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译者前言(1)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文坛出现了不少反法西斯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就其内容和艺术手法而言，都不乏众口交誉的传世名作，如德国作家雷马克的《流亡曲》和《凯旋门》、西格斯的《第七个十字架》和《死者青春常在》、海姆的《人质》和《今日十字军》、美国作家马尔兹的《十字奖章与箭矢》，等等。然而，无论从印行版本、读者数量以及影响的深远而言，都比不上一个默默无闻的犹太小姑娘的作品：《安妮·弗兰克日记》。

安妮·弗兰克1929年6月12日生于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父亲奥托·弗兰克是一名德籍犹太商人。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弗兰克一家便离开德国，流亡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定居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占领了荷兰。德国法西斯也在荷兰用残酷手段迫害犹太人。为了逃避生离死别的命运，弗兰克全家便佯传失踪，躲进一座楼房的后部，即所谓“后屋”。除了他们一家四口——父亲、母亲、姐姐和安妮——以外，还有她父亲公司的职员范丹先生一家三口——范丹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彼得——和一个名叫杜赛尔的牙科医生一起避难。

八个犹太人在后屋生活，必须保持绝对安静，因为楼下的办公室和库房白天都有人工作。他们在这种名副其实暗无天日的境况下生活了两年多。小安妮就是在这种特殊条件下成长起来的。

1942年6月12日是安妮的十三岁生日。她收到的生日礼物中有一本日记簿。从这一天起，安妮开始写日记。日记除了开头那一部分外，都是写于后屋，是以书信形式假托写给女友吉蒂的。安妮把自己的忧虑、欢乐、爱情和失望全都倾诉在日记中，这本日记成了她的知心好友和莫大安慰。

安妮是一个聪明、善良、纯洁、敏感和热情的少女，上进心很强，学习努力，对一切问题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她的爱好和兴趣十分广泛，涉猎的范围遍及许多方面。即使在那前途渺茫、生命时刻都有危险的绝望处境中，她也从未对生活失去信心。日记洋溢着这个超常少女的颖慧与才华。她以与女友谈心的形式，探索人生的意义。她对生活的洞察超越了后屋那个弹丸之地，也超越了她所处的战争年代。她冷眼观察周围这一群普通人，记下了她对成年人的看法以及对各种问题的思考。不难理解，人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狭小的天地里，没有必需的生活空间和活动余地，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自然会受到损害。安妮正是通过对父母、子女之间的矛盾，对后屋避难者之间的种种纠葛的描写，从侧面反映了法西斯统治下人性所遭受的扭曲。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方面，安妮能对自己一分为二，无情地剖析自己，纠正自己的偏颇。此外，日记还记下了她心中的爱情萌芽和她对待爱情的严肃态度。

日记从1942年6月12日写到1944年8月1日。1944年8月4日，盖世太保冲进后屋，八个犹太人连同他们的朋友克莱曼和库格勒都被逮捕。9月3日，这八个犹太人乘坐一艘装着一千名犹太人的轮船离开荷兰，后来又被装上一列货车，经过德国境内，最后到了波兰的奥斯威辛。在站台上，男人和女人分开了。奥托·弗兰克就是在那里和他家人生离死别的。1944年10月，安妮、玛戈特和范丹太太被送到德国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弗兰克太太独自一人留下。她精神恍惚，拒绝进食，1945年1月6日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死去。范丹先生在毒气室被毒死。杜赛尔被押回德国，死于诺恩加梅集中营。1945年2月，党卫队在苏军进击下逃离奥斯威辛。奥托·弗兰克活了下来，被苏军解放。

在贝尔根—贝尔森，安妮曾遇到她的同学汉妮莉（即莉丝）。后来汉妮莉回忆那次见面的情景说：“天黑了，我等得浑身发抖。过了好久，我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莉丝，莉丝，你在哪儿？’是安妮在喊我。我顺着声音找去，看见她在铁丝网那边，衣衫破烂。夜里很黑，我勉强能看出她那瘦瘦的、晒黑的面孔，一双眼睛显得很大。我们哭了又哭，因为这时候我们当中，除了隔着一层铁丝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们的命运没有什么两样了。我告诉安妮，我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也快要死了。安妮告诉我，她一点也不知道她父亲的情况，她母亲留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这里只有玛戈特和她在一起，可是她病得很重。她们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以后，还看见过范丹太太。”

不久，范丹太太就去世了。玛戈特也在1945年2月底或3月初死去。一个生还者回忆道：“安妮那时已病了。她不知道她姐姐已不在人世。不过几天后她便感到了，不久她也死去。”死时她还不到十六岁。在罪恶滔天的法西斯强盗的摧残下，一个含苞欲放、才华横溢的少女就这样夭折了。

战争结束后，奥托·弗兰克回到阿姆斯特丹。他们的朋友米普和贝普将安妮的日记和手稿交给他。这些都是她们在盖世太保袭击后屋后在旧书报堆中发现的。奥托·弗兰克把安妮的日记抄录下来，作为纪念，在亲朋中传看。有人建议将日记公开发表。弗兰克先生把日记略加删节，就以“后屋”为名，于1947年6月在阿姆斯特丹首次出版，很快就印行了好几版。1950年，海德堡兰贝特·施奈德（Lambert Schneider）出版社将日记译成德文出版，第一次只印了4500册，当时德国很多书商还不敢把这本书陈列在橱窗里。但是，这本书很快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至今，它已被译成55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

1955年，日记被改编成剧本，在纽约演出，取得巨大成功，获得普利策奖和其他奖项。1959年又拍成电影。该片女主角温特斯（Shelley Winters）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此后温特斯将其获得的奖捐赠给安妮·弗兰克纪念馆。1956年10月1日，话剧《安妮·弗兰克日记》在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奥地利和瑞士这四个德语国家的七个大城市同时上演。在法国，日记也由乔治·纳孚改编成剧本，演出轰动了整个巴黎。观众们从剧场出来时眼中都含着泪水，大家都为这个少女的真挚感情所感动。在阿姆斯特丹，朱丽安娜女王观看了演出；这个城市正是剧中事件发生的地方。《纽约时报》报道这次演出的情况时写道：“当演出达到高潮和结尾——德国盖世太保猛击后屋门的声音响起时，剧场中发出一阵压抑着的啜泣声。幕落下好几分钟，观众仍寂静无声。皇室成员离开剧场后，大家才站起来。没有鼓掌。”

安妮·弗兰克纪念馆举办的流动展览，已在欧洲、亚洲、北美、南美等三十多个国家举行过展出。《安妮·弗兰克日记》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前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在美国发行版的序言中写道：“在我阅读过的书籍中，这是其中对战争影响的描述最为现实和聪慧的记载之一。”希拉里·克林顿也提到，安妮日记“唤醒我们不要再做出愚蠢的歧视行为”。1999年6月，美国《时代》杂志将安妮·弗兰克评为“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100名人物”之一。编者罗杰·罗森布拉特（Roger Rosenblatt）对她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安妮·弗兰克日记燃起了所有人对她的热情，她使人们认识到大屠杀、反犹太主义，也使人们认识到她的童真、善良、仁慈，更成为现代世界的精神象征——不论是在受着各式各样影响的个人精神道德，还是在坚定人类对生存的渴望与对未来的憧憬上。”他同时表示，当人们敬重安妮的勇气与实事求是的态度时，同时她对自身的分析能力与写作能力也使人钦佩：“她的声誉所以能长存不朽，主要是因为她具有高度文学水准。不论什么年龄来看，她都是一个水平极高的作家，能在当时残酷的现实环境下写出如此优秀的作品。”

然而，《安妮日记》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受到公众关注后，就开始出现批评与质疑。1958年，根据《安妮日记》改编的舞台剧在维也纳上演时受到一群抗议者的滋扰。他们质疑安妮是否确有其人，并要求找出当年逮捕安妮的盖世太保军官。1963年，西蒙·维森塔尔找到了维也纳警官、前党卫队军官西尔伯鲍尔。此人对当年的罪恶直认不讳，并在一张被他逮捕的人的照片上认出了安妮·弗兰克。这次事件暂时平息了对安妮·弗兰克是否存在的质疑。

不过，否定纳粹大屠杀的人并未停止抹黑日记的活动。尤其在德国，纳粹的阴魂还时隐时现。有些人认为，日记是亲犹太人组织的宣传品，而奥托·弗兰克也被称为骗子。为此，奥托·弗兰克生前曾多次采取法律行动。1980年奥托·弗兰克死后，《安妮日记》（包括书信和文稿）按他的遗愿转交给荷兰国家战争文献资料馆。该馆在1986年委托荷兰司法部对日记进行科学鉴定，确认其为真品。1990年3月23日，德国汉堡地方法院也对日记加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