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界医疗文化的多元性

人类自古以来所创造的医疗文化是多元的，“对于健康和疾病，所有文化都有自己的知识与信仰，并且代代相传”。人类一直是处在多样化信仰、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之下的，每个社会群体对于疾病与治疗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与处理方法。人类学者不认为生物学的治疗和医护标准为世界上唯一的医疗文化。关于“疾病”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认识，各种本土的、地方性的关于疾病与治疗的文化系统，其立足点并非生物学基础，而是自身的文化系统。因此，千百年来，有多少种人就有多少种民间医学，民间医学的根源来自家庭传统和社群传统、神秘主义和各种迷信。他们指出，医学知识——不管是专职研究者的、临床医生的、城市社区卫生工作者的、西藏冥思治疗专家的，还是巴西印第安人萨满的——都是有关受到符号形式和解释实践调节的现实之不同方面的知识。人类学超越西方生物医学范畴的思考，使它所观照的医疗体系多种多样。萨满文化医疗系统作为多元医疗文化事实中的一种，必然作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研究人类医学史的学者习惯从进化论立场看待人类医疗系统的发展，他们将萨满医疗看做“原始”的医学，或把萨满类型的医疗文化称为“拟人化医学”。在萨满文化中，“超自然”力量涉及疾病与治疗的所有方面。人们认为，一切事物必定有可见的或不可见的原因，那些看不见明显的或直接原因的疾病必定是由于魔鬼、神灵、妖术、巫术或是因受害者丧失了某种灵魂、伦理道德造成的。有了病就需要求助于那些有能力控制疾病、具备与超能力沟通的人们，如萨满、巫师、巫医、智者、占卜者、女巫、男巫、术士等。对他们来讲，疾病的原因比症状更有意义，因为病因决定了治疗方式是用药草还是用驱魔咒语。诊断可能需要一些精神媒介来预知、占卜和卜卦。在做了一系列初步查验后，便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复杂仪式，其中包括巫术、咒语、妖术，还有对可见物或不可见物的驱除，或夺取与归还病人失去的灵魂。为了驱除或迷惑鬼魂，巫师还可能为病人制造转嫁物或者给起一个新名字，以便提供一个吸引恶力的替代目标；或者他给病人服用有毒的药物，以免他们再受鬼魂的青睐。这些宗教仪式性质的活动，目的在于激起超自然力的协助，它们对于医者、病人、社会都是重要的。

萨满医疗也运用植物或自然物质作为药物，这些都是通过生活经验积累的医学成果。比如借助某些草本植物来调节身体，使自己保持舒适的感觉：用调味植物激起食欲；用含油植物排除消化不良；用麻醉植物减轻疼痛，甚至仅仅用汁水丰富的叶片敷在身体某个发热的部位以降低该部位的体温。萨满医学也知道很多我们认为合理的治疗措施，比如按摩、发汗浴和放血。但这些表面合理的治疗方法，都是作为巫术仪式的一部分而得以应用。一种药之所以起作用，并非因为它是药，而是因为给药时所行的那套巫术仪式，因为对药物所念的咒语，赋予它治疗疾病、缓解痛苦的威力。

在后来的发展中出现了“神祇医疗”这种医疗现象，它曾经在一些国家、民族和宗教中存在。有学者认为，在氏族制度解体后的奴隶社会中，疾病逐渐解释为是公正的神灵对人们所犯罪行的一种惩罚。古代所有的神祇都有治疗疾病的法力。宙斯被崇拜为“救世主宙斯”，在罗德岛被崇拜为“医神宙斯”。赫拉是“女神赫拉”，而在罗马则是“大救星朱诺”。人们认为灾难和不幸是诸神派来的，疾病亦如是。阿波罗的飞镖带来了瘟疫，蛇发复仇女神惩罚犯罪并带来胡言乱语的疯狂。所以有很多人根据宗教来解释疾病，到神庙里去寻求治疗。根据历史记载，当时的治病行为发生在距离神庙不远的一些长廊。患者在经历一些预备仪式之后，便来到这些长廊里睡下来。在梦里，神出现在他们面前，当醒来的时候，他们的病就被治好了——至少是其中有些人的病治好了，那些治好的病例被记录在案，失败通常不会被广而告之。大量埃皮达罗斯人的碑版跟这样的神奇治疗有关，它们被保存了下来，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我们从这些碑版中得知，有一个名叫安布罗西亚的雅典女人，一只眼睛瞎了，她不相信仅凭做梦就可以治好瘸子和瞎子。但接下来，当她的治疗之夜到来的时候，神出现在她的梦里。神允诺治好她的病，但要她向神庙供奉一份还愿的祭品：一头银猪，以纪念她的愚蠢。然后，神割开了她的眼睛，揉进了一些香油膏，当白天来临的时候，她那只瞎眼奇迹般地被治好了。我们还读到了阿格斯特拉图斯的故事，他的头痛非常严重，以至于无法睡觉，也被治好了。另一位名叫哥吉亚斯的患者，胸部有一处箭伤正在溃烂，他醒来的时候，伤处已经完好如初，箭头握在他的手里。巴比伦人的医学亦是一套紧密复杂的宗教医学。一切疾病皆来自神，神医的任务就是发现和解释神的意图，以便能安抚众神。巴比伦医学包括很多巫术因素，也包括很多经验的因素，但整体上是一套宗教医学体系。总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那些借助于超自然能力给人们治病的巫医逐渐地由神职医生替代了，他们的任务是通过祈祷、献祭和赎罪向“遭到冒犯的”神灵赔罪。

随着人类医疗文化的发展，在世界上的一些民族中还出现了与拟人论医学、“神祇医疗”不同的自然论医学体系。在持有这种医疗体系的文化中，如果身体内的元素，如：热、寒、体液（dosha）、阴和阳等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按照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达到平衡时，健康状态就良好。一旦这种平衡被破坏，就会不舒服。在主要盛行自然论病因学的民族当中，一般不存在萨满和巫医。病人和医生通常对所患的疾病有一致的意见，问题是确定使失去的平衡恢复正常所应用的适当的治疗方法。在自然论体系中，医治者一般是通过观察和实践学会医疗技能，不需要神介入的“医生”。

在当今世界，尽管理性医学的发展突飞猛进，医学的理性进步已经成为我们共同文化的一部分，但萨满类的巫术医学、神祇（或宗教）医学、自然论医学从来都没有消失。如果仅仅依靠“科学-迷信”这个简单的二元思维来看待这些不同的医疗文化系统，无疑会将这方面的研究空间严重地压缩。就萨满医疗来说，撇开“迷信”与科学的对比，我们才可以自由地观察仪式过程中各种参与者，包括神祇、巫师、家属、邻居等，与病人的关系与互动方式，分析治疗场所、时间安排的意义，所有器具、符号、语言的指涉等。这些分析所透露的信息，正是用来了解身体疾病观的重要资料。在这方面，我们的确得依赖医疗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我国，从传统社会知识系统获得关于疾病看法和治疗习惯的人群为数众多，除去中医系统、藏医系统、蒙医系统等外，在汉族地区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存在程度不同的“民族病理学”和“民俗治疗学”、“地方巫术医疗”等。虽然在今天的科学医学看来，某些医疗文化中关于疾病的解释和治疗行为是不科学的，误导人们的认知，耽误对病人的诊疗，但是它们仍旧被许多人所理解、所采纳，或被认为是有效的。这种情况在当今世界其他地区也非常普遍。难怪有学者如此感叹：在任何时代，我们都可以发现不同的体系并肩而立，有时候和平竞争，有时候公开冲突。如果主流哲学是理性的，科学就会繁荣，宗教医学就会退居幕后，满足于少数人的神秘渴求，并给科学医学治不好的患者充当最后的庇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