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北京在元、明、清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被选为国都，从历史角度看，不独反映了中国人一贯的热衷于人与自然或宇宙融合的人和原则，同时也反映了经济发展以及民族融和过程的空间进展。这些发展的总趋势乃东向和南向的扩张，但从后者（民族融和）的角度说，是北向和东北向的。这些发展使国都不能像隋以前一样地处于全国的经济中心。经济、军事与文化影响力在历史长河中的演进导致了这些因素的空间分散，特别是使全国的军事和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这个分离所带来的一些缺陷曾在一个长时期内依靠运河运输来解决，以供应国都及其邻近地区庞大驻军的需要。

因此，自宋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似乎愈来愈强调了军事因素对国都选址的影响，这对强大及弱小朝代都是如此。在前者，国都一般地选在华北；在后者，国都便选在南中国据险而守的位置。在古籍中，帝王的“德”被渲染为比国都的优良战略位置（险）更佳的防御，但在实例中，军事的考虑往往占了上风。但防御的原则存在于国都宏观位置的战略意义而不是它的所在场址是否坚固可守。正如在前章所言，国都的防守在于其外围的险固而不在城市的本身。

本章的主旨乃在陈述北京崛起成为中国近八百年的国都的空间过程。下章我们将探讨明清北京的城市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