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战乱中的少年
1．土窝窝里的“学前教育”
时下人们把学前教育看得极重要，不惜重金请家教或上各种各样的学前班，以求孩子的智能大放异彩。我每每感叹，真是时代不同了！我的学前教育，则是在泥窝窝和庄稼地里进行的。我能搜索到的学前记忆就是，捉蝈蝈，掏鸟窝，捅马蜂窝，舔蜜蜂的尾巴找蜜吃，和小伙伴之间“打仗”，还有浇地时看水畦以及同小毛驴一起拉水车等，与时下“赢在起跑线上”的学前教育全无关系。
中秋时节是蝈蝈最为活跃的时候，金黄的大地被蝈蝈的大合唱震得发颤，这是小孩子们最兴奋的时刻。捉蝈蝈不是一件伸手可得的事，要沉稳、机灵、有耐心，还要不怕热。初学时，几乎是每战必败。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逐渐掌握技巧。相比之下，在学习上绝没有那样的耐心和毅力。如果学习也能像捕蝈蝈那样投入，门门功课肯定都会得一百分。小虫的叫声连成一片，你必须像乐队指挥分辨每位演奏者的音阶那样，确定蝈蝈的位置。行动时要猫着腰，蹑手蹑脚，轻如微风，到大庄稼地里，顺着声音寻觅爱唱歌的小虫。这时的庄稼都接近成熟期，枝叶变得粗硬尖利，有点像刀子、钉子。尤其是谷子地和玉米地，进去后常把皮肤划得竖一道横一道的血痕，好像披着一个网，红红的，连成一片，酷似动画片里的蜘蛛侠。中秋的骄阳似火，炙烤得浑身冒油。此时要我干农活，一定会发出怨言或磨磨蹭蹭以示抗议，可是要捉蝈蝈，这些全都不在乎。捉之前，首先要学会用高粱秸秆和麦秸编成蝈蝈笼子。这是一种很巧的手工活儿，开始编得很粗糙、简单，后来就能编成各式各样的笼子，有的像房子，有的像飞机，有的像首饰盒。还有用高粱秆皮编成圆形的小笼子，到了天冷的时候，把蝈蝈放在里边，可以揣在怀里保暖。蝈蝈有时可以活很长时间，直到春节。小东西不时地高唱，这就是我们能享受的最优雅的乐曲。
小孩子们能喂养的鸟主要是麻雀，也有玩鸽子的。我只有喂小麻雀的经验。我们常掏麻雀蛋，美餐一顿。麻雀妈妈会围着我们叫个不停，有时还会被啄一口，挺疼的。刚孵出的小麻雀很难成活，必须捉快会飞的小麻雀，然后是喂养，要给它捉小虫，喂水，清理粪便。开始它常会罢食，要耐心等待。熟悉之后彼此就会成为朋友，它看到小虫便张着嘴，振翅扑来。随着时间的延长，它的依赖性就更大，待到它会飞时，多半也不飞走，往往在天空中转一个圈，又会飞回来落在肩上，此时是最开心的时刻。养小麻雀很费功夫，要有耐心，成功了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马蜂蜇人，很招人讨厌。家里房檐下常常有马蜂窝，我最爱捅马蜂窝，这既需要野气，又要有点勇气才行，不怕挨蜇。有一次捅后跑慢了一步，一群马蜂追来，把我横蜇一通，我的脸就像面包一样鼓起来，全脸通红发紫，眼睛肿得只留下一条细缝，疼痛过度，倒只剩下发烧的感觉，过了好几天才渐渐消肿。后来又学会了火烧马蜂窝，在一根竹竿的一头绑上蘸油的棉花，点着之后，戴上草帽，快速伸向马蜂窝，马蜂的翅膀一下子就烧掉了，落在地上的马蜂，若没有死，稍后再用火烧死。火烧马蜂窝，其实很危险，弄不好会引起火灾，大人们一般不让我们这样玩，发现后免不了一顿臭揍。
小时只听说蜜很甜，大约七八岁时，突然想到蜜蜂采蜜，便以为蜜蜂身上的花粉就是蜜。那时正是玉米开花的时候，蜜蜂到处可见。虽知道蜜蜂也会蜇人，但与马蜂不太一样，没有那么疼，于是我就跑到玉米地中间，用手抓蜜蜂，快速把蜂针揪掉，用舌头舔蜜蜂身上的花粉，竟没有得到甜味，有点扫兴。有一次蜜蜂针没有揪掉，用舌头舔时，正好蜇了舌头，我疼得大哭起来，七十年过去了，记忆犹新。
儿童之间玩打仗，是冬天夜里最有挑战性、多少有点危险的游戏。我们村不到六七十户，分两条街，名“前街”、“后街”，我家在后街，只有二十几户。同龄的孩子有近二十个，我们组成一队与前街的对抗，相隔一条道和一个水坑，互相投掷土块和碎砖块，还有用弹弓射击，或投掷沙袋等。这玩打仗，竟也有一套战术，包括潜伏、藏身、卧倒、诱敌等等。瞄准对方互相投掷，有时会打得鼻青脸肿。那时候都没有钟表，也不知时间长短，估计每一仗会持续两三个小时。大家奔跑不止，浑身大汗的同时是高度的兴奋，大人们三呼四唤，才很不情愿地休战。
春天一过，就甩掉鞋子，光脚板走路。而夏天，在我记忆中，总是一丝不挂、浑身光溜地满街跑。村边有个浑水池塘，回想起来，其污染程度应该在今天的“红色警告”级别以上。雨后村中流出的水汇集在池塘，妇女们先在这里洗各种衣物，包括婴儿的尿布，然后再回去用井水漂洗一遍，一群孩子则在其中戏水。这一切都很自然，既没有卫生的概念，也没有害羞的意识。这是我最早也是最快活的游泳经历。
从我有记忆起，就与劳动为伴。大人们拔草，孩子们也必须跟着拔，在拔草中逐渐就分清了苗和草的区别。我们那里用井水灌溉，用牲口拉水车，我们家有个小毛驴，力量有限，要人助拉，大人们给我也做个套，与驴并肩拉水车。这是我最不愿干的事，倒不是怕出力，实在是枯燥无味。家里的零碎活更多，诸如扫地、抱柴火、清理牲口圈等等，数不胜数，从无闲时。
我们家几乎都是文盲和半文盲，压根儿就不会有人教识字，我口头数数大概也不会过百。
对我来说，所谓的学前教育，就是土窝窝里的摸爬滚打。
2．有幸上学与恐惧的环境
我们村是个小村，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只有五六十户人家。村里有一家土豪，在清朝后期曾有一千多亩地，传说靠卖瓜子发家，俗称“卖瓜子的”。到我出世的时候，他家经几代析产，基本上都是庄稼人了。由于是土财主，与诗书基本无关，没有功名人物，只有一位老童生（考秀才落榜），我小时他还健在，六十多岁，夏天总穿夏布衣，拿着一把蒲扇，悠闲自在，常到我们小学转悠一回，我们这些小孩子对他既崇敬又羡慕。他有几个儿子，其中有一位上过初中，是村里的文化“巨人”。他在外边谋职，村里很少有他的身影。他家里还有两三位读过小学三四年级的，也是村里的佼佼者。除了这么几位“文化人”，其他人家几乎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半文盲是指能记个流水账、看看皇历、打打算盘的人，这样的人也不多。村里的小学办办停停，停的时候居多。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有时在村外一个年久失修的破庙，有时在全村唯一的郝家家庙，有时借人家的闲置住宅，我上二年级时曾在我家空院借办。
至少从一九三七年日本大举进攻中国开始，村学就停了。我同母大哥长我九岁，他上到二年级学校就停办了，二哥、三哥没有上过学。没有学上的孩子们，只能在庄稼地摸爬滚打。我和我四哥之所以能上学，还得感谢一次机缘巧遇。我娘多次说起，有一次她领着我和四哥在街头玩，刚巧一位相面的人经过，他见到我们哥俩，立即驻足同我娘说：这两个孩子有福相，你要让他们上学，将来会有出息。说完，没有索取任何报酬，扬长而去。我娘回家，立刻同我爹讲了，激起了我爹的特别希望，当即表示，以后卖房子卖地，也要供两个小儿子上学。转眼到了一九四〇年，我四哥七岁（虚岁说八岁），可是村里没有学校，我爹不能眼睁睁看着儿子耽误了上学，于是决定送我四哥到县城上小学，寄宿在一个辗转相识的人家。一个七岁的小孩，该是多么孤单，但还是坚持了一年。不知村中的长者们是如何发动的，一九四一年春节之后，村里重新办起小学，那年我六岁，正好赶上，我四哥也由县城回到本村。说来也怪，一九四八年十五岁的四哥参加革命，随军入川，现在是离休的厅级干部；我也当上了教授，难道真应了相面人的预言，还是一个巧合？此为后话。
由于村学停办了好几年，所以那年学生比较多，总共有二十多人。除了一年级，还有二、三年级。小的如我，大的有十三四岁的。学校借用一家空院，有五间北房，两头是耳房，中间三间没有槅断，顶头一间放着一口棺材，用砖墙隔开，我们的教室用其他两间。所有的学生都在一起，实行复式教学，老师给一年级讲课时，其他年级的学生做作业。每次上课，老师要轮流给三个年级讲。自习的时候要大声朗读，各念各的，念起来抑扬顿挫，不过很单调，我们称之为“念经”。三个年级一起念，也就有“乱作一团”之感。
老师有三位，一位是前边说到的那位土豪家的初中生，名曰郝子兴，是名义上的老师，很少来学校，也不记得他曾给我们上过课。另一位是他的弟弟，小学毕业，名曰郝子恒，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还有一位校长，是他的堂弟，名曰郝子恩，读过小学三年级。
办学总要有点开销，经费从哪里来，我们小孩子不管不问，从大人们的言谈中也知道一点点。一是村里有一些“公地”，公地缘何而来，遗憾的是从来没有打听过，后来学历史，也没有做过调查和细究，真是不可救药的“失责”。这些公地有点收入，用于村里的公共开销，其中也会用于办学。二是按每家土地多少，捐点钱粮。三是减免担任教师的赋役，当时赋役很重，减免是一项不小的报酬。四是自愿资助，在我家闲院办学时，就有“自愿资助”的意思。
老师教课，应该说是认真的，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的体罚。特别是校长打人很凶，木板一下子可打成几截，有时用藤鞭打还不解气，竟用木棍。我虽没有挨过，但那种可怕的场面——老师恶狠狠吼叫，学生凄惨的哀号，给我留下无法磨灭的恐惧记忆。相形之下，罚站、罚跪是很温和的方式，课堂门口，常常有一排学生跪着。我们的教室旁边，停放着那口锃亮的红漆棺材，开始我们都有点害怕，时间一长，也就无所谓了，孩子们会跳过半截砖墙，围着棺材追打哄闹。不知是谁在棺材上划了一道纹，老师火冒三丈，罚所有的学生下跪，要人检举是谁划的。不知是谁说了一个名字，老师立即把那位同学揪出来，劈头盖脸，用藤鞭抽个不止，学生号啕大哭：“不是我！不是我！”但校长不容其分辩，越叫打得越凶，血渗透单衣，透出一道一道的血迹，直到那个学生瘫在地上才松手。校长经常打人，又爱喝酒，酒后打得更凶，我们背后管他叫“野蛮校长”！在当时，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对体罚都是认同的，认为老师体罚同家长打骂一样，是不可缺少的教育手段。我不记得有哪位家长为自己挨打的孩子出来辩护过，多半是在学校挨了打之后，回家还要遭到家长的训斥或打骂，所以在学校挨了体罚，回家后是不敢作声的。
除了老师体罚，大一点的学生也可以对小同学实行体罚，有时罚站或罚跪，有时也会给几巴掌。小学生还要向几位厉害的大学生“进贡”，每个星期要送一次好吃的。
我不记得挨过重罚，但罚站和罚跪是常有的。一次我背课文，虽然背出来了，但老师一看我的课本破烂得不成样子，训斥不够解气，顺手拿起正在抽的烟袋锅，向我头顶扣下来，瞬间头上就起了个小包，好几天没有下去。回想起来，上小学是件恐怖的事。
另外，军事操练时挨打也是经常的。日本人在我们学校开办了“日曜小学”，由日本人教日语和军事操练。对日本人要有一套礼仪，让人处处担惊受怕，稍有闪失就要挨罚。军事操练对我这个还分不清左右的孩子是十分困难的，动作经常与口令相反，教鞭于是就会随之落在身上。每个星期日，都像过鬼门关那样令人慌恐不堪。
也有一件受宠的事，我至今难忘。三年级读完之后，学校没有四年级。离我们村六里地的西兆通村有一所高级小学（即有五、六年级），校长送我一个人去考插班生。我跟着他走十分害怕，出乎意外的是他对我态度挺好，嘱咐我考试要仔细看题，做完之后要检查一遍。我按校长的嘱咐，平静地参加了考试。考完之后稍等片刻即被告之我被录取了，校长十分高兴，我给他磕了一个头，用农村感激长辈最隆重的礼仪答谢他。那时正是中午，校长要我跟着他去饭铺吃饭。令我心惊胆战的“野蛮校长”，原来也有温情的时候。
我们村在西兆通上学的有五、六位，一般都是结伴而行，早去晚归，中午自带干粮。学校不供应开水，实在渴了，就喝几口凉水。学校按时上课，我们这一群孩子的家都没有钟表，很难掌握时间，迟到是常有的事，因此常常受到老师的批评。通常的办法就是不让进教室，只能站立在教室门口听讲。打骂还是有，但比村里的小学好多了。不过有一次也很吓人，早晨出操，一位同学迟到，老师训他，他竟敢自辩，近于顶嘴。老师上去向他的胸部猛击一拳，学生顿时昏厥在地，好长时间才醒过来，同学们屏住气息，谁也不敢吭声。
那时候雨雪很多，雨下得很大就自动停止上学，学校不算旷课。小雨还是要去的，我们都没有雨伞和雨衣，一般只能用一个布口袋折成蓑衣，披在身上，这多半是要淋透的。到了学校，没有可换的衣服，冷得浑身打哆嗦，皮肤表面都变得像紫茄子一样，只能用自己的体温把湿漉漉的衣服暖干，很是受罪。冬天来了，上学更是困难，积雪常常有一尺深，走起路来十分艰难，雪化时又是泥泞不堪。好在有几个同伴，互相鼓励和比赛，这些都一一克服了。回想起来，也着实是个锻炼。
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学校为照顾路远的同学，实行寄宿，我和四哥参加了，那年我十岁。学校对寄宿的学生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天还没亮就起床出操，之后要上早自习。让我最恐惧的是夜宿。我们住的房子是一家姓周的大地主的院落。他家的住宅连成片，占了一条街。地主家的人常年在北京和县城，这些院落是空闲的，清冷清冷，没有人气。由于不生火，屋里屋外一样冷。我们睡在地上，用一层草做地铺。我住在南屋，见不到一点阳光，比屋外还冷。一冬天就一身贴身的棉衣，时间一长，棉衣变铁皮，根本不保暖；手脚生冻疮，整天流清水鼻涕，可也不患大病，看来人就是锻炼出来的。
这些大宅院有许多闹鬼的传说，我从小就听神呀、鬼呀的故事，所以那时信以为真，也十分害怕。走进周家大院，就有阴森恐怖的感觉。每到夜里，都是在恐怖中度过。钻进被窝就蒙住头，似乎这般就能挡住鬼。更为麻烦的是解夜，不敢出来，总想憋一会儿，等有人也起身时再起来。那时，睡觉时间不足。一清早还满天星的时辰就起来，晚上还要上自习，课外活动很多，又跑又跳，很累，自己无法控制醒与睡，尿床的事也时有发生。
还有一件更为可怕的事，是在上学的路上发生的。大约是一九四六年秋天的一个早上，我们几个同伴边走边说笑，走到村口，一个小伙伴突然大叫一声：“人头，人头！”我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果然在墙上挂着一个人头。大家惊恐万状，一时都瘫了，几乎无法挪步。放学时，我们不敢再走这个村口，于是绕道另一个，结果也挂着一个。第二天，当我们走到第三个村口，同样又是一个。那些天里，人头在我眼前晃动，天一黑，不敢离开大人一步，夜里也常做噩梦。当时国共双方时有冲突，我们学校周围，许多村驻着不少国民党的“还乡团”，以县为单位，称作“某某县还乡团”。这些还乡团经常向中共占领区出击，返回时常抓一些人，说是八路军或共产党。被抓的人多半被处死，常听说的是枪毙，偶尔也听说活埋，像斩首示众的虽少，可偏偏让我们这些孩子们看见了，真是吓破了胆。
当时兵荒马乱，土匪横行，绑票、撕票现象也多有，还有报私仇的。在我们上学的沿途有多起人命案，有的是被枪杀，有的是被投井，一路都很恐惧，特别是出现旋风之时，阴云密布，风尘飞扬，恐惧心情愈益严重，因为大人们总说，旋风是冤鬼现形。每当这时，我们便争先恐后地往前跑，落在后边会哇哇大哭。
共产党对国民党也不手软，对支持国民党的人多半采取夜里“掏窝”办法，拉到村外枪毙，陈尸荒野，也有很大的震慑力。
一九四七年初春，刚开学不久，我十二岁，刚上五年级的第二学期。一天上午，操场突然连声巨响，人们狂喊：“八路军来了！”老师们也慌作一团，都集中到校长那里。我们紧缩在教室里，等老师的消息。很快，老师来了，话很简单：“八路军来了，你们立即回家，学校停课。以后是否复课，等候通知。”我哥哥是六年级的学生，他们行动更快，这时已在教室门口喊我，我连书桌中的课本与笔墨也来不及收拾，蹿出来跟着他往家里奔跑。到家后才听大人们说，八路军攻占了县城，一时间，大家都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
回忆起来，西兆通这所高级小学办得还是很不错的，每个班有单独的教室，老师也比较固定，每一门课都有专门老师教，课程很正规，各种制度也比较健全，管理很严。学生经常搞各种比赛，如作文比赛，选出模范文章贴在走廊里，供大家学习。还有体育比赛、歌咏比赛，五、六年级还有话剧演出。每周有周会，由老师训话或学生进行讲演。日本投降后，每天早操举行升旗仪式，集体背诵“国父遗嘱”。音乐老师教的都是一些鼓舞人心的进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毕业歌》等。期终成绩进行总排名，分甲、乙、丙、丁四类。我多半是甲等之末、乙等之首。我们的校长上过初级师范，二十年代参加过共产党，组织领导过本县农民暴动，被捕后脱党，但一直坚持进步，是从事教育的地方名人，一九四九年后以进步人士身份当过县教育局长。在他的领导下，学校办得很出色，深受老百姓欢迎。
本村的小学虽然没有留下愉快的记忆，但说起来我还属于幸运儿。我上学之前，已停办多年，恢复办学，我正好六岁，否则我只能下地干活，失去上学的机会。我转学到西兆通的高级小学之后，村里的小学又停办了，直到一九五〇年以后才恢复。所以，不管老师怎么“野蛮”，恰恰复学这三四年被我赶上了，不能不说是个幸运。
我有幸在西兆通上到五年级，本以为能毕业，继续考中学，但停学的不幸又从天而降，从此我又失学了。以后命运如何？天也未必知道。
3．日本占领时期“小刘保长”是我哥
一九三七年夏末，日本人占领家乡，我才两岁半，所以没有留下任何记忆。开始记事时，我已经当了几年小小亡国奴了。我们村是石家庄至德州铁路线上的第一个小站，车站住有一些日本人，还有持枪的日本兵。车站设有围墙和岗楼，好像一座城堡。村里的年轻人被日本人组织起来，接受军训，轮流去给日本人站岗。村中有几处日本禁宅，人们不能接近，从门前过都十分害怕。村中还设有一个“慰安院”，都是朝鲜妇女，她们很少出来，日本人进进出出，有时排着队，让人很恐惧，尤其是妇女，很怕被抓进去。
日本人办的“日曜小学”，教一些见了日本人要说的敬语。我们见到日本人必须立正敬礼，说一句敬语，以此对小孩们进行奴化训练。
更为恐惧的是，日本人的突然抄家和查户口。我们村是日本的“治安村”，对日本实行的所谓“治安”，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一些举措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比如，任何外来人进村，必须向村公所报告，走时要注销。我家有亲戚来，首要之事是向村公所备案，有时日本人会突袭核实和盘问，气氛很紧张。有一项规定，只要听到一种急促的连续性的钟声，全村人不管你在做什么，要立即停止，迅速到村头小树林集合，很多人牵着骡子、牛、驴赶来，家里不得留人，门要大开。此时，日本人常常带领汉奸和服役的人，挨家挨户进行检查，看是否窝藏生人和可疑分子。这种行动，也常常伴随着抄家。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种棉花是指派的，收获的棉花，必须全部上缴，不得私留。挨门检查之时，搜查棉花是其中一项。棉花是生活必需品，农民们总要设法私留一些，比如在被子里多絮些等，于是常把农民家的被子一并没收。有时，也查抄粮食。搜查完之后，由日本人训话，一些人被叫出来单独训斥，也有挨耳光的。这样的集合次数不少，让人十分恐惧。
青壮年特别害怕抓劳工，当时只知道是要被送到“矿务局”，并不知道矿务局是什么意思，听大人们说，抓到矿务局就会被送到日本去当劳工，而当劳工与死亡几乎是同义语。我们村有一个人被抓去，是文盲，一去杳无音信，日本投降之后，家属也不知如何追寻、追究。一九四九年我上了中学，学校组织我们到矿务局参观，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才知道矿务局为何物。它原来是日本侵略者所设的一个机关，名义上管理矿物开采和炼焦等，但主要的职能则是抓劳工和所谓的“罪人”，这些罪人主要是有反抗行为的爱国者。
我十分害怕日本人，但也有例外。车站有一位叫田中的日本铁路工人，给我们小孩留下了亲切友好的记忆。村民们对他的印象也很好。他能说点中国话，经常领着我们一群小孩一块儿玩，做游戏，还常邀一些孩子到他那里玩，说他也有孩子，很想他们。他的工作间有洗澡的设备，有时他会帮着我们洗澡。农村的孩子们，除了夏日在水坑里戏水当作洗澡，不知洗澡为何物，所以印象特别深。
直到上到三年级，我还不知道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事。有一次从集市买了一本日本占领前的小学课本，其中有关于长城的故事，使我兴奋不已，怕日本搜家时发现，我把它压在一摞砖下藏起来，心里还十分惊恐不安。距今已经七十多年了，但我记忆犹新，自认为这是我民族意识的最早萌芽。
真正意识到中日敌对，是一九四三年前后在我头顶上发生的一次空战。大约在麦收之后的一天，中午饭过后，我背着书包去上学，快到学校门口时，猛然听到空中犹如惊雷炸开，我急躲到墙根，举目向天上望去，看见有十多架飞机互相追逐射击。对日本的飞机很熟悉，从小看到的就是这些。人们对飞机是很害怕的，农民有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㞎㞎。”往日经常看到日本飞机在空中飞行或拖着一个气球打靶，哒哒哒的枪声并不震耳，因为常听到，熟悉了，也不感到害怕。这次看到的情景与以往截然不同，飞机飞得特别快，枪声如雷。在我的视线里，日本的飞机有十一架，这种新飞机只有两架。眼看着日本的飞机一架一架起火，向地下栽去，其中有一架冒着浓烟，直逼我们的头顶而来，把我们吓得疯了似乱喊乱哭。说时迟，那时快，日本飞机一头栽到我们村外二三百米处，随着一声爆炸，燃起熊熊大火。火车站上的日本人很快赶来，围住燃烧的飞机，不准围观的人靠近。而后他们举行一种仪式，默默面向燃烧的飞机下跪。我们这些孩子们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但随着大人们庆幸的表情，我们不停地欢呼：“日本快完啦，日本快完了啊！”大人们立即呵斥我们住嘴，显然怕日本人听到惹祸。随后听到大人们议论，说这是中国的飞机，是美国制造的，从那时起，对美国的敬佩心情在农民中迅速传开。过去日本人到处刷大标语，“打倒英米（美）”。这一战，人们终于明白了，原来美国要打倒日本！
这次空战后，隔几天就会有中国的飞机飞来，响彻天空，日本的飞机根本不敢起飞应战。我们村在铁道旁边，又是一个火车站，飞机专打火车头，一打一个准。后来日本人拉夫（强迫中国人服役）修筑火车头防空墙。飞机一来，火车头立刻与车身脱钩，躲进防空墙里。墙很厚，中间用的是土坯，开始似乎很有效，时隔不久，飞机顺着铁路扫射，依旧很准。火车白天几乎停开，只能夜间跑，再后来飞机夜间有时也来打。与天上的打击相伴，冀中的八路军游击队不停地扒铁道，埋设地雷，攻击力超强，令日本人的铁路运输几近中断。
稍后，八路军也开始出没于我们附近地区。因我们离石家庄很近，是日本控制的核心地区。从很小就听大人们说，在我们东边（冀中）有一位吕（正操）司令，神出鬼没，是个大英雄。此时八路军的活动主要是在夜间，摸岗楼，除汉奸。记得附近村为日本干事的头面人物，如乡长之类，有多人被八路军游击队逮去，有些在村外就地处决，在这些汉奸的身旁留下除害檄文，很有威慑力。村里为日本当差和做事的人变得十分谨慎和老实，不敢欺负百姓了。最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是八路军游击队把驻我村的一个日本特务机关连窝端了。有几个日本人和一帮汉奸，住在一个四合院里，戒备很严，日夜有人站岗，还让受过军训的青壮年轮流放哨，一天夜里，竟被八路军游击队静悄悄的全部俘获而去，日本兵赶到时，早已人去院空。老百姓无不称赞游击队神奇！人们兴奋地议论，中国开始反攻，日本完蛋啦等。在这些事件中，我受到了真实的民族主义的启蒙。
在一九八七年出版的《石家庄文史资料》第六辑《正定史料专辑》上有篇《石门东郊手枪队》的文章，说到上边这件事。这事与我哥哥有密切关联，现把该段文字抄录于下：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石德线上的土贤庄车站，除了原有的一小队鬼子兵和一部分伪警务段的武装警察，又增加了赖谷特务队的十余名特务，队长叫孔祥志。人们管这个特务队叫“蝼蛄队”，住在村中富裕户郝子由家的后院里。这批特务很猖獗，天天叫附近村的伪保长向他们汇报我方情况，还经常伪装成八路军或抗日干部，夜间出来捕捉抗日工作人员，砸抄抗日堡垒户，严重地威胁着抗日军民的安全。
土贤庄虽然是敌人的据点，但这里很早就开展了抗日工作，每次公粮任务都能如期完成。这年，区政府摊派给该村公粮款八千元，和保长约定缴款日期、地点和接头暗号。土贤庄的保长姓刘，年仅十六岁（该村保长不是由敌人委派，而是按家庭土地多少轮流充当），刘保长按预定的日期，到接头地点去送款，同去的还有村中的会计。不知怎么叫敌人钻了空子，刘保长在村北菜地的井台边小屋里与两个自称是区干部的带枪人，对上了暗号，这两人笑嘻嘻地说：“同志们辛苦了，把款收齐了吧？这里不便点清数目，跟我们找个地方清点一下吧。”说完，就把小保长二人挟持回到土贤庄，抓进“蝼蛄队”，公粮款被没收，还受到了酷刑，之后村里又凑了一笔钱，才把两人赎了出来……（下边就是抄特务点事的记述——笔者注）
这里说的小刘保长就是我同母大哥。
他虽然只有十六岁，已经有了民族意识，憎恨日本的侵略，敬佩八路军的抗日。所以，尽管他小小年纪，却敢与八路军合作。哥哥受刑，无疑加深了我们全家对日本人的仇视。说到村子里凑了一笔款，其实主要是我们家出的，把老底都掀翻了，从此我家的日子越来越艰难。
这里也有几个问题，值得再思：
其一，农民两面负担，如何能承担？
其二，当保长是农村自治体决定的。这类自治性的基层权力的当事人会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但他们又是不能自主的。如何看待这种基层自治权力的当事人的性质，能否统统加上一个“伪”字？
其三，涉及我哥哥的历史如何看？后来他参加了工作，审干时把他当保长的事提出来了，按当时的政策规定，任过保长的属于反动分子。由于有见证人和共产党的当事人出来证明他曾经为八路军做过事，结果只给他记了“一笔账”，免于戴帽子。直到一九七八年，才把这“一笔账”勾销，并准许他加入了共产党。此前算一个“小辫子”，这样的结论是否公正？
4．“小女婿”往事始末
评剧有一出戏《小女婿》，唱词中有一句：“我十九，他十一，事事他都不懂的。”我娶媳妇时，比这个小女婿还小，才十岁。
我三岁时就订了亲事，未过门的媳妇叫郝凤珍，比我大六岁，定亲时也不过九岁。这门亲事是怎么定的，我从来没有问过我娘，隐隐约约听说是我的命硬，要找个更命硬的媳妇把我压住，才能避灾。
凤珍的确“命硬”，克母，生下来未满月，母亲就因月子病去世了。可怜的她由继母抚育。继母很善良，自己没有生育，视她如己出。大约在她六七岁时，父亲又去世，这又归之于她的“命硬”。
凤珍与我同村，她家三代以上原是土豪，有一千多亩上等良田。后经几代分家，到凤珍出世时，她们家仅有二三十亩地，土改时被划为上中农，而我家被划为富农。我家是上升之势，而她家则走向败落。不过从房子的外观上看，郝家都是卧砖到顶起脊的砖瓦房，石台阶的四合院，大树参天，很有气势。郝家的分支相连，占了半条街。而我家房屋只是仅有点砖基的土坯房，还都是平顶，比较矮小，相比之下，土气十足。凤珍的家庭由哥哥支撑。幼年时的凤珍虽父母双亡，但有哥嫂和继母的关爱，倒也没有受到委屈，只是家境下降，估计是看上了我们家的上升趋势。经媒人说合，肯定还有“算命”的环节，这门亲事就订下来了。我们那里有幼儿订婚的习俗，但像我三岁订婚，还是不多见的；妻比夫多半大一些，但大六岁的，也比较少见。
我开始上小学时，小学就设在郝家的一个大院里，与凤珍的家一墙之隔。同学们常常会开我的玩笑，每逢此时，我都有一种说不清的害羞和恐惧感。她们家在郝家大院最里端，深宅大院，她几乎从不到街上来玩。有一次，我们放学，同学们突然大喊起来：“九！九！（我乳名叫九，兄弟姊妹大排行，我是老九），看你媳妇，看你媳妇！”吓得我撒腿就跑，也没有看见她是什么样。其实她也没有到街上来，只是在郝家深深的马道里被小伙伴们远远看到了而已。
转眼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是举国欢庆的时节，刚上四年级的我与四哥住校。突然一天，我的二哥来到学校，要我与四哥回家“过事”。我们家乡把娶媳妇等一类的事，统称是“过事”。我懵懵懂懂，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压顶而来。我哭丧着脸，跟着二哥回家。第二天，四哥与我一同办喜事。四哥比我大两岁，他的媳妇也是本村的。
我像是一个能听懂话的玩偶，一切都由大人们安排和指导。印象中还记得，我是坐花轿去岳丈家迎亲的。到了岳丈家，花轿让给凤珍，我另坐别的轿子前行。她在轿子里，被抬着围着街转。有吹鼓手伴奏，一群看热闹的男男女女，多半是妇女与孩子们。别人娶媳妇时，我也曾跟着花轿乱喊乱叫过，现在临到我头上了，能回忆起来的感觉，就是莫名的害羞。把凤珍迎到家，娘家也来了一堆人，抬着陪送的嫁妆。凤珍蒙着红头盖，穿着一身红衣裳；我穿着蓝色缎子长袍，头戴礼帽，佩戴红绣球。在司仪的摆布下，拜天地，拜祖宗，拜母亲（我爹已经去世两年了），是否互拜，凤珍的头盖是否由我亲手揭开，全记不清了。而后是入洞房，用一个弓向屋顶四角射箭，意义是什么，我也没有再去询问和查找民俗资料。婚礼到此算一大段，其后是中午宴请乡亲和娘家人。
晚上到了入洞房的时候，我横竖不去。把我娘急坏了，左说右说也不听，无计可施，伸手给了我两巴掌，我大哭起来。哭也不行，必须入洞房。我也没有去处，最后还是哭哭啼啼来到洞房。在大喜的日子里，我的表现该是何等晦气。闹洞房是一大景，由于我的大哭大闹，闹洞房的没有到屋里，他们便把窗户纸捅破，点燃干辣椒，往屋里扇辣椒烟。凤珍不敢吭声，把头蒙住，我呛得受不了，便亲娘祖奶奶破口大骂。人们对此司空见惯，没有人把我的脏骂当真，越骂，扇的烟越多。我实在承受不了，便往门外冲，没想到，门被从外面锁住。我只有号啕大哭大骂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弄得实在不像话了，我娘等人只好出面，请闹洞房的人住手，领他们吃喝去，这才算了事。我哭闹得也累了，栽到炕上，一睡便到天亮。凤珍怎么度过的那晚，我一概不知。
更讨厌的是第二天要回庄（即去女方家）住三天。来接我们的是她的堂兄——我的启蒙老师兼校长。中午饭后，该上轿子了，凤珍先上了车，我却突然拒绝同往，横竖不上车。这又把大人们急坏了，这个时刻，骂也不是，打也不是，左说右劝，我一概拒绝。大人们强拉硬拽，我拼命挣扎，大哭大叫，像发疯一样，死命抱住一棵树。大人们用劲把我拉开，我一下子又跑到井边，抱住井架。是不是要跳井，自己也不知道，但总是一种危险性的抗争。这一下把大人们吓住了，我的启蒙老师出来诱导，我依然不听，气得他吼叫：“你竟然敢不听老师的话，我成了狗屁校长！”大人们都围在井周边，无计可施。时间拖得很长，太阳西下，天色黯淡下来，我哭闹得筋疲力尽，最后还是服从了大人们的安排。
本来是一件喜事，却被我闹成了“丧事”。
四哥与我正相反，婚礼进行得非常顺利。一直到今天两位老人依然相依为命，共度晚年。
我说不上是反抗这桩婚姻，大概是我压根儿还不知婚姻是什么，模模糊糊感到，娶媳妇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难看的事。
由于我的大闹，到了岳丈家，再也没有人来闹，平平安安住了三天后，如同囚犯从监狱放出来一样，感到是一种解放。我与同学相比，历来有一种自卑感，娶媳妇后，这种感觉变得更加严重，抬不起头来，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学习。
很快到了寒假，婚后第一个春节，要随同媳妇再去岳丈家住几天。我们那里的习俗，是过了初五就去，直到十五过后回本家。我在岳丈家住了十天，又是一次煎熬。凤珍家毕竟是大户之后，规矩不少，我一无所知，根本就不知道该往哪里坐、哪里站。最让我为难的，是她的五服以内的本家轮流宴请。我这个孩子从来没有上过酒席，而当时不仅要上酒席，而且还是被请的贵客，我就像个傻子，一句话都不会说。每次宴请都有“敬酒”，人家请我喝，我也不知深浅就喝，第一次就被灌醉，晕倒在宴席上，不醒人事。当然这是一次教训，后来就由凤珍的哥哥代我喝酒。每天的宴请，我如同受刑。
以后的日子里，凤珍待我很好，像个大姐姐。那时候我有遗尿症，每次尿炕，她从来不说什么，默默地把我的被褥烤干。她手巧，针线活也好，我的衣服都由她来做。
凤珍对婆婆是百依百顺，我娘把她也视为女儿一样对待，我上中学后，她一直同我娘和妹妹一起睡，其他儿媳妇都没有这种待遇。凤珍在妯娌间从来不搬弄是非。在农村，几乎没有一家妯娌间是和睦的，都像乌眼鸡一样斗个不停，往往因一些琐事，互相到婆婆那里告密、告状。而凤珍既不介入，也不拉帮结派，与其他四位妯娌的关系都很融洽。
就实而论，如果我不上学，在家务农，有这样一个大姐姐，应该说是我的福分。
可我上了学，读了一些小说，如《家》《小二黑结婚》等，扩大了视野，模模糊糊中一种新的爱情观悄然萌生，到初中二年级，就有了离婚的念头。一位老师的讲演，对我的思想冲击极大。那时，我们学校每周有两次例会，教师们轮流就不同的主题讲演，每次不超过二十分钟。一次，刘俊三老师讲到“家”，开头这样说：什么是“家”?“家”就是屋里的一头猪！学生们一怔，顿时发出唏嘘声，不懂其意。他接着说，你们看，“家”上头那个宝盖象征着什么？那是房子的象征；下边这个“豕”你们认得吗？没有人吭声，他继续解释，“豕”发“shi”音，是什么意思？就是“猪”。他接着说，不冲破家庭的束缚，就只能做一头猪！同学们多是农村来的，家庭观念和家庭束缚极深。刘老师拆字说义，对我们震动极大，至少对我有着翻天覆地之感，更增加了我冲破家庭束缚的勇气。六十多年过去了，刘老师的音容犹在眼前。他虽没给我们年级讲过课，也不可能认识我，可他的二十分钟讲演，却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有了离婚的念头，但还不敢提出。娘实在太喜欢这个儿媳妇了，而我对娘除了依恋，还有怕的因素。我只好借口学校有事，不回家，连春节都不回去。娘对我离婚之念反感至极，多次明言，她宁肯不要我，也要留住凤珍。我已经工作，十七岁初中毕业，有了工资，能自立了。我对娘也明确表示，不让我离婚，就永远不回家！拖到一九五三年，我十八岁，不管娘的态度如何，我直接给县法院去信，申述了离婚的理由和要求。离婚的理由很简单：一是包办，二是媳妇比我大六岁。那时正赶上贯彻新颁布的《婚姻法》，县法院连双方的人都没有见，就把离婚证明寄给了我和凤珍。到了这一步，娘只好妥协，这一下子却惹翻了凤珍，同我娘大吵一场。凤珍不同意离婚，硬说没有接到法院判决。又拖了一段时日，大势已去，凤珍无奈，也只得同意，条件是到区政府办理离婚证明。我们俩到了区政府，办事人员二话没说，立即开具了离婚证书。事前我已答应，将我的全部财产，也就是那份地和宅基地，全部给了凤珍，另外再给她一百元。那时的一百元不是个小数目。这一切，算是我对凤珍的某种赔偿吧。
离婚，对我是解放了，对凤珍却是致命的打击和伤害。她仍然有被“休”的观念，于她是奇耻大辱，人几乎要疯了！好在时间不长，稍微平静后，她嫁给了一位工人，再后来又听说生儿育女，过着幸福的生活。
回想离婚这桩事，我总有一种莫名的内疚感。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日记”中多有记述，可惜“日记”在“文革”中被我撕掉后拋到垃圾堆里了。我与凤珍的不幸婚姻，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但我占优势，凤珍处于劣势，受到的打击更大。她白白盼了八年，到头来却是离婚的结局。反过来说，难道我就应该凑合一辈子吗？维持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个不道德是只对我而言，还是包括双方？如果包括，应该说离婚对双方都是一种解脱，另谋有爱情的婚姻才是正理。
5．人缘和“成分”继承
正定县城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已被解放军占领，县城在滹沱河北岸，我们村在河的南岸，一直由国民党军队控制。解放军占领县城时间不长，把高大的古城墙拆了很多豁口，快速斗争了若干大地主就放弃了。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解放军攻克石家庄，县城也被第二次攻克，我们村才一同被解放。
其后时间不长，土改工作队进驻，开始进行土地改革。那个时期是暴力土改盛行之时，任弼时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著名讲话——《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纠正了极端的暴力行为，而在任弼时讲话之前，暴力行为贯穿始终。我家被划为富农，是土改的对象。这年我十二岁，至今对当时暴力土改仍有些记忆。但是，我们家是本村唯一未被施加暴力的富农。
我们全村有近十家地主、富农，后街有两家，前街有七八家。前街的大土豪郝家，在晚清时达到鼎盛时期，地有十余顷，宅院占据多半条街，一律青砖到顶的瓦房，十余座相连的四合院，深藏在长长的马道里边，另外还有场院和林院，高大的杨树直插云霄，成群的鸟栖居其上，再加上闹神、闹鬼和狐仙的传闻，让人有一种敬畏和神秘之感。老土豪去世之后，分成十余家，土改划成分的地主富农，郝家占了十之七八。
我家有八十五亩水浇地，两处院落，另有三处宅基地，两匹骡子，十六口人，平均每人有五亩土地。从拥有土地数目看，是村里的首户，但我家的土地不出租。日本人占领时期，搜刮得很厉害，家里的钱粮已近于无。加上前边说到的我哥哥被日本特务机构抓起来了，花了很多钱粮，家底已空。国民党来了，占领了石家庄。石家庄有二十万人口，是冀中的军事要地，晋冀的通道，京汉线的枢纽。国民党来了一个军，据说有三万人。但石家庄只是一个腹地不大的孤零零的据点，周边被解放区包围。在石家庄，除了正规军，还有很多地方军队，如各县的还乡团、流亡县政府等等。粮食供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他们没有别的办法，经常向四边出击，搜刮粮食。我们村在石家庄脚下，开始时，兔子不吃窝边草，征集粮食还不那么严重，到了一九四七年，石家庄的腹地几乎消失，我们村白天国民党来，夜间共产党来，都是要东西。当时按地亩摊派，我家的地多，负担格外重，粮食几乎被搜刮光了。在我的记忆中，几乎上顿下顿吃的都是红薯干，吃后胃胀、胃疼、吐酸水，没有正经粮食可吃，日子过得艰苦。家庭生活实在无法维持，只好把三十亩土地典当出去，自家只留了五十亩耕种。但土改按三年前的土地数计算，所以还算富农。土改时，除分了我家的土地、房屋和一些破旧的家具，我家已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可分。
土改一开始，就把地主和富农家里当家的都扣押起来，在土豪家的一个深院里，一人一间。我家本是我娘当家，大概给点面子，让我大哥顶替。我每天去给大哥送饭，感到阴森森的。据我大哥讲，每到夜里，都有贫民团的一群人来对关押的人进行审问、鞭打，凄惨的叫声让人胆战心惊。大哥时时提心吊胆，害怕大难临头，出乎意外的是，在关押的两个月里，他没有受到过一次审问，更没有遭到肉体的折磨。随着土改结束，他被客客气气地告知：“你没事啦，回家去吧！”
贫民团开大会批斗地主富农，一般都让家属陪斗。庆幸的是，我娘和大哥没有被批斗过。我是小孩子，虽然没人管，但也不敢经常去看这种批斗会。有一个场面，让我终生不忘：一次批斗会后，一个上年岁的富农分子躺在地上，两脚被缚住系在马身上，马被抽打后奔跑起来，那人被马拖着跑。他穿着棉衣，看不到身体的损伤情况，但满头是血，面部模糊不清，开始还能听到呻吟的声音，到后来就好像是拖着一条麻袋，只看见周围泛起的缕缕尘埃。听大人们说，这个人做过伪村长，行事霸道遭人恨。还有一位地主老太婆，年岁很大，还是个绝户，有二十多亩地，靠吃租生活，不知得罪了谁，关押期间，向她灌屎灌尿，折磨致死。前边提到的那位童生，土改时已经七十多岁，也被关押起来，被吓死了。土改期间，我们村死了这三个人，与邻村相比，算是少的了。
土改中，我们家为什么没有受到任何人身伤害和侮辱，娘和大哥曾多次聊起这事，说我爹一生勤奋、善良，没有与乡亲们吵过架，又常接济穷人。爹是一九四三年去世的，爹在世时，每逢过年，他总是要送些肉和粮食给后街的几户贫困人家。爹说：“平常日子管不了，但不能眼看着人家过不了年。”娘还常提到这样的事：有些穷人实在揭不开锅，但又不好意思直接伸手要，便把一个口袋搭在我家墙上，爹会在夜里将口袋装上粮食。这样两方不见面，既不形成借贷关系，也不是当面施舍，给人家留了面子。又如，我们家都是水浇地，地中间有三眼井。周围有几家小户人家的地，不过两三亩，没有水井，到天旱时节，都需要浇地。爹会主动让人家用井，甚至用我家的牲口来帮助小户人家。爹从来不放债，说放债容易得罪人，要债不是，不要也不是。我家的碾、磨几乎是公用的。娘与邻里乡亲，也是和睦相处，一生没同外人吵过架。爹去世后，留下孤儿寡母，街坊都知道不容易。虽土改定性为富农，但乡亲们没有歧视她。贫民团来我家要余财、家具时都很客气，我娘在乡邻里的辈分高，来的人左一声“大娘”，右一声“奶奶”，一再解释是办公事，能给多少算多少。当时，我家除了住房，所有屋子都贴着封条。娘说：“东西都在屋里，你们看着拿吧。”来的人把封条撕开，转了一遍说：“媳妇屋里的东西不动了，北屋（我家的正房）的家具拉走。”其实也就是旧的桌椅、条几而已。
按土改标准，每人分得一亩六分地，留给我们的是原有的上好地段，还有井。房屋仍是原来的，我们弟兄五个每人一处宅基地。两匹骡子被拉走，另分给一头大驴。这头驴成了我日后的好“朋友”。别的地主富农，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待遇”，大多被扫地出门，另行分配给条件较差的房屋和土地。
在我印象中，娘从来没有对土改说过敌对和不满的话，总是说我想得开，这是世道，别人能过，我们也能过；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们家算是比较平安地度过了土改。
父亲早逝，富农的帽子由我母亲戴上。母亲在乡邻中人缘很好，与人没有任何过节儿，因此也没有任何人来找茬，始终安然无恙。五十年代，合作化中重新评定成分，母亲被摘掉富农分子帽子，变为“社员”。一村之内，她是唯一享此“殊荣”者，富农在我们家算了结了。
万万没有想到，一九六四年“四清”来了，又要重新划分阶级成分，厘清阶级队伍。原始的老地主、富农分子基本上都去世了，他们至死没有摘帽。我母亲是唯一尚在的原始富农分子，但一九五五年已摘帽，此时年老，又没有任何不良言行，没再给戴上富农帽子，但也不能让我们家富农“断代”呀！我大哥是国家工作人员（从合作社转来），三哥是工人，四哥与我是共产党员，又是国家工作人员，于是便把在家务农的二哥找了出来继承“富农”成分，成为黑“四类”（地、富、反、坏）。在家务农的侄子们，都列入富农子弟，算作另类。土改被划成富农，平分了土地也就罢了，“四清”时又把矛头对准地主、富农。“四清”中新定的地主、富农分子与二哥一样，都是“继承人”。不知因了什么，在“文革”中斗“走资派”，都让我那不沾边的二哥等继承人去陪斗，又让他们一起扫街。因为我二哥没有恶言恶行，有一段时间，还让他当过四类分子的“队长”，管理其他四类分子，俨然成为“依靠”的对象！
6．都说我“命大”
说到我的“命大”，一次直接关乎“性命”，一次涉及生或死的“前途”。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间，我们村已经成为国共拉锯区，白天归国民党，夜里归共产党，兵荒马乱，社会秩序失控，时常有强抢和明火绑票的。我家算是富户，是绑票瞄准的对象。说起来，“盗亦有道”，他们都是蒙面而来，不侵犯妇孺，只找当家的；似乎也不是要钱，因为那时的钱已不值钱，甚至钱已作废，以物易物成为主要交换方式。强盗的目的常常是弄些粮食。为防抢劫，我家把粮食多藏在地窖和夹壁墙里，明面上的很少。他们一来，所有没藏的粮食都要一锅端。哥哥们开始还东藏西藏，后来联合几家进行自卫，不知他们从哪里弄来一支土造的手枪，我们叫“土镢”，一次只能装一粒子弹，射击没准。为了预防强盗入户，夜里多半在房顶上的窝棚里轮班警卫。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解放军要攻打石家庄，经过我们村时颇有动静，我哥哥等以为是绑票的来了，他们莽莽撞撞地放枪恫吓。这下惹了大祸，一阵子机枪扫射，接着是炮声。炮打得很准，炮弹穿透我家房顶落在炕上，幸好是一枚臭弹，没有爆炸。这间房正是平时我睡觉的屋子，炸弹也正落在我睡觉的地方，如果那晚我住在那里，这枚臭弹也会把我砸死。缘何侥幸逃脱了灾难呢？说起来只差两天。那时天已经冷起来，需要烧柴暖炕，家里柴火不多，为了节省，全家分男女另住两间。我住的那间空起来了，于是万幸，死里逃生！随后有军人来家把臭弹清理出去。人们一提起此事，都说我命大，躲过了一劫。
所谓生死“前途”，与躲过了当兵有关。土改之后，刚刚初春即开始征兵。历来报道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其他村或许是这样，但我们村翻身的贫下中农没有一个主动报名参军的。怎么完成任务？兵站来的干部与我们村贫民团的头头想出一招，按兄弟多少来摊派。兄弟多的往前排，我们兄弟五人，自然首当其冲。征四个兵，要五家抽签。大哥当差给解放军抬担架去了。二哥怕得要死，逃跑了，不知去向，后来知道他去华北大学（在正定县城）当了杂工。三哥正好右眼失明，免征。四哥与几个同龄人去了晋绥革命干部学校，干革命去了。只有我在家，那年我十三周岁，于是我去参加抽签。参加抽签的，还有我同父异母哥哥家的儿子。我辈分高，让侄子和他人先抽，没有想到，前四位都中签，我最后是空签。中签的号啕大哭，我则是一种万幸的心情，当时围观的人很多，都说我福大命大。这四位去当兵的，一人不久战死疆场；一位失踪；我的侄子腿瘸，只能做后勤，一九四九年随大军渡江后留在湖南工作；还有一位是我的同学，比我大两岁，后来到朝鲜参战，被俘后去了台湾。八十年代从台湾回来探亲，爹娘早已去世，哥嫂也离开人间，当兵前已娶妻，几年无消息，也另嫁人了。爹娘的坟和祖坟在一九五八年被平整，已无法凭吊，据说痛哭了一场，凄惨地离去。
如果我中了签，前途是什么，生死两茫茫……
7．上学可以不当兵
一九四七年初春，开学不久，战争的烽火烧到了宁静的校园。学校关闭，我失学了，刚过十二岁生日。我到哪里去？到处都是硝烟，我只能回到自家的土地上，开始了两年的务农生活。
农活对我并不陌生，庄稼和农活就是我的记忆史。我们家的田里有一个窝棚，从麦收前一直到秋收完毕，几乎日夜有人守在窝棚和临时谷场里（麦收和秋收时临时平整一块场地，堆放收割的庄稼并进行脱粒等）。从记事起，我最高兴的事之一，就是跟着舅舅和哥哥住在窝铺和草棚里。因为是在野外，比家里要凉爽。更有吸引力的是可以吃青。比如青豆灌满浆，还没有长硬时，自家人也不能随便摘，但在地里看青的人可以例外；红薯长到能吃的时候，也可以吃鲜；还有玉米等。从有记忆开始，就要做力所能及的一些农活，如跟着大人去拔草、看水畦、送饭，播种之后赶鸟，天旱时日夜浇地，帮助牲口拉套和赶牲口（不要让牲口停下来怠工）等等。
过去是假期和课间帮家里干活，现在则成了全职农民。一九四八年，我的四个哥哥都出去谋生了，在我家多年的舅舅因是贫农，回到他自己的家。我虽只有十三周岁，但个子比一般孩子高，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我开始学习和独立操作同龄孩子们所不能做的农活，比如赶车、使唤牲口和耕（读音“经”）、耩、犁、耙等，我都能上手。土改之后，分给我们家大毛驴，虽不如骡子，但也很好使唤，经常出车去拉公粮，既有服役性质，也有一点报酬。我整日赶着驴车，奔波在路上，对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来说，是不多见的。我很为自己的能干而得意。我与这头毛驴形成互为主仆的关系，干活时它听我使唤，虽然也手持一鞭，但从来没有打过它；等下了套，我对它悉心喂养，每过几天，总会用刷子梳理它的毛发，此时它纹丝不动，大概是一种享受吧。
农活中间的空隙，我便读武侠小说，如《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大八义》《小五义》等。文字上尽管还有障碍，有些地方看不大懂，但能明白大意。受武侠的影响，我成了武术谜，和几位同龄伙伴到临近十里铺村拜一位教头为师，每天晚上去学武。开始不让摸刀枪棍棒，只学武术的基本动作，先练腿上功夫，光骑马蹲裆式就练了数月之久。开始两腿酸疼得连路都难走，几个月之后，我能纹丝不动蹲很长时间也不感到累。那个时候没有钟表，具体蹲了多长时间也不清楚，估摸约有个把小时，真是实功夫。其后又练劈叉、踢腿等，大概持续一年多，直到一九四八年冬天我去上补习班才中断。
两年的时间就是干农活，读武侠小说、习武，学业上的事，没有用一点点心思。我四哥随着晋绥干部学校到山西临汾去了，他来信能看，回信就难了。记得有一次我急得满头大汗，横竖写不出来，娘在旁边抱怨我窝囊，上了快五年学，竟连个信也写不成。我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偶尔也会想今后向哪里去，不能一辈子务农吧。一九四八年初夏，几位小伙伴心血来潮，临时相约去投考正定中学，考前没有任何准备，就莽莽撞撞去了。第一门考算术，一岀考场，我就嚷嚷不考了，因为一道题也没有做对，再接着考没有意义。没有想到其他几位也有同感，说明他们也考得一塌糊涂。这次考试给我极大打击，对考中学完全失去了信心和追求。去正定县城要过滹沱河，滹沱河是一条漫无边际的沙河，雨季时汪洋一片，浩渺无边，干旱期几近断流。时在雨季前期，已有点水势，为了考试我们不敢冒险，渡船而过；回程时变得胆大无惧，几个人赤条条闯了过去，泅水时还喝了几口水，有惊无险，总算平安过了河。我由此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学会审时度势。
干农活的确很苦，可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也没有任何人给予指点，最多我娘说，再过几年，你也出去谋个事吧。谋什么事，天晓得，眼下只有老老实实务农。
常说天无绝人之路，说不清什么时候就会遇到一个机会。一九四八年秋收之后，一个非常偶然的巧合，在我家门口遇到老同学王新长。王新长是我原来的班长，比我大三岁，学习总在前三名，我特佩服他。我是插班生，那时欺生现象很常见，每遇到挨欺负，王新长总会出来制止，我打心眼里感激他。一晃两年不见，他告诉我，学校为五、六年级举办了补习班并动员我去；还说，上学可以不用去当兵。当兵是件令人害怕的事，当时流传解放军是人海战术，九死一生。我虽躲过一次抽签征兵，但如果再来一次，可就难以预料了，上学有极大的吸引力。我担心我家是被斗的富农，学校不收，王新长安慰说不会受影响。回到家里同我娘商量，她立刻表示支持。第二天我就去学校顺利上了补习班，人不多，大约有二十多人，班长依然是王新长。
学校停办了一年多，补习班是复校前临时加的一个班。开始还有点害怕，没过几天，便有一种被吸引住了的感觉。印象最深的是“师生打成一片”。我不明白什么叫师生打成一片，怎么能打成一片？时间不长，便体会到老师对学生很尊重，不打不骂，课教得非常认真。课外，老师常到学生中来，耐心辅导，教我们唱歌，和学生们一起参加体育活动，有时还聊天、说故事，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同过去老师的严厉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我也打消了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
补习生大多住校，当时没有炊事员，全靠自己动手，大家轮流做饭。每人每月交三十斤小米，也可以拿五斤红薯顶一斤小米。大家都不会做饭，常常做糊，时硬时软。菜就是腌菜。伙食虽然很单调，但每天能吃上一顿真正的粮食，比家里强多了，和同学们在一起相处也很愉快。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遇到许多好心人给我以极大的帮助。前边说到的王新长是其中之一，补习班里教我们算术的冯老师是另一位。辍学两年后，我连普通的“四则”题也忘了，属于最差的学生之一。冯老师的丈夫去世了，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很不容易，但她对所有的学生都充满了爱心，对我这样的差等生也极其耐心，课后常单独给我补习。以前上学，我多半是甲等之末、乙等之首，因有秃疮，常被同学耻笑，很是自卑，抬不起头来。后来读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读到阿Q护秃疮一段，我很有感触。先前的老师，对我从没有特殊关心过，现在也记不起任何一位老师的模样，而冯老师对我的关心，则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有一次发烧躺在宿舍里，冯老师来看我，摸摸我的头，给我端来一碗热水（学生没有热水喝）。时至今日，忆起此情此景，我仍有一种深深的感动。补习了两个月，我的算术竟然考得了八十多分。更让我难忘的是冯老师的评语给予我的鼓励。大部分的内容已经忘了，但有四个字我至今记得。冯老师一是说我“用功”，二是说我有“智慧”。当时我不懂“智慧”为何意，问了冯老师后才知道。在以后的时间里，我慢慢悟到，我的“智慧”就在于“用功”。
一九四八年冬季的补习，对我一生具有转折性的意义。没有这次补习，我根本不可能再有上学的机会。而没有冯老师耐心的辅导，我的成绩也很难赶上来，更不可能考上中学。我上中学后，曾回校看望老师，主要是想看望冯老师，遗憾的是没有见到。听同学说，她调到别的学校去了。再后来，又听到让我异常悲伤的消息，冯老师患病已离开了人世。
六十多年过去了，冯老师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矮小而瘦弱的身材，几分饥黄的面容，清晰温暖的话语，包蕴着母爱的温情，还有一丝不苟的耐心。如今我年届八旬，每回想起冯老师，依然有说不尽的感激。我只能在心中供上一炷香，愿冯老师的在天之灵安宁、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