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研究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1.3.1 创新之处

本书运用支出倒推法对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要素份额进行了测算，发现1952～2009年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呈现倒“N”形的变动规律。从劳动收入占比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收入占比较高，曾达到65%, 60年代后逐渐降低，变为55%，进入80年代后劳动收入迅速提高达到60%，到90年代中期后开始迅速下降，2000年后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只在50%了。

劳动收入占比的长期决定因素是劳资合约的治理模式——剩余控制权的配置。马克思经济学从整体分析的角度，得出了收入分配由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决定的理论。具体到微观制度来看，劳资双方的收入份额是由合约的治理模式决定的，合约治理模式的关键是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分析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制度，必须深入合约的具体治理模式——剩余控制权配置来看。

劳动收入占比在中国的倒“N”形变化是由合约治理模式的演进导致的。第一阶段的劳资合约属于国家终身雇佣制，剩余控制权占有较多的一方为国家资本，此时劳动收入占比较低；第二阶段的劳资合约为承包制，此时劳动者的剩余控制权得到提高，劳动收入占比逐渐提高；第三阶段的劳资合约是资本市场主导的市场雇佣，此时在剩余控制权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方是资本方，因而劳动收入占比又逐渐回落。

货币冲击将通过资本方的资本深化行为影响劳动收入占比。以货币扩张为例，货币数量的大幅增加将导致资本要素及其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在劳动—资本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的情况下，追求成本最小化的理性企业将调整其生产要素（劳动力与资本品）投入决策——使用更多的资本品，最终资本深化导致劳动收入占比趋于下降。并且，在不同的实际合作剩余下，货币冲击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有所不同，理论上可分为三种情况。

当前货币冲击是短期内降低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重要原因。中国货币数量的增多从整体上降低了劳动收入占比，但对在职职工的工资增长率、失业率的影响方向不确定；货币数量的增多还很可能带来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分化以及劳动者内部的分化。货币数量增多损害劳动者福利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投资、民营企业投资、银行信贷投资、国家预算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等五个因素。

完善劳动者和资本方共享企业剩余控制权的制度是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的关键。提高劳动者在签约后治理中的地位是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的关键。制度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允许创新各种治理模式，这需要制度环境相对宽松；二是创新劳资合约的治理模式。

1.3.2 不足之处

支出倒推法核算的劳动收入可能高估了劳动收入占比。居民的消费、储蓄和投资支出是可以相对准确地获得的，而居民的财产收入并不能精确获得。这样，在居民收入扣除财产收入的过程中可能带来劳动收入的高估。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居民财产收入占比虽然相对较低，但是这一缺陷带来的后果是相对较小的。

本书未有效解释合约的分类比较和现实合约连续变化的矛盾。笔者对不同合约进行了比较，并对不同合约进行了分类，但应该看到每个劳资合约本身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并非像文中阐述的只包含有限的种类，而是更为丰富多彩且不断变化的。本书的分类是基于剩余控制权配置的属性进行的，并非认为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只包含有限种类。相信读者可以对理论和现实进行有效的区分。

货币冲击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作用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挖掘。本书论述了货币冲击对劳动收入占比有重要影响，并通过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检验，但其内在的作用机制还没有阐述清楚，需要进一步说明。比如，货币冲击是如何放大制度在收入分配中的决定作用的？货币冲击有没有长期的影响？如何降低货币冲击的影响？

缺少住户、企业层面的实证。本书现有的实证数据来自全国、省际、上市公司，虽然可以有效说明阐述的命题，但关于劳动收入牵扯到更为广泛的企业和住户。只有把更为广泛的住户、企业数据纳入实证中来，才可以说本书的理论和观点得到了检验，具有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合约治理的创新设计和应用。合约治理模式的改变是分配制度改革的微观基础，对理论发展、收入分配问题解决和企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本书已发现了合约治理的核心变量是剩余控制权的变化，并尝试进行了创新设计，但对于不同的企业，应该有不同的合约治理模式。这就需要“产学研”进一步融合，针对具体企业展开研究，创新合约治理模式，完善相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