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南传的动因及其意义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自东汉后期在内地创建以来，便积极向四周传播和发展。汉晋时期，岭南已是道教传播和发展的重镇。道教何以迅速传播岭南，并在岭南得以流布？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课题。近年来，有学者已从受播地的一方入手，对岭南的地理环境进行了考察，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但仔细思考，道教得以南传，固然离不开岭南特定的客观历史条件，然与道教自身发展的主观需要也分不开。又道教南传，与岭南文化结合，产生互化效应，其意义不可低估。本文试从道教自身发展的主观需要一方切入，探究道教南传的最初动因及其深远意义。

一 道教南传的动因

道教南传的原因有多方面，从道教自身发展的主观需要来看，其动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1．扩大势力的需要

早期道教的形成，以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出现为标志。太平道创教于东方，五斗米道创教于四川的鹄鸣山，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故道教创建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扩充势力，扩展范围，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就明确表明这一愿望和需要，经云：“天师之书……下及奴婢，远及夷狄，皆受其奇辞殊策，合以为一语，以明天道。”《正一天师告赵升口诀》一文更明确指出道教所要达到的势力范围：“圣人前敕三阳比筭，南至大江，北至北滨，东至东夷，西至濛汜，已逆注十万人，名上太玄紫簿。”该文著述的时间不详，有学者认为：“当出于隋唐之前，系道教产生和形成时期的道典。这充分展示了道教在早期便有广布道法于周边四夷的宏伟意愿。”

早期道教组织还有将这一愿望付诸实践的举措，如张角在山东、河北、河南一带自称“大贤良师”，持九节杖，用符水、祝咒、“叩头思过”等方法为百姓治病，组织“太平道”。之后，设立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队伍达数十万人。又如天师道先是张陵布道，“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在蜀地就通过“请祷之法”“自首其过”“造作符书”等传播方式吸引百姓，组织“五斗米道”，并设立天师、系师、嗣师、三女师、祭酒等职名，统领教徒，又将信徒分为二十四治，“置二十四治、三十六静庐，内外道士二千四百人”，有学者指出，它“以治馆为中心，教团以二十四块地域分开，扩充于全蜀”。从鹄鸣山到全蜀，势力明显扩大了。又“建安六年（201），张鲁以鬼道教民。……民、夷便乐之，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其道”，奉道的人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据《广弘明集》卷八记载，三张（张陵、张衡、张鲁）“妄称真道”，其注引《蜀记》云：“张陵入鹤鸣山，自称天师。……米民山獠遂因妄传贩死利生，逆莫此之甚也。”米民即五斗米道徒，山獠即僚人，为岭南土著，“僚者盖南蛮之别种”，东汉末年主要生活在两广、云南、贵州、湖南一带，表明此时道教势力已扩展到岭南，足见道教在早期便有广布道法、扩大势力的需要和意愿。

2．壮大神威的需要

道教崇奉多神，其鬼神世界宏大而庞杂，是一个包罗天神、地祇、历史人物、道教领袖在内，比附“道—阴阳—五行—万物”宇宙图式，掌管一切的神谱体系，如此庞大的神谱，既出自道教家的精心构造，也需向各地方、各民族进行收集，故道教创立后，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吸纳神灵、壮大神威。在现存最早也是最有系统的神谱《真灵位业图》中，诸神有条不紊地排成七个层次：第一层次，以元始天尊为首，他的左边和右边分别排列着诸位道君；第二层次，以大道君为首，他的左边和右边分别排列着一班仙人和女真；第三层次，以太极金厥帝君为首，他的两边分别排列着一系列古代著名历史人物；第四层次，以太清太上老君为首，两边肃立着众多神仙；第五层次，以张奉为首；第六层次，以中茅君为首，这是传说中的两个创教人，他们两边分别是众多道士；第七层次，以酆都北阴大帝为首，周围是一批武功显赫的历史人物。有学者指出：“这个神谱还多出了以道士为原型的仙人，那自然是为了证明道教的伟大与灵验，又拉进了许多历史名人，那只不过是招兵买马壮大声势。”道教神灵体系庞杂而多端，其中有不少是吸纳各地尤其是南方民族的原始神灵，如正一派就吸收了东南西北中各路神灵，《太上三五正一盟威阅箓醮仪》记载，它“出东方胡老君反甲逆鳞兵九十万人，出南方越老君火营骑吏火烛兵八十万人，出西方氐老君炼杖金精兵六十万人，出北方羌老君乌丸扁鹊兵五十万人，出中央伧老君二十五万”，各方神灵成为它的守护神卒。《正一盟威秘录四》也有相关的记载，令“东方夷老君逆部伏卫神，南方越老君扁鹊伏卫神，西方氐老君捍厄铁轮神，北方羌老君及甲逆鳞神，中央秦老君部领黄云神”, “斩五方不正之鬼，血食之精，众妖故炁，见即俱灭”，为制服捣乱醮祭仪式和祟人害命的鬼而出动五方神灵。此外，像《赤松子章历》《正一法文经章官品》《太上正一解五音咒诅秘箓》《正一法文十箓召仪一卷》等道教经典都有类似的记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晋代道教大师葛洪晚年栖隐岭南罗浮山，就将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崇奉的盘古神灵纳入道教神谱，创造出盘古真人即元始天王的形象，有学者指出：“‘元始天王’是晋代道教学者葛洪在早期道教崇拜太上大道君的基础上，吸收了南方少数民族中流传的盘古开天神话而塑造的道教最高神。”这说明道教有吸收各方神灵加入道教行列，以壮大神威的需要。

3．反抗朝廷的需要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道教创立后，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发动民众、反抗朝廷，有学者指出：“道教有劝人忍让顺从的一面，也有干政反抗的一面，早期经典《太平经》中二者兼而有之，黄巾起义 ‘颇有其书’，不为无因。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曾利用道教来宣传、组织，也说明道教中含有反抗的遗传密码。”道教有着反抗朝廷的传统，早在酝酿时，就开始了与中央王朝做斗争，如太平道在创立之时，即明确提出要使用暴力实现天下太平，今存的《太平经》残卷就充斥着这一思想，“太者，大也。……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有学者指出：“《太平经》的最大历史功绩，是它在汉末农民起义的组织、酝酿中起过理论指导的作用。”

东汉末年，官戚专权，政治腐败，经济不景气，水利失修，灾害频仍，安帝时更是“百姓饥荒，更相噉食”，在生存受威胁之下，不少道教中人自称“将军”“真人”他们身穿黄冠道服，手持印券和符书，利用民众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及时组织和发动民众，起来抗争，如顺帝建康元年（144）, “扬、徐盗贼群起，磐牙连岁。……凤衣绛衣，带黑绶，称 ‘无上将军’，勉皮冠黄衣，带玉印，称 ‘黄帝’，筑营于当涂山中”，更甚的是，桓帝延熹五年（162）, “长沙、零陵贼合七八千人，自称 ‘将军’，入桂阳、苍梧、南海、交趾。交趾刺史及苍梧太守望风奔逃，二郡皆没”。

很显然，这些被称为“贼”或“妖贼”的农民起义实际上是早期道教信徒的宗教政治活动，正如史籍所载：“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浸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十数。或托验神道，或矫妄冕服。”史家也言：“东汉史籍中，凡称 ‘妖贼’的地方，多半是指与太平道思想体系有关的宗教，并以之作为号召的农民起义。”道教专家也说：“他们受道家、神仙家思想影响，相信 ‘神化不死’，自称 ‘真人’……表明他们本身就是一些道教色彩甚浓的方士。他们接受了传统的宗教意识。例如崇 ‘天’尚 ‘阳’，宣称自己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神意，自称 ‘黄帝’‘黑帝’，从土继火的五行相生说和水克火的五行相胜说的角度，表明要代汉而立。”

民众和道徒的暴动，此伏彼起，一波接着一波，一伙强如一伙，最后，酿成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黄巾军起义。张角“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 ‘太平道’”，实际上是打着黄老道的旗号以《太平经》布道，他利用《太平经》中反映农民急于摆脱现实苦难的内容，以及太平气到，天、地、人俱将更始，道徒应组织起来以备事变的思想，从汉灵帝建宁年间（168～172）开始，以黄老道为掩护，长达十数年之久，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先是兄弟三人分别称“天公将军”、“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表明他们是“黄天”派下来的将军，后又把八位高徒派往四方，“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出任“八使”, “以八节之日”上太一，发展信徒，由是“太平道遍布青徐幽冀兖豫荆扬八州，旁及并凉”。他们还“造黄神越章，用持杀鬼，又造赤章，用持杀人”，把民众的反抗情绪转化为暴力行动，道徒们四出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终于在灵帝中平元年（184），组织发动了全国性的黄巾大起义。黄巾军头裹黄巾，身穿黄服，是土德、吉利的象征，“黄巾被服纯黄，不将尺兵，肩长衣，翔行舒步，所至郡县无不从，是日天大黄”，又他们“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一同，似若知道”，表明他们奉事“中黄太一”之道，崇尚“黄天”, “隐含推翻东汉王朝，建立 ‘黄天太平’社会的意愿”，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朝廷日乱，海内虚困”。

这场起义也波及岭南，据《后汉书》记载，灵帝中平元年，岭南也爆发了自称“柱天将军”的起义，“交阯屯兵执刺史及合浦太守来达，自称 ‘柱天将军’，遣交阯刺史贾琮讨平之。皇甫嵩、朱俊大破汝南黄巾于西华。诏嵩讨东郡，朱俊讨南阳”，起义首领自称“将军”，又与太平道领导的黄巾起义同时发生，遥相呼应，显然是同一类性质的起义，不然，《后汉书》不会将他们并记一处，这表明道教有广泛的组织民众、反抗朝廷的需要和实际行动，并取得了一些实际性的效果。张鲁也利用五斗米道与封建王朝相抗衡，“鲁遂居汉中，以鬼道教民”，并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农民政权，只是“张鲁稍骄于汉中，……巴人日叛”, “声势远不足与太平道比拟”。

魏晋时期，道教依然进行着组织反抗朝廷的活动，如琅琊道士于吉“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客者禁呵不能止”，结果被吴王以妖妄“幻惑众心”之罪处死。及至东晋时期，世代奉行五斗米道的孙泰，也被朝廷以惑众为由流放广州，后其侄孙恩和妹夫卢循以五斗米道相号召，高举“长生人”旗帜，组织民众反抗朝廷，“孙泰以左道惑众被戮，其兄子恩窜于海屿，妖党从之，至是转众，攻上虞，杀县令，众百许人径向山阴”，结果“八郡，一时俱起”, “三吴皆响应”，道徒个个视死如归，从江南打到广州，在交州作战失利时，又得到道士“李脱等结集俚僚五千余人以应循”。卢循在广州经营长达七年之久，实践其长生乐生的道教思想，可见，卢循不仅将起义反抗火种远播岭南，而且将道教思想传入岭南，有力地推动了早期道教在岭南的传播和发展。

4．教化天下的需要

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和教理枢要，“以善道教化天下”为己任，故道教创立后，面临的第四个问题是教化万民，如《西升经》卷上开头就明确指出：“道无乎不在，虽蛮貊之邦，殊方异域，何莫由斯道也。以先觉觉后贤，惟圣人为可以开明。故虽竺乾远夷，亦善救之，而不弃也。昔仲尼欲居九夷，亦是意尔。”《洞真太上太霄琅书》卷四也认为：“人无贵贱，道在则尊，尊道贵德，必崇其人。其人体道，含德厚淳，虽是女子，男亦师之，父师其子，君思其臣，妇婢仆使，僮客夷蛮，道之所在，缘之所遭，高下虽殊，皆当师事，勿以迹贱而废其道。”任何人都可以修道成真，“夷狄自伏法万种，其类不同，俱得老寿。天地爱之，其身无咎。所以然者，名为大顺之道，道成毕身，与天地同域。古者为之，万神自得，欲知其效，瑞应自至，凶祸自伏。帝王以治，不用筋力，能知行此，夷狄自伏，行之不已成真人”，为此，道教教化天下人，“良民善人学不止成贤人，贤人学不止成圣人，圣人学不止成道人，道人学不止成仙人，仙人学不止成真人，真人学不止成大神人，大神人学不止成委炁神人”。

道教还有教化天下的具体行动，“初，巨鹿张角自称 ‘大贤良师’。……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显然是以解救苦难的善士身份进行教化活动，活动的规模极大，“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张道陵率领徒众入蜀的原因也是“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志在教化思想纯朴的蜀地民众。道教这种出于自觉的有目的的行动，有利于它向各地传播和发展。

东汉末年，更有道人为了教化天下，不惜牺牲生命，如献帝建安年间（196～220）, “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常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张津“常著绛帕头”，与天师道“冠赤帻，服绛衣”雷同；又“好鬼神”, “读道书”，与张陵在蜀地“造作道书以惑百姓”和张鲁在汉中“以鬼道教百姓”颇为相似；再“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就是不行儒家正统大道，而仿效五斗米道，表明张津是一名五斗米道徒。张津本为南阳人，南下为交州刺史，看到岭南瘴疠横行，民多淫祀祈禳，便仿张鲁等人做法，以鬼道的方式传教，教民不妄祀他神，以整饬社会风气，结果遭其部下一名反对五斗米道的人杀害，“为其将区景所杀”，这表明早期道教有不惜舍身、教化天下的宏伟意愿和行动。

5．济世度人的需要

道教作为宗教，与其他宗教一样都以普度众生、摆脱苦难为基本宗旨，但道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是，其他宗教如佛教以脱离人生苦海、达到涅槃为目的，基督教也以解脱原罪、得到救赎为目标，它们都建立在彼岸世界的虚幻之上，道教则以现世的幸福为根本，以超越死亡病痛、长生不老为大任，故道教创立后，面临的第五个问题是要济世度人，使人得道长生。

道教有开劫度人的说法，“道经者，云有元始天尊，生于太元之先，禀自然之气，冲虚凝远，莫知其极。……以为天尊之体，常存不灭，每至天地初开，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穷桑之野，授以秘道，谓之开劫度人”，这里把老子说成元始天尊“度”出来的一个门徒，固然荒诞，但它说明道教开劫度人的思想渊源深远，济世度人成为道教的职责所在，如《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一文的开头即云：“尔时太上老君以永寿元年正月七日，在泰清境上太极宫中观见众生亿劫漂沉，周回生死，或居人道，生在中华，或生夷狄之中，或生蛮戎之内，或富或贵，或贱或贫，暂假因缘，堕于地狱，为无定故，罪业牵缠，魂系阴司，受苦满足，人道将违，生居畜兽之中，或生禽虫之属，转乖人道，难复人身，如此沉沦，不自知觉，为先世迷真之故，受此轮回。乃以哀悯之心，分身教化。化身下降，至于蜀都，地神涌出，扶一玉局而作高座，于是老君升玉局坐，授与天师北斗本命经诀，广宣要法，普济众生。”这是说早期道教正一派系统的至尊神太上老君“下凡”创教，不仅是为了拯救华夏先民，而且将“夷狄”“蛮戎”作为“普济”对象，使他们“心修正道，渐入仙宗”。

道教这一度人思想，灌输在早期道教的典籍之中，如《太平经》云：“夷狄自伏法万种，其类不同，俱得老寿。天地爱之，其身无咎。所以然者，名为大顺之道。道成毕身，与天地同域。古者为之，万神自得，欲知其效，瑞应自至，凶祸自伏。帝王以治，不用筋力，能知行此，夷狄自伏，行之不已成真人。”道教提倡不论信者属于什么民族、身在何方，只要倾心信道，都可以长生成仙，甚至成为真人，如《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天师教》云：“观视百姓夷胡秦，不见人种但尸民。从心恣意劳精神，五藏虚空为尸人，命不可赎属地官，身为鬼伍入黄泉，思而改悔从吾言，可得升度为仙人。”仙人就是长生不死之人，道教以为“天地之性，万二千物，人命最重”，人生在世“所忧者莫过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因此，度人成仙的关键在于使人得道长生，《老子想尔注》云：“生，道之别体也。”《太平经》也云：“夫天道恶杀而好生。”葛洪更说要“令人不老不死”，当活神仙。为此，道教四处活动，把度人济世贯彻下去，《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言，“胡人叩头数万，贞镜照天，髡头剔须，愿信真人，于是真道兴焉。非但为胡不为秦，秦人不得真道”，文中的“夷”“胡”都是指少数民族，“秦”则是指汉人，表明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在大道的救济之内，《三洞珠囊》更明确指出，大都攻职主管“秦胡氐羌、蛮夷戎狄、楚越”。《无上秘要》也记载，道教斋醮科仪的“出宫”仪格，必须包括“东九夷胡老君，南八蛮越老君，西六戎氐老君，北五狄羌老君，中央三秦伧老君”，明确全国各地、各族民众都是道教所关注和普度的地方和对象。为此，道教发明了许多用以济世度人的道术，如符箓术，道教用之，便有了代天神役使三界神鬼之权威；又如禁咒术，道教用之役使鬼神，服务人类，“使神吏应气而往来”。还有斋醮，用于祈福禳灾，这些表明早期道教有在各个地区、各个种族宣传和实践其度人济世教义的需要和行动。

据上，道教从创建起，即有传播道法道义、扩展自身力量的深切愿望和迫切要求，也有具体的实际行动，岭南紧邻道教的创始地蜀地，又客观历史条件成熟，自然成为道教传播之理想目标。近年来，考古方面在两广的始兴、仁化、始安、融安等岭南土著俚僚聚居地出土不少南朝时期的买地券，其中就充斥着道教的思想和行动，如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桂林市（即南朝时的始安，属始安郡）北郊观音阁挖掘了一方滑石地券，券文为：“宋泰始六年（470）十一月九日，始安郡始安县都乡都唐里没故道民欧阳景熙今归蒿里。亡人以钱万万九千九百文买此冢地。东至青龙，南至朱雀，西至白虎，北至玄武，上至青天，下至黄泉，四域之内，悉属死人，即日毕了。时王侨、赤松子、李定、张故分券为明，如律令。”券文中明确指出墓主欧阳景熙为信奉道教的道民，也明确提到要以道教四方之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至为护法神灵，又以道教崇拜的神仙王侨（乔）和赤松子为证人，还有用上道教符箓道法中最常用的咒语“如律令”等。考古发掘的资料，足以证明在汉晋时期，至迟在东晋末年道教已在岭南流播。由此，我们认为道教自身发展的主观需要，是促成道教南传的最初动因。

二 道教南传的意义

道教自东汉后期传入岭南后，与岭南文化结合，产生互化效应。一方面，岭南文化深受道教的影响，呈现“道化”的品格；另一方面，道教也从岭南文化中吸取养分，展现了“南化”的风貌，最终体现两者的同源共感、互化互动之关系，为此，道教南传，其意义不可低估。

1．开创岭南道教圣地

东汉末年，随着信道人士的南下播道，道教开始传入岭南。及至两晋之际，鲍靓和葛洪两位修道高人，为着同一个信仰目标，南下布道，创立迄今广东两个最大的道观——越冈院（今广州三元宫）和都虚观（今罗浮冲虚观），授徒讲学，著书立说，炼丹修道，从此，岭南有了固定的宗教活动场所和专门祭祀神灵的宫观庙宇，从而开创了岭南道教圣地，如南朝梁广州刺史萧詧所云：“神哉蓬岛，合影罗岑，南滨溟渤，西负桂林，龙隈斜峙，牛岭傍升。形高华霍，德迈衡岷。横天起，插云生袭，修崖蔽景，孤峰凤立，所谓耀真仙灵攸集，鲍靓栖偃，葛洪饵丹。”鲍靓和葛洪所代表的两个主要道派——符箓派和金丹派在罗浮山会合后，迅速发展，罗浮山取得了无可争议的神圣地位，成为道教南方的祖庭，如广东当代资深道人余信昌道长（广东韶关洞真古观、玄妙观住持）所说：“葛洪在都虚观开创了岭南的道教圣地。今天的冲虚观自公元327年创建至今（1996），已有一千六百六十九年的历史，成为岭南所有道观的 ‘祖庭’和道脉全真龙门正宗龙门派的岭南发祥地。”岭南道教由此传播开去，西到交州，东到福州，南到琼州，北至中原，甚至远播东南亚。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远点，把鲍、葛两人之前的仙道传播和炼服仙药等活动加以考虑的话，则岭南道教形成的时间当在汉晋时期，这距离道教创立的时间（按照目前学术界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在东汉顺帝年间）并不遥远，从大的历史时段看，道教在岭南的形成与中原地区相距不远，可视作同步。

2．开启道教变革新机

“得道成仙”是道教的信仰目标，围绕如何“成仙”，中国道教史上有过两次重大变革，然两次重大变革均发生在岭南。

第一次在两晋之际，葛洪与鲍靓相遇岭南，他们以仙术为基础，整合出一套服药养气而得道成仙的仙学理论和方法，把民间道教改造成为神仙道教。东汉中后期，民间道教蓬勃发展，形成了太平道、五斗米道等民间道教团体，他们自觉以救民于水火、致天下太平为己任，均属“救世”道教。两晋时，葛洪、鲍靓整合民间道教，倡导一种炼服金丹的个人长生仙术，这种仙术明显与民间道教治病救人、镇妖祛邪以及兴太平之术不同，它声称炼服成仙，得道长生，属于“度世”的道教，他们以这一仙术为基础，把原先的“救世”道教改造成为“度世”道教。这一“改造”，意义重大，如李大华先生所说：“这种 ‘度世’的道教并没有改变道教的教派、教规、教义，但它改变了道教部分性质。”一方面，它将原来民间方术整合成一个系统的完整的仙学理论体系，从此，讲求个人长生不死，成为道教的主流思想，以致人们把唐、五代以前的道教统称为外丹道教；另一方面，它又把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引进道教的教义之中，使原始民间宗教上升成为封建社会所需要的一大宗教。为此，黎志添先生称之为“一场出于它独特的信念、神学及礼仪所驱动的宗教改革”。经葛洪和鲍靓改造而成的神仙道教，开启了道教变革和发展之新机。自此，道教生机勃勃。

第二次在隋朝，苏元朗从岭北来到岭南罗浮山，提出“归神丹于心炼”的内丹学说，倡导由“外丹道教”向“内丹道教”的转变，这一转变，实际上也是一次宗教改革，如孙亦平教授指出：“内丹学的最大的特色并不在于它具有多么丰富深奥的思辨性，而在于它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最终落实在形而下的修仙之术上，其与内丹术紧密地连接成为引导人获得生命超越的保证。”它最终使道教从渴望“肉体的飞升”转变为追求精神的升华与超越，实现仙学理论的转型。这次改革，尽管宗教形式没变，仅是在修炼成仙的途径上做了改变，但引来了整个道教的改变。自宋以后，内丹道教盛行，故王承文先生认为：“唐宋之际道教内丹派崛起又实以苏元朗在罗浮山所创立的内丹学说为嚆矢。”

我们说，像葛洪、鲍靓和苏元朗所引发的宗教变革发生在岭南并非偶然，随后由慧能倡导的佛教禅宗改革（始创禅宗顿教）和后期陈白沙的儒学变革（开创江门心学）也都发生在岭南，可谓同出一辙，这种历史现象的背后有它的历史原因，是岭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复合而成的历史文化大环境使然。所以说，道教南传，开了道教乃至其后其他宗教变革之先河。

3．促成道教与岭南文化的“互化”

道教传入岭南后，与岭南文化交融，出现“互化”效应：一方面是道教受岭南文化的影响，出现“南化”现象，道教的神仙体系和仙学理论有岭南神灵崇拜的影子，道教不少斋醮科仪也有岭南巫祝文化的成分，如步罡踏斗摄自岭南巫舞、气禁承自岭南禁咒、道啸源自岭南巫啸，等等；另一方面是岭南文化受到道教的影响，呈现出“道化”品格，岭南信仰富有道情、岭南民俗蕴含道味、岭南文学艺术饱含道韵、岭南思维方式体现道教哲理，岭南无论是民族心理、情感思维、民风习俗、伦理道德，还是文学艺术诸方面都打下道教深刻的烙印。

总之，道教南传是中国道教史上，也是岭南古代史上的大事，它无论是对道教，还是对岭南文化来说，意义都是重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