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学”发展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属于国内最早对“俄罗斯学”学科展开研究的一批先行者和实践者之一。21世纪初，“俄罗斯学”作为独立学科被国内学术界提出。如今，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和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已召开过多次全国性“中国俄罗斯学”学术研讨会。经过十余年发展，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学科、“俄罗斯经济”学科、“俄罗斯外交”学科的研究成果已经得到国内俄罗斯研究界同行的高度认可和评价。
一 “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学科的发展历程
“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学科是在原有的“苏联政治”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总起来看，政治学科在建所五十年来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学科准备阶段、学科初创阶段、学科调整完善阶段以及重点学科建设大发展阶段。
学科准备阶段（1965—1980年）
苏联东欧所是20世纪60年代中央决定新建的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之一，同时也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专门研究苏联东欧国家的机构。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局势出现了动荡、分化和改组的新局面。在新形势下，我国面临着反帝反修、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三大任务。新形势向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任务。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同志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就新形势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任务发表讲话。他指出，在加强对我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同时，必须加强对世界各国现状的研究和对国际斗争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经验的研究，必须对国际斗争中的各种力量，进行全面、仔细的分析。他列举了应着重研究的国际问题，其中就包括需要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问题、新经验，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正面和反面经验。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根据中央的指示，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所得以建立。在这些准备新建的研究机构中，就包括苏联东欧研究所（简称苏东所）。该研究所以研究苏联为主，同时研究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就当时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需求而言，苏东所研究的重心实际上是政治问题，主要包括关注苏共领导层的内部斗争、人事变动、理论观点、方针政策等。这一时期的积累也为以后本研究所政治问题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可以说是政治学科建立的准备阶段。
学科初创阶段（1981—1991年）
1981年研究所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后，其工作出现了较大变化。第一，完成了从“中联部”到“社科院”的过渡，从以形势分析、政策分析为主过渡到把研究对象作为一门学科加以研究和发展，强调研究工作的学术性。第二，制定了两个“面向”的建所方针，即面向中央和面向社会。第三，开创了研究所对外开放的繁荣局面。政治问题的研究伴随研究所上述工作的变化进入了学科初创阶段。这个时期的研究所，按学科原则设立了苏联政治、经济、对外关系和理论四个学科和相应的研究室，按地区原则设立东欧学科和相应的研究室，形成苏联东欧学科。在这一阶段，作为国别研究的重点领域——政治学科的研究框架初具规模。
政治学科对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精神文明建设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有助于了解苏联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基本国情，同时政治学科也积极配合研究所率先在国内开展研究中国对苏关系及整个对外政策的调整问题，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工作的积极调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这一阶段，苏联政治研究室的研究课题有“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体制中的若干问题”“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民主和法制问题”“安德罗波夫时期的苏联国内政治形势”“苏联政治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等。苏联理论研究室研究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苏联政治经济模式，研究课题有“苏联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综述”“列宁关于反对国家官僚化的理论与实践”“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概述”“苏联的精神文明建设”等。上述研究成果大多具有开创性甚至具有学科奠基性。学科初创阶段的任务基本完成。
学科调整完善阶段（1992—2002年）
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不复存在。15个加盟共和国都成为独立国家。除5个中亚国家之外，俄罗斯、乌克兰等10个国家均在欧洲东部地区之内。“东欧”这个地理概念涵盖了上述10国的地理范围。当时，我国外交部、新华社等单位也用“东欧”这一概念泛指原来的苏联东欧国家。因此，从1992年1月起，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但是，“东欧中亚研究所”这个名称并没有将研究所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俄罗斯”强调出来。直到2002年10月，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该所名沿用至今，加上2002年开始推行重点学科管理体系，因此，我们认为，1992—2002年可以被视为政治学科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明确的学科设置。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改变了研究所的学科建设重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前，重点研究的是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以及如何发展同它们的友好关系。剧变之后，研究所面临崭新的研究任务，也为政治学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转型学的角度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东欧中亚地区从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向所谓“现代文明”社会转变。这样的转变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还未曾有过。这是俄罗斯及东欧中亚地区人民自己的选择。毫无疑问，不管这种转变是顺利还是遭受挫折，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会在人类社会活动实践的历史中占有重要位置。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这种转变无疑会为政治学的发展，特别是为转型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丰富和新鲜的材料。从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角度看，这一地区的一些国家同我国接壤，涉及我国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研究俄罗斯和东欧中亚国家的基本国情，即这些国家的政治、历史、民族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研究所对学科设置进行了很大调整。1992年，对全部学科和研究室进行了调整：撤销原有的苏联东欧学科及其各个分科，设立东欧中亚学科及其相应的各个分科和研究室，其中，按国别原则组建俄罗斯学科并成立对应的俄罗斯研究室，政治问题研究被纳入国别研究总的框架内。
苏联解体前，我国从事苏联问题研究的机构和学者主要是对苏联整体进行政治方面的研究，而对其加盟共和国之一的俄罗斯的研究尽管也有涉及，但总的情况是俄罗斯政治的研究包含在苏联政治研究之中，并且一般更注重对联盟中央政治形势、政治斗争的研究，而从1985年到1991年，这方面的情况的确是必须加以重点注意的。因此，对作为苏联重要组成部分的俄罗斯的研究明显不足。主要表现是，以对叶利钦等民主派与苏共和联盟中央之间的斗争的研究为主，而对俄罗斯本身的研究，包括政治方面的研究略显不足；对俄罗斯联邦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研究也是从苏联角度来进行研究的，对俄罗斯的联邦制，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民族问题、社会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存在着一些空白。
苏联解体后，1992—2002年，俄罗斯开始成为新的研究对象并受到极大重视，“俄罗斯政治”学科得以建立并迅速发展。俄罗斯独立之初，俄罗斯国内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形势错综复杂。本学科的主要任务是观察、分析俄罗斯政治形势的发展，预测其发展的基本趋势。重点是研究俄罗斯政治制度转型、国家权力体系建立、党派斗争等迫切问题。这时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追踪研究，分析各种政治现象并对发展趋势做出预测。由于俄罗斯处于急剧变化当中，作为研究对象的俄罗斯政治本身还不够成熟，因此，本学科在当时也处在发展和逐步形成过程中。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变化，到叶利钦总统辞职前后，本学科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展，研究不断深入，从开始时集中于政治领域特别是联邦中央权力斗争的研究，扩展到对联邦制及地方问题、民主政治、法治建设、政党体制、社会结构、社会思潮、社会文化等问题的研究，从一般的形势分析研究，转向对俄罗斯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进行理论探讨，进而对俄罗斯转轨及发展道路做出理论总结。2002年，借助研究所改名和建立重点学科管理体系的契机，“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学科终于迎来了大发展的阶段。
重点学科建设大发展阶段（2002年至今）
研究所改名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之前，1999年，研究所根据学科布局的实际需要，采取按研究领域与按地区研究划分相结合的思路，将俄罗斯学科及俄罗斯研究室按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划分为三个学科（俄罗斯政治学科、俄罗斯经济学科、俄罗斯外交学科）并建立相应的研究室作为依托（俄罗斯政治室、俄罗斯经济室、俄罗斯外交室）。俄罗斯政治室正式成立。2006年，本所出台的“十一五”科研规划提出巩固传统学科的治所方针，要求俄罗斯政治室加强对俄罗斯社会与文化问题的研究，“俄罗斯政治室”因此正式改名为“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室”。
从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实施“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以来，“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学科一直入选院重点学科。我室出版了《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当代俄罗斯精英与社会转型》《重新崛起之路：俄罗斯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俄罗斯之痛——“车臣问题”探源》《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宪政之路》《梅德韦杰夫和普京——最高权力的组合》《普京八年：俄罗斯复兴之路（2000—2008）（政治卷）》《观念与制度：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国家治理》等近20余部专著，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
从2002年开始，本学科在研究内容的专业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研究体系的系统性等方面的建设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做好追踪研究的同时，在科研工作中注意把握“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研究学科性、理论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对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对俄罗斯如何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回答已经超越了世界史上已有的对人类大转型时期制度变迁路径的总结。俄罗斯的国家治理属于大国治理类型。大国治理问题本来就是俄罗斯长期延续的一个历史性课题。研究俄罗斯问题，不仅需要俄罗斯的视角，更需要全球的视角，需要研究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问题，需要反思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然而，即使有了上述研究，依然不能完全回答俄罗斯形势发展所提出的很多问题。可以说，是俄罗斯形势发展本身，倒逼我们政治社会文化学科必须进行综合研究，必须具备历史思维和战略思维，由点及面，见微知著，不断积累，逐步提升，最后达到对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问题战略分析和综合研究的高度。
“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学科：内容与方法
“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学科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主要包括：第一，对俄罗斯国家权力结构的研究，内容包括以总统制为核心的俄罗斯国家权力配置的运行及其变化、国家立法机关与执行权力机关的关系、政府部门设置与组成情况、议会内部组成与议会党派的活动等；第二，对俄罗斯国家结构形式的研究，内容包括俄罗斯联邦制度的历史沿革、联邦制度的调整完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车臣问题等；第三，对俄罗斯政治生态的研究，内容包括俄罗斯政党制度的发展变化、俄罗斯主要政党的发展状况、“统一俄罗斯党”一党主导的政党格局、俄罗斯利益集团的发展变化等，还包括俄罗斯选举制度的主要内容与发展变化，国家杜马历届选举的主要过程、结果及其影响等；第四，对俄罗斯精英的研究，内容包括俄罗斯各领域精英的出现、分化、更新换代以及对转型的影响等；第五，对俄罗斯社会问题的研究；第六，对俄罗斯传统文化及国家特性的研究。
未来将继续加强“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学科对以下核心问题的研究：第一，俄罗斯政治体制的特点及发展道路的选择；第二，政治发展的经济影响因素，即垄断性经济结构与政治集权之间的关系；第三，政治发展的国际关系因素，即俄罗斯精英的国际政治观及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对转型与发展的影响；第四，政治发展的社会影响因素，即保守主义取向的社会国家性质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第五，政治发展的文化因素，即对内集权、对外扩张的国家特性与政治治理之间的相关性联系；第六，政治发展的历史因素，即赶超西方、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使俄罗斯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这是贯穿俄罗斯历史的一条红线。从大历史观的视角看，当代俄罗斯的转型与发展也是俄罗斯追求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要在俄国历史中理解历史俄国。
“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学科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系统研究。重视史实资料的系统性，重视对俄罗斯发展横向线索与纵向脉络的把握，重视对俄文原始文献的实证性研究。资料的基础性作用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同时，也要非常重视对英文文献的阅读，注意理解西方学者基于俄罗斯历史沉淀来分析当代俄罗斯政治与未来前景的研究方法及成果。系统性有利于形成历史思维，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通过掌握事物运动的全过程，实现研究工作中历史和现实的统一。
第二，综合研究。俄罗斯的转型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和国际关系等诸方面，这需要在跨学科基础上加强综合性研究，理解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从而形成战略思维，把握住影响俄罗斯全局的、长远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除了学科的综合，还要有全球、地区与国别三个研究层面的综合意识。仅仅了解一国和地区的事情是不够的，还需要关注时代特征。
第三，理论研究。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研究需要运用一定理论对研究对象进行剖析。掌握理论对于研究俄罗斯问题是有用且必要的。现代政治学是人类研究政治行为思想的结晶，其基本原理、视角和分析工具是需要运用的。将现代政治学作为参照系，才能把俄罗斯问题放在一个比较研究的国际视野上，才有可能在研究中体悟出哪些是一般性的规律问题，而哪些又具有研究对象国的特殊性。当然，仅仅运用理论是不够的。科学研究上升到理论是研究过程的飞跃和归宿。需要把对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问题的再认识重新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而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
二 “俄罗斯经济”学科的发展历程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所建立之时隶属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我所对苏联经济研究的重要主题是对苏联社会经济模式的认识和再认识。我所学者就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苏联的工业化道路、苏联的现代化模式等重大理论问题撰写了大量内部报告。俄罗斯经济（苏联经济）学科的建立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1981年我所转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后，俄罗斯经济（苏联经济）学科蓬勃发展，成绩斐然。
20世纪80年代对苏联经济及其经济改革的研究
我所在研究苏联经济体制及其改革方面起步较早，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不仅如此，该时期的研究同时也为国内苏联经济学科的建立、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引领作用。当时推出的不少作品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影响了以后的几代学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胡耀邦同志指示学术界写出100本书，介绍国外（主要是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情况和经验。当时隶属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苏联东欧研究所很受鼓舞，全所立即组织科研力量，展开对苏联经济及其体制改革的全面调研。
1981年苏东所转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从此至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经济及其体制改革研究突飞猛进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这是苏联经济学科兴旺发达的时期。该时期，从事苏联经济及其体制改革研究的一批专家学者在实事求是路线指引下，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孜孜以求，不计报酬，对苏联经济及其体制改革展开全方位的探讨和钻研，提出了大量具有深邃见解的观点和看法，推出了一大批具有广泛影响的专著、论文、文章、研究报告，翻译和撰写了一批译著、译文和工具书，有效地配合了国家改革开放的需要，较好地发挥了中央期待的“参谋”“智囊”作用。在开始阶段，工作的重点一方面是撰写内部报告，另一方面是翻译编写有关苏联经济及管理体制的资料。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很多成果不能公开发表、公开讨论，所以大部分研究成果都以《苏联东欧情况》的内部报告形式上报，发送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各部委，供上级决策部门参考。从70年代末到苏联解体前，我所每年出《苏联东欧情况》80余期，在十多年里撰写的内部报告有1000余篇，其中涉及苏联经济体制及其改革的达300余篇。具有代表性的有《苏联经济改革的历史发展》，这是国内最早系统研究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分四期发表，后被收入1981年时事出版社出版的《苏联经济体制问题》一书中。在撰写内部报告的过程中，我所还组织翻译出版了不少有关苏联经济及管理体制的资料，并且以《苏联东欧问题译丛》（一些简称《译丛》，后改为《东欧中亚问题译丛》）的形式由三联书店连续分辑出版。1981年，我所创办学术期刊《苏联东欧问题》，经过两年试刊后于1983年正式发行。整个80年代，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刊物的主要选题一直以苏联经济以及经济体制改革为主。作为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该期刊引领了对苏联东欧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期刊还设有“专题讨论”栏目，就某一现实问题或前沿问题刊载学者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和不同的学术观点与思想。
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苏联经济问题研究方面，我所的科研成果在质量和数量方面都位于前列。据不完全统计，在苏联解体之前的十多年间，我所研究人员在所内及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的有关苏联经济及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论文有200多篇。当时国内出版的关于苏联东欧问题的20多部论文集都有我所研究人员参与。其中主要有：《苏联经济体制问题》（时事出版社，1981年）,《苏联东欧问题探讨》（人民出版社，1983年）, 外国经济管理体制研究》（人民出版社，1983年）, 苏联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等。
同时，我所还主持出版了一些涉及苏联经济的工具书及译著，如《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陆南泉、张础、陈义初等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共计66.5万字）, 苏联财政》（М. К．舍尔麦涅夫主编，毛蓉芳、陆南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 政治经济学》（В. А．梅德韦杰夫等编著的苏联高等学校教科书，高中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等。
80年代初开始，苏联东欧研究所开始承担国家和有关部门的一些重点课题，苏联经济室承担的课题居多，课题完成后大多以专著的形式出版。这一时期，我所主持和出版的国家重点课题和专著主要有：《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系国家“六五”计划重点课题，由刘克明、金挥主编，组织所内外多名专家学者用七年的时间共同完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共计58万字）, 苏联经济概论》（受教育部委托为高等院校撰写的一部教科书，由金挥、陆南泉、张康琴主编，以我所经济室为主，组织国内几所重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共同研究撰写，共计67.4万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 苏联经济简明教程》（陆南泉教授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的一部高等院校文科简明教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全书共计28万字）,《论苏联经济：管理体制与主要政策》（金挥、陆南泉、张康琴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全书60万字）, 战后苏联经济》（金挥、陆南泉主编，苏东所经济室共同参与撰写，时事出版社，1985年，全书31万字）, 苏联怎样利用西方经济危机》（杨家荣、张森撰写，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全书20余万字）, 苏联改革大思路》（陆南泉主编，张础、刘清鉴和高中毅等共同撰写，沈阳出版社，1989年，全书30多万字）。
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及其经济体制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有三类。
一是对苏联经济及其经济体制进行综合研究。代表作有：专著《论苏联经济：管理体制与主要政策》《苏联经济概论》；论文《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概况》（载于《外国经济管理体制研究》，人民出版社，1983年）, 苏联经济改革的历史发展》（载于《苏联经济体制问题》，时事出版社，1981年）, 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变化趋势及其主要症结》（载于《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37期）等。
二是对苏联经济及其经济体制进行的专题研究。学者们对一些中观和微观的专题进行深入分析，形成了体例不同的研究成果。如杨家荣、张森等撰写的专著《苏联怎样利用西方经济危机》，以及一大批专题论文，如刘清鉴的《苏联经济管理机构的改革》（载于《苏联东欧问题探讨》，人民出版社，1983年），金挥的《苏联经济结构的特点和变化趋势》（载于《苏联经济体制问题》，时事出版社，1981年），张础的《苏联80年代经济结构变化趋势》（载于《苏联东欧问题》1982年第6期）和《探讨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几个问题》（载于《苏联东欧问题》1991年第2期）。
三是对苏联经济及其经济体制的理论研究。主要的论文集有《苏联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发展》（陆南泉、高中毅、张础、刘清鉴等）；主要的论文有吴仁彰的《关于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1983年）、《苏联的超越阶段思想和经济改革》（1985年）、《斯大林政治经济体制初探》（1985年）等。
苏联已经成为历史，但对苏联经济及其体制改革的研究却远未结束。如今，无论是探讨苏联解体，还是研究今天的俄罗斯，乃至中国借鉴外国的改革经验，都离不开对当年苏联经济及其体制问题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转轨问题为主线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我所对俄罗斯经济问题的研究主线是俄罗斯经济转轨问题。俄罗斯经济转轨问题囊括的课题较多：从经济体制的角度对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再探讨；经济转轨的基本要素和全部内容，包括转轨的理论和学说；转轨的起始条件、目标模式、外部环境、转轨战略、转轨的绩效；转轨过程中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所有问题，包括所有制改造、宏观经济体系确立及运行、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社会保障体制的重建、政府职能转换、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等。自1991年底俄罗斯独立以来，我所对俄罗斯的经济转轨问题保持着持续的关注，截至90年代末，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主要的专著有：《独联体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研究》（陆南泉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 经济转轨的进程与难题》（陆南泉、李建民、朱晓中著，社科院重点项目，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 新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薜君度、陆南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该时期对俄罗斯经济的应用性研究成果颇丰，主要以对中俄经贸关系的研究为主。对中俄两国经贸合作的历史进行梳理，对合作的重要领域、发展潜力、合作的主要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有分量的带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对策建议。这方面的代表成果主要有：《1996—2000年中俄经贸关系发展前景》（陆南泉、李建民主持，哈尔滨市政府委托课题，1996年完成）, 俄罗斯投资环境及市场调查》（李建民主持，顶新集团委托课题，1998年完成）,《中俄经贸关系》（陆南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推进黑龙江省对俄日韩经贸关系的战略研究》（陆南泉主持，黑龙江省政府委托课题，2000年完成）。
2000年至今对俄罗斯经济宏观、中观及其微观层面的研究
2000年之后，俄罗斯经济学科迎来了更大的发展时期。2002年，因学科发展需要俄罗斯学科划分为俄罗斯政治学科、俄罗斯经济学科和俄罗斯外交学科。俄罗斯经济学科的发展一直处于我所学科建设的前沿。该学科总体发展势头良好，学科队伍较为稳定，涌现出一批具有学术素养、在学科建设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该学科在持续对苏联问题、苏联经济改革、俄罗斯经济转轨等问题进行研究的同时，大国崛起之路、俄罗斯经济发展阶段性总结与宏观经济运行、俄罗斯发展战略、俄罗斯区域经济、俄罗斯金融、俄罗斯产业结构、俄罗斯区域发展以及俄罗斯对外经济关系、人口与移民政策、民生制度、经济法、金融安全、独联体问题等也纳入了我所学者的研究范畴，如上领域的研究在学界占有领先地位，且在国际上有一定的知名度。该时期出版了大量专著和论文，成果丰硕。
深度剖析苏联解体问题和苏联经济改革问题方面的代表性专著有：《苏联兴亡史论》（陆南泉等主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 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许新、陈联壁、潘德礼、姜毅著，中华社科基金项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苏俄经济改革二十讲》（陆南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等。
探讨转轨与改革问题的主要专著有：《转型经济的产权改革——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的私有化》（许新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俄罗斯经济转轨与中国经济改革》（张森主编，当代出版社，2003年）, 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陆南泉、左凤荣、潘德礼、孔田平著，新华出版社，2012年）, 俄罗斯经济二十年（1992—2011）》（陆南泉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转型中的俄罗斯》（陆南泉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俄罗斯企业制度变迁》（张聪明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
有关大国崛起之路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重新崛起之路——俄罗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许志新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 重塑超级大国：俄罗斯经济改革和发展道路》（许新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在对俄罗斯经济发展进行阶段性总结和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代表作有：《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卷）》（许新主编，人民出版社，2001年）, 普京八年：俄罗斯复兴之路（2000—2008）（经济卷）》（郑羽总主编，李中海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主要论文有：《后危机时期的俄罗斯经济形势》（程亦军，《欧亚经济》2014年第6期）, 2011年俄罗斯经济特点及未来走势》〔李福川，《俄罗斯发展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2013年俄罗斯经济形势与未来发展趋势》〔程亦军，《俄罗斯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在对俄罗斯发展战略进行阐释方面，主要的专著有：《21世纪的俄罗斯经济发展战略》（周全著，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主要的论文有：《俄罗斯对外贸易与发展战略问题分析》（高际香，《东北亚研究》2005年第4期）,《“俄罗斯2020年前经济社会长期发展战略”述评》（高际香，《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俄罗斯“2025年前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解读》（高际香，《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1年第1期）等。
对俄罗斯金融问题的研究中，主要专著有：《金融转型：俄罗斯及中东欧国家的逻辑与现实》（王志远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主要的论文包括：《论俄罗斯证券市场》（程亦军，《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4期）, 俄罗斯金融市场述评》（程亦军，《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6年第7期）, 俄罗斯确立大金融监管体制》〔程亦军，《俄罗斯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论俄罗斯货币信贷政策及影响》（李中海，《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7年第4期）等。
对俄罗斯产业结构及相关产业的研究中，代表性著述有：《俄罗斯产业结构研究》（郭晓琼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 国际视野下中俄农业发展研究》（王志远著，长春出版社，2011年）。主要论文有：《农村土地流转：中国与俄罗斯的差异与共性》（王志远，《欧亚经济》2014年第3期）, 俄罗斯农业发展现状与预测》〔郭晓琼，《俄罗斯发展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俄罗斯农业发展与战略政策选择》（高际香，《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1年第4期）等。
对俄罗斯区域经济的研究中，代表作有：《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薜君度、陆南泉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俄罗斯的探索与实践》（高际香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主要论文有：《普京新时期远东开发的定位和目标》（李建民，《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3期）, 俄罗斯远东开发的历史与现实》（高际香，《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3期）。
在对俄罗斯对外经济关系及其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中俄经贸关系研究领域，主要专著有：《俄罗斯对外经济关系研究（1992—2007）》（高际香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年）。主要论文包括：《俄罗斯入世影响及中俄经贸合作面对的机遇》〔李建民，《俄罗斯发展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俄罗斯“入世”承诺及对本国经济的影响》（高际香，《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7年第2期）, 中俄经贸合作现状及其发展前景》（李建民，《中国金融》2006年10期）, 2013年中俄经贸合作》〔郭晓琼：《俄罗斯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等。
在俄罗斯人口、人口与移民政策研究领域的主要专著有：《俄罗斯人口安全与社会发展》（程亦军著，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代表性论文有：《俄罗斯人口发展现状与社会问题》（程亦军，《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6年第2期）, 从最新普查看俄罗斯人口发展状况》（程亦军，《西伯利亚研究》2013年第3期）, 俄罗斯外来移民与移民政策选择》（高际香，《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2年第5期）等。
在对俄罗斯民生问题及民生制度的研究领域，代表作有：《俄罗斯民生制度：重构与完善》（高际香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主要论文有：《俄罗斯转型经验：合理分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李福川，《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3年第2期）, 俄罗斯新一轮养老保障制度改革解析》（高际香，《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0年第4期）, 俄罗斯住房制度改革及绩效》（高晓慧、高际香，《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8年第8期）, 俄罗斯医疗保障体系改革》〔高际香，《俄罗斯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在对俄罗斯经济法规的研究中，《俄罗斯反垄断政策》（李福川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是一部有关俄罗斯反垄断政策的专著。该书介绍了俄罗斯经济垄断的历史和现状及其反垄断法规体系；系统并详尽地介绍和分析了俄罗斯反垄断的政策、措施和方法，包括对经济集中的监督与调节、对垄断企业的监督与管理、对自然垄断的监督与调节、对外国投资的反垄断监督与调节，以及发现和制止不正当竞争；简要介绍了俄罗斯发展竞争的规划和措施，以及俄罗斯反垄断机构，并论述了转型国家加强反垄断调节、建立反垄断法规体系以及建立独立反垄断机构的必要性。阐释经济特区法的主要论文有：《俄罗斯联邦经济特区法探析》（蒋菁，《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6年第4期）。
在金融安全领域，专门研究俄罗斯资本外逃等问题的专著有：《俄罗斯与离岸金融中心》（许文鸿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该书详细剖析了俄罗斯的资本外逃与离岸金融中心之间的关系，阐述了俄罗斯的资本外逃、离岸金融中心与俄罗斯、俄罗斯的“返程资本”、“影子经济”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及对俄罗斯政府决策的影响。
在独联体问题研究领域，具有较强学术影响力的专著有：《独联体十年：现状·问题·前景（1991—2001）》（郑羽主编、李建民副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独联体国家投资环境研究》（李建民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主要论文包括：《后苏联空间一体化前景暗淡》（程亦军，《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1期）, 俄白哈关税同盟绩效与独联体一体化前景》〔程亦军，《俄罗斯发展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经济关系》（高际香，《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俄白哈关税联盟论析》（高际香，《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此外，该时期我室科研人员还有大量外文著述及译作发表，如《入世后中国经济如何适应世界经济新规则）（第三版）》（蒋菁著，叶卡捷琳堡乌拉尔国立技术大学出版社，2010年，俄文版）, 欧亚中心的阿斯塔纳》（许文鸿参译，民族出版社，2006年）, 2050：中国俄罗斯共同发展战略》（高际香参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 市场经济自我调节理论》（高际香参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如今，俄罗斯经济学科发展方向清晰，具备一定的前瞻性；人员队伍稳定且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梯队；学科结构布局合理、发展有序；人才培养体系基础良好、潜力巨大。
三 “俄罗斯外交”学科的发展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俄罗斯外交”学科是在原苏联东欧研究所的“苏联外交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外交学科以当代俄罗斯的外交战略、政策和中俄关系等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
1965—1980年的苏联外交研究
20世纪60年代，中央决定组建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以加强对国际形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苏联东欧研究所成立于1965年6月30日，受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次年划归中联部。“文化大革命”期间，研究所曾被取消编制。
建所之时，正值反修、防修的年代。不久，中苏关系从意识形态大论战发展到国家关系的全面对抗。研究对象苏联被宣布为“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和“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这种背景下，自研究所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研究所对苏联外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收集和编译苏联外交相关资料，分析苏联外交动向，揭露苏联外交政策的本质，并就此撰写内部报告提交给党中央和国务院。
在公开出版物方面，研究所重视大事记编纂和苏共相关文献的翻译工作，先后编辑和发行了数部大事记和文献汇编，为研究苏联外交动态和中苏关系提供资料。其中有1965年编辑发行的《苏共二十二大选出的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简历》, 1971年编辑发行的《苏修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发言汇编（上册）》、《苏修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发言汇编（下册）》和《苏修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发言汇编（上册）》、苏修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发言汇编（下册）》, 1972年编辑发行的《苏联大事记：1972.1—1972.12》, 1973年编辑发行的《苏联大事记：1973.1—1973.12》, 1974年编辑发行的《苏联大事记：1974.1—1974.12》, 1975年编辑发行的《苏联大事记：1975.1—1975.12》, 1979年发行的《苏联大事记：1977.1—1977.12》。
这一时期，研究所苏联外交科研人员对苏联外交进行资料整理、编纂大事记与翻译发行相关文献，进而进行形势与政策分析并提交各种内部报告，为学科起步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81—1991年的苏联外交研究
1981年1月，苏联东欧研究所再次变更隶属关系，由中联部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研究所设立了对外关系和理论研究室。因此，苏联外交研究工作发生了较大变化，从以资料整理与形势、政策分析为主过渡到以学术导向为主。一方面，围绕苏联外交动向，继续以内部报告的形式提交各种基础资料、形势分析、政策分析与对策建议；另一方面，以1981年创刊的《苏联东欧问题》（以下简称《问题》）为载体，对苏联外交及其理论论文进行研究。围绕苏联外交问题，所内学者有大量论著问世。其成果可归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关于苏联领导人与外交问题的论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斯大林与苏联外交。黄天莹的《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亚非拉地区外交政策初探》一文，重点探讨了1945年至1953年期间苏联对亚非拉地区的外交政策，并认为其政策的主流是正确的（《问题》1987年第1期）。郑羽的《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外战略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一文认为，二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外交总体来说成绩占主要地位，但也出现了一系列失误（《问题》1989年第1期）。
其二，关于赫鲁晓夫与苏联外交。郑羽的《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外战略调整概论》一文，探讨了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外战略的理论、策略原则、具体方针政策的形成过程和特征（《问题》1987年第1期）。黄天莹的《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在第三世界地区的外交政策》一文，主要分析了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形势及苏联相关政策的内容与特点（《问题》1990年第2期）。郑羽的《赫鲁晓夫执政年代相互对峙的苏美军事战略论述》一文，主要论述了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苏美军事战略的形成和演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两国的军事战略态势和军事关系（《问题》1990年第3期）。
其三，关于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外交。黄天莹在《对戈尔巴乔夫政权在第三世界政策的展望》一文中，对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进行了展望（《问题》1985年第5期）。邢书纲的《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一周年》一文认为，戈尔巴乔夫上台一年来，对国际局势的认识较为清醒，外交政策和策略趋于灵活，苏联的国际处境有一定的改善（《问题》1986年第2期）。李静杰的《改革时期苏联内外政策的辩证关系》，分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措施中内外政策的关系（《问题》1988年第2期）。黄立茀、郑羽的《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和平共处论比较》一文，对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和平共处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世界历史》1989年第2期）。黄天莹在《戈尔巴乔夫对第三世界国家政策的调整》一文中认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是苏联调整其对第三世界国家政策的思想基础（《问题》1989年第2期）。
第二类，研究苏联外交政策与外交战略的论著。
邢书纲的《关于苏联全球扩张战略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20世纪70年代，苏联凭借武力，一方面与西方搞“缓和”外交，另一方面推行其全球扩张战略，极大地威胁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问题》1981年第1期）。李静杰的《当前苏联对外政策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主要分析了勃涅日涅夫去世后苏联对外政策的特点、苏联的对外活动、苏美关系的动向等问题（《问题》1984年第3期）。邢书纲在《关于苏联对外政策性质的探讨》一文中认为，苏联的外交政策具有双重性质，既有正义、和平的一面，也有霸权主义的一面（《问题》1987年第6期）。顾志红的《苏联和平共处政策的产生和发展》一文认为，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苏联追求目标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问题》1989年第3期）。顾志红的《苏联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反思与调整》一文认为，苏联对第三世界实行大踏步后退的全面收缩政策，与20世纪70年代所推行的扩张干涉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问题》1991年第4期）。
第三类，关于苏联外交实践活动的论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中苏关系。李静杰的《中苏关系及其发展前景》一文认为，中苏之间存在分歧，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关系相对缓和，但仍存在阻碍关系改善的困难，中苏关系的发展前景受到二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变的总体趋势影响，苏联应顺应趋势来调整对华政策（《问题》1986年第3期）。李静杰在《戈尔巴乔夫访华和新型的中苏关系》一文中，分析了戈尔巴乔夫访华与中苏关系改善问题（《问题》1989年第4期）。邢万金、单令魁在《实现正常化以来的中苏关系》一文中认为，自中苏两国领导人举行会晤以来，中苏关系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尽管存在着某些可能影响两国、两党关系的因素，但其发展前景是乐观的，合作领域是广阔的（《问题》1991年第2期）。
其二，关于苏美关系。邢书纲、李允华、刘英娜在《苏美力量对比及其对80年代国际局势的影响》一文中分析了美苏对抗对20世纪80年代国际格局可能产生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1983年第1期）。倪孝铨的《苏美围绕日内瓦武器控制谈判的争斗》一文，分析了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苏美两国在限制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上的交锋（《问题》1985年第5期）。针对1985年11月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举行的会晤，倪孝铨在《美苏首脑会晤和美苏关系展望》一文中分析了会晤前的美苏基本态势、双方在会晤前和会晤中的争斗以及会晤对美苏关系的影响（《问题》1986年第1期）。倪孝铨的《美苏关系：从对抗到合作》一文认为，对抗曾长期是苏美关系的主要特征，而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合作逐渐成为苏美关系的主要特征（《问题》1991年第3期）。
其三，地区问题与双边关系。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涉及苏联与利比亚、韩国关系的发展，以及苏联对亚太地区政策和对两伊战争立场等方面的分析。
在这个时期，苏联外交研究日益深入。如郑羽侧重于探讨赫鲁晓夫与苏联外交问题，李静杰聚焦于戈尔巴乔夫与中苏关系，邢书纲倾向于对苏联外交进行宏观思考，黄天莹重点探讨了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第三世界政策之间的关系，倪孝铨则围绕苏美关系发表了数篇论文。这些研究成果推动了苏联外交学科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对俄罗斯外交问题的研究
苏联解体后，苏联东欧研究所更名为东欧中亚研究所，后来定名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在原有的国际研究室基础上，1999年正式建立了俄罗斯外交研究室。该研究室的科研人员发表了大量有关当代俄罗斯外交问题的专著和论文。
对叶利钦时期俄罗斯总体外交政策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李静杰和郑羽主编的专著《俄罗斯与当代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学刚、姜毅主编的专著《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俄罗斯与当代世界》论述了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社会政治与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俄主要政治力量与学术派别对国家外交政策方针的争论和俄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其主要内容，以及俄对“近邻”、西方、原苏联盟友及亚洲国家的外交政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卷》论述了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形成和演变过程，阐述了这一时期俄对美国、欧洲、独联体、亚太和中国外交的实施情况，探讨了影响俄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诸如俄外交文化与决策机制、俄传统安全观和美国因素等。
其他关于俄罗斯外交的著述包括：倪孝铨参与撰写的专著《新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郑羽的专著《从对抗到对话：赫鲁晓夫时期的苏美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主要论文有：倪孝铨的论文《初具轮廓的俄罗斯对外政策》（《苏联东欧问题》1992年第3期）和《西方援助和俄罗斯对外政策走向》（《东欧中亚研究》1993年第3期），顾志红的论文《乌俄关系的现状及其发展前景》（《东欧中亚研究》1993年第2期），姜毅的论文《俄罗斯对独联体的政策》（《东欧中亚研究》1995年第4期）和《俄罗斯与独联体的军事一体化》（《欧洲》1995年第12期）。
进入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外交研究
关于普京总统第一任期阶段的俄罗斯外交，有姜毅等合著的专著《重振大国雄风——普京的外交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郑羽主编的专著《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重振大国雄风——普京的外交战略》阐述了这一时期俄罗斯对外战略的内涵和实施要义，总结了俄对其外交经验教训的认识和对本国外交文化历史遗产的扬弃，揭示了普京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发展阶段，论述了俄对独联体、西方、亚洲政策的变化。《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的对外关系》论述了1991年至2005年间俄罗斯对美国、中国、独联体、欧盟和北约的政策与外交。
关于普京总统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时的俄罗斯外交，有郑羽和柳丰华任总主编的专著《普京八年：俄罗斯复兴之路（2000—2008）（外交卷）》（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该书分析了叶利钦的外交遗产和普京执政之初面临的国际环境，解读了普京外交思想的形成和演变，论述了在普京执政八年中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演变。
关于“梅普组合”时期的俄罗斯外交，有柳丰华的专著《“梅普组合”的外交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该书论述了当代俄罗斯最主要的三种外交理论——西方主义、欧亚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的发展历程及其对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历届政府外交决策的影响，分析了“梅普组合”时期俄罗斯在独联体、欧盟、美国、中国等优先方向的政策和外交，将“梅普组合”的对外战略归纳为“保稳”与合作战略，论述了该战略的基本内容和实施效果。
2000年至今对俄罗斯外交专题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主要如下几个方面。
关于独联体问题和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有郑羽主编的专著《独联体十年：问题·现状·前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顾志红的专著《普京安邦之道——俄罗斯近邻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柳丰华的专著《“铁幕”消失之后——俄罗斯西部安全环境与西部安全战略》（华龄出版社，2005年）, 俄罗斯与中亚——独联体次地区一体化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主要论文有顾志红的《普京第二任期内的独联体政策》（《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5期），柳丰华的《普京时期俄罗斯的独联体政策》（《国际论坛》2008年第5期）。
关于中俄关系，有姜毅主编的专著《新世纪的中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郑羽等人合著的专著《俄罗斯能源外交与中俄油气合作》（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郑羽主编的专著《全球多极化背景下的中俄关系（2012—2015）》（经济管理出版社，2015年）。论文包括：姜毅的《安全两难与中俄关系》（《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5期）、《中俄边界问题的由来及其解决的重大意义》（《欧洲研究》2006年第2期），柳丰华的《中俄战略协作模式：形成、特点与提升》（《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3期），吕萍的《黑龙江省口岸发展现状》（《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2期），刘丹的《中俄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探析》（《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10期）。
关于中俄美三角关系，有郑羽的专著《单极还是多极世界的博弈：21世纪以来的中俄美三角关系》（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年），郑羽主编的专著《中俄美在中亚：合作与竞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论文有柳丰华的《中俄美在中亚的地缘政治角逐》（《亚太研究论丛》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和《乌克兰危机以来的中俄美三角关系：调整与走势》（《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4期）。
关于俄美关系，有郑羽主编的专著《既非盟友，也非敌人——苏联解体后的俄美关系（1991—200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还有郑羽的论文《重启的消亡：普京重新执政后的俄美关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5期），韩克敌的论文《特朗普的对俄政策与美俄关系的四个维度》（《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年第4期）。
关于俄罗斯的亚太外交，有李勇慧的专著《俄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论文有柳丰华的《俄罗斯的“东进”政策：成就、问题与走势》（《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1期），李勇慧的《俄罗斯亚太战略与乌克兰危机》（《东北亚学刊》2015年第2期）和《俄罗斯与亚太经合组织关系研究》（《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1期）。
关于苏联外交史，有韩克敌的专著《美国与苏联解体》（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赵玉明的论文《战后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集中遣返过程的历史考察》（《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3期）。
关于俄罗斯地缘政治理论，有顾志红的专著《事实与真相：俄罗斯地缘政治与外交》（长春出版社，2010年）。
上述学术成果奠定了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外交学科在国内的前列地位，也使其在国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俄罗斯外交研究室的科研人员撰写了大量的调研报告，为我国不断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四 “欧亚战略”学科的发展历程
战略研究室成立于2006年9月，为所级重点学科。最初设想的研究范围涵盖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28个对象国，研究重点是地区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区域化问题以及涉华战略性问题。2009年6月30日，所学术委员会审议批准的学科建设规划中，确定“欧亚战略”学科侧重从欧亚地区政治转轨、安全态势、大国关系和经济形势等方面开展研究。
2006年以来，战略研究室完成一批院重点和社科基金项目，承担了一批部委委托交办课题，出版专著5部，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内部研究报告等，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国际战略学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一门新兴综合性学科，欧亚战略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综合研究的特点。欧亚战略学是对欧亚地区大国关系、安全态势、中国与地区国家关系以及地区各国政治经济发展进行综合研究的交叉学科，关注对欧亚地区的安全稳定产生长期性、战略性影响的重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地区发展走势进行预判，属于综合性、跨学科、应用型研究。
战略研究室的研究成果为本室研究人员独撰、主编、参与的专著和论文，学科研究的内容与特点则体现在以下几个重大问题之中。
第一，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区域一体化。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并在其中扮演主导角色。该地区相继出现独联体、欧亚经济共同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俄白哈关税同盟等政治、经济和军事性质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与此同时，一体化进程呈现出差异化特点。其中独联体多年来通过的宣言和文件大多停留在纸面上，缺乏实际存在的成效。而俄罗斯自身发展水平和新独立国家内外政策导向等是影响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因素。尤其是长期以来，俄罗斯将主要精力用于国内政治整合，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和资源来推动一体化进程。这是一体化进程缺乏实效的主要原因。
显而易见，俄罗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速推进独联体地区一体化，其国内中期政治稳定无疑是重要基础和前提，国际格局重大调整和变化、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等多方面的考虑也是重要因素。此外，俄罗斯传统上对“战略缓冲区”“势力范围”有迫切需求。随着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国力的恢复，尤其是美国、欧洲深陷经济危机无暇顾及独联体地区，俄罗斯认为重启一体化进程的时机已经到来。俄罗斯以新的区域一体化来巩固传统势力范围，有效地扩大其战略回旋空间，这是俄罗斯实现强国战略必然的政策选择。从国际格局的角度看，俄罗斯无法在现有的欧洲和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显著作用。事实上，欧洲一体化进程正在不断吸纳后苏联空间的国家。俄罗斯客观上面临被边缘化的窘境。因此，在独联体地区推动、主导一体化进程，实现商品、人员、资本和服务自由流动，进而在政治和军事上实现整合，这将给俄罗斯带来切实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俄罗斯在2015年建立了欧亚联盟。
由此可见，独联体区域一体化是俄罗斯大国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内局势继续保持稳定，并能提供足够的政治和资源保障的前提下，俄罗斯将持续不断推动一体化进程，并最终在独联体地区打造出一个具有相当人口、市场规模和政治影响力的欧亚联盟。
第二，欧亚地区的安全态势。
“9·11”事件以后，美国及其盟国借反恐进入阿富汗，并在中亚地区确立军事存在。在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的背景下，美国推出“新丝绸之路”战略，从本地区国家关切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入手，试图实现中亚和南亚地区的互联互通，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影响本地区安全稳定的因素仍大量存在。“三股势力”活动猖獗，毒品走私、跨国有组织犯罪等不仅对本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造成威胁，也直接影响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的稳定。本地区国家与阿富汗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阿富汗国内实现民族和解的前景直接关系到本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该地区主要大国俄罗斯之间复杂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对欧亚地区的安全态势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此外，本地区国家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也是对地区安全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
第三，欧亚地区的大国关系。
首先，俄美关系是欧亚地区大国关系中最大的变数，这既是指两国关系的不确定性，也是指俄美关系对大国关系影响的不确定性。在当今世界各主要力量中，俄罗斯是唯一尚未在战略上完全定型的大国。俄罗斯虽然在政治和文化上基本确定了面向西方的政策选择，但尚不能完全确定在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中对它最有利的位置是什么以及其应以什么姿态占据这个位置。奥巴马上台后，开始执行对俄罗斯的缓和政策，以“重启”为标志，两国关系进入了新的调适期。其次，俄欧关系是欧亚地区大国关系调整的另外一个重点。双方关系的基础是1993年12月双方在布鲁塞尔签署的《俄罗斯联邦同欧盟关于建立伙伴与合作关系的联合政治声明》。1994年6月24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欧盟领导人签署为期十年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这一协定在经俄国家杜马和欧盟各成员国议会批准后，于1997年12月1日正式生效。俄欧关系将在总体上保持稳定，但双方在二战历史观、能源合作等方面的分歧将长期存在，在特定条件下甚至可能进一步激化。最后，独联体国家间的内部关系是影响欧亚地区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独联体自建立以来，始终纠缠于“独”与“联”的矛盾，各成员国在合作与冲突、一体化与“去一体化”的纷争中，艰难推进政治、军事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时，美欧等外部势力出于地缘政治和争夺自然资源考虑，从多方面对独联体国家施加影响，视独联体为其传统势力范围的俄罗斯与美欧争夺这一地区主导权和影响的斗争时起时伏，这成为观察本地区大国关系的晴雨表。此外，欧亚地区大国关系问题研究还覆盖了俄罗斯与亚太、南亚和中东国家关系问题。
第四，中国在欧亚地区的国家利益及双边和多边关系。
苏联解体以后，欧亚地区出现了许多新独立国家。在这些国家独立初期，我国就与这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首先，多年来，中国政府坚持和平友好、睦邻安邻富邻的对外政策，与欧亚地区各国建立起牢固的友好合作关系。其中，中俄关系经历了从互视为“友好国家”“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四个阶段，两国之间建立了首脑会晤和总理定期会晤等双边合作机制，在国际事务中进行全面沟通协调和协作，在双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两国关系不断提升，已达到新的战略高度。其次，中俄两国联合除土库曼斯坦以外的中亚国家，建立了以打击“三股势力”为重点的上海合作组织，并多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地区安全和稳定得到加强和巩固。此外，中国与欧亚地区国家进行了不同水平不同程度的能源合作，先后建成了中哈原油管道、中土天然气管道和中俄原油管道，使我国能源安全保障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
欧亚地区国家对我构建和谐周边、维护领土完整、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维护与欧亚地区国家的全面务实合作关系，符合我国长远的战略利益。
第五，欧亚地区各国的政治发展。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政治发展经历了制度构建、制度巩固和主流政治价值观确立三个历史阶段。俄罗斯实现了从社会动荡到政局稳定的国家治理。2012年3月，弗拉基米尔·普京赢得总统大选，重返克里姆林宫。这意味着俄罗斯有可能在一个时期内保持政治稳定。俄罗斯中期稳定是前一个阶段政治发展的结果，既包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激进改革阶段，也有2000年以来恢复发展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调整。此外，国际政治经济大环境和力量对比的重大转变也是重要因素。俄罗斯国内政治稳定是俄罗斯实现国家复兴、重振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2011年年底以来，俄罗斯的社会抗议活动表明俄罗斯在政治参与问题方面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总体而言，2010—2012年，俄罗斯外部环境空前改善，内部政治经济发展是未来一个时期的最大挑战。
欧亚地区其他国家的政治发展呈现出差异化局面。各国都建立了宪政制度的基本框架。一些国家独立以来形成的总统权力超大、任期延长，即事实上的无限期执政态势面临新的调整。各国选择不同的发展策略，或者积极参与俄罗斯主导的一体化进程，或者拉开与俄罗斯的距离，同时积极与美国接触，其目的不外是最大限度地排除外部干扰，尽量平稳地推进国内发展。同时，本地区国家在外交上均实施平衡政策，避免外部大国中的任何一国在这一地区发挥绝对主导作用。
第六，欧亚地区的经济发展。
苏联解体后，欧亚地区各国均放弃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走上了以私有化、自由化和稳定化为核心的经济转轨道路。进入21世纪以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欧亚地区国家大多走上了经济恢复性增长的道路。俄罗斯从1999年到2008年连续十年经济快速增长，但经济发展模式等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欧亚地区许多国家都具有天然的能源资源禀赋，并在苏联时期形成了完善的能源工业体系和油气运输管网。当前，欧亚地区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陷入新的危机中，迫使其不得不转变以能源为依托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问题被本地区各国提上了议事日程。对欧亚地区国家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研究是欧亚地区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七，“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地区国家的合作。
从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到2015年中俄达成对接共识，“一带一路”的开放性、扁平化特点与欧亚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的需求构成强劲的合作基础。双边合作应该是在欧亚地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模式。与此同时，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的路径、方式与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带一路”建设在欧亚地区的成效。
第八，智库建设。
2017年，所领导决定将新成立的智库——中俄战略协作高端合作智库（以下简称中俄战略协作智库）办公室放在战略研究室，为此增配2名年富力强的研究人员。中俄战略协作智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旨在推动中国与俄罗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个开放性、国际性的高端智库。中俄战略协作智库秉承共建、共享、共赢原则，吸纳国内相关研究力量，打造中国与俄罗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下的“二轨”交流平台，推动国内研究机构与俄罗斯智库的交流沟通，为促进中俄关系全面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中俄战略协作智库将充分发挥协调功能，就涉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大问题组织研究，召开圆桌会议进行探讨，并及时向中央有关部门报送重要情况和最新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