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山水画概述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既是一个动乱的年代，又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出现了一批以“竹林七贤”、“兰亭名士”为代表的魏晋名士，他们不滞于物、不拘礼节。游山玩水成了士大夫的主要生活内容，山水的自然美能给予仁者以启迪，而为智者所乐。他们崇尚老、庄，亲近自然，修养性情，以天地之美为大美、至美。此时的画家们开始模山范水，宗炳的《画山水序》和王微的《叙画》阐述了这一时期山水画创作的方法与欣赏角度。东晋顾恺之的《庐山图》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幅山水画。

隋唐

隋朝的山水画沿袭了六朝的青绿重彩形式，但是改变了“群峰之势，若全饰细节，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的面貌，山、水、云、树、点景有了更为和谐的布置和经营。题材以气势恢宏的亭台楼阁为主，设色富丽、古艳。代表画家有展子虔、董伯仁和郑法士等。

唐代经济发达，封建社会的发展达到了全盛时期。这一时期，思想活跃，文化艺术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盛况。山水画在继承前人青绿的工细程式上，着重表现的是秀丽的山川，用以寄寓画家的情思和追求山水的意趣。代表画家有李思训、李昭道父子。

唐代山水除了青绿重彩之外，用线造形后再用水墨渲染的水墨山水画也开始兴起。水墨山水相对于青绿重彩，更能表现大自然的微妙变化和画家的人文情怀。代表画家有王维、张璪、王墨、毕宏、卢鸿等。

五代

五代时诸侯割据，时局混乱。这一时期的山水画家对大自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选材到技法都有了一个飞跃，创立了真实生动的北方峻岭和秀丽婉约的江南山川两大山水画体系。在意境和审美情趣方面，五代山水画较之唐代更能表现出各种不同的自然面貌，创造出富有个性的深妙的意境。在北方，有以荆浩及其弟子关仝为代表的北方画派；在南方，则是以董源及其弟子巨然为代表的南方画派。

北方画派重视写生，如荆浩常携笔墨隐居于太行山中进行写生，强调“度物象而取其真”，开创了大山大水的构图，善于描绘雄伟壮美的全景式山水；而以董源和巨然为代表的南方山水画派，则擅长表现平淡天真的江南景色、体现风雨明晦的变化。

两宋

两宋时的山水画走向全面成熟，这一时期统治者偃武修文，在宫廷中设立了“翰林书画院”，培养了大批的绘画人才。宋仁宗、宋神宗、宋徽宗、宋高宗、宋光宗等皇帝都对绘画有不同程度的兴趣，宋徽宗时还曾一度设立画学。

北宋前期，以李成、范宽为代表的北派山水独盛。北宋中期，郭熙全面总结了前人传统，从意境到技巧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北宋后期，全面开花，青绿山水有赵令穰、赵伯驹、王希孟，水墨画则有米氏父子创“米点山水”，改变了以线造型的传统。南宋虽偏安一隅，山水画仍有发展，一方面有唐、五代、北宋的传统基础，另一方面，北宋晚期以北派画法为主的画家于江南新的感受下有了新的创建与发展。

北宋初期，文人画逐渐兴起。苏轼最早提到“文人画”这一概念，其主要特点是主张以抒发作者的主观情趣为目的；取材花鸟竹石、水波烟云，借物寓意、回避现实；在创作方法上不受程式束缚；在艺术形式上强调诗、书、画、印的结合等。文人画的兴起，促进了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在山水画领域，这种画风在宋之后通过“元四家”的艺术追求和实践，成为画坛的主导。

元代

山水画是元代绘画中成就最高的，尤其是水墨山水。与两宋不同，元代画家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对话，在“师法造化”的同时，更强调以意境入画。表现技法上以笔墨松灵深化为上，将书法艺术和绘画线条相融合，将笔墨线条的美推向极致，强调绘画笔墨可以具有不依存于景物的相对独立的美。

元代初期以钱选、赵孟頫、高克恭为代表的画家，从文人审美情趣出发，重视神韵，追求清雅、朴素的画风。元代中后期，则出现了号称“元四家”的黄公望、王蒙、吴镇和倪瓒，他们在艺术思想和创作方法上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赵孟頫的影响，但是每个人都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面貌和艺术特色。“元四家”的山水画创作实践和理论，代表了当时山水画发展的主流，对明清乃至现代的山水画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移情寄性手段的山水画，在元代画家手中被运用得淋漓尽致，充分表现了画家的个性，在笔墨技巧的探索上也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是中国山水画发展历程中的高峰之一。

明代

明代山水画空前繁荣，画派林立，画家无数，《明画录》载有山水画家四百多人。这一时期的山水画主要以继承传统为主，临古风气盛行。董其昌打出了复古的旗帜，通过临、仿、复、摹来标识自己的传统渊源，确立自己的艺术风格。明代初期崇尚宋代画风；中期；文人画重新复兴于苏州；后期；士大夫文人画更是向“独抒性灵”方向发展，以画为乐、以画为寄。

明代的浙派采用方笔，粗率顿挫，古朴苍劲，代表画家有戴进、吴伟、张路、汪肇、朱邦、蓝瑛等；吴门，师法董源、范宽，兼修王蒙、吴镇，用笔细长挺秀、清丽典雅、灵逸生动，书卷气浓，代表画家有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等。

清代

清代的山水画沿袭了明代的传统。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继承了董其昌的理论与实践，致力于摹古或在摹古中追求变化，受到了当时官方的重视，被推崇为正统。而此时南方也出现了一批极富个性的画家，其中以“四僧”（八大山人、石涛、髠残和弘仁）为代表。八大山人以山水寄托亡国之恨，意境凉凄，笔墨深沉含蓄；石涛与髠残的作品则描绘胸中山水；弘仁高简幽疏。“四僧”虽风格各异，但都竭力发挥其创造性，冲破当时画坛摹古的樊篱，振兴了画坛，对后世的“扬州八怪”有较大的影响，直到吴昌硕、齐白石等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