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为“九卿”：学术史回顾

“九卿”这一名词在两汉文献中频繁出现，所以人们通常认为他们就是汉代切实存在着的中央行政职官。然而稽诸汉代文献，其中不乏窒碍难解之处，如班固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中罗列了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中尉等十位中央职官后，称“自太常（即奉常）至执金吾（即中尉），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将这些职官归为一类进行叙述，认为他们的地位、性质相同，然而在数量上却超出了九卿的数字限制。又如，作为三辅之一的右内史有时也被列为九卿。“武帝立，庄稍迁为鲁中尉、济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为右内史”。[1]其秩级按《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所言仅为二千石。这也是一个矛盾。[2]

这些矛盾很早就被人注意到了。《太平御览》卷228《职官部》引韦昭《辨释名》：

汉置十二卿：一曰太常，二曰太仆，三曰卫尉，四曰光禄，五曰宗正，六曰执金吾，七曰大司农，八曰少府，九曰大鸿胪，十曰廷尉，十一曰大长秋，十二曰将作大匠。辨云：汉正卿九，一曰太常，二曰光禄勋，三曰卫尉，四曰太仆，五曰廷尉，六曰鸿胪，七曰宗正，八曰司农，九曰少府，是为九卿。[3]

按照《辨释名》的观点，汉代并不存在九卿，而是十二卿。而韦昭称“九卿”为“正卿”，暗含着他将《释名》所提到的十二卿区分为不同的层次，以此来弥合这种矛盾。徐天麟在《西汉会要》中对这个问题也采取了类似的处理方式，他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为九卿，执金吾、将作大匠、典属国、水衡都尉为列卿。在以后诸多关于秦汉历史的论述中，但凡涉及这个问题，更多的学者都直接称“九卿”。这一名词的使用虽然可以理解为把九卿当成一个普通的概念，但同样也可以认为他们已经默认汉代的官僚体系中存在着九卿。

现代学者专论九卿时，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有”与“无”的问题上，而是将这个概念看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如大庭脩论及此问题说：

伊藤德男指出，九卿可以下定义为：在与三公思想充分发展而产生的一系列思想中，授予中二千石以下至比二千石官吏的朝位的称呼，在西汉不一定是指特定机构的长官。我赞成这种观点，不应拘泥于九或十二这一特定的数目，而应该认为它是对丞相、御史大夫以下设立的分掌实际职务的机构长官的总称。[4]

也就是说，在西汉时期并没有实际存在的九卿，东汉的情况不清楚。其个中缘由大庭脩亦没论说。

徐复观也持相似的见解，但他详细地论述了九卿这一名词的源流：

至于“九卿”，则自周初以迄战国，未曾发现此一官制的痕迹……我以为“九卿”一词，恐以《吕氏春秋·十二纪》为最早而可信……他们所以将春秋时代流行的六卿改为九卿，或者因为晋、宋等国既已有六卿，则作为大一统的秦帝国，自应要比他们多出一些。而由六升到九，或者是因为《左传·文公七年》有“六府三事，谓之九功”的话而来；或者是出自他们特殊的数字衍化，由三公衍化而为九卿，则不易断定。[5]

当然这种观念中的“九卿”又逐渐变成事实上的“九卿”，接着他又论说道：

西京对于本不止于九而称九卿，与本不足为三而称三公一样，乃象征性之使用，并未尝为“九”之数字所拘。成、哀而后，直至东汉，始将观念上之九卿，坐实而为事实上之九卿。此与三公的情形相同，乃官制上由观念演向事实的显著一例。[6]

安作璋、熊铁基先生主要从和三公官关联的角度来考察“九卿”一词，认为东汉一代，九卿依然不是定制。[7]我们赞同这一观点，并展开进一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