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启蒙”外来说及其“断裂”语境
以欧洲“启蒙运动”为模范的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在人们的一般理解中，似乎接受的是西方的Elightenment理念，而认为它是与中国传统的“教化”观念截然不同的现代观念。如董建、王彬彬和张光芒在合撰的《启蒙在中国的百年遭遇》中就认为，“我们今天在现代思想文化运动意义上所使用的‘启蒙’这一概念，同‘革命’、‘经济’、‘政治’、‘文学’等众多用语一样，又可以说是一个从日本输入的外来词。……具有了与汉语原有的纯工具性‘启蒙’不同的意义。与西方意义上的‘启蒙’同时输入，是欧洲启蒙运动中确立的‘理性’与种种现代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念。于是，启蒙之火，也开始在这块有着两千年专制史的老大帝国的土地上燃烧”。论者进一步指出，“当日本明治时期的学者遭遇英语的Enlightenment含有‘照亮’之意的概念时，日本学者想到了汉语中的‘启蒙’二字，于是便将这个西方概念译成‘启蒙’。应该说，这个翻译是颇为传神的”。
这种理解代表了中国启蒙论者的一种普遍认识。
在汉语现代思想的论述中，“启蒙”又往往与“五四”结合起来进行论述，从而构成了“启蒙”断裂说的一种基本逻辑。对“五四”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的定性，构成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余英时在《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中，将1936年共产党人所开展的“新启蒙运动”视为是对五四“启蒙运动”说的首开其例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推崇以“启蒙运动”来界定五四运动，就在于“启蒙”所具有的激进政治诉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由启蒙运动的观点重新界定五四，并不是对历史所作任意性的解读。相反地，他们可能出于这一信念，即与文艺复兴相比，启蒙运动更有利于为他们的政治激进主义服务，因而作了一种蓄意而又经过精打细算的选择，毕竟文艺复兴太过遥远、也太过温和，对他们所向往的革命没有直接又实际的关联”。与之相比，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如胡适更愿意选择“文艺复兴”作为启蒙运动的命名，“这不仅因为他提倡以白话文作为现代文学的媒介，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对历史连续性有深刻的体认”。余英时认为对“五四”的这种不同界定并不是一种任意的概念比附，而是代表两者互不相容的规划，前者是一种经过伪装的政治规划，而后者被视为一种文化和思想的规划。余氏的论述，有简化中国“五四”启蒙论述说之嫌，这是因为：第一，最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五四”启蒙运动说在左翼人士中已经较为流行。如早在1928年，左翼文艺理论家成仿吾就指出，新文化运动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展的“启蒙思想的运动”，其成绩“只限于一种浅薄的启蒙”，而在“旧思想的否定”和“新思想的介绍”两方面都不曾收到应有的效果，他以此反思五四文学革命，并为其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奠定思想的基础。第二，对“五四”启蒙运动说的界定，并不总是对“启蒙”给予肯定。成仿吾的观点实际上是对于“五四”的否定评价，这一评价与马克思唯物主义和阶级论的观点相结合，对于后来左翼评价五四产生重要影响。左翼“新启蒙运动”基本上就是对于五四的这种不彻底性进行消极评价。第三，正如张艳所揭示，由于“启蒙”所具有的彻底批判能量，导致共产党人在使用时充满审慎，在很大程度上，“革命”一词更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而成为共产党人舍弃“启蒙”采用“革命”的基础。第四，“五四”启蒙运动说并不限于左翼人士。比如1936年冬周作人、林庚、俞平伯、废名等人就都“深感到新的启蒙运动之必要”，他们试图借助林庚主编的《世界日报》的《明珠》副刊来进行这样的启蒙，这里的“新”无疑正是针对“旧”的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言。李长之也将五四运动视为“文化上的一种启蒙运动”，并且是一种“缺少深度，缺少对于人性之深度的透视”的“清浅”的启蒙运动，他认为中国现阶段的“中国本位”的自觉的文化运动乃是“文艺复兴”，对此他充满期待。由此可以看到，左翼以外的其他文化人也有视“五四”为启蒙运动，并指出其不足之处的。但无论是对“五四启蒙说”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启蒙”却具有一种共同的理解视野，即它是断裂的、激进的、甚至是粗浅的。他们或者要以更加彻底的断裂和激进来推动中国社会的思想革命，或者对此进行否定，而提倡温和的、与传统延续的、深刻的“文艺复兴”说来建构文化变革的规划。“启蒙”作为一个充满激进和断裂的语词，人们自然不会将它在词义内涵上以及传统的黏着性带进思考之中。
实际上，余英时还忽略了“启蒙”的另一种自由主义式的理解。这种理解将西方启蒙理念所包含的价值作为自身话语建构的基础，将五四视为一次被压抑的启蒙运动，“救亡压倒启蒙”说正是其典型的话语形式。它高扬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所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理念，强调个人主义的人文理想，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个性解放和学术独立正是这种价值和理想的继承者，但是由于中国内外的政治危机而导致启蒙价值被压抑，因此需要在后革命时期不断对五四的启蒙意义进行新的肯定。在这种视野中，传统的“教化”由于其内涵上的前现代性被视为需要经历启蒙的“蒙昧”内涵，“启蒙”话语逻辑的传统特性在这种话语中也同样被无视。
可以说，“启蒙”与“传统”的断裂：启蒙的价值理念的断裂，启蒙的精神资源的断裂，启蒙的话语逻辑的断裂，构成人们理解中国现代文化启蒙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视野。由于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及其观念的译介，晚清近代的知识人确实意识到西方启蒙思想对中国社会所具有的重要的现实意义，西方启蒙思想也的的确确地影响到中国现代启蒙话语的建构，这一点无法否定。但是，这种影响究竟是本质上的，还是表象的？究竟是西方现代启蒙思想还是中国古代的“启蒙”观念影响到中国现代的启蒙逻辑？这些问题却仍需要进一步澄清。在此有必要先梳理中西“启蒙”观念的历史，探讨其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