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资合约、货币冲击与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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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对象、方法和数据来源

3.1.1 研究对象

各生产要素从国民收入这块“蛋糕”中分别获取的比例是本书的研究对象。生产要素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同的划分属性又可分为各种狭义的要素组成。劳动、土地和资本是最为简单和传统的要素划分办法。而将参与生产的全部要素都定义为生产的资本则是相对复杂的区分,但不同的划分表征了不同含义。由于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投入产出理论,以及被普遍接受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将资本和劳动力视作两种生产要素已经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事实。考虑到研究的普遍接受性和简便性,这种划分方法也被本书沿用,资本(K)和劳动(L)是本书研究的两种生产要素。由国民收入的收入核算法可知,国民收入由劳动和资本收入构成。但是以生产税净额形式存在的政府部分(G)也是国民收入除开要素收入以外的部分,这是现实经济中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若要体现国民收入分配的完整性,则应该将政府纳入收入分配的范围。

初次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核心所在。国民收入分配普遍定义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初次分配,第二层次是二次分配。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是初次分配的主要目标,保障生活是二次分配的目的,两次分配的作用各有分工。生产分配中占据更为主导地位的是初次分配,主要用于激励不同要素的行为。初次分配中的不合理是收入分配在中国存在的首要问题。初次分配是本书的研究定位,这样不仅可以使研究简化,更重要的是更加鲜明地突出研究重点。但本书的研究也没有完全被初次分配所局限,并非忽视二次分配的影响力,而是在研究中国收入分配,甚至经济制度的特点时以初次分配作为主要视角。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和政府收入在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变化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从1952年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到2009年市场经济不断完善是本书研究的主要时间跨度核算始于1952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从1952年开始中国有了较为相对规范的统计数据。

3.1.2 研究方法

核算各种要素如何分配国民收入总体份额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核算法是以资金流量表提供的数据为依据。从1992年开始的部门收入都可以由修正后的资金流量表提供,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可以从这些部门收入中推导得出。这一方法主要以经济普查年份(2004)的劳动报酬总额为基数,再使用基于抽样调研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增长率,计算出之前年份的劳动报酬,因而这一数据的质量有待考量笔者认为资金流量表的这一编制推算方法带有较大偏差。白重恩、钱震杰(2009a)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但笔者认为资金流量表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资金流量表单纯追求和统计数据总量的一致,忽视了数据统计中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资金流量表中的劳动报酬总额,只是一种粗略的估算,并未体现出资金流量应有的含义和价值。第二种核算方法是利用收入法核算GDP。1993年至今的收入法核算GDP的统计数据是此种方法利用的数据源,这种方法还对各要素获得的收入进行了直接的调查统计,核算方法相对科学。但这一核算法的缺陷是非经济普查年份与经济普查年份的核算口径的比较有难度,尤其是2004年实行了全新的统计口径,以这一年为分界点,前后年份核算的数据很难进行直观的比较。时间跨度较短,不能有效说明趋势的长期变化是这两类方法共同存在的缺陷。故而若以这两种方法为基础进行研究,很可能在研究时出现很多疑问,可能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两种方法都要基于经济普查年份的调查数据。在中国当期税收和社保制度下,有必要质疑对企业直接调研的劳动收入统计数。这就直接动摇了这两种方法的基础。在布朗芬布伦纳(2010)的《收入分配理论》一书的第二章中指出收入分配的统计之谜:相对其他调查数据,关于收入的直接调查数据更不可信。

鉴于以上两种方法的不足,本书将运用支出来反推收入,即利用支出倒推法核算出各要素获得国民收入份额的比重。国民经济部门的资金流动角度记账是支出倒推法的主要原理通常来看,居民收入分为三部分:劳动收入、财产收入和经营收入。在经营收入可分割的情况下,居民收入只有两种: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根据统计年鉴的收入法进行劳动收入核算,来源于对企业或其他单位薪酬发放的直接统计。由于中国企业薪酬发放的灵活性和隐蔽性,会带来劳动收入统计小于真实值的情况。本书认为这一影响是较大的,甚至直接造成核算的不准确,造成误判。本书的方法是从收入的支出效果出发的,通过核算居民支出达到的程度来倒推出收入。支出数据测度相对容易,特别是从整体来讲支出数据是长期连贯的。但如果把居民收入分成劳动收入、财产收入和经营收入,就必须把财产收入从居民收入中剥离出来。财产收入不可避免地要进行直接核算,这可能又会低估财产收入,高估劳动收入。鉴于当前中国财产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例较小,这种方法的成本也是相对较小的。从准确程度上来讲,本书的方法优于劳动收入的直接统计法。消费和投资的程度不仅受收入的影响,还受到居民财富的影响。当前,中国居民的主要财富是存款和住房。存款的财富效应较小,主要是住房的财富效应。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单纯的财富效应增大,引起消费和投资变化会带来净存款的变化,这会在本书的核算中得到体现。。这种方法主要有三大优点:其一,消费和投资数据从属支出数据,在中国的支出统计资料中还区分了不同部门的消费和投资,因此数据更加详细、完整。而劳动要素获得的收入只有在住户部门中才涉及,因此可以将劳动收入通过交叉计算得出。其二,政府收入(生产税净额)数据相对而言基本没有异议,而且这一数据的统计相对充分、连贯、时间周期长。其三,资本收入是国民收入在分配完劳动收入和政府收入之后的部分,资本收入可由GDP减去生产税净额和劳动收入获得。综合这三点,住户的劳动收入核算是其中的关键。下列各式列出了具体的核算方法。

其中,收入由y表示,支出由Y表示。

其中,居民(住户)收入由y1表示,劳动收入由l表示,财产收入由k表示,营业收入由M表示,政府对居民的净转移支付则由G表示,数值表现为从转移支付(g)中扣除所得税(t)即可得到。k属于资本收入的范畴,而M带有混合收入的含义,需要具体划分为劳动营业收入和资本营业收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本书将按照不同阶段调整M,分为营业盈余中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这里把农户的收入全部归为了劳动收入,这可能带来劳动收入的高估。现有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也把这一收入全部归为了劳动收入。

其中,居民支出由Y1表示,消费支出由C表示,投资支出由I表示;一般而言,居民的投资并不纯粹意味着购买产品或资产,也包含居民储蓄这里的储蓄应该还包括居民手中的现金。如果假设居民历年保存的现金不变,这一现金值就可以忽略。本书在核算过程中认为这一假设条件成立。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手中的现金会缓慢增长,这种假设可能会低估劳动收入。

其中,非储蓄性投资由I1表示,净储蓄增加由S1表示,将新增贷款从新增存款中扣除即可得;资本形成总额(I2)、存货(S2)和非实体投资(I3)可以由I1进一步细分。

其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由I2表示,存货增加额由S2表示。劳动要素获得的收入可以通过以上各式的混合运算得到。

在生产税净额T已知,劳动收入L算出的基础上,资本收入K可以通过下式得到。

本书核算方法的优点在于:①更高的可信度,支出倒推法避免了直接统计中关于收入问题的调研误差,因为这是从支出倒推收入;②在中国统计数据中公布的关于消费和投资的数据统计口径基本一致,口径相对固定,不会因统计口径的变动而前后数据不连贯,导致核算结果不科学只要消费和投资的数据是相对准确的,那么就可以对居民的资金运用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虽然对居民财产收入和具体投资额度的核算会相对降低数据质量,但总的范围是客观的,具有代表性。;③本核算方法更加简单而且精确,因为本方法未单独仔细核算资本收入,尤其是不需要核算企业折旧和盈余,而这一部分的数据相对难以搜集。但本书的核算方法也有如下缺陷:①需要将营业盈余区分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需要对住户的财产收入(k)和营业盈余进行核算;②存货数据和固定资本总额数据的真实性可能有待提高,如统计年鉴一般不会公布小额投资数据(如50万元以下的投资额),因此,这部分数据是由笔者推算出来的;③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高低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是由投资数据和居民营业盈余数据的质量问题导致的,因而需要对数据的真实性作进一步的微调处理中国的统计资料相对匮乏,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这就造成了对这一问题研究的非完全客观性。本书提供的方法是相对简单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提供了精准的要素收入占比数据,而在于对这一问题不同角度的尝试性探索。笔者希望本书对这一问题的边际行为,最终能带来要素收入分配问题的整体解决。

3.1.3 研究数据来源

中国的宏观统计年鉴类资料是本书使用的主要数据来源。包括以下具体来源:《中国经济普查年鉴》《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1992~2004》《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国统计年鉴:1986》及2005~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后的统计年鉴可以在国家统计局网站获得,1995年以前的统计年鉴可以逐年查录相关纸质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