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译者前言(2)
1991年，两位学者罗伯特·弗里森（Robert Faurisson）和西格弗里德·威贝克（Siegfried Verbeke）出版了一本名为《安妮日记：另一面接触》（The Dairy of Anne Frank:A Critical Approach）的著作，宣称日记由奥托·弗兰克撰写，并提出日记内容有不少矛盾，质疑躲藏在后屋的可能性，以及文章风格与同年龄青少年有别的问题。安妮·弗兰克纪念馆和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在1993年12月向法院申请禁止该书在荷兰传播。1998年12月9日，阿姆斯特丹法院禁止任何否定日记及其内容真实性的印刷品在荷兰出版，违者将被罚款25000盾（约11350欧元）。
2006年6月，在德国东部马格德堡附近发生了一起在大庭广众焚烧安妮·弗兰克日记的事件，遭到德国公众的强烈谴责。同年7月28日，德国联邦刑警局发表声明，肯定日记并非伪造。2007年3月8日，舍内贝格地方法院以“煽动民众”和“诋毁对死者的纪念”的罪名判处策划这一事件的五名涉案青年缓刑九个月。
安妮·弗兰克生前说过：“我要活下去，在我死后也继续活着。”她的愿望实现了。为了纪念她，荷兰成立了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基金会致力于教育下一代反对种族歧视暴力，并为此设立了一个国际青少年中心，作为各国青少年聚会的场所。位于阿姆斯特丹市普林森运河畔的那幢房屋被辟为安妮·弗兰克纪念馆，如今已成为阿姆斯特丹的一个重要旅游景点，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世界各地前去参观访问，2005年接待了96.5万名参观者。
阿姆斯特丹市蒙特梭里学校——安妮的母校——现在改名为安妮·弗兰克学校。在德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还有她的纪念处，代替她在贝尔根—贝尔森的无标志的坟墓。但是，最重要的是，她的日记被保存下来，在全世界广为流传。正如恩斯特·施纳贝尔所说：“她的声音被保存下来了。这是几百万被压制的声音中的一个，它说出了这几百万人是怎么生活的……它比杀人者的嚎叫更持久，比时代的一切声音更响亮。”著名法国女作家爱尔莎·特丽奥莱写道：“安妮·弗兰克如果还活着，也许会成为作家、诗人。安妮·弗兰克的日记透露出一种早熟的才能，一种勾魂摄魄的感染力……对于那些要对这件丑事负责的人，安妮·弗兰克应该引起他们痛彻的内疚；对于那些曾和小牺牲者一起受苦、同样受苦和为她受苦的人，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应当成为他们沉痛的回忆。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具有崇高的人性，同时它又是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
《安妮日记》的中译本也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1959年第五期《世界文学》发表了我翻译的日记的一部分，读者反应十分强烈。我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要求把日记全部译出，以飨广大中国读者。为了不辜负读者的殷切期望，我用业余时间把《安妮日记》全文译成中文，并交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61年，出版社已将译稿审读完毕，准备发排。但没有想到，当时刮起一股“左”的台风使这部书稿半途而废。十年浩劫后，这部稿子由于种种原因仍然被埋没在书箱里，尽管我在《书林》等刊物发表评论推荐。1982年我去联邦德国访问，有机会去荷兰，终于实现了参观安妮·弗兰克纪念馆的夙愿。在联邦德国，著名汉学家马汉茂教授劝说我再次努力使《安妮日记》在中国出版。我当时还有点犹豫不决，因为其真实性一直有人质疑。如美籍学者夏志清1983年5月在香港《明报》撰文说：“《少女日记》（即《安妮日记》）很可能不是安妮·弗兰克自己的作品，而是她父亲奥托·弗兰克同人家合造的赝品。《安妮日记》当年太轰动了，刚出纸面本我就读了，连剧本也看了。为了查一查《少女日记》出版日期，在格廷根大学图书馆卡片目录上找到一本书，揭发《安妮日记》是伪造的。奥托·弗兰克生前从不把女儿的日记示人，究竟一共有几本日记簿也大成问题。我们在报章杂志上看到安妮的字迹，也是不一致的。奥托1980年去世，死前曾上过西德汉堡法庭，法官认为日记四册之一是用圆珠笔抄写的，而在1941—1944年间，荷兰国都根本还买不到圆珠笔。至少这一部分日记是安妮·弗兰克死后伪造的。按道理，此项消息大有新闻价值，但《少女日记》是大战后第一本反纳粹、同情犹太人的畅销作品，美国出版界一向是同情犹太人的，竟把消息封锁。《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皆不载此事，至今每年还有很多人到安妮·弗兰克荷兰故宅朝圣去……安妮·弗兰克已变成了犹太人民族浩劫的神圣象征。”1980年10月，德国《明镜》周刊也刊登文章怀疑日记的真实性。1983年11月，我应邀参加联邦德国文学翻译协会年会，在会上认识了荷兰著名女翻译家英格博·莱塞纳（Ingeborg Lesener）。我向她请教了《安妮日记》的真伪问题。据她说，《安妮日记》由奥托·弗兰克重抄并删节了一部分，因为这些片段涉及到目前仍活着的亲友，不宜公开发表，但《安妮日记》决非伪造，这在荷兰是已有定论的。听了她的介绍，我才放下心来。在此期间，国内某出版社出版了根据英译本翻译的《一个少女的日记》。我找来与德译本一比，发现错误百出。例如译者竟把“Donnerwetter”（天哪！）译成莫名其妙的“雷总是要炸的”，把“肖邦”译成“乔赛”，把“里约热内卢”译成“黎俄·德·简奈若”，把“戴高乐”译成“德·高卢”，把“德文”译成“俄文”，把“芬兰”译成“荷兰”，把“五十万公斤炸药”译成“五十万吨炸弹”。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莫扎特著名的《小夜曲》（kleine Nachtmusik）按不准确的德文发音被译成“克莱茵·那赫特玛西克”。这种“史无前例的翻译质量之低劣”（借用罗大冈语）的译本，其印数竟高达十多万册。这不是对原作的糟蹋，对不懂原文的广大中国读者的欺骗吗？这就更坚定了我争取出版日记中文版的决心。1989年，外国文学出版社以《少女日记》为书名出版了我翻译的这本日记。1991年夏，我应德国“欧洲译者之家”（Europäisches Übersetzer-Kollegium）的邀请，在施特拉伦住了三个月，那里离荷兰不远。我率领全家再次去阿姆斯特丹参观安妮·弗兰克纪念馆，把《少女日记》一本送给纪念馆。纪念馆负责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把1988年由Fischer出版社出版的德文新版本连同相关资料送给我。安妮第一次写成而未经整理的日记称为A版，第二次所写并经过整理的日记称为B版。奥托·弗兰克从A、B版中选材编成篇幅较短的一种版本，后来称为C版。全世界读者历来读到的《安妮·弗兰克日记》（包括中文版《少女日记》）就是这个版本。1988年新版本不仅包括A、B、C三个版本，补齐了被奥托·弗兰克删除的部分，使在旧版本中已有血有肉的少女安妮更加充满人性与活力，而且还收入弗兰克家族的背景资料、这家人被出卖逮捕与发配的始末、究竟是谁告密、日记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情况、日记改编成剧本及其引起的司法纠纷、对日记真实性的质疑及鉴定等相关资料，并附有大批图片史料，洋洋大观，对研究日记具有极大的文史价值。2006年我再次去阿姆斯特丹，发现安妮·弗兰克纪念馆又有了较大的改观。那天虽然下着小雨，但来自世界各国的参观者在纪念馆前排起长队，很多人都带着孩子。纪念馆负责人知道我打算翻译新版日记，带领我参观了不对外开放的部分，并让我翻看了许多珍贵的原始照片。2008年春，安妮·弗兰克纪念馆的巡回展览来到北京，首次与广大的中国参观者见面。是年5月，我在相隔十七年后再次访问了“欧洲译者之家”，在那里住了两个月，完成了《安妮日记》新版的初译。《莱茵邮报》对我进行了采访，在2008年6月29日以“安妮·弗兰克中文版”为题作了长篇报道。这次我依据的是Fischer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第七版，这一版又有新的补充。书中的注释都是我加的。我的夫人苏文华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并通读了全部译文，提出了中肯的修改建议。谨以此书献给Kim、Lynn、Joshua以及其他青少年朋友。
高年生
2008年7月于慕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