们称之为“河图”。大禹治水时,洛水(河南省境内流经洛阳的河)现出一只神龟,神龟背上也画有一幅图,称之为“洛书”。关于“河图”、“洛书”的解释有许多版本,一般认为“河图”为圆,象征天;“洛书”为方,象征地。“河图”上的符号代表着天上的星座;“洛书”上的符号则反映了地域观念的九州。古人认为地是方的,故围棋盘是方的。星星是圆的,故围棋的子是圆的。吴清源先生在文章里曾谈到围棋起源于中国古代的“星象图”,这和起源于“河图”、“洛书”说有极相似的地方。
中国的“八卦”按一种说法起源于“河图”与“洛书”的结合,演变成了“太极图”。“太极图”中的阴阳鱼(黑白鱼),黑白相反形成了对称结构,暗寓着宇宙阴阳(黑夜和白天)的变化和自然界永不休止的互相转化的运行。围棋起源于“八卦”说的人们更具体指出,“围棋盘上的‘天元’代表着宇宙和大地上的共同中心,即为‘天元’。分布在棋盘上的8个‘星’,分别代表了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8个方位。”《敦煌棋经》中说:“棋子圆以法天,棋局方以类地。”是和“八卦”说相一致,并成了“八卦”说中的有力凭证。围棋是否起源于“八卦”,仅凭《敦煌棋经》中的几句话还是无法作定评的。但是,围棋中所蕴含的“八卦”中的深刻哲理倒是挺有意思:古时的围棋规则,上手执白后行以显尊,下手执黑先行以示恭。如二人对弈不知道谁的棋艺高,通常年长者执白年幼者执黑。围棋到了近代演变成了竞技体育中的一项,才有了猜先和贴目以示公平合理竞争的规则,算起来还不到百年。执黑的一方在一盘棋中积小胜为大胜,终于赢下了这盘棋,再下一盘的话就有资格拿白棋;“八卦”阴阳鱼中黑色发展到了极端就变成了白色,颇暗合于围棋中的黑棋白棋的转换。如把学围棋的人一生下棋经历放大了看,初学时肯定是负多胜少,随着水平的不断提高,慢慢由老拿黑棋变成可以总拿白棋,白棋拿得时候长了,年龄也大了,后生之辈已崛起,白棋慢慢又拿不住了……完成了一个黑棋转换成白棋的过程,这种辨证的转换的确和八卦太极图相似,说围棋起源于“八卦”,因有其精神上的联系,故也成一家之言,但是“八卦”和围棋之间的联系过于飘渺,仅靠精神联系是不够充分的。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社会生产活动决定并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在每一个幼年民族中都可以看到一种强烈的倾向,愿意用可见的可感觉的形象……来表现他们认识的范围。”(《别林斯基选集》)
围棋作为一项精神范围内的艺术不可能有其超越社会规律的独立性,故而也应该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产物。围棋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基本没有歧义。春秋战国时代,中华大地上并行着数以百计的部落和诸侯小国,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几乎每个县就是那时期的一个国家。众多的小国要生存和发展,首要的是扩张领土,因而引发了大大小小以扩张和反扩张为目的的战争。这一现象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社会现实。
战争是决定一个小国生死悠关的大事情,必须慎重对待,在打与不打,何时开战等问题的决策上,古人用“问筮”和“占卜”的方法。但是在怎样打的具体战术问题上,古人也设计出了类似现在战争中使用的“沙盘”一类模拟器材。《墨子·公输》中有一段记载:“公输盘为楚(国)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国)。子墨子闻之,起(程)于齐(国),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楚国都城)……于是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堞(木头块)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拒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御有余,公输盘诎(同屈,认输)。”
这段记载形象地记述了当年的一场对“弈”雏形。围棋在古代名“弈”,汉朝杨雄在《方言》一书中说:“围棋谓之弈。自关而东,齐鲁之间,皆谓之弈。”汉朝许慎在《说文》中解释:“弈,围棋也,从,亦声。”弈的古文字画作为“”字,即两个人面对面手里拿着棋子对“弈”的情景。“弈”字的另一解释是指对抗的双方采用的种种针锋相对的策略。
根据以上说法,我们可否作这样一个大胆推论:子墨子和公输盘的“九攻机变”和“九抗之对应”就是最早、最初步、最原始的围棋,以后逐步演变成九道、十一道……十七道直至如今的十九道。《墨子·公输》篇中的记载,对抗双方都对“解带为城,以堞为械”那么认同和遵守,表明这是一种习以为常、约定俗成的比试高低的工具,这工具的发明显然在子墨子使用之前就已经存在,至于是何人、何时、何地发明的这器具,没有资料记载虽已不可考,但是说围棋起源于春秋时代也不是妄加推测。
围棋和军事的联系相当紧密,这大约也可以作为围棋起源于战争的依据。汉朝桓谭在《新政》中讲道:“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
宋朝人宋白,官至吏部尚书,他在《弈棋序》中说:“布子有如任人,量敌有如驭众,得地有如守国。”这更是将围棋和战争紧密地结合起来。
汉朝班固在《弈旨》中曾这样评论下围棋:“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他认为围棋水平的高低可分为四个层次,最高者有“天地之象”,最下者有“战国之事”,这也是将围棋与治国打仗相提并论。
汉朝人马融在《围棋赋》中直接把围棋比作兵法:“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相当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阵聚士卒兮,两敌相当;拙者无功兮,弱者先亡。”
元朝人虞集在《玄玄棋经》中说:“(围棋)经营措置之方,攻守审决之道,犹国家政令出入之机,军师行伍之法。”这和前人的论述是如出一辙的。
……
围棋和战争有如此紧密的联系,稍稍留心就可以从中找出十分准确的对应关系:两条大龙互相对攻,一方获胜一方悲壮战败,死伤棋子不下数十枚,颇似交战两国双方几十万大军搏杀起来气吞山河的宏伟;激战前夕调兵遣将的繁忙(抢战急所);短兵相接流血飘橹的残酷(紧气);千里奔袭的险巧;声于东而击于西的诡诈(攻击);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妙计;大战过去,斤斤计较的战后谈判(收官)等等都可以在围棋中找到现实中军事斗争的影子。围棋把这一切都包容了进去,通过对弈又体现了出来。
所以,笔者认为围棋应该是人类战争的附属产物,也就是说围棋起源于战争,起源于墨子等人的“沙盘”作业,这说法有一定道理吧。
如此一来,围棋的起源似乎变得不那么传奇、玄妙,颇让爱好者们有点失望。其实大可不必,任何事物的初级阶段都如此,看上去都显得很原始、幼稚、低级,但这并不妨碍它今后发展成长为一种绝妙的艺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