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报告

中国0～6岁儿童家庭教养中父母角色调查研究

第一部分 研究背景与方法

一 研究背景及现状

（一）研究背景

家庭教育是每个人最早接受的教育，也是伴随终生的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作为奋斗目标之一，并且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要“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这为广大家庭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也指明了前进方向。

0～6岁是儿童发展的关键时期，了解我国0～6岁儿童家庭教育的发展现状，并及时给予正确指导，对于为儿童成长创设良好环境，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教养未成年子女是夫妻双方的共同责任，研究表明父亲、母亲在家庭教养中多参与和夫妻间共同养育对儿童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Jia & Schoppe-Sullivan, 2011; Lamb, Pleck& Levine, 1985; Martin, Ryan & Brooks-Gunn, 2010）。中国儿童中心针对全国1～3岁婴幼儿早期家庭教养指导的调查发现，我国婴幼儿家庭内各项生活仍以母亲为主要照料者，在少数家庭中祖辈发挥着主要作用，父亲在婴幼儿生活照料中基本上处于被动地位，并且家庭成员之间的教育合作问题较多。参加集体指导活动、接受早期家庭教育指导的对象大多数是婴幼儿的母亲，而父亲同样需要接受指导（丛中笑，2014）。因此，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过程中，需要分别考察父亲和母亲在家庭教育中的行为表现，进而给出相应的指导。

我国学者顾明远在《教育大辞典》中将家庭教育定义为“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影响与教育，通常是指父母对儿女辈进行的教育”，为此，我们从父母当前的教养方式、在家庭教养中的角色以及共同养育三个方面对家庭教育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了解了当前的家庭教育指导现状，进而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以为制定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方案提供实证和理论支持。

（二）家庭教育研究现状

1．父母教养方式的特点及其影响

婴幼儿期是个体社会化发展的关键时期，生态系统理论和认知学习理论认为亲子互动是影响个体心理与行为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父母教养方式是家庭教育的重要环节，反映了家长在教育、抚养子女时表现出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行为风格（Darling & Steinberg, 1993），对幼儿社会化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林崇德，2009; Parke, 2004）。鲍姆林德把教养方式分为三类：权威型、专制型和放纵型（Baumrind, 1967），其中权威型表现为理智、权威的控制，也会赏识并尊重儿童的观点（Baumrind, 1971），是最积极的教养方式；专制型也叫独裁型，是指家长倾向于使用暴力、肉体惩罚等方式对子女进行绝对控制的教养方式，对儿童过于严格；纵容型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多采用过于宽松、溺爱或前后不一致的教养方式，对儿童过于放纵。

父亲、母亲教养方式对儿童发展均有重要影响。以依恋理论为出发点的研究，多把母亲作为儿童的第一抚养人（Hays, 1998），认为母亲温暖、民主、敏感和支持的教养方式有助于儿童早期发展（Liss et al., 2013）。20世纪7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父亲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影响（刘丽莎、李燕芳、吕莹、李艳玮，2013；邢学玮等，2014; Jay Belsky，1979; Conner, Knight & Cross, 1997; Lamb, 2015）。也有研究者认为父亲作为幼儿的第二抚养人（Ryan, Martin & Brooks-Gunn, 2006），其负责、敏感和积极的教养方式会促进儿童早期发展（Easterbrooks & Goldberg, 1984; Pleck, 2012）。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也存在一定差异，有研究表明，父亲主要起到玩伴的作用，母亲更多承担抚养、教育的职责（Cabrera, Fagan, Wight & Schadler, 2011），但也有研究表明，父亲和母亲在教育子女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同等重要的（Martin, Ryan & Brooks-Gunn, 2007; Ryan et al., 2006）。因此，本研究会分开考察父亲、母亲教养方式的现状，进而了解家长在教育子女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促进儿童健康快乐成长提供教养方面的建议。

2．父母角色的特点及其影响

父母角色是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角色之一，是所有有子女的社会成员的固有角色，它表明了个体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反映了社会和家庭对其的期待和要求，也规定了个体相应的行为模式，是家庭教育中十分重要的因素。郝玉章（2007）从父母角色的进入、父母角色准备和扮演、对其扮演父母角色的自我评价等几个方面对已婚独生子女的父母角色状况进行了分析。父母角色进入是指已婚夫妇是否愿意生孩子、什么年龄做父母；父母角色准备是指人们进入父母角色之前在心理、知识和物质等方面的准备；父母角色扮演是指父母如何养育孩子及在养育过程中是否有困难；父母角色自我评价是指已婚夫妇对自己作为父母养育孩子过程的评价。良好的父母角色进入、准备和扮演能够促进儿童身心、学业认知和情绪社会性等各方面积极发展，如寇文青（2008）研究发现，自觉扮演父母角色、履行父母义务的家长能够促进初中生的学业成绩；明玉君（2010）研究发现，生活照料、情感陪护、教育指导和个人品行四个方面表现好的父母与儿童活动时间更长、关系更亲密。尽管父母作为子女的养育者具有一些共同的角色特征，但由于受到历史和现实的、个人和社会的、家庭内外和文化习俗等因素的影响，父亲和母亲在各自的角色扮演上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陈竞芳，2008）。

父母角色进入、角色准备和扮演等受到地区经济文化特征等社会经济因素，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自身个性特征、夫妻关系，儿童性别、健康和个性特征等方面的影响。寇文青（2008）对河南省濮阳市初中生父母进行的调查发现，城市父母比县镇父母在为孩子准备学习资源、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上得分更高，更加重视夫妻感情，对自己作为父母的评价也更高。独生子女成为父母后其父母角色更多被祖父母（外祖父母）替代，和非独生子女父母相比，由孩子祖父母（外祖父母）参与照料的比例更高，从而导致父母角色准备和扮演相对较少，角色定位失调（胡向明，2010）。

随着儿童年龄增长，父母角色的扮演也会发生变化。对上海市3～5岁幼儿进行的调查发现，3岁和4岁儿童父母知觉到的父母角色在生活照料和情感陪护方面的比例较高，5岁儿童父母知觉到的父母角色在情感陪护和个人品行方面的比例较高，由此可见，随着儿童生活自理能力增强，父母在生活照料方面的义务减少，在道德品行示范方面的作用增强（明玉君，2010）。对大学生群体的调查也发现，父亲随着子女年龄增长与之有不同的互动方式，父亲形象是“两性兼具”最佳，父子、父女关系随着时间推移日渐亲密；父子与父女间的互动方式也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从角色准备、角色认知、角色表现和角色评价与体验四个方面，考察不同年龄段儿童父母角色的状况。

3．共同养育特点及其影响

共同养育作为家庭教育中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环节，对儿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Mchale等（1995）首先提出“父母共同养育”（co-parenting）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父母之间相互支持程度的表现。随后，Belsky、Putnam和Crnic（1996）将其定义为父母其中一人产生具体的教养目标且出现一个牵涉父、母、子三方的事件时，父母一方对另一方教养行为的反应。随后，也有研究者对未婚家庭、离异家庭的共同养育进行了探讨（Baker, Mchale, Strozier & Cecil, 2010; Högnäs & Carlson, 2010）。Van Egeren和Hawkins（2004）总结前人研究的优缺点，把共同养育的概念扩展到涵盖所有家庭并且独立于婚姻关系而存在，认为只要涉及以儿童养育为中心，抚养人之间的合作、协调等养育活动的互动，均可称为“共同养育”。因此，本研究将0～6岁儿童家庭共同养育的概念界定为共同抚养者抚养孩子时，任何可能提高或损害另一个养育者养育效果的行为和想法。

共同养育在家庭结构不同、儿童的性别和年龄不同时存在一定差异。单亲和非婚家庭中，父母如何共同养育孩子以及祖父母（外祖父母）在其中的参与作用与核心家庭的共同养育有所不同（Baker et al., 2010;Högnäs & Carlson, 2010），也有研究者指出共同养育的质量远比共同养育者的身份重要，共同养育中的合作越多，对儿童发展的影响越积极（Bar nett, Scaramella, McGoron & Callahan, 2012）。与此同时，0～6岁儿童的成长环境主要是家庭，家长的陪伴与相互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共同养育对于该阶段儿童发展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其青少年时期（Mchale, Kuersten-hogan & Rao, 2004）。对于不同性别的孩子，父母的作用也有所不同，例如，男孩的父亲在共同养育过程中参与程度更高，并且对学前男童的发展更为重要（Jia & Schoppe-Sullivan, 2011）。

共同养育对儿童身心发展非常重要。研究发现，积极的、支持性的共同养育会促进儿童的社会能力（Barnett et al., 2012）、亲社会行为（Scrimgeour, Blandon, Stifter & Buss, 2013）发展，并有助于减少儿童的内外化问题行为（Schoppe, Mangelsdorf & Frosch, 2001）；而非支持的、冲突性的共同养育与儿童焦虑、问题行为有关（Mcconnell & Kerig, 2002），并且不利于学龄前儿童在学业和社会能力方面的准备（Natasha et al., 2012）。因此，本研究考察家庭中的共同养育状况以及不同家庭结构下家长的行为表现，为家庭教育指导方案提供实证和理论支持。

（三）家庭教育面临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家庭教育现状喜忧参半，一方面，家长的家庭教育观念和行为状况整体趋好：党和国家对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视使得家庭教育工作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家长越来越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也越来越多（全国妇联儿童部，2016a）。其中，九成以上父母自我感觉家庭关系良好，父母对自身教育职责的认识趋于理性，父母的生育观更注重家庭生活充实和自身人生美满，人才观也更务实（全国妇联儿童部，2016b）。另一方面，家庭教育的倾向性问题突出：在家庭教育分工上，母亲依然唱主角，父亲“缺位”平均占近一半（全国妇联儿童部，2016b），同时，近四成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对孩子发展期望过高，过度关注孩子“成才”而非“成人”的教育目标，甚至落入“重智轻德、重知轻能”的家庭教育误区（全国妇联儿童部，2016a）。此外，部分家长的家庭教育观念较为陈旧、落后，在教育方式上不是溺爱就是过严（李锦英，2006）。据统计，有76.8%和67.8%的家长会表现出体罚和放纵的不良教育行为（全国妇联儿童部，2016a）。尤其对于学前儿童，家长或是只依据自身主观经验对儿童进行教育，陷入重养不重教的误区（覃丽，2015），或是听信不科学的早教机构的宣传，违背儿童的发展规律。

同时，家庭教育指导也存在一定不足。首先，家庭教育指导理念重塑造、轻培养，部分指导者过度夸大父母的作用，忽视孩子的主观能动作用，客观上强化了家长的专制理念（关颖，2011）；其次，家庭教育指导形式较为单一，多以集体指导和个别指导为主，过度依赖在幼儿园、中小学等教育机构中进行指导，其他渠道不畅（黄鹤，2017）；再次，家庭教育指导方式重灌输、轻启发，尽管家长积极参与且较为认真，但多数家长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宋得龙，2013）；最后，家庭教育普遍过于注重指导家长解决孩子的问题，而忽视指导家长对家庭教育的科学理解（关颖，2011）。

因此，本研究立足于当前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对0～6岁儿童父母的教养方式、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以及共同养育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建议。

二 研究内容

（一）研究对象

我国0～6岁儿童的养育者（主要为父母）。

（二）总体框架

本书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我国0～6岁儿童父亲和母亲的家庭教育现状和影响因素，并结合相关文献，针对父母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建议。

（三）探讨的主要问题

（1）0～6岁儿童父母的家庭教育状况如何，存在的问题以及影响因素有哪些；

（2）0～6岁儿童父母对父母角色的认知、扮演状况如何，不同群体的父母角色特点与问题及其影响因素有哪些；

（3）0～6岁儿童父母共同养育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四）主要目标

（1）了解我国0～6岁儿童父亲和母亲的家庭教育现状、特点与问题，分析影响因素，提出建议；

（2）根据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家庭教育现状，编写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0～6岁儿童家庭教育家长指导大纲》。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一）研究的基本思路

研究方法以调查法为主。调查法主要用于了解当前我国0～6岁儿童家庭教育中父母的角色状况。另外，梳理现有文献以为指导大纲的编写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二）具体研究方法

1．调查内容

第一部分：儿童情况、家长情况、家庭情况；

第二部分：家庭教育观念、行为等；

第三部分：父母角色认知、准备、表现、评价与体验；

第四部分：共同养育认知与行为。

2．调查安排

对0～6岁儿童的主要教养者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分阶段逐层抽取省级行政区、地级行政区、县级行政区、乡级行政区至调查对象。

（1）调查地区的决定

参考《2013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的各省发展指数，结合地区划分方法，从我国东部、东北部、中部和西部四个地区中选取北京、山东、辽宁、湖南、山西、四川、内蒙古、甘肃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此次调查。

由于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行政区划有所区别，所以在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抽样方法也有所不同。以各省、自治区统计局上年度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数据为抽取依据，每个省、自治区分别抽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高、中、低3个地级市，每个地级市抽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高、中、低3个区（县），每个区（县）抽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高、中、低3个街道（乡、镇）。每个省、自治区共抽取3个地级市、9个区（县）、27个街道（乡、镇）。直辖市抽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高、中、低的区（县）各2个，每个区（县）选取3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街道（乡、镇）。直辖市共抽取6个区（县）、18个街道（乡、镇）。

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计抽取69个区（县）, 207个街道（乡、镇）。

（2）调查对象的提取

从确定的207个街道（乡、镇），各抽取60名1～3岁儿童的母亲为主要调查对象，进行0～3岁儿童家庭教育与接受指导的现状调查；各抽取一所幼儿园，每所幼儿园各抽取小班、中班和大班各一个，将抽取的全部幼儿的家庭主要教养者作为调查对象，进行3～6岁儿童家庭教育与接受指导的现状调查。

0～3岁儿童家长调查实际调查12352人；3～6岁儿童家长调查小班、中班和大班各207个班的家长，实际完成调查17898人。

3．调查的组织与实施

本研究的调查工作在课题组的组织下，由北京市、山东省、辽宁省、山西省、湖南省、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和甘肃省八个省区市妇联根据本课题《调查实施方案》要求实施。《调查实施方案》提出的规定如下。

由各省区市妇联组织本地区的调查实施工作，省妇联负责抽取3个地级市，抽到的3个地级市妇联先抽取3个区（县），再抽取3个区（县）内的家长。《0～3岁婴幼儿家庭教育调查家长问卷》在社区或早教中心组织集中家长填写，现场收回。《3～6岁幼儿家庭教育调查主要教养者问卷》可以在幼儿园等机构组织家长集中填写，现场收回，也可以将问卷当日发放给家长，三天内收回。调查结束后，区（县）妇联清点问卷，填写《×省×市×区（县）调查情况记录表》，将问卷和登记表交给地级市妇联，地级市妇联清点检查后将本市所有问卷交给省妇联。各省区市妇联儿童部在收齐本省区市问卷并检查无误后，统一寄回中国儿童中心。

4．调查工具

调查工具为自编调查问卷。

问卷包括四部分：基本情况、家庭教育情况、父母角色与共同养育情况。

（1）维度

基本情况包括三个方面：家长情况、孩子情况、家庭情况。

家庭教育情况部分的内容在两个年龄段中有所不同，具体为：0～3岁婴幼儿家长问卷包括满足需要、健康保健、习惯养成、心理发展四个维度；3～6岁幼儿段家长问卷包括教育目标、应对行为、环境创设、教育倾向、教育方法、其他教育六个维度。

父母角色情况包括角色认知、角色表现、角色准备、角色评价与体验四个维度，其中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两个一级维度中包含生活照料、情感陪护、教育指导三个二级维度，共40题。

共同养育情况包括认知与行为两个维度，共10题。

（2）题目

①基本情况共25题，按三个维度分别设计题目内容如表1所示。

②0～3岁儿童家庭教育部分设计有16个李克特式等第选择题，按四个维度分别设计题目内容如表2所示。

③3～6岁家庭教育部分设计有18个李克特式等第选择题，按六个维度分别设计题目内容如表3所示。

④父母角色情况共40题，按四个维度分别设计题目内容如表4所示。

⑤共同养育情况共10题，按两个维度分别设计题目内容如表5所示。

5．调查数据的处理

调查数据的处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数据录入。分批集中8个省区市已填写的问卷，逐批送统计专业机构，由统计专业机构将全部调查数据录入。按数据来源形成0～3岁和3～6岁两个年龄段学前儿童家长的两个问卷的调查数据文件。

（2）数据整理。对录入数据进行包括缺漏数据的补充，原始数据的校验、转化和数据的分解、合并等的整理工作。

（3）数据分析。本研究中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主要的统计分析有以下几点。

单一变量的统计分析。对类别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进行分析，用不同类别的比例反映该项目的现状。

对数量变量的分类统计。对不同类型儿童、家长、家庭教育的水平、家庭教养水平等分类统计，通过“比较平均数”的方式进行分析，并根据需要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用分类平均值反映不同类别对象的平均水平。

对类别资料的分类统计。对不同儿童、家长、家庭类型的类别资料的分类统计，通过“交叉表格”的方法，并根据需要进行卡方检验，采用分类比例反映不同类别对象的情况。

本书还对两个数量资料进行了相关分析。

第二部分 研究结果

第一章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 家长情况

（一）父母年龄

统计结果显示，0～3岁儿童父亲的平均年龄为31.04岁，中位数为30.25岁；母亲的平均年龄为29.72岁，中位数为29.00岁。3～6岁儿童父亲的平均年龄为33.54岁，中位数为32.92岁；母亲的平均年龄为31.85岁，中位数为31.25岁（见表6）。

（二）父母自己是否独生子女

调查对象中，0～3岁儿童父亲为独生子的占41.6%，母亲为独生女的占33.4%；父亲为独生子的比母亲为独生女的高8.2个百分点。3～6岁儿童父亲为独生子的比例为31.8%，母亲为独生女的比例为23.4%；父亲为独生子的比母亲为独生女的高8.4个百分点。

（三）父母学历

统计结果显示，0～3岁儿童的父亲与母亲的学历层次接近，父亲和母亲学历比较集中的为本科、高中和大专。3～6岁儿童的父亲与母亲的学历层次也接近，父亲和母亲学历比较集中的为高中、初中和本科。0～3岁儿童父母学历相对较高（见表7）。

（四）父母职业

统计数据显示，0～3岁儿童父母的职业分布很广泛，其中父母均为农民的比例最高，为一般干部的比例次之，为个体户的比例也不低；父亲为工人的比例高于母亲；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技术人员中，母亲是教师和医护人员的比例高于父亲，而是工程技术人员的比例低于父亲；母亲中无业人员的比例较高，达12.8%，高于父亲9.4个百分点，这表明0～3岁儿童家庭中专职妈妈可能已有相当数量（见图1、图2）。

3～6岁儿童父母的职业分布也广泛，父母均为个体户的比例较高，为一般干部的比例也不低；父亲为工人的比例最高，母亲为农民的比例最高，母亲为服务业人员的比例高于父亲；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技术人员中，母亲是教师和医护人员的比例明显高于父亲，而是工程技术人员的比例明显低于父亲；值得注意的是，母亲中无业人员的比例达14.2%，高于父亲11.1个百分点，这表明3～6岁儿童家庭中专职妈妈可能已有相当数量（见图3、图4）。

（五）家长的主要业余活动

0～3岁儿童家长业余时间忙于“与自家的孩子一起玩”的比例最高（32.5%），其次为“家务”（24.3%），再次为“继续忙自己本职工作或进修”（13.1%）和“辅导孩子功课或陪同参加辅导、培训”（12.3%）,“打牌、跳舞、上网、看电视等成人娱乐”（8.4%）和“其他活动”的比例较低（9.5%）（见表8）。

3～6岁儿童家长业余时间忙于“与自家的孩子一起玩”的比例最高（30.5%），其次为“家务”（23.6%），再次为“辅导孩子功课或陪同参加辅导、培训”（16.9%）和“继续忙自己本职工作或进修”（12.8%）,“打牌、跳舞、上网、看电视等成人娱乐”（6.6%）和“其他活动”的比例较低（9.6%）（见表9）。

0～3岁儿童和3～6岁儿童父亲、母亲和祖辈三类家长业余时间使用情况的比例并不相同，父亲“与自家的孩子一起玩”和“继续忙自己本职工作或进修”的比例最高；母亲“与自家的孩子一起玩”和忙“家务”的比例最高；祖辈忙“家务”的比例最高。“继续忙自己本职工作或进修”的父亲所占的比例最高，祖辈最低；忙“家务”的祖辈所占的比例最高，母亲其次，父亲最低；“打牌、跳舞、上网、看电视等成人娱乐”的母亲所占的比例最低；“与自家的孩子一起玩”的母亲所占的比例最高，父亲其次，祖辈最低；“辅导功课或陪同参加辅导、培训”的也占一定比例，其中母亲和父亲相对祖辈所占的比例要高（见表8、表9）。

二 孩子情况

（一）独生子女

0～3岁儿童中独生子女为71.0%，非独生子女为29.0%，独生子女比例超过七成。3～6岁儿童中独生子女为62.1%，非独生子女为37.9%（见表10）。

（二）性别

0～3岁儿童中男孩的比例为53.2%，女孩为46.8%，性别比为114∶100。3～6岁儿童中男孩的比例为51.9%，女孩为48.1%，性别比为108∶100（见表11）。

（三）体质

0～3岁儿童家长对自己孩子的体质状况总体上是满意的。有56.7%的家长感觉自己孩子体质强壮，有41.7%的家长感觉孩子体质一般，仅有1.6%的家长认为自己孩子体弱多病。3～6岁儿童家长对自己孩子的体质状况总体评价逊于0～3岁儿童家长，有47.2%的家长感觉自己孩子体质强壮，有51.1%的家长感觉孩子体质一般，仅有1.7%的家长认为自己孩子体弱多病（见表12）。

（四）城乡类型

本调查范围内，0～3岁儿童中，户籍在城市的城市儿童占54.1%，随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农村儿童占27.4%；随父亲、母亲或双方外出打工3个月以上的进城的流动儿童占7.2%，父亲、母亲或双方外出打工3个月以上，自己留在家里的农村留守儿童占6.2%；另有其他儿童5.0%。3～6岁儿童中，户籍在城市的城市儿童占53.3%，随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农村儿童占28.2%；随父亲、母亲或双亲外出打工3个月以上的进城的流动儿童占9.7%，父亲、母亲或双方外出打工3个月以上，自己留在家里的农村留守儿童占4.2%；另有其他儿童4.6%（见表13）。

三 家庭情况

（一）家庭结构类型

统计结果显示，0～3岁儿童家庭以核心家庭与主干家庭为主，其中核心家庭占48.5%，主干家庭占41.4%。3～6岁儿童家庭以核心家庭与主干家庭为主，其中核心家庭占53.0%，主干家庭占38.2%（见表14）。

（二）家庭收支状况

统计数据显示，0～3岁儿童家庭中“收支平衡”的比例最高，达50.4%; “略有结余”的其次，占33.1%；有6.5%的家庭“比较富裕”；但仍有10.0%的家庭“入不敷出”。3～6岁儿童家庭中“收支平衡”的比例最高，达50.8%; “略有结余”的其次，占35.5%；有5.9%的家庭“比较富裕”；但仍有7.8%的家庭“入不敷出”（见表15）。

第二章 父母家庭教育状况分析

一 0～3岁儿童父母家庭教育状况

（一）0～3岁儿童父母家庭教育各方面状况分析

问卷中的16个问题可以归纳为健康保健、习惯养成、需要满足和心理发展四个方面，其中健康保健包括户外活动、防范伤害、检查接种、疾病防治；习惯养成包括卫生习惯、饮食习惯、生活习惯、自理习惯；需要满足包括食物营养、良好睡眠、提供玩具图书、陪伴玩耍交谈；心理发展包括发展兴趣爱好、关注情绪情感、关心理解表达、发展社会交往。表16是这四个方面的得分情况。

通过对四个方面的均值比较，发现父母家庭教育状况均值大小排列依次都是健康保健、习惯养成、需要满足、心理发展。可见，在健康保健和习惯养成方面，父亲、母亲都认为做得不错。在需要满足和心理发展方面还有一些欠缺，需要加强。在健康保健、心理发展、需要满足三个方面，父亲的均值都高于母亲。总体上，父亲的均值也略高于母亲。父亲对自己的家庭教育状况还是比较满意的。

在家庭教育涉及的各个方面中，每一项的满分是5分，父母得分较高的有体检预防接种、生病及时就医、防范伤害等，得分中等的有提供饮食营养、保证充足睡眠、提高自理能力等，得分较低的有保证户外活动、陪伴玩耍交谈、培养情绪调节能力、培养社会交往、养成生活习惯等方面。家长应该多关注孩子的情绪，多培养其社会交往能力（见图5～图8）。

（二）影响0～3岁儿童父母家庭教育状况的因素分析

按照父母的学历分别进行家庭教育四方面的均值比较，发现随着父母学历的升高，家庭教育各个方面的均值也在升高。父母学历与家庭教育状况呈正向关系。

按照父母的职业分别进行家庭教育四方面的均值比较，发现父母职业为干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家庭，家庭教育评价均值较高；父母职业为商业人员、服务业人员的家庭，家庭教育评价均值居中，父母职业为农民的家庭教育评价最低。迫切需要加强对农民家庭的早期家庭教育指导。

按照家庭的收支情况分别进行家庭教育四方面的均值比较，发现均值由低到高的顺序是入不敷出家庭、收支平衡家庭、略有结余家庭、比较富余家庭，随着家庭经济收入的提高，自评状况也在提高（见表17）。

按照家庭的结构类型分别进行家庭教育四方面的均值比较，发现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的自评状况较差，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的自评状况较好（见表18）。

二 3～6岁儿童父母的家庭教育状况

（一）3～6岁儿童父母家庭教育各方面状况分析

3～6岁主要教养者调查问卷中反映家庭教育状况的18个问题可以概括为教育目标、应对行为、环境创设、教育倾向、教育方法、其他教育六大方面，其中教育目标包括身体健康、行为习惯、品德行为；应对行为包括满足需要、制止不良行为、释疑；环境创设包括必要物资、创造交往机会、注意自身言行；教育倾向包括重智轻德、重学习轻游戏、重关爱轻严格要求；教育方法包括了解孩子、主动总结改善方法、方法不当；其他教育包括教育责任、饮食营养、家园合作。表19是这六个方面的得分均值。

通过对六个方面的均值比较，发现父母对家庭教育状况评价的均值大小依次是：教育目标、应对行为、环境创设、其他教育、教育方法、教育倾向，父母均值大小顺序相同。在应对行为和教育倾向方面，父亲评价家庭教育状况均值大于母亲。母亲在环境创设、教育目标、教育方法和其他方面，评价均值高于父亲（见表19）。

在以上六个方面中，每一项满分是5分，得分较高的有行为习惯、品德行为、饮食营养、必要物资等方面，得分中等的有重智轻德、了解孩子、主动总结方法等方面，得分较低的有制止不良行为、创造交往机会、教育责任等方面（见图9～图14）。

（二）影响3～6岁儿童父母家庭教育状况的因素分析

按照父母的学历分别进行家庭教育六方面的均值比较，发现父母学历越高，家庭教育评价均值也越高。将父母学历分为小学毕业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六个层次后，发现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六个方面的均值都随父母学历层次的升高而提高。所以父母的学历是影响我国3～6岁儿童父母家庭教育水平的重要因素。

按照父母的职业分别进行家庭教育六方面的均值比较，发现父母职业为干部或知识分子的家庭，家庭教育评价均值较高。父母为副科级以上干部、一般干部和企业管理者的均值最高，为知识分子（包括教师、技术人员、医护人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等）的其次，第三位的是父母为商业人员和服务业人员，父母为工人和农民的均值最低。需要加强对工人、农民等“体力劳动者”的家庭教育指导。

按照家庭的收支情况分别进行家庭教育六方面的均值比较，发现在教育目标、应对行为、环境创设、教育方法和其他教育方面，均值由低到高的顺序是入不敷出家庭、收支平衡家庭、略有结余家庭、比较富余家庭，随着家庭经济收入的提高，自评状况也在提高。只有在教育倾向上，入不敷出家庭和收支平衡家庭的均值高于略有结余家庭和比较富余家庭（见表20）。

按照家庭的结构类型分别进行家庭教育六方面的均值比较，发现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的自评状况较差，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的自评状况较好（见表21）。

第三章 父母角色状况分析

一 父母角色状况

（一）父母角色整体状况分析及父母比较

研究从家长（主要为父母）的父母角色认知、角色表现、角色准备和角色评价与体验四个维度研究了父母的角色状况，其中又从生活照料、情感陪护、教育指导三个方面考察了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从物质准备、心理准备、知识准备三个方面考察了角色准备状况，从评价与体验两个方面考察了角色评价与体验。

1．角色认知：半数左右的养育者认为应该父母共同承担养育责任，但相比之下也对母亲期许更多

大约有一半的养育者认为对孩子的生活照料、情感陪护、教育指导应该是父母双方一起负责的。在生活照料方面，有54.6%的养育者认为应当由“父母一起”承担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有51.5%的养育者认为应当由“父母一起”负责孩子的安全、健康（见图15）；在情感陪护方面，有55.1%的养育者认为应当由“父母一起”负责陪孩子玩，有51.6%的养育者认为应当由“父母一起”负责关心孩子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变化（见图16）；在教育指导方面，有49.3%的养育者认为应当由“父母一起”带孩子做运动，有55.2%的养育者认为应当由“父母一起”负责培养孩子良好的个性品质（见图17）。

理想中，母亲是儿童日常饮食和准备生活用品的主要负责人。在生活照料方面，有49.3%的养育者认为应当以“母亲为主”负责准备孩子的生活用品，有48.0%的养育者认为应当以“母亲为主”负责孩子的日常饮食（见图15）。在教养中的其他情景中，那些不赞成由“父母一起”负责的养育者都认为以“母亲为主”是最好的选择，除了负担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及带孩子做运动（这两项以“父亲为主”为第二多选择）。

2．父母角色认知比较：母亲更强调父母共同承担教养职责，而父亲更强调“男性角色能力”

尽管父亲和母亲在生活照料、情感陪护、教育指导中的众多教养问题上都一致认为应由父母一起。但相对来说，母亲更强调由父母一起承担教养职责，这体现在众多方面。母亲更赞成由父母一起“承担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比例比父亲高8.1个百分点（父亲、母亲在此问题上选择“父母一起”的百分比分别是50.5%和58.6%）；母亲更赞成由父母一起“负责孩子的安全、健康”，比例比父亲高4.7个百分点（父亲、母亲在此问题上选择“父母一起”的百分比分别是49.6%和54.3%）；母亲更赞成由父母一起“陪孩子玩”，比例比父亲高4.3个百分点（父亲、母亲在此问题上选择“父母一起”的百分比分别是53.9%和58.2%）；母亲更赞成由父母一起“负责孩子智力方面的启蒙教育”，比例比父亲高4.4个百分点（父亲、母亲在此问题上选择“父母一起”的百分比分别是50.8%和55.2%）；母亲更赞成由父母一起“负责培养孩子良好的个性品质”，比例比父亲高3.5个百分点（父亲、母亲在此问题上选择“父母一起”的百分比分别是54.6%和58.1%）。

相对于母亲，父亲更强调自己在“承担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负责孩子的安全、健康”“培养孩子良好的个性品质”中的作用，选择以“父亲为主”的比例分别比母亲多7.5个百分点（父亲、母亲选择以“父亲为主”的百分比分别是38.9%和31.4%）、9.7个百分点（父亲、母亲选择以“父亲为主”的百分比分别是24.3%和14.6%）、4.1个百分点（父亲、母亲选择以“父亲为主”的百分比分别是12.6%和8.5%）。这可能是因为父亲在角色认知方面有更强的体现“男性角色能力”的认识，比如“男人要负责挣钱”“保护能力更强”“拥有更强的意志品质”等。

3．角色表现：在家庭生活中的很多方面，父母也切实共同发挥着作用；但相比于父亲，母亲担负了更多的责任，表现得更好

在实际的生活中，有三成到一半的家庭是共同担当教养责任。有51.5%的家庭由父母一起带孩子就医用药，有51.1%的家庭由父母一起负担孩子的各种花销，有42.4%的家庭由父母一起教导孩子的安全常识和安全行为，有41.7%的家庭由父母一起关注孩子的身高体重和健康状况（见图18）；有41.0%的家庭由父母一起负责孩子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教导，有34.9%的家庭由父母一起负责孩子的智力启蒙教育。

无论在“生活照料”、“情感陪护”还是在“教育指导”方面，相比之下，母亲发挥了更多的作用。超过一半的家庭，孩子的日常饮食和穿着以母亲为主负责。有35.5%的家庭以母亲为主关注孩子的身高体重和健康状况，有23.8%的家庭以母亲为主负责带孩子就医用药，有23.7%的家庭以母亲为主负责教导孩子的安全常识和安全行为（见图18）；有34.5%的家庭有母亲为主负责孩子的智力启蒙教育，有26.8%的家庭以母亲为主负责孩子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教导。在情感陪护方面，七成左右的母亲能做到经常或总是陪孩子玩、及时了解并回应孩子的需求、对孩子表达爱意，且相比之下，母亲会更多选择“拥抱、亲吻、爱抚等行为”，而不是“买零食、玩具等物质方式”或“不主动表达”（见图19～图22）。

4．角色准备：在生育之前父母普遍有所准备，但知识准备相对不足

有六七成的养育者在做父母前都有了一定的物质、心理准备；有将近一半的父母会一起学习关于孩子成长的知识，不过也有1/3的家庭以母亲为主进行学习。有72.3%的家庭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或较好的物质条件后才考虑要孩子；有64.1%的家庭夫妻双方在心理上都准备好了做父母；有60.0%的养育者对孩子的性别无所谓；有46.1%的父母能一起学习关于孩子成长的知识，而有33.7%的家庭以母亲为主进行学习。可见，在生育之前在物质方面父母普遍有所准备，但有超过35.0%的家长袒露在心理上是没有准备的，在知识学习这一方面相对薄弱一些，特别是父亲。

5．角色评价与体验：养育者对父母角色表现的情况评价较好，对母亲评价更高；角色体验一般，其中父母的亲子关系体验要好于成人关系变化体验，特别是母亲；“养育孩子影响自己业余生活”是消极体验的主要方面

养育者对父母的角色评价较好，评分均值为4.20分，也就是说养育者比较同意孩子的父母是称职的父母，在有了孩子之后孩子的父母也成长了；其中对母亲角色的评价优于对父亲角色的评价，母亲从整体来说更称职，母亲自身的成长更明显。养育者的角色体验一般，评分均值为3.8分，也就是说养育孩子给养育者带来了比较积极的体验，从不同的角色体验方面可以看出，父母都明显感到养育这个孩子对自己的业余生活影响比较大，因此这一方面的角色体验较差，但是养育孩子的幸福感体验也非常强烈，同时还明显增进了与配偶的亲密关系。分别有49.4%的父亲和56.4%的母亲在“您感到养育这个孩子使您完全没有自己的业余生活了吗”上选择的是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有90.8%的父亲和93.2%的母亲在“整体上讲，您对养育这个孩子感到幸福吗”上选择的是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有71%的父亲和71.7%的母亲在“您感到养育这个孩子很烦吗”上选择的是非常不同意或比较不同意；有81.3%的父亲和78.1%的母亲在“有了这个孩子，您与配偶的关系更加亲密了吗”上选择的是比较同意，有38.9%的父亲和34.6%的母亲选择的是非常同意。

总体来看，养育者的角色体验比较积极，但“养育孩子影响业余生活”是消极体验的主要表现。父母的角色体验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如果将养育体验分为亲子关系体验和成人关系变化体验两个维度，其中亲子关系体验包括“您对养育这个孩子感到幸福吗”和“您感到养育这个孩子很烦吗”，成人关系变化的体验包括“养育这个孩子使您完全没有自己的业余生活了吗”和“您与配偶的关系更加亲密了吗”，母亲在成人关系变化体验方面明显差于父亲，而亲子关系体验明显好于父亲，也就是说，尽管母亲更多地感到养育孩子使自己没有了自己的业务时间，但母亲同时更多地体验到养育孩子的幸福，更少地感到养育孩子很烦。

（二）父母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的比较

本部分从生活照料和教育指导两个指标来比较父母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采用“匹配度”来呈现比较的结果。其中生活照料包括5个方面，分别为经济支持、营养健康、生活照顾、疾病安全1和疾病安全2，由此，生活照料的整体匹配度分为6类，即5个方面均匹配、4个方面匹配、3个方面匹配、2个方面匹配、1个方面匹配和5个方面均不匹配。教育指导包括2个方面，分别为智力启蒙、个性品质，由此，教育指导的整体匹配度分为3类，即2个方面均匹配、1个方面匹配和2个方面均不匹配。本部分对父母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的整体匹配度、不同维度的匹配度、父亲和母亲的匹配度进行比较，并对不同群体中的匹配度进行分析。主要结果有如下几方面。

1．父母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的整体匹配状况

（1）在生活照料上，父母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的匹配程度一般，约有两成的父母在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的5个方面均匹配；0～3岁儿童父母的匹配度存在两极化现象

在生活照料上，父母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从5个方面均匹配到5个方面均不匹配的比例依次为21.6%、18.3%、20.5%、18.3%、12.4%和9.0%。

其中，0～3岁儿童父母和3～6岁儿童父母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的匹配度存在明显差异（χ2 =165.38, df=5, p＜0.000）。0～3岁儿童父母在5个方面均匹配的比例为23.6%，高出3～6岁儿童父母3.3个百分点；0～3岁儿童父母5个方面均不匹配的比例为10.8%，也高出3～6岁儿童父母3.1个百分点。

（2）在教育指导上，不到四成的父母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的两个方面均匹配；0～3岁儿童父母的匹配度好于3～6岁儿童父母

在教育指导上，父母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从2个方面均匹配到2个方面均不匹配的比例分别为37.3%、26.6%和36.0%。

其中，0～3岁和3～6岁儿童父母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的匹配度存在明显差异（χ2 =100.17, df=2, p＜0.000）。0～3岁儿童父母在2个方面均匹配的比例为40.2%，高出3～6岁儿童父母4.9个百分点；0～3岁儿童父母在1个方面匹配和2个方面均不匹配的比例均低于3～6岁儿童父母。

2．父母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在不同维度上的匹配状况

（1）父母在经济支持上的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的匹配度最高，在疾病安全上的匹配度最低；不同年龄段儿童父母在各维度上的匹配度存在差异

在经济支持上父母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匹配的比例为65.7%，在营养健康上匹配的比例为62.7%，在生活照顾上匹配的比例为61.4%，在疾病安全上匹配的比例分别为52.4%和54.4%。

其中，0～3岁儿童父母和3～6岁儿童父母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在经济支持（χ2 =12.57, df =1, p ＜0.000）、生活照顾（χ2 =7.54, df =1，p＜0.01）、疾病安全2（χ2 =3.91, df=1, p＜0.05）上存在显著差异，在经济支持和生活照顾上，0～3岁儿童父母的匹配比例低于3～6岁儿童父母，在疾病安全2上，0～3岁儿童父母的匹配比例高于3～6岁儿童父母。

（2）父母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在智力启蒙上的匹配度低于个性品质；在两个维度上0～3岁儿童父母的匹配度均高于3～6岁儿童父母

在智力启蒙上父母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匹配的比例为49.9%，低于个性品质维度2.2个百分点。

其中，0～3岁儿童父母和3～6岁儿童父母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在智力启蒙（χ2 =27.13, df =1, p＜0.000）和个性品质（χ2 =9.81, df =1，p＜0.01）上均存在显著差异，0～3岁儿童父母在智力启蒙上匹配的比例为51.7%，高出3～6岁儿童父母3.1个百分点；0～3岁儿童父母在个性品质上匹配的比例为53.2%，高出3～6岁儿童父母1.9个百分点。

3．父亲和母亲的父母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的匹配状况

（1）相对而言，父亲在生活照料上的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的匹配度低于母亲，尤其是在0～3岁儿童父母群体中

总体上，父亲和母亲在生活照料上的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的匹配度存在显著差异（χ2 =22.56, df=5, p＜0.000），从5个方面均匹配到5个方面均不匹配，父亲的比例依次为21.9%、18.9%、20.5%、17.7%、11.6%、9.4%，母亲的比例依次为21.1%、18.7%、21.3%、18.7%、12.4%、7.9%。

其中，0～3岁儿童父亲和母亲（χ2 =18.34, df=5, p＜0.01）、3～6岁儿童父亲和母亲（χ2 =22.27, df=5, p＜0.000）在生活照料上的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均存在显著差异，但表现趋势不同。具体来看，0～3岁儿童父母群体中，父亲在5个方面均匹配的比例为22.7%，低于母亲1.2个百分点，父亲在5个方面均不匹配的比例为11.4%，高于母亲1.6个百分点；3～6岁儿童父母群体中，父亲在5个方面均匹配的比例为21.4%，高于母亲2.1个百分点，父亲在5个方面均不匹配的比例为8.1%，高于母亲1.5个百分点。

（2）父亲在教育指导上的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的匹配度高于母亲，主要表现在3～6岁儿童父母群体中

总体上，父亲和母亲在教育指导上的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的匹配度存在显著差异（χ2 =61.90, df=2, p＜0.000）。父亲在教育指导2个方面均匹配的比例为40.6%，高于母亲5.1个百分点，在2个方面均不匹配的比例为32.9%，低于母亲4.5个百分点。

其中，0～3岁儿童父亲和母亲的差异不显著，而3～6岁儿童父亲和母亲（χ2 =79.44, df=2, p＜0.000）的差异显著，表现为父亲在2个方面均匹配的比例为39.8%，高于母亲7.3个百分点，在2个方面均不匹配的比例为31.9%，低于母亲6.3个百分点。

4．不同群体父母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的匹配状况

（1）城市父母在生活照料和教育指导上的匹配度均低于农村父母；相对于3～6岁儿童父母，0～3岁儿童父母匹配度的城乡差异更为明显

在生活照料（χ2 =52.78, df =5, p ＜0.000）和教育指导（χ2 =28.45, df=2, p＜0.000）上，城市和农村父母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的匹配度均存在显著差异。城市父母在生活照料5个方面均匹配的比例低于农村父母2.6个百分点，具体体现在营养健康（χ2 =14.32, df =1, p ＜0.000）和疾病安全2（χ2 =15.52, df=1, p＜0.000）上；城市父母在教育指导2个方面均匹配的比例低于农村父母3.4个百分点，在智力启蒙（χ2 =25.24, df =1, p ＜0.000）和个性品质（χ2 =14.71, df =1, p ＜0.000）上表现趋势相同。

其中，0～3岁儿童城市父母在生活照料上的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5个方面均匹配的比例低于农村父母4个百分点，5个方面均不匹配的比例高于农村父母1.5个百分点；3～6岁儿童城市父母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5个方面均匹配的比例低于农村父母1.4个百分点，5个方面均不匹配的比例低于农村父母1.2个百分点。在教育指导上，0～3岁儿童城市父母2个方面均匹配的比例低于农村父母6.3个百分点，2个方面均不匹配的比例高于农村父母4.4个百分点；3～6岁儿童父母的匹配度城乡差异不显著。

（2）西部地区父母在教育指导及各维度上的匹配度最高，东部地区父母的匹配度最低；在生活照料上西部地区父母表现出两极化的趋势

在教育指导上，不同地区父母在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的整体匹配度上存在显著差异（χ2 =106.41, df=6, p＜0.000）。西部地区父母在2个方面均匹配的比例最高（38.9%），东部地区父母最低（34.3%），二者相差4.6个百分点；且西部地区父母在2个方面均不匹配的比例最低（33.3%），东部地区父母比例最高（40.3%），二者相差7.0个百分点。在智力启蒙和个性品质上表现趋势相同。

在生活照料上，不同地区父母在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的整体匹配度上存在显著差异（χ2 =129.96, df=15, p＜0.000）。西部地区父母在5个方面均匹配的比例最高（23.6%），东部地区父母比例最低（19.4%），二者相差4.2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父母在5 个方面均不匹配的比例最高（9.7%），东北部地区父母比例最低（7.8%），二者相差1.9个百分点。

（3）总体而言，男孩和女孩父母的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匹配度差异不大；仅在个别维度和3～6岁儿童父母群体中存在差异

总体而言，男孩和女孩父母的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的匹配度在生活照料和教育指导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仅在营养健康（χ2 =4.4, df=1, p＜0.05）和生活照顾（χ2 =5.75, df=1, p＜0.05）上，男孩父母的匹配度好于女孩父母（在营养健康上，男孩父母高出女孩父母1.2个百分点；在生活照顾上，男孩父母高出女孩父母1.4个百分点）；在个性品质上，女孩父母的匹配度好于男孩（女孩父母高出男孩父母1.2个百分点）。

在儿童不同年龄段上，0～3岁儿童父母群体中男孩和女孩父母的匹配度均差异不大，3～6岁儿童父母群体中男孩父母在生活照料（χ2 =11.24，df=5, p＜0.05）上匹配度均略高于女孩父母，在教育指导（χ2 =9.53，df=2, p＜0.01）上的匹配度略低于女孩父母。

（4）独生子女父母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的匹配度低于非独生子女父母，尤其是在营养健康、生活照顾和智力启蒙上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父母在生活照料（χ2 =17.59, df =5, p ＜0.01）和教育指导（χ2 =7.44, df=2, p＜0.05）上的匹配度均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营养健康（χ2 =76.48, df =1, p ＜0.000）、生活照顾（χ2 =27.94, df=1, p＜0.000）和智力启蒙（χ2 =3.95, df=1, p＜0.05）上，在营养健康上独生子女父母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的匹配度低于非独生子女父母5.3个百分点，在生活照顾上独生子女父母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的匹配度低于非独生子女父母3.2个百分点，在智力启蒙上独生子女父母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的匹配度低于非独生子女父母1.3个百分点。

（三）0～3岁和3～6岁儿童家庭的父母角色比较

1．两个年龄段儿童父母在“生活照料”维度上的差异

（1）0～3岁儿童父母更倾向于认为安全、健康应主要由母亲负责，而3～6岁儿童父母更倾向于认为应由父母一起承担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以及负责孩子的安全、健康

在经济支持维度上，两个年龄段儿童家长都有半数左右认为应该由父母一起承担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其中，3～6岁儿童家长选择该项的比例为58.1%，高于0～3岁儿童家长8.6个百分点。相应的，0～3岁儿童家长选择以母亲为主或以父亲为主以及由父母、外（祖父母）一起的比例略高于3～6岁儿童家长（见图23）。

在“谁应当负责准备孩子的生活用品”一项中，两个年龄段儿童的家长大多数均认为应以“母亲为主”。在“谁应当负责孩子的安全、健康”一项中，两个年龄段的儿童家长大多数认为应由“父母一起”，而3～6岁儿童家长的比例高于0～3岁儿童家长7.5个百分点。但0～3岁儿童家长中认为应以“母亲为主”的比例高于3～6岁儿童家长4.5个百分点。

（2）在实际生活中，两个年龄段儿童父母相比，有更多的3～6岁儿童家庭以母亲为主负责孩子的衣食问题，由父母一起负担孩子的各种花销、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

3～6岁儿童家庭中，实际由“父母一起”负担孩子的各种花销的比例为53.2%，高于0～3岁儿童家庭（48.1%）5.1个百分点，这说明有更多的3～6岁儿童家庭是由父母一起负担孩子的各种花销。

而在安排孩子的日常饮食中，两个年龄段儿童家庭均有超过50.0%的家长选择以“母亲为主”，且3～6岁儿童家长的比例略高于0～3岁儿童家长，由“父母一起”的比例则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而有所下降。可见，在有特殊饮食需要的0～3岁婴幼儿期，家中的其他成员会更多地分担一些安排孩子日常饮食的责任。

3～6岁儿童家庭中，由“父母一起”关注孩子的身高体重和健康状况的比例为43.8%，高于0～3岁儿童家庭（38.8%）5.0个百分点。

在安排孩子的日常穿着上，两个年龄段儿童家庭均以“母亲为主”, 3～6岁儿童家庭中以“母亲为主”的比例占64.3%，比0～3岁儿童家庭高了7.8个百分点。

2．两个年龄段在“情感陪护”维度上的差异

（1）3～6岁儿童家长认为父母应该一起陪孩子玩的比例要高于0～3岁儿童家长，但实际角色表现中0～3岁儿童父母陪孩子玩的情况要多于3～6岁儿童父母

在问及“谁应当负责陪孩子玩”时，0～3岁儿童家长群体中认为应以“母亲为主”的比例为15.9%，而到了3～6岁，这一比例下降为11.0%。而认为应由“父母一起”陪孩子玩的比例则从0～3岁时的50.1%上升为3～6岁时的58.5%（见图24）。可见，当孩子到了3～6岁，家长们越发认为应该由“父母一起”陪孩子玩。

在角色认知中，两个年龄段儿童家长认为应该由“父母一起”陪孩子玩的比例分别为50.1%和58.5%（见图24），而在实际的角色表现中，0～3岁儿童的父亲“经常”或“总是”陪孩子玩的比例为41.9%，而母亲的比例高达68.8%（见表22、表23）。3～6岁儿童父亲“经常”或“总是”陪孩子玩的比例为38.8%，母亲则为66.9%（见表22、表23）。可见，父亲在“陪孩子玩”这件事上的角色表现并没有认知中的那么好。总体而言，虽然在认知上，3～6岁儿童父母认为应该一起陪孩子玩的比例要高于0～3岁儿童父母，但实际表现中0～3岁儿童父母陪孩子玩的情况要略好于3～6岁儿童父母。

（2）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家长们越发认为父母应更多关心孩子的日常情绪

0～3岁儿童家长中认为应该由“父母一起”来关心孩子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变化的比例为47.7%，而3～6岁儿童家长的比例为54.3%。0～3岁儿童家长认为应由“父母、（外）祖父母一起”的比例为14.3%，而3～6岁儿童家长的比例为10.8%。可见，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在关心孩子日常情绪这件事上，父母的作用也应该增强。

（3）随着孩子年龄增长，父亲对孩子表达爱意的方式变化为肢体行为逐渐下降，口头语言逐渐上升

在表达爱意的方式上，0～3岁儿童的父亲更倾向于采取“拥抱、亲吻、爱抚等行为”，比例为44.4%。而这一比例到了3～6岁儿童的父亲，则下降为37.3%，相对上升的是采取“鼓励、表扬等语言”方式。可见，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父亲对孩子表达爱意的方式逐渐从肢体行为转变为口头语言。

3．两个年龄段儿童家长在“教育指导”维度上的差异

（1）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家长们更倾向于认为父亲应该在带孩子做运动中发挥主力作用，3～6岁儿童家长比0～3岁儿童家长更重视父母共同教养

在两个年龄段儿童家长中，大多数都认为应该由父母一起带孩子做运动，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这一比例略有上升。以“父亲为主”的比例则呈上升趋势。当孩子到了3～6岁，由“父母一起”和以“父亲为主”的比例共占到了80.0%。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认为应主要由“父母一起”负责培养孩子良好的个性品质的比例出现上升趋势，由孩子0～3岁时的51.0%，上升为孩子3～6岁时的58.1%。

（2）3～6岁儿童家长选择以“早教机构或幼儿园为主”负责孩子智力方面的启蒙教育的比例比0～3岁儿童家长有所升高，但仍以家长，尤其是母亲为主

大多数家长都认为应由“父母一起”负责孩子智力方面的启蒙教育，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以“母亲为主”和由“父母、（外）祖父母一起”的比例下降，而以“早教机构或幼儿园为主”的比例有所上升，但比例也占不到10.0%。

当问及“谁负责孩子智力方面的启蒙教育”时，0～3岁儿童家长中选择由“父母一起”和以“母亲为主”的比例较高，分别为36.6%和32.8%。而3～6岁儿童家长选择以“早教机构或幼儿园为主”的比例比0～3岁儿童家长有所升高，由5.7%上升为10.5%，但选择比例最高的是以“母亲为主”，为35.7%，其次是由“父母一起”，为33.7%。可见在孩子3～6岁时，家长们在实际行动中也主要是自己承担孩子智力启蒙的责任。

（3）0～3岁儿童父母在孩子面前控制消极情绪的表现略好于3～6岁儿童父母，其中父亲的表现又略好于母亲

理想中，两个年龄段儿童家庭中认为应该在孩子面前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的父母分别占到80.0%以上，而实际上当孩子情绪不好时，从不跟孩子发脾气的0～3岁儿童父亲仅占27.2%, 3～6岁儿童父亲占25.1%，而母亲从不发脾气的比例分别为25.3%和22.1%。可见，在从不跟孩子发脾气这件事上家长们的“认知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其中，0～3岁儿童父母略好于3～6岁儿童父母，而父亲的情绪控制表现略好于母亲。

4．两个年龄段儿童父母在“角色准备”上的差异

（1）年轻的父母们越来越重视养育孩子的物质准备，更多的0～3岁儿童父母在有较好的物质条件后，才考虑要孩子

在物质准备方面，两个年龄段儿童父母中有近半数选择“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后再养育孩子；3～6岁儿童父母中，在生养孩子前没有考虑物质条件的比例为30.1%，比0～3岁儿童父母高出5.9个百分点。相应的，有更多的0～3岁儿童父母在有较好的物质条件后，才考虑要孩子。

（2）3～6岁儿童父母在养育孩子的心理准备上更充分

在心理准备方面，3～6岁儿童父母双方都准备好了的比例占66.0%，比0～3岁儿童父母高近5.0个百分点。可见，在角色准备方面，0～3岁儿童父母更倾向于注重物质上的准备，而3～6岁儿童父母在心理上的准备更充分。

二 不同群体中父母角色的差异比较

（一）城乡家庭父母角色比较

1．城乡是影响父母角色的重要因素，城乡差异尤其体现在情感陪护和角色准备上，城市父母的角色体验更佳

对于生活照料、情感陪护、教育指导各方面的角色认知与城乡因素有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养育者的角色认知是不同的（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同时角色表现的各方面城乡之间也有差别（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尽管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上二者之间的实际差别并不大。

尤其在情感陪护方面和角色准备方面，城市家长对孩子情感陪护方面的表现相对更好，有86.1%的城市家长认为应该在孩子面前控制好自己的消极情绪，比农村高7.3个百分点（农村家长的这一比例为78.8%）。城市父母陪孩子玩的时间比农村父母更多，更能够及时了解并回应孩子的需求，城市父母更多地向孩子表达爱意，且在表达爱意的方式上也有不同，城市父母更多地用拥抱、亲吻、爱抚等行为来表达爱意。

城市父母所做的角色准备相对更多，有47.8%的城市父母为了养育孩子做了一定的物质准备，而农村父母的这一比例为43.2%；有67.6%的城市父母为了养育孩子做了一定的心理准备，而农村父母的这一比例为58.6%；农村父母对孩子的性别有更多的期待，且期待男孩的更多，城市父母对孩子性别表示无所谓的比例是62.4%，而农村父母的这一比例是56.5%。有10.9%的城市家长和16.0%的农村家长表示孩子的父母都期待生男孩。

调查同时显示，相较于农村父母，虽然城市父母较多地体验到养育孩子影响业余生活，但与配偶关系的亲密体验更多，且与孩子相处的消极体验更少、幸福感体验更多，父母自身的成长也更多一些。

2．虽然城市家长从认识上更强调父母一起的作用，但实际生活中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这方面的特点

城市与农村相比，城市家长更倾向于认为应由父母一起承担孩子的教养任务，一起承担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一起陪孩子玩，共同关注孩子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变化，一起带孩子做运动、进行智力启蒙、培养孩子良好的个性品质，这种差别特别体现在对孩子的教育指导方面。有56.1%的城市家长认为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应当由父母一起承担，比农村家长高3.1个百分点（农村家长的这一比例为53.0%）；有56.3%的城市家长认为应当由父母一起负责陪孩子玩，比农村家长高2.5个百分点（农村家长的这一比例为53.8%）；有53.1%的城市家长认为应当父母一起关心孩子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变化，比农村高2.8个百分点（农村家长的这一比例为50.3%）；有55.2%的城市家长认为应当由父母一起负责孩子智力方面的启蒙教育，比农村家长高5.3个百分点（农村家长的这一比例为49.9%）；有57.3%的城市家长认为应当由父母一起负责培养孩子良好的个性品质，比农村家长高3.5个百分点（农村家长的这一比例为53.8%）。

但在城市和农村家庭的实际生活中，除了生活和教育费用、关注孩子的身高体重和健康状况几项养育行为更突出的是由父母共同承担和完成外，其他方面绝对差别不大。城市和农村主要是由父母一起负担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的百分比分别为52.1%和48.8%，城市和农村的父母都关注孩子的身高体重和健康状况的百分比分别为42.5%和40.4%。

3．城市家庭教养中以母亲为主的情况更多，对母亲角色的评价更好，同时城市家庭需要父亲的更多参与

与农村相比，有更多的城市家庭是以母亲为主负责孩子的日常穿着和安全、负责孩子智力方面的启蒙教育和行为规范教导、学习关于孩子成长的知识。有62.5%的城市家庭主要是以母亲为主安排孩子的日常穿着，比农村家庭高3.7个百分点（农村家庭的这一比例为58.8%）；有24.6%的城市家庭以母亲为主负责带孩子就医用药，比农村家庭高2.4个百分点（农村家庭的这一比例为22.2%）；有27.3%的城市家庭以母亲为主负责孩子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教导，比农村家庭高2.0个百分点（农村家庭的这一比例为25.3%）；有35.9%的城市家庭以母亲为主学习关于孩子成长的知识，比农村家庭高6.4个百分点（农村家庭的这一比例为29.5%）。

在对孩子父母的角色评价上，农村父亲比城市父亲获得的评价更高一些；城市母亲比农村母亲获得的评价更高一些。在有了孩子之后，父母的自身成长方面，城市父母比农村父母成长得更快一些。

同时，城市家长更强调父亲在教育指导中的作用。有11.2%的城市家长认为陪孩子玩应当以父亲为主，比农村家长高2.4个百分点（农村家长的这一比例为8.8%）；有30.1%的城市家长认为带孩子做运动应当以父亲为主，比农村高5.4个百分点（农村这一比例为24.7%）。

4．城市家长更认同父母、（外）祖父母共同发挥作用，同时也确实有更多的城市家庭由父母、（外）祖父母共同承担教养责任

城市与农村相比，城市家长更倾向于认为应由父母、（外）祖父母一起负责孩子的日常饮食（城市和农村的比例分别为8.4%和6.3%），共同陪护孩子的情感（城市和农村的比例分别为13.3%和10.8%）。同时，在实际生活中，确实有更多的城市家庭由父母、（外）祖父母一起关注孩子的身高体重和健康状况（城市和农村的比例分别为12.6%和9.4%）；有更多的城市家庭由父母、（外）祖父母一起负责孩子智力方面的启蒙教育（城市和农村的比例分别为9.6%和7.1%），有更多的城市家庭由父母、（外）祖父母一起负责孩子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教导（城市和农村的比例分别为14.1%和10.2%）。

这说明，相对于农村，城市家庭在教养中更认同且发挥了父母和祖辈的共同作用；但由于没有发现城市父母在教养中有更突出的共同教养的表现，所以这可能也意味着城市祖辈在教养过程中发挥了更多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的领域不仅在生活照料方面，实际上在教育指导方面也发挥了更多的作用。

5．农村家长在认识上更认同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由父母一起负责，在情感陪护和教养指导中更认同母亲的作用，但在实际生活中，农村母亲的作用没有城市母亲突出，而农村父亲的作用较城市父亲更多一些

农村与城市相比，农村家长更倾向于认为由父母一起负责孩子的日常饮食、准备孩子的生活用品，更强调母亲在孩子情感陪护和教养指导中的作用。

有39.6%的农村家庭认为应当由父母一起准备孩子的生活用品，比城市高2.2个百分点（城市家庭的这一比例为37.4%）。有更多的农村家庭认为应以母亲为主陪孩子玩（城市和农村的比例分别为10.6% 和16.3%）、负责孩子智力方面的启蒙教育（城市和农村的比例分别为16.3%和19.9%）、培养孩子良好的个性品质（城市和农村的比例分别为15.2%和17.3%）。

在实际生活中，农村家庭在孩子的生活照料问题上更多以母亲为主或以父亲为主，有更多的农村家庭主要以母亲为主负责孩子的日常饮食、关注孩子的身高体重和健康状况，以父亲为主负责孩子就医用药和安全；在情感陪护方面，母亲在情感陪护中的表现优于父亲，但没有城市突出；在教养指导方面，虽然同城市一样，由“父母一起”和以“母亲为主”更普遍，但相对于城市，农村父亲的作用更突出一些。在角色评价方面也体现出：农村父亲比城市父亲获得的评价更高一些，城市母亲比农村母亲获得的评价更高一些。

有23.4%的农村家庭由父母一起安排孩子的日常穿着，比城市家庭高2.2个百分点（城市家庭的这一比例为21.2%）；有31.9%的农村家庭以父亲为主负担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比城市家庭高2.7个百分点（城市家庭的这一比例为29.2%）；有14.0%的农村家庭以父亲为主负责孩子的就医用药，比城市家庭高2.8个百分点（城市家庭的这一比例为11.2%）；有54.4%的农村家庭以母亲为主安排孩子的日常饮食，比城市家庭高3.3个百分点（城市家庭的这一比例为51.1%）。

（二）东、中、西、东北部四个地区家庭父母角色比较

1．东部地区的家长更强调孩子的教养是父母共同的责任，也更认可父母和祖辈在教养孩子中共同的作用

不同地区之间相比，东部地区的家长更倾向于认为应由父母一起负责孩子的各项生活照料，一起陪孩子玩、关心孩子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变化，一起负责孩子的教育指导（见图25）。

同时，东部地区更强调（外）祖父母在日常饮食和情感陪护方面的作用；更强调父亲在孩子的教育指导中的作用。

理想中，认为应由父母、（外）祖父母一起负责孩子的日常饮食的比例，分别为东部14.3%、东北部10.5%、中部6.4%和西部8.8%（见图26）；应由父母、（外）祖父母一起负责陪孩子玩的比例，分别为东部16.4%、中部11.4%、东北部11.1%和西部10.3%；应由父母、（外）祖父母一起关心孩子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变化的比例，分别为东部17.1%、东北部12.6%、中部12.1%和西部9.6%。认为应以父亲为主承担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的比例，分别为中部39.2%、西部33.2%、东部30.2%和东北部30.2%；认为应以父亲为主带孩子做运动的比例，东北部31.9%、东部31.7%、中部26.6%、西部26.1%；认为应以父亲为主负责孩子智力方面的启蒙教育的比例，分别为东部12.2%、西部12.1%、东北部11.6%、中部8.5%。

在实际的家庭生活中，有更多的东部地区家庭由父母一起负担孩子的各种花销、就医用药，同时有更多东部地区家庭由父母、（外）祖父母一起负责孩子的日常饮食、生长健康、日常穿着、安全等；有更多东部地区家庭以母亲为主负责孩子智力方面的启蒙教育和行为规范教导，同时东部地区家庭由父母、（外）祖父母一起负责的也更多，而把这些责任交给幼儿园或早教机构的更少。

2．东部地区的父母在情感陪护方面表现最好，且角色准备最好

东部地区父母在情感陪护方面的表现更好，孩子的父母陪伴孩子玩耍、表达爱意、及时了解并回应孩子需求的频率在四个地区中最高；并且东部地区的父母更愿意采用拥抱、亲吻、爱抚等行为表达爱意，而较少用鼓励、表扬等语言方式来表达爱意。父亲采用拥抱、亲吻、爱抚等行为表达爱意的比例，按顺序分别为东部46.4%、东北部43.3%、西部39.0%、中部36.2%，其次是采用鼓励、表扬等语言方式，百分比分别为中部36.5%、西部33.5%、东北部31.6%、东部31.5%；母亲采用拥抱、亲吻、爱抚等行为表达爱意的比例，按顺序分别为东部69.7%、东北部65.3%、西部57.6%、中部56.6%，其次是采用鼓励、表扬等语言方式，百分比分别为中部31.5%、西部27.7%、东北部25.8%、东部23.7%。

东部地区的父母角色准备最好，在生孩子之前不考虑物质条件的最少，有心理准备的父母最多，且有性别期待的最少。各地区没有考虑物质条件的父母百分比排序是，东北部31.9%、中部29.9%、西部26.7%、东部24.0%；夫妻双方都准备好了要做父母，孩子是计划之中的占较大比例，按百分比顺序依次是东部71.9%、东北部66.6%、中部65.2%、西部58.3%；对孩子性别表示无所谓的比例，按百分比顺序依次是东部65.6%、东北部64.1%、中部62.2%、西部54.1%。

3．中部地区的家长“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更强，父亲在孩子情感陪护中的作用相对最弱

中部地区家长由“父母一起”负责孩子的各项生活照料的观念最弱，相比于其他地区，中部地区家长更倾向于由父亲承担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由母亲负责孩子的日常饮食、生活用品、安全健康；中部地区家长更强调母亲在孩子情感陪护中的作用，更倾向于认为应当以母亲为主负责孩子的教育指导。

认为应当由父母一起承担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的百分比分别为东部60.6%、东北部58.1%、西部53.4%和中部50.2%，认为应以父亲为主的百分比分别为中部39.2%、西部33.2%、东部30.2%和东北部30.2%；认为应由父母一起负责孩子的日常饮食的百分比分别为东部38%、东北部37.8%、西部35.7%和中部34.0%，认为应以母亲为主负责孩子的日常饮食的百分比分别为中部53%、东北部47.5%、西部46.5%和东部44.4%；认为应以母亲为主负责准备孩子的生活用品的百分比分别为中部53.1%、东北部52.4%、东部50.2%和西部45.1%，而认为应由父母一起负责准备孩子的生活用品的百分比分别为东部39.7%、西部37.8%、东北部37.7%和中部35.5%；认为应当以母亲为主陪孩子玩的百分比分别为中部15.8%、西部15.3%、东北部9.6%和东部7.0%；认为应以母亲为主关心孩子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变化的百分比分别为中部26.9%、东北部26.6%、西部26.2%和东部21.9%；认为应以母亲为主负责孩子智力方面的启蒙教育的百分比分别为中部20.9%、西部18.7%、东北部17.6%、东部13.7%；认为应以母亲为主培养孩子良好的个性品质的百分比分别为中部18%、东北部17.1%、西部16.9%、东部13.2%。

在实际的家庭生活中，有更多的中部家庭以父亲为主负担孩子的各种花销，以母亲为主安排孩子的日常饮食、就医用药、安全。但母亲在孩子情感陪护和教育指导方面的作用并不十分突出。

认为应以父亲为主负担孩子的各种花销的百分比分别为中部35.5%、西部30.1%、东部26.3%、东北部23.7%；认为应以母亲为主安排孩子的日常饮食的百分比分别为中部58.7%、西部51.3%、东北部49.6%和东部46.7%；认为应以母亲为主关注孩子的身高体重和健康状况的百分比分别为中部39.5%、东北部35.9%、东部34.7%、西部33.0%；认为应以母亲为主安排孩子的日常穿着的百分比分别为中部65.6%、东北部63.5%、东部62.3%、西部56.7%；认为应以母亲为主带孩子就医用药的百分比分别为中部25.9%、东北部25.0%、东部24.7%、西部21.5%。

父亲在孩子情感陪护中的作用相对最弱，中部地区的父亲陪伴孩子玩耍、表达爱意、及时了解并回应孩子需求的频率在四个地区中最低；且中部地区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采用拥抱、亲吻、爱抚等行为表达爱意的比例都最低，使用鼓励、表扬等语言方式的比例最高。

4．在实际生活中，西部地区家庭相对由父母一起，父亲的作用更突出，而情感陪护表现较弱，特别是母亲

西部地区较少地认为准备孩子的生活用品是母亲的责任，但比较强调母亲在孩子情感陪护中的作用，强调父亲在孩子智力启蒙教育和个性品质培养中的作用。

认为应当以母亲为主负责准备孩子的生活用品的百分比分别为中部53.1%、东北部52.4%、东部50.2%和西部45.1%；认为应当以母亲为主陪孩子玩的百分比分别为中部15.8%、西部15.3%、东北部9.6%和东部7.0%；认为应当以母亲为主关心孩子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变化的百分比分别为中部26.9%、东北部26.6%、西部26.2%和东部21.9%；认为应以母亲为主带孩子做运动的百分比分别为西部11.2%、中部10.6%、东北部7.1%和东部4.3%；认为应以父亲为主负责孩子智力方面的启蒙教育的百分比分别为东部12.2%、西部12.1%、东北部11.6%、中部8.5%；认为应以父亲为主负责培养孩子良好的个性品质的百分比分别为西部11.4%、东部10%、中部8.6%、东北部8.1%。

在实际的家庭生活中，与其他地区相比，有更多的家庭由父母一起安排孩子的日常饮食，关注孩子的生长健康、日常穿着和安全；由父母一起负责孩子的教育指导；有更多的西部家庭由父母一起或以父亲为主学习孩子成长的知识，以父亲为主带孩子就医用药。

认为应由父母一起安排孩子的日常饮食的百分比分别为西部26.9%、东北部23.6%、东部22.0%、中部21.5%；认为应由父母一起关注孩子的身高体重和健康状况的比例，按顺序分别为西部44.3%、东北部40.4%、东部40.2%、中部39.8%；认为应由父母一起安排孩子的日常穿着的百分比分别为西部26.0%、东北部20.8%、中部19.3%、东部18.5%；认为应由父母一起教导孩子的安全常识和安全行为的，按百分比顺序分别为西部46.0%、东北部41.7%、中部40.4%、东部38.4%；认为应由父母一起负责孩子的智力启蒙教育的百分比分别为西部37.9%、东部32.4%、中部33.6%、东北部32.2%；认为应由父母一起负责孩子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教导的百分比分别为西部43.9%、东北部40.7%、中部39.9%、东部37.3%；认为应由父母一起学习孩子成长的知识的百分比排序依次是西部49.2%、中部45.7%、东部43.3%和东北部41.5%；认为应以父亲为主学习孩子成长的知识的百分比排序依次是西部14.2%、中部9.0%、东部7.5%、东北部6.5%；认为应以父亲为主带孩子就医用药的百分比分别为西部14.9%、中部12.5%、东部9.4%和东北部9.3%。

西部地区父母在情感陪护方面的表现较弱，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母亲相对表现最差。在陪伴孩子玩耍、对孩子表达爱意、及时了解并回应孩子需求的频率方面，父亲的表现居于四个地区中的第三，而母亲的表现位居最后。同时，西部地区的父母在生孩子之前心理准备最少、性别期待最高。夫妻双方都准备好了要做父母，孩子是计划之中的占较小比例，按百分比顺序依次是东部71.9%、东北部66.6%、中部65.2%、西部58.3%；对孩子性别表示无所谓的比例，按百分比顺序依次是东部65.6%、东北部64.1%、中部62.2%、西部54.1%。

5．不同地区反映出了不同的角色评价与体验特点，东北部地区总体较好

不同地区之间相比，东部地区父母较多地体验到养育孩子影响业余生活、与配偶关系的亲密体验最少，但与孩子相处的消极体验最少、幸福感体验最多；东部地区对父亲称职的评价最低、父亲在有孩子后自身的成长也较少，东部地区对母亲称职的评价较高且母亲自身的成长最多。

中部地区父母最多地体验到养育孩子影响业余生活、与孩子相处的消极体验较多、幸福感体验最少，但与配偶关系的亲密感体验最多；中部地区对父亲称职的评价最差且父亲自身的成长最少，中部地区对母亲称职的评价较差且母亲自身的成长也较少。

西部地区父母较少体验到养育孩子影响业余生活，但与配偶关系的亲密体验最少、与孩子相处的消极体验最多、幸福感体验最少；西部地区对父亲称职的评价最高且西部地区父亲自身的成长最多，西部地区对母亲称职的评价最差且母亲自身的成长最少。

东北部地区父母最少体验到养育孩子影响业余生活，与配偶关系的亲密体验较多，与孩子相处的消极体验较少、幸福感体验较多；东北部地区对父亲称职的评价较好且父亲自身的成长也较多，东北部地区对母亲称职与否的评价最好且母亲自身的成长也较多。

（三）经济状况较差家庭的父母角色分析

1．经济状况较差家庭的父母角色准备较差

有42.3%的经济状况较差家庭“为了养育孩子，父母没有考虑物质条件”，分别高出经济状况中等和经济状况较好家庭14.8和22.6个百分点；有23.4%的经济状况较差家庭表示“孩子的到来是个意外”，仅有48.6%的经济状况较差家庭表示“夫妻双方都准备好了要做父母，孩子是计划之中的”，并且相比经济状况中等和较好家庭，经济状况较差家庭对孩子有更明确的性别期待，仅49.3%的家庭对孩子性别无所谓，分别低于经济状况中等和经济状况较好家庭12.9和8.8个百分点。

2．在角色认知方面，从具体比例上看，经济状况较差家庭与经济状况中等和经济状况较好家庭存在一定差异

在角色认知方面，不同经济状况家庭趋势较为一致，比如大部分家庭认为负责孩子的日常饮食、准备孩子的生活用品均应以母亲为主，其他各方面均应由父母一起；但从具体比例上看，经济状况较差家庭与经济状况中等和经济状况较好家庭存在一定差异。例如，在“谁应当负责孩子的安全、健康”方面，虽然不同经济状况家庭均认为应由“父母一起”的比例最高，但经济状况较差家庭的比例为44.1%，分别低出经济状况中等和经济状况较好家庭9.0和6.7个百分点；在“谁应该负责陪孩子玩”方面，不同经济状况家庭均认为应由“父亲一起”的比例最高，但经济状况较差家庭的比例为45.2%，分别低出经济状况中等和经济状况较好家庭约11.0个百分点。在“父母的教育观点不一致时，应该如何处理”方面，有75.0%的经济状况较差家庭认为应该“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分别低出经济状况中等和经济状况较好家庭13.4和10.8个百分点。在“理想中，您认为父母是否应该在孩子面前控制好自己的消极情绪”方面，有73.9%的经济状况较差家庭回答“应该”，分别低出经济状况中等和经济状况较好家庭11.0个和10.1个百分点。但在“什么类型的管教方式比较好”方面，不同经济状况家庭的角色认知相差不大。

3．在角色表现方面，从具体比例上看，经济状况较差家庭低于经济状况中等和经济状况较好家庭；经济状况较差家庭以母亲为主、以父亲为主的比例要高于经济状况中等和经济状况较好家庭；在情感陪护的行为表现方面，经济状况较差家庭差于经济状况中等和较好家庭

在角色表现方面，不同经济状况家庭趋势较为一致，比如在大多数教养活动中认为实际上应是“父母一起”的比例在不同经济状况家庭中均最高，但从具体比例上看，经济状况较差家庭都低于经济状况中等和经济状况较好家庭；经济状况较差家庭以母亲为主、以父亲为主的比例要高于经济状况中等和经济状况较好家庭。例如，在“谁负担孩子的各种花销”方面，有38.9%的经济状况较差家庭是由“父母一起”，分别低于经济状况中等和经济状况较好家庭13.5和14.9个百分点；在“谁安排孩子的日常饮食”方面，不同经济状况家庭均有50.0%多的作答者反映以母亲为主，但另有10.0%的经济状况较差家庭以父亲为主，该比例分别高出经济状况中等和经济状况较差家庭5.3和4.3个百分点。

在情感陪护方面，经济状况较差家庭差于经济状况中等和较好家庭。有24.8%的经济状况较差家庭父母教养行为较好，有38.2%的经济状况中等家庭父母教养行为较好，有44.6%的经济状况较好家庭教养行为较好。具体来看，有29.5%的经济状况较差家庭的父亲经常或总是陪孩子玩，分别低于经济状况中等和较好家庭10.5和17.1个百分点；有55.4%的经济状况较差家庭的母亲经常或总是陪孩子玩，分别低于经济状况中等和较好家庭13.1和17.1个百分点；有45.5%的经济状况较差家庭的父亲经常或总是对孩子表达爱意，分别低于经济状况中等和较好家庭8.8和14.3个百分点；有62.6%的经济状况较差家庭的母亲经常或总是对孩子表达爱意，分别低于经济状况中等和较好家庭12.3和15.6个百分点。另外，不同经济状况家庭在具体教养行为上的得分趋势是一致的，比如父亲陪玩、表达爱意、了解并及时回应孩子需求的频率均低于母亲；当孩子情绪不好时，约90%的父母反映都不会跟孩子发脾气。

经济状况较差家庭父亲对孩子表达爱意的方式不同于经济条件较好家庭，与经济状况中等家庭基本一致，更高比例的不主动表达、较多地采用物质方式，较少地采用拥抱、亲吻、爱抚等行为，更多地采用鼓励、表扬等语言方式，母亲仅在“拥抱、亲吻、爱抚等行为”上相差较大。有12.9%的经济状况较差家庭不主动表达，高出经济状况较好家庭5.3个百分点；有36.8%的经济状况较差家庭父母采用拥抱、亲吻、爱抚等行为表达对孩子的爱意，低于经济状况较好家庭7.4个百分点；有20.5%的经济状况较差家庭采用“买零食、玩具等物质方式”表达对孩子的爱意，高出经济状况较好家庭4.6个百分点；有29.8%的经济状况较差家庭的父亲采用鼓励、表扬等语言方式，低于经济状况中等家庭5.0个百分点。经济状况较差家庭的母亲对孩子表达爱意的方式仅在“拥抱、亲吻、爱抚等行为”上与经济状况中等和经济状况较好家庭差距较大，分别低6.2和9.7个百分点。其他三个方面相差不大。

4．在角色体验方面，整体来说，经济状况较差家庭的角色体验差于经济状况中等和较好家庭。

40.6%的经济状况较差家庭父母角色体验较好，分别低于经济状况中等（55.3%）和经济状况较好（60.4%）家庭14.7和19.8个百分点。具体来看，经济状况较差家庭在陪伴孩子玩耍、向孩子表达爱意、及时了解并回应孩子的需求方面做得较好的比例均低于经济状况中等和较好状况家庭十多个百分点。

（四）流动儿童家庭的父母角色比较

1．流动儿童家庭的父母角色准备差于农村和城市普通儿童家庭

有31.9%的流动儿童家庭“为了养育孩子，父母没有考虑物质条件”，高出城市普通儿童家庭7.6个百分点；有19.7%的流动儿童家庭“孩子的到来是个意外”，与农村和城市普通儿童家庭情况一致，有51.8%的流动儿童家庭“夫妻双方都准备好了要做父母，孩子是计划之中的”，分别低于农村和城市普通儿童家庭10.6和17.9个百分点；并且相比农村和城市普通儿童家庭，流动儿童家庭对孩子有更明确的性别期待，仅有50.9%的家庭对孩子性别无所谓，分别低于农村和城市普通儿童家庭7.8和12.4个百分点。

2．在角色认知方面，流动儿童家庭对父亲和母亲的角色期待与农村普通儿童家庭趋势较为一致，不同于城市普通儿童家庭

在“谁应当承担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方面，有49.7%的流动儿童家庭认为应由“父母一起”，低于城市普通儿童家庭8.1个百分点，与农村普通儿童家庭基本相当；在“谁应当负责孩子的日常饮食”方面，流动儿童家庭和农村普通儿童家庭比例基本相当，分别有51.3%和52.7%的家庭认为应该以“母亲为主”，分别高于城市普通儿童家庭5.2和6.6个百分点；在“谁应该负责孩子的安全、健康”方面，不同类型家庭均认为应该由“父母一起”的比例最高，比例均为约52.0%，但流动儿童家庭认为应该由“父母、（外）祖父母一起”的为6.3%，分别低于农村和城市普通儿童家庭4.6和5.2个百分点；在“谁应当关心孩子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变化”方面，不同类型家庭均认为应该由“父母一起”的比例最高，比例约为50.0%，但流动儿童家庭认为应该由“父母、（外）祖父母一起”的比例为7.1%，分别低于农村和城市普通儿童家庭4.3和6.3个百分点。

在管教观念上，流动儿童家庭与城市普通儿童家庭基本一致，认为父母应该更严厉一点，与农村普通儿童家庭存在一定差异。有24.8%的流动儿童家庭认为“严父慈母”的管教方式比较好，高出农村普通儿童家庭4.2个百分点。在自我情绪管理的要求上，流动儿童家庭的比例低于农村和城市普通儿童家庭，有77.1%的流动儿童家庭认为父母应该在孩子面前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分别低于农村和城市儿童家庭4.4和10.3个百分点。

3．在角色表现方面，流动儿童家庭选择“父母一起”的比例在某些方面均低于城市普通儿童家庭；流动儿童家庭（外）祖父母参与流动儿童家庭教养行为的比例较低；在情感陪护方面，流动儿童家庭差于农村和城市普通儿童家庭

在角色表现方面，流动儿童家庭选择“父母一起”的比例在“负担孩子的各种花销”“负责孩子的智力启蒙教育”方面分别低于城市普通儿童家庭9.3和5.2个百分点，其他方面基本相当。另外，（外）祖父母参与流动儿童家庭教养行为的比例较低。例如，在“谁关注孩子的身高体重和健康状况”方面，流动儿童家庭实际上由“父母、（外）祖父母一起”的比例为4.9%，分别低于农村和城市普通儿童家庭4.6和8.3个百分点；在“谁教导孩子的安全常识和安全行为”方面，流动儿童家庭实际上由“父母、（外）祖父母一起”的比例为6.0%，分别低于农村和城市儿童家庭4.0和9.3个百分点。

在教养行为方面，流动儿童家庭差于农村和城市普通儿童家庭。有30.5%的流动儿童家庭父母教养行为较好，与农村普通儿童家庭（30.7%）基本一致，低于城市普通儿童家庭（45.2%）14.7个百分点。具体来看，分别有32.0%和59.6%的流动儿童家庭父亲和母亲经常或总是陪孩子玩，分别低于城市普通儿童家庭14.2和13.7个百分点；有48.8%和64.4%的流动儿童家庭父亲和母亲经常或总是及时了解并回应孩子的需求，分别低于城市普通儿童家庭9.9和13.2个百分点；有84.8%的流动儿童家庭母亲不会跟孩子发脾气，低于农村和城市普通儿童家庭约6.0个百分点；有45.7%和66.6%的流动儿童家庭父亲和母亲经常或总是对孩子表达爱意，分别低于城市普通儿童家庭15.0和13.6个百分点。流动儿童家庭父母对孩子表达爱意的方式差于城市普通儿童家庭，与农村普通儿童家庭基本一致，主要差异体现在“拥抱、亲吻、爱抚等行为”上。分别有12.6%和6.7%的流动儿童家庭的父亲和母亲不主动表达，高出城市普通儿童家庭5.2和4.3个百分点；有32.6%的流动儿童家庭父亲和53.3%的流动儿童母亲采用拥抱、亲吻、爱抚等行为表达对孩子的爱意，分别低于城市普通儿童家庭10.9和11.6个百分点。

4．在角色体验方面，流动儿童家庭的角色体验差于农村和城市普通儿童家庭

有46.2% 的流动儿童家庭父母角色体验较好，分别低于农村（53.9%）和城市（58.5%）普通儿童家庭7.7和12.3个百分点。具体来看，流动儿童家庭评价父亲、母亲较为称职的人数比例分别低出城市普通儿童家庭4.4和6.9个百分点；流动儿童家庭基于养育孩子的成长体验和幸福感受要低于农村和城市普通儿童家庭。流动儿童家庭认为“有了孩子之后，孩子的母亲也成长了”的比例为85.2%，低于城市普通儿童家庭7.4个百分点，与农村普通儿童家庭基本相当；流动儿童家庭认为“养育这个孩子感到幸福”的比例为85.8%，分别低于农村和城市普通儿童家庭4.6和8.3个百分点；有26.2%的流动儿童家庭“感到养育这个孩子很烦”，高出农村和城市普通儿童家庭4.6和11.4个百分点。

在共同养育方面，流动儿童家庭差于城市普通儿童家庭，与农村普通儿童家庭较为一致。比如，有45.1%的流动儿童家庭父母会征求对方养育孩子的意见，低于城市普通儿童家庭4.8个百分点；仅有38.3%的流动儿童家庭会告诉对方一天里孩子发生的事，低于城市普通儿童家庭13.6个百分点。但在一些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上，流动儿童家庭表现良好，比如，有90.0%以上的流动儿童家庭父母不会在吵架时试图让孩子支持自己、不会在孩子面前说中伤对方的坏话，与农村和城市普通儿童家庭基本相当。

（五）不同受教育程度父母的父母角色比较

1．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养育者对生活照料的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是不同的

（1）在对谁负责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的角色认知上，尽管随着学历水平的提高，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更倾向于认为应由父母一起承担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初中及以上学历的母亲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父亲中均有50.0%以上持有这种认识（见图27、图28），但是选择以父亲承担为主的父亲的比例也比较大，本科以下学历的父亲均有约40.0%的父亲认为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应该以父亲为主承担（见图29）。在实际生活的角色表现中，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孩子生活和教育费用的承担者有密切关系，在父母一起承担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方面，父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要多于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在以父亲为主承担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方面，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多于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也就是说，在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中，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费用上共同承担着较大责任，而在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中，父亲在养育孩子的费用上承担着较大责任。具体来说，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小学毕业及以下、初中、高中和大专学历的家庭中，有40.0%左右的父亲认为应当由父亲来承担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而在实际生活中也确实有30.0%左右的父亲承担着孩子的养育费用（见图29）。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小学毕业及以下、初中和高中的家庭中，在谁承担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方面均有33.0%及以上的母亲认为应当以父亲为主承担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在实际生活中也确实如此，尤其是受教育程度为小学毕业及以下和初中的母亲，这一比例随着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下降（见图30）。

（2）较为明显的是不同学历父母对谁负责孩子日常饮食和生活用品方面的生活照料的角色认知是不同的，本科以下学历（小学毕业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的父亲更明显地倾向于认为以母亲为主负责孩子的日常饮食和生活用品，本科和硕士及以上学历的父母的看法多集中倾向于认为由父母一起负责。在实际生活中的角色表现上，不论父母受教育程度如何，在孩子日常饮食和生活用品方面都是以母亲为主负责的，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一比例逐渐下降。但是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父母共同照料的比例并没有呈现逐渐提高的趋势（见图31～图34）。具体来看，比较明显的是随着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父母共同负责孩子日常饮食和生活用品的比例从低到高依次为初中、硕士及以上、高中、大专、小学毕业及以下、本科；随着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父母共同负责孩子日常饮食和穿着方面，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母亲的比例还出现了下降的现象。

（3）在对谁负责孩子的安全和健康问题的角色认知上，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父母的看法集中倾向于认为应由父母一起负责，但是居于第二位的看法父亲、母亲有所不同，有相当部分初中及以上学历（初中、高中、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的父亲认为孩子的安全和健康应该以父亲为主负责，同样，有相当部分本科以下学历（小学毕业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的母亲认为孩子的安全和健康应当以母亲为主负责。在实际生活中的角色表现上，不论父母受教育程度如何，孩子的安全和健康都是由父母共同负责的，其次是以母亲为主负责的，值得注意的是，父母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和硕士及以上的家庭中还有相当部分是由父母、（外）祖父母一起负责孩子的安全和健康。

2．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养育者对情感陪护的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是不同的

（1）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父母大多数都倾向于认为应由父母一起陪孩子玩，共同关注孩子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变化，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认同这种观点，但是硕士及以上学历的父亲的比例比本科学历的有所下降（见图35）。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认为由父母一起关心孩子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变化（见图36）。部分受教育程度较低（小学毕业及以下、初中）的父母认为应以母亲为主陪孩子玩，还有部分受教育程度较高（硕士及以上）的父母倾向于认为应由父母、（外）祖父母一起陪孩子玩。在对谁应当关注孩子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变化的角色认知上，位于第二位的是以母亲为主负责关注孩子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变化，还有相当部分受教育程度较高（硕士及以上）的父母倾向于认为应由父母、（外）祖父母一起关注孩子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变化。

（2）在实际生活中的角色表现上，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父母对孩子表达爱意采用积极的方式，主要以拥抱、亲吻、爱抚等行为表达为主，以鼓励、表扬等语言表达为辅，和父亲相比，母亲更为明显。同时，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采用买零食、玩具等物质的方式向孩子表达爱意或是不主动向孩子表达爱意的父母也逐渐减少。可见，父母情感陪护的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还是一致的，共同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并且采用积极的表达方式，母亲在情感陪护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3．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养育者对教育指导的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是不同的

①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父母大多数都倾向于认为应当由父母一起带孩子做运动，但是还有相当多的父母认为带孩子做运动应当以父亲为主。②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父母大多数都倾向于认为应当由父母一起负责孩子智力方面的启蒙教育，一起负责培养孩子良好的个性品质，但是，部分受教育程度较低（小学毕业及以下、初中、高中）的父母倾向于认为孩子智力方面的启蒙教育和良好个性品质培养应当以母亲为主，这种认识也体现在实际生活中的角色表现上，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小学毕业及以下、初中、高中）的家庭中，孩子的智力启蒙教育以母亲为主负责，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的家庭中，孩子的智力启蒙教育由父母一起负责。父母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家庭中，孩子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教导大部分都是由父母一起负责，比例基本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上升（硕士及以上学历的父亲比例有所下降），也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是以母亲为主负责孩子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教导，尤其是父母是小学毕业及以下和初中学历的家庭，比例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下降。除此以外，由父母、（外）祖父母一起负责孩子智力启蒙和行为规范教导的比例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逐渐上升，尤其是父母为本科和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家庭。③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父母大多数都倾向于认为在孩子面前应当控制好自己的消极情绪，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越倾向于认同这种观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相当部分的小学毕业及以下的父母说不清是否应该在孩子面前控制好自己的消极情绪（见图37、图38）。

4．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父母角色的各方面准备越好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养育者在物质准备、心理准备、性别期待和知识学习方面的父母角色准备是不同的。①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大多数父母为养育孩子在经济和心理上所做的准备也更多，除了小学毕业及以下学历的父母，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没有考虑养育孩子的物质条件，并且有相当一部分是意外怀孕，没有心理准备（见图39、图40）。②不论父母受教育程度如何，都有半数以上的父母不在意孩子的性别，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父母不在意孩子的性别，但是，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小学毕业及以下的一小部分家庭，父母对男孩有一定的期待。③不管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如何，关于孩子成长的知识主要是由父母一起或是以母亲为主学习的。

5．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养育者对父母角色的自我评价是不同的

①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父亲都认为自己是称职的父亲，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母亲都认为自己是称职的母亲，并且随着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升高，母亲对自己的评价也逐渐升高，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母亲对自己的评价显著高于小学毕业及以下学历的母亲。②在有了孩子后，自身是否获得成长方面，小学毕业及以下和初中学历的父亲对有了孩子后自我成长的评价显著低于高中及以上学历的父亲，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母亲都认为自身获得了成长，并且随着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升高，母亲对自己的评价也逐渐升高，其中，小学毕业及以下学历的母亲对有了孩子后自我成长的评价显著低于本科和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母亲，初中学历的母亲对自我成长的评价则显著低于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母亲。

6．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养育者对父母角色的亲身体验是不同的

①在养育孩子对自己业余生活产生影响方面，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父亲之间没有明显差异，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母亲之间则有明显的不同体验，母亲感受到的影响从高到低的学历依次是小学毕业及以下、大专、本科、高中、硕士及以上，其中，高中学历的母亲感受到所受的影响明显小于大专和本科学历的母亲，小学毕业及以下学历的母亲感受到所受的影响明显大于高中和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母亲。②随着学历水平的提高，父母体验到更多的养育孩子的幸福感，受教育程度较低（小学毕业及以下、初中）的父母体验到的幸福感最低。③受教育程度较低（小学毕业及以下、初中）的父亲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亲相比，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体验到较多消极情绪。而不同受教育程度水平的母亲在养育孩子方面都没有感到很烦，并且各个受教育程度水平之间都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消极体验显著减少。④受教育程度较高（大专、本科）的父母比受教育程度较低（小学毕业及以下、初中）的父母体验到更加亲密的夫妻关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硕士学历的父亲与其他受教育程度的父亲在与配偶的关系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硕士学历的母亲体验到的与配偶的亲密关系则明显低于初中至本科学历的母亲。

（六）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角色差异

1．两类家庭在“生活照料”维度上的差异

（1）非独生子女家庭以父亲为主承担孩子费用的比例高于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中来自祖辈的经济支持更多

在角色认知层面：在非独生子女家庭中，认为应该以“父亲为主”承担孩子费用的比例为38.0%，要高于独生子女家庭6.5个百分点。这可能是由于在非独生子女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增加，使日常家务、照料子女的压力和为家庭提供经济来源的压力同时增大，父母之间更容易认可传统的角色分工，即男性的角色是负责家庭的经济来源，而女性则负责日常生活的运行、情感的维系和子女教养。

在角色表现层面：在非独生子女家庭中，实际以“父亲为主”负担孩子费用的比例达35.9%，比独生子女家庭高出8.9个百分点（见图41）；这与家长们对多子女家庭中父亲的角色认知是相匹配的；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实际由“父母、（外）祖父母一起”负担孩子费用的比例为6.2%，要略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的3.5%，说明在独生子女家庭中，来自祖辈的经济支持可能更多一些。

（2）在日常饮食照料上，祖辈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发挥的作用比非独生子女家庭要大一些，而且比家长们想象中的更多一些

在角色认知层面：非独生子女家庭认为应以“母亲为主”负责孩子日常饮食的比例高于独生子女家庭约7.6个百分点，认为由“父母一起”的比例则要低5.5个百分点。

在角色表现层面：非独生子女家庭在实际行为上以“母亲为主”负责孩子的日常饮食的比例高出独生子女家庭9.3个百分点（见图42）；而独生子女家庭中实际由“（外）祖父母一起”和“父母、（外）祖父母一起”负责孩子日常饮食的比例均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实际由“（外）祖父母一起”负责孩子的日常饮食的比例比认知层面要高出6.7个百分点，所占的比例由角色认知层面的3.4%上升为角色表现层面的10.1%，而在非独生子女家庭中，这一涨幅为3.3个百分点。这说明，祖辈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发挥的作用要比非独生子女家庭中的要大一些，而且比家长们想象中的更多一些。

（3）在日常生活照顾上，非独生子女家庭以“母亲为主”的比例高于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由“父母一起”的比例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

在角色认知层面：两类家庭在“谁应当负责准备孩子的生活用品”这一问题上均以“母亲为主”所占比例最大，其中非独生子女家庭以“母亲为主”的比例为53.0%，比独生子女家庭高出5.6个百分点。而独生子女家庭由“父母一起”的比例为39.6%，高出非独生子女家庭5.7个百分点。

在角色表现层面：当问及“谁安排孩子的日常穿着”这一具体的生活照顾问题时，两类家庭均以“母亲为主”的比例最高，非独生子女家庭高于独生子女家庭近6个百分点。其次是由“父母一起”，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

（4）无论是日常的安全、健康还是紧急情况的就医用药，非独生子女家庭以母亲或父亲单独为主的比例均高于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由父母和祖辈一起的比例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

在角色认知层面：非独生子女家庭中认为应以母亲或父亲单独为主负责孩子安全、健康的比例高于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中认为应该父母和祖辈一起负责的比例略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

在角色表现层面：与“日常饮食”和“日常穿着”这样的生活琐事不同的是，孩子生病时的“就医用药”属于生活中的突发情况、紧急事件，相对而言属于生活大事件，所以两类家庭均是由“父母一起”为主，所占比例均在50.0%左右，其中独生子女家庭仍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中以“（外）祖父母为主”和由“父母、（外）祖父母一起”的比例也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而非独生子女家庭以母亲或父亲单独为主的比例则高于独生子女家庭，非独生子女家庭由父母一方单独带孩子就医的合计超过40.0%，这说明一半的非独生子女家庭是由父母一起带孩子看病，而剩下一半左右是由父亲或母亲单独带孩子看病。这很可能是由于非独生子女家庭中不只1个孩子，当其中1个孩子生病时，通常需要留下一名家长照顾另外的没有生病的孩子。两类家庭均是由“父母一起”教导孩子安全常识和安全行为的比例最高，其次是以“母亲为主”。独生子女家庭以“（外）祖父母为主”和由“父母、（外）祖父母一起”的比例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这再次说明在独生子女家庭中，祖辈发挥的作用比非独生子女家庭要大。

2．两类家庭在“情感陪护”维度上的差异

（1）独生子女家庭在“情感陪护”维度上的平均得分均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

在对孩子的“情感陪护”方面，两类家庭存在显著差异。基本的特点是：独生子女家庭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在陪孩子玩、对孩子表达爱意和及时了解并回应孩子需求上的平均得分都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见表24）。这说明在“情感陪护”维度上独生子女家庭的表现都要好于非独生子女家庭。

（2）独生子女家庭的父亲更倾向于使用肢体行为来表达爱意，独生子女家庭的母亲用肢体行为表达爱意的频率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的母亲

两类家庭的父亲在表达爱意的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相比非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的父亲最经常采用“拥抱、亲吻、爱抚等行为”表达对孩子的爱意，比例达42.6%，其次是“鼓励、表扬等语言”方式表达，比例是32.2%。而非独生子女家庭的父亲采用肢体行为和语言方式表达的比例接近，均为36.0%左右（见图43）。可见，独生子女家庭的父亲要比非独生子女家庭的父亲更倾向于使用肢体行为来表达爱意。两类家庭的母亲均最经常使用“拥抱、亲吻、爱抚等行为”来表达爱意，比例高达63.4%和56.1%，独生子女家庭母亲的这一比例要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7.3个百分点。

（3）独生子女家庭父亲、母亲陪孩子玩的频率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

两类家庭中都是选择父亲只是“有时”陪孩子玩的比例最高，均超过了一半。但在独生子女家庭中，父亲经常或总是陪孩子玩的比例还是要高出非独生子女家庭7.4个百分点。独生子女家庭中，母亲经常或总是陪孩子玩的比例要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5.7个百分点。

（4）独生子女家庭父亲、母亲了解并回应孩子需求的频率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

独生子女家庭中，父亲经常或总是能够及时了解并回应孩子需求的比例高出非独生子女家庭5.6个百分点。独生子女家庭中，母亲经常或总是能够及时了解并回应孩子需求的比例高出非独生子女家庭7.7个百分点。

3．两类家庭在“教育指导”维度上的差异

在对孩子的教育指导方面，两类家庭基本上仍然维持了一贯的特点，即主要由“父母一起”，其次是以“母亲为主”。非独生子女家庭中以母亲为主的比例要高于独生子女家庭。而独生子女家庭中选择以“（外）祖父母为主”和由“父母、（外）祖父母一起”的比例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

第四章 家庭共同养育状况

一 父母合作养育状况

（一）合作养育的基本情况

首先根据冲突和合作的标准分数分别将冲突和合作两个方面划分为高、中、低三组，然后再根据这两方面的组合，形成九组不同的家庭类型，即①高冲突低合作；②高冲突中合作；③高冲突高合作；④中冲突低合作；⑤中冲突中合作；⑥中冲突高合作；⑦低冲突低合作；⑧低冲突中合作；⑨低冲突高合作。

结果显示，大部分的家庭（54.3%）属于中冲突中合作，即父母双方存在适度的配合，也有一定的分歧和冲突。极少有冲突很多而合作性很高的父母约占4.0%，约有不到1.0%的父母冲突很多合作性极差，同时有1.2%的父母合作性高但同时也存在很多的冲突，大约有5.0%的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各自为政，互不干涉，合作和冲突都很少。

总体而言，在合作养育方面，比较普遍的是父母之间冲突和合作的并存，且两者都是中等程度的，父母在合作和配合的过程中可能也引发了一定程度的分歧和冲突。超过10.0%（11.1%）的父母处于高冲突状况，也有超过10.0%（11.3%）的父母处于低合作状况。

（二）影响合作养育的相关因素

1．家庭因素

（1）父母学历

总体而言，初中以下学历的父母在合作养育过程中可能出现更多的冲突，小学学历的父母在养育过程中除了冲突较多外，合作性也比较差，而高中以上学历父母相对于低学历父母冲突更少，本科以上的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合作性更高。

结果显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他们在养育孩子过程中的合作有关（=786.52, p＜0.001;=706.40, p＜0.001），小学或以下学历的父母属于高冲突类型的比例更高，特别是当父亲学历较低时，父亲小学学历的家庭属于高冲突的比例约为17.0%，而在父母学历更高的其他组，这一比例约为10.0%。另外，低受教育程度的父母在养育孩子的合作性上也比较低，在父亲为小学学历的家庭中，有22.9%属于低合作类型，母亲为小学学历的家庭中这一比例也高达19.8%。而在父母为本科以上学历的家庭中，这一比例都不到10.0%。

（2）家庭经济状况

家庭经济状况，不管是客观的情况还是父母主观的感受都与父母的合作养育质量有关，家庭收入低、经济情况较为窘迫的家庭，父母在养育孩子过程中可能出现更多的冲突，合作性也比较差，但似乎并不是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父母的合作养育情况就越好，在家庭比较富裕或经济状况很好的家庭中也可能出现更多父母各自为政，配合和合作比较差的情况。综合来看，反而是那些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好、经济压力低但又不是最富裕的家庭中的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有更良好的相互协作。

家庭年收入与父母养育孩子的合作质量有关（χ2 =895.07, p ＜0.001），家庭年收入5万元及以下的父母属于高冲突类型的比例更高，家庭收入在6000元及以下的父母属于高冲突的约为15.4%，家庭年收入超过5万元的父母属于高冲突的比例不超过10.0%。同时家庭收入较低的父母在养育子女的合作性上也比较差，超过15.0%的家庭年收入在6000元及以下的父母属于低合作类型，而家庭收入在20万元及以上的家庭的父母低合作的仅占5.6%。家庭收支情况与父母养育孩子的合作和冲突情况也有关（χ2 =334.56, p＜0.001）。家庭收支入不敷出的父母属于高冲突类型的比例更高，为14.4%，而在收支平衡和略有结余的家庭中这一比例分别为11.1% 和10.1%，不过在比较富裕的家庭中这一比例又略有上升（12.6%）。同样，家庭收支入不敷出的父母属于低合作类型的超过了15.0%，而在收支平衡和略有结余家庭中这一比例分别为11.6%和9.3%，同样在比较富裕的家庭中这一比例又略有上升，占到了14.7%。

父母们主观认为的家庭经济状况也与养育孩子的合作和冲突情况有关（χ2 =560.18, p ＜0.001）。主观认为家庭经济状况差（包括很差和比较差）的家庭中父母属于高冲突类型的比例更高，超过了17.0%。而在主观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一般或比较好的家庭中父母属于高冲突类型的在10.0%左右，在主观认为家庭经济状况很好的家庭中这一比例为11.5%。同时近20.0%家庭经济状况很差的家庭中父母属于低合作类型，而在主观认为家庭经济状况属于一般和比较好的家庭中父母属于低合作类型的比例在10.0%左右，不过在主观认为家庭经济状况很好的父母中属于低合作的比例又攀升到了18.1%。

（3）父母年龄

年纪较轻的父母的家庭中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冲突更多而合作性更低，尤其是父亲年龄在35岁以下、母亲年龄在30岁以下的家庭中冲突较多，而40岁以上的父亲可能会更重视在抚养子女时与妻子的配合和协作。

父母年龄与他们养育孩子的合作和冲突情况有关（=376.11, p＜0.001;=353.54, p＜0.001）。父亲年龄在35岁以下的家庭属于高冲突类型的比例超过10.0%，而在父亲在35岁以上的家庭中这一比例降至约9.0%。而母亲年龄在30岁以下的家庭属于高冲突类型的比例也超过10.0%，同样在35岁以上的母亲中，家庭属于高冲突类型的比例降到了不足9.0%。年纪较轻的父母在养育子女时的合作性也比较差，在父亲年龄为24岁以下的家庭中有16.1%属于低合作类型，这一比例在父亲年龄为40岁以上的家庭中仅约9.0%。在母亲年龄为24岁以下的家庭中属于高冲突类型的比例为14.9%，而这一比例最低的为母亲年龄在30～34岁的家庭，这一比例不到10.0%。而在母亲为35岁以上的家庭中这一比例又上升至10.0%以上。

（4）家庭结构

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都出现了父母双方冲突少合作也少的情况，而在家庭结构较为完整的家庭中，父母双方在抚养孩子时的冲突相对少，合作也更多，尤其是在三代同堂这样的大家庭中，在有祖父母的加入时，父母双方的配合和协同性也呈现更良好的情况。

家庭结构与父母养育孩子的合作和冲突情况有关（χ2 =850.84, p ＜0.001）。单亲家庭的父母属于高冲突类型的比例较高，约占27.0%，孩子只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的隔代家庭中父母的高冲突比例为13.5%，而在孩子和双亲生活在一起的核心家庭以及祖孙三代一起居住组成的主干家庭中，这一比例在10.0%左右。同样在养育的合作上也呈现相似的模式，超过1/4的单亲家庭属于低合作类型，在隔代家庭中这一比例也超过了20.0%，而在核心和主干家庭中这一比例在10.0%左右。

2．孩子的因素

（1）孩子的性别

孩子出生后的性别可能对于父母双方的合作和冲突的影响并不明显，不过孩子出生前父母对孩子性别的预期可能与他们对孩子养育中的相互冲突和合作有关，即男孩和女孩本身并不会令父母的合作养育行为有所差别，但如果家长自己对孩子的性别有明确的期待，即使是父母双方有着相同的期待，也会比那些对孩子性别顺其自然的家长有更多的冲突。

孩子的性别与父母养育行为中的合作和冲突情况无关（χ2 =12.18，NS）。但孩子出生前父母对孩子的性别期待与父母双方的养育合作质量有关（χ2 =1506.55, p＜0.001）。在父母双方对孩子有共同的明确性别期待的家庭中（不论是父母都期待男孩还是都期待女孩），属于高冲突类型家庭的比例都超过了20.0%，而在父母双方对孩子性别有不同期待的家庭中这一比例为10.9%，对于这个问题说不清的父母中，属于高冲突类型的占11.7%。而对于孩子的性别无所谓，并没有明确期待的父母属于高冲突类型的比例偏低（7.7%）。同时当父母双方都期待孩子是男孩时，在养育子女时的合作性上也比较差，这样的家庭中将近20.0%属于低合作类型，而父母双方都期待女孩的家庭中这一比例为15.1%，与对于这个问题说不清的父母低合作类型所占比例（15.9%）接近。而父母双方对孩子性别有不同期待的家庭中低合作类型约占10.3%，合作性较好的家庭仍是对于孩子的性别无所谓的父母。

（2）孩子的年龄

2～3岁儿童父母的冲突和合作情况可能最不佳，而在孩子4岁进入幼儿园后父母间的冲突似乎再次降低而合作也增加了。

孩子的年龄与父母养育行为中的合作和冲突情况有关（χ2=137.12, p＜0.001）。在0～3岁儿童父母中，属于高冲突类型和低合作类型的比例超过了12.0%。而在3～6岁儿童父母中，属于高冲突类型的比例为9.9%，低合作类型的比例为10.8%。0～6岁儿童父母双方的冲突和合作水平差异是显著的（F冲突=15.27, p＜0.001; F合作=22.43, p＜0.001），出生后到2岁的孩子的父母双方的冲突高于3～6岁儿童的父母，而合作又低于3～6岁儿童的父母。

（3）孩子是否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的父母属于高冲突类型的比例略低于非独生子女父母，低合作类型的比例也略低于非独生子女父母，独生子女的父母合作养育的情况可能略好于非独生子女父母，尤其在双方的协作配合上。

孩子是否家庭唯一的孩子与父母养育行为中的合作和冲突情况有关（χ2=140.94, p＜0.001）。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属于高冲突类型和低合作类型家庭的比例均为10.2%。而非独生子女家庭中，属于高冲突类型的比例为12.2%，属于低合作类型的比例为13.1%。

（4）孩子的体质

孩子有较为强壮的体魄，父母双方在养育孩子过程中属于高冲突类型的比例最低，而孩子体弱多病，父母双方之间的冲突更多。在孩子体弱多病的家庭中，有更高比例的父母属于冲突较多和合作性较高类型。

父母自评的孩子的体质（强壮、一般、体弱多病）与父母双方的冲突和合作情况有关（χ2=342.28, p＜0.001）。在孩子身体强壮的家庭中，父母双方高冲突的比例不到10.0%，在孩子身体一般的家庭中，这个比例为11.7%，而在孩子体弱多病的家庭中，超过1/4的父母属于高冲突类型。同样在父母双方的合作方面，在孩子身体强壮的家庭中，父母双方低合作的比例为12.1%，在孩子身体一般的家庭中，这个比例更低，为10.2%，而在孩子体弱多病的家庭中，这个比例最高，为13.1%。

（三）合作养育与父母角色

1．角色表现

（1）陪孩子

父亲陪孩子一起玩的频率与父母双方的冲突和合作状况有关（F冲突=103.69, p＜0.001; F合作=1113.56, p＜0.001），母亲陪孩子一起玩的频率亦如此（F冲突=2058.28, p＜0.001; F合作=156.78, p ＜0.001）。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随着他们陪孩子一起玩的频率的增加，父母双方的冲突趋向于减少，合作趋向于增多，即那些更多陪着孩子玩的父母在养育孩子时两人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少，而协作配合更多。

（2）向孩子表达爱意

父亲是否经常向孩子表达对他们的爱与父母双方的冲突和合作状况有关（F冲突=117.88, p＜0.001; F合作=1693.93, p＜0.001），父亲“经常”或“总是”向孩子表达爱意的家庭，夫妻双方养育孩子时的冲突要显著低于父亲“从不”或“有时”向孩子表达爱意的家庭，同时父亲越经常向孩子表达爱意，夫妻双方养育孩子时的合作性就越高。类似的，母亲越经常向孩子表达爱意，夫妻双方养育孩子时的冲突就越少，合作性就越高（F冲突=156.78, p＜0.001; F合作=2058.28, p＜0.001）。更多表达爱意的父母在养育孩子时两人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少，而协作配合更多。

（3）对孩子的需求敏感

父亲是否能及时了解并回应孩子的需求与父母双方的冲突和合作状况有关（F冲突 =138.02, p＜0.001; F合作 =1853.31, p＜0.001），父亲“经常”或“总是”能及时了解并回应孩子的需求的家庭，夫妻双方养育孩子时的冲突要显著少于父亲“从不”或“有时”能及时了解并回应孩子的需求的家庭，同时父亲越“经常”及时了解并回应孩子的需求，夫妻双方养育孩子时的合作性就越高。母亲“经常”或“总是”能及时了解并回应孩子的需求的家庭，夫妻双方养育孩子时的冲突要显著少于母亲“从不”或“有时”能及时了解并回应孩子的需求的家庭，母亲越“经常”及时了解并回应孩子的需求，夫妻双方养育孩子时的合作性越高（F冲突 =176.11，p＜0.001; F合作=2173.27, p＜0.001）。那些对孩子需求更敏感的父母在养育孩子时两人之间的冲突就更少，而协作配合更多。

2．角色评价和角色体验

（1）称职感

总体评价父亲是否称职与父母双方的冲突和合作状况有关（F冲突 =612.98, p＜0.001; F合作=236.48, p＜0.001），父亲越称职，夫妻双方养育孩子时的冲突越少，同时合作性越高。母亲是否称职的结果稍有区别，母亲称职的家庭，父母双方的冲突也趋向更少，而在合作性上，“非常同意”母亲称职的家庭中，夫妻双方养育孩子时的合作性最高，显著高于母亲比较称职、不称职或不确定是否称职的家庭（F冲突 =743.15, p＜0.001；F合作=252.27, p＜0.001）。

（2）自我成长感

父亲有孩子后的自我成长程度与父母双方的冲突和合作状况有关（F冲突=541.96, p＜0.001; F合作 =278.57, p＜0.001）,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父亲有孩子后成长的家庭中，夫妻双方养育孩子时的冲突要显著少于父亲“不同意”或“不确定”父亲成长的家庭，而在合作性上，“非常同意”父亲成长了的家庭要显著高于父亲成长不明显、没有成长或不确定的家庭。母亲的结果相似（F冲突 =590.48, p ＜0.001; F合作 =307.44, p＜0.001）。那些有了孩子后自己在某些方面也有了明显成长的父母在养育孩子时两人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少，而协作配合更多。

（3）幸福感

在抚养孩子过程中幸福感更高的家长，父母双方的冲突趋向更少，养育孩子的幸福感非常高和比较高的家庭中，父母的协作和配合都更多，合作性最差的是那些不确定抚养孩子是否给他们带来幸福感的父母。

家长养育孩子的幸福感与父母双方的冲突和合作状况有关（F冲突 =705.07, p＜0.001; F合作=443.98, p＜0.001）,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养育孩子是幸福的家长，夫妻双方养育孩子时的冲突要显著少于“不同意”或“不确定”养育孩子幸福的家长，而在合作性上，呈现倒“U”形的趋势，合作性最好的家庭是那些“非常同意”养育孩子是幸福的家长，而认为养育孩子不幸福的家长的合作性也较高，合作性最差的是那些不确定养育孩子是否幸福的家长。

（4）与配偶的亲密感

家长养育孩子的幸福感与父母双方的冲突和合作状况有关（F冲突 =610.44, p＜0.001; F合作=308.29, p＜0.001）,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有了孩子后，与配偶的关系更亲密的家长，夫妻双方养育孩子时的冲突要显著少于“不同意”或“不确定”与配偶关系更亲密的家长，而在合作性上，呈现“V”形的趋势，合作性最好的父母是那些“非常同意”有了孩子后，与配偶的关系更亲密的家长，而认为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和“比较不同意”）有了孩子后，与配偶的关系更亲密的家长，合作性较差，特别是那些不确定有孩子后是否与配偶的关系更亲密的家长。

在抚养孩子过程中幸福感更高的家长，父母双方的冲突趋向更少，而养育的幸福感与养育的合作性的关系较为复杂，养育孩子的幸福感非常高和不高的家庭中，父母的协作和配合都更多，合作性最差的情况出现在那些不确定抚养孩子是否给他们带来幸福感的家庭中。

二 祖辈参与养育的状况分析

根据家庭结构的不同，挑选主干家庭（三代家庭）作答者分别为父亲、母亲和祖辈的样本，共计10578人，占总样本的35.0%。在主干家庭中，有1036名祖辈参与作答，占总人数的9.8%。

（一）角色认知中祖辈承担的责任

角色认知分为生活照料和教育指导两个维度，用以探讨主干家庭的养育者认知中祖父母有责任承担养育的情况。

1．生活照料方面，认为祖辈有责任负责孩子的安全、健康和日常饮食的比例最高，认为祖辈有责任负责儿童生活照料的0～3岁儿童养育者多于3～6岁儿童养育者

在承担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方面，认为祖辈有责任承担的比例为6.6%。

在负责安排孩子的日常饮食方面，认为祖辈有责任负责的比例为16.4%。

在负责准备孩子的生活用品方面，认为祖辈有责任负责的比例为8.4%。

在负责孩子的安全、健康方面，认为祖辈有责任负责的比例为18.8%。

两个年龄段儿童家庭相比，认为祖辈有责任照料0～3岁儿童的比例高于3～6岁儿童。认为祖辈有责任承担0～3岁和3～6岁儿童的生活和教育费用的比例分别为9.8%和4.2%，认为祖辈有责任准备0～3岁和3～6岁儿童的日常饮食的比例分别为17.7%和15.4%，认为祖辈有责任准备0～3岁和3～6岁儿童的生活用品的比例分别为11.2%和6.4%，认为祖辈有责任负责0～3岁和3～6岁儿童的安全、健康的比例分别为21.1%和17.1%。

2．教育指导方面，认为祖辈有责任培养孩子良好的个性品质的比例最高；认为祖辈有责任负责儿童教育指导的0～3岁儿童养育者多于3～6岁儿童养育者

在应当带孩子做运动方面，认为祖辈有责任的比例为12.1%。

在负责孩子智力方面的启蒙教育方面，认为祖辈有责任负责的比例为10.6%。

在负责培养孩子良好的个性品质方面，认为祖辈有责任负责的比例为16.6%。

两个年龄段儿童家庭相比，认为祖辈有责任教育0～3岁儿童的比例高于3～6岁儿童。认为祖辈有责任带0～3岁和3～6岁儿童做运动的比例分别为16.4%和9.0%，认为祖辈有责任负责0～3岁和3～6岁儿童智力方面的启蒙教育的比例分别为14.2%和7.9%，认为祖辈有责任培养0～3岁和3～6岁儿童良好的个性品质的比例分别为19.4%和14.5%。

（二）角色表现中祖辈承担的责任

1．生活照料方面，实际表现为祖辈负责安排孩子的日常饮食比例最高，且各方面的实际表现的比例均高于认知；不同年龄段儿童祖辈角色表现的差异不大

在负担孩子的各种费用方面，祖辈实际参与的比例为10.8%。

在安排孩子的日常饮食方面，祖辈实际参与的比例为29.8%。

在关注孩子的身高体重和健康状况方面，祖辈实际参与的比例为23.4%。

在安排孩子的日常穿着方面，祖辈实际参与的比例为19.5%。

在孩子生病时负责带他就医用药方面，祖辈实际参与的比例为17.5%。

在教导孩子的安全常识和安全行为方面，祖辈实际参与的比例为25.4%。

两个年龄段相比，祖辈实际参与负责儿童生活照料的差异不大。

2．教育指导方面，实际表现为祖辈负责孩子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教导的比例最高，且各方面的实际表现均高于认知；不同年龄段儿童祖辈角色表现的差异不大

在负责孩子的智力启蒙教育方面，祖辈实际参与的比例为17.1%。

在负责孩子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教导方面，祖辈实际参与的比例为24.2%。

两个年龄段儿童家庭相比，祖辈实际参与负责孩子教育指导的比例差异不大。

（三）祖辈的角色体验

角色体验中，一半的祖辈认为养育孩子占据了自己的业余生活，近九成的祖辈认为养育孩子很幸福，只有两成的祖辈认为养育孩子很烦；3～6岁儿童的祖辈的角色体验比0～3岁儿童的祖辈更加积极。

在“您感到养育这个孩子使您完全没有自己的业余生活”题目中，有58.6%的祖辈表示赞同，有23.0%的祖辈表示不赞同，还有18.5%的祖辈表示不确定。

在“整体上讲，您对养育这个孩子感到幸福”题目中，有88.0%的祖辈表示赞同，有3.4%的祖辈表示不赞同，还有8.6%的祖辈表示不确定。

在“您感到养育这个孩子很烦”题目中，有21.9%的祖辈表示赞同，有63.7%的祖辈表示不赞同，还有14.3%的祖辈表示不确定。

不同年龄段儿童祖辈的角色体验有所差异，在“您感到养育这个孩子使您完全没有业余生活了”和“您感到养育这个孩子很烦”两道题目上，不同年龄段儿童的祖辈的感受并没有很大差异；在“整体上讲，您对养育这个孩子感到幸福”题目上，养育3～6岁儿童的祖辈的得分显著高于0～3岁儿童的祖辈（F=16.70, p＜0.001），这表明养育3～6岁儿童的祖辈更幸福些，这可能是因为3～6岁儿童相对年龄较大，需要的精力和体力相对更少。

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一）多数养育者希望父母共同承担抚养责任，但理想与现实差距大，“知行合一”的程度不高

无论从理想的角度来讲还是从现实生活来看，父母一起共同养育是履行教养责任的重要方式。有一半左右的养育者认为对孩子生活照料、情感陪护、教育指导应该是由父母双方一起负责的。在实际的生活中，有三成到一半的家庭是这样做的。但有些群体对共同养育的认识相对不足，比如农村父母、中部地区父母、流动儿童父母、0～3岁儿童父母、低受教育程度父母及高学历父亲等。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我国父母的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匹配度并不理想，存在“知行不一”的情况。生活照料上，仅两成父母在“知行”方面均匹配，教育指导上，不到四成父母在“知行”方面均匹配。不匹配的主要表现是：更多的父母在认知或观念上认为应该由父母一起对孩子进行生活照料和教育指导，或者父亲应该参与更多，但实际生活中母亲对孩子的生活照料和教育指导更多。进一步分析发现，有些群体虽然认识较好，但“知行不一”情况更严重，如城市父母、东部地区父母、有一个孩子的父母、3～6岁儿童的父母。这四个群体有更强的由父母一起履行教养责任的意识，但实际的角色表现并不如家长们所希望的，反而以“母亲为主”的比例比预期更高。

（二）母亲在实际教养中表现更好，父亲参与养育的意识和行动有待加强

无论是从理想的角度还是实际的情况来看，母亲都是儿童日常饮食和生活用品准备的主要负责人。在教养的其他情景中，那些不赞成由“父母一起”负责的养育者都认为以“母亲为主”是最好的选择，除了负担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和带孩子做运动（这两项以“父亲为主”为第二多选择）。在实际生活中更是如此，无论在生活照料、情感陪护还是教育指导方面，相比之下，母亲发挥了更多的作用。在情感陪护方面，七成左右的母亲能做到经常或总是陪孩子玩、及时了解并回应孩子的需求、对孩子表达爱意，且相比之下，母亲会更多选择“拥抱、亲吻、爱抚等行为”，而不是“买零食、玩具等物质方式”或“不主动表达”。养育者对母亲角色的评价优于对父亲角色的评价，母亲从整体来说更称职，母亲自身的成长更明显。

尽管父亲和母亲在生活照料、情感陪护、教育指导中的众多教养问题上都一致认为应由“父母一起”。但相对来说，母亲更强调由父母一起承担教养职责。相对于母亲，父亲更强调自己在“承担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费用”“负责孩子的安全、健康”“培养孩子良好的个性品质”中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父亲在角色认知方面有更强的体现“男性角色能力”的认识，比如“男人要负责挣钱”“保护能力更强”“拥有更强的意志品质”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父亲虽然自评家庭教育水平不低，但其与母亲相比确实在角色表现和评价情况方面较差。这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需要深入研究。从两个年龄段儿童的比较来看，家长们更倾向于0～3岁儿童的养育以母亲为主，而寄希望于父亲在孩子3岁以后才有更多的参与，但实际上3～6岁儿童父母的表现并没有好于0～3岁儿童父母，父亲角色表现和父母的共同养育与希望有较大差距。这可能与公众对父亲角色普遍认识不足及父亲实践机会不足有关。

（三）父母之间“冲突与合作并存”是家庭养育中的普遍状态

具体的合作养育状况，比较普遍的是父母之间冲突和合作的并存，且合作和冲突处于中等程度。超过一半的家庭属于中冲突中合作类型，即父母双方存在适度的配合，也有一定的分歧和冲突。超过10.0%的父母处于高冲突状况，也有超过10.0%的父母处于低合作状况，其中约5.0%的家庭属于父母各自为政，冲突和合作都很低。

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包括父母的学历和收入对父母在养育孩子中双方的合作和冲突有影响。父母的学历越高、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好、经济压力小但又不是最富裕的家庭，父母合作越好、冲突越少。年龄较小的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冲突更多而合作性更低。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都出现了父母双方冲突少合作也少的情况，而在家庭结构较为完整的家庭中，父母双方在抚养孩子时的冲突相对少而合作也更好，尤其是在三代同堂这样的大家庭中，在有（外）祖父母的加入时，父母双方的配合和协同性也呈现更良好的情况。

那些为人父母表现更好的父母，如多陪着孩子玩、表达爱意、对孩子的需求敏感，在养育孩子时两人之间的冲突更少而协作配合更多。值得关注的是那些不确定抚养孩子是否给他们带来幸福感以及不确定有孩子后是否与配偶的关系更亲密的父母，他们在抚养孩子时彼此的合作是最差的。

（四）父母对孩子身体照顾和安全防护上的表现更满意，对孩子心理成长和陪伴上的教育不自信

由于家庭教育涉及的内容较多，家长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并不均衡。家长对于孩子情绪发展重要性的认识还有待提高，对于加强孩子户外运动的认识和行为都有待改善。0～3岁儿童家庭教育的难点主要体现在提供食物营养、保证良好睡眠、提供玩具图书、陪伴玩耍交谈、发展兴趣爱好、关注情绪情感、关心理解表达、发展社会交往等方面。3～6岁儿童家庭教育的难点主要体现在处理学习和游戏、爱与管教、智育与德育、了解孩子、总结改善方法、饮食营养、家园合作等方面。

（五）养育者对父母角色表现的情况评价较好，角色体验一般，特别是母亲存在着一定的消极体验

养育者对父母的角色评价较好，也就是说养育者比较同意孩子的父母是称职的父母，在有了孩子之后孩子的父母也成长了。但养育者的角色体验较为复杂，虽然养育孩子的幸福感体验非常强烈，还明显增进了与配偶的亲密关系，但父母都明显感到养育这个孩子对自己的业余生活影响比较大，因此对这一方面的角色体验较差。总体来看，养育者的角色体验比较积极，但“养育孩子影响业余生活”是消极体验的主要来源。同时，父母的角色体验存在差异，母亲在成人关系变化体验方面明显差于父亲，而亲子关系体验明显好于父亲，也就是说，尽管母亲更多地感到养育孩子使自己没有了自己的业余时间，但母亲同时更多地体验到养育孩子的幸福、更少地感到养育孩子烦。

（六）在生育之前父母普遍有所准备，但知识准备相对不足

有六七成的养育者在做父母前都有了一定的物质、心理准备；有将近一半的父母会一起学习关于孩子成长的知识，不过也有1/3的家庭是以母亲为主进行学习。可见，在生育之前在物质方面父母普遍有所准备，但有超过35.0%的家长坦陈在心理上是没有准备的，在知识学习这一方面相对更薄弱一些，特别是父亲。

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父母群体间也存在差异。0～3岁儿童的家长更倾向于注重物质上的准备，而3～6岁儿童的家长在心理上的准备则相对更充分。城市父母所做的角色准备相对更好，物质准备更多，对孩子的性别期待更少。西部地区的父母在生孩子之前心理准备最少、性别期待最高。受教育程度越高，父母为养育孩子所做的经济和心理准备越充分，性别期待越小；而小学毕业及以下学历水平的父母是角色准备不足重点人群，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没有考虑养育孩子的物质条件，并且有相当一部分是意外怀孕，没有心理准备，另外，父亲为小学毕业及以下学历的这一小部分家庭，父母对男孩有一定的期待。

（七）一些重点人群可能存在更多的家庭教育问题和父母角色认知和行为的不足，需在资源和政策上有一定倾斜

父母学历低、从事体力劳动、家庭经济状况差、单亲和隔代家庭的家庭教育水平较差。农村、中西部地区、低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较差家庭、流动儿童的父母也面临更多的父母角色问题，其对父母共同养育的意识较差、情感陪护行为欠佳、角色准备不足、评价体验相对偏低。而往往这些群体得到的支持和指导更少，需要在资源和政策上有所倾斜，加强支持力度。

（八）地域文化对父母角色产生影响

在社会领域，文化的影响是普遍深入的，影响到父母如何看待养育以及他们如何养育。在影响文化发展的因素中，地域因素对文化的意义是不可或缺的。本研究确实发现了父母角色的地域差异，而且这种差异甚至超过了城乡差异。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的家长更强调孩子的教养是父母共同的责任，也更认可父母和祖辈在教养孩子中的共同作用，情感陪护方面表现最好，且角色准备最好；中部地区的家长“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更强，父亲在孩子情感陪护中的作用相对最弱；在实际生活中，西部地区家庭父母一起和父亲的作用更突出，而情感陪护表现较弱，特别是母亲；不同地区反映了不同的角色评价与体验特点，东北部地区总体较好。

二 建议

（一）普遍提升家长共同养育的能力

深入了解父母冲突的根源，通过支持减少冲突、加强合作。大多数家庭都处于冲突与合作并存的状态，而且这种冲突与合作的水平影响着父母对角色的评价与体验和对孩子的教养态度和行为，特别是冲突，对儿童的成长有着重要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一定的外界支持来厘清冲突，掌握避免和减少冲突的技巧并促进更好的合作。指导父母处理好分工与合作的关系、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对于父母共同履行养育的各方面的职责的认识是普遍的，在实践上如何达成这一共识仍需探索。家教指导机构要加强对父母共同养育能力培养的指导力度。

提高共同养育指导的针对性。对于不同群体父母的指导要各有侧重，城市父母、东部地区父母、3～6岁儿童父母等群体的认知相对较好，但需要进一步改善其教育行为，建议父亲要积极投入孩子的照料与教育，提高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的一致性。对于农村父母、中部地区父母、流动儿童父母、0～3岁儿童父母、低受教育程度的父母及高学历父亲等群体要普遍增强共同养育的意识，改善教育行为。

（二）提高全社会对父亲角色重要性的认识，普遍增强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的意识，并提高其能力

父亲需要在家庭教育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家教指导部门也要进一步加强父亲在家庭教育中地位和作用的宣传，给家庭更多父子互动的活动机会，为父亲更好地参与儿童的照料和教育指导提供方法和指导，发挥父亲的养育特长。加强父亲对母亲的支持作用，通过父亲的加入提高其亲子关系体验，并提升家庭整体的满意度。对母亲提供如何处理共同养育关系的指导。母亲虽然有更高的共同养育的需求和认识，但如何在家庭生活中调动父亲的养育热情以及在养育中与父亲形成合作关系还需要得到指导和帮助。

加强对学前儿童父亲角色和共同养育的研究和实践指导。特别要加强对0～3岁儿童父亲参与家庭教育和共同养育理念的传递，提高3～6岁儿童父亲参与家庭教育和共同养育能力的指导。

（三）促进文化融合，提升代际合作水平

深入了解社会文化对家庭教育和父母角色的影响，促进文化融合。文化的差异和影响是真实存在的，每个地区的父母对父母角色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需要通过指导和交流促进相互的理解和包容、融合与发展，以实现家庭的幸福。

增进对祖辈参与养育的正确认识。祖辈参与家庭养育对家庭来说并不是一个消极因素，可以提高家庭内部的支持水平，进而提高养育水平。但祖辈参与养育可能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矛盾，如对祖辈心理的影响、影响父亲参与、祖辈和父辈对儿童习惯养成之间的矛盾等。对于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需要加强研究，但也要使家庭看到祖辈参与养育的积极因素和价值，促进合作养育的形成。

（四）加强对重点人群的教育指导

加强对西部、农村和低学历人群的角色准备教育，为孩子的到来提供必要的准备。从公共卫生服务上继续加强优生优育的普及教育和服务力度。继续加强男女平等教育。加强对低学历、低年龄以及单亲与隔代家庭的父母的帮助和指导。以更灵活的方式将养育孩子的指导点滴渗透到他们的生活中，如联合社区对这些家庭进行定期走访，有针对性地对他们具体的问题提出方案和解决建议。

加强对新婚、准父母及年轻父母的教育指导。加强孕前心理准备方面的教育指导，为父母提供自主学习的权威渠道。为父母提供父母角色的心理准备教育，以使他们对有孩子后的生活变化产生基本的预期，更平稳地实现角色转化。针对年轻父母设计一套专门的培训方案，结合年轻人的特点和利用目前电子平台的便利性，进行培训和指导，等等。同时为父母提供家庭教育学习的更权威的渠道，避免不科学的信息给父母造成的困扰。

（五）坚持问题导向，根据家庭教育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选择指导内容，加强儿童情感和心理养育能力

家长对指导内容除了有共性要求外，还有个性要求，主要表现为：每个年龄段儿童应有反映各自年龄特点的指导内容；同一年龄段儿童不同类别的家庭，指导内容也应有不同侧重。为了达到提高家长教育素质和改善家长教育行为的目标，指导内容应该切合家庭教育的实际，能满足家长的需求，通俗、易懂，容易被家长理解和接受。针对家庭教养中存在的问题，特别要加强家长在儿童情感和心理养育方面的技巧和能力培养。

（六）加强对0～6岁儿童家庭教育工作的重视，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体系

强化国家和政府在儿童早期发展中的福利责任，建构综合性的儿童福利体系，在当前卫生保健等基础性服务之上，不断创新政策和服务形式，将0～6岁儿童早期家庭教育纳入公共政策和服务体系。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第一责任人”，政府必须将责任落到实处，各级政府要明确职能，加大对儿童及其家庭的扶持和保障力度，真正落实儿童优先和平等发展的原则，真正改善民生，共享发展成果。

家庭教育公共服务的对象应是社会中的全体儿童和家庭。家庭教育公共服务的对象不分城乡，既包括城市儿童，也包括农村儿童；既包括困境儿童，也包括正常儿童。提供普惠性的家庭教育公共服务是中国未来儿童福利发展应该努力的方向。除了困境家庭以外，很多普通家庭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也面临儿童照顾压力与育儿指导能力不足等方面的问题，需要社会和专业机构的支持和帮助，以最大限度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应建立发展型的社会政策，促进儿童和家庭的发展。

（七）积极培育社会组织，为家庭教育工作社会化提供政策支持

在家庭教育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教育变得越来越复杂。家长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经常会遇到各种困扰，仅凭已有的经验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亟须来自专业机构和社会团体的支持与帮助，从而为孩子的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引入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应成为今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发展的一个方向。

在我国家庭教育工作格局的建立过程中，社会组织是不可或缺的力量。社会组织亟须得到扶持并发挥更大作用。目前我国家庭教育方面的社会组织主要有各级家庭教育学（研究）会，儿童发展类的基金会，以及一些专业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在家庭教育研究、培训、决策咨询、指导服务方面，提供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家庭教育服务。实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专业化，要注重培育和发展家庭教育方面的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促进家庭教育公共服务的专业化和社会化发展。鼓励社会组织根据家庭多样化的需求以及本身的优势，为家庭教育提供服务，以多样化的服务应对多样化的需求。通过加强专业培训、政策支持、资金扶持等方式，培育和发展具有服务家庭潜力的社会组织，来承接政府公共服务项目，使其在参与社会发展、承担社会责任中发挥更大价值。

（八）对不同人群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

要对不同家庭儿童的早期教育进行分类指导，特别要关注处境不利地区和儿童的早期家庭教育问题。通过公共服务对0～6岁儿童早期发展进行支持，应建立分类别的公共服务体系。比如对于二胎父母提供更有力度的社会支持政策。调查显示，虽然父母年纪较轻，学历较高，但是由于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较少，因而直接影响了家庭教育的质量。随着“二孩”政策的实施，更多的家庭面临照顾孩子的时间、精力和经济问题，应出台相关政策予以支持。

特别要关注留守儿童父母、流动儿童父母、单亲家庭等群体的家庭教育问题，明确这些家庭的实际需求，有的放矢，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对于留守儿童家庭，要增强父母的责任心，提高家长素质，从尊重孩子开始，营造良好的家庭内部环境。制定相关法规，加强对流动儿童的管理与保护。要保证留守儿童、流动儿童以及其家长可以随时得到政府提供的专业社工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家庭教育公共服务。政府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尤其是在家庭教育上要注意尊重父母，把握好边界。

（九）建立有效的家庭教育工作监督评估机制

建立严格健全的家庭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机制。政府和专门的监督机构应该定期评估家庭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情况，效能和经费执行情况。总结家庭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开展好的地区经验，并进行推广。

目前虽然建立了一些评估制度来督促家庭教育工作的执行，但评估内容较为简单粗略，评估主体和制定主体高度重合，评估方式以自查评估为主，评估结果对各级各类部门缺乏影响力和约束力，这使评估的效果大打折扣，应进行改善。政策评估制度的缺陷造成了政策执行力度的严重不足，要建立科学明晰的家庭教育政策评估指标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加强对家庭教育政策执行的外部评估，并健全评估结果的问责制度。

（十）完善家庭教育法律政策，促进家庭教育立法取得实质性成果

社会转型给家庭教育带来了很多新挑战，由于家庭教育在制度上缺乏顶层设计和总体安排，家庭教育的政策法规相对缺失，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存在缺位，家庭教育的监督管理不够规范，一些家长的家庭教育知识缺乏，家庭教育理念不够科学，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立法来加以规范和解决。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同志提出的关于推进家庭教育立法的建议，借鉴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经验，在推进国家层面家庭教育立法的同时，积极推动地方层面的立法，形成上下联动、横向互动、同时推进的良好态势。在地方，重庆市2016年出台了《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山西省、贵州省已将家庭教育立法纳入了人大立法计划，还有一些地方已经启动了立法调研工作。这些都为推进国家家庭教育立法和地方立法提供了可借鉴、可参考、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和有效做法。

参考文献

陈竞芳，2008, 《家庭教育中父母角色定位探究》,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第2期。

丛中笑，2014, 《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状况调查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雅云编，1988, 《社会心理学词典》，农村读物出版社。

关颖，2011, 《家庭教育指导的倾向性问题和着力点》, 《当代青年研究》第2期。

郝玉章，2007, 《已婚独生子女父母角色的实证研究》,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第6期。

胡向明，2010, 《“80后”城市独生子女之父母角色替代现象分析》, 《中国青年研究》第9期。

黄鹤，2017, 《我国家庭教育指导的对象、渠道、内容与形式——六省市家庭教育指导现状调查的总结》, 《中国校外教育》（上旬）第3期。

寇文青，2008, 《初中生父母亲父母角色认知情况及其分类特点——以河南澲阳市为例》，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李锦英，2006, 《我国家庭教育问题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林崇德，2009, 《发展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刘丽莎、李燕芳、吕莹、李艳玮，2013, 《父亲参与教养状况对学前儿童社会技能的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第1期。

明玉君，2010, 《幼儿心目中的父母角色形象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全国妇联儿童部a, 2016, 《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全国妇联儿童部b, 2016, 《第二次中国家庭教育现状调查分析报告》。

宋得龙，2013, 《家庭教育指导情况调查及问题分析》,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覃丽，2015, 《家庭教育视野下的学前儿童教育问题探究》, 《中国教育学刊》第12期。

邢学玮、伍新春、侯建芳、刘畅、陈玲玲，2014, 《父亲的角色态度对其教养投入的影响：母亲态度类型的调节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第4期。

Baker, J., Mchale, J., Strozier, A. & Cecil, D.2010. “Mother-grandmother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s in Families with Incarcerated Mothers: A Pilot Investigation, ”Family Process, 49（2）.

Barnett, M. a., Scaramella, L. V., McGoron, L. & Callahan, K.2012. “Coparenting Cooperation and Child Adjustment in Low-income Mother-grandmother and Mother-father Families, ”Family Science, 2（3）, 1-12.

Belsky, J., Putnam, S. & Crnic, K.1996. “Coparenting, Parenting, and Early Emotional Development,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Development,（74）, 45-55.

Belsky, J.1979. Mother-father-infant Interaction: A Naturalistic Observational Stud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5（6）, 601.

Cabrera, N. J., Fagan, J., Wight, V. & Schadler, C.2011. “Influence of Mother, Father, and Child Risk on Parenting and Children's Cognitive and Social Behaviors, ”Child Development, 82（6）, 1985-2005.

Conner, D. B., Knight, D. K. & Cross, D. R.1997. “Mothers' and Fathers' Scaffolding of their 2-year-olds during Problem-solving and Literacy Interac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5（3）, 323-338.

Darling, N. & Steinberg, L.1993.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An Integrative Mode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3（3）, 487.

Easterbrooks, M. A. & Goldberg, W. A.1984. “Toddler Development in the Family: Impact of Father Involvement and Parenting Characteristics, ”Child Development, 740-752.

Egeren, L. A. Van& Hawkins, D. P.2004. “Coming to Terms with Coparenting: Implications of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11（3）, 165-178.

Hays, S.1998. “The Fallacious Assumptions and Unrealistic Prescriptions of Attachment Theory: A Comment on“Parents'Socioemotional Investment in Childr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0（3）, 782-790.

Högnäs, R. S. & Carlson, M. J.2010.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Union Stability in fragile famil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2（5）, 1220-1233.

Jia, R. & Schoppe-Sullivan, S. J.2011. “Relations between Coparenting and Father Involvement in Families with Preschool-age Childr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7（1）, 106-118.

Lamb, M. E., Pleck, J. H. & Levine, J. A.1985. “Effects of Paternal Involvement on Fathers and Mothers,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9（3-4）, 67-83.

Lamb, M. E.2015. The Role of the Father: An Introduc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of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s in Two-Parent Families,（October）.

Laurie A. Van Egeren, Dyane P. Hawkins.2004. “Coming to Terms With Coparenting: Implications of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11（3）, 165-178.

Liss, M., Schiffrin, H. H., Mackintosh, V. H., Miles-McLean, H. & Erchull, M. J.2013.“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Quantitative Measure of Intensive Parenting Attitudes,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2（5）, 621-636.

Martin, A., Ryan, R. M. & Brooks-Gunn, J.2007. “The Joint Influence of Mother and Father Parenting on Child Cognitive Outcomes at age 5,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2（4）, 423-439.

Martin, A., Ryan, R. M. & Brooks-Gunn, J.2010. “When Fathers' Supportiveness Matters Most: Maternal and Paternal Parenting and Children's School Readines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4（2）, 145-155.

Mcconnell, M. C. & Kerig, P. K.2002. “Assessing Coparenting in Families of School-Age Children: Validation of the Coparenting and Family Rating System, ”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ural Science, 34（1）, 44-58.

Mchale, J. P., Kuersten-hogan, R. & Rao, N.2004. “Growing Points for Coparenting Theory and Research,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11（3）, 221-234.

Mchale, J. P., Salamy, N., Russell, K., Khorram, A., Mulla-, H., Suneson, L., …Bersznaiz, S.1995. “Coparenting and Triadic Interactions During Infancy: The Roles of Marital Distress and Child Gender,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1（6）, 985-996.

Natasha, J., Scott, M., Fagan, J., Steward-streng, N. & Chien, N.2012. “Coparenting and Children's School Readiness: A Mediational Model. Family Process, 51（3）, 307-324.

Parke, R. D.2004. “Development in the Family, ”Annu. Rev. Psychol., 55, 365-399.

Pleck, J. H.2012. “Integrating Father Involvement in Parenting Research, ”Parenting, 12（2-3）, 243-253.

Ryan, R. M., Martin, A. & Brooks-Gunn, J. =2006. “Is one Good Parent Good Enough?Patterns of Mother and Gather Parenting and Child Cognitive Outcomes at 24 and 36 Months, ”Parenting, 6（2-3）, 211-228.

Schoppe, S. J., Mangelsdorf, S. C. & Frosch, C. A. =2001. “Coparenting, Family Process, and Family Structure: Implications for Preschoolers' X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5（3）, 526-545.

Scrimgeour, M. B., Blandon, A. Y., Stifter, C. a & Buss, K. a. = 2013. “Cooperative Coparenting Moder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Children's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7（3）, 5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