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序

中国的城市之所以堪称伟大，在于城市所承载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且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塑造了独特的中国城市模式，与西方文明以及西方的城市模式不尽相同。北京作为国都，不仅于金、元、明、清历朝延续和发展了传统国都的特色，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亦是代表了“国家主流的发展方向”，延续了“明堂”的功能，成为“全国典范”、“首善之区”，体现了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传统国都之“明堂”所内在的“讯息、通信和控制中心”的功能，在当代国都北京彰显光大；当中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中华文明在多极世界中光芒四射时，北京亦当然具有了世界城市的功能。

上述观点及其理论著述，是薛凤旋先生的独特贡献。他兼通中国和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兼修东方和西方文明的演化历史，深谙中国城市发展的历程和结构特征，形成了关于中国文明和城市模式、传统城市与国都特色的具有创见的理论，让中国城市包括北京的“文化根”清晰起来。他是在推开了世界文明之窗的开阔视界中，让中华传统的世界观在眼前鲜明起来、高大起来，这是他吸引像我这样的内地学者的原因。

与薛先生的合作，是一个快乐的学习过程，就好像穿越历史进行了一次国都之旅。薛先生说，《北京》新著是我们的合作成果，我必须补充说明的是，我只是在《北京》原著的框架下，在第四章到第十章的相应部分，续写了近20年来北京城市的新发展。这20多年的飞速发展，无疑见证了中国“再崛起”过程中，首都城市经过产业调整、功能优化、地域扩张、城市更新，以及城市形象的再塑造，而日益发展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式的世界城市。这20多年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偏离中华文明的主线，而恰是中华文明在当代延续的结果。这是我们的合作想说明的事实。

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发端的时刻。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似乎只注意到我们所信奉的主义来自西方，但近些年渐趋觉醒，发觉我们流淌的血液源自华夏一族，这是永无改变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刚刚走了60多年的历程，或许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之后，城市化才能渐趋平缓，大城市方能基本定型。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找回我们的“文化根”，廓清我们的历史观，续写中华文明和北京精神，赋予中国城市独有的特色，是我作为城市研究者的使命和追求。《北京》新著，是这一新的城市之旅的开始。

刘欣葵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2年夏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