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思路、方法和主要研究内容

1.2.1 研究思路

本书从制度的微观结构——合约角度和货币冲击角度分析了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的演变与波动。沿着从实际数据测度—一般理论构建—理论解释—实证检验—政策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

图1-1 本书的研究思路和总体框架

1.2.2 研究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贯穿整个研究过程。本书研究方法的基础性工具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具有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都应当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制度分析方法将应用于本书理论基础研究中，从制度层面研究我国收入分配出现如今格局的原因。通过分析数据研究不同阶段对应的问题，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追根溯源，进而提出本书提高居民收入占比的对策——创新合约治理。

劳动要素获得的收入占整体收入的比重通过支出倒推法获得。许多统计数据在中国并不完善，甚至根本无从获取。直至1993年中国的劳动收入才有官方统计数据。因此，如何得到更早期的劳动收入占比数据，是摆在笔者面前的一道难题。笔者认为获得劳动收入占比数据的一个可行、可靠的方法是与居民支出相对应，居民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支出来反映。

劳动收入占比变化通过理论推断法来解释。本书的理论推断翔实而具体，通过理论推断来解释现实，与以往大框架下的理论阐述有明显区别。首先从制度视角分析不同阶段的劳动签约模式的不同特征，而后在推导劳动要素收入在整体收入中的比重变化情况时以这些特征为基准，最后比较真实值与推断值的拟合程度。如果拟合得较好，则证明现实变化能够被本书的理论证实，本书的理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本书的结论通过宏观与微观两方面的实证来检验。在从各种渠道获得居民收入的统计数据和其他珍贵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从论点、论据与论证的逻辑出发，在论据准备充分后，从论证角度逐一将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及相互关系予以厘清。本书建立的计量模型既包括宏观模型，也包括微观模型，既有同一层次的模型，也有分层次的模型，结合计量经济学的多项前沿研究成果对本书的理论基础进行充分的论证，以便提供可靠的研究结果作为收入分配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资料，保证研究的严谨性。

1.2.3 主要研究内容

第1章：引言。

第2章：相关文献述评。当前研究的趋势和问题体现在以下三点。①客观的分配格局需要进一步研究。通过统计数据、调研数据都说明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较低、收入差距较大。但没有统一的、长期的、具体的收入分配格局数据。②长期制度研究的缺失。现有的制度研究更多是为此类研究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还没有系统地进行制度解释。③缺少劳动收入占比短期波动的解释。根据“卡尔多特征事实”劳动收入占比应该是稳定的，这与现实中过多波动不符，需要研究。这正指出了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角度：一是客观测算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变化，二是从制度角度对劳动收入占比变化进行系统解释，三是从冲击的角度解释劳动收入占比的短期波动。

第3章：测算要素收入在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变化。本章得出的1952～2009年要素收入占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份额的比重由支出倒推法首次测算而来。居民的各项收入来源包括自营收入、财产收入和劳动收入，消费和投资则构成支出，这是支出倒推法的测算基础。居民的消费与投资之和减去财产收入、自营收入中属于资本的部分、贷款资金的流入和转移支付构成劳动收入。倒“N”形变化规律是1952～2009年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总体规律，这一变化是通过核算发现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收入占比较高，但后来有所回落，直至改革开放前，劳动收入占比一直较低，劳动收入迅速提高至60%是在80年代后，随后90年代中期劳动收入占比又逐渐下行，至2000年后劳动收入份额在整体收入份额中的比例一直徘徊在50%。与其他核算方法对比来看，本书核算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长期地分析劳动收入占比情况，能够有效地避免劳动收入统计口径变化造成的误差。同时，劳动收入占比最高，波动较大，也是本书与其他核算方法稍有区别的地方。

第4章：劳动收入占比决定的长期因素——劳资合约。本书对新古典经济学中要素收入占比的分析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新古典的分析工具主要是劳动供求下的均衡价格，而这一分析不能直接拿来研究各要素从整体收入份额中获得的比例情况，对应的政策指导建议也就无从提出。各要素在整体收入份额中的收入结构应该从制度角度来研究。本书对要素收入占比展开的分析主要是基于不同的合约治理，由此推出5个可证伪的命题，本书分析的理论框架由此构建，第6章中国要素收入占比变化的制度解释，第7章实证检验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理论基石也由此形成。

第5章：劳动收入占比决定的短期因素——货币冲击。冲击会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产出或合作剩余，改变劳资双方的分配占比，使劳动收入占比在较短时间内就有比较大的改变。冲击会放大制度在分配中的作用，使之更明显地体现出来。在市场经济下，货币政策是最为重要的冲击形式，对收入分配产生了较大影响。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货币政策有多次“剧烈”冲击，都明显地改变了劳动收入占比，放大了不同制度对收入分配的作用。

第6章：从长期制度视角来解释劳动收入占比变化。本章从劳资合约的治理模式来解释1952～2009年劳动收入在我国国民收入整体份额中的占比变化情况。具体方法是先根据核算理论推算劳动收入的占比情况，然后将这一核算的理论值与实际值对比。研究发现历年的劳动收入占比变化较好地由劳资合约治理的演变进行了“预测”。通过这一章，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原因已经比较充分地由制度框架给出回答。为更加深层次地验证本书的基础理论，那么相对应的更高层次、更加先进的计量方法与完整的数据应当被充分利用，以期进一步验证相关命题和推论。

第7章：制度决定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实证检验。劳动收入占比在中国的变化可以从合约治理的角度很好地解释。这说明劳资合约签约后治理模式与劳动收入占比关系密切。这就需要证明劳资合约签约后治理模式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具体关系，因果关系在两者之间到底存不存在？如果存在，那么有多大的解释力？若要顺利完成这一检验，则选择合适的检验方法及选取合适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极为重要。单纯利用时间序列的检验可能并不能充分说明这一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本书所拥有的年度宏观时间序列数据规模不大。除此之外，本书还使用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也利用微观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如此一来，本书的计量分析在包含宏观时间序列数据的同时还有微观截面数据，模型的可靠性大大提升。

第8章：货币冲击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实证检验。本书利用1993～2011年的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研究了货币数量与整体劳动收入占比、在职职工实际工资增长率及失业率等三个劳动者福利变量的关系及出现此种关系的原因。从两者关系来看，中国货币数量的增多从整体上降低了劳动收入占比，但对在职职工的工资增长率、失业率的影响方向不确定，货币数量的增多还很可能带来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分化以及劳动者内部的分化。

第9章：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从1995年开始，劳动要素在中国国民收入“蛋糕”中获得的份额一直有降无升。中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劳动要素获得的收入份额不断下降，这一形势是相对保守滞后的制度变迁造成的，经济发展不一定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微观劳资合约的治理模式是制度的核心。在当前的中国，资本主导剩余控制权是主要的劳资合约治理模式，这在收益分配时必然造成劳动者的弱势地位，以致经济发展结出的硕果劳动者不能采摘，影响劳动者“灌溉”这棵“经济之树”的积极性。要使劳动者收入占比不断下降的趋势得到遏制，就必须着手改革制度，才能真正扭转劳动者在签订劳资合约时话语权不足的情况。本章的论证分析主要是依据本书提出的劳资合约治理理论，并尝试提出制度改革建议以缓解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现状。劳资合约治理模式的创新是核心的政策建议。有两点需要说明。①制度改革是在发展基础上的改革，而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如有任何制度改革偏离发展主旨，则劳动者可能因此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②笔者的想法更多的是提供一种思路。虽然本书的理论构架相对系统，也有数据的支撑和相关的调研，但提出的提高劳动者收入占比的建议，其实际可操作性还有待商榷。只有经过实践者不断探索和创新的制度改革才具有同等的实践操作性。本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激发这种探索和创新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