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德国现象学在法国的传播
法国现象学运动发端于德国现象学之引进,最初的译介工作则受制于20世纪初法国本土的哲学氛围。在这一时期,最活跃的法国哲学思潮是新康德主义或新观念主义,柏格森主义也有相当大的势力。它们两者都受到精神主义的影响,但一个围绕人类理智来谈论精神,一个围绕个体生命来理解精神。萨特在巴黎高师的同班同学,那个声称现象学家能够通过一杯鸡尾酒搞出哲学的阿隆注意到,“在布伦茨威格主宰索邦的时候,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思想已经 ‘超越’或取代了德国的各种新康德主义”;他同时告诉我们,“由布伦茨威格为之作序的G.古尔维奇(G. Gurvitch, 1894-1965)的书《当前德国哲学的各种趋势》先于胡塞尔在法国所做的以笛卡尔式的沉思命名的著名演讲”。古尔维奇的著作出版于1930年,由同年在巴黎所做的讲座稿整理而成,集中谈论的是现象学,尤其是舍勒的现象学,同时也注意到了海德格尔,并且将后者视为德国哲学的未来代表。胡塞尔的巴黎讲座则主要围绕对笛卡尔的现象学解读展开,关注先验主体性和先验主体间性问题,讲座稿由列维纳斯和他的一位女同学共同翻译,出版于1931年。我们从这里获得了三个方面的重要信息:第一,以布伦茨威格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学院哲学中占据支配地位,而在同一时期的德国,新康德主义已经完全让位于由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运动;第二,新康德主义者布伦茨威格也为法国引进德国现象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因为不管古尔维奇著作在法国的出版还是胡塞尔在巴黎所作的演讲都与他的推动分不开,而这两项工作都非常有助于现象学这一新思潮在法国的传播;第三,法国人从一开始就更加关注海德格尔和舍勒而不是胡塞尔。
梅洛—庞蒂在回顾中告诉我们,在萨特和他本人完成学业(前者是1928年,后者是1930年)前后,法国哲学界只有布伦茨威格和柏格森这两股主导性的势力;他同时表示:最重要的是布伦茨威格的思想,而不是柏格森的思想;原因在于,布伦茨威格的哲学尽管“相当浅薄”,但他掌握了哲学教育尤其是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权力而享有“权威”地位;柏格森则因为没有在大学占据一席之地,故影响有限,或者影响还不十分明显;当然,他也非常明确地承认,柏格森更为重要,因为他为后来的哲学家指明了一条与笛卡尔主义和康德主义通过布伦茨威格导致的观念论相反的方向。布伦茨威格可能会把胡塞尔视为自己的同路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笛卡尔和康德的意识哲学的努力,他因此完全可以接受他的意识现象学,以及他在逻辑、意义和意指领域的现象学探索;而柏格森对笛卡尔和康德哲学以及整个早期现代哲学进行批判反思,预示了实存论现象学或身体现象学的这一更为根本的法国现象学方向。
研究海德格尔哲学在法国传播史的美国学者克莱因伯格(E. Kleinberg)表示:在阿隆、萨特和梅洛—庞蒂等人接受教育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康德主义的理智论和柏格森主义的精神论两个思想流派在法国学院体制中行使着最大的支配权。其中新康德主义或批判主义的观念论占据着主导地位,扮演着第三共和国官方意识形态的角色,实证主义传统对此具有辅助性的地位;而柏格森主义是这种强调科学、抑制人的自由的理性主义的对立面,或者说“柏格森所代表的精神主义的兴起是对在第三共和国中占主导地位的各种唯物主义/理性主义倾向的直接回应”。谈及列维纳斯在斯特拉斯堡接受学业教育的相关情况,这位学者表示:“列维纳斯进入的法国哲学界被两个极点所占据:以布伦茨威格为典型代表的新康德主义式的理智论和柏格森哲学:前者集中于通向哲学的一条以科学研究模式为基础的理性路径,后者则强调精神论、直观和内在性。”如此说来,柏格森在当时的哲学舞台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并不是第一小提琴手。现象学研究专家施皮格伯格的看法不太相同,他的判断是,“当现象学出现在法国舞台上的时候,柏格森主义仍然是主导性的哲学”,而“布伦茨威格则代表了二三十年代法国哲学阶段的柏格森直觉主义形而上学的对立面”。另外,像著名的新黑格尔主义者伊波利特也表示:柏格森的思想在1925年是占主导地位的“新哲学”思想。
阿隆表示:当时可供选择的权威有柏格森、阿兰和布伦茨威格三个人,布伦茨威格在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有别于梅洛—庞蒂的看法,他“从正面意义”上承认布伦茨威格在索邦是“权威的权威”;并且表示:“他的著作使我们不能不有所尊重”, “它包纳了科学文化和哲学文化”。阿隆后来成了著名的历史哲学家、社会学家,他一直保持着强烈的新康德主义姿态。他承认布伦茨威格的权威地位也因此并不奇怪。他回顾说,在接受德国思想时,他自己徘徊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与李凯尔特(H. Rickert, 1863-1936)及韦伯等人的新康德主义之间,并因此同时借用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的东西来探讨历史问题和历史哲学问题。S.韦伊(S. Weil, 1903-1943)是法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其传记作者,曾经的学姐佩特雷蒙特(S. Pétrement)表示:“对攻读哲学的高师学生来说,有一堂课他们一般都要去听的,尽管并不要求非听不可,这就是每周一小时的布伦茨威格的课。布伦茨威格是个可爱的人,以精通哲学史著称,但对从亨利四世中学毕业的学生来说,他的不幸在于,阿兰已经在他之前出现了。他耐心地承担了这种不幸,不过,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按照这位女作者的说法,阿兰的学生往往不喜欢布伦茨威格,而布伦茨威格也老是故意给他们低分。和布伦茨威格一样,阿兰也是观念论哲学家,他们都主要接受了新康德主义者拉缪的重要影响。他们两个人都专于哲学史,也都是通过对历史上的著名哲学家进行解读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当然,阿兰更关注道德、宗教维度,而布伦茨威格往往结合科学的发展,把精神与理性主体的科学活动联系起来。布伦茨威格占据着主导地位,因为他是索邦教授,在高师授课,而且是哲学教师资格考试方面的负责人;而阿兰只不过是亨利四世中学高师预科班的一名哲学老师。在谈到韦伊和她本人的中学、大学哲学学习时,佩特雷蒙特对柏格森只字未提,这说明他在当时的哲学教育中几乎没有扮演任何角色。前面梅洛—庞蒂的说法显然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作者倒是提到,在中学毕业会考之前,因为所在中学的哲学教师水平不高,韦伊到另一所学校注册了勒·塞纳(R. Le Senne, 1882-1954)主讲的哲学课程。勒·塞纳后来成为索邦大学教授(1942)并入选道德与政治科学院(1948)。他致力于道德研究,他的《道德概论》尤其致力于价值的探讨,勾勒了一种“真正的价值现象学”。然而韦伊主要不是受到这位与柏格森思想有些接近的精神论者的影响,而是完全以阿兰为自己思想的起点:“如果说西蒙娜的很多思想来自勒·塞纳这一点值得怀疑,那么,我认为可以肯定的是,西蒙娜思想的主要部分来自阿兰。”
也有其他学者赞成是上述三个人,而不是其中的两位左右着法国哲学的这一历史时期。依据其看法:“在这三人组合中,如果说柏格森享有着世俗荣耀,阿兰扮演着特立独行者角色的话,布伦茨威格则不断地变成哲学机构的一个著名成员。”布伦茨威格著述颇丰,成名很早,影响巨大,但逐步被人遗忘。该学者进而表示,布伦茨威格的作品确实标志着他的时代,以毫无疑义的方式突出于战前;理由是,皮亚杰(J. Piaget, 1896-1980)和阿隆毫不犹豫地求助于他的思想。当然,这种影响在后来变得不确定起来,比如勒内·雷蒙(R. Rémond, 1918-2007)注意到布伦茨威格在1945年还控制着大学哲学,但到50年代,这种影响完全衰落了。事实上,上述三人组合的时代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结束了。柏格森和布伦茨威格先后去世了,阿兰也已经淡出学界和公众视野。在战后,大学不仅不再受他们思想的控制,而且哲学也不再把大学视为其最佳的舞台。先是以萨特和梅洛—庞蒂等实存论现象学家为核心的《现代》杂志成为时代哲学的核心;而在更后来的岁月里,团结在先锋杂志《如是》周围的结构—后结构—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福柯等人更具有感召力。当然,说到战前,还得承认布伦茨威格、柏格森和阿兰这三个人的主宰地位。
德里达其实也注意到了这三人组合的支配性地位。他在谈到3H时代时表示:“人的实在”(réalité-humaine)这一译自海德格尔“此在”(Dasein)的概念“从多方面看都显得古怪”,但“非常有意义”,因为“人的实在的观念表达了重新思考人的意义,人的人性的计划”, “用这个中性的、未定的概念替换充满形而上学传统和记录着实体主义动机与意图的 ‘人’的概念,是为了悬搁构成人的统一概念的全部假定,也是对一直统治着法国哲学的理智论和精神论人道主义(布伦茨威格、阿兰、柏格森)的反叛”。这显然把阿兰和布伦茨威格说成是理智论的人道主义,而柏格森被说成是精神论的人道主义。不管怎样,他承认的是上述三位在3H时代之前的支配性地位。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加罗蒂以批判的姿态提到了另外一个三人组合。按照他的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仍然起主要作用的哲学是阿默兰(O. Hamelin, 1856-1907)学说、布伦茨威格学说和柏格森哲学,它们都属于观念主义,完全逃避了生活提出的问题。他这样表示:“无论涉及阿默兰,布伦茨威格还是柏格森,这些哲学所漏掉的都是 ‘人的具体生活’,在人的历史的社会现实里是这样,在自己的主体性的个人现实里也是这样。”不管阿兰还是阿默兰都属于新康德主义的观念论,他们的影响明显没有布伦茨威格大,更何况阿默兰很早就去世了。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把20世纪早期的法国哲学归结为布伦茨威格和柏格森两人争锋,而阿兰或阿默兰权可作为前者的陪衬。
3H一代哲学家大体上都可以算成是布伦茨威格的门生。萨特、阿隆和尼赞(P. Nizan, 1905-1940)是同班同学,尽管他们后来的政治立场各不相同。尼赞很早就成了法共的党员(1927年入党,1939年退出),萨特逐步从超然旁观者转变为对法共持同情姿态的左派,而阿隆则始终是右派,但他们求学时都直接接受了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尼赞后来坚决地批判新康德主义,并且不遗余力地把它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予以清算;阿隆始终调和现象学与新康德主义,但明显倾向于后者;萨特哲学包含胡塞尔的纯粹意识理论与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立场之间的张力,因此既与布伦茨威格的新康德主义格格不入,又始终摆脱不了后者的挥之不去的阴影。严格地说,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布伦茨威格、阿兰和柏格森在萨特思想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对年长于他的马塞尔和华尔、对年轻于他的梅洛—庞蒂和波伏瓦等人来说,学生岁月同样处在新康德主义氛围之中,尽管他们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其他哲学家的影响。
柏格森当时没有在大学里担任教职,很少接触学生,也因此并不是他们崇拜的直接对象,其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最初,像贝玑(C. Péguy, 1873-1914)和索雷尔(G. Sorel, 1847-1922)之类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和哲学家经常到法兰西学院去听他的讲课,都想从他身上“寻找唯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评原则,寻找用直观、本能、活力、难以名状来对抗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思想”。逐步地,柏格森成为文学沙龙和上流社会的宠儿:人们成群结队地去法兰西学院,他的课堂成了巴黎上流社会贵妇们聚会的地方。新哲学家列维(B. -H. Lévy, 1948-)告诉我们,尽管受到右派知识分子领袖莫拉斯(C. Maurras, 1868-1952)和天主教思想家马利坦的辱骂甚至指控,作为法兰西学院院士、道德和政治科学院院士、大十字勋章获得者、荣誉军团授勋委员会成员、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柏格森还是获得了推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列举了柏格森对纪德(A. Gide, 1869-1951)、普鲁斯特(M. Proust, 1871-1922)、索雷尔、贝玑、马蒂斯(H. Matisse, 1869-1954)、瓦莱里(P. Valéry, 1871-1945)、萧伯纳(G. B. Shaw, 1856-1950)等著名文学艺术家,对萨特、罗素、波普(K. Popper, 1902-1994)、华尔、马塞尔、杨凯列维奇(V. Jankélévich, 1903-1985)、康吉莱姆、梅洛—庞蒂、德勒兹等哲学家产生的重大影响。
柏格森虽然没有能够主宰法国学院传统,但他通过在法兰西学院的讲课,通过引人入胜的著作扩张其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他在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普遍的反响,其著作很快就被翻译成英文、德文、俄文等出版,被公认为战前最著名的法国哲学家。虽然他是大学哲学教育的配角,但在学院之外却受到空前欢迎。这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柏格森著作是作为已经觉察到的过分强调科学和理性的对立面而构思出来的。他的哲学满足了那些不只需要理性的人之欲望,因此将学术界从理性主义的深沉迷梦中唤醒了”;当然,柏格森并不否定科学,他甚至经常借助生物学等领域的最新成果,但其目标恰恰是要把人们从机械控制中解放出来,而这正是他受到人们普遍欢迎的原因,“柏格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受欢迎的时候,柏格森式的革命似乎将哲学从实证主义的经验枷锁中解放了出来,并超越了法国新康德主义的方法论理性主义”。萨特似乎没有正面地看待柏格森哲学的意义。他在《想象》中批评柏格森玩弄“形象”一词,认为这是为了自由地实现从物质到精神或从精神到物质的过渡;在《存在与虚无》中,针对柏格森关于到处都只有存在,而虚无是难以设想的立场,他认为我们永远无法从存在中派生出虚无。当然,正如我们在后面的阐述中所表明的,他们之间其实存在比较复杂的学术传承关系。梅洛—庞蒂虽然在《行为的结构》和《知觉现象学》中都引用和评论过柏格森,但主要不是从正面来接受和分析的,应该说他迟至40年代后期才真正关注这位著名的哲学家。事实上,他后来为没有更早地从这位可能开辟身体现象学捷径的前辈的思想中获得教益而感到遗憾。
看起来只有列维纳斯一开始就充分注意到了柏格森哲学具有的创新意义。在斯特拉斯堡接受大学教育期间,他对新康德主义的理论化的观念论倾向不感兴趣,认为它过于抽象,不能处理日常生活中的那些根本性的事情,并因此转向了柏格森的著作以及社会学、心理学和神学领域。他在回顾中告诉我们,他在大学时代就“开始接触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笛卡尔和诸位笛卡尔主义者、康德等伟大的哲学家,还没有接触到黑格尔”,而在教学中和学生的注意中,“涂尔干和柏格森似乎特别具有生命力”。在列维纳斯看来,柏格森代表了哲学中一切新的东西,代表着时间的解放,意味着意志自由。柏格森时间理论不仅可以解释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过渡,而且为法国移植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准备好了土壤。他同时指出,在柏格森的后期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至为重要的关于技术理性主义批判的论述,以及他对于摆脱机械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辩护。当然,列维纳斯随后从时间概念中看到了另外的东西,那就是他本人提倡的社会性和开放性。换言之,就像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源泉》中表达的那样,柏格森式的直观乃是“关于深度时间的体验”,而“针对绵延的意识和知识被解释为与他人、与神的关系”。如此说来,借助柏格森,可以避免海德格尔在时间和孤独的自由之间确立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整体与无限》德文版序言(1987)中,列维纳斯这样表示:“这本期待并感受到了现象学灵感的书出自经常接触诸多胡塞尔文本,出自不停地关注《存在与时间》。在自序言起罗森茨威格(F. Rosenzweig, 1886-1929)就被提及的这一文本中,不论布伯(M. Buber, 1878-1965)还是马塞尔也都没有被忽视。这本书也忠诚于柏格森在同辈思想中的创新工作。柏格森尤其使得现象学大师们的许多实质性的立场得以可能:他通过绵延概念使时间摆脱了对宇宙学的服从,使思想摆脱了对空间和固态以及它们的技术论延伸的,甚至还有它们的理论上的固执的迷恋。”柏格森哲学所体现的生命关怀和审美情趣无疑是对传统哲学的理论偏好的一种矫正。他主张时间即绵延,这种非空间化的时间观与胡塞尔的时间观大体一致,与海德格尔的时间观尤为合拍。
其实,柏格森的影响也透过某些给予列维纳斯以帮助和灵感的哲学家体现出来,马塞尔的情况最为明显。列维告诉我们:“柏格森对30年代整个反康德和反实证哲学的思潮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华尔、马塞尔和杨凯列维奇的哲学潮流。”在这三位反康德主义和反实证主义的思想家中,马塞尔可以被列入实存论现象学家之列,其他两位则是实存论现象学的同盟者。这三位哲学家显然都愿意接受海德格尔的思想,却不大认同与康德主义比较接近的胡塞尔哲学,这种情形无疑与列维纳斯的倾向相吻合。虽然接受的是新康德主义教育,但马塞尔逐步摆脱了其影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康德式理性主义对于我越来越陌生。”这种情形一方面是由于他受到黑格尔以及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柏格森的影响,前者的影响最初是比较明显的,后者的影响则逐步得以彰显。马塞尔最初认为,康德对时间问题的观念论解决是不成功的,而即使人们承认柏格森式的时间理论,问题和困难依然无法克服;正因为如此,必须求助于黑格尔的客观辩证法。他后来逐步摆脱了这种黑格尔式的客观辩证法,和其他3H时代哲学家一样认同《精神现象学》的相关工作。这其实意味着他和柏格森一样接受了精神主义的影响,并因此寻找到了克服新康德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观念主义的利器。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新康德主义和柏格森主义是完全对立,因为萨特这一辈人“并不把柏格森当作一位哲学解放者或思想建制的一个反对者,相反他们认为他是法国学院传统的一部分或一个片断,还没有准备好来处理具体实存的困苦”。
暂且把谁是“权威”放在一边。问题的关键在于,布伦茨威格和柏格森都认可了对现象学的引进。胡塞尔的现象学并不像柏格森主义那样持一种形而上学的直观立场,更不会主张一种创造进化的形而上学,其理智主义和柏拉图主义倾向更是与柏格森的反理智主义和反柏拉图主义针锋相对;但是,无论胡塞尔本人还是法国现象学的最初代言人似乎都更愿意看到柏格森思想与胡塞尔思想的某种相似。施皮格伯格写道:“这两种哲学之间的某种相似是明显的。柏格森和胡塞尔从来没有碰过面。但当科瓦雷于1911年将柏格森直觉主义哲学的消息带到哥本哈根小组时,胡塞尔惊叫道:我们是真正的柏格森主义者。柏格森著作的第一批德文译本是在舍勒的倡议下出版的。在集中注意 ‘意识的直接与料’的哲学和胡塞尔的主要关心忠实地描述被给予之物的哲学之间的相似是十分明显的。在诸如对于内在时间意识的连续不断之流的相同关心方面甚至有更深刻的共同基础。”对于柏格森而言,获得国外的认可当然也是可喜的事情,这样一来,德国现象学在传入法国时“很容易被自由化的柏格森主义放行”。布伦茨威格的新观念主义同样可以接受现象学,这是因为:“他的意识概念从根本上说是笛卡尔式的,他的哲学是以科学为指向的,所以胡塞尔将笛卡尔的名字与自己的现象学观念联系起来,甚至把它说成是 ‘新笛卡尔主义’,这乃是一种特殊的幸运。这种情况再加上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纲领,注定不仅投合布伦茨威格个人,而且也投合法国的一般古典传统。尤其对于布伦茨威格来说,胡塞尔的观念意味着额外吸引人的东西。”阿兰的观念主义似乎也不会敌视现象学:“由于强调先验思维和拒绝任何心理主义,或许也是由于对本质的这种直接认识,胡塞尔的现象学或许是最接近于阿兰的观念主义的现代学说。”
无论如何,新康德主义的观念论和柏格森主义的生命哲学都为现象学进入法国哲学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严格说来,新康德主义的观念论很容易容忍胡塞尔式的意识现象学,而柏格森主义的生命哲学则更容易接纳海德格尔式的实存论现象学。胡塞尔哲学中的康德主义和笛卡尔主义因素是非常明显的,这导致法国新康德主义者忽视其真正的革命性。海德格尔哲学显然无法绕过柏格森有关时间的提问法,与此同时,它关于时间结构的探讨完全可以为柏格森哲学所接受。事实上,列维纳斯等人的传播工作以海德格尔为中介把胡塞尔与柏格森、布伦茨威格都联结起来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包含了既类似于柏格森主义又类似于新康德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方面,因此,列维纳斯花相当多的时间来解释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很重要的”, “在某种意义上,胡塞尔式的思想不同于新康德主义的理性主义,因为它赋予直观以优先性,但它区别于柏格森式的直观,因为胡塞尔式的直观是理性的”。也就是说,通过列维纳斯的创造性工作,胡塞尔与这两个阵营中的任何一个都区别开来,同时又与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胡塞尔和柏格森都坚持一种直觉主义立场,而且他们的时间概念也大体上一致;但是,他们一个是理性主义者,一个是非理性主义者,一个是柏拉图主义者,一个是反柏拉图主义者;况且胡塞尔在普遍科学理想的旗帜下反对实证科学,而柏格森反对普遍科学理想,却并非不重视具体的实证科学,比如生物学对于他来说就至为重要。就胡塞尔和布伦茨威格的关系而言,他们至少都可以归属在理性主义旗帜之下,对于数学的重视也是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然而,胡塞尔显然还有大理性主义倾向,也就是说坚持的是与具体科学没有直接关系的纯粹理性,而布伦茨威格更多是持一种与实证科学密切相关的小理性主义立场。无论如何,柏格森主义和新康德主义都可以从胡塞尔那里找到某些可以利用的资源,而列维纳斯对胡塞尔哲学的海德格尔式解读似乎为两种立场都留下了空间。当然,不管柏格森主义和新康德主义为包括胡塞尔哲学和海德格尔哲学在内的现象学提供了什么样的土壤,为了更好地接受以实存论现象学为主导的现象学新思潮,新康德主义和生命哲学都必定要接受严格的检验和批判。
在现象学传播到法国的时候,尽管没有出现它与新康德主义直接交锋的情形,但是,透过法国哲学家就德国现象学家海德格尔与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E. Cassirer, 1874-1945)的达沃斯论辩所持的立场,还是可以看出,在它们之间是存在明显冲突的。为了促进德法哲学界的交流,于1928年在瑞士达沃斯召开了两国学者共同参与的哲学研讨会,1929年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主题为“人是什么”。作为法国哲学界头面人物的新康德主义者布伦茨威格参加了这次会议;时为学生的列维纳斯和卡瓦耶斯也参加了会议,其中前者是在海德格尔的帮助下获得邀请的。会议的高潮出现在海德格尔和卡西尔之间的辩论中,海德格尔谈论康德,卡西尔则谈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及其对康德的解释。卡西尔延续其师科恩(H. Cohen, 1842-1918)的立场,代表的是新康德主义传统,而海德格尔对康德哲学进行了一种新的解释,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新哲学和旧哲学之间的剧烈冲突。
在回顾中,列维纳斯把卡西尔说成是“一个文雅的、有教养的人道主义者”,是“康德的现代解释者”,就像布伦茨威格一样“把科学的可知性作为出发点”, “和他一样延续了19世纪的理性主义、美学和政治观念”,并因此在辩论中指责海德格尔对康德进行了错误的、歪曲的解释;与此同时,列维纳斯认为“海德格尔并不把精确科学、数理科学作为出发点”,他关心“存在者的存在”,把“哲学的考问彻底化了”,他没有错误地解释康德,而是导致了“思维的一种新的激情”,对于他来说,“那些存在论问题比科学的奠基问题更为重要,更为根本”。列维纳斯明显站在海德格尔一边,认为卡西尔和海德格尔两人的论战“在当时代表的是某种人道主义的终结”,说明“卡西尔代表着一个即将被打败的秩序”。然而,其他参加会议的法国学者对辩论有着完全不同的评价:“由于布伦茨威格的著作同这个德国新康德主义者的明显接近,大多数法国教授和学生是支持卡西尔的”;依据卡瓦耶斯写给姐姐的书信,在法国人中,“只有一个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辩护的人”,即列维纳斯这个“在《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胡塞尔文章的立陶宛人”。从这里可以看出,直至1929年,现象学在法国还没有多少拥戴者。这意味着,现象学要在法国生根并开花结果,不可避免地要与新康德主义的观念论发生冲突,并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把它作为批判的目标,其代表人物阿兰和布伦茨威格则是受批判的直接对象。萨特和梅洛—庞蒂对他们都有针对性的批判,这些批判与现象学在法国的确立是同步的。
尽管胡塞尔的现象学延续了传统理性主义及其理论化倾向,但其他现象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作出了摆脱理智化和理论化的努力,并因此关注具体。问题是,社会关注、历史关怀、实践指向尽管是法国现象学的总趋势,但不同的人毕竟有不同的立场。尤其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氛围中,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总是以某种方式制约着人们的基本立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尼赞在《看家狗》中“把布伦茨威格为代表的巴黎大学的哲学家和其他大学老师称为看家狗”,认为“这些人的纯思想,脱离社会和历史现实,相当于一种放弃”, “我们生活在一个哲学家不表态的时代”,他们“生活在一种可耻的不存在状态之中”,而这一切“对资产阶级十分有利”。萨特和梅洛—庞蒂等现象学家也批判新康德主义,但他们不会把新康德主义简单地等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批判;他们会赞同海德格尔式的实存论现象学对新康德主义的批判,但并不因此和他一样拥戴法西斯主义。无论如何,对法国的实存论现象学家们而言,正是对处境意识的强调,使他们走出了新康德主义的观念论。不管在实存论现象学创立之初,还是在后来的发展中,这种情况都是非常明显的。其实,同样深受新康德主义者拉缪影响的阿兰和布伦茨威格之间也有非常明显的不同,这从阿兰的弟子与布伦茨威格之间的矛盾中就可以看出来:“阿兰弟子们的观点和方法令布伦茨威格不悦,就像布伦茨威格的观点和方法不招阿兰弟子们喜欢一样。”阿兰与布伦茨威格都体现出艺术性倾向,他们都对艺术进行了一种理性主义的甚至道德主义的解释,并因此在艺术观中贯彻了他们的观念论立场。但他们对于科学的立场显然不同,一个始终保持超然的姿态,更多地在道德领域中维护哲学的传统尊严;一个顺应科学的发展,让精神在科学活动中得以体现。然而,不管是阿兰的超然,还是布伦茨威格的屈就,都避免不了要受到更后来的哲学家,主要是实存论现象学家的批判。
正是在新康德主义和柏格森主义占支配地位的背景下,德国现象学开始以各种方式被传播到法国。我们当然可以说马塞尔1914年以来的相关成果已经为法国现象学提供了诸多独立的思想资源,但一般认为法国哲学的现象学自觉的标志性年份是1936年,现象学真正占据法国哲学中心舞台的时间则应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现象学的输入工作主要是由一些“外来者”进行的,列维纳斯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起到了首要的作用。在1930年发表的博士论文中,他简明地总结了德国现象学在法国的研究和传播现状。他这样表示:“除埃兰(J. Hering, 1890-1960)的著名工作外,在法国几乎没有对胡塞尔进行过研究,因此做这方面的文献史的清理工作是非常容易的。”埃兰出生在被德国占领的法国领土阿尔萨斯,在德国哥廷根接受高等教育,在胡塞尔的指导下完成了关于洛采(R. H. Lotze, 1817-1881)的先天观念的博士论文。他和后来的科学哲学家科瓦雷、波兰现象学家茵伽登(R. Ingarden, 1893-1970)等人同为现象学哥廷根小组的第一批成员;当舍勒失去慕尼黑大学讲师职位而来到这里之后,埃兰与他得以相识。埃兰最初在现象学存在论方面提出了一些具有挑战性的观念,尤其关注本质问题的研究。有学者表示:他为个体本质所作的辩护值得特别的注意,其思想在这一领域影响了现象学小组的许多成员,尤其是茵伽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阿尔萨斯回归法国,埃兰作为法国公民完成了其神学学位,成为斯特拉斯堡大学人文学院神学系的教师。作为同一学院哲学系学生的列维纳斯选修过他的课程,并深受其影响。所谓“埃兰的著名工作”,主要指的是后者的学术专著《现象学与宗教哲学》(1925)。这是法国学界第一部探讨现象学的著作,它把现象学方法或这种从事哲学的方式视为现象学运动的灵魂。
列维纳斯接下来提到的是哲学史家德尔波(V. Delbos, 1862-1916)发表在《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上的《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批判及其纯粹逻辑观念》(1911)一文,该文源于作者当年在巴黎的一次演讲,对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第一卷进行了明晰的评介。这其实是胡塞尔现象学以及整个德国现象学在法国的首次评介;但这显然是一次偶然的、单一的事件,因为并没有人紧跟着延续这一传播工作,只是在十多年以后才有新的评述出现。除了德尔波的演讲和埃兰的专著外,舍斯托夫(L. Shestov, 1866-1938)在《什么是真理》(1927)一文中对胡塞尔的现象学理性主义进行过批判;G.古尔维茨在《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上发表了《德国现象学哲学》(1928);列维纳斯本人在《法国暨外国哲学评论》上发表了评论性的文章《论胡塞尔先生的〈观念〉》(1929);此外,格罗修桑(B. Grœthuysen, 1880-1946)在小册子《尼采以来的德国哲学》(1927)中有专门论述胡塞尔的章节。
依照施皮格伯格的看法,为德国现象学引入法国作出重大贡献的那些“外来者”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在德国传统中培养起来的阿尔萨斯人,比如胡塞尔的学生、神学家埃兰,齐美尔(G. Simmel, 1858-1918)的学生奥特尔(C. Hauter, 1888-1981);第二类是一些曾在德国学习过、然后来到法国的俄国或波兰学者,主要有科瓦雷、G.古尔维茨、闵科夫斯基(E. Minkowski, 1885-1972)、科耶夫和A.古尔维茨(A. Gurvitch, 1901-1973),其中还包括对现象学持批判态度却成了传播现象学的动力的俄罗斯宗教思想家舍斯托夫和别尔嘉耶夫(N. Berdyaev, 1874-1948);第三类是从德国来到法国的学者,比如狄尔泰(W. Dilthey, 1833-1911)的学生、舍勒的朋友、海德格尔的敬慕者格罗修桑,舍勒的学生兰兹贝格(P. -L. Landsberg, 1901-1943),等等。列维纳斯的情况比较特殊,他是外来者,但接受的却是法国高等教育。他是出生在立陶宛的犹太人,本来打算到离家较近的德国学习,后来考虑到德国的排犹氛围,选择了离家相对较近的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在梅洛—庞蒂大学毕业的同一年,他完成了关于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理论的博士论文;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梅洛—庞蒂对现象学仍然所知不多的话,萨特简直可以说还是一个现象学盲。梅洛—庞蒂听过胡塞尔1929年在索邦笛卡尔阶梯教室所做的《笛卡尔式的沉思》的讲座,而萨特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能够抓住。胡塞尔的现象学与笛卡尔主义当然有同有异,那些亲自聆听过胡塞尔讲座的人,或许立刻就感觉到了某种既非常新奇却又似曾相识的东西,而萨特则要几年之后才明白这一点。
我们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梅洛—庞蒂与现象学的最初因缘。从1928年到1930年,通过听G.古尔维奇在巴黎大学的现代德国哲学讲座,他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有了初步了解。1929年2月23日至25日,他在索邦听过胡塞尔的讲座。1933年,他以《关于知觉本质的研究计划》向国家科学基金管理处申请资助,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进修了一年;第二年又以《知觉的本质》申请延长资助,但没有获得批准。从这两份计划中,我们可以发现梅洛—庞蒂现象学之旅的起点。当然,严格来说,这两份计划基本上还属于关于知觉问题的心理学研究范畴,受德国格式塔心理学影响很大,只是初步涉及胡塞尔等人的现象学,这从他对胡塞尔的引用可以看出来。他于1935年从外省回到巴黎,在高等师范学院担任辅导教师(1935—1939)。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他和拉康、巴塔耶(G. Bataille, 1897-1962)等人是科耶夫在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的黑格尔研讨班的忠实听众,并深受其影响。萨特因为在外地中学任教而没有能够亲临讲座,但通过梅洛—庞蒂等人了解到了讲座的相关内容。在此期间,梅洛—庞蒂开始向《理性主义》《心理学杂志》等学术刊物投稿,主要发表了一些书评。他于1935年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这是就在法国翻译出版的一本舍勒著作所写的评论,尤其注意到了这位著名的德国现象学家对情感问题的强调。1936年,他分别发表了关于马塞尔《是与有》和萨特《想象》的书评,看到了他们对于身体和实存问题的关注。1938年,他完成其第一部专著《行为的结构》,该书4年后在法兰西大学出版社得以出版。这部著作显然与他广泛接触格式塔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有关,现象学开始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似乎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1939年,他阅读了《国际哲学杂志》悼念胡塞尔的专辑,开始了解到《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要传达的关于生活世界的理论。同年4月,他和自己的越南裔学生唐·迪克陶(Tran Duc Thao, 1917-1993)花了6天时间到比利时卢汶的胡塞尔档案馆查阅其未刊稿,并第一次见到了胡塞尔的最后一位助手芬克(E. Fink, 1905-1975)。这些未刊稿,尤其是《观念》II、《观念》III对他的影响非常大,这在许多作品中都反映出来,他从中发掘出了胡塞尔哲学中的许多“非思”因素。他的这位学生随后则在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对于法国现象学运动来说,身体现象学的确立以及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乃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梅洛—庞蒂师徒二人的这一卢汶之行也因此是至为重要的。
关于胡塞尔的巴黎演讲,伊波利特回顾说:“当我们的老师布伦茨威格1929年告诉我们说,胡塞尔要以 ‘先验现象学引言’为题,在索邦大学举办一系列的报告,并说,这将是哲学史上少有的事件之一时,我们很专注地阅读了报告会的大纲”;他接着说,“应当承认,面对新的语言和新的哲学思辨的方式,我感到非常惊奇,同时也感到摸不着头脑;胡塞尔的思辨方式有时候当然让人想起传统的哲学,但总的来说,那差别是多么巨大啊”!由于这一系列的演讲,更由于列维纳斯和同学一道翻译出版的演讲稿,胡塞尔在法国虽缓慢但逐步扩大其影响。布伦茨威格当然不可能真正积极主动地引进新的东西来动摇其新观念主义的支配地位,但他有可能将胡塞尔视为自己的同路人:他们都是笛卡尔和康德思想重要的现代解释者,所以极力促成了这一重要的学术交流和传播事件。没有人直接提到布伦茨威格对于这次演讲的态度,但如下评论应该说还是有道理的:“也许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诸种可能性的兴趣把布伦茨威格吸引到了列维纳斯那里,布伦茨威格在组织胡塞尔在索邦的关于《笛卡尔式的沉思》的讲座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一开始,接受并传播现象学乃是列维纳斯最为直接的姿态。有学者写道:“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列维纳斯是德国现象学在法国最早和最重要的宣扬者之一。当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在法国几乎还不为人知的时候,他就开始了撰述他们;在使现象学对战后法国哲学整体,尤其是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实存主义产生关键性影响上,列维纳斯的早期工作扮演了工具角色。”他最初并没有借用现象学来阐述自己独立的见解,而是试图维护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思想,正因为如此,他用海德格尔式的存在论去解读胡塞尔式的认识论。正是在这一点上,他走向了与萨特、梅洛—庞蒂等人完全不同的道路:后面两位并不打算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进行纯粹学理上的研究,他们同样重视海德格尔甚于胡塞尔,但最终要创造性地利用两者来开展自己的现象学:“萨特接受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列维纳斯则不限于此,他把自己大部分的早期哲学生涯用于阐释其德国导师的工作及其意义。在后来的年月里,他仍然坚持认为,尽管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有一些基本的分歧,他仍然忠实于他最初通过他们而接触到的那种现象学方法。”
萨特最初显然没有意识到胡塞尔的重要性,似乎也没有人向他提醒这种重要性,所以他很自然地错过了胡塞尔在巴黎的四次讲座。或许,正因为胡塞尔来索邦讲学是由布伦茨威格极力推动的,讲学内容又涉及“先验”“笛卡尔”之类的关键词,萨特也就没有什么兴趣了。况且,萨特也没有参加过后来由科耶夫主讲的黑格尔课程(但设法获得了一份课程笔记),这说明萨特本来就不是一个热衷于听讲座之类的人(不在巴黎也可能是缺席的理由)。1933年的某一天,在萨特和波伏瓦请老同学阿隆喝鸡尾酒时,通过他才知道了胡塞尔是谁,通过阅读这位同学推荐的列维纳斯《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理论》才对现象学有了初步了解。接下来,他又是在这位先入现象学之门的同学的帮助下,于1933年9月至1934年9月到德国柏林进修一年。他在那里听了关于胡塞尔的课程,阅读和研究克尔凯戈尔(S. Kierkegaard,一译克尔恺郭尔,1813-1855)、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作品,并在此期间写成了《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意向性》和《自我的超越性》两篇论文的初稿。通过回国后进行修订和完善,它们最终分别在1939年和1936年得以发表。萨特在1935—1936年还完成了《想象》和《想象物》两本小书,分别发表于1936年和1940年,其中前者是在1927年的高等学业文凭论文基础上修订成书的。在1937—1938年,他写成了构思于1934年的《心理》,而1939年发表的《情绪理论概要》正是从《心理》中分离出来的。在施皮格伯格看来,萨特的上述努力使他成为独立的法国现象学运动的奠基人:“因此,使现象学本土化并且在胡塞尔基础上启动现象学的主要功绩似乎应该归于萨特,这尤其以他发表于1936年《哲学研究》上的第一篇论文以及1936—1940年关于想象与情感的专书规模的研究为支撑。”
尽管马塞尔发表于1927年的《形而上学日记》与后来的实存论现象学是非常合拍的,但它确实还没有表现出现象学的自觉,还不能够被说成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现象学研究。然而,他在1935年发表的《是与有》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应当被视为一种现象学研究。如此一来,马塞尔似乎更应该被看作法国独立的现象学运动的奠基人。或许是因为要突出萨特的主导地位,施皮格伯格才把1936年确立为独立的法国现象学的开端。但依据阿隆的看法,现象学的主宰地位在30年代中后期并没有确定起来。他谈到1933—1934年在德国学习期间的法国哲学状况时表示:“萨特还得将就十年,一如我们伟大的前辈柏格森或布伦茨威格一样;阿兰还不会放弃他的高师文科预科班,并且将俯视所谓的高等教育。”他明显把《存在与虚无》的发表视为现象学在法国的主宰地位的起点。列维纳斯在传播德国现象学方面贡献很大,但开始自己的独创研究则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期。梅洛—庞蒂比萨特要先接触现象学,但正式接受这一外来哲学,并借以开展出自己的身体现象学思想也要迟于萨特。无论如何,梅洛—庞蒂和萨特都有他们的现象学学徒期,而列维纳斯对他们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在问及自己战后与萨特等哲学明星的关系时,列维纳斯表示:他在战前就见过萨特,那是在《恶心》(1938)出版之后;在马塞尔主持的沙龙中,他听过萨特作的一次报告。他告诉我们:在马塞尔家中,萨特未来的领袖地位正在形成;战争期间出版的《存在与虚无》已经渗透到了那些哲学读者;战后又发现了他的声誉如日中天。他后来在萨特去世之前还与之见过两次面。一次是萨特邀请他参与《现代》杂志组织的一个巴勒斯坦问题专集,另一次是在萨特接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名誉学位的时候。在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曾经给萨特写信,认为后者最有资格建议埃及总统纳赛尔(G. A. Nasser, 1918-1970)与以色列缔结和平。据说萨特接信后问道:“那么,那个列维纳斯是谁?”列维纳斯不知是自嘲还是反讽地就此说道:“难道他已经忘记了?他已经忘记了《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理论》——据德·波伏瓦女士说,它曾经知道什么是荣耀的时刻。她在《岁月的来临》中描述了,当该书出版后在圣·米歇尔大街的Picard书店展卖时,萨特如何一边翻书一边说:‘这一切是我自己都想说的,但胡塞尔已经说过了。'”“忘记”在这里并不意味着“背叛”:毕竟是胡塞尔而不是列维纳斯打动了萨特!
其实,萨特并没有真正忘记这位最初的“引路人”。在《梅洛—庞蒂永生》中,他这样说道:“我通过列维纳斯而接触到现象学,并且到柏林去待了近一年时间。”应该对列维纳斯表示感谢的当然不止萨特一人。利科在20世纪80年代回顾说,他对现象学的深入了解也是通过列维纳斯而达到的。他注意到了列维纳斯最初对胡塞尔的研究,以及他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间的姿态。他这样写道:“我不会忘记我与胡塞尔的第一次深入的相遇:这就是阅读列维纳斯的《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理论》。这本书单纯地确立了法国的胡塞尔研究,它通过集中解释《逻辑研究》,尤其是他如今仍然喜欢回到的第六研究而确立这种研究。”第六研究恰恰是海德格尔最为关注的,不管列维纳斯后来对存在论的批判,还是利科以迂回的方式向存在论的回归,都显然在对胡塞尔的这种海德格尔式解读中找到了根据。其实,利科和德里达一样,同时要在第一研究中寻找有用的资源,这涉及解释学和解构论都关注的意指现象学。列维纳斯其实也没有回避第一研究,他有关面孔与意指的关系之思考乃是对胡塞尔意指现象学的突破。
尽管从小受到俄罗斯文化和犹太文化的双熏陶,列维纳斯最终接受的却是法兰西式的高等教育,德意志文化对他的影响也非常大。他于1923—1930年求学于斯特拉斯堡大学。他在那里先学习了一年的拉丁文,然后进入哲学学科。之所以选择哲学,与他的知识背景和文化氛围有关。他广泛地接触过俄国著名作家普希金(A. Pouchkine, 1799-1837)、雷蒙托夫(M. Lermontov, 1814-1841)、陀思妥耶夫斯基(F. M. Dostoïevski, 1821-1881)、托尔斯泰(L. Tolstoï, 1828-1910)、屠格涅夫(I. Tourguéniev, 1818-1883)等人的作品。他认为这些大师们的经典作品涉及宗教体验,要求探讨生活的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尤其如此。它们往往以爱情等方式表达出了某种哲学尝试,体现出某种形而上学的焦虑。与此同时,他开始接触犹太文本,并因此接触一般哲学,尽管还说不上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哲学。在大学期间,他所在的哲学系最著名的教授有反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学家布龙代尔(C. Blondel, 1876-1939)、古代哲学专家卡特隆(H. Carteron, 1891-1929)、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 Halbwachs, 1877-1945)和哲学概论老师普拉蒂纳(M. Pradines, 1874-1958)。他表示这四位教授决定性地影响了他的思考。在卡特隆英年早逝后,后来成为法兰西学院教授的盖鲁(M. Gueroult, 1891-1976)代替了他的位置。盖鲁1929—1950年在斯特拉斯堡任教,1951—1962年为法兰西学院教授;他是著名的哲学史家,对笛卡尔、斯宾诺莎(B. de Spinoza, 1632-1677)、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G. W. Leibniz, 1646-1716)、巴克莱及费希特(J. G. Fichte, 1762-1814)都很有研究;他大体上可以被归入概念哲学传统,但对现象学也非常感兴趣;他在梅洛—庞蒂入选法兰西学院教授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对当时的列维纳斯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普拉蒂纳以德雷福斯事件(l'affaire dreyfus)为例来证明伦理先于政治,这尤其给列维纳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整体与无限》的一个重要论题就是“伦理先于政治”。他表示:普拉蒂纳是他崇拜的对象,但这位老师为人比较冷漠,不容易接近;他与布龙代尔则可以无话不说。在1926年,列维纳斯结识了布朗肖(M. Blanchot, 1907-2003),并与之维持了长久的友谊。同为学生,他们经常一起谈哲学和文学。正是布朗肖向他介绍了普鲁斯特和瓦莱里,他们还谈论超现实主义以及现象学。布朗肖对德里达、福柯、巴尔特等后结构主义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从实存到实存者》倾力描述无名的纯有时,他对列维纳斯的影响也明白无误地彰显出来了。列维纳斯在回顾中表示:“这乃是我在布朗肖那里重新找到的一个主题,尽管他不是谈纯有,而是谈 ‘中性’和 ‘外部’。”
1927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列维纳斯在哲学所里瞧见一位女同学在读胡塞尔。当时,正以胡塞尔为选题做高级研究文凭论文的她建议他读《逻辑研究》,他于是开始接触到胡塞尔作品。在一次访谈中,列维纳斯谈到了最初阅读的困难和缺乏引导,但表示最终还是理解了该书的精神实质。他承认:尽管他后来不再完全遵循胡塞尔的方法,但还是相信那种在自己精神中已经扎根的胡塞尔的根本真理。他在另一次访谈中则表示:他开始细读这本困难重重的书,获得的是这样的印象:不是进入了另一种思辨构造中,而是进入了另一种思维的可能性中,进入了不同于归纳、演绎、辩证法的从一个观念向另一个观念进展的可能性中,一种在柏格森式的诉诸直观的灵感之外展开概念的方式中。他其实获得了宗教现象学家埃兰的很大帮助。在名为《签名》的小传中,列维纳斯表示:他于1928—1929年到弗赖堡学习现象学,而这种学习已于一年前在埃兰的帮助下开始了。当时,研究和接受胡塞尔的氛围在法国还没有完全形成。当他在神学系选修埃兰课程的时候,胡塞尔的著作尚没有被译成法语。只是在他已经正式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时,胡塞尔和G.古尔维奇才分别在索邦大学做了《笛卡尔式的沉思》(1929)和《当前德国哲学的各种趋势》(1928—1930)两个系列讲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胡塞尔及其现象学在法国几乎还是不大为人所知。
列维纳斯于1930年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该论文于同一年度在著名的J. Vrin哲学书店出版。也是在这一年里,他结了婚,并且开始服兵役。由于没有获得哲学教师资格文凭,他没有能够获得教职,他在退役后到巴黎的“世界以色列人同盟”工作。该同盟是在没有犹太复国主义意图的情况下帮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争取公民资格,后来把重点放在教育工作上,试图为犹太儿童建立一流的法语学校。列维纳斯随后的工作就是主管在巴黎的这些法语学校。因为布伦茨威格是该同盟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列维纳斯有了与他接触的机会,并且到索邦旁听他的课程,但觉得收获并不太大。与此同时,他还参与了科耶夫主持的黑格尔研讨班,以及马塞尔和华尔在家中举办的哲学沙龙。他在后来的回顾中特别提到了马塞尔沙龙的哲学前卫地位,华尔在理智上的精细、他的反理智主义及其慷慨的友谊。列维纳斯于1939年再次应征入伍,随后当了几年战俘。在德国战俘营期间,他阅读黑格尔、普鲁斯特、狄德罗(D. Diderot, 1713-1784)、卢梭以及其他哲学家或作家的作品。他在回顾中表示:从文化的角度讲,那几年并没有浪费什么时间。而且他在那里已经开始写作其《从实存到实存者》,尽管还没有完全写好。回到巴黎后,他继续在“同盟”工作,1946年起被任命为东方以色列师范学校的负责人。他与华尔的关系更加密切,开始为华尔等人创立的哲学学院作定期讲座。通过密友尼尔森(H. Nerson)博士,他结识了真名不为人所知的解读塔木德的大师苏沙尼(Chouchani, ? -1968),这对于他至为重要,引发了他于1957年开始的关于塔木德的系列讲座。它们分别被结集为《塔木德四讲》(1968)、《从神圣者到圣洁:新塔木德五讲》(1977)、《诸民族的时刻》(1982)等。他于1961年在索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随后在普瓦提埃大学和巴黎十大任教,最终于1973年成为索邦哲学教授。
在一开始,列维纳斯最喜欢的在世哲学家是柏格森。在后来的访谈中,他认为人们“绝对地、可耻地忘记了柏格森”,并且表示:“我认为,任何关于时间的现代和后现代哲学的新东西,尤其是海德格尔所做的受到尊敬的更新,离开了柏格森都是不可能的。”他甚至承认,对处在求学岁月的他来说,柏格森就是哲学、作为新哲学被教授的哲学。他一直都保留着那种忠实的新奇感觉,并且由此得出这样的看法:“人的人性并不仅仅是时间性的偶然产物,而是其原初实现和最初表达。”在对胡塞尔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之后,他试图在胡塞尔和柏格森之间建立起联系。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埃兰的影响:“像哥廷根学派的其他成员一样,埃兰接受了胡塞尔的方法论并将之运用于他自己所关注的那些方面。埃兰尤其对存在论和理解个体的本质感兴趣。而且,他将胡塞尔视为在哲学传统中柏格森遗产的显而易见的继承人。”不管在他的讲课还是写作中,埃兰都着眼于对人与神的关系进行一种存在论考察,并始终坚持科瓦雷关于从柏格森到胡塞尔的谱系的理解。但是,列维纳斯随后对柏格森也不满意了,胡塞尔成了他真正的精神依靠。他于1928—1929学年在弗赖堡大学跟随胡塞尔学习现象学。当时,胡塞尔刚刚退休,但仍然给学生上课。列维纳斯与胡塞尔有所交流,他把当时的情形描述为“我能够接近他,他也友好地接纳我”;他主要听了胡塞尔《关于现象学心理学的观念》和《关于主体间性的构成》的课程。这是胡塞尔的最后一期课程。与此同时,他开始接触到海德格尔思想,听了后者获得弗赖堡大学教席后的第一期课程《哲学导论》,并深受其影响。
列维纳斯在访谈中表示:他去看胡塞尔,却在那里发现了海德格尔。他告诉我们,尽管他不能原谅海德格尔对希特勒的效忠,“但海德格尔的那些作品,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实践现象学的方式,我立刻就知道这是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可与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和柏格森相比”。在另一次访谈中,他承认自己在弗赖堡期间主要受到了《存在与时间》的影响,他并且把该书与其他名著相提并论。他说道:“我实际上发现的是在我周围的人们正在阅读的《存在与时间》。我很早就非常崇敬这本书。它是哲学史上最好的书之一……我在多年的思考后这样说。它是四本到五本好书之一。”他列出的其他著名哲学著作是柏拉图的《斐多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柏格森的《论意识的直接与料》。确实,上述著作不时出现在他的引用或评论中。列维纳斯对《存在与时间》非常崇尚,但他几乎没有真正接触过海德格尔的其他作品;他对海德格尔的评论,不管正面还是负面的,其实针对的都是《存在与时间》。他最初是从埃兰那儿获得于1927年首次出版的《存在与时间》的。列维纳斯表示:他在前面实际上“已经命名了五个十字路口:存在—神学,先验哲学,作为历史的理性,纯粹绵延,关于与存在者不同的存在的现象学”,而不管选择哪一个严肃的方向,“都缺不了海德格尔”。这表明,海德格尔思想本身不仅与上述四位大师相通,而且读《存在与时间》其实就是在读整个哲学史!至于为什么没有读海德格尔此后的作品,理由也是非常充分的:严格意义上的现象学在海德格尔后来的作品中已经消失了,因为它们关注的是对荷尔德林等人的诗歌的阐释以及词源学问题。这种词源学关注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不是偶然的,因为语言承载着一种应当被阐明的智慧。但是,这种思考方式远没有《存在与时间》中的思考方式那样容易操控。虽然说在《存在与时间》的实存论现象学分析中已经有了词源学方面的尝试,但毕竟只是某种补充。按照列维纳斯的看法,《存在与时间》的现象学贡献主要体现在对焦虑(或译“畏”)、操心(或译“烦”)、向死而在进行的现象学描述,“在《存在与时间》对焦虑、操心、向死而在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现象学的一种极端的运用,这一运用是极度辉煌和令人信服的”;进而言之,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中,特别让我们感到震撼的是“激活了实存活动本身以及整个一系列 ‘情感状态’的意向性”。依照列维纳斯的看法,海德格尔的思想在存在问题方面,在解读哲学史的方法方面,在词源考证方面都有其独特的贡献。他并且表示:“我认为,一个在20世纪要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不可能不透过海德格尔,即便要走出他也是如此”, “我们不能够忽略其基本存在论及其提问的方式”。
列维纳斯是法国最先翻译出版胡塞尔作品的人,后者在巴黎的演讲稿《笛卡尔式的沉思》是由他和同学共同翻译的(他负责其中的第四和第五沉思),这篇文稿在胡塞尔死后才有了德文版。前面提到的他的博士论文则是法国第一部研究胡塞尔思想的专著。他在论文《论胡塞尔先生的〈观念〉》(1929)中直截了当地评价胡塞尔的现象学认识论,但在博士论文中已经借鉴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存在论,即利用《存在与时间》的实存学说来批判现象学认识论的先验观念主义或理智主义倾向。非常明显的是,在两位现象学大师中,列维纳斯更喜欢海德格尔,并且试图用后者去阐释前者。他明确承认自己的博士论文深受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影响:“我关于胡塞尔‘直观理论’的工作,在我寻求把胡塞尔表述为已经洞察到关于存在的存在论问题、存在的地位而非本质问题的范围内,受到了《存在与时间》相当大的影响。”列维纳斯显然融入了时代的一般哲学氛围中,从胡塞尔转向了海德格尔。有学者表示:“我们知道,胡塞尔在《存在与时间》的计划中没有获得承认。这本书的成功向他表明,在他生命的那些痛苦的最后岁月中,现象学的命运可能取决于在他眼里是一种完全误解的东西:一种为哲学的科学性重新奠基的彻底尝试被转变成对形而上学合理性的 ‘解构’和对实存的基础结构的描述分析。”列维纳斯并不这么看,他把海德格尔哲学看作胡塞尔哲学的自然产物,正因为如此,列维纳斯在传播胡塞尔思想的同时传播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海德格尔哲学通过列维纳斯的著作抵达法国。”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是第一个把海德格尔介绍到法国的学者。乔治·古尔维茨被认为是第一个在法国撰写和教授海德格尔哲学的人:他在《当前德国哲学的各种趋势》中已经谈到了海德格尔的实存论现象学。我们在前面其实已经提到这一点。
正是在海德格尔的帮助下,列维纳斯于1929年受邀参加了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研讨会,这表明他在留学期间给海德格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932年,他开始撰写一本关于海德格尔的专著。然而,由于海德格尔日益转向纳粹,他放弃了这一努力,只是把已经写成的部分整理成《马丁·海德格尔与存在论》于1932年发表在《哲学杂志》上,这乃是法国第一篇专题评介海德格尔的文章。1933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海德格尔是年就任弗赖堡大学校长,并且在《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的就职演讲中明确地向纳粹表示效忠。列维纳斯对此予以强烈的批判。他在小传《签名》中用了一页的篇幅最简明地勾勒了自己的主要经历,表示这一传记“被关于纳粹的恐怖的预感和记忆支配着”。这足以说明作为犹太人的他针对海德格尔的态度的迅速转变。他在1934年写了一篇反思国家社会主义的文章,1935年则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尝试摆脱海德格尔视域的哲学论文《论逃避》。他随后更是直接批判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认为它代表的是一种没有道德的“中性哲学”。这些情况说明,列维纳斯不仅在政治立场上否定海德格尔,而且就此开始了哲学层面上的检讨和反思。
列维纳斯传播现象学的努力得益于华尔和马塞尔所在的圈子,他的研究工作反过来也使这一圈子受益匪浅。《马丁·海德格尔与存在论》是他结识这两位哲学家的一个契机。他把论文清样寄了一份给华尔;而通过华尔,不仅海德格尔,还有列维纳斯本人开始进入马塞尔的视野。作为比较活跃的知名哲学家,马塞尔和华尔在青年学者以及学生之间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他们组织的哲学讲座、学术沙龙和研讨活动凝聚了许多力量,并因此发现了许多哲学新人。马塞尔每月有一个周五和一个周六在他靠近索邦的公寓举办哲学沙龙,而那些在法国传统哲学之外寻求资源的年轻知识分子可以在这里参与关于克尔凯戈尔、尼采以及海德格尔的讨论,胡塞尔的现象学当然也是讨论的话题。列维纳斯通常参加周六的沙龙(利科参加周五的沙龙),借此认识了萨特等人。科瓦雷、科耶夫和É.韦伊等俄国和德国的移民在这个学术沙龙中非常活跃,他们把法国之外的东西带到了这个学术圈子里,并通过它辐射其影响。由于他们都有德语优势,而且经历了德国和法国双重教育,“他们更新甚至重新唤起了关于德国、康德和黑格尔的研究”。由于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有共同之处,列维纳斯尤其与出生于俄国的科瓦雷和科耶夫有了较好的沟通和交流。科瓦雷曾跟随胡塞尔和柏格森学习过,并就《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理论》写过一篇评论,所以列维纳斯与他有比较密切的联系。科耶夫和列维纳斯一样热爱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那个时候正密切关注与其黑格尔研究有关的海德格尔文本。列维纳斯还经常参加科耶夫开设的有关黑格尔的研讨班,“和他一道听课的主要有雷蒙·葛诺(R. Queneau, 1903-1976),雅克·拉康,弗萨德(G. Fessard, 1897-1978),梅洛—庞蒂,阿隆,他非常喜欢科耶夫在通常意义上的(黑格尔式的)现象学课程”。阿隆表示自己并非经常听课,他告诉我们有二十来个听众,除上述的人之外,他还提到了É.韦伊,但没有提及列维纳斯。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个研讨班持续时间长,这些学者听课的时段并不一定有交集。列维纳斯在这里还认识了伊波利特。显而易见,3H时代的明星哲学家们或直接或间接地通过马塞尔和华尔的沙龙、通过科耶夫的黑格尔研讨班关联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