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危机”与中法战争

清朝统治的衰退与伊犁事件

1875年1月，十八岁的同治帝死后无人继位，三岁的光绪帝登基。同治帝是西太后之子，光绪帝乃西太后的胞妹与咸丰帝的胞弟奕譞之子，两人为堂兄弟的关系。强烈推举他即位的是西太后。西太后一直与东太后实施垂帘听政，1881年东太后死后西太后便独揽大权。

这种同辈之间继承帝位的现象在清朝史无前例，象征皇权已经走向衰落。同治帝和皇后之死，多少都留有西太后的阴影，而东太后也是被西太后投毒猝死的传闻也不绝于耳。这一时期发生的事件又进一步显示了王朝统治力量的削弱，即边境领土的丧失和朝贡体制的动摇。

今天的中国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边境就居住着许多语言、习惯和宗教都各不相同的少数民族。中国历代王朝都把少数民族首领任命为土司，即少数民族官吏，来实施世袭的间接统治。清朝更是把西北民族任命为游牧民族之长，1755年平定了准噶尔部后设置理藩院进行统治。拥有历史上最大领土的清朝，依靠这种灵活的制度来维持其统治。

然而，进入19世纪后，清朝的边境统治遇到了问题。由于内地人口增加，大量的汉族移民转移到边境，他们或是欺骗少数民族、或是抢夺他们的耕地，民族间的纠纷频发不断。土司也因为贫困或内部纷争走向没落，统治能力衰退，出现了权力上的真空。陷入财政困境的清朝也开始厌恶这些频发的民族纠纷，失去了统治这些边境的热情。

太平天国全盛期的1856年，云南发生回族人民起义。云南的回族先民从元代开始移居成为少数民族，与汉族移民之间不断发生经济、宗教上的纷争。他们为反抗汉族的粗暴，推举曾经长期入狱的杜文秀（保山县人）为首领在大理地区建立了独立政权。1862年，陕西、甘肃等地也出现了回民的起义，并波及新疆。

对这些中国边境的回民起义，有两股势力做出了敏感反应。一是浩罕汗国的武将阿古柏，他受到英国等国的支持入侵新疆，以喀什为中心统治了天山南路。还有一股势力是沙俄。沙俄凭借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订的两部条约开始踏入远东。沙俄还在中亚加大了对土耳其系各国的压力，把浩罕等三个汗国置于统治之下。

阿古柏的势力延伸到天山北路后，1871年沙俄突然出兵伊犁，声明在中国恢复该地区秩序前将维持军事占领。清朝任命对西北防卫密切关注的洋务派官僚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平定了陕西、甘肃的叛乱。1877年，阿古柏死去，左宗棠成功地收复了除伊犁外的新疆地区。

清朝自1879年开始与沙俄交涉归还伊犁事宜。然而，作为全权大使的满洲贵族崇厚完全未能理解左宗棠的良苦用心，签订了向沙俄做出很大让步的《里瓦几亚条约》，承认大片领土的割让。清朝政府得知条约内容后勃然大怒，拒绝批准条约，崇厚被捕入狱。随后曾国藩之子、驻英公使曾纪泽进行交涉，1881年签订了《彼得堡条约》。虽然沙俄最终归还了伊犁地区，清朝也向沙俄支付了巨额赔款，承认向沙俄开放新疆国土。

缅甸和越南的局势

同一时期的西南边境，两次鸦片战争的主角英法两国伺机行动。英国出台了分析中国市场特点的《米歇尔报告》，认为中国贸易的利润无法满足其军事行动，于是他们将重点转向了无需成本的外交压力。

当时，英国关心的是缅甸，派出大规模的探险队开拓连接缅甸和云南的通商路径。1875年英国人翻译马嘉理被杀，英国企图利用该事件扩大其在中国的权益。1876年，英国与李鸿章之间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又称《芝罘条约》），中国承认云南和缅甸的边境贸易、增设口岸等。

而法国也在扩大对越南阮氏王朝的影响力。1858年，法国借口保护天主教徒出兵占领了越南南部和柬埔寨直至1867年。1873年，法国一度占领了北部的河内，翌年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逼迫阮氏政府事实上承认了法国的保护权。

缅甸与越南，和后面将要叙述的朝鲜、琉球一样，同处于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制下。尤其是越南皇帝，从形式上与中国皇帝属于主从关系，清朝想要维持中华世界的秩序，就无法旁观这一局势。因此，当法国向中国转达已签订条约一事后，1881年曾纪泽提出清朝对越南的宗主权而表示抗议。

此时，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在中越边境的保胜（今越南老街）一带活动。刘永福是广东钦州人，太平天国时期曾是广西起义的天地会军队首领。1865年他在越南率领移居边境的汉族开荒，并发展为控制两国通商要道的红河流域的地方势力。

1882年，法国再次占领河内，黑旗军与越南军一道反抗，1883年5月在城砦击毙海军上尉安邺。阮氏皇帝不堪法军的追击，向清朝求援，广西少数民族出身的云贵总督岑毓英向越南境内派遣了12000名兵力。清朝开始对越南进行军事干预。

1883年12月，清军和黑旗军被法军击败，随后丧失了战略要地北宁。清朝中央的奕由此下台，加上当时李鸿章更重视中日焦点所在的朝鲜问题的解决上，因此最后在越南问题上做出让步，1884年5月在天津签订了停战协议。失去中国援助的阮氏政府也签订了第二次《顺化条约》，正式承认法国成为其唯一的保护国。

中法战争和边境经营的僵局

然而，1884年6月清军和法军在国境的谅山再次发生冲突，中法战争爆发。8月，法舰队在福州马尾港击溃中国的南洋舰队，毁坏了左宗棠创办的船政局工厂。10月，法舰队进攻台湾并进行海上封锁，1885年3月，占领了澎湖岛。清朝虽一度宣战，但是连续战败使西太后失去信心，于是请求原上海总税务司赫德作为中介进行调停。

清朝中央希望尽快平息事态，而边境战况的推移却事与愿违。1885年2月，法军占领广西的镇南关后，广东钦州出身的原天地会会员、因镇压太平天国而出名的老将冯子材，于3月击败法军夺回了谅山。法军统帅尼格里身受重伤的消息传到法国国内，反战舆论高涨，导致茹费理内阁垮台。

然而，清朝未能敏感地对战况的变化做出反应，修改先前签署的停战协议中的不利内容。1885年6月，李鸿章签订天津条约，清朝正式承认将越南置于保护国下的《顺化条约》，即放弃对越南的宗主国地位。虽然左宗棠、刘永福和冯子材取得了个别战果，清朝却无力与欧洲列强进行顽强的交涉来阻止边境领土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