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岭南俗信的亲缘关系

道教是我国本土宗教，东汉末年在岭北形成。汉晋时期，岭南已是道教传播和发展的重镇。道教何以迅速传向岭南？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关注的问题。然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有专文予以讨论。由于地缘的影响，古代岭南的民俗风情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其崇尚巫觋，崇拜图腾，信仰神仙，崇山乐道，与道教的“成仙”教旨和“斋醮”科仪以及“抱朴”精神有共通之处，有的甚至一致，两者可谓“同源互感”，同类相生。本文尝试就岭南古朴的民俗信仰与道教之亲缘关系，从一个具体方面探讨道教南传的缘由。

一 岭南巫俗庞杂、俗性率朴契合道教文化精神

《说文解字》云：“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这表明，巫是秉承神灵的指示，从事祝斋活动，肩负沟通人神使命的人。古代岭南巫术盛行，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首先，物产瑰奇，景色怪异，刺激巫术兴盛。古代岭南出产许多内地没有的物产，如庞降（为蜩蝉类之一），刘恂《岭表录异》卷下云：“生于山野。……人以善价求之，以为媚药。”又红飞鼠，刘恂《岭表录异》卷中云：“多出交阯及广、管、泷州。……南中妇人，买而带之，以为媚药。”还有鹤草，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上云：“出南海……女子藏之，谓之媚蝶，能致其夫怜爱。”岭南这些特产，均有激发情欲之药性，越巫用之发明“媚术”，通过感应致爱，属感致巫术。岭南还盛产枫木，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中载：“五岭之间多枫木，岁久则生瘤瘿。一夕遇暴雷骤雨，其树赘暗长三五尺，谓之 ‘枫人’。越巫取之作术，有通神之验。”越巫取枫人雕刻神鬼，用作厌胜物，有禳凶化吉之功效，属反抗巫术。

其次，气候多变，瘴气弥漫，致使巫术发达。岭南瘴气在医书和史书上都有记载：“（瘴气）此病生于岭南，带山瘴之气，其状发寒热，休作有时，皆由山溪源岭瘴湿毒气故也。”又“苍梧、南海，岁有旧风瘴气之害。……气则雾郁，飞鸟不经”。瘴疠交侵，生民遭殃，时人以为鬼神作祟，于是求助于巫术，“南方凡病皆谓之瘴。……痛哉深广，不知医药，唯知设鬼，而坐致殂殒”。

岭南巫风浓厚，巫术盛行，早在汉代已经出名，甚至传到中原，《史记》云：“（汉武帝）是时既灭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至百六十岁。后世谩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焉。……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从越巫勇之的一番话，可知越俗巫术有三种，其一是祭鬼，越人以为敬鬼祭鬼可得长寿，于是，“信巫鬼，重淫祀”。汉武帝也令立越祝祠，“尤敬鬼神之祀”。其二是鸡卜，“鸡卜法，用鸡一、狗一：生，祝愿讫，即杀鸡狗煮熟；又祭，独取鸡两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则吉，不足则凶，今岭南犹行此法”。具体方法有鸡眼卜、鸡身卜、鸡骨卜，还有鸡卵卜等多种，用于沟通人神，判断吉凶。其三是厌胜，越人大凡房子失火，再盖的房子一定超大，用作“胜服”，汉武帝在“柏梁台”毁于火灾后，就听取越巫建议，采用越人的厌胜术，建造“建章宫”，以“胜服”火灾。

上述几种巫术，在岭南都颇为流行，如鸡卜：“邕州之南有善行禁术者，取鸡卵墨画，祝而煮之，剖为二片，以验其黄，然后决嫌疑，定祸福，言如响答。据此乃古法也。”有学者指出：“自汉代以后，从广西到广东乃至海南岛境中生存的居民，即早期的越人、俚人、僚人，晚期的僮人、俍人、黎人、苗（实瑶）人，莫不都有兴行鸡卜的占卜之俗。”又如厌胜：“岭南风俗，家有人病，先杀鸡鹅等以祀之，将为修福。若不差，即次杀猪狗以祈之。不差，即次杀太牢以祷之。更不差，即是命，不复更祈。”注1厌胜治病成为岭南习俗。

注1（唐）张: 《朝野佥载》卷五，《四库全书》本。

另据史书记载，岭南还有多种巫术，如猎头与啖人。所谓猎头，即砍人头以祭神祈福，吴万震《南州异物志》云：“奉月方田，尤好出索人贪得之，以祭田神也。”《魏书》也云：“所杀之人，美鬓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 ‘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广州南越王墓东耳室出土的一件铜提筒，筒上刻有杀俘猎头的文饰图案，反映南越人杀俘，作猎头献祭的情况。关于“啖人”, 《墨子》云：“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岭南先民这种取人首级，以祭神祈福的做法和杀长子“解而食之”的风俗，与灵魂崇拜和灵魂转生观念有关。

又如禁咒，古代岭南多用禁咒禳鬼，禁咒分禁术和咒语两种，禁术是指具体的禁咒行动，咒语则是一种简单化的巫术形式，但它“永远是巫术行为的核心”。越人往往将禁术和咒语结合起来使用，最常见且最灵验的是茅卜法，“南人茅卜法：卜人信手摘茅，取占者左手，自肘量至中指尖而断之，以授占者，使祷所求。即中折之，祝曰：‘奉请茅将军、茅小娘，上知天纲，下知地理’云云。遂祷所卜之事，口且祷，手且掐。……南人卜此最验”。

岭南巫风作为岭南事象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岭南先民的实际生活态度，也反映岭南先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岭南巫俗表现出来的种种形式以及内蕴的文化特征，契合道教的文化精神。

首先，在思维方式上，岭南崇拜五羊，“五”字有崇巫倾向。广州别称五羊城，岭南有五岭、五指山等多个带“五”字头的古地名，皆因“五”是个神圣数字，它“往往是由手指和足趾的数来确定的。……5这个数是神圣的数，它经常出现在俄勒冈各部族的口头传说、神话和风俗中”。岭南有手掌崇拜习俗，“越与骆越都有崇拜手掌的习尚”，手掌崇拜和五羊崇拜，体现岭南原始信仰中人的五指与图腾动物的五趾的神秘互渗，是古代“五指进位制”计数法和“仙掌（五）崇拜”的巫俗遗绪，带有原始思维特征。道教中加上“五”字节的说法很多，如说人的五脏有神，东南西北中五方也有神，人有五戒，天分五类；在道教的教理中有不少场合用上“五”这个数字，《周易参同契》以卦爻配阴阳五行，借以说明炼丹用药与火候，《黄庭经》以五脏配五行，以阴阳之气益身炼形；在道教的神祀中，也有五帝、五神、五祀和五方道君。可见，两者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

其次，在信仰上，岭南重淫祀，上自天神，下至百鬼，无不祭祀。道教也是多神崇拜，所祀之神，有包括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三清以及青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五老君的尊神系统，也有包括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风、云、雷、雨的主神系统，还有包括灵官、太岁、功曹、城隍、土地、灶君、财神、祖先、圣贤、忠烈、仙人和行业保护神的杂神系统，诸神庞杂，有学者甚至考证出，葛洪晚年在罗浮山撰写的《枕中书》所创造的道教至尊神元始天王开天辟地的形象，就是直接源自岭南少数民族的盘古信仰。可见，两者在祀神和信仰上有共通之处。

最后，在方法上，岭南有巫舞，道教有禹步，“禹届南海之滨，见鸟禁咒，能令大石翻动，此鸟禁时，常作是步。禹遂模写其行，令之入术。自兹以还，术无不验，因禹制作，故曰禹步。末世以来，好道者众，求者蜂起，推演百端”，这是说，禹步是在南海之滨首先发展起来，是“见鸟禁咒”, “遂模写其行，令之入术”。这里的“鸟禁咒”，是指南越巫觋从事巫术作法时的装扮。岭南善禁咒，道教也有禁祝法，“天上有常神圣要语，时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应气而往来也。人民得之，谓为神祝”。又“急急如律令”和“如律令”都是道教劾鬼的常用咒语。道教的咒术颇多，如《太上三洞神咒》卷二记“雷霆召役诸咒”，就有“三十六雷总辖咒”“七十二候都总咒”等。有学者甚至指出：“南越、山越 ‘禁咒之法’，可禁虎、蛇，止血续骨亦出于 ‘越’，为南方民族之术。”道教后来还将之发展为气禁，“天道毕，三五成，日月俱。出窈窈，入冥冥，气入真，通神气，布道气，行奸邪鬼贼皆消亡。视我者盲，听我者聋。敢有图谋我者，反受其殃，我吉而彼凶”，从“天道毕”到“气通神”，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或是在目的上都强调气的作用。可见，两者在方法上彼此难分。

据上可知，岭南巫俗与道教文化有许多相似或相通之处，有的甚至是道教某些内容的渊源，岭南庞杂的巫仪和巫俗表现出来的狂热，为道教南传发展提供了一些效法雏形。

岭南俗性率朴，这也与道教精神吻合。《庄子》云：“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广州图经》也云：“其俚人则质直尚信。”据黄佐《广东通志》记载，乐昌“旧俗淳朴”；仁化“性真率俗近敦”；三水“简朴有余”；东莞“士尚淳厚” “民俗素厚”；增城“俗尚朴厚”；龙门“习尚纯朴”；韶州府“习尚简朴”；乐昌“旧俗淳朴，民不好讼”。《博罗县志》也称，博罗“俗尚朴素，不事华靡。不乐淫哇，不好嚣讼”。岭南人还乐道好修。《羊城古钞》云：“岭海炳灵，英俊挺生；炼金之晶，比玉之贞；乐道好修，晞古振缨。腾其实则为龙光，蜚其声则化鹤鸣。”性朴乐道成为岭南古民的民族特征和民众心态，岭南古民的这一特征和心态，也契合道教的文化精神。

道教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恬淡为上”，认为“我无欲，人自朴”，提倡“依道而行”，归复“道”所显示的那种清净恬和的最高境界，主张“守清道而抱雌节，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柔弱以静，舒安以定”。当初，五斗米道教首张陵率领徒众入蜀的原因就是“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道教大师葛洪也以老子的“见素抱朴”自号，“履道素而无欲，时虽移而不变者，朴人也”，提倡“含醇守朴，无欲无忧”，体现他乐天知命的性格特征和返璞归真的人生态度，进而追求长生成仙，“其事在于少思寡欲，其业在于全身久寿”。岭南古民俗性率朴的民族性格，正是与道教精神相通的。

二 岭南图腾崇拜、神仙信仰与道教信仰一致

古代岭南气候炎热多雨，野兽出没山林，自然现象变幻莫测，促成人们对自然物由敬畏而生崇拜，从而产生图腾崇拜。岭南图腾崇拜有二种。

一种是以羊、狗、龙、蛇、虫、鸟等实物为图腾崇拜。

以羊为图腾崇拜，源自先秦五羊南下遗穗州人，自此，人们对给他们带来食物和祝福的羊顶礼膜拜，岭南先民以羊为图腾崇拜，不仅在传说中得到预示，在史书中得到佐证，更重要的是，“羊化为石”，变为五羊石，成为图腾崇拜的积淀。

以狗为图腾崇拜，在岭南也不少，有学者研究后认为是狗羊错位所致。

以龙或蛇为图腾崇拜最为普遍。岭南多为水乡，先民主要以捕捞为生活来源，为了防止水上生物的侵害，他们期望得到神灵的保护，于是将龙、蛇附会为本族的始祖，从而产生了以龙、蛇为图腾的原始崇拜，最有代表性的是龙母崇拜，传说龙母是秦朝温姓渔民的养女，死后被尊为“龙母”。龙母传说起源甚古，有学者认为，它“反映了百越民族崇拜龙（蛇）图腾，由图腾崇拜转向民族始祖崇拜”。

以虫为图腾崇拜，是因岭南自古有蛮夷之称，蛮为虫种，又称为五彩毛狗“槃瓠”之种，铜头铁额，号为蛮夷。因虫与蛇相类，所以以龙或蛇为图腾，也看作以虫为图腾。

以鸟为图腾崇拜，相当普遍，鸟被看作岭南先民之祖，“越地深山中有鸟，如鸠，青色，名曰 ‘冶鸟’。……此鸟白日见其形，鸟也；夜听其鸣，人也。越人谓此鸟为越祝之祖”。考古也发现广西罗泊湾西汉墓出土的铜鼓，无论鼓面或鼓身都刻有鸟饰纹，广州华侨新村西汉墓出土的陶熏炉上和沙河顶东汉墓出土的铜温酒樽盖顶上都有鸟图案。有专家指出：“刻在铜鼓上的候鸟，正是铜鼓的主人即雒越人的图腾。……他们经常用雒鸟羽毛插在自己的头上和身上，化装为图腾鸟，同时把图腾的徽号挂遍和雕刻在船上的各个角落。所有这些行为其主要目的无非在于祈求图腾的保佑，使他们在海上得到安全。”

另一种是以具体行动来表达抽象观念的崇拜，如岭南先民用断发、文身等行为，表达祈求避邪免灾观念。《淮南子·原道训》云：“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象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其注云：“文身，刻画其体，内墨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害也，故曰 ‘以像鳞虫’也。”民人刻刺文身或像鳞虫，或似蛟龙，目的是“避蛟龙之害”，据闻，蛟龙不会伤害文身的人，因为这些人身上带了彩，在水中游动时活像龙子，“龙以为己类，不吞噬”。1983年考古发掘广州瑶台柳园岗11号墓中，木椁上面摆放着一个“断发文身”作箕踞而坐的木俑，为护卫墓主而设，有驱恶鬼、辟妖邪之功。正如精神分析学家佛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所说，落后民族“在自己身体上刻画上图腾的形态”，是“强调他们与图腾间的相似性”，他们“期望从图腾得到保护和照顾”，以求得心理上的满足和人身的安全为目的。

图腾崇拜作为岭南土著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岭南早期民俗、生存环境的结合体，也是岭南先民文化心理的反映，其文化底蕴，契合道教的生成和发展。

古代岭南的图腾崇拜，把羊、狗、龙、蛇、鳄、虫、鸟等自然物当作本族保护神或标志物加以崇拜，实际上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结合。道教也重视敬天崇祖，如葛洪的《抱朴子》就有“万物有灵”观念，认为：“山川草木，井灶污池，犹皆有精气，人身之中，亦有魂魄，况天地为物至大者，于理当有精神，有精神，则宜赏善而罚恶。”又如在道教的神谱中，就有东王公、西王母和黄帝、尧、舜、禹等华夏族祖先神。可见，岭南图腾崇拜与以万物有灵论信仰为基础的道教有共同语言，由岭南图腾崇拜直接派生出来的宗教信仰，为道教南传提供了适宜的社会氛围。

更为重要的是，岭南神仙信仰与道教信仰一致。古代岭南有“羽民国”“不死乡”之称，如《吕氏春秋》云：“南至交趾、孙朴、续樠之国，丹粟、漆树，沸水、漂漂、九阳之山，羽人、裸民之处，不死之乡。”丹粟为南国物产，当指丹砂，为仙人不死之药的材料，羽人就是仙人，张华《博物志》云：“兜国……人面鸟口。去南国万六千里，尽似仙人也。”岭南古民信仰神仙，衍生出许多瑰丽的神仙传说。主要如下。

一为五羊仙说。广州别称仙城、羊城、穗城，皆源自五仙南下，《续南越志》云：“旧说有五仙人骑五色羊执六穗秬而至，至今呼五羊城是也。”五仙何时南下？传说有多个版本。一说是在周夷王八年，即公元前887年；一说是在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之时；一说是在晋朝吴修为广州刺史前夕。无论何种版本，都是传诵五羊呈瑞，五仙降福。五仙南下，反映岭南人很早就有对美好的追求和对仙人的崇拜，似乎也凸显道教与岭南的情缘深远。

二为罗浮仙说，俯拾即是。如有周穆王在罗浮山度道士说，杜光庭《历代崇道记》: “穆王于昆仑山……罗浮山、崆峒山致王母观，前后度道士五千余人。”周穆王为约公元前十世纪人，其时，道教尚未正式形成，于罗浮山度道士，只是道士杜光庭出于对道教的一种信仰，但反映出当时岭南已有类似道教的活动。又如浮丘公得道罗浮说：“周浮丘公，灵王时偕王子晋上嵩山。后适罗浮得道，因名其地。”再如安期生开罗浮祖庭说：“安期生常与李少君南之罗浮，罗浮之有游者，自安期始。……安期固罗浮开山之祖也。”按此说，安期生成了岭南道教圣地——罗浮山的开山始祖。

岭南的仙话神话，虽说是传说，但传说之渊源甚古，流传极广，其说必有所本，它实际上是将岭南区域内人们的生活经历和企求，以一种美满又神奇的方式，用一种很自然的形式加以表述，是古代某些史实的反映，是文化积淀的产物，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指出的：“神话的功能，乃在将传统溯到荒古发源事件更高、更美、更超自然的实体而使它更有力量，更有价值，更有声望。所以神话是一切文化的必要成分之一。”透过传说，可以看到史影，反映神仙信仰思潮在岭南社会有广泛传播和强烈反响。

岭南还存在服食成仙的现象。如岭南统治者炼服仙药，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有雄黄、赭石、紫水晶、硫黄、孔雀石等五色药石和铜杵、铜臼、铁杵等配药用具，还有一只铜承露盘玉高足杯，均被认为是墓主人南越王赵眜生前用来服食药石的特殊用器。五色药石是长生的灵药，葛洪在《肘后备急方》卷三云：“凡服五石，护命延生。”同墓又出土了四件带有“长乐宫器”戳印的陶器，三件为陶瓮，一件为陶鼎，原是南越国长乐宫里所用之物，南越王赵眜死后，用来盛放食品随葬，以求继续长生长乐，表明秦汉时期岭南统治者已经有学仙做仙的观念，且掌握炼制和服食仙药技术，以祈求长生不老。又如土著人士服食丹桂：“桂父者，象林人也。色黑，而时白时黄时赤。南海人见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龟脑和之，千丸十斤桂。累世见之。今荆州之南尚有桂丸焉。伟哉桂父，挺直遐畿。灵葵内润，丹桂外绥。怡怡柔颜，代代同辉。道播东南，奕世莫违。”桂父为秦朝象林人，因服食桂丸而成仙，且道播东南，赢得南海人尊重，桂父因之成为岭南本土神仙代表。

上述种种神仙传说和炼食活动，反映秦汉时期岭南已经有了长生成仙的思想和实践活动，这就与道教的神仙理论有密切关系。

神仙传说是道教的思想基础，神仙信仰是道教的基本教义和信仰核心，岭南的仙话传说和炼服活动，与道教超越死亡病痛、炼服仙药、追求长生成仙的宗旨正好接轨。道教在其早期经典《太平经》中就强调重命贵生思想，“要当重生，生为第一”，把生看作人生首要之事，《太平经》还以对话形式表露了早期道教徒对不老之方和不死之法特有的关注，经云：“今天地实当有仙不死之法，不老之方，亦岂可得耶？善哉，真人问事也。然，可得也。天上积仙不死之药多少，比若太仓之积粟也；仙衣多少，比若太官之积布白（疑当作帛）也；众仙人之第舍多少，比若县官之室宅也。常当大道而居，故得入天。大道者，得居神灵之传舍室宅也。若人有道德，居县官传舍室宅也。”这是说世上有不死仙药，只要好学，人人都可不死成仙，“奴婢贤者得为善人，善人好学得成贤人；贤人好学不止，次圣人；圣人学不止，知天道门户，入道不止，成不死之事，更仙；仙不止入真，成真不止入神，神不止乃与皇天同形”。道教的这些信条，成为岭南古民接受和信仰道教的最初动因。两晋之际，葛洪栖隐罗浮山，“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他著的《神仙传》，恐怕也是受到岭南神仙信仰的影响，关于这点，拟另文专述。

综上所述，岭南古朴的俗信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抽象的思维方式，有着祈求自然力护佑的愿望和“征服”自然的法术，也有着对长生不死的希冀和研制仙药的实践，这与道教长生成仙信仰、斋醮科仪道术和“抱朴”精神是不谋而合的，有学者指出：“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同时又是具有浓厚的巫觋色彩的宗教。神鬼观念使它建立了道家神祇谱系，原始崇拜和思维观念使它发展了道教理论系统中关于天地人鬼的理念，巫觋文化又使它发展了祈咒与符箓，以及医疗保健炼性等长生之道。在道教的完整体系中，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民间巫术的巫技、巫法。巫觋的祀神仪式、巫术中的法器，均为道教所发展和运用。特别是驱鬼避邪、捉妖治盅，呼风唤雨，招魂送亡，更成为道家极常见的活动。”道教的有些活动，与岭南民风习俗相近或相通，两者甚至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基因和质子，实际上是“同源互感”，同类相生，由此反映出道教与岭南俗信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岭南俗信与道教的这种亲缘，在道教的南传发展中，有很大意义。汉晋之际，道教传入岭南，岭南成为中国道教的一个重镇，亲缘是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