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文化与行为

毫无疑问，人的性格、喜好、潜力和特质不尽相同。不平凡的行为往往会由某些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例如，中国明朝有一位喜好恶作剧的文人徐文长，做过与200年后俄国人巴甫洛夫（Pavlov）相似的“条件反射”实验。徐文长与他的舅舅一向互相看不顺眼。有一天，两人特别较量了一番。那一天舅舅上门来看望徐文长的父母，徐文长出门迎接，对舅舅所骑之驴深鞠一躬，随后趁驴不备，用木棒数次猛击驴头及驴身。驴子负疼，乱蹦乱跳起来。

等到舅舅告别时，父母叫徐文长送客。徐文长等舅舅一骑上驴，就按平日礼节向他深鞠一躬。那头驴刚吃过苦头，于是立即扭摆狂跳起来，把舅舅掀翻在地。

总体来说，不仅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不同社会群体内部也千差万别。在中国，南北方言互不相通；长江以南的宗祠在数量上远比长江以北要多；有些北方人认为南方人肤浅或滑头。至于我，经常有南方人说我不像是北方人。他们说我的长相像南方人，身材也不像北方人那么高大。尽管不少福建人都是1.8米以上的壮汉，北方人身材更高大的说法却依然盛行不衰。

在美国，正如有位作家的说法，有些纽约人认为加利福尼亚人永远活在青春期，左胳膊下夹着滑板，右手拿着印度教经典。反之，一些加利福尼亚人认为大多数纽约人是时尚的奴隶，“固执地认为在死之前至少会穿错一双球鞋。”

众所周知，美国各州有不同的法律。但是恐怕大部分美国人不知道，全美唯有密西西比州的囚犯享有配偶定期探视权；在内华达州，不仅赌博是合法的，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前当地政府一直不愿在高速公路上设置限速标志，理由是司机们有能力自己做出判断。

然而，虽然存在个体与地域差异，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还是会按照通行的准则行事，违规的后果则各不相同。即将远行的美国男人如果在机场忘记与妻子吻别，回家后一定会有麻烦；中国人如果在朋友面前吹嘘儿子长相英俊，就会沦为他人的笑柄。在美国，一位客人如果不事前通知便带来不速之客，下次就可能不会再收到邀请；在中国，客人称赞女主人美貌，被认为是失礼的行为。客人可以赞扬她的厨艺、善良和教子有方，但最好不要涉及她的任何身体特征以及穿着。上述习俗不过是浩如烟海的行为规范中的几个例子。这些行为规范为每个社会的成年人所熟知，是该社会浑然天成的一部分。

这样看来，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不顾他人的看法，既不现实，更不符合人性。原因有二：第一，每个人都必须与其他人一起生活，建立程度不等的关系。这些人是我们的伴侣、父母、孩子、亲朋好友，以及我们的追随者或偶像。

第二，我们需要别人为我们提供生活物资和服务。我们和这些人构成了互相服务的关系。人们活在世上不但需要基本的公共设施、垃圾处理和医疗服务，还需要明信片、书写工具以及日常的食物。就连最超脱尘世的禅宗大师，他也不得不在别人修建的屋子里参禅修道，用他人做的工具惩罚他的弟子。印度教圣人经常坐在铺着虎皮的特制沙发上接受信徒膜拜，有时甚至会像麦迪逊时代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里的葛培理牧师（Billy Graham）那样熟练地使用麦克风。

因此，一个社会无论多么崇尚个人主义，但必须按照某些一般原则组织它的社会成员：男人与女人、成人与儿童、健康人与残疾人、科学家与屠夫、新手与能手、合格的从业人员与江湖骗子、军人与平民，等等。它必须一一区别这些不同的人群。每个个体归于哪一人群，是根据他身上的共性而非个性。

随着人类社会进化得比以前更加平等、自由，越来越多的妇女将从事一些以前被认为是男人专利的职业，家长对子女的束缚逐渐放松，更多的同性恋被人们所接受。但是任何一个社会（包括美国社会）都不可能祛除所有社会分类，以个人主义的理念将每个成员看成全然独立的个体。难道我们可以取消医生或驾驶员的资格认证，使得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开具处方或驾驶车辆？难道我们可以绕过年龄和收入差异，使得任何想领取社会保险和福利基金的人都可以如愿以偿吗？

尽管同样存在社会阶层、民族、性别、地区、年龄、职业等差异，但大多数中国人更擅长与自己的同胞打交道，而不善于应付美国人；美国人也是如此，在与美国人打交道时比与中国人相处更轻松自在。虽然美国人并不总是能理解美国同胞的所作所为，但是通常来说，不太会像外国人那样对这些同胞的行为感到惊讶。每个社会的成员共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心态和期待，这些共同意识是人们打交道时的基本指标，使社会稳定和持久。

在本书1953年的首版中，我引述了一则1948年被刊登在华北一家报纸上的故事。在天津的某河岸，有人发现了一个装有女性遗骸的包袱，使得一件奇闻为世人所知。10年前，张某偕妻儿离开家乡前往中国东北，靠挖煤为生。1946年张妻去世，张某就地将其安葬。后因内战发生，煤矿关闭，张某决定返回家乡。

他不愿意把妻子的遗骨留在东北，于是从坟墓中挖出遗骸，将其包裹起来，与他的3个孩子一道启程回家。他的孩子分别是11岁、8岁、7岁。一家人无力支付全程乘坐火车的费用，只好徒步经长春到沈阳，走了300多公里，又从沈阳乘车60多公里向西到达新民，然后步行近500公里到达中国北方煤矿中心——唐山，在那里他们搭上一辆免费的运煤货车走了120公里到达天津。

在开始最后200公里的回家之路的前夜，一家四口露宿在火车站附近。一个小偷误以为包着骸骨的包裹是一件普通行李，把它偷走后就随手丢了。张某发现包裹丢失，求人帮他写了许多张寻物启事，张贴在火车站周围。在获知警察在河边发现了一具女尸之后，他赶过去确认了那是他的妻子。当局基于公共卫生的理由要求他将尸骨就地埋葬。张某严辞拒绝，说“埋在这里是不可能的。即使我同意，我的儿子们也不同意。我千里迢迢把她带在身边，每夜枕着她入眠，我并没有生病”！最后当局只好同意让他带走骸骨。走之前，张某还向警方要回用来确认身份的一缕头发和一颗牙齿，称“下葬时她的身体必须完好无损”。

美国人可以理解中国贫民无力购买车票，因为他们知道贫困在旧中国司空见惯。而张某对亡妻的深情厚谊虽然让他们感动，但美国人不免认为张某的做法既怪异又无意义，有损张某和孩子们的健康。至于我的一些美国朋友，他们认同张某坚持要回头发和牙齿的做法，但却不明白为什么要用孩子的名义这样做。

就中国人而言，美国人的质疑都是缺乏理据的。中国人认为，将一个人的骸骨完好地安葬在家乡故园，不但是人生圆满的标志之一，更是子女应尽的义务。矿工张某的孩子还太小，没有能力埋葬母亲，因此父亲应该代替他们尽到这份责任，不管这个过程多么艰难。

正如一些中国风俗令多数美国人感到困惑不解一样，美国人的某些行为对中国人来说也同样匪夷所思。1944年，我在中国观看由美国作家玛莎·达温波特（Marcia Davenport）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空谷芳草》（Valley of Decision）时，第一次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部电影由格里高利·派克和葛丽亚·嘉逊（Greer Garson）主演。派克饰演一位富家子弟，其父是美国钢铁界巨头。派克在生产和劳资关系方面有很多新的想法，与父辈的观念格格不入。他的妻子在观念上与他父母的想法更为接近。尽管两人已经育有一个6岁的孩子，但这段婚姻并不让派克感到开心。嘉逊饰演这个巨富之家的女佣，她的父亲在派克家的工厂工作。在一次谈话中，她的思想、个性和同情心深深地吸引了派克。但嘉逊因派克是已婚人士，拒绝了他的追求。

这时，派克家的工厂爆发了劳资冲突。工人们举行大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厂方打算雇用临时工来顶替。派克竭力说服父亲及工厂顾问将临时工遣散，恢复与罢工工人的谈判。但是就在父亲迫于儿子的压力，开始与工会领导谈判时，临时工与罢工工人之间爆发了械斗。派克和嘉逊的父亲不幸双双遇难，多人在冲突中受伤，派克家的豪宅也被付之一炬。风波平息之后，派克接管了公司事务，着手改善劳工政策。最后，派克那位性格冷酷的妻子提出了离婚，派克与嘉逊有情人终成眷属。

美国人认为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情节发展完全符合一般人的价值观，生产矛盾的解决是由于制造业的新观念替代了旧方法；在平息社会冲突时，平等协商比用铁腕镇压工人更有效；开明的派克取代了保守的父辈；不幸婚姻的阴霾最终被真爱冲破……

和我一起观看电影的中国友人却对此不以为然。他深刻了解美国规模庞大的工业体系及其雄厚财力，对大工业内部滋生的劳资纠纷和暴力冲突也有一定认识，至于美国人乐于尝试新的生产方式，他更是知之甚详。但是他仍认为派克和嘉逊都是不义之人。派克不忠不孝，违背父亲的意志和遗愿。嘉逊更是令派克婚姻破裂、家庭失和，甚至使其父亲丧命的罪魁祸首。在嘉逊刚出现时，派克一家兴旺和谐、尊贵体面，如果不是她怂恿派克坚持己见，派克就不会劝他的父亲与工人谈判，两人的父亲更不致在冲突中丧生。

在中国人看来，与父亲发生冲突的儿子就是不孝子，帮助不孝子的女人也不是好女人。派克的原配反倒是一个被人算计了的贤良女性。至于年轻男主人与原配之间的不和，以及他和嘉逊共同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则不在中国人考虑之列。

两则故事充分说明，在不同的社会里，人们看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角度，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各不相同。指称社会共同意识的词语很多，如“社会性格”“文化主题”“生活方式”“民族性”“基本个性”或“人生观”，等等。我不想评判这些术语的优劣，也不想卷入人类心理学领域的专业讨论，但为了便于本书论述，我将把共同意识称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或“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社会生活方式是否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它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改变”，尤其是在谈到美国社会文化的变迁时，更是如此。在二战之后，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美国确实经历了诸多变化。60年代，我们亲眼看到美国青年吸毒成灾，嬉皮士与雅皮士运动此起彼伏，高等教育体系的学生运动及性解放运动兴起，以及几乎快要将各大城市烧为灰烬的种族冲突愈演愈烈。

自那时以来，我们目睹了许多新的发展，诸如被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和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称之为“新自恋时代”或“唯我主义的一代”，等等。这是不是一种全新的趋势呢？参加大规模游行的示威者在陈述他们的心理状态时，早已表明群众抗议正在转向个人对自我满足的寻求。例如，一个哲学专业的学生皮特（化名）声称，他之所以参加校园里的抗议，是想迫使其就读的常春藤大学放弃对那些主要在南非共和国从事商业活动的美国公司的投资。皮特说，“我积极参与改变现实，感到自己比以前更快乐了，以前总会因为性压抑和无所作为而产生负罪感。”皮特的说法与60年代另一位叛逆者苏珊·斯特恩（Susan Stern）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个人传记《气象员》（The Weathermen）一书中，斯特恩描述了1968年民主党在芝加哥召开全国大会期间她参加示威运动的感受：“我感觉棒极了，觉得浑身是劲，可以一气儿跑上几公里。”

从美国文化的长远发展来看，寻求自我实现的趋势已经大大超越了半个世纪前电影《空谷芳草》的主题。

至于中国，自1949年以来，共产党决心彻底整改中国社会，在西方世界看来，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事件正是中国与过去决裂的信号。“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垮台及推动四个现代化，都预示着这个拥有悠久灿烂历史的伟大国家正在经历一场全面且艰难的社会变革。

一些对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有一定了解的西方人，在面对近年来中国人性格的某些转变时，表现得一知半解。例如，著名美国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在1972年游历中国后，由新中国的批判者转变为歌颂者。离开中国前，他与妻子坐在从广州开往香港的列车上，谈论起一件让他们备感困惑的事。这对夫妻发现与苏联和其他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这次在中国长达一个月的旅行“既不让人窒息，更不使人压抑”,“没有感谢上帝让我们离开这片土地（结束苏联之旅后的一般反应），我们反而希望能再多逗留几个月。”两人都忍不住地问，“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艾尔索普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在1964年夏天离开苏联时，我的感觉正是如此。可是，我觉得他给出的答案让人费解。

一方面他认为“新中国正以中国的方式前进”，并且说，尽管“大跃进”失败了，“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到处都可看到人们为创造美好未来而奠定下勇敢、勤劳、智慧的基础。农业及工业生产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我想恰恰就是这种向前跃进的氛围，应被视为我们在去往香港的列车上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吧”。

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提到“透过表面现象，那里看不到如苏联一样自由的生活。中国式的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任何地下艺术、违禁文学。所有人都步调一致，或者在进行‘思想改造’”。

我怀疑上述理由都不是艾尔索普在离开中国时产生触动的真正原因。就成就而言，苏联的表现并不逊色。对比一下苏联革命前后的社会状况，我们能够否认它一度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见证过一种向前跃进的氛围吗？事实上，二战期间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亚历山大·埃格斯顿（Sir Alexander Eggleston）在重庆曾经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他认为苏联的进步是因为俄罗斯人毕竟是俄罗斯人。而持这种看法的，绝非只有埃格斯顿一人。

那么，为什么中国不存在地下艺术与违禁文学？为什么中国人的步调如此一致？艾尔索普夫妇在一个“看不到自由生活”的社会旅行却不感到窒息和压抑；而每一次离开拥有“更加自由的生活”而且诞生过令艾尔索普及其同胞十分崇敬的索尔仁尼琴的国度时，却要不由自主地感谢上帝，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如果仅以美国人的视角来审视新中国和中国人，这个悖论自然无解。我认为使中国有别于苏联和美国的，其实是人的因素。今天新中国的优势，就是它在做任何事情时，都能有效地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的方式转向新的规划。

艾尔索普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接待过我们的人都友善可爱，乐于助人。我们的翻译官姚伟，是我们俩遇到过的最好的旅伴。”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一个典型的美国式答案，用“进取精神”来解释两人离开中国时的依恋不舍。假如他了解中国人的性格，就会知道那些看似自相矛盾的事实其实是同根同源的。中国缺少地下艺术与违禁文学，与“友善可爱、乐于助人的接待人员”是同一种行为模式的两种体现。

我们用另一个案例来说明今日中国和传统中国在文化上的一脉相承。一位美国著名发展心理学家访问了一些中国学校之后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老师给孩子的无微不至的关爱，更加可靠和全面，虽然他们不像美国师生之间那样亲密（斜体为笔者补入）。”他为此提供的论据仅是中国老师（幼儿园老师）奖励孩子的方式是“口头表扬而不是抚摸、拥抱”。

在我看来，触碰得少不能证明彼此关系不亲密。美国夫妻在公共场合的亲吻拥抱能作为他们之间亲密程度的晴雨表吗？亲吻拥抱是美国人表达情感的常见方式，不能以此判定孩子对老师的信任度。另一方面，中国老师给予学生“更可靠”的关爱，有可能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亲密关系。既然“更可靠”的关爱意味着更持久和周全的照顾，假定这对师生之间存在着更亲密的沟通难道不是很合情理吗？

中国社会文化的变化是根本性的还是形式上的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十五章“共产主义在中国”中讨论。

有些人认为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文化变迁。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台湾发生的一件事提醒他们该重新思考这个判断。

纳妾是中国的传统习俗。西方人常常把妾看作是情人，不明白她们其实是合法的“助理”妻子。儒家思想认为纳妾是为了确保家族香火的延续，但不少中国男人纳妾只是为了满足私欲。中国在1935年曾立法禁止纳妾，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禁令才真正得以执行。1949年后，已为人妾者可以自由选择去留，但不再允许有新的纳妾行为。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台湾如大陆一样通行纳妾。直至日本战败后，台湾才开始推行大陆颁布的禁止纳妾的法令。然而，到了70年代，一家颇具影响的日报社发表了一篇报道：

春暖花开之际，一位62岁的地方官员也迎来他生命里的第三春，在这个鸟语花香的时节，他将迎娶他的第三位新娘。

这位退休的社区官员黄先生现在是三峰观（一座附设剧团的道观）的贵人。他是那里的常客，经常捐赠巨额资金。而新娘是该剧团的名角。

黄先生的亲戚说他先是喜欢上了那位女演员的唱功，然后因为他和道观及剧团的密切关系，他们就订了婚。

这对老少恋的婚礼定在3月25日[1977]。他们会在道观的诸神面前举行隆重的婚礼。高雄市的王玉云市长（音译）是受邀嘉宾之一。

据称，这位老者家中的妻妾都在忙着操办他的婚礼，这真是少见又让人高兴的事，尽管她们都与他办理了假离婚。

假离婚使台湾人得以规避禁止纳妾的规定。显然，这四口之家会在同一屋檐下过着幸福的生活。

老翁纳妾和携妻遗骨回天津这两个案例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体现出了中国人的婚姻态度：婚姻关系更多基于夫妻间的责任和义务，而非男女的情爱。这就是新闻报道不提及两人婚恋经过的原因。婚姻的责任和义务在纵向上关系到孝敬父母、教养子女，横向则扩展到旁系血亲。这样说来，黄老先生的妻子及第一个妾帮他张罗娶第二个妾，岂不是理所当然吗？假离婚恰恰表明中国的传统文化模式仍鲜活地存在着，而与现代法律之间还有极大的心理障碍需要跨越。在西方的影响下，中国的法律明文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但按中国的习俗，人们却依然认为一夫多妻并没有什么问题。假如不是这样，那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报纸上如此坦率地提及假离婚的事实，而没有让当事人陷入法律纠纷、受到公众谴责（甚至惩罚）呢？这件事如果发生在美国，情况会大不一样。

从风俗的角度进行对比虽然廓清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差异，但它提供的仍然只是片面解读。它没有向我们说明这些风俗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如何在各自社会中对其他行为产生影响。比如，中国人典型的婚姻及家庭观念，与中国人不关心政治及没有广泛接受基督教有何关联？电影《空谷芳草》描述了代际冲突、劳资矛盾以及60年代的学生骚乱、70年代的自恋主义，它们又是如何与美国的种族歧视、政治体制以及工业技术成就联系在一起的？

另一方面，我们之前的分析没有解释个人行为、群体活动中前后矛盾的现象。例如，为什么宣扬神爱世人的美国基督教团体拒绝吸纳黑人信徒？在一个崇尚男女平等的社会，为什么在专业领域和政府部门位高权重的女性却如此之少？一个基于自由自治理念建国的国度，为什么会派军远征去镇压他国的民族革命，扶持一个腐败的傀儡政府？而二战之后，最令美国人困惑不解的现象是：中国这样一个崇尚礼教、爱家守业、尊重传统的国家为什么会突然转向共产主义？

我们应当看到，人的行为如同一张蜘蛛网，乍看似乎杂乱无章，实则脉络分明。一旦了解其构架和节点，我们就会发现看似分散的要素实则存在确实的内在联系，看似自相矛盾的行为实则来自同一个源头。本书旨在条分缕析，追溯导致中美两个民族行为模式不同的心理根源。

为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中美两国的普通民众，考察他们的生活、观念及行为，同时关注两国各领域的杰出人士及政府政策。我们将用显微镜而不是望远镜来观察两国民众。我希望读者不要受“中国”“美国”这些抽象标签蒙蔽，它们不仅仅是两个地理上的名词，亦不仅仅代表两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我们想要展现出来的不是隐藏在“民族”帷幕下的无形人群，而是有着明确价值观、职责和理想的民众，通过不同的渠道，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懂得痛苦、胜利和献身的意义。我不想在书中详细叙述两个国家在历史、文化习俗及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巨大差别，但在试图了解美国人和中国人的过程中，这些差别及其他一些因素会为我们提供思路，帮助我们回答：造成这两个民族如此丰富、鲜明和众多的差异的终极根源是什么？

中国人和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差异，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更重视个人的偏好，这个特征我们称之为个人中心。与之相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强调个人在群体中恰当的地位及行为，我们称之为情境中心。第二，美国人多情绪外露，而中国人则含蓄内敛。

两组差异存在内在的关联。个人中心导致美国人在社会关系和心理上的孤立。他们喜则欣喜若狂，痛则痛不欲生。情感作为个体生命的核心，它的波动自然极其强烈。

以情境为中心的中国人在社会关系和心理层面倾向于依赖他人，紧密地与现实生活以及身边的同伴相联系。他们的喜怒哀乐与其他人一起分享，所以那一切就显得温和平淡。

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个人中心的美国方式和情境中心的中国方式——就是我们以后章节所有论题的关键。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差别也是各自社会顽疾和弱点的根源，例如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和宗教斗争、中国社会的贫穷和惰性，等等。本书试图根据这些差别，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为此，我们会问：这两种生活方式各自满足了什么人生目的？人们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获得满足？他们付出怎样的代价？代价是否太过高昂？这些代价是否有可能减少，还是势必会逐渐上升？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于我们大有裨益。因为世界未来的安危取决于每个民族对自身的认识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取决于各民族如何自我革新和把握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