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对毛泽东成长的影响
1936年，当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到自己青年时代的生活时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确实，自从杨昌济从国外留学归来，1913年任教于湖南省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以后，他与毛泽东之间就开始建立亲密的师生情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谊与日俱增。杨昌济不仅以他的哲学世界观、伦理学思想熏陶了毛泽东这个农家出身的青年学子，尤以他高尚的人格、廉洁的节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赢得了毛泽东由衷的敬佩。
杨昌济，字华生，1871年6月8日生于湖南长沙县隐储山下的板仓冲。
板仓杨家，原籍长沙金井蒲塘，世代以农为业，没有出过什么知名的读书人。大约在18世纪末，祖辈迁到长沙清泰乡板仓，开始培养子弟读书，后来果然人才辈出。杨昌济的高、曾祖父都是太学生，祖父杨万英是邑庠生，在杨昌济出生前10年去世。父亲杨书祥捐过一个例贡生，但没有做过什么官，一直在家乡附近以授徒为业。
杨昌济的母亲向氏是平江县石洞人。向家乃诗书世家，与杨家世代联姻，对杨家子弟影响甚深。
杨昌济7岁进馆发蒙，蒙师是自己的父亲杨书祥。在父亲的严格要求和耐心教育下，他发愤读书，几年之内便熟读了“四书”“五经”等儒学经书，涉猎了中国历史上有关哲学、政治、伦理等方面的典籍，特别是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理学和心学的著作。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他还学会了写八股文。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的思想上曾经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不幸的是，从8～14岁，他的母亲、父亲相继去世，这给他早年的生活留下了不少阴影。
1888年，杨昌济17岁时。与舅父前妻所生的第二女儿向振熙结婚。次年参加长沙县学试，一举考上邑庠生。1890年应试举人不第，便出门授徒，积累了一些教学方面的经验。1893年再次乡试，又不第，心情苦闷，日渐消沉。1894年冬，他愤而写了“孤愤遭穷厄，牢骚损岁年”的词句，当时的压抑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1895～1898年这几年中，杨昌济有时在长沙居住，大部分时间则在乡里授徒。在板仓附近的巷子山陈家当过塾师。在这期间，他继续自学。长期的教学生活，冲淡了他对科举考试的热衷和由此而发的伤感，逐渐焕发出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之情。因此，他不久写下了《杂感》一诗：松桂一庭绿，雨声凄正繁。诗书从意读，景物未全残。幸有生徒乐，初无风雪寒。胡为常郁郁，天地尚平安。
1898年，杨昌济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参加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加入了他们组织的南学会，为通讯会友，借此机会向谭嗣同等请教并与他们交流。当时他按南学会部署撰写的《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农工之学》的论文，在通讯会友的课卷中被评为第三名，由学会推荐发表在《湘报》上。后来，他在谈到教育问题时，曾多次提及南学会对他的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杨昌济看破了科举功名的虚伪和无用，从此绝意仕进。这期间，他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变化。1898年生了儿子杨开智，1901年生了女儿杨开慧。他的哥哥杨昌运虽在戊戌年也考上了秀才，但鸦片烟瘾不断，长卧家中。杨昌济岁岁课徒，用自己的薪俸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并帮助哥哥解决生计困难。他的经济负担是越来越重了。
正当杨昌济隐居乡间，感到彷徨无主、前途无适的时候，1900年8月，又传来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失败的消息。对于唐才常这位对湖南变法运动起过推动作用的人物，杨昌济是十分熟悉的，也是非常尊敬的。唐才常的牺牲，自立军烈士们的鲜血，进一步擦亮了杨昌济的眼睛。这时，杨昌济的密友杨毓麟思想更为激进，已经暗中鼓吹和串联进行革命，并于1902年东渡日本求学。在时代思潮的感召下，在杨毓麟和其他亲友的鼓励支持下，杨昌济也离乡背井，东渡日本。临行前，他改名怀中，表示自己虽身在异都，却心怀中华。
1903年农历二月初，杨昌济告别生活了近32个春秋的家乡，离开亲爱的妻子和儿女，从长沙乘船赴日本。同行的湖南留学生有30多人，其中包括陈天华、刘揆一、李傥等。这群人中，以杨怀中年龄最大，学识也最渊博，大家对他十分尊敬，称他为“怀翁”。
杨昌济到达日本后，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开始读的是速成师范科，不久便转入普通科，潜心研读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课程。他学习十分刻苦，生活非常简朴，但是特别喜欢旅行。他相信古人“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的说法，每当假日，便去游览日本的名山大川，丰富阅历，陶冶情趣。这一点对后来的毛泽东有极深的影响。
杨昌济在弘文学院的学习成绩优良，深得院长的赏识。1906年，他在弘文学院结业后，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教育学，修业期限为4年。
不久，清政府派往欧洲的留学生总督蒯光典，在杨毓麟、章士钊的极力推荐下，调杨昌济去英国继续深造。1909年春，杨昌济进入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哲学系，专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当时章士钊亦在该校学习，两人过从甚密。
杨昌济在留英期间，学习极其勤奋，生活却十分简朴。据1910年《湖南教育杂志》第二期报道，杨昌济当时在英国“所修伦理学科，曾得分数至90以上，足称优胜”。
1912年夏天，杨昌济结束了在爱丁堡大学3年的学习生活，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他又前往德国进行了9个月的考察。在这期间，他还去瑞士游览了一番。在德国，杨昌济重点考察教育制度，但是对政治、法律等各项制度也无不留意。在考察时，他十分细心，从学校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学校纪律到学生的奖惩制度，从学校领导管理体制、师资培养到经费的来源、开支等，都一一加以了解，做了详细记录。他对英、德两国的社会道德、风俗习惯、法律制度，等等，都注意观察，联系国内情况进行比较，以便回国后进行介绍和宣传，引起全社会的注意。
这次考察完毕后，杨昌济便启程返回阔别10年的祖国。
杨昌济回国时，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已被袁世凯所篡夺，湖南的政权也被立宪派政客谭延闿所窃据。谭延闿企图多方网罗人才，他见杨昌济学问渊博，在教育界有一定威望，便想罗致他当湖南省的教育司长。杨昌济托辞说自己久居国外，对国内情况缺乏了解，同时又缺少行政才能，谢绝了谭延闿的邀请。他决心以教书为己任，便先后应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和湖南商业专科学校的聘请，在长沙当了5年教员。在此期间，他除了以主要精力从事教学以外，还密切注视政治形势的发展，积极参与一些进步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活动。
1915年9月，《新青年》问世，受到杨昌济的热烈欢迎。他除了自己认真阅读外，还积极向朋友和学生推荐。他是《新青年》在湖南的最早读者和宣传者，还自己出钱买了一批，分赠给他的一些得意的学生。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当时都在受赠者之列。杨昌济在《新青年》先后发表了《治生篇》《结婚论》等论著和译文，并推荐毛泽东写的《体育之研究》在该刊发表。
杨昌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授课时，与该校一批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教员，如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王季范、易白沙等人共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一师的学生一般家境贫寒，深知读书机会难得，学习刻苦用功。杨昌济感到这些好学向上的青年十分可爱，便竭尽心力，加以培养。他除了讲授“修身”“教育学”两门课程外，还动手自编教材，先后编写了《论语类抄》《儿童侦探》《教育学讲义》及附录等，同时，还翻译了一部《西洋伦理学史》。
杨昌济的口才并不很好，但人品高尚，学识渊博，又比较注重实际，所以仍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和尊重。许多学生不仅上课专心听讲，课后还成群结队地去“板仓杨”寓向他请教。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章甫、罗学瓒、张昆弟等人，都是他家的常客。杨昌济很高兴和这些青年交往。他从毛泽东、蔡和森这批朝气蓬勃的青年身上，看到了祖国的未来和人民的希望，感到无限欣慰。曾挥笔写下了著名的两句诗：“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
杨昌济除了在第一师范授课以外，还兼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育学教授。高师虽是当时湖南的最高学府，但是没有人系统地讲授过伦理学和教育学。杨昌济在该校第一次开设这样的课程，不仅对于培养师范人才，而且对以后湖南的教育事业，都有深远的影响。
此外，杨昌济还曾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教课，并任过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教务主任，兼授伦理学和国际商法。
对于湖南大学的创办，杨昌济也做过很大的努力。辛亥革命前，他和章士钊就曾酝酿创办湖南大学。归国后不久，在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余归国后对教育之所感》中，他又提出了创办湖南大学的设想，认为可以仿效英国的做法，把几个高等专科学校合并成一个大学。1919年，北洋政府成立了湖南大学筹办处，由杨昌济主持其事。由于军阀连年混战，筹备工作艰难。1926年湖南大学成立时，杨昌济逝世已经整整6年了。
杨昌济住在长沙时，寓所门上挂着一块1尺来长、3寸多宽的铜牌，上面用隶书镌刻着“板仓杨”三个大字。在5年多的时间里，这块铜牌随着他从河东到河西，又从河西到河东，先后换了四五个地方。不管这块铜牌挂在哪里，都有一批批的青年学生寻迹而来，登门求教。
早在1913年，当杨昌济刚从国外归来，居住在长沙落星田时，后来成为著名革命烈士的柳直荀就寄居在他家里。柳家和杨家曾有“交情三世久，春色两家分”的美誉。柳直荀的父亲柳午亭也曾留学日本，对体育很有研究。柳直荀当时在广益中学读书，他除了白天在学校上课外，晚上还可得到杨昌济的指导。
杨昌济与毛泽东相识最早是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当时杨昌济在省立第四师范教课，毛泽东也刚好考入该校。不久，四师与一师合并，杨昌济便到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随之也转入该校。杨昌济看到毛泽东这个农家出身的学生，好学深思，成绩优异，十分赞赏；毛泽东看到杨昌济学识渊博，诲人不倦，也非常敬佩。
杨昌济在浏正街李氏芋园时还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其成员有黎锦熙、毛泽东、蔡和森、萧三等人。从1914年冬到1915年9月，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这些人都要到怀中先生家中来讨论有关读书、哲学问题。
哲学研究小组主要是介绍读物、讨论读书心得。大家每次碰到一起，就把自己一个星期的看书心得自由地进行讨论，有时也随手拿起旁边一个人的日记看看。1915年暑假，毛泽东、陈昌、熊光楚等人都没有回家，就寄住在李氏芋园，由杨昌济、黎锦熙等人指导进行自学。
杨昌济通过和这些学生接触，对他们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品德学问都十分了解。例如他在1915年4月的日记中，有这样一篇记载：“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杨昌济在这个时候写下这样一篇日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毛泽东在一师学生刚刚掀起的一场驱逐校长张干的斗争中崭露头角。校长张干下令将毛泽东等17名带头“闹事”的学生开除。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等教员对学生的正义行动十分同情，要求张干收回成命。接着，杨昌济辞去了一师的教职，整整一年没有在一师上课。
但是，他和毛泽东等一师学生的亲密联系并没有因此中断。这年7月5日，杨昌济举家迁往河西岳麓山下。为了方便毛泽东等人前往他家学习和讨论，他还在家里专门辟了一间客房。每当这些学生来后，亲密的谈话一拉就是好几个小时，吃饭时坐下来一大桌，去留都十分随便，不分彼此，亲如一家。
经过杨昌济和其他进步老师长期的教育和熏陶，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昌等进步学生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渐趋成熟。他们经过反复讨论，深感要使个人和社会向上，不仅要有统一的思想，还必须结成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的团体。于是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便导致了1918年4月新民学会的成立。
新民学会的成立，固然有着深刻的时代和社会的根源，但与杨昌济的巨大影响是分不开的。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毛泽东在谈到创立新民学会的缘起时，在指出其他方面的两个原因之后，接着说：“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为一种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新民学会从酝酿到成立，即从1915年到1918年，杨昌济不仅热情地向这群青年介绍和传播西方各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哲学思想和伦理观点，而且传授了大量中国古典学术思想和历史知识。同时，还和他们一道严肃地讨论当前的时事政治，热情地向他们推荐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鼓励他们积极参加正在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养成良好的道德情操和学风，练就一副强健的体魄。
新民学会成立时的21个基本会员，除了罗章龙是第一联合中学的学生以外，其余20人都是一师的学生，都曾或长或短地“与闻”过杨昌济的“绪论”。罗章龙响应“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与毛泽东确立密切联系以后，也经常去“板仓杨”寓聆教。
新民学会章程中确定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和“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纪律，正是和杨昌济一贯的主张相吻合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杨昌济是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这个学会是在他的关怀和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当时，新民学会基本成员的重要主张和观点，都与杨昌济的进步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许多年后，李维汉曾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说：“杨怀中先生来北大教书前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和高等师范的伦理学教员，思想开朗、进步，为人刚正、真诚。新民学会的成立以及我们思想上的‘向上’都同他对我们的影响有关。”另一名新民学会早期会员萧三也曾回忆说：“杨昌济先生对毛泽东同志和许多同志影响很大。……杨先生并不善于辞令。也不装腔作势，但他能得听者很大的注意与尊敬，大家都佩服他的道德学问。他的讲学精神，使得在他的周围，形成了认真思想、认真求学的学生一群——毛泽东同志、蔡和森同志、陈昌同志等。每逢星期日，他们相牵到杨先生家里去讲学问道。杨先生是诲人不倦的．也很器重毛、蔡、陈等几个学生。”
1917年，杨昌济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同学章士钊，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馆长兼逻辑学高级讲师。章士钊向校长蔡元培推荐杨昌济到北大出任伦理学教授。
杨昌济当时对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倒行逆施早已不满，又向往北大的民主自由风气，当接到蔡元培的邀请后，便欣然应聘，并于1918年6月初举家迁往北京。
到北京以后，杨昌济住在豆腐池胡同9号，并立即出任北大文科伦理学教授。1918年下半年至1919年上半年，他负责讲授两门学科，一门是“伦理学”，这是本科的必修课；一门是“伦理学史”，这是选修课。
他讲授伦理学用的教材是德国人利勃斯写的《伦理学之根本问题》。这本书是杨昌济自己从日文翻译过来，并且由北京大学出版部正式出版的。他讲的伦理学史，则主要是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吉田静致的《西洋伦理学史讲义》。在长沙期间，他把这本讲义译成中文，当作高师学生的教材，但是没有翻译完。1919年北大出版时稍有添补。1920年他逝世以后，又曾经再版。胡适在再版的跋中，对该书做了很高的评价：“杨先生不幸于本年病殁。他是一个勤苦的学者，他临死之前不多时还有信托我向杜威博士要欧美最近出版的伦理学书籍，可见他至死不懈的精神。……此书初版很少，早已卖光了，现由北京大学出版部用五号字重印，一来可供一般学者的参考，二来也可以作杨先生身后的一种纪念。只可惜杨先生说的‘他日有暇尚当补足之’的话，现在不能实践了！”
1919年1月，杨昌济和马叙伦、梁漱溟、陈公博、陶履恭等12人联名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通过一些讲演和报告来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活跃了北大的学术气氛。
1918年夏天，当杨昌济赴北大任教时，新民学会许多会员也从一师等学校毕业了。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希望继续升学，但是又苦于缺钱，即使是自学也要有栖身之所和生活费。正在他们苦恼之际，杨昌济从北京来信，告诉他们法国政府又继续来中国招募工人，正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好机会。这一下子解开了他们心里的疙瘩，得到了大家热烈的欢迎和响应。
1918年6月，新民学会集会专门讨论赴法勤工俭学问题，确定由萧子升、蔡和森负责进行联系。不久，蔡和森受学会委托赴北京，通过杨昌济的介绍，很快就找到了蔡元培和李石曾，并拜会了李大钊、章士钊等人，然后写信给毛泽东，传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希望他到北京来，一面主持勤工俭学事宜，一面入北京大学学习。
8月中旬，毛泽东率湖南青年20多人到达北京。但是由于赴法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这些青年便分别进入北京附近的几个留法预备班学习。杨昌济把萧子升介绍给李石曾做秘书，又推荐毛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
为了帮助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筹措旅费，杨昌济还协助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将掌握在湖南旅京人士熊希龄、范源濂手中的一笔前清户部应退还湖南粮、盐两税超额余款的利息，提了出来，从而使他们得以顺利赴法。杨昌济对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情赞助，使广大留学青年十分感激，也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普遍赞扬。
毛泽东在北京工作期间，继续和杨昌济一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在杨昌济的赞许下，他和杨开慧建立了友谊和恋爱关系。两人经常漫步在北海桥头，欣赏着古都风光，体验着初恋的甜蜜。
1919年，杨昌济生病，住在西山疗养。12月初，病情转重，便由西山转入北京德国医院治疗。
不久，毛泽东等人为驱逐军阀张敬尧来到北京，多次到医院看望杨昌济。
1920年1月17日晨5时，病魔终于夺去了杨昌济这位勤奋学者的宝贵生命。他临终前还在与友人谈话，说：“吾意正畅。”说罢，便溘然长逝。时年虚岁五十。
杨昌济逝世后，蔡元培、范源濂、杨度、章士钊、黎锦熙、毛泽东等20人，在《北京大学日刊》联名发表启事，“伏冀诸君子知交，慨加赙助”。
杨昌济一生埋头教育事业，无意富贵利达，家境是十分清寒的。他在西山养病时，由于不能去学校讲课，按惯例没有工资，蔡元培特别加以照顾，按月给他发生活费用。一些同乡好友如章士钊、杨度、李傥、方表等人，则集资供给医药费用。
这年1月25日，杨昌济在京的友人杨树达、黎锦熙、方叔章、朱剑凡、陈夙芳等数十人在法源寺设祭追悼，许多人送了挽联。蔡元培送的挽联中有这样的话：“学不厌，教不倦，本校失此良师。”字虽不多，却概括了杨昌济勤奋的一生。
为了解决杨昌济家属的生活困难，蔡元培、胡适、马寅初、陶履恭4人又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启事，号召北大教职员及同学为之募集赙金。2月4日，北京大学评议会决定：“杨昌济教授及刘师培教授身后恤金，应根据田北湖、朱蓬仙教授先例，各赠送两月俸金。”
2月中旬，杨昌济的灵柩便在他的家属杨夫人、杨开智、杨开慧和学生毛泽东、陈绍林等人的护送下，从北京启运，返归长沙板仓故里。
杨昌济在北京逝世，也引起了长沙教育界和新闻界的震动。他逝世的第二天，即1月18日，湖南《大公报》刊载了《杨怀中先生昌济于北京逝世》的消息，同时发表了李肖聃写的关于杨昌济生平的详细介绍。
杨昌济虽然逝世了，但他精心培养的一大批学生，其中特别是参加新民学会的许多学生，像早春的蓓蕾，含苞待放。杨昌济生前，特别寄希望于毛泽东、蔡和森。在他逝世前不久写给章士钊的信中，曾经恳切地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李肖聃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的文章中也说：杨昌济“在长沙五年，弟子著录以千百计，尤心赏毛泽东、蔡林彬”。
以后的中国历史已经表明，杨昌济确是慧眼识人。作为人师，他有蔡和森这样的学生；作为人父，他有毛泽东这样的女婿，死有何憾！
（本文摘自作者与张民、蒋建农等合作撰写的《毛泽东家世》一书，该书由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其中的《岳父杨昌济》一文由作者撰写，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重拟了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