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人类学与生物医学的对话

人类学通过大量的研究成果，努力在生物医学和文化医疗之间开展积极的对话。迄今为止人类医疗文化还是夹在生物学、物理学层面的硬科学和人类文化层面软科学之间，那种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分离开来的认识方式显然不利于深入理解并改善生物医学与文化医疗之间的微妙关系。所以人类学者主张去“形塑一种认识论上连贯的立场——它既能理解人类生物学和医学的主张，同时仍然承认在病患和苦痛之事上地方性知识的有效性——对医学人类学家来说非常关键”。

“医学人类学”是一种矛盾形容。“医学”一词通常表示一个理性和自然科学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文化被看做是对科学的理解和理性的治疗学的一个侵扰。另外，“人类学”则指一种根本上属历史主义的看法，它确信所有知识都是文化性地安置的，与历史年代和视角相关。由自然科学和历史主义并置引起的问题因此就在医学人类学中尤其尖锐。医学人类学希望广泛开展与生物医学的对话，通过不断的沟通建立生物医学与文化医疗之间的辩证关系系统，在医学信仰的理性主义和文化信仰的惯常知识之间去建构医学的“常识性”或经验主义范式。在人类学与生物学之间探讨有关疾病的诸多问题，不仅关注疾病的生物学作用对于文化解释的制约，也重视文化制约下的医疗解释和处理系统。萨满文化医疗的研究有助于培养一种常识，即人们必须认识到，疾病医疗与文化传统处于深深的相互关联之中。

人类学在疾病治疗方面关于文化维度的研究引起西方生物医学的强烈反思。有学者呼吁：“民族志、自传、历史、心理治疗——这些才是建立个人苦难经历的环境知识的正确方法。这些方法使我们可以透过简单的身体疼痛的呻吟和心理症状，理解病人复杂的内在语言所表达的伤害、绝望和道德苦楚（和胜利）。探求这种人文知识的正当性让我们对之肃然起敬，因为我们人类的内心深处存有嘤嘤相鸣的情感。在生物医学和行为科学中，什么才是测量人的生存质量的度量呢？缺乏这种理解，医学所创建的专业知识足以满足病人、家属以及医护人员的需要吗？”于是医生们“作为对病人及其相关人群的挫折的回应，临床医生们只好努力地超越生物医学的限制，引进其他的理论模型，扩充他们的专业框架——比如，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或者与身心相关的医学模式——抑或，他们也同他们的患者一样，采取某种共通的道德观点，或者某种宗教观念来应对这方面问题”。乔治·恩格尔在划时代的文章《需要一个新的医学模式：生物医学面对的挑战》中指出，尽管生物医学模式作出了许多贡献，但它有很多不足之处，并已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教条。“如今我们面临着一种挑战和必需的要求”，他写道，“要在不牺牲生物医学的巨大益处的前提下，扩展看待疾病的视角，以将社会——心理因素包括进去”。恩格尔的模式囊括了心理——社会对感染疾病的可能性，疾病的绵延、严重程度和过程以及病人的体验和对症状的描述的影响。恩格尔建议，医学应该把这些影响都考虑进去。

人类学的医疗研究提出了要将人们的文化理念、社会习俗、社会关怀、社会支持的互动方式纳入人类健康、疾病问题的解决。人类学更注重医学实践的社会性，而不单是私人性的诊疗事件。萨满文化中的治疗活动为人类学者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证据，使得他们能够遵循人类学的经验主义路线来探讨文化与群体对于疾病的影响和控制能力。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的瓦纳（Wana）人中，可能只有一个人遭受胃痛或心理困扰，尽管如此，却造成了整个社区都在经验疾病。人们像自己生病的家庭成员、朋友、邻居、贸易伙伴那样感觉和反映他们看到的痛苦，同时将导致疾病发生的那些偶尔的行为看做是对相互依赖系统、相互支持系统的打破，以往经济的和情感的联系由此被干扰和毁坏。结果，一个人的疾病经常产生集体不适，这些可以通过集体焦虑、罪过、挫折来确认，因此需要治疗。在萨满降神会上萨满提供这种集体治疗，它既对集体有益也对患者个人有益。

肯戴尔（Laurel Kendall）探讨了韩国萨满的治疗传统，描写了她观察的仪式（库特）降神会典型的家族表现。她写道：我描写一种苦难的观念，在其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医疗的、财产的、社会的——都是一个家庭与祖先和神灵关系出现麻烦的征兆……在所有仪式中，整个家庭和群体家庭成员全部问题和渴求成为治疗对象。治疗是为了他们家庭活着的成员与他们的神灵和祖先之间的和谐，这些神灵和祖先在换服装的萨满出现时依次展现。

社会群体对于病人的理解、关怀和治疗方式的选择是一种社会群体文化中的协商活动，这里经由一个集体的文化与具体疾病事件的沟通过程。疾病的处理方式往往也是集体性的仪式，包括家庭治疗和公开的集体治疗仪式。这样的医疗文化设计，对现代人类医疗文化建构来说，是值得借鉴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别、民族、宗教、疾病史，因此有代表自我身份的文化认知。在与别人沟通时，医生需要把自身认同的态度移情，从他者的角度理解有关疾病的思考方式，帮助他们进行医治方式和方案的选择。在疾病治疗上，医务工作者更需要发展多重文化认知，充分理解不同文化群落关于健康、治疗、疾病、医药的知识，关注健康与疾病信仰、实践复杂的差异性，提高理解异文化的能力，促进现代医学服务与文化多样性世界的适应。正如有人提出的那样：“健康专业人员的一个有效的起点，就是训练他们检视自己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把它作为理解和欣赏其他文化的基础。”人类学者希望看到，生活在当代社会各种文化中的人们在文化学习和社会进步之间不断展现出高水平的人文智慧，在科学与文化联结、科学与社会联结的努力中，为人类的医疗事业提供更多、更好的认识方式和实践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