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罗斯受洗

一 基辅罗斯

斯拉夫人属于印欧语系民族，居住在从印度到西欧之间这块欧亚大陆区域。语言学材料证实，斯拉夫人的祖先位于日耳曼民族、波罗的海民族、伊朗民族和芬—乌戈尔民族之间。东部斯拉夫人文化活动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追根溯源，最早的东斯拉夫民族的国家——基辅公国 (公元9世纪) 是它生长的摇篮。后来，才在大俄罗斯民族周围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多民族的和多宗教的国家。俄国历史学家研究表明，古代罗斯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诺尔曼的军事组织、斯拉夫人的村社制度，以及东罗马 (拜占庭) 的宗教和法。

古罗斯国家的军事政治建制的形成源于对抗拜占庭、保加利亚、哈扎林人以及南面的伊斯兰国家的需要。斯拉夫人的村社制度是政治的、经济的、家庭关系的一整套体系，存在于包括东斯拉夫人居住的广大农村地区。这与欧洲西部有很大不同。在西欧，私有制得到发展，而在欧洲东部，村社制度一直保留到20世纪。这是因为村社制度不仅适应斯拉夫人的农业事务和社会生活方式，而且繁重的体力劳动更需要这种形式维持的集体主义精神，人们互相帮助才能共同维持一定水平的生活状态。

在城邦中的“维契” (Вече) ——市民会议厅，起着主要的作用。市民会议厅推举和罢免王公，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担当法庭的职能，负责税务。“维契”在每个城邦都有，在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成了最高权力和法律形式，而其他地方，“维契”只在受到政治危机和外来威胁时才有作用。

形式上古罗斯国家形成于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 (公元980~1015年在位) 时期，他在位时，东斯拉夫人的部族得到统一。东正教亦在此期间成为唯一的国家宗教。古罗斯在南方边境地区设置要塞。罗斯就这样有了国家组织的所有形态。

基辅公国的崛起，应该说主要是因与拜占庭的交通关系而促成。基辅的位置接近森林和草原的汇合处，而最早的斯拉夫原住民就生活在森林之中。对他们而言，草原是一片迥然不同的地方：那里可以最早看到太阳的升起，最晚看到太阳的落下；那里的一望无际可以让人眼界更加广阔；那里的河流可以通向更辽远的地方；这种心理使他们产生了走出森林的冲动。按说，君士坦丁堡离他们并不算近，但是，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有河道之便，遂使罗斯两个最早的城镇诺夫哥罗德和基辅可与之频繁接触。

10世纪初，诺夫哥罗德公国的王公奥列格 (公元880~912年在位)征服了基辅公国和几个小公国，把首府迁移到基辅，他统一了第聂伯河流域的大小公国，后来人们把这个统一体叫做基辅公国。奥列格王公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对内采用高压政策，强迫人民纳贡；对外实行扩张政策，侵犯邻国，特别是拜占庭的领土。两国曾发生多次冲突。公元907年，奥列格王公率兵出征君士坦丁堡，战争取得了胜利，拜占庭在公元911年被迫签订了一份条约，这是一份对罗斯人而言极其有利的贸易条约。奥列格的继任者伊戈尔，秉承父志，对君士坦丁堡发起了一场更大的征伐。他在陆地上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在海上却遭到打击。这场战争最终使得以前的一项条约于公元944年被废止。罗斯人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伊戈尔也于第二年在征收贡品时被杀身亡。

伊戈尔死亡，其子斯维亚托斯拉夫 (约公元942~972年) 尚幼，于是其妻奥利加开始管理基辅公国，从公元945年至公元962年，历时17年。奥利加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掌管国家权力的女性和第一位拥有东正教徒身份的统治者，她为基辅在东斯拉夫城邦中的权威地位进行了不懈努力。据史料记载，她在公元954年或公元955年皈依了基督教(东派，即东正教)。她在公元957年还有一次君士坦丁堡之旅，在那里受到了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接待。当然，奥利加的皈依并不意味她的臣民的皈依，但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却是族人心理与价值趋向的一个风向标。斯维亚托斯拉夫成人亲政后，连年征战，不断扩大基辅公国的疆土。他不仅使基辅周围的东斯拉夫人得以统一，还迫使维亚吉奇人以及南方特别是顿河地区的其他城邦都臣服于基辅。他曾应拜占庭皇帝之邀，进攻巴尔干半岛多瑙河流域的保加利亚，罗斯人在此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然而物极必反，他们的失败也悄然降临了。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因害怕基辅公国的强大，于是发起进攻，夺取了保加利亚首都，围困罗斯军队。公元971年7月，被战争拖得筋疲力尽的罗斯军队只好与拜占庭求和。在返回基辅的途中，大公遇刺身亡。斯维亚托斯拉夫死后，他的三个儿子发生内讧，一时使公国陷于四分五裂的局面。后来其三子弗拉基米尔掌握了政权，重新统一了基辅公国，继而他又扩大版图，击败了波兰和立陶宛。于是，基辅公国稳定和繁荣的局面出现了。

到11世纪留里克王朝时，由于留里克兄弟互相残杀，社会秩序不稳，弗拉基米尔和雅罗斯拉夫得以成为基辅的执政官——当然，他们往往被视为神的拣选。古罗斯形成两个中心：诺夫哥罗德地处北部，是与北欧经商的中心；基辅则与拜占庭通商，其地位日渐凸显，成为重镇。

二 罗斯受洗及其意义

弗拉基米尔大公意识到强大的军队虽然可以维持一时的稳定，但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有一种举国统一的意识形态，用共同的思想来团结分散的民族，以此确立古罗斯国家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君主的地位。开始时，他尝试把多神教统合划一，企图改造民众的多神教信仰，用斯拉夫人生活习惯上五个最受崇拜的神之一，最主要的、最高的神——雷神佩伦代替其他神，然而却以失败告终，因为要顾及古罗斯国家中不同民族的利益并非易事。多神教中无论哪一个神都不能让斯拉夫土地上的人们团结起来。因为各自为拜，既没有统一的崇拜对象，也没有统一的圣书和共同敬拜的场所。多神教的基础是人对自发的自然力量和对亡者对世界的关系，它的信仰中缺乏有关善恶、权力、行为规范的普遍理念；因而，改革多神教信仰的尝试改变不了旧式族群中人们的行为方式，也不能消除罗斯人在与周边的有外交和商业往来的民族的敌对与不和谐情绪，为此，只能选择某种更高层次的有普世价值理念的世界性宗教。

公元8~9世纪时，拜占庭帝国东、西、南三面被日益强大的阿拉伯帝国包围，拜占庭在与其西部罗马教会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中也节节失利，于是想方设法使东正教向黑海北岸扩展，开辟新领地。当时，西部教会的经文主要使用拉丁文，一般教徒很难掌握；东部教会经文多用希腊文，其他民族的人也不容易学会，于是东部教会想到用斯拉夫语言传教的可能性。据记载，在公元855~885年，保加利亚裔希腊教士基里尔(Кирилл, 826-869) 和梅弗季 ( Мефодий, 825-885) 受拜占庭皇帝委派，为抄传经书而创造了斯拉夫字母，并将经书译成了斯拉夫文。

古罗斯编年史中关于选择信仰过程的讲述，既像事实，又像神话。当时古罗斯与拜占庭之间有较为密切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联系，两国的商人、雇佣兵时有来往。据珍藏在基辅洞窟修道院里的俄国第一部历史文书《往年纪事》半传奇性的记载，10世纪，基辅公国的大公准备接受拜占庭的基督教时，曾派使节去那里考察。使节们到索菲亚大教堂参加宗教仪式，他们可能根本听不懂仪式上讲的希腊语，也无从体会基督教的意义，但他们喜欢教堂里的音乐，更迷上了布满了圣像的、金碧辉煌的教堂之美。这些人回来说：“人世间真没见过那么富丽堂皇、那么美的景象，那是我们形容不出来的。”他们在索菲亚大教堂里的感觉就像在天堂里一样，教堂不只是象征性和名义上的上帝的家，在他们眼里，上帝真的就住在那里。应该说，基辅公国接受拜占庭的基督教，确有要通过确立一神教以巩固国家的初衷，他们是从统治术出发，从失败的尝试中领悟到的，但对一般民众而言，他们则更多的是从直觉上、感官上被基督教教堂的辉煌、仪式的华美、音乐的动听、圣像的魔力所吸引，也就是说，首先从情绪上受到感染，同时也满足了各族群中那种“谁也没输，谁也没赢”的世俗心理，转而接受基督教的。

据说，罗马教会、伊斯兰教、犹太教都有人到罗斯人中间传过教，弗拉基米尔也对当时周边的宗教做了考量，结果发现，伊斯兰教严格戒酒，而喝酒是罗斯人的乐趣，没有酒就活不下去，对于伊斯兰教的清规戒律他们觉得无法忍受，故没有接纳。他们也考虑犹太教，但看到历史上犹太教无法保护自己的子民留在耶路撒冷，感到其神灵不够强大，所以也不予接受。再考察天主教，加入天主教等于首先要承认罗马教权的权威，这并不符合罗斯人的村社理想。而对于东正教，拜占庭的皇权被认为是神授之权，此说正对罗斯大公的胃口，因此对于弗拉基米尔大公而言，信仰东正教对他治国有利。因为东正教肯定“皇权乃天授之权”，也就是沙皇成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是人民的保护者。如此一来，神化了统治者的权力，也巩固了国家政权，加快了国家的统一。故而，弗拉基米尔大公于公元988年在拜占庭正式接受洗礼，并隆重地迎娶安娜公主，回国之后，则下令全罗斯人受洗。从此，基辅罗斯全国信奉了东正教。

罗斯接受基督教 (东派，即东正教)，尽管并非一蹴而就，即它的基督教化过程延续了200年，到12世纪末才基本完成，并且也没有完全排挤掉多神教信仰的观念，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确对俄罗斯国家生活和社会文化发生了重大乃至伟大的影响。

我们甚至可以说东正教予以这个后起的民族，犹如“灵魂附体”。东正教秉承了犹太教传统——虔诚与纪律、希腊文化传统——知识与优美，好似当时最高级别的一所大学校。可以设想一下：一个筋力喷张、眼界未开的少年蛮族进入这所大学校接受教育会是什么样子，或者说，毕业以后是什么样子。这里所说的“蛮族”，是指这个族群尚处在把身体和生命作为自己生活的全部，以自己的自然本能，对所有高出自己的文化表现出警惕乃至敌视。于是，他“入学”的第一天就被告知这样一句话，即希腊古哲说的：“认识你自己！”继而又被告知：“教育你自己！”这样，人性的因素注入了，也就是说，他认识到除了身体和物理生命之外，自己的情感和思想都应得以发展。而有限的个人若是没有严格的道德训练、良好的知识学习和优美的艺术熏陶，便不能真正地窥到神的奥秘。

这是一个民族的社会化过程，也是把一个民族比喻成一个个体的心理过程，无论是个人或是民族，心灵是“一”。有意思的是，在东正教的文化生命中，犹太性格和希腊性格并不相互扭力。但这两橛文化，彼此却是对峙的，希伯来人的宗教伦理是严厉的，而雅典人的宗教观念比较淡薄，他们更爱智慧与优美。后来希腊文明灭亡了，原因之一就是在它内里没有坚强的伦理力量，正如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在宗教改革的德意志面前也要输掉一样。可犹太人也不见得有多幸运，他们未能发展出德性之较温良的一面，他们太固执于自我欣赏，缺乏对别的民族的美的融洽，于是，一直在世界各地游荡，没有自己立足的国土。然而东正教却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也可以说，东正教是俄罗斯大地上的太阳，因为它的升起，再向野蛮回转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它告诉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你们注定是要进步的！”也就是说，这个民族只有前进一条路，如果掉头，便只有灭亡。而灭亡，不仅是个体生命的常态，也是历史上许多族群的归宿，幸而没有灭亡的，便是要完成使命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也就被赋予了神圣性。这种神圣性的尊严和使命感，便是“人之道”，便是一文化生命。

以上的说法可能有些玄学化或形而上了，但是，它的确是世界民族进化史上的规律性体现。下面我们来具体说一说，罗斯接受东正教给它的社会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变化和影响。

第一，东正教的引进，使罗斯国家出现了一个更精高的意识形态，从而为民族的整合提供了心理基础和理性信仰的依据。这种单一神的宗教促成斯拉夫氏族以统一的民族性：一些旧的族群的名称此后被统称为“罗斯”。可以说，东正教成了维系罗斯民族自成一体的纽带。

第二，东正教的“君权神授”理念确认了国家权力的神的来源，该理论认为，君王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表，因此君王的地位等同上帝，君王的职责是维护人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福祉，所以人民连同教士也应该顺从君主。这一模式将宗教与世俗放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上，确定了以后的国家制度类型。这种理论同时成了罗斯国家以致后来绵延不断的专制制度和自愿臣服于这种制度的思想基础。

第三，弗拉基米尔接受东正教，从品质上改变了生命，有了道德选择。这样，普通人的生活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虽然，民众起初对深奥的教义并不理解，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接受，民众几乎是一张白纸，一颗空白的心。“老一辈人这样，我们也这样”，这句话如果你在俄罗斯待上一段时间 (即便是现如今)，就有可能听到人们常挂在嘴边。在宗法制社会里，生活方式主要是以薪火相传的形态传习的。信仰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即从人们的理想、道德，到饮食起居、与人交往、行为习惯，都有了自觉的意识。这好比，弗拉基米尔扔下种子，然后扎根、成长、开花，它战胜了以前民间生活中与基督教不相容的陈规陋习，各种在居家或外出往返时的旧风俗被抛弃，如抢婚、歌舞娱乐中野蛮低俗的动作都逐渐被抛弃了。

第四，出现了新的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僧侣阶层。上层教阶的僧侣最初是希腊人，后来神职和教士主要是斯拉夫人。传教是这些人的主要职责，但他们也编写浅显的读本教人识字、传播文化。而且，僧侣集中的地方，不仅是文化中心，也是经济的枢纽，因为修道院还是一种新的经济活动主体。修道院在早期国家发展的农耕管理、商贸、垦殖、战事方面都起了作用。

第五，罗斯受洗以后扩大了它与边远城邦和国度的政治交往、经贸联系。在古代，蛮族多为文明城邦的奴仆和使役，而依照拜占庭的规矩，任何一个基督徒不能作为奴隶来进行买卖，因此，受洗就结束了边远斯拉夫人被卖为奴的状况。史料也记载，历史上从北部诺夫哥罗德王公雅罗斯拉夫的孙子开始，基辅大公就与法国、英国、拜占庭、匈牙利、挪威等国的皇室联姻，对于当时较为先进的那些国家来说，古罗斯也从一个鲜为人知的偏远落后的城邦成为一个有影响的欧洲国家而开始被接受。

第六，至关重要的是，随着基督教传入罗斯，保加利亚裔神父基里尔创造的文字被带进罗斯，为了传播《圣经》福音的需要，形成了罗斯统一的文字。所以说，俄国从10世纪开始才进入有文字的社会，由于信仰的原因使人们有了识字的需要。10世纪，除了把拜占庭经文用斯拉夫字母翻译成老百姓能懂的文字外，还记录编年史，这是最早的俄文书。为培养神职人员而兴建的修道院成为藏书编书的文化中心，由此罗斯人得以接触到了科学作品、文学著作、小说故事、古典遗作，罗斯人把它们都加工成自己的东西；逐渐地，罗斯人还受到拜占庭教堂建筑艺术、教堂绘画和音乐的滋养，所有这些都成为古代罗斯人的文学艺术的基础。

上面我们概括地介绍了东正教的传入给罗斯社会带来的变化，在此我们延伸说一说拜占庭对俄罗斯文化方面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诸如文字、文学、建筑、艺术、教育和图书馆事业等。文字能克服语言时空局限来记载和传递信息，是一个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最基本载体，是文化发展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古罗斯文化的发展直接受惠于基里尔字母的创造和译作的引进。同时传入罗斯的还有标点符号、制造书写材料，如兽皮纸、墨水、颜料的技术以及书籍装订的技术。文字的诞生对罗斯民族语言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罗斯积累文化知识和书面文化的快速发展与传播创造了条件，并且加强了东斯拉夫各部族的联系，进而将它们统一，为建立国家打下了基础。

古罗斯文学也发端于拜占庭。编年史、演说词、使徒行传等文学体裁随同东正教一起传到罗斯。罗斯最早的编年史《往年纪事》就模仿于拜占庭的年代纪事史书。为了满足传教布道的需要，教会文学非常活跃，为罗斯人提供精神和道德食粮，客观上也促进了罗斯文学的发育。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有伊拉利昂的《法与神赐说》、伊阿科姆的《弗拉基米尔颂》。

东正教的传播需要大量的神职人员，为了培养完成圣礼和教育教徒的神甫，罗斯开办了大量的学校，培养了罗斯第一批知识人士。这些学校可谓是罗斯早期教育的雏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斯的建筑艺术和绘画艺术。东正教被定为国教后，作为信仰与精神化身的教堂便在古罗斯各地兴建起来。教堂的建筑风格及装饰自然追随拜占庭教堂的模式，拜占庭教堂的模式起初几乎被原封不动地搬进古罗斯。教堂集建筑、雕刻、绘画艺术于一体，所以教堂的建筑艺术成为罗斯建筑、绘画和雕刻艺术发展的直接促进因素。作为教堂内装饰的重要组成的壁画、圣像画成为罗斯绘画艺术辉煌乐章的第一个音符，启发了罗斯人的精神生活。

在古罗斯，第一个圣像画艺术流派形成于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期，起因是建造、装饰“十亩”教堂，在这里工作的有希腊建筑师和其他工匠，这对流派形成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第二个古罗斯绘画流派形成于1030~1040年建造和装饰圣索菲亚教堂时期，这时需要更多的画家合作来完成繁杂的壁画、马赛克镶嵌画、圣像画等多种画种的绘制和制作。希腊艺术家带着古罗斯学生一起工作。马赛克镶嵌画、壁画、圣像画这些艺术形式在古罗斯基辅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形成了古罗斯基辅绘画流派，从技术和直观上熏陶着一代代俄罗斯艺术家，培养了一代代的俄罗斯艺术家。可以说，东正教教堂艺术的深刻影响贯穿了古罗斯的艺术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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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研究者描述和分析，弗拉基米尔大公驱赶基辅全城百姓跳进第聂伯河水中，强制罗斯人民受洗，也就是说，接受基督教不是罗斯人自愿选择的。关于这一点历史科学怎么说？据编年史中的记载，当时对东北边的诺夫哥罗德城的百姓确实采取了强制执行，但是在基辅并非如此，虽然基督教遭到小范围的抵制，但算不上是群众性的起义，相比起周边民族如保加利亚、波兰都有过激烈的反基督教起义，而在罗斯，大的暴动和起义都不曾发生。东正教在罗斯的确立经过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尽管基辅人民被赶进第聂伯河受洗，但东正教在这片土地上毕竟没有受到激烈反抗，毕竟没有经过剑与火的考验，并且慢慢扎下了根。基督教之所以能在罗斯扎根，说到底离不开它本土的多神教信仰土壤。理论上说，在公元9世纪罗斯生产力有所发展，正处在原始氏族公社向早期封建社会的过渡过程中，多神教纷乱繁杂、各行其是，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四分五散的部族也亟待整合力量以进一步发展。此外，东正教传教使用的是受众的民族语言，而不像罗马公教在波兰传教用拉丁语。这种新的一神教在罗斯的传播经历了一个在保存基本教义、教规前提下一定程度的罗斯化的过程，即希腊教士为了使罗斯人容易接受基督教，不得不在传教时吸收当地多神教的一些因素，许多担任低级神职的罗斯人和广大教徒文化水平很低，只凭听讲获得基督教教义教规的片段，而且往往把它们与自己原有的多神教观念联系起来理解，于是，拜占庭式的基督教被逐渐衍化成罗斯式的基督教，并深深扎根于罗斯大地上。俄国封建农奴制900年，也适合东正教的扎根，绝大多数罗斯人自呱呱坠地就与基督教脱不了干系，如出生受洗、认教父、常划十字、进教堂祈祷、守斋日、去教堂登记结婚等，而时至今日这种混融性仍然存在，如罗斯受洗以前解决部族之间的争端靠多神教诗歌会“大宴”。东正教在罗斯国家化过程中成型，一旦发生争端就有僧侣加入。接受拜占庭传统，即预定了后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此时的信仰选择亦成为一个社会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