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新世界观”新在何处

边立新

【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的“新世界观”本质上是“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这种哲学不仅实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统一，而且实现了历史观和物质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新世界观”包含方法论，但不是方法主义；“新世界观”是“实践哲学”，但不是实证主义；“新世界观”承认物质活动，但不是抽象的物质主义；“新世界观”包含价值观，但不是伦理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本质 历史观 价值观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对自己哲学的本质作了明确的阐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恩格斯多次把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称作“新的世界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主张，“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科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就是“实践哲学”。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新世界观”的本质，必须坚持以下四个方面的统一。

一 “新世界观”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新世界观”，超越了“抽象本体论”哲学，实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西方传统哲学之所以是一种“抽象本体论”，并沦为“理论哲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哲学等同于方法论，否认了哲学的世界观意义。所以，这种哲学最终成了一种认识论或方法论，并陷入“认识论中心主义”，从根本上取消或淡化了哲学的世界观意义。尽管黑格尔哲学把“客观精神”作为世界的本体，但是，它仍然难逃“认识中心主义”的厄运。从现象上看，黑格尔哲学具有世界观的色彩。问题在于，黑格尔哲学中的世界，本质上是精神的世界，黑格尔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也是精神的世界观，是“抽象本体论”，这种本体论归根到底还是一种方法论。既然黑格尔哲学离开了现实的人，当然也就离开了现实的世界，这种哲学也就失去了世界观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哲学”，既是对“抽象本体论”的超越，也是对“认识中心主义”的超越。这种超越的意义在于，“实践哲学”确立了世界观在哲学中的地位，使哲学真正拥有了世界观的性质。对此，我们必须十分珍惜，不要让世界观在哲学中的地位得而复失。切记在“新世界观”中，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并存的，二者须臾不可分离。离开了世界观的方法论是根本不存在的。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哲学界存在着一种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仅仅当作一种方法的现象。比如，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把唯物辩证法归结为方法论，因而遮蔽了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意义。还比如，近年来，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有学者主张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解为“解释原则”，即只作为研究方法，不作为研究对象。我们认为，无论是把唯物辩证法归结为方法论，还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归结为“解释原则”，都会淡化马克思恩格斯“实践哲学”的世界观意义。唯物辩证法固然是一种方法论，但它不是纯粹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固然包含研究方法，但不能把它归结为研究方法。要全面理解“新世界观”的内涵，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不仅要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而且要在世界观的意义上理解唯物辩证法。不仅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作为研究方法，而且把它作为研究对象。只有这样，才能确立世界观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中的地位，才能防止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认识中心主义”或方法主义的倾向，才能防止“抽象本体论”的重演。

二 “新世界观”是世界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哲学”，不仅是世界观，而且是历史观，是世界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为了划清“实践哲学”和“理论哲学”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称作“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或者称为“世界观”“新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哲学的这些称谓，就是要突出他们哲学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世界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因此，我们不仅要在世界观的意义上，而且要在历史观的意义上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哲学之所以沦为“抽象本体论”，就在于它脱离了人的实践活动，脱离了人类历史。这种哲学中的世界，绝不是现实的世界，而是抽象的世界。可见，“抽象本体论”也就是抽象的世界观。在这种抽象的世界观中，不仅出现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物质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而且“两个世界”是根本对立的。其实，“两个世界”的对立，不过是两种“抽象本体论”哲学的对立。当然，近代以来，大多数哲学家都努力把“两个世界”统一起来。唯物主义哲学用“物质世界”解释“精神世界”；唯心主义哲学用“精神世界”解释“物质世界”。其结果是，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不仅没有把“两个世界”统一起来，而且使“两个世界”处于长期对峙的状态。黑格尔哲学改变了唯心主义的形式，以客观唯心主义的面貌出现，企图用“客观精神”或者“绝对精神”统一长期对立的“两个世界”，但其结果是事与愿违，黑格尔哲学并没有真正实现“两个世界”的统一。因此，马克思把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旧哲学称作“二元论”。尽管黑格尔哲学没有实现“两个世界”的统一，但在黑格尔哲学中隐藏着摆脱“两个世界”的对立，实现二者统一的道路。在黑格尔哲学的启发下，马克思发现了“两个世界”统一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人的实践活动。沿着这条道路前进，马克思真正把“两个世界”统一起来了，这便是世界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因而，在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中，世界观和历史观是不可分离的。既没有脱离世界观的历史观，也没有离开历史观的世界观。如果以为在历史观之外还存在一个世界观，那么，这一定是把历史排除在外的世界观，是抽象的世界观。

为了和“传统本体论”划清界限，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称作“历史科学”，甚至是“真正的实证科学”，旨在强调“实践哲学”的历史性和现实性。但是，我们并不能以此为依据，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哲学性质，而把它称作“实证科学”。我们承认，“实践哲学”和实证主义都是“抽象本体论”的对立物，或者说，“实践哲学”和实证主义都反对“传统本体论”，但二者的结局是完全不同的。实证主义是对“传统本体论”的抛弃，它为了反对传统哲学，干脆取消了哲学。“实践哲学”是对“传统本体论”的扬弃，“实践哲学”改变的是哲学性质和哲学形态，并没有消灭哲学本身。传统哲学在这里只是被“扬弃”了，而不是被“抛弃”了。从“传统本体论”的“理论哲学”到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哲学形态的变化，而不是哲学的消失。既然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是“实践哲学”，那就要求我们必须用“实践哲学”的标准来审视它，而不是用“理论哲学”的标准来对待它。因此，正确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哲学”，需要我们摘掉“理论哲学”的眼镜。只有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实践特性，才能防止把“实践哲学”实证化的倾向。

三 “新世界观”是新历史观和新物质观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新世界观”，不仅是崭新的历史观，而且是崭新的物质观，是历史观和物质观的统一。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的历史，不是观念的历史，而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的物质，不是抽象的物，而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物质关系。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把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关系作为社会历史的基础。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那就是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说明社会的政治和思想状况，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都是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决定的。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只能用物质生产和物质关系解释历史，而不能用思想和观念解释历史。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本质上是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一贯主张，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的实现，不是思想活动，而是历史活动，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当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还不能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要使人们从地域性的存在进入世界历史性的存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那么，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张，“自由王国”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之谜”的科学解答。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物质生产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但我们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生产主义”，或者是“经济决定论”。一方面，就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重视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而且重视政治和思想的反作用，即主张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就历史进程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关系的论述，表明物质生产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可见，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历史，是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整体性的历史，是从“必然王国”不断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然而，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时期的一些理论家，把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经济决定论”，误以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承认决定作用，不承认反作用；只见物，而不见人，给历史唯物主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后来，无论是前苏联，还是在中国，仍然存在用旧唯物主义解读“新唯物主义”，用“经济决定论”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现象。一些学者离开人的实践活动谈论物质，把物质抽象化；离开反作用谈论经济的决定作用，把经济的决定作用绝对化。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我们必须吸取这些深刻的历史教训，防止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

四 “新世界观”是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新世界观”，不仅是历史观，而且是价值观，是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历史是人们在实践中创造的，离开了人和人的实践活动，就不可能有历史。而在历史主体的活动中，总是包含人的目的和价值。既然没有离开人和人的活动的历史，当然也没有离开价值观的纯粹的历史观。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世界观”，是包含价值观的历史观。因此，离开价值观的历史观，是没有意义的历史观；同样，离开了历史观的价值观，是虚幻的价值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这是“新世界观”的特点，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意义。“抽象本体论”之所以沦为“理论哲学”，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否认了人的地位，忽视了人的价值和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对“抽象本体论”的超越，集中表现在对人的关注，对现实的人的关注。历史的主体是人，离开了人和人的活动，就不可能有历史。因而，对历史的研究说到底就是对人的研究，就是对人的活动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规律的研究，对社会形态的研究，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始终没有离开对人的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社会规律，不是离开人的纯粹的必然性，而是人的活动的规律，是与人的活动相联系的历史必然性。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社会形态，是和人的发展相联系的社会形态，研究社会形态的演变，必须研究人的发展。马克思对资本的研究，表面上是在研究物，实际上是在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可见，历史唯物主义始终没有离开过人和人的价值，没有离开过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发展研究历史。

当然，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是在历史中活动的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历史唯物主义没有离开历史条件，抽象地谈论人的自由和发展，而是始终强调，我们只能完成历史提出的任务，而不能超越历史条件，不可能完成历史尚未提出的任务。我们不能离开历史，不能离开人与人的关系来谈论人，否则，就会偏离历史唯物主义，导致人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对第二国际时期理论家的批判中，为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他们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离开历史条件谈论所谓工人阶级的意识，最终陷入一种伦理主义。我们注意到，今天，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为了突出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某些研究者把人的目的性抬高到了不适当的位置，不仅夸大了人的目的，而且用某种伦理观念取代了历史的客观性。这是一种把历史唯物主义人本主义化和伦理主义化的倾向，是必须防止的一种倾向。我们承认唯物主义历史观中蕴藏着价值观，我们重视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维度，但是，我们不能用人本主义或者伦理主义来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更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人本主义和伦理主义。否则，就会从根本上背离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