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编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发展、塑造与趋势
吴兆礼
2013年以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受到两股力量的推动：一是美国深化再平衡战略，通过加强在亚太地区的直接军事存在、强化亚太双边同盟体系以及积极打造以东亚双边同盟体系为基础的“小多边机制”，试图对中国形成更大的战略压力；二是中国以积极的姿态推动大国与周边外交，即以协调与美国关系为出发点提出构筑新型大国关系，以化解矛盾为着力点运筹周边外交，以“新安全观”为指导寻求建构新型亚太安全框架，并推动与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的经济联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博弈与调适，仍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第一位因素。
在《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海上争端的焦点与根源（2013）》中，我们认为美国实施再平衡战略的地区效应日益显现，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变化形成联动，而海上争端则成为美国介入亚太事务以及中国周边国家“拉美抑中”的现实驱动。报告预测，中国在2013年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应对中美试探期的考验；二是应对中南半岛形势新变化；三是应对海上争端，并且认为中美关系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是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而且必须应对的挑战。纵观2013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发展情况，证明上年度评估报告做出的判断基本是正确的。2013年，一方面是美国亚太战略持续深化，另一方面是中国以积极的姿态推动并构筑新型大国关系和周边关系。在这两种力量的推动下，中国周边环境进入了一个复杂的转型期。中国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互动，成为目前乃至未来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常量因子。同时，美国推动其亚太战略的方式，日本、东盟成员国和印度等对美国亚太战略的政策选择，世界上主要大国对中国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回应，周边国家对中国倡导的积极周边外交的认知，又使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具有不确定性，这也为中国塑造和平周边的努力提供了可能性。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新发展
2013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总体上稳定可控，但朝鲜半岛问题、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阿富汗问题、恐怖主义威胁等热点问题仍然突出。除这些“常态化”热点问题外，日本政治加速右倾化与军事化，美国与东南亚的军事关系升级，南海问题相关声索国对华姿态出现分歧，以及大国在中南半岛博弈日益凸显，成为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新变化的四个显性要素。
（一）日本加速右倾化和军事化，引发东亚局势持续紧张
自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加速发展。从安倍的“侵略定义未定论”到桥下的“慰安妇必要论”，再到麻生的“效仿纳粹修宪论”，安倍政府在政治右倾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安倍及其阁员发出否定侵略历史的言行，引起周边国家的强烈不满。日本政府试图否认和篡改日本侵略历史，并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采取纵容与支持态度，加剧了日本与邻国的政治对立。日本政治右倾化加速发展，成为引发东亚国家间关系紧张和地区局势动荡的最主要因素。
日本以周边安全形势复杂恶化为由，借口与中国、俄罗斯以及韩国的领土纷争及朝鲜的“核威胁”大力发展军事能力，增加了与邻国发生潜在武力冲突的能力和可能性。迫于国内外压力，尽管安倍于2013年9月提出了“基于国际协调的积极和平主义”，但其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就是借助美日同盟以求在对外军事行动上采取积极的先发制人战略。积极和平主义背后的战略诉求，以及面向东南亚的以围堵中国为目标的“小东亚主义”，成为东亚地区重大不稳定因素之一。
（二）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军事关系大幅提升
美国显著强化盟国和准盟国在其东南亚战略中的支柱地位，与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军事关系进一步提升；作为同盟关系重要补充和加大在东南亚军事存在的主要着力点，其大力发展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等国的军事关系，“新战略关系”构建取得很大进展；通过改善与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军事关系，介入各国军事现代化和职业化进程，使美国在东南亚军事链条趋于完整。
可以说，随着对东南亚战略资源投入增加，美国与东盟几乎所有国家的军事关系都得到新发展，改变了美国的亚太部署“北重南轻”的局面。目前，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布局更趋平衡，呈现出多元、突出海上安全考量、寻求多点进入为主要着眼点和更注重应对所谓“反进入/区域拒止”威胁的先进装备部署等四个特点。
（三）南海形势有所缓和，越南立场有所克制
2013年，南海形势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第一，相关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激烈的海上摩擦或冲突；第二，南海问题的法理斗争突出，菲律宾就南海断续线等议题提起国际仲裁，中国与东盟也启动关于《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磋商；第三，在合作领域出现一些缓和迹象，但是合作进展缓慢。菲律宾提起国际仲裁，加剧了南海问题的法理化斗争和国际化趋势。虽然中国声明领土主权问题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不接受菲律宾所提仲裁，但到2013年7月相关仲裁法庭已经成立并启动了仲裁程序。可以说，越南和菲律宾是南海问题中立场最强硬、制造摩擦最多的两个国家，但在2013年，这两个国家在南海问题和对华关系方面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较之于菲律宾借助国际社会施压中国，越南的态度较为友好和克制。2013年，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和中国总理李克强先后实现互访，中越高层在领土领海归属短期内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试图从低敏感度的合作项目出发，决定成立中越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基础设施合作工作组、金融合作工作组。尽管中越双方在合作议题上的立场还有较大差异，相关磋商也面临现实挑战，但中越基于合作愿望的努力为双边探讨和平解决南海争端提供了可能性。
（四）中南半岛在大国博弈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泰国再现动荡，缅甸国内民族冲突加剧
中南半岛长期以来一直是亚太地区多个大国力量的交汇地带，近年来该区域在大国博弈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日本的“价值观外交”，印度的“东向战略”，俄罗斯的亚太战略新构想及中国的周边战略，都在中南半岛碰撞交集。由于中东问题和国内问题的牵绊和困扰，2013年美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外交攻势有所“放缓”。奥巴马总统因政府关门先后缺席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APEC峰会和在文莱举行的东亚峰会，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东南亚外交的一次挫败。2013年底克里国务卿访问越南，以及2014年春季奥巴马总统预定出访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则应该是美国在东南亚收复失地之举。2013年，部分中南半岛国家利用大国纷争从中渔利的战略意图得到进一步强化。如何对中国的战略行为进行正确的研判，并促成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各大国间的有效互动及合作，是中南半岛国家甚至整个东盟面临的共同难题。从此次越南、柬埔寨等中南半岛国家对中国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反应来看，尽管上述国家通过各种渠道表明对中国此举的担忧，但从12月13日至15日举行的日本-东盟特别峰会上通过的声明来看，包括中南半岛国家在内的东盟并不愿因过于靠拢日本而对中国-东盟关系造成实质性的损害。2013年，越南国内开始对越南国内互联网及其他媒体平台进行整肃，防范、控制危及社会稳定及越南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言论传播，并着力解决革新开放进程中出现的腐败等违法乱纪行为。柬埔寨自2013年7月底大选结束以来，反对党桑兰西党抗议选举不公而发动系列示威游行至今亦未平息。缅甸政府与克钦武装虽然已经再次达成和解，但缅甸境内佛教徒民族主义者与若钦邦穆斯林之间的民族冲突却持续加剧，导致处在政治、经济转型期的缅甸国内政局及社会的不稳定。2013年11月持续至今的泰国民主党与为泰党之间的政党纷争所引发的政治动荡，使泰国政局的未来走向充满变数。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的推动力量
2013年以来，美国奥巴马政府延续了第一任期内出台的再平衡战略，然而与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对中国立场强硬相比，美国贯彻再平衡战略出现新特点。美国一方面借用传统联盟体系和拉拢新伙伴，加强自身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以限制中国稳定快速的发展势头；另一方面也突出了与中国的接触与对话。2013年的美国再平衡战略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对中国接触程度更深，防范力度也更大。美国因素，或者说美国推进再平衡战略，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变化的主要推动力量。
（一）美国加强在亚太的直接军事存在，中国面临的美国军事压力增大
美国通过涵盖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手段在内的“组合拳”，加大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力度，大幅介入亚太事务，其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在过去三年内实现了从“战略运筹与外交宣示”到“具体落实与逐步深化”的实质转型。针对中国综合实力上升，限制中国影响力扩展，对中国形成切实战略压力，阻滞中国崛起速度，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和亚太战略转型的主要考量。2012年1月，美国防长帕内塔在谈到美国面临的21世纪挑战时，就提及亚洲新兴力量的崛起。而奥巴马在五角大楼发布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军事战略报告时也公开宣称，美军战略调整的目的就是要应对中国这个“潜在”的对手。
从宏观战略上调整全球军事部署，加强在亚太地区的直接军事存在，是美国再平衡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首要因素。2013年6月，新任美国防长哈格尔在第十二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坦承，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全球重中之重和全球变化的核心”，为保障美国及其盟国利益，美国将坚持到2020年前把60%的海军军舰部署到太平洋地区的计划，同时，美国还宣布调整空军和地面力量部署，包括将其本土以外60%的空军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在亚太地区投入更多的地面力量以及高科技武器等。
可以说，自2009年以来，美国在日本、韩国、关岛、菲律宾、越南、泰国、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军事部署处于深度调整中。这些部署调整的目标就是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直接军事存在，调整的中心则始终围绕着中国。近两年来，美国进一步强化了在军事上对中国形成的“C形布局”，增大了中国的外部军事压力。
（二）美国在亚太的双边同盟体系，对中国塑造和平周边的实践构成压力
美国强化亚太同盟体系、构建以其为主导的全球海上伙伴关系，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现实压力和挑战。美国提出新的“空海一体战”概念主要就针对中国。空海一体战强调利用海空军优势和盟友的帮助，对中国的陆上战略目标进行打击，以阻止中国的反介入或区域拒止能力。美国在全球有众多盟国，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就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以说，亚太地区的盟国，是美国军事再平衡的支点国家。
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实际上是其战略资源的再分配，即自身资源与外部资源的再分配。受自身经济影响，美国自身拥有的战略资源（例如国防预算）满足美国战略诉求的能力在下降，同盟体系在美国实现战略诉求上的作用被放大。借重双边同盟体系，美国找到了强化在亚太地区存在的途径，开始大幅介入亚太事务。
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之间的南海问题，是近几年引发中国周边局势动荡的“引信”。美国强化与亚洲盟国和其他国家的双边安全关系，尤其是与那些和中国有直接岛屿争端的国家的安全关系，加大了相关争端解决的难度，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产生了直接影响。目前，一个普遍的印象是，美国的“再平衡”是“失衡”的，凸显了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加强和同盟国的一些军演和合作等。因此，尽管美国刻意回避针对中国的意图，但毫无疑问，美国盟国对美国行为与战略意图的研判并非如此。日本和菲律宾在岛屿争端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美国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中越南海问题上，美国身影也开始浮现。
（三）积极打造以东亚双边同盟体系为基础的“小多边机制”
布什政府曾提出过“扩展的多边主义”，鼓励盟国在“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目前，针对亚洲安全态势，奥巴马政府除借重传统盟友外，正在推动以美国和日本双边同盟体系为基础的“美日+1”或“美日+2”的“小多边安全框架”，其中多个三边安全机制的发展尤为突出。
美日韩三国自1993年第一次朝核危机以来逐步形成了两个三边机制，即三边防长会议和三边外长会议。三边防长会议除应对朝鲜问题外，还关注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和灾害救助、海洋安全、航行自由保障、核不扩散等问题。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始于2002年，并于2006年升级为部长级对话，至2013年10月共举行了五次三边战略对话部长级会议。美日印三边战略对话始于2011年12月，至2013年5月共举行四轮会谈。
此外，印日韩三边二轨对话始于2012年6月，对话关注南海自由航行以及三国之间在区域与全球事务，包含海事、安全、反恐、贸易和投资等议题的合作。同时，美澳印三边合作也在酝酿中。2013年以来日本积极倡议建立“民主安全钻石链”，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以及美国的夏威夷构成一个新的地区安全机制，以保证从印度洋至西太平洋共享海上安全。实际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于2006年提出四国“民主同盟”战略框架，时任美国副总统切尼在2007年也提出将印度纳入美日澳三方防务协议的构想。尽管随后四国的战略对话磋商取得进展，防务交流和安全对话的力度也逐年增强，但限于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谨慎立场，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合作并不顺畅。
中国应对周边安全形势的举措
美国加强在亚太的直接军事存在，强化亚太双边同盟体系，以及积极打造以东亚双边同盟体系为基础的“小多边机制”，导致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加大。为回应并缓解美国亚太战略持续深化对中国造成的战略压力，中国以协调与美国关系为出发点提出构筑新型大国关系，以化解周边矛盾为着力点运筹周边外交，以“新安全观”为指导寻求建构新型亚太安全框架，并超越国内视阈以区域稳定与发展的维度提升与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的经济联系。
（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外交理念与实践正在发生具有重大政策意涵的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受到中国国内政策主要目标的驱动，另一方面是适应两个变化。一是因应国际环境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二是体现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变化。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外交新动态的最重要体现。
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中国外交正式的政策理念的缘起，是与中美关系紧密相连的，体现了中国领导层希望为全局性、战略性、复杂性日益增强的中美关系寻求新的指导理念和范式，破除以冷战思维、零和博弈、阵营对抗等为特征的传统大国关系定式，推动以合作求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谋安全的新理念。
积极运筹与主要大国的关系成为2013年中国外交新变局的重要标志。习近平主席将俄罗斯作为首次出访第一站，目的在于加强中俄经贸、能源和战略安全合作，夯实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习近平主席访美，概括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是不对抗、不冲突；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李克强履新后首次出访亚欧四国的第一站是印度，这成为双边关系中高层访问的最大亮点。中国与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大国关系的许多重要内涵，也直接体现在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中。中国领导人和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多次明确表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应面向全球，首先从亚太做起，实现良性互动，合作共赢。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对象并不仅仅限于美国，在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新型大国关系的适用对象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中美关系；二是中国与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三是中国和发展中大国及地区大国的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受到政策优先目标、紧迫性、重要性和外交资源分配等因素的限制，新型大国关系的经营重点是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并且在相当长时期内，中美关系在中国外交中仍具有全局性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中欧战略合作关系水平，深化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和地区大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二）积极运筹周边外交
目前，我国周边环境总体上是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主流。但是也要看到，中国周边地区形势和环境却比21世纪第一个10年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中国同周边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周边地区充满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多样性与差异性特点日益突出，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不时出现。
2013年，周边环境在中国整体外交中的首要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中国的周边战略日益清晰。中国在保持外交大政方针延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周边在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2013年10月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召开，表明中国已经将周边外交提高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高度。对于周边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针，中国最高领导层提出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
可以说，“亲、诚、惠、容”理念是中国努力化解近年来周边国家对中国实力上升产生疑虑的重要举措。东盟作为该地区最重要的组织，对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合作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探索与中小国家的集体对话，建立稳定的周边环境，获得更多的外交支持，是构建新型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战略支撑。
东盟地处中国周边，既适用中国周边外交原则，同时也是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东南亚新政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而2013年也会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国提出要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其与东盟共同体、东亚共同体息息相关，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多元共生、包容共进。
（三）倡导亚太新型区域安全架构
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中国参与区域经贸合作的程度日益加深，并且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始终注重对区域经济合作架构的参与和建设。通过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中国拓展了对外贸易合作渠道，加深了与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近十年来，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进展显著加快。目前，中国参与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包括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东盟10+3”、上海合作组织（SCO）、中非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以及《亚太贸易协定》。与此同时，中国目前在建自贸区18个，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签署自贸协定12个，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6个，涉及22个国家。
尽管中国对亚太地区经济事务的参与形成了多方式、多渠道和多层次的格局，但经贸机制的深化并没有必然带来周边安全环境的显著改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对地区安全机制的参与程度低，而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双边同盟体系对中国参与地区安全机制的限制以及中国的被边缘化。
鉴于近两年以来一方面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另一方面是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出现下滑，中国决策层基于1997年正式提出的“新安全观”以及亚太地区现存区域安全架构现状，从地区安全形势的新变化出发，在第八届东亚峰会上表示建立一个符合地区实际、满足各方需要的区域安全架构势在必行，明确倡议构筑亚太新型“共同安全合作”机制。为此，中国明确提出在安全问题上要有的放矢、强调着力推进区域安全合作，倡导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主动参与区域及次区域安全合作，深化合作机制，增进战略互信。
（四）中国的“再平衡”
中国自2000年正式提出西部开发，并逐渐超越国内视阈，开始以区域稳定与发展的维度来推动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通过加强与南亚和中亚地区的经济联系促进地区稳定，是中国长期追求的目标。中国重心向西转移的“再平衡”蕴涵两层诉求：第一是国内层次，即发展中国西部地区，缩小国内东西部差距，以平衡发展促进西部地区稳定；第二是周边层次，即将中国西部的发展与周边国家特别是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中亚和中东国家联系起来，分享中国发展红利，形成区域发展合力，营造地区的发展与稳定。
2013年，中国重心向西转移的举措更为积极。在西南方向，与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推进中印孟缅等国的次区域合作，倡议建设中印孟缅经济走廊；与巴基斯坦合作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在西面，中国加强与中亚五国合作，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
当然，中国面向西南和西部的新倡议，并不是说中国对外经济关系重心转移，实际上这更多的是纠正过去“重东轻西”，以回应地区和国际形势下的新变化。中国新一届政府已经同周边21个国家开展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别交往并基本实现了高层交往的全覆盖，并且继续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倡议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提议与东盟国家商谈缔结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倡议重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加强互联互通建设等，就是最好的证明。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展望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未来发展主要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博弈：一是美国如何推进战略再平衡；二是中国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积极运筹周边外交为突破口的“外交新政”的成效。对于那些常态化的地区热点问题，如朝鲜半岛问题和南海问题等，虽有自身特点甚至存在特定性规律，但中美能否在亚太地区形成新的大国协调以及是否达成某种程度的权力分享安排，将制约甚至决定这些热点问题的表现形式、程度以及结果。
（一）中美不是零和博弈，在亚太可“竞合共处”
新型大国关系（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这给中国总体外交的变革和运筹带来了极大挑战。目前，中美关系呈现出复杂性和两面性同步增强态势，一方面两国相互依存程度不断上升，既有经济的相互依存，也有安全的相互依存；另一方面，中美实力日益接近和战略心态改变，两国各自发展前景存在不确定性，地区和国际形势发生新变化等因素导致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增多。奥巴马第二任期对再平衡战略进行了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美关系紧张，但未来如何建立中美战略互信，有效管控中美分歧，处理好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将是中美关系的重大课题。中美并非零和博弈，在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上有利益交集。未来影响中美亚太互动关系走向的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因素：一是中美如何处理与朝核危机、台湾问题、东海和南海争端、阿富汗地区局势等相关的危机型议题；二是两国如何以全球性视野和长远利益考量，创造性地应对海上安全、能源安全、可持续发展等公共型议题；三是中美如何与其他地区主要国家合作，解决地区经济一体化、地区安全机制等架构型议题。这三个层面的因素是相互密切联系的，并将充分体现中美关系未来数十年“竞争性共存”的基本性质，也是对两国如何以“共同进化”的方式实现“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局面的复杂而艰巨的考验。长远看，中美在亚太地区的互动关系存在以下五种可能前景：一是冲突性，美国全面遏制中国崛起，而中国也决定“将美国赶出亚洲”，双方走向全面冲突；二是对抗型共处，中美展开地缘政治竞争，甚至爆发局部冲突；三是竞合型共处，一些中等国家和地区集团（东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中美既形成一定牵制，又能缓解两者的竞争形势；四是合作型共处，中美实现良好的政策协调，合理分享权力和责任，合作提供地区公共产品；五是权力和平转移，美国走向衰落，中国在亚太地区扮演首要大国角色。应该说，最可能出现同时也是相对理想的一种前景是中美竞合型共处。
（二）美国推动“再平衡”战略面临诸多局限
美国推动再平衡战略面临局限性，这在2013年表现得更为明显。美国在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过程中出现四大缺陷。一是虽然美国的“政策意图”未必是围堵中国，但其“政策态势”显露出过多的“反华”“制华”取向，从而使该战略丧失了成功的根本要件——稳定、积极、合作的中美关系。二是对自身承诺的“信誉度”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大考验，出于“安抚”亚太盟友和伙伴的考虑，美国过于高调地推销和渲染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往往口惠而实不至，这反而损害了美国的“信誉度”。三是过于突出美国重返亚太的军事色彩，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忽视或偏废了亚太再平衡中的经济发展等其他支柱。四是偏离了美国在领土领海主权争端问题上长期坚持的“不采取立场”原则，向有关国家释放了错误信号，而且大大增加了将美国自己卷入冲突的风险。
（三）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惯性明显减弱，但半岛局势演变的周期性和连锁性特征依旧
对于冷战后的朝鲜半岛局势来讲，朝韩关系是其演变的主要推动力，周边大国之间关系则为朝韩关系的演变方向和幅度提供框架和边界条件。在未来1～2年，朝韩双方将继续发挥推动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主要作用。中美两国围绕朝鲜半岛的“新型大国关系”和其他有关朝鲜半岛问题各种关系，也将随着朝韩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中美两国决定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为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演变方向和幅度提供了更具制约力的新框架和边界条件。由于中美两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将对朝韩关系演变的走向发挥更大的规制作用，2012年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惯性作用将会在短期内明显减弱。然而由于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周期性和连锁性特征还会继续存在。总体来看，未来1～2年内朝鲜半岛局势的演变不仅要看中美两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如何发挥作用，更要看韩国政府的政策取向。
（四）中日僵冷局面短期内难有突破，日本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短期内不会缓解
日本打破钓鱼岛现状并宣扬“中国威胁论”，只是试图摆脱战后体制并最终摆脱美国控制。日本搞“小动作”的目标是推动“大战略”。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为日本战略诉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安倍在推动价值观外交和战略性外交的同时，也希望在经济上与中国形成战略互惠，然而很难在右倾战略利益与现实经济利益上找到平衡。短期内，日本政治右倾和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小动作仍会继续，并有增加的可能性。政治右倾化将成为短期内日本国内政治的常态特征，这无疑会引发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进一步紧张。近期来看，日本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不会缓解。为此，日本将力图建立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联盟；把日美同盟置于安保政策的核心；强化东盟地区论坛等合作安全机制，积极开展多边安全对话，并力图将第三国纳入“美日+1”模式；力求通过改善亚洲外交，就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地区安全和国际问题与亚洲国家进行多边战略对话，提升日本在亚洲事务中的发言权和主导权。从长远来看，日本仍会以所谓共同价值理念作为东亚安全合作的基础，谋求通过发展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来抵消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五）中国的东南亚新政面临现实挑战
2013年，中国针对东南亚提出了包括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内的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新政策，并在李克强总理提出的“2+7倡议”中得到集中表述。中国的东南亚新政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必然会引起域外国家的高度重视。事实上，近几年来，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主要大国都纷纷加强了对东南亚地区的关注和投入。随着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存在的进一步强化和完善，美国强化与东盟各国联合演训、增大对其军售、加强人员培训和介入各国军队职业化进程，将使东盟各国在军事体制、装备、理念上进一步融入美国主导的体系。目前，东盟在军事上依赖美国的程度上升，而美国着力拓展与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东盟主要大国的军事关系以及开启与我传统友好国家柬埔寨、缅甸等国军事关系，将给中国处理与东盟国家关系带来更多复杂因素。在经济上，为配合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加强军事存在，日本依靠在东南亚地区的多年经营，发挥自身在经济领域的优势，积极推动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与援助，与中国形成相当有力的竞争。除美国和日本外，印度、欧盟国家以及俄罗斯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增加对东盟地区影响力的竞争中。而且，南海问题始终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核心问题，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为此，中国在处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之间需要找到平衡点。
（六）中南半岛仍然暗流涌动，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但不稳定因素尚不足以危及中国的周边安全
尽管泰国政局重陷动荡，柬埔寨大选后人民党的执政地位受到有力挑战，缅甸的民族冲突已经开始外溢至部分东南亚邻国，然而在短期内，中南半岛国家内部的政治不稳定尚不至于外溢并对该区域产生灾难性的冲击效应。从中长期来看，部分中南半岛国家的政治转型及由此导致的安全形势不稳可能对其对外政策与国际关系产生复杂影响，但从近期来看，因战略互疑驱动，中美、中日、中印甚至中俄之间直接或间接的竞争将导致中南半岛局势的复杂化。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日本对中南半岛国家推行的“价值观外交”，印度的“东向政策”及俄罗斯的亚太战略新构想已经并将继续给中南半岛安全形势带来不确定性。部分中南半岛国家利用大国纷争从中渔利的战略意图也随之得到进一步强化。在非传统安全层面，中南半岛国家与亚太大国的合作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和空间。然而，在传统安全层面，如何对中国战略行为进行正确的研判，并有效促成大国间开展有效互动及合作，是中南半岛国家甚至整个东盟地区面临的难题。总体上看，中南半岛安全局势中的不稳定因素尚不足以危及中国的周边安全，但仍然暗流涌动。这也使得中国的中南半岛外交挑战与机遇并存。大国关系是否能够保持良性互动，各大国在中南半岛能否开展务实、高效的合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南半岛安全格局的基本面貌及安全形势的基本走向。
（七）BCIM面临机遇与挑战，“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需要协调与俄罗斯的利益关系
中国和俄罗斯是同处欧亚大陆的世界大国，与中亚国家存在诸多经济利益的两个新兴经济体。“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以中国和“五国”为主的区域经济合作，意在打造中国-中亚跨国带状经济合作区。俄罗斯-中亚“经济一体化”是以俄罗斯和“五国”为中心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意在打造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合作模式。这样，“五国”成为中俄两个大国的重要合作伙伴，必然会出现利益重叠，构成中俄之间的竞争关系。从中俄与“五国”的合作历史、基础、实力以及关系比较，各有所长，机遇与挑战并存，利益竞争和政治博弈并存，需要中俄两国从国际、地区等多视角重铸中俄新型大国关系，打造“经济带”安全环境。中国深入推进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既有重大机遇，同时也面临现实挑战。机遇主要体现在：一是BCIM符合各参与方的共同利益，各方有共同合作的愿望，尤其是南亚大国印度对BCIM次区域合作的态度已发生较大转变；二是孟中印缅区域地处东亚、东南亚、南亚三大市场的连接地带，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在推动区域内市场的形成上有优势；三是合作潜力可观，合作前景广阔；四是有一定的合作基础。现实挑战表现为：一是合作机制的层次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四国差距悬殊，对参与次区域合作的立场不尽相同，要形成合力还需一个过程；三是区域内国家关系错综复杂，互信水平有待提高；四是区域内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对四国推进次区域合作形成一定压力；五是通关便利化和自由贸易区建设滞后，影响次区域合作进程；六是受区域外大国影响的因素仍然存在，使BCIM次区域合作受到一定干扰。然而从总体上看，相关国家在推进BCIM次区域合作上有共同利益，并且机遇大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