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论的理想与现实

洋务派的思想及其源流

1876年1月，李鸿章会见了日本的驻清国公使森有礼。森有礼是启蒙团体明六社的成员，在1885年成立的第一届伊藤博文内阁中担任文部卿（文部大臣）。据说当时李鸿章对森的傲慢感到愤慨，有趣的是李对明治维新的评价，特别是对日本引进西式服装的反应。森主张，“学习他国所长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李鸿章则论道，“效仿欧洲习俗，摒弃独立精神接受欧洲统治，尚不知羞耻”，“遵循服装旧式乃对祖先遗志追忆之体现，子孙万代须谨守之”。

中国近代文学之父鲁迅，将此时森有礼显耀的日本做法评价为“拿来主义”。而李鸿章拘泥于服装这一小节，其实来自于儒教中“衣冠整”为“礼”之实践这一特点。这段话表明李鸿章未考虑用日本式的“西洋化”来发展近代化，只是积极创办近代企业的李鸿章，为何要如此拘泥于儒教的传统呢？

洋务运动广为人知的口号，便是相当于幕府末期日本和魂洋才的“中体西用”。第一位从体系上论述中体西用论的人，是李鸿章的智囊团成员冯桂芬。他认为对中国而言，国防问题是“天下第一的重要政务”，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根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即应以儒教伦理为中心，引进欧洲的先进技术。冯桂芬还呼吁第一步应在上海和广东成立翻译公所，培养精通欧洲学问和外语的人才。

冯桂芬的这一主张派生了以鸦片战争时作为全权大臣被派至广东的以林则徐为中心的、开明的知识分子团体——公羊学派。公羊学派对现实社会抱有强烈关心和危机感，他们的最大特点在于主张“经世致用”，即大胆地重解孔子的意图实施改革。感觉敏锐、憎恨官界腐败的诗人龚自珍撰文预言将出现大叛乱，写下“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的文句猛烈批评社会，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初战失败后，道光帝有所动摇，林则徐被撤职并发配到西北边境，他将自己收集到的对外信息都托付给了盟友魏源。1842年魏源经整理后，出版了世界地理书及海防书《海国图志》。该书出口到日本后极为畅销，对幕府末期的志士们也带来了思想上的巨大冲击。在序文中，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即学习欧洲的军事和训练方法来巩固国防。也就是说，洋务运动是公羊学派改革目标的实现，除了创办企业外，在内政改革和人际关系上，洋务派和公羊学派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近代化与儒教的正统论

那么洋务派的改革目标是什么呢？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经营者郑观应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中，提倡培养产业的同时，创办学校、报社，要求废除科举和缠足等，其改革方案与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十分相似。他还把中国的学问定位为“道（本）”、欧洲的学问定位为“器（末）”，认为中国长久以来迷失了“道”，此时应该引进欧洲技术的“器”，使“本末”得以融合，从而“回归孔孟之正道”。

被誉为中国报业之父的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院期间向传教士麦都士学习西方的学问。太平天国进入江南后，他为了自卫试图创建西式军队，因化名黄畹向太平军提示进攻上海的方法受到通缉，逃往香港。王韬从英国留学归国后，1874年创办了《循环日报》。他提倡铺设铁路、开采矿山、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国民意识。如果引进了作为“器”的欧洲制度，一百年后中国必将超越欧洲，数百年后还将实现“大同”乌托邦的理想。“孔子之道”仍是不变的真理，通过对官僚纲纪的肃正恢复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理想的社会关系，便能够实现国内的稳定。

也就是说，对儒教的信仰虽各有差异，但它却是洋务派们共同的倾向，这种传统主义的姿态并非仅体现在李鸿章一人身上。从第一章也可看出，他们的对手太平天国虽一方面接受基督教，却仍具有建设正统的传统王朝这一复古主义的侧面。换而言之，“回归本来的中国”这一主题，是接受欧洲近代洗礼的19世纪后期的中国共同的反应。洋务运动和太平天国也和这种时代精神不无关系。

然而洋务派体现出的保守主义倾向，给洋务运动带来了日本明治维新无法想象的困难。铁路的铺设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最早的铁路是1876年上海和吴淞之间的铁路，两年后被政府收购并废弃。虽然日本当时也反对建设铁路，但中国的反抗尤为激烈。其中值得注意的要数1881年上书称“铁路建设有害无益”的刘锡鸿。

1876年，刘锡鸿作为首位中国外交官，和洋务派官僚郭嵩焘一道被派往英国。在那里他亲身体验了欧洲文明，并感慨万千。然而回国后，刘锡鸿不但没有发挥这种经验，反而举出铁路会破坏墓地的风水（相当于日本的地相）、中国治安太差无法保证列车的安全运行等九条理由反对建设。

刘锡鸿还在奏折中称：“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臣窃计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此处重要的是，他认为欧洲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应有的治世，即《周礼》等古典所描述的理想的乡村统治的乡官制度。

刘锡鸿的评价标准充其量只是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把近代的技术和制度视同枝叶的中体西用论，未能把欧洲文明作为基于与中国不同原理上的一种文化来进行把握。这种倾向也同样可见于洪秀全对基督教的理解，他认为欧洲宗教的基督教在古代中国也被信仰。可以认为这种思维是近代初期的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典型。然而，这种思维导致了欧洲文明源自中国的“西学中国起源论”，反过来又束缚了改革的进展。

洋务运动与地方民族主义

洋务运动开展中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代表地方势力特别是代表地域社会利益的被称作乡绅的精英们的成长，以及其产生的中央与地方均衡关系的变化。其契机仍要数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在太平军与清军激战的地点，人们面临选择支持清朝的长辫、或是太平军官兵的长发，发型甚至能决定人的生死。

这时住在浙江诸暨县的农民包立身，1861年创建了区别于太平天国和清朝的宗教团体，用以渡过世界末日的“劫难”。该团体被称为东安义军，位于包立身故乡的农村，施展奇妙的妖术与太平军对抗，并坚决拒绝了清朝地方官员联合的要求，守卫自己居住的地区。最后在太平军的猛烈进攻下牺牲无数，后来被诸暨县的人誉为“地方自治的先祖”。

以上的例子虽然极端，但是在太平天国时期，出现了不少表面是团练、实质乃匪贼的地方势力，他们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与清朝、太平天国、捻军等叛乱集团相抗衡，相对独立于中央集权。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湘军在以曾国藩为中心的师徒关系和同乡力量的支持下成立了，从中央政府不能直接控制这一点来看，湘军是最大的地方势力。

而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自建国以来对这种地方势力的滋长就极其敏感。因此，太平天国平定后，曾国藩为不让清朝起疑心，将湘军解散。然而一度发展起来的地方势力的潮流并未就此停止，湘军、淮军出身的人进入官界，并形成了各自的关系网。在财政上也设立厘金作为地方税适用于商品流通。最初本是作为用来镇压叛乱军队费用的临时举措，叛乱平定后仍旧得以保留，成为以省为单位的地方政府提高自主性的有力根据。

洋务运动成为这些地方势力活跃的舞台。清朝为了筹措军队资金大规模地卖官，科举的威望降低，地方上充满了徒有其名的官员。他们对正规的仕途失望，转向为洋务派官僚谋事，通过掌握欧洲学问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发言权。

对这些脱离科举的地方精英而言，承认地方自治的欧洲政治制度，特别是议会制度尤其具有吸引力。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特意设了“议院”一项，主张应由地方上有声望的人和商民选出议员来“上奏民情”。他还热切提出，开设议会使官民一体，不仅可以“发扬国威、防御外侵”，还能够实现汉代人才录用制度中“乡举里选”这一理想。

随着地方精英上台的动向，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生变化，可以看做是明初以来中国历史潜流的南北对立、即代表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科举精英与北京的皇权之间关系的再度紧张。而且他们多出生在与外国交流较多的广东、上海近郊等沿海地区，从中国整体来看，洋务运动是具有地方性质的、并伴随着地区间差距的运动。

然而，洋务运动与地方势力之间密切的关系，造成了运动内部地区之间的宗派主义和利己主义。例如，淮军系的李鸿章创建的轮船招商局，未能实现中国国内河流的汽船航运，是由于湘军系的洋务官僚刘坤一等人担心会招致湖南运输商失业而坚决反对的缘故。

洋务运动最大的成果是海军，由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舰队组成。李鸿章掌握了北洋舰队的领导权，中央政府（1885年后为海军衙门）未能确立统一的领导体系。北洋舰队中，淮军出身的丁汝昌和福建出身的官兵之间意见不合，也严重影响了将兵们的士气。不少人离开岗位到岸上生活，或沉溺于巡航港口上的玩乐之中。

最终，为纠正正规军队的腐败而诞生的、成为湘军和淮军组织原则的地方民族主义及其关系网，未能培养出强大的近代军队。洋务运动是一场缺乏中央集权举措的近代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