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商业简史：华商文化的历史起源与演化
1.部落交换是最早的商业体验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人们要面临各种天灾以及猛兽的侵袭，为了生存下去，人们不得不联合起来对抗自然灾害和猛兽，部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形成的。可以说，部落是原始社会最典型的社会组织。
在原始社会早期和中期，人们靠采撷果实、合力猎取禽兽为生，还没有形成社会分工，生产关系也是“公社集体所有制”。由于生产力低下，更不会产生剩余产品，当然也就不会有商品交换。
到了原始社会后期，生产工具得到了改进，生产力也得到了提高。在生产力的推动下，开始有了社会分工，不仅在部落当中出现了专门从事农业耕种、狩猎这样的分工，还出现了游牧部落从其他部落中分离出来的大分工。生产力提高之后，生产资料在满足本部落成员需求之后有了剩余。为了不让这些来之不易的生产资料浪费，也为了满足更多的需求，于是部落之间的交换行为开始偶然出现，个别的、偶然的、最为原始的“物物交换”出现了。
根据历史考察，我国早期的物物交换距今已经有六七千年的历史。属于早期仰韶文化的河南、陕西、甘肃省的村落遗址中发现了产于沿海地区的海贝，这些海贝主要用来装饰，这就是自外地交换而来的物证。此外，在甘肃各遗址的墓葬中，除有沿海地区的海贝外，还发现了来自新疆的磨制玉片、玉缀，可见在这个时期，地区之间已经出现了交换关系。
据说，最初的物物交换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想要交换物品的部落会派出代表，把物品放在大家公认的交换场地，然后就找一个地方偷偷躲起来，不让前来参加交换的其他部落的代表看到自己。随后，其他部落的代表就会把要交换的物品放下，拿走自己需要的物品。等到对方离去之后，这位代表才会走出来拿走对方放下的物品。就这样，一次完整的物物交换就完成了。
到了原始社会末期，也就是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手工业也发展了起来，制陶、纺织、酿酒等已经发展成为专门的行业，甚至一些地区的居民已经掌握了冶炼技术，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升。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也由几个氏族公社组成一个部落，形成了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手工生产和畜牧业生产的部落。原始人类的产品除了满足自身需求之外开始有了部分剩余，为了获取自身没有的物品，在部落之间的边界上，开始了经常性、习惯性的物物交换。比如农业与畜牧业生产部落之间的交换，用蔬果换兽皮等。
《尚书·益稷》记载：“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这段话是说大禹曾经鼓励百姓贸易，将自己家里多余的东西拿出来交换。有虞氏部落首领舜也是一个擅长交易的部落首领，传说舜在做首领之前就曾因“顿丘（地名）买贵，于是贩于顿丘；传虚卖贱，于是债于传虚”而闻名。
《易经·系辞》有记载：（神农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说明神农氏时有了交易的“市”，有“市”就会有“商”，各人也就会各得其所。
【华商生意经】
在交易地点、交易时间、交易的物品、交易的主体齐全的状态下，人们以己之所余换己之所需，而己之所需恰为彼之所余，最终各取所需，都得到了满足，最早的商业活动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应运而生了。
2.私有制的诞生孕育了商业
《季氏将伐颛臾》中有“不患寡而患不均”，意思是说不担心分得少，但是却担心分得不均匀。但是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产资料有了剩余，如何占有和分配这些剩余的产品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
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也就是原始社会早期，生产资料集中储存，生活必需品按公分配，部落成员也严格按照“公心”来对待分配，所以不存在多拿多占。当然，当时也没有多余的产品供给。到了父系氏族时期，虽然必要的生活用品和食物还在遵循平均分配的原则，但是部落首领在分配物品的时候已经有了优先分配的权利，逐渐地他就比普通部落成员有了更多的物品，“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担忧成为了现实。剩余产品的不平均分配，直接导致了私有制的出现。而私有制的产生又为商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是商业出现的前提条件。
随着权力观念的产生，部落的上层人物普遍认为自己比部落其他成员分配到更多的剩余产品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为了能够占有更多的剩余产品，他们还希望能够有“制度”来保护他们的“私心”，这就导致了私有观念的产生。
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比女性更加强权的男性掌握了社会权力，部落的首领开始认为女人也是自己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在那个时期，三皇五帝中的伏羲氏制定了“一夫一妻制”，这导致了家庭的产生，家庭的产生也就促进了私有制的产生。
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也是伴随着家庭的出现而产生的。恩格斯曾说：“在野蛮的高级阶段，农业和手工业之间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工，这就直接导致了一部分劳动产品的生产，而且产量日益增加。”家庭剩余产品的逐渐增多，使得个体之间的交换变得越来越迫切。
个体家庭的出现，也使得“人人为公”的观念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人人为我”的私有观念。个体利益以及私心逐渐成了社会的主导意识，这也使得原来的协同作业的公有制劳动形式发生了变化，逐渐演变成以家庭为单位的私有的个体经济。在这种经济结构作用下，以家庭为基础的私有财富结构逐渐建立了起来，也就是私有制的物质形态确立了。
在财富掌握到个人手里之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个人的私有财富也越来越丰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也开始逐渐私有，归单个的家庭所有。由于产品剩余越来越多，部落之间的交换也越来越频繁，产品交换的频繁发生逐渐将原本发生在部落和氏族之间的交换推进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交换。
在剩余产品交换的过程中，产品的所有权发生了转换，而在这之前私有观念已经形成，相应的，所有权的观念也就产生了。当人们承认彼此对交换的产品有了所有权之后，一项交换才算正式完成了。
【华商生意经】
分工不断细化，生产也不再是单单为了满足生活，产品有了剩余，个体家庭成为经济主体，占有的观念逐渐产生，这一切都为商业的产生打下了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也就是商业产生了。”
3.商朝划时代的“工商立国”
原始社会的物物交换带有了商业的一些特质，但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真正的商业。而真正的商业起源于何时，最有说服力的是商朝。
商朝的前身是一个居住在黄河下游的部落，商部落畜牧业发达，牲畜是商部落和外部交换的主要产品。相传，商部落的首领王亥就非常善于进行商品交换，他经常带着牲畜和其他部落进行贸易，而且获利颇丰。尝到了甜头之后，商部落成员就把交换商品当做了谋生的手段之一。
王亥后来还把生意做到了黄河北岸，不过在一次运送货物的途中被狄人有易氏杀害，货物也被抢走。王亥的儿子为父报仇，起兵攻打狄人，灭了有易氏，夺回货物，商部落的势力也扩大到了易水流域。而商部落的一部分人沿用了王亥的贸易路线、贸易手段，并加以扩展，最终产生了专门进行长途贩卖的商贾。
早期的时候，商人被称为“商”和“贾”，“通物曰商，居卖物曰贾。”这就是行商坐贾的说法。至于“商人”一词的由来，大多认为是在周灭了商之后。殷人善贾，周人重农。周朝很看不起四处做买卖的殷人，于是就蔑称殷人为“商人”，这是比较认可的“商人”一词的由来。虽然周朝看不起经商的殷人，但是也不得不依赖他们通过贸易让剩余产品流通起来。这也间接说明了殷人非常善于经商。
凭着精明的头脑和勤劳的品质，商部落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部落的势力逐渐扩大。到了王亥第七世孙汤的时候，商部落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畜牧业，手工业和农业同样非常发达。而此时，夏朝已经走向衰败。夏朝最后一个帝王夏桀暴虐无道、荒淫无度，据说夏桀光女乐就有三万人，而且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
夏桀的无道也给商汤带来了机会，他鼓励商部落的妇女赶织“文绣纂组”，用来从夏朝那里换取大量的粮食。如此一来，不仅削弱了夏朝的实力，而且扩充了自己的势力。后来商汤起兵攻打夏桀，灭了夏朝，建立了商王朝。由于商业贸易为自己部落夺取政权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所以商朝对商业非常重视。在商朝，商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变得日益成熟。
商朝时期的商业还是集中在城邑里，城邑里有常设的“市”，“市”当中还设有各种“肆”。相传，姜太公在遇到周文王之前，就曾在商都朝歌和孟津的“市肆”中做过负贩、屠宰和卖酒的营生。
当然，商朝不仅重视商业，还重视手工业、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以手工业为例，商朝的制陶业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进步，不仅有大批量生产的大路货，也有专门为上层社会制造的精美陶器。另外，青铜冶炼技术也已非常纯熟，能够打造出精美的青铜器皿，也能冶炼出坚韧、锋利的青铜器具。商朝后期的后母戊大方鼎（原称司母戊大方鼎）就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作。
【华商生意经】
在商业、手工业、农业等良性循环下，商朝的经济呈现出良性发展。“商”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丰富，并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商朝也藉此成为当时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大国之一。
4.诸侯发展手工业催生了商品经济
原始社会晚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但是手工业自从产生之后，就一直把控在上流社会手中。原始社会晚期，手工业被部落首领以及部落中的“特权阶层”掌握，生产出来的手工业产品也都由他们来支配。到了夏商时期，手工业也是被奴隶主和贵族来掌握，王室和各属国的奴隶主垄断了多种多样的手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极大地满足了王室和奴隶主，他们之间并不需要什么交换。但是王室和奴隶主无法消耗掉所有的产品，产品出现剩余，就需要和外部进行交换。另外，为了进行手工业生产，王室和奴隶主也需要从其他地方换来生产资料进行生产，手工业的出现促进了商品交换。
周武王灭商之后建立西周，西周的手工业状况和商朝区别不大，实行“工商食官”的制度，指当时的手工业者和商贾都是官府管的奴仆，他们必须按照官府的规定和要求从事生产和贸易。在这种制度下，周王室和诸侯都有官府管理的各种手工业作坊，属司空管辖。在官营工商业之外是否存在私营工商业，目前在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当时民间的商业活动相比农业来说，显得比较弱小。
“商品经济”在原始社会已经萌芽，但是到春秋中期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其实严格来说，当时只是具备了商品经济的一些特点，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真正形成的时期，应该是春秋中后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诸侯纷争的时期，此时周王室衰微，失去了控制诸侯的力量，形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诸侯国之间战乱不断，互相兼并。为了能够在战争中立足，也为了能够富国强兵，走上霸主的地位，诸侯国采取了多种措施鼓励发展经济，巩固实力，增强统治。鼓励发展手工业，施行重商政策就是其一。
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必定会给国家带来大量的税收，这对增强国家实力非常有利。另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更加精细，手工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剩余产品的增加，使得商业活动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也在逐渐失去对商业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专门为了商品买卖的生产者，商品经济也就在这个时候正式形成了。
生产力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民间私人手工业的发展，政府对手工业商品交换的控制越来越弱。到了战国时期，手工业的经营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个体经营的小手工业蓬勃发展起来，这些个体经营的小手工业是专门从事商品生产，为贸易的流通提供产品；二是“豪民”经营的大手工业迅速崛起，主要从事采矿、冶铁和煮盐，对开发山林川泽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税收；三是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普遍存在；四是官营手工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值得一提的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诸侯国金属铸币逐渐兴起，金属铸币的大量流通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另外，商人对于诸侯来说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的身份逐渐被认可，取得了和市、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理所当然，商业贸易也越来越被重视，成为国家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
【华商生意经】
诸侯国意识到了经济对政治的重要作用，进而采取一系列重商政策，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逐渐繁盛起来。
5.秦汉“官商一体化”战略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华夏实现了地域上的统一。随后，秦又统一了货币、文字、度量衡、车轨。伴随着这些形式上的统一，巩固了秦朝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经济也出现了繁荣景象。尤其是货币的统一，改变了当时市场上货币混乱的局面，极大地便利了全国各地的商品流通，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商人提供了许多便利。同时，货币的统一对国家税收的征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从战国时期我国就进入了封建社会，整个封建社会推行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就是“重农抑商”，这是因为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王朝建立的基础。虽然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推动工商业的发展，但是政府方面却一直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虽然封建王朝承认了商人的地位，但是商人的地位并不高，排在了士、农、工之后。
当然，国家的抑制并不能阻止商业前进的脚步，尤其是在西汉初期，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政府不得不推行了一系列鼓励商业的政策。
西汉初年的重商政策主要是出于政治考量，由于连年战乱，国家财力紧张，据说当时皇帝出行都找不到四匹颜色相同的马，大臣出行更是只能乘坐牛车，国力贫乏可见一斑。为了缓解财政上的困难，国家确实需要富有的大商人的支持。
另外，在汉代初期，国家实行了轻徭重赋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这项政策的实行也离不开商人和商业的支持。农民要以货币形态缴纳各种“赋”钱，他们就需要出售大量农产品以及劳动力，有时候还需要借高利贷，这一切都离不开商人手中持有的大量货币。还有，政府也需要购买大量的生活用品，或者其他的花销，而这些也需要通过商人和商业来实现。所以说，虽然政府重视农业，但是却又离不开商业经济的发展为国家提供的大量财政收入。出于这些考虑，即便是统治者不想重视商业、不想依赖商业也不行，因为商业的发展为他们的统治提供了基础。
战争使国家积贫积弱，但是一些富商巨贾手中却掌握了大量的财富。这些商人巨大的财力物力，也使得政府不得不实行重商政策。因为这些富商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即便一些“国君”、官吏都要从他们手中借贷。
富商们手中虽然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不过他们的身份地位并不高，所以一些富商开始买官，以此进入仕途，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西汉的惠商政策中也有卖爵政策，这也就造成了官商勾结，有些官员甚至直接进行商业活动，在宅邸中设立“市”。这种非法的商业活动和权力勾结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的一大特点。
国家虽然推行了一系列重商政策，但是并没有放松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一些事关国家命脉的行业被牢牢掌控在国家手中。而且国家也意识到了官商勾结对国家的危害。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实行了一系列严厉措施来打击这种官商勾结的行为。
【华商生意经】
改革措施不仅维护了广大普通商人的利益，维护了正常的商业秩序，也使得国家开始更多的介入到商业活动中去，开始分割那些大商人的利润。国营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国家对大商人的依赖大大降低，国家在商业政策上更自主。
6.三国纷乱背后商业暗流涌动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战乱四起，军阀再次割据混战。在这种政治格局下，商业的发展自然受到了影响。一直到曹操平定了北方之后，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
当然，并不是说战乱时期，商业就没有发展的空间。实际上，虽然当时三个国家呈割据之势，彼此之间呈对立的态势，但是民间的商业活动却从来都没有中断过。许多商人还在四处奔走，商业的发展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全国各地依然能够看到各种商业活动。
不仅仅是民间的商业活动不曾中断，即便是三足鼎立的魏蜀吴之间也没有断绝了贸易的往来。《吴主传》中有记载：“魏使以马求易珠玑、翡翠、玳瑁。权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魏国和吴国在商业上有一定的互补性，魏国的君主喜好海外的奇珍异宝，而吴国却缺少马匹等战略物资，双方的互补需求也为两国之间的商业活动提供了机遇。
另外，《丹阳记》中有记载：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凡此诸端，实为蜀、魏、吴通商之明证。由此可见，在三国战乱时期，三个国家由于对对方的物资有需求，彼此之间的商贸往来还在继续。
当然，这只是上层之间的贸易。对于平民百姓，统治者禁止三国百姓互通有无。不过尽管统治者不允许民间私自交易，但是边境上的互市依然存在，这样的互市不仅仅是平时存在，即便是在战争爆发的时候也未曾断绝。通过互市，一些和生活相关的必需品就在三个国家之间流动开来。不难看出，虽然当时的政治环境并不理想，但是商业活动却依然存在，并且还在缓慢地发展。
不理想的社会环境并没有中断商业的发展，而且在政治和商业活动中，一些大商人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刘备起兵之初，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正巧在涿郡贩马，他们看中了刘备的政治才干，于是就赠予刘备大量钱财和马匹，帮助刘备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后来刘备在徐州遭到重创，世代经商的糜竺又站了出来，他不仅把妹妹嫁给了刘备，还赠送给刘备奴客二千，并资助他大量钱财，让其东山再起。
糜竺并没有什么政治才能，但是却善经商，家底丰厚，所以曹操、陶谦等人对他都青睐有加。陶谦为徐州牧的时候，糜竺做了他的佐使。陶谦病故，糜竺就根据陶谦的遗嘱，迎刘备为徐州牧。后来糜竺又跟着刘备投靠了曹操，曹操对糜竺兄弟许以官职，但是糜竺兄弟忠于刘备，并没有上任。由此可见，当时的富商巨贾在统治者眼中依然有很高的地位。
另外，为了增强国力，在战争中占得上风，三个国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鼓励商业的发展。所以说，大的环境虽然不理想，但是商业还是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华商生意经】
三国时期的战乱没能中断国内的商业往来，而且就连中原和西域的商贸往来也没有中断。各国商人冒着战争的风险，长途跋涉，在刀光剑影中依然进行着商业活动，将商品运送到各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7.隋唐城市商业兴旺发达
城市的繁荣，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商业的繁荣。
在西汉时期，全国有六大商业城市。都城长安是当时全国的商业中心，也是和西域各国通商的中心；临淄是齐鲁地区的商贸中心、纺织中心，人口也比长安多了十万有余；河南地区的商贸中心一向是洛阳；邯郸是河东、河内的商业中心，有“富冠海内”之称；南阳的冶铁极为发达；巴蜀一带的盐、铁、布在成都集散。
东汉末年，战乱频繁，这些繁华的商业中心屡有迭起。一直到隋唐时期，这些商贸中心才又见辉煌，尤其是长安和洛阳，分别成为首都与陪都。长安的繁华一时无两，成为最大的商业中心，也是和西域各国进行贸易的中心。
可以说，隋唐时期是我国商业的又一兴盛时期。在这个时期，国家统一，统治者减免关税，生产关系得到极大改善，生产力也快速发展，这些都为商品的流通提供了基础。这一时期商业日趋兴旺，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城市商业兴旺发达。
在隋唐时期，国内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商业城市。比如广州、扬州、长安、洛阳等等。在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东都洛阳日益成为往来商船的集散地，成为南北物资的集散地。史书有记载：“商贾贸易车马，填塞于市。”可见商业贸易之活跃。
另外，丝绸之路以及海上贸易之路的开通，使得这些城市“街道上中外商贾云集，市肆店铺各有专营”，甚至还出现了为商业服务的“银行”——钱庄，这是我国出现的最早的金融机构，比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要早六七百年。
文献中非常详细地记载了当时城市商业繁荣的景象：“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贾贸易车马，填塞于市。诸番酋长入朝者，常请于东市交易，炀帝许之，先命整顿市肆，檐宇如一，咸设帷帐，珍货充集，人物华盛。卖菜者，籍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座，醉饱而散，不取其直。”这段话描绘了当时城市商业的繁荣，天下的车马都汇集到一些大的商业城市中，进行各种各样的买卖。不单单是陆上贸易繁盛，通过海上通道，世界各地的商船也来到这里集散，甚至会出现万艘商船齐至的壮丽景观。
到了唐代后期，南方的商业城市也兴盛起来。像苏、杭二州，人口曾一度高达十万户。更值得一提的是扬州，已经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商业城市——“商贾云集”“富庶甲天下”。
当时的城市实行坊（住宅区）市（商贸区）分社的制度，在隋唐时期仍然保留。市内建市楼，市官在市楼内办公，以“察商贾货物买卖”。
【华商生意经】
随着城市商业的快速发展，商业活动逐渐打破了市的格局限制，市四周各坊、主要道路以及城门附近也出现了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店铺。坊市格局被打破之后，人们不再按时进市，到了夜晚，街上还会有人。为了适应这些人的需求，于是就出现了小的摊贩。就这样，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坊市格局被打破，形成了以街道为中心的城市商业格局。
8.伴随城市化发展的两宋商业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别样的朝代，它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实现过华夏一统，但是却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大放异彩。城市的设立已经不再是单单为政治服务，而是发展到了为商业服务而设立城市的新时代。
在隋唐时期，坊市制度依然盛行，但是到了宋朝时期，坊市制度已经基本解体。可以说，打破坊市制度的限制，是宋元商业的典型特征。从北宋开始，在城内城外都可以看到商业店铺，而且同一行业的店铺往往集中在一处，小商小贩、沿街摊点也非常普遍。
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十分生动地再现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画中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的商店门首还扎“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
北宋的都城汴京在当时是闻名世界的大都市，伴随着坊市的解体，街市也悄然生成，在这之后，城市商业活动不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基于这种变化，导致了城市整体变革，不仅是城市的功能性划分出现了变化，城市的整体布局结构也出现了变化，这些都使得中国古代的城市更加完善。
在当时，坊市制度完全解体，市场已经不再受限制，于是就朝着最有利于市场的方向发展，并借助一切有利的条件迅速成长壮大。两宋时期，大到豪华都市，小到一般城市，基本都有了专门用于商业交易的街市。
宋代的街市管理相对宽松，一些普通人也可以在街边开店，招揽生意。这种有别于以往的商业布局，极大地丰富、繁荣了商业城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我国古代城市的革命性的变革和发展。
街市的出现虽然打破了坊市的限制，但并不是说两宋时期的城市中没有了集中交易的市。两宋的城市和以前相比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夜市出现，并演变成常态。在宋代以前，官府实行宵禁，严禁夜市。有史书记载，宋太祖赵匡胤曾下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己未不得禁止。自此之后，夜市不断发展壮大。到了徽宗时期，夜市变得更为繁华，有些地段甚至通宵达旦，人声鼎沸。一些酒楼、茶肆、饭庄也是通宵营业，还出现了大型的娱乐场所——瓦子，以及一些妓馆等等。
到了南宋，虽然其偏安一隅，但是城市的发展并未受到影响，反而更加完善。以当时的都城临安为例，城市的布局堪称完美，许多商业街都是通宵营业，临安甚至被称作“东南第一州”。可以说，南宋是古时杭州最为辉煌的时期。
【华商生意经】
在北宋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交子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商品的买卖，尤其是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不用再担心搬运铸币的麻烦。
9.马可·波罗笔下的元代繁盛景象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不实行抑商政策的寥寥无几，而元朝就是其中之一，也由此带来了元朝商业的繁华，国内、国外的贸易异常发达。
元代的一些文人墨客的作品中也有对都市繁华商业的描写。欧阳玄的一首《渔家傲》中描写了九月的元大都花卉市场的盛况，其中有“一本黄花金十镪，富家菊谱签银榜”的记载，大意是说一株菊花的价格高达十两银子，但是富贵之家还是纷纷到花厂下订单。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元大都商业的繁茂。
另外，黄仲文的《大都赋》也生动地描写了元大都的繁华。“论其市里，则通衢交错，列巷纷纭。大可以容百蹄，小可以方百轮，仿可见，佛而闻。城南之走城北，去而晨，归而昏。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歌棚舞榭，选九州之荣芬……”文章描绘了元大都经济繁荣的景象，虽然有溢美之词，但是与其他史料相佐证，也基本符合当时的情形。
忽必烈宠爱的外臣、真金太子的好友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也对元大都有过精彩的描述。马可·波罗于1275年到达元朝的首都，与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友谊。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回到威尼斯之后，马可·波罗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口述旅行经历，由鲁斯蒂谦写出《马可·波罗游记》。
应知汗八里城（汗八里，蒙古语，指元大都，今北京）内外人户繁多……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不息。
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有千车。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他数种物品。
此汗八里大城之周，有城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都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
在马可·波罗的口述中，元大都几乎就是用黄金当地砖的天堂，其富丽堂皇在当时世界上无出其右。当然，马可·波罗的叙述并不局限于元大都，而是将元朝全国商业的盛景尽数口述给了鲁斯蒂谦。
《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一经推出就引起轩然大波，有怀疑的，但更多的是想要去元朝一探究竟，也可以说是想前去淘金。
元朝的商业之所以能有如此盛况，一方面是元朝的统治者没有实行抑商政策；另一方面，大一统的格局，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大环境。再加上元朝的统治者重视商业的发展，采取积极的商业政策，也为商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他们鼓励通商，对于通商会给予一定的奖励，并且减轻了商人的赋税，这些都给了商人更多的利润空间，也就极大地刺激了商人的积极性。
【华商生意经】
可以说，元朝统治者做了许多促进商业发展的工作，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在元朝，具有封建特色的自然经济开始逐渐瓦解，商品经济反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0.明代迎来全民皆商时代
和元朝一样，明代也是一个重视商业的朝代。明朝人的商业意识比前代要高出许多，尤其是到了明中叶之后，社会上经商的风气特别浓厚，就连一向都瞧不起商人的文人也开始涉足商场。他们有的兜售字画，有的给商人撰写碑文、墓志铭，也有的编纂图书卖给读书人，这些人在经商的过程中都获利颇丰。
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这是明代商业发展的一大特点。当然，商业的发展也给国家带来了大量税收，这也促使政府更加重视商业。可以说，在明代的时候，商业已经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了较高的地位。
商业地位的提高也带动了商人地位的提高，而且统治者也不像以前的朝代那样歧视商人。比如实现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就说过：“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可见，在盛世唐朝，商人也是被歧视的，商人不能做官，不能参与政治，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商人的权利。
到了明朝，即便是明朝初期，统治者们对于商贾的限制就已经开始减少了。朱元璋曾表示，商贾不仅仅是服务于民间的，也是服务于官府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商业的地位。另外，在明代之前，商人的后人是不可以读书的。朱元璋认为这很不合理，于是就让儒士专门编书教育商人的子弟。明成祖朱棣也很重视商业，曾多次减免商人税收。统治者的鼓励让商人的地位大幅提升，他们也就更加放心大胆地从事商业活动。
所以，在明朝的时候，人们并不歧视商业活动，反而踊跃参与到商业活动中去，就连妇孺也加入到了商业活动中。在浙江，一些乡间信奉观音，在观音诞会举行许多活动。在这个时候，一些妇女儿童看准商机，出售一些纸锭、香烛，换取钱物。在江南，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是传统的祭灶日，在这一天，许多儿童拿着画有灶王神像的纸画在市场上叫卖。
到了明朝中后期，“恤商”“重商”的风气弥漫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加上此时明朝已经建国百余年，社会安宁，盗贼不作，人口繁多。这种自然经济和政治环境的稳定，给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明代的戏曲家何良俊有过这样的描述。
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矣。
何良俊所言也许有夸大的成分，但是“去农而改工商业者”与以前相比确实增加了许多。大量农民脱离土地转而进入工商业，使得这一时期的城市手工业和农村手工业都有了显著的发展，手工业的发展也拉动了商业的繁荣。
【华商生意经】
明朝重商的风气使得明朝的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其结果也令人感慨不已。当整个社会对经商持支持和赞同的态度时，尤其是统治者支持商业的时候，商业的发展就会非常快。可以说，明朝确实已经有了全民皆商的意识，这种商业意识的延续和发展，在我国商业史上也留下了非常靓丽的一笔。
11.资本主义萌芽与行会组织发展
明朝“重商”“恤商”政策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促使了资本主义萌芽形态的出现。不过因为各种原因，资本主义并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
到了明朝中后期，商业已经非常繁盛，商品经济发达，手工工场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加上变法和徭役制度的改革，一方面民众可以通过缴纳一定的钱财代替徭役，而且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束缚也大大减轻，农民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他们可以接受工场主的雇佣，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尤其是纺织业比较发达的江南，雇佣劳动变得非常普遍。
《醒世恒言》中有这样的描述。
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一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鲮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
这段话反映了当时苏州地区的丝织业非常发达，丝绸贸易也非常繁华，可以说这是当时中国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
江南地区从事丝织行业的大都以夫妻店开始，他们开始的时候只有一张织机，夫妻二人通力协作，共同努力。积累了一定的资产之后，他们就开始扩大生产，购买更多的织机，并雇佣其他人来进行生产，最后成为拥有数十张织机的工场主。其实这个过程也展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诞生的过程——小生产者通过资本积累扩大生产。
这种雇佣劳动的现象在明朝后期就已经极为普遍，一位地方官员曾在他的作品中有过这样的描述。
我吴市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餮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
其中的“大户”“小户”大概就是资本主义早期手工业作坊中的雇主和雇工了。
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规范行业秩序、分配社会资源的团体组织——行会组织出现并不断发展壮大。
中国的行会组织在隋唐时期就有了雏形，并且不断发展。经过一千多年的成长，到了明清时期，行会组织的规模已经非常大，而且发展得也非常好。到了清朝的时候，在一些大城市里，行会组织非常有实力，行会组织内部的行规也越来越规范，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行业。
行会组织的存在，对商业的影响非常大。行会规定了关于学徒、帮工的限制，有关于非行会手工业者的排斥，对于市场上的价格、工资水平、生产资料的调配等等都有限制和管控。对于行会会员来说，他们可以借助行会发展壮大自己，通过行会维系自己的利益。当然，行会组织确实保护了行会会员的利益，对商业活动有一定的帮助。不过行会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业活动的发展，因为有许多行会组织各自为战，极大地浪费、分化了商业资源。
【华商生意经】
不管是资本主义早期手工业作坊，还是行会组织，在重农轻商的封建社会是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的，只能是以初级的、萌芽的状态出现，因为封建社会是不会孕育出近代工业的。
12.晚清票号业务开始勃兴
票号开始于清朝初期，繁盛于清朝晚期，是一种专门经营货币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类似于今天的银行。票号的总部一般设在北京，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号，发行的庄票在各地都可以兑付。由于经营、管理票号的多是山西人，因此也称为“山西票号”或“山西票庄”。
票号之所以最先在山西兴盛起来，一方面是因为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经非常雄厚，就连慈禧太后都找山西人借钱还国债；另一方面是山西商人大多从事长途贩运业务，商品流转和资金流转比较慢，而且需要垫付大量资金，如果资金不足就只能从社会上借高利贷。为了满足商人资金上的需求，山西商帮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账局也就是票号的基础。最后，山西的商号遍布全国，每年统计商号盈亏都需要拉回山西总号进行统计、分红，总号和分号之间也有大量的资金调拨，如果雇佣镖行护送现银，则极不安全，所以，经营货币汇兑业务的票号就诞生了。
票号的首创者是平遥商人雷履泰。雷履泰是天津日昇昌颜料铺的经理，考虑到远道运送现金既困难又不安全，于是就尝试用汇票来结算和日昇昌有业务往来的商铺的账目。起初，这个方法只是在重庆、北京、汉口、天津试行。后来，雷履泰看到经营汇兑业务收入非常可观，于是就把兼营汇兑业务的日昇昌改为专营汇兑业务。由此，日昇昌以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载入史册，而雷履泰也成为公认的票号的创始人。
受到日昇昌的影响，在山西平遥、太谷、祁县等地，许多当地的商人也发现了票号的商机，他们开始集资，共同开设一个票号。从此，票号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一个行业。
到了道光年间，票号的影响力已经非常之大。江苏巡抚陶澍在道光八年（1828年）曾言：“每年从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等地来苏州买货的银款多达数百万两。各省商贾俱系汇票往来，并无现银运到。”而当时进行汇票往来的主要机构就是票号。
票号能够迅速发展壮大，根本上是因为他们的信誉非常高，而且在票号内部也有着严格的管理，票号对客人的秘密严格保守。这就吸引了一大批达官显贵将他们的钱财存入票号，因为他们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钱。
清朝时期，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以白银和铜钱为主，但是这两种货币灵活性不强，而且对市场的反应不敏感，兑换率也不稳定，这些都影响着商业的发展。到了清朝晚期，鸦片战争之后，银票和钱钞这样的纸币相继出现，而最先发行这些纸币的就是票号。后来政府开始发行纸币，也称为“银票”和“钱票”。
【华商生意经】
到了19世纪70年代，政局动荡，加上经济危机，许多票号出现了挤兑风潮，无力支付挤兑风潮的票号纷纷倒闭。辛亥革命之后，票号生意越发衰落。民国初期，票号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完成了它既喜且悲的一生。
13.民国短暂的商业黄金时代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开始了共和年代，但是新政权也接收了旧社会留下来的烂摊子，千疮百孔的经济状况让国人感慨不已，尤其是破败的金融行业，更是让人唏嘘不已。
当时的实业家，有“棉纱大王”之称的穆藕初曾感慨，实业虽为社会所需要，然而依赖于金融业的调剂，纵览各国历史，农工商百业发展之主因，无不以金融机关为入手先著。金融与百业发生之关系，无异乎血脉与人体。血脉旺则人体健，金融流通无滞，而后百业始有发挥之余地。
有感于金融业对国家的重要性，一批像穆藕初一样的爱国实业家投入到了金融行业。尤其是在1916年前后的上海，这是中国金融业最为发达的地方，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银行群体，这些银行的管理者多是江苏和浙江一带的留洋学生。他们在国外受过系统的金融方面的教育，也有过在国外银行的从业经历，这些对他们的帮助非常大。这些人对国际金融规则了解透彻，又能结合中国国情，他们认为要想实现中国经济复兴，需要把工商业作为经营的重点。比如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行训之一就是“辅助工商”——抱定辅助工商实业的宗旨，凡可以增加国民生产力、改进国民生活的事业，当尽力为之。
于是，在各方的努力之下，民国时期，中国的商业再次出现了一个高涨的时期，虽然时间比较短，但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实力雄厚的实业家。
比如荣氏兄弟（荣德生、容宗敬），他们从晚清时期就开始创办实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的企业蹿升为中国面粉和棉纱两个行业的龙头。他们的“兵船牌”面粉具有国际竞争力，曾经在欧美和东南亚都有销售。1919年前后，“兵船牌”更是已经变成了世界知名品牌。他们创立的棉纱品牌叫“人钟牌”，上海的棉纱交易所，曾经就以此为标准进行交易。
荣氏兄弟在上海、无锡、汉口等地创办了大量实业，纺织行业有9家企业，面粉行业有12家企业，还有其他一些附属企业。在面粉和纺织行业，荣氏兄弟占据了半壁江山，即便在外国的知名企业家眼里，荣氏兄弟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1912年，荣德生在家乡无锡太湖旁边种了3000棵梅花，建了一个公园，就叫梅园。从一开始这个梅园就不是私家园林，建好以后就开放，任何人都可以不用买门票进入。
当然，荣氏兄弟不仅仅在实业方面有所建树，他们还致力于教育事业。他们在无锡办了许多学校，有4所男子小学、4所女子小学，还创办了工商中学和一个“豁然洞”读书处，读书处就在梅园里。后来他们还建立了江南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华商生意经】
在民国的黄金时代，实业家、金融家共同创造了一个璀璨的年代。金融家的活跃为实业家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进一步推动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为中国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商业的发展也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14.改革开放与全球化浪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几年时间的改造，逐渐形成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体系，中国的农业、商业、手工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复苏，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随后到来的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甚至一度到了崩溃的边缘。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百废待兴。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肯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在商业领域，国家推行了“三多一少”的举措，特别是实行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举措。这些举措使得中国的经济迅速地活跃起来。
改革开放的政策推出之后，国家一方面对国营商业、供销社进行改造，一方面逐步放开国内市场，让私人经营和小商小贩迅速地活跃起来。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发展，到了1996年，全国私营商业达到了19.8万户，从业人员多达165万；个体商户更是超过了1000万，从业人员将近2000万。
随着私营商业和小商小贩的活跃，中国的经济逐渐复苏。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推进，政策的进一步放宽，使得中国逐渐形成了国营、国有控股、供销社、中外合资、私营商业共存的商业形态。多种经济形态共同存在，相互竞争，相互合作，极大地激活了市场，使得中国的经济在短时间内实现了飞跃。
1978年前后，中国商业实现了从统配统销到自由流通、从直接控制到间接调控、从国有集体一统到私营为主、从单一业态到多样化的转变，中国商业迅速完成了市场化的飞跃。不仅给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也改变了国民的生活。
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腾飞，而开放就是要让中国融入到全球化当中。可以说，改革开放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当然，加入世贸组织，势必会给中国商业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开始参与到世界经济大循环当中。而国际贸易的原则、规范也会越来越多的规范国内的商业企业。
当然，融入到全球化当中势必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冲击，比如降低关税、非关税措施弱化等原则，使得国外的商品大量涌入国内，一些行业的利润势必会受到冲击。尤其是纺织、轻工、建材、煤炭、皮革等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企业，上行压力明显增大。因为国内这些企业在创新能力、附加值方面普遍不足，如果不能适应全球化标准，很有可能会被淘汰出局。
当然，有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有机遇。中国加入世界经济圈之后，也就意味着可以有更多的市场，可以大力拓展新兴市场，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另外，还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销售网络带动国内产品的出口，拓宽出口渠道，将中国的商品更多地推向国际市场。
【华商生意经】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必定会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共同体。中国要想在世界经济中占得一席之地，必须适应新的经济规则，不断完善、壮大自己的实力，不断强化商业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