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与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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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权世界中的女性

即使在一些与性无关的情境中,中美两国对两性的态度也明显不同。今天,不少美国女性与男性共享公共生活。她们与男人一起受教育,一起工作,拥有共同爱好,在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与之展开激烈竞争。美国女性不但胜任医生、律师、政府要员、教授、工商业管理者等高级职位,也大量就职于工人、警察、文员、军人等普通岗位。

在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的100多年中,只有少数中国女性享受到与美国女性相当的社会地位。她们散落在不同行业,是反抗中国传统陋习的先行者,然而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不识字的妇女,从未听说过这些女中豪杰,或者只是茫然而好奇地仰望着她们。在1949年以前,大多数人对男女平等的观念仍一无所知,更不要提1911年辛亥革命后颁布的一系列维护妇女权益的法令。大多数中国女性养在深闺,从小学做针线活,被教导要回避任何与年轻男子的接触。最后,这些女性坐上花轿被送到婆家,她和她的孩子们都将被冠上夫姓。她们再用同样的方法教育下一代,生活就这样一轮又一轮地循环下去。

奇怪的是,即使在1949年之前,中国少数受过教育的职场女性就自然地达成了与男性的平等,对手头事务充满自信。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办公室的艾琳·托伊伯博士(Dr. Irene Taeuber)于40年代末期环游东方世界之后表示,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其他领域,中国女性的安详自若都是大多数美国女性所望尘莫及的。据我与博士的私人谈话。

这并非托伊伯博士的一己之见。早在10年前,赛珍珠(Pearl Buck)就做出过大致相似的判断,她写道:


我第一次感到吃惊,是在我询问一家由女性开办、信誉良好的银行的名字时。我的朋友们在上海时都与一家女子银行打过交道,非常欣赏中国女性处理投资的方式。他们认为中国女性机智聪明,胆大心细。但是在我的国家,我得知并没有一家由女性开办和经营的银行。当我问及原因时,我被告知没人会把钱存到这样的银行。至今我仍然不清楚这是为什么。Pearl S.Buck, Of Men and Women.1952年,我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时,顿时对它产生兴趣。我决定做一番调查考证。我确实找到了一家银行——俄亥俄州亚克朗市第一联邦储蓄与贷款协会(the First Federal Savings and Loan Association of Akron, Ohio)。它成立于1921年,在1952年固定资产达到1250万美元,雇员是清一色的女性——从柜员到董事长。多年以来,当地人称之为“女性联邦”。不过,这家银行的董事会由4名男性和女董事长共同组成。至于客户的性别比例,与其他银行并无差别。16年后,情形为之一变。女董事长1961年退休后,一位男性接手了她的工作,接着大多数工作人员也被替换成男性。银行又再聘用一位男性就任执行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位,从此董事会成员皆为男性。无独有偶,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一家女性银行,与“女性联邦”的历史极为相似。现在该银行改由一位男性管理。  尽管这两家女性银行都转入男性手中,但美国历史上一直不乏女性银行高管。据美国银行家协会统计,在1936年至1966年期间,全国约有1/10的银行管理者由女性任职。1950年、1960年和1966年银行男女雇员的比例分别为:73,000∶6,000;104,200∶11,600;126,000∶14,000(参见1967年美国银行家协会人事管理及职业发展部所提供的“就业指南”中“银行业”一项,页7)。然而,截至1967年12月31日,仅有极少数女性(约占1%)继续留在董事会主席的位置上(同上,参见附录I)。自这时起,银行中女性职员与管理者所占比例逐年上升。1975年,银行管理者中有25%为女性(161,331∶53,783,据美国财政部统计)。1978年,该数值达到30.4%(据劳工统计局统计)。但据美国银行业女子协会1979年7月发布的数据,只有2%的女性跻身于“高级管理层”。通过电话调查,该协会的女发言人称,“即使到了今天(1980年11月)董事会主席的职位中仅有2%由女性担任。”在80年代,全美大约有9家由女性创办的银行。始于1976年的旧金山西部女子银行就是其中之一,1980年9月它更名为金门银行,其他女子银行分布在纽约、洛杉矶、圣地亚哥和丹佛。它们都不是银行业巨头,金门银行的资产只在1000万美元上下。


美国人不信任女性并不难理解。它首先与美国职场女性的自我防范有关。这继而成为一个恶性循环。职场女性的防范意识越强,男性对她们就越缺乏信任。

美国受过教育的女性与男性共享职场已经如此之久,为什么她们的防范心理反而比刚刚获得平等地位且人数不多的中国女性更强烈呢?答案依然在于二者深层心理模式的不同。根据个人中心的思维模式,美国人认为性无处不在,男女在任何场合相遇都会产生两性的吸引。性的边界并不清晰,它有可能出现在任何时间、场合以及身份不同的男女之间。但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性被限定在特定的生活区域,不会向其他领域渗透。中国男人看待欢场女郎和女教授的目光截然不同。同样,中国女人判断男性也会以他们各自的身份、地位为参照。

简而言之,在美国人眼中,性的重要性超过周遭的情境,而中国人认为后者比前者更重要。美国女性随时可以施展女性的魅力,无论在她面前的是收银员、房东还是她的丈夫。只要女性的魅力得到赏识,她们并不在乎对方是公车司机,抑或她的学生、同事。而一位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女性如果试图模仿美国女性的行为,她一定会自取其辱。因为在中国文化里,女性魅力是与性紧密相连的,只有在丈夫或至少是结婚对象面前才能展现。在二战期间,大量美国男子因为工作、社会活动或两性关系在中国及美国接触到中国女性。其中一些人认为中国女性和美国女性一样可以随时施展女性魅力。他们之所以产生这种错觉,恰恰因为他们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中国女性具备对环境的敏感认知,她们在中国男子面前表现出以情境为中心的矜持,即使这些男子正身处美国。但是,当中国女性在与美国男子打交道时,由于人际交往的场景出现极大变化,她们倾向于突破某些中国的规则。比如,身在美国的中国人,朋友会面时充其量只是握握手而已,但是其中不少人在与外国朋友的中国伴侣打招呼时,会采用更亲密的身体接触,如亲吻脸颊。

在美国男性眼中,即使工作性质与性毫不相干,美国女性仍与她的女性本质不可分离。美国女性的防范意识首先源于男性因她的闯入而产生的不快,而美国男性的不快则是来自职场女性先天的性别优势。

中国女性的性魅力仅属于她的丈夫或未婚夫,只在婚姻内的私密空间充分展露。中国女性如果获得升迁,男人倾向于认为这是由于她的个人能力而非性别。由于性被限定在婚姻、嫖娼等特定区域,职业女性在进入传统的男性领域时无须过分戒备,男人们也不觉得她们是入侵者。在职场这一社交场合,中国男女是无性别且平等的。

在美国,性别差异之所以不断深化,是由于受到中国人尚感陌生的骑士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一传统强化男女之间的心理差距,男性的才智与力量受到推崇,女性依赖男性被视为天经地义。这一切会挫伤职场女性的自信心。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女性在职场的成功往往使丈夫的自尊心受损;中国男人无论地位高低,反而没有类似的顾虑。它同样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女性必须主动争取,才能获取经济、政治上的平等,中国女性则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享有平等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