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城市婚姻的变奏

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趋向当如何概括？这当然是一个宏大的问题，可以包容诸多视角各异的答案。其中，追求现代化无疑是能够引发强烈共鸣的一个。事实上，现代化视角本身就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范式，美国历史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所著《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国历史学家罗荣渠的名作《现代化新论》都是依此范式剖析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典范之作，极具学术影响力。因此，研究21世纪初年中国婚姻文化的嬗变，现代化范式完全适用，诸多变动因素都可从现代化角度理解和阐释。

关于现代化的内涵，中外各界看法不一，但从宏观上看，主流观点更倾向于将现代化视作一个过程。人类学学者马格纳雷拉认为，“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全球性过程。”历史学者罗兹曼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变化的过程；是人类历史上社会变革的一个极其戏剧性的、深远的、必然发生的事例。”以上两种表述，含义基本一致，皆为宏观视角下对现代化问题所做出的高度概括，具有普适性，可视为主流观点的代表，笔者称之为“过程论”。

在“过程论”视角下，现代化主要由几个标志性社会过程构成，如技术发展过程、工业化过程等。其中，都市化或城市化过程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化甚至可以与工业化并称为现代化的两翼，是现代化进程中最为显著的两个变动因素之一，现代性最是鲜明。如果说标准意义上的传统（或称前现代）社会是以农业生产为代表的乡土文明，那么现代社会则是以工业生产为代表的城市文明。因而可以初步判定，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即反映了该地区的现代化水平；一个地区的城市文化往往可以代表当地社会文化中趋向现代的一面。当然，这一判定并不绝对，现代与传统有时会在城乡文化中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但是，作为总体上的推论，该判定应该说还是符合普遍状况的。由此可以进一步演绎，在一定地区范围内，城市的扩张、发展和繁荣，势必会在该地区输入或培育大量现代性因素，影响当地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末，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50.47%，相比2000年末的36.22%，十二年间增长了14.25个百分点；而在上一个十二年中，这一数据的增长幅度只有10.41个百分点。从中可以看出，21世纪初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驶入快车道，广义上的城镇人口数超过了狭义上的农村人口数，占到了全国人口总量的半数以上。这说明在21世纪初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突出表现为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张与市域经济的空前繁荣。该状况既为海外现代文化元素的传入提供了深水港湾，又为本土城市文化元素的生长提供了肥沃土壤，一系列现代性因素因之迅速融入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社会文化观念随之进入激烈的碰撞变动期。这其中就包括人们的婚姻观念与婚姻生活状态，一些不同以往的婚姻新现象、新观念应运而生，为城市婚姻协奏曲增添了若干变奏乐章。

（一）单身浪潮

2006年前后，单身男女越来越多成为国内各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现象。有数据称，当年“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单身男女已经冲破百万之众”，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北京，这一群体的人数仅约10万人。对此，媒体开始争相报道，各界议论如潮。随着社会讨论的深入，该现象渐被冠以“第三次单身浪潮”之名。

通常，以浪潮一词为喻，多指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或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行动，意在表现其来时的气势之盛和速度之快。但是，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两次单身浪潮，此次单身人数的猛增并未受某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影响，没有出现短时间内的集中爆发，而是在多数人尚未特别关注的情形下便已开始萌芽、发展及至逐渐醒目，只是媒体的关注与报道过于集中在后一阶段，不经意间给公众以错觉。事实上，关于“第三次单身浪潮”的界定，学界亦有分歧，有学者将之一分为二，认为20世纪90年代为第三次单身浪潮来临期，世纪之交为第四次单身浪潮来临期。此分歧的存在恰能说明单身人数的前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可见，此次单身群体扩容的实际周期较长，似乎达不到浪潮一词所喻指的气势与速度，对社会的短期冲击力不会像前两次那么强。因而，笔者认为浪潮一词在此处的使用多少有些不够贴切。不过，长期积累的变化可能会造成更为庞大的量变乃至质变，对社会的影响也可能更为持久和深刻，所以笔者上述讨论仅为厘清事实之用，无质疑事实存在与否或重要与否之意，本文在此处的论述仍使用单身浪潮一词。

相对于数据的枯燥和抽象，真切出现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显著变化往往可以给人以更生动和全面的感知。进入21世纪以来，诸多与单身群体人数猛增密切相关的事物，像各类婚介所、婚恋交友网站、单身俱乐部、酒吧、旅行团等经济或社会组织在各大中城市中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花开遍地；大量与之相关的新词汇纷至沓来，争相挤入人们的视野，如“光棍节”“脱光节”“黄金剩女”“宅男”等，令人目不暇接。这些事物和语汇都可谓是21世纪初年单身浪潮存在的真实写照，称得上是其特有的文化标志。表面上看，它们是单身浪潮的外在反映，是其在社会中演绎出的文化符号，但深入分析更可以发现，它们与单身浪潮之间又存在相互推动的关系，通过调动社会关注度来反向作用于单身潮现象，使之以被包装和放大的形象进入公众视野，从而影响公众的判断和感知，诱使更多的人卷入其中。像“光棍节”“黄金剩女”等带有流行色彩的文化事物，就会附以单身状态些许时尚感和幽默感，淡化一些年轻人对单身状态的烦恼与不安。

既然选择搁置婚姻、保持单身状态能够成为21世纪初年中国城市中的一股潮流，那么势必存在若干共性因素驱使一些人做出这样的选择。具体可分为如下六点。第一，阶层和群体分化因素。费孝通先生将传统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称为差序格局，将西方的社会关系结构称为团体格局。依据这一理论，结合现代化和西化在中国意义大体相通的实际情况，城市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使社会关系中的传统差序色彩弱化，现代团体色彩强化。具体来说，城市规模的扩张使城市人口来源多元化、职业分类复杂化、收入差别层级化。这为人群的分化奠定了基础，不同的人会因自身身份、职业、收入的不同而归属于互不统属的群体，团体格局因此而显现。人们的婚姻选择显然会受此影响，《新周刊》杂志在2006年联合“搜智”调查机构进行了一项名为“中国单身报告”的调查，对京、沪、穗、深等十六个代表性城镇中的20岁以上市民进行电话抽样调查，分析得出大城市单身人群所共有的特征：“高层次外来人口所占比例高，普遍注重自己的生活质量，崇尚高消费生活。”从中可以看出，无论他们选择单身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自身阶层和身份属性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第二，单身认知因素。城市人群对于单身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很多人不再视单身为“婚姻生活前的一种真空状态”，而是将其看作“可以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认为单身是“自由的象征，约束的反义词”。一位在京工作的单身男性接受某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我选择单身是因为自己喜欢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无拘无束的，女人是个有时很 ‘烦’的动物。”第三，性别因素。都市女性的个体主体意识显著增强，她们“过着自主的生活”，自觉“反思传统婚姻中的女性角色”，婚姻对于她们而言成了“一件可以等待和选择的事”。第四，婚姻质量因素。婚姻质量是“与社会发展相一致条件下的人们对自身婚姻的主观感受和总体评价”,是“夫妻的情感生活、物质生活、余暇生活、性生活、夫妻双方的凝聚力在某一时期的综合状况”。“高质量的婚姻应当表现为当事人对配偶及其相互关系的高满意度，具有充分的感情和性的交流”。城市生活使人们更在意婚姻的内在，看重自己的主观感受。很多人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宁可单身也绝不在刚步入婚姻时便委屈自己，就像一位大龄都市女性所表述的那样：“结婚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比单身生活更幸福呀。”第五，现实因素。一些人选择单身是基于自身现实条件方面的考虑。由于城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单身经常会成为部分城市人的无奈选择。一位从事计算机编程工作的大龄男士即有此心声：“怕自己不能养活一个家庭，怕自己因为性格不成熟而导致家庭破裂，怕自己失去自由，怕自己不能给家庭带来光明的前途，觉得单身的压力更小一点。”第六，离婚因素。一方面，因离婚而回到单身状态的人，在未复婚、再婚或找到固定伴侣时也属于单身群体，这一群体因离婚率持续走高而人数大增，对单身浪潮的形成亦有贡献；另一方面，离婚率的持续走高，使很多年轻人感到婚姻关系脆弱易碎，出于对自我的保护而选择单身。

城市单身人群对于单身生活的感受如何，若具体考察，答案肯定是因人而异。但笼统观之，多数人的反馈还是比较积极的。在《中国单身报告》所公布的数据中，约62.4%的受访者表示单身并未对其造成压力，其余37.6%的受访者虽认为单身有压力，但大多也表示压力主要是来自家庭，特别是父母的“唠叨”。这一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受访者满意自己的单身生活，只不过这种生活状态尚未被其家庭完全接受。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本阶段内，通常意义上的单身不等于不婚，多数选择单身生活的人只是将其作为阶段性生活方式，婚姻仍是终极选项。一如《单身报告》所示：“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单身持续时间为一年到三年，只有5%的人准备单身十年以上甚至一生。”

（二）婚恋焦虑

1．“恐婚”心态

“恐婚”，顾名思义，就是恐惧婚姻。笔者在上文中已述，21世纪初年，诱发中国城市单身浪潮激荡澎湃的因素共有六点，其中单身认知因素、婚姻质量因素、现实因素及离婚因素等四点，皆离不开人的主观感受，与人的畏惧心理相关。或者是害怕因婚姻失去自由，或者是害怕遭遇不幸的婚姻生活，又或者是害怕无力承受家庭压力，这些都容易导致未婚者对婚姻本体产生恐惧或焦虑的态度，“恐婚”即由此而生。

严格来讲，“恐婚”不能说是新生事物，对婚姻存有恐惧和焦虑是人非常正常的一种心理状态，古已有之。生活在唐代的先民即常怀此感，不少以新婚为喻或以婚事为题的唐诗，都能够反映婚姻带给人的些许不安，如朱庆馀诗《近试上张水部》，一句“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虽是借以在科场上投石问路的谄媚之词，但也可以折射出那时新婚燕尔的姑娘情绪之忐忑；又如王建的《新嫁娘》诗三首，以寥寥数语，将婚事愁人之处一一道出，身处其中的新嫁娘，恐惧与焦虑自是再正常不过的心理感受。但是，“恐婚”心态达到“谈婚色变”的程度，以近似传染的方式，在特定“易感群体”中集中爆发，被舆论以“病症”喻之，则主要发生在本文所关注的时代，多见于急速发展中的大中城市。

“恐婚”的具体指向是什么，即“恐婚者”究竟是在恐惧些什么？这是需要首先解释的一个关键问题。此问题一经破解，“恐婚”心态肆意蔓延的原因即一目了然。根据“恐婚者”的表述，他们所恐惧的内容大致可归为以下六个方面。其一，恐惧婚后被另一方或家庭生活束缚，失去无拘无束的自由。一位未婚男士便将婚姻比作“女人们办的学校”，认为结婚完全是受罪，婚前不管多么“精神抖擞的男人，一进了婚姻的大门就变了”。其二，恐惧爱情因婚姻而变质，相信“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不愿接受婚后平淡的感情生活与随时可能出现的背叛。这一心态在21世纪初的年轻人群体中颇为常见，不少人都认为恋爱与婚姻之间存在必然矛盾，愿意坠入爱河，但却对结婚望而却步。就像一名年轻女士所说的那样，“一纸婚约有什么用，婚姻中的背叛层出不穷，道德的约束抵御不了人性的善变”, “不如就像现在这样，合则在一起，不合则分，还省去了离婚时对彼此的伤害和无尽的麻烦。”其三，恐惧做出最后的婚姻决定，害怕因选择错误而酿成婚姻悲剧。一些未婚人士受持续攀升的离婚率和亲友婚姻悲剧的影响，对自己未来的婚姻缺乏信心，以至于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结婚有什么好，像父母那样，结婚没几年就离婚吗，一张婚纸能保证什么呢，即便领到结婚证，就能保证永远不会分开吗？”“我不会重复父母婚姻的覆辙。”其四，恐惧婚姻带来的经济压力，对于自己能否担负起对新家庭的责任感到力不从心。有此担忧的“恐婚者”在“恐婚”群体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且多为男性，这显然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因为城市规模的扩张与市域经济的繁荣使城市人生活节奏加快，面对的竞争加剧，必须支出的款项增多，各方面压力接踵而来，所以作为通常在婚姻中承担更多经济责任的男性，在结婚时所需顾及的现实经济因素也就逐年递增，以至于使越来越多的未婚男青年陷入自我怀疑的漩涡，对眼前的婚姻心生恐惧。一位奋斗于某大城市的年轻男士诉说了一段很有代表性，同时又令人颇感无奈的话：“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厌恶婚姻的人。我们都属于这个城市的过客，房子对我们来说只是个暂时的住所，从来没想过房子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其实，她也不是很赞成买房的，可丈母娘发话了，说我们两个是时候结婚了，不过得先买房，还不能是二手的。不得已只能向朋友们借钱买房，房子买了然后又要装修，尽管房子不大，但新房毕竟会有些亲朋好友要来看一看，所以我们就希望把新房布置得好一些，温馨一些。没想到麻烦也就来了，为了买家具和装饰的东西，以及房间的装潢和布置，我们三天两头吵架，现在装修还没有结束，可我们已经吵得快分手了，真不知道还能不能结成婚。”其五，恐惧面对新的家庭关系，如婆媳关系、翁婿关系等。婚姻不是恋爱双方的私事，而是意味着两个家庭的结合，一系列新的亲属关系通过婚姻建立。但是，在差序格局色彩日趋淡化的现代城市，年轻一代对于个人生活和婚姻生活的独立性与私密性有了更高的要求，对依循传统构建的姻亲关系的不满与日俱增。“我们不结婚是因为不愿意活得太累，看看身边有家的，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八门十六路的亲戚，太累了”, “不能把有限的青春投入无限的家务和为他人服务之中。”类似这样的话语越来越能够引起年轻人的共鸣，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未婚女性，对未来和公公、婆婆、小姑及其他家庭成员关系的处理和协调很是恐惧，害怕因处理不好而被别人挑剔。其六，恐惧自家家长的催促，进而恐惧婚姻。由于代与代之间对于结婚早晚、何时生育等问题态度不同，家长对子女的婚姻期望往往会变成子女身上的巨大压力，使子女将对父母催促的不满情绪转移到婚姻本身。于是也就有了这样的声音：“如果是为了父母，为了摆脱孤单，跟一个不了解的男人结婚，这样的婚姻才让我真正感到恐惧。”

以上六个方面基本可以涵盖“恐婚者”恐惧的主要内容，结合恐惧、焦虑心理具有的传播效应，便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何“恐婚”心态会在当代中国的城市中恣意生长，成为萦绕在众多未婚青年心头的阴云。与此同时，从这些具体的恐惧内容可以看出，在21世纪初中国城市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中的年轻人对于婚姻的认知确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一方面，若干有关婚姻的定式思维被当代城市人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所改变。像“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老观念，对于向往自由生活的“恐婚者”来说显然不具有约束力。这正应了著名社会学者李银河的一句话：“婚姻从一种普世的价值选择变成了纯粹的个体选择。”另一方面，城市文化的光彩为城市人对婚姻的理解照出了西方婚姻观念的影子。像“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一观念，即极具西方色彩，与数年前在国内风靡一时的美国影视剧——《绝望主妇》所反映的婚姻观不谋而合，表达的都是婚姻的窒闷。这与城市文化对城市人群婚姻观念的形塑关系密切，换言之，正是日趋接轨西方城市文明的城市文化，方才孕育出与西方相似的婚姻观念。

“恐婚”心态的蔓延对于城市婚姻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一者，“恐婚”与“单身浪潮”密切相关，很多未婚年轻人正是因为“恐婚”而选择保持单身生活状态，而“单身浪潮”的潮涨又助推“恐婚心态”的蔓延。鉴于前文已对此进行了分析，此处笔者不再赘述。二者，“恐婚”心态的存在，会使一些有意结婚的人逡巡不前，以致恋爱期延长、婚期延宕，这无疑为都市晚婚氛围的升温添了一把柴火。据上海市民政局婚姻管理处2008年提供的结婚登记调查报告显示，该年度当地居民平均结婚登记年龄为男性32岁、女性29岁，初婚年龄为男性28.64岁、女性26.43岁。该数据比我国法定最低结婚年龄大了六岁多，比当地2006年的同类统计结果大了近半岁。另据山西省统计局公布的太原市人口婚姻状况调查分析报告显示，2000～2010年的十年间，当地25～29岁年龄组未婚人口占同年龄组人口的比重由22.0%上升到33.7%, 30～34岁年龄组未婚人口占同年龄组人口的比重由5.7%上升到7.9%。两地的数据反映的是同一个现象，在21世纪初年，晚婚取向在我国大中城市已蔚然成风，且婚龄的延迟幅度甚为显著，且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诚然，社会性晚婚的成因复杂，有因当事人学业、事业耽搁而导致的晚婚，也有因前一段恋情失败而导致的晚婚，但无论如何列举，“恐婚”心态都不容忽视。正因其广泛存在，很多人由“恋”到“婚”的过程方才显得如此荆棘密布，易于触礁，不确定性大增，晚婚也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结果。

2．择偶难题

“单身浪潮”“恐婚”心态以及社会性晚婚使城市大龄未婚人群的总量在21世纪初年渐趋庞大。如果说单身和整体性晚婚均已成为社会常态，那么这一现象就不构成问题。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21世纪初年的“单身浪潮”和社会性晚婚都是处于变动中的社会现象，远未到定型之时。“单身浪潮”席卷的人数虽众，但还不是主流，且其中绝大多数最终都会选择步入婚姻；社会性晚婚虽已渐成城市风尚，但还是有很多人在传统意义上的结婚年龄迈入婚姻门槛。如此一来，不论做出单身与晚婚的选择是否出于主动，大龄未婚者到择偶之时普遍都会面临被“剩下”的局面：同龄人中的多数都成了已婚人士，选择婚恋对象的范围大幅缩小。于是乎，这一群体的择偶便成了一个难题，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热度在21世纪初的十余年中持续上升，以致催生出“剩男”“剩女”这两个汉语新词汇。顾名思义，前者指“剩下”的大龄未婚男性，后者指“剩下”的大龄未婚女性。

用“剩”字指代大龄未婚具体始于何时现已难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在2006年，即有报刊文章使用了“剩女”一词。鉴于这一时期的流行语多发源于网络，纸媒反应相对迟钝的现实，大致可以推定，用“剩”字指代大龄未婚，应当始于2005年后，至少不会早于这个时间。2007年8月，教育部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的形式，向社会公布了171个汉语新词，其中即有“剩女”一词。官方的收编充分说明了该词在当年的流行程度之高和社会影响力之大。客观地说，“剩”这个字眼并不好听，用在此处暗含着一种逻辑：一个人无论男女，到了公认的适婚年龄都应当结婚，否则此人就是有问题的；如果社会上有很多男女到了公认的适婚年龄却都不结婚，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有问题的。应当说，这一逻辑是现实存在的，它源自传统，孟子有云：“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孟子·梁惠王下》）可见，让每一个人都找到异性配偶是中国自古及今的社会理想之一。因而，21世纪初年大龄未婚人士激增、择偶遇难的现实，挑战的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理想，乃至信仰，这也就无怪乎社会各界对此问题如此关注，以致造出“剩男”“剩女”这两个词。

具体到“剩男”和“剩女”，虽然这两个词的词形接近，表面意思相仿，但由于所指性别不同，意义即大不相同。在传统社会，男女双方须为婚姻贡献不同的力量，男方养家，为婚姻夯实经济基础；女方生育，为夫家添丁进口，相夫教子。两方相较，女性的结婚门槛明显要低。故而在传统观念中，因贫无法结婚的“光棍”多，“嫁不出去的女人少，除非她不能生育。”照此来讲，“剩男”现象历史悠久，“剩女”现象才是新生事物，触及本时期大龄未婚人士择偶难题的核心。因此，社会对于“剩女”的关注度要比“剩男”高很多，内容也丰富很多。当然，这并不表示“剩男”现象不重要，没有新内容。现实中的“剩男”与传统中的“光棍汉”之间也存有不小的差别，不单指因自身条件差而无法结婚的大龄未婚男性，也包括不少因其他原因而未婚的大龄男性。像主观上不愿结婚、工作环境封闭、工作压力过大、性格上不善与人交流等因素，都可能导致一位男士成为“剩男”。只不过这些因素相对主观和个体化，当事者往往可以通过自我调整来破解困局，所以笔者还是将分析论述的重心放在“剩女”现象所反映的择偶难题上。

在教育部2007年公布的解释中，“剩女”意指那些生于70年代的大龄女青年，也被称为“3S女郎”——Single（单身）、Seventies（大多数生于20世纪70年代）、Stuck（被卡住了）。这一官方释义在今天看来显然因限定过于具体而失去了时效性，但其所涵的几个关键词并未过时，如大龄、单身、被卡住等，组合在一起即可以准确、客观地描述出“剩女”身处的不利境况，用一句俗话讲就是“女大难嫁”。那么，此难题缘何难于化解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主客观两方面原因导致的。

主观方面，“剩女”多为个人条件优越的大龄单身女性，择偶眼光较高，这通常被认为是导致她们陷入“女大难嫁”境地的首要原因。哈尔滨某婚介机构负责人将通过该婚介征婚的大龄女性的特点总结为“一高两好”，即学历高、形象好、工作好，并直言择偶标准过高是使她们走进婚介中心的主因。而各方给出的对策也多是希望“剩女”们调低期望，《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刊出《海归婚恋难，心态需调整》一文，为优秀海归的婚恋问题支招，借一些已婚海归之口，循循善诱地告诉海归“剩女”们，“完美主义”要不得。

客观方面，社会中潜伏的男权思想意识的影响不可忽视。“剩女”在一些女性看来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词汇，有大龄女士即愤然道：“我觉得 ‘剩女’是侮辱人，谁跟我提 ‘剩女’我跟谁急。什么叫 ‘剩女’呀，这不明摆着说没人要吗？”可见，无论多么优越的个人条件，如果有了“剩女”一词的笼罩，顿时就显得一无是处，仿佛男性的青睐才是衡量女性价值的唯一标尺。这无疑是对女性自我奋斗的蔑视，备受关注的高知女性择偶困境即为明证。高知未婚女性，尤其是获得博士学位的未婚女性，本应是女性通过个人奋斗实现自我价值的典范群体。但是在21世纪初年，“学位证不敌结婚证”，未婚女博士们因择偶难题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2004年，南京发生的一件小事引起了多家媒体的关注，一名韩姓女博士到玄武区社区服务中心婚介部，将自己之前留下的登记资料从博士改为本科。从常理推断，在婚介所登记，个人状况理应是越优秀越容易吸引他人的关注，虚报自身条件者大有人在，而韩女士的这一举动则完全是自降身份，无异于缘木求鱼，令人有些费解。但进一步了解可知，韩女士在此次更改登记资料之前已在该婚介机构等待了足足五年，应征者却寥寥无几，条件不错的男士皆被她的博士学历吓阻，韩女士正是受其所累，方才行此无奈之举。事实上，类似的故事当时在国内已不鲜见，2003年，四川的一位医学女博士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在报上刊出一则征婚启事，几个月过去都无人应征。而在瞒报学历，重新登出后，应征信竟如雪片般飞来，女博士择偶难题的严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当然，这一情况的产生确实也有女博士群体主观上的一些原因，如很多未婚女博士因学业错过最佳恋爱年龄，巨大的工作压力又导致她们的业余生活单调，社交圈难于扩展，择偶困难也属正常。但是，社会客观环境的作用力明显更为重要，传统男权意识的影响方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以上两个案例中，两位女博士征婚不顺与她们的性格、外貌等个人因素关系不大，几乎完全是受制于女博士这个头衔，此即是男权意识作祟的结果。在男权主导下的传统社会，婚姻配对须遵循“男高女低”“男强女弱”的模式，前一章提到的人类学的“上攀婚”和与之类似的社会学的“择偶梯度”都可以为之提供理论层面的支持。而在当代中国，这一传统痕迹仍未抹平，女博士是故乏人敢娶。更为严重的是，在男权思维演绎下，女博士头衔俨然成了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存在，被充斥男性意识的社会舆论尽情地污名化，诸如“大专生是赵敏，本科生是黄蓉，硕士生是李莫愁，博士生是灭绝师太，博士后更可怕，是东方不败”, “女博士是UFO（ugly丑、fat胖、old老）”, “女博士是男士、女士之外的第三种性别”等戏谑之言可谓不胜枚举，仿佛哪一个男人要是娶了女博士，即会面对极大的婚姻不幸一般。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有研究表明，女性的知识层次对婚姻有益无害，往往有助于夫妻婚姻质量的提高，据2006年发布的《中国城市人群婚恋心理研究报告》显示，“妻子的学历在婚姻中较为重要，而且学历在本科以上的妻子其丈夫感受到较高的婚姻满意度，而高中以下学历的妻子通常生活情趣较少。”不过，此认知在本时期内基本只停留在调查研究层面，多数人的思维仍无法跳出男权意识的支配。因而有有识之士即撰文发出“媒体应为高知女性婚姻 ‘开路’”的呼声，呼吁社会保护女性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正视女性自我奋斗的价值。这无疑是正确且必要的，只是截至目前效果尚不明显。

高知女性受困于客观环境而伴侣难寻称得上是“剩女”择偶难题中最为难解的一部分，不过仍在命题范围之内，超不出“女大难嫁”的范畴。总之，不论原因为何，该命题至今无解，大龄未婚女青年的情感生活仍旧处在焦虑与彷徨之中。2009年2月中旬，一首名为《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的歌曲在网络上突然走红，词曲作者邵夷贝自弹自唱的视频被各大网站争相转载。歌曲的曲调清新自然，但闪光点有限，尚不足以引发广大网友的追捧。之所以能够风靡全网，关键还是在于简单直白，幽默诙谐，极富自娱精神的歌词。其中多个小节都与“女大难嫁”相关，虽然说的是“文艺女青年”这个小圈子，但同样能够反映多数“剩女”的尴尬的处境和焦虑的心境，引发她们的共鸣。笔者现将其摘录如下：

王小姐三十一岁了

朋友们见到了她

都要问一个问题：

你什么时候打算嫁呢？

可是嫁人这一个问题

又不是她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她问她爸爸

她问她妈妈

他们都说你赶紧的

你看，你看，你看人家那…

……

大龄文艺女青年

该嫁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是不是也该找个搞艺术的

这样就比较合适呢？

可是搞艺术的男青年

有一部分只爱他的艺术

还有极少部分搞艺术的男青年

搞艺术是为了搞姑娘

搞姑娘又不只搞她一个

嫁给他干什么呢？

……

朋友们介绍了好几个

有车子、房子和孩子的

他们说你该找个有钱的

让他赞助你搞创作

可是大款都不喜欢她

他们只想娶会做饭的

不会做饭的女青年

只能去当第三者

……

大龄未婚女性的择偶难题未来可以解决吗？如果仅从目前国内的实际出发，预测很难做出。所幸“女大难嫁”不是独见于中国的孤立现象，走在现代化前沿的发达国家有可供借鉴的经验。美国《新闻周刊》曾在1986年刊登了一篇名为《婚姻危机》的文章，预言：“如果一个女人在30岁还单身，那么她今后能结婚的概率只有20%；到了35岁，就只有5%的希望了；到了40岁，她这辈子能够嫁出去的概率还没有被恐怖分子杀死的概率大。”这一预言引发了当时全美女性的严重不满，但也创造了轰动效应，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美国女性也曾面临严峻的择偶难题。但是，仅仅不到20年的时间，这一预言便被推翻了。2006年6月，美国《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回顾文章，列举了普林斯顿大学2001年的调查结果和马里兰大学2004年的研究成果，证实“美国婴儿潮时期（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人，90%最终都会结婚，且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选择结婚的可能性更大。”《新闻周刊》的这篇回顾文章算是正式承认自己当初预言的落空，女性担心自己嫁不出去的想法在当代美国不过是杞人忧天。由此似乎可以做出推论，中国21世纪初年的“女大难嫁”之惑，或许能够在现代化程度与男女平等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未来得到解决。

（三）新相亲时代

1．代际冲突

尽管中国的城市在21世纪初的十余年中发展势头迅猛，现代化因子快速生长和扩散，但传统的力量仍旧不容忽视，几乎每一种新萌发的观念都会遇到传统观念的阻滞。这种碰撞最易产生于代际之间，由两代人距离传统的远近不同和接受新生事物的难易程度不同决定。因而，代与代之间在婚姻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自然也无可避免，年轻一代单身、晚婚、“剩男”“剩女”扎堆，凡此三者，无论哪一个，都不是传统所能接受的，势必招致父母们的强烈反对。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父母们坚守的信条。对于那些主动选择单身生活的孩子，家长们大多无法接受；对于那些缓缓寻觅爱情，坚持宁缺毋滥、完美主义的孩子，家长们的情绪往往急迫很多。一位家长对此即显得很着急：“感情这种事要讲缘分，如果一辈子遇不到合适的，就一辈子不结婚吗？我们可不能看着她这么耗下去。”于是，看不下去的家长便开始不停地催促子女尽快找对象，一些年轻人所谓的“催婚”应运而生。而受社会性婚恋焦虑的影响，这种“催婚”大有泛化之势，被“催”的对象从大龄人群向尚未步入最适宜结婚年龄的在校学生群体扩散。一名大四女生接受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她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父亲就给她布置了“两个任务”，一是要在大学期间解决入党问题，二是要找到一个可以结婚的男朋友。这与以往家长担心孩子谈恋爱影响学习的老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客观上势必会对部分学生的想法构成一定影响，大学校园中逐渐多起来的“急婚族”即与之有关。

“急婚族”主要由一些大学高年级女生构成。受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和“女大难嫁”压力的双重影响，不少本科三四年级女生在行将毕业之时易陷入迷茫期，缺乏方向感。在此期间，家长的“催婚”产生了特殊的效力，一些女生不再忙着找工作，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征婚上。合肥一家婚介机构的数据为此提供了例证，在该机构2005年前后接受的征婚业务中，大学生人数不断增多，其中90%以上是女性，大部分都是本科应届毕业生。不过，“急婚族”在校园中的比例并不算高，在遭遇“催婚”的年轻人里更是少数派，且未必完全出于自愿。哈尔滨一家婚介机构的负责人介绍，在该机构登记征婚的年轻人中，由自己做主登记的很少，绝大多数情况都是父母背着子女代为登记的。由此可见，完全顺从父母“催婚”指令的子女并不多，多数年轻人对此还是抵触的。类似“我都不着急，我家里人却比我还急”, “强扭的瓜会甜吗”, “我独身，我碍着谁了”等充斥着不满、抱怨情绪的话语，现实中几乎随处可闻，代与代之间婚姻观念的冲突从中可见一斑。

2．相亲会

子女对父母“催婚”指令的消极态度并不影响家长们的热情，既然单纯的“催促”收不到预期效果，那么越俎代庖就成了他们自然而然的选择。诸如发动亲朋好友为子女介绍相亲对象，“逼迫”子女与之见面的相亲老路数，瞒着子女上婚介所为其登记征婚的老方法，凡是曾被证明有效，家长们皆不怕麻烦，轮番再试。而本着为子女终身大事着想的强烈使命感，家长们的创造力与潜藏的能量都被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出来，在传统相亲模式的基础上，花样不断翻新，规模一场胜似一场的中国式“相亲会”由集体智慧塑成，成为21世纪初年中国城市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扩展速度堪称现象级，足以令世人惊异，相亲时代的大幕由此拉开。

城市中的“相亲会”因与择偶者父母显而易见的联系，又被称为“家长相亲会”, 2004年前后开始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个别公园和广场中以自发或有组织的方式出现，紧接着便燎原般席卷全国，很快便成为各大中城市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几乎在任何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中都可以找到一处或几处名扬当地的家长相亲聚集地，如一线城市中的北京中山公园、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广州天河公园等，二、三线城市中的杭州万松书院、南京白马公园、成都人民公园、武汉东湖风景区，哈尔滨兆麟公园和革新街教堂广场、太原迎泽公园藏经楼广场、济南千佛山公园、石家庄人民广场等。这些在不同城市接踵而现的“相亲会”共性颇多。

首先，发展过程相似。一般而言，最初都是自发形成，由一些在晨练活动中熟识的中老年人相互约定发起，每周找一个固定时间交流子女信息，有感觉合适的即吩咐子女去见面，这段过程为相亲会发展的第一阶段。而后通过人际传播，影响逐渐扩大，吸引更多的中老年家长前来，之前小范围的口头约定遂成定制，标志着相亲会的发展演进到第二阶段。进而，在具备一定口碑效应的基础上，一些官方机构、媒体及其他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和个人开始以不同方式介入，甚至充当主办角色，使相亲会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并为之增添显著的商业色彩，至此相亲会的发展进化到了第三阶段，这同时也是目前为止相亲会的最高级形态。以石家庄人民广场相亲会为例，该广场成为石家庄市一处知名家长相亲聚集地与一位名叫张秀英的女士有很大关系。张女士为石家庄本地人士，2004年，她在深圳女儿家暂住时发现，当地很多公园里都有家长联姻会。回到石家庄后，她在为孩子找对象的过程中又发现，石家庄本地只有一些规模有限的婚介所，难以满足她为孩子找对象的需要，于是她便与五六个有同样需求的家长合作发起成立“并蒂莲家长联姻会”。从2006年10月28日开始，每逢周四下午两点，联谊会便在人民广场设点，不久即声名鹊起。到2007年初，联谊会次均已可吸引近千名家长前来为儿女相亲，“登记表经常是一来就所剩无几，还得加印”，可见联谊会发展势头之迅猛和相亲现场之红火。此例基本涵盖了相亲会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前两个阶段，但对第三阶段的表现略显不足。因而，笔者再拣选武汉东湖风景区的例子对此予以补充说明。2007年5月中旬，第二届湖北青年相亲文化节在武汉东湖风景区上演。此次相亲文化节被媒体冠以了一个响亮的名头——相亲的“工业化革命”。这主要是源于文化节整个流程高度模式化、效率化，仿佛流水线一般，随处可见主办方的精心设计，一些社会组织，如湖北省电力公司集团相亲团、武汉大学相亲团等，如一个个模块被准确地嵌入其中，显得非常规整。此例可谓集中而全面地展现了相亲会高级形态所具有的突出特征，为笔者对相亲会第三发展阶段所做的描述提供了完美的案例支持。

其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规模皆惊人的庞大。各地的相亲会在发展到2006年后，动辄都要以千人、万人计，如“上海植物园万人交友会”“南京白马公园万人相亲大会”“乌鲁木齐新疆国际博览中心万人相亲盛会”等。江苏《新华日报》2006年刊发的一篇报道对南京白马公园一次万人相亲大会进行了一番细致描摹，其中一处描写很是生动，将相亲现场的盛况非常直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3月18日，南京白马公园又上演了一场万人相亲大会，3000多份征婚男女的资料摊开有一公里长。”

再次，参与者的状况类似。多是高学历、高素质、高收入的未婚子女的家长，其中尤以女性未婚者的父母为多，某相亲会组织者戏称：“几乎每次大型的相亲节会场看上去都有点重阳节的味道”。在2007年哈尔滨兆麟公园第二届“夏之梦”相亲会上，有参与报道的媒体记者发现，“尽管登记的1000多人中，青年人占到了60%，但相亲会的实际 ‘主角’还是中老年人”。无独有偶，在2006年的上海浦东世纪公园的“浪漫盛典”相亲会上，主办方为家长们专门订制了一个“父母相亲会”平台，保证在子女缺席的情况下，父母也能挂出“相亲牌”，从中进行挑选，可见家长角色的吃重。与此同时，据主办方透露，在现场登记的5000多名单身白领中，性别比例失衡，女性占到了70%，说明来到现场的家长又多是女性未婚者的父母。

最后，所列择偶标准相似。以趋向量化的标准呈现，为年龄、学历、收入及房产等现实因素主导。一般各地相亲会上，家长们互相介绍子女情况的方式主要有展板、传单、艺术照等形式。总之凡是有利于吸引其他家长关注的宣传手段，均可在现场看到。通过这些宣传手段，相亲者及其家长的个人状况与择偶标准基本一目了然。例如，哈尔滨革新街教堂广场的栏杆上就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征婚卡片，这些卡片多数都是由家长们自制的，上面写着子女的个人信息、联系方式以及求偶要求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卡片刻意突出了房产及父母的职业、收入等信息。而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家长采用了更为露骨的方式，如在武汉东湖风景区相亲文化节上，一位家长就特地带来了房产证，遇到合适的对象即以之示人，试图赢取对方的信任。其迫切的心情可以理解，只是方式恐怕不大容易被人接受。但无论方式如何，家长们借以在相亲会上表达的内容其实很接近，现实和功利这两个词始终是他们背后若隐若现的光环。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感情不能置换，父母无法代替子女恋上一个人，所以相亲会上能够供他们参考的，恐怕也只有现实因素了。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长城对此评论道：“微量气泡影响不了香槟美妙，万人相亲背后隐藏着单身潮、婚姻观、社会心理变迁等多项研究命题，但无论怎样追求，幸福本身最为重要。”

时至今日，这种风行于广场、公园的相亲会仍方兴未艾，家长们乐此不疲，子女们见怪不怪，似乎也逆来顺受了。有人说相亲大会弊端很多，目的性差、成功率低不说，还难免有“浑水摸鱼”者潜入其中。应当说，这一质疑是符合实际的，《河南日报》曾发起过一次小范围的随机调查，结果显示，多数人对于通过相亲会收获爱情不抱太大希望，对相亲会的效果持怀疑态度。也有人说，相亲会太过功利，宣扬了不正确的择偶观。从表象上看，这一说法也符合实际，但是，若仔细推敲，究竟是相亲会宣扬了某种择偶观，还是相亲会被社会上流行的某种择偶观影响，其实并不能肯定。不过，笔者认为这些都不重要，对于不少中老年人来说，参与相亲会已经变成了一种必要的生活方式和寻求自我满足的途径。心理学领域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划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五个层次，人类一切行为的动机都可以从这五个层次的需求中得到解释。对于生活在中国城市中的中老年人来说，如果家庭条件能够达到衣食无忧、老有所居、大病有保的水平，则他们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基本能够得到满足，势必要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而受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中国多数中老年人的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基本都离不开家庭和子女，儿孙绕膝、天伦之乐是他们的终极追求，只有收获这样的快感，才谈得上自我实现。因而，家长们逛相亲会、为子女找对象一类行为，是受他们的自我实现需求驱使的，主观动机非常强烈。在此情形下，无论对相亲会是褒是贬，实际上都起不到什么明显的效果，倒不如顺其自然。

3．电视相亲类栏目

在各城市轮番上演的相亲盛会称得上精彩、热闹、轰动性十足，但如果在21世纪初年的中国，与相亲有关的现象只有家长们踊跃参与的相亲会，那么这个议题就显得太过单调。常言道，一花独放不是春，单纯的相亲会不足以为本时期撑起“新相亲时代”这个名号，只有各种相亲手段竞相涌现，相亲文化在婚姻、恋爱、娱乐等各领域蔓延开来，我们才可以宣称中国进入了“新相亲时代”。而事实正是如此，进入21世纪，人们拥有了远多于以往的相识方式，社会交往空前活跃，任何一种方式都能够充当相亲手段。相亲可以自主，也可以由他人安排；相亲可以明确地指向婚姻，也可以暧昧地等同于约会；相亲可以娱乐化，娱乐也可以成为相亲的媒介。在这样的背景下，相亲文化的蔓延几乎成了必然，一些与相亲相关的文化产品不断问世，通过不同的渠道进入人们的视界。其中，电视相亲栏目无疑是最为显眼的一个，几乎可以称为是“新相亲时代”的最好注解。当然，电视媒体在21世纪初年已属于传统媒体范畴，基本已实现城乡全覆盖，不是城市独有的文化景观。但是，电视相亲类栏目的录制集中于城市，形式偏重于表现时尚元素，带有强烈的现代文化气息，因而表达的内容主要还是城市婚姻文化。

电视相亲类栏目在中国的问世与发展可划分为“电视征婚”“电视速配”“电视婚恋交友真实秀”三个阶段。“电视征婚”为肇始阶段。1988年山西电视台推出的《电视红娘》是本阶段的前驱，该栏目“旨在为单身男女征婚，强调服务性，形式单一，直截了当地进行婚介服务”。随后两年，上海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先后推出《让我们同行》《今晚我们相识》等栏目，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为本阶段代表栏目。

“电视速配”为发展阶段。1996年，凤凰卫视中文台转制台湾中视的《非常男女》栏目，运用娱乐化的方式对以爱情、婚姻为主题的栏目内容进行包装，开启本阶段风气之先。而后由湖南卫视制作的《玫瑰之约》栏目，前后播出近八年，一度收视火爆，无论是生命周期还是影响力，均为同类栏目中的翘楚，堪称本阶段的代表。本阶段电视相亲类栏目与第一阶段的主要不同点在于节目中的现场“速配”方式，即“在短暂的节目录制时间，男女嘉宾尽情表达，大胆发问，力求快速而又最大限度地展现自我，了解对方，达成约会意向。”此种方式显然十分新颖，能够对多数观众的婚恋观念形成冲击，而这也正是其收视火爆的主要原因。《玫瑰之约》的成功招致效仿者纷至沓来，同类栏目一时充斥荧屏，如上海东方电视台的《相约星期六》、山东齐鲁电视台的《今日有约》、重庆电视台的《缘分天空》、陕西卫视的《好男好女》、辽宁卫视的《一见倾心》等，“全国有30多档”，在世纪之交可谓盛极一时。但好景不长，该类节目由于同质化严重，形式上没有新突破，无法满足观众多变的收视需求，生命周期普遍不长。不出五年，热潮便已逐渐退去，不但效仿者相继转向，就连红极一时的《玫瑰之约》亦无力支撑，“于2005年9月宣告停播”，标志着本阶段的结束。

“电视婚恋交友真实秀”为高潮阶段。初起于2009年，上海卫视的《星尚之旅》、浙江民生休闲频道的《相亲才会赢》等栏目重拾已沉寂数年的婚恋题材，将真人秀的形式加入其中，以期吸引眼球。两档栏目的制作方对此都曾有确切的表达，《星尚之旅》的制片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节目就是要“通过真人秀的异地交友形式，把各地风光带入节目。” 《相亲才会赢》的制片方亦有“我们的节目更像是纪实类节目”这样的表述。此种形式在栏目开播当年即取得不错的业绩，在当地范围内收获较为广泛的关注。从中即可看出此类节目制作方的制作取向与电视观众的收视需求都在向求新、求变、求真的方向发展，前者通过实践向后者逐渐靠拢。2009年的形势预示着电视相亲类栏目即将再火荧屏，但当热潮真正来临之时，火热程度还是超出了多数人的意料。其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此类栏目便迎来井喷，占据了多家地方卫视的周末黄金时段，如山东卫视的《爱情来敲门》、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东方卫视的《百里挑一》、浙江卫视的《婚姻保卫战》和《爱情连连看》等，引爆收视狂潮。特别是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栏目，播出可谓大获成功，2010年初开播伊始即创造国内电视娱乐类节目收视奇迹，当年收视波谷期的平均收视率都可达到3.59%的高位，远高于国内老牌娱乐节目《快乐大本营》同期的2.06%,当年5月16日，更是以4.23%的收视率刷新省级卫视收视纪录，当仁不让地成为当年的荧屏骄子，为同类节目的大规模跟进树立标杆并奠定基础，毋庸置疑地成为此类栏目在本阶段内发展变化的一个关键节点。《非诚勿扰》的成功并非偶然，从栏目的宣传语“只创造邂逅，不包办爱情”即可看出，其制作团队在筹备阶段即对婚恋交友题材的内容进行了革新，超越了电视相亲类栏目的前两个阶段，着力淡化以往电视相亲类栏目明确的求偶和结婚指向，在沿袭第二阶段现场“速配”模式要义的同时，将节目的表现重心转至激发现场不同婚恋观的冲突与碰撞之上，以之为卖点。为了达成这一目的，《非诚勿扰》的制作团队别出心裁，刻意制造24位女嘉宾与1位男嘉宾同台的显著不平衡状态，由一名主持人掌控场面，穿插一到两名专业人士的辛辣点评，充分调动现场每一位参与嘉宾的表现欲，畅所欲言，使差异显著，乃至完全相悖的价值观、婚恋观同台交锋，从而引出、包装，甚至制造观众所关注的话题。诚然，《非诚勿扰》有模仿甚至直接抄袭英国Fremantle Media公司电视婚恋交友节目“take me out”之嫌，但还是能够看出，其制作团队为使节目更贴合中国观众的口味，做出了不少本土化的改造，譬如引入专业人士现场点评，就是原作所没有的环节，堪称栏目的一大亮点，有效地提升了现场话题的激烈度与普适性，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达成以小舞台与个人话语传递社会关切与公众态度的效果。反观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作为独享“take me out”版权的同类栏目，问世还略早，并有前作《玫瑰之约》打下的基础，但却在与《非诚勿扰》的竞争中落在了下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非诚勿扰》更具匠心，摸清了市场脉门，找准了中国观众的关注点所在。

引人注目的是，《非诚勿扰》的空前成功和同类栏目的大规模跟进带来了超越电视艺术范畴的社会效应，换言之，就是本阶段内的这些电视相亲类栏目给受众以足够强烈的冲击，使其对节目内容的评价跃出好看与否的层面。自《非诚勿扰》开播后，节目别出心裁的形式和引出或制造的争议性的话题如同一颗又一颗重磅炸弹，接连不断地被投入公众视野，刺激收视率狂飙的同时，也引来非议如潮，大致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者，不断有观众和媒体从业者对节目嘉宾身份的真实性和参与动机的单纯性提出质疑。先后有数位女嘉宾被指身份造假，节目中的所作所为都是表演，出位言论完全是为迎合节目需求和自我炒作的需要。此质疑有为数不少的证据支持，但制作方对此既未承认，又未绝对否认，只是宣称他们的初衷是力求绝对真实，但报名嘉宾的一些私人信息没有办法获知，如有存心隐瞒者他们亦无办法杜绝。不过，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能够在节目中登场的嘉宾，都是经过制作方精心挑选的。据媒体报道，《非诚勿扰》栏目组在全国五大城市海选嘉宾，报名者须参加栏目组组织的面试，并按要求填写一份简历，上面除了有简单的个人介绍之外，还有“怪僻”“婚姻观”“难忘的分手经历”“与众不同的爱好和特长”及“择偶观”等必填项目。报名者能否入围，完全取决于所填内容和面试表现。而在每周末两天的时间里，五大城市参加面试者总计可达1000多人，但其中能被选中的只有20人。可想而知，经过如此严苛的挑选，能够最终走上《非诚勿扰》舞台的嘉宾，或者婚姻观、择偶观极具代表性，或者爱好和经历奇异，又或者表演天赋极强，即使身份真实，在节目上也完全可能举止出位，出语惊人。

二者，社会舆论斥责栏目对一些话题的讨论充斥着“拜金”“低俗”色彩，宣扬了不正确的婚姻价值观念。《非诚勿扰》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植入话题，著名网络推手立二拆四曾在2010年对此做出分析：“《非诚勿扰》就是爱情观的大PK”，栏目“成功地把握住了中国社会文明进程中婚姻态度的分水岭，形成社会性话题，带来巨大的传播效果。”《非诚勿扰》制作方对此亦毫不避讳，栏目制片人王刚说：“剩男剩女、婚恋观是现在比较热门的社会话题，这就决定了节目讨论的内容具有普遍性。”此即表明，《非诚勿扰》及其他同质相亲栏目的着眼点就是社会话题，制作的立足点就是要容纳不同婚恋观与价值观。但是，要想吸引公众眼球，仅仅陈述社会话题，将不同婚恋观逐次摆出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现场言论出位，“语不惊人死不休”，方能达到预期效果。于是，一些在社会讨论中业已存在，但在公众领域尚遮遮掩掩的婚姻观、价值观议题，如涉及金钱和性等内容的议题，便在栏目中被以极端直白的方式抛出，直刺受众心理防线，招致舆论鼎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案例即是关于“宝马女”马诺的是是非非。2010年1月17日晚，《非诚勿扰》开播方才第3期，一位爱好自行车且暂时无业的男嘉宾在节目最后一个环节向同台的11号女嘉宾马诺发出浪漫的约会邀请：“以后愿不愿意经常陪我一块儿骑单车？”而马诺则笑言回绝：“我还是坐在宝马里哭吧。”这期节目一经播出，立即引发舆论的口诛笔伐，外形姣好的当事人马诺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焦点人物，被贴上“宝马女” “拜金女”等恶评标签，有关“在宝马里哭”的戏谑性话语在网络内外迅速流行开来。许多人直斥马诺的言论玷污了爱情，是“赤裸裸的拜金主义”; 《非诚勿扰》为吸引眼球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顾社会影响。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的嘉宾杨舒如即表达了这样的忧虑：“现在的媒体好像摧毁了传统的爱情观和价值观。相亲秀节目一天到晚鼓吹钱钱钱，就好像爱情已经不存在了。”值得注意的是，马诺与男嘉宾在节目上的简短对话在传播过程中被一些网友有意地进行了一些“点缀”和“改动”，演绎出“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面笑”, “我更喜欢在宝马里哭泣”等多个版本，且流传度更广，以至于马诺的原话在传播中反倒被遗忘和取代。这些加工版字面上的改动虽不大，但语气和感情色彩较原版明显加重，如原话中的“还是”被“宁愿”“更喜欢”等带有明显感情倾向性的副词所替换。这不是无缘由的偶然变动，而是夹杂了网友的主观评价及个人情绪，有鄙夷和嘲讽的意味，从中可见舆论对其形象的憎恶程度。除以马诺为代表的“拜金”案例之外，涉性内容也在舆论斥责之列，被认为挑战社会风化底线，“低俗”不堪。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栏目的总导演刘蕾在接受某报采访时曾提到，在一期未播出的节目里，某女嘉宾露骨地表示“想找床上经验丰富一点的”。这期节目虽未播出，但同类节目中涉性话语的私密级别借此已可见一斑。对此，《工人日报》一篇文章非常不客气地指出，相亲类电视栏目中“性暗示和金钱观念”无处不在，简直就是一场“比贱的游戏”。

对以《非诚勿扰》为代表的电视相亲类栏目如潮的非议之声很快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于2010年6月4日刊文《相亲节目，谁在玩“火”》，对以《非诚勿扰》为代表的电视相亲类栏目表现出的一些不良倾向提出批评，并在当日“编后”中提出，要警惕一些相亲交友类节目正在“成为个性张扬、搏位出名的平台，成了各种价值观甚至 ‘把无耻当可爱、把隐私当噱头’这种低俗价值观放大的公共空间”。2010年6月9日，国家广电总局连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和《关于加强情感故事类电视节目管理的通知》两道通知，明令电视相亲类栏目“严禁伪造嘉宾身份，欺骗电视观众”, “不得以婚恋的名义对参与者进行羞辱或人身攻击，甚至讨论低俗涉性内容，不得展示和炒作拜金主义等不健康、不正确的婚恋观”。当月22日，《人民日报》又配合广电总局通知的精神，刊文《相亲节目低俗化，当止！》，进一步明确了态度。

对于官方的批评和整改指令，地方卫视反应较为积极。江苏卫视立刻着手对《非诚勿扰》栏目进行了整改，将负责现场点评的专业人士由一名增至两名，增补来自江苏省委党校的心理学女教授黄菡，走温情路线，中和原评论嘉宾乐嘉过于辛辣的点评。同时节目中的话题也不再过多地纠结于物质。由此看来，官方的命令迅速收到了实效，但社会舆论对此似乎并不完全满意。首先，一些之前曾被铺天盖地的斥责话语淹没的温和观点开始浮出水面。有少数人为马诺鸣不平，认为她的话无可厚非，发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只是多数人没勇气说出来”。这一点，一些对马诺现象持理性批判态度的人也不否认。以言辞激烈而著名，被听众赠予“电波怒汉”之称的浙江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万峰就是其中之一。他对于自马诺开始，在电视上表达拜金观念的人数渐众“感到很不是滋味”，但也承认这些只是“社会集体拜金的部分投影”。此认知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电视作为一种媒体，所呈现的内容具有放大效应，既然马诺可以如是想、如是说，那么类似的婚姻观、择偶观、价值观在现实中就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在传播过程中被放大了。其次，有观点从女性解放的角度出发，指出马诺式的表达亦有进步之处。表面上看，她似乎是在主动为权力与金钱献出自己，期望通过婚姻的方式获得理想的物质生活，以性换取利益，与传统社会中女性的次等身份、从属地位、人格缺失无异。但在相似的表象之下，马诺式的表达却潜藏着巨大的进步，核心就在于这一声音是由她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独立发出的，不受任何人、任何传统观念的强迫，无论内容是什么，社会舆论尽管可以责难，但已无力从根本上压制，这就是女性解放的一种体现。中国著名女性学专家李小江教授即持此观点，笔者曾有幸亲耳聆听，深表认同。再次，对于电视相亲类栏目呈现内容过于“低俗”之说，社会上存有不同意见。有人以国外电视相亲类栏目为例，指出若说中国的电视相亲节目低俗，那只说明“天下乌鸦一般黑”，外国的同类节目也强不到哪去。如美国的《单身汉》节目，形式与《非诚勿扰》很相似；又如英国的《黑暗约会》, “把陌生的男女放到黑暗的屋子里，让他们用视觉之外的感官来确定自己可能会感兴趣的异性”，性暗示的程度明显强过国内。有人以所谓“低俗”事物在中国的流变为例，指出以此为名，将电视相亲栏目一刀切式的“阉割”，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微博名人、网络意见领袖五岳散人在《南方周末》撰文，批评社会舆论对于电视相亲类栏目内容“低俗”的指摘过于绝对化，表达了一种宽容态度：“无论我们怎样看不顺眼，所谓 ‘低俗’还不能不到处存在，而且 ‘低俗’的内容也在与时俱进。当年的大鬓角、喇叭裤，一直到后来的邓丽君，甚至被斥 ‘道德败坏，思想腐化’。其实，每个时代都不能免俗，都有自己的 ‘低俗’问题。”最后，也有相当一部分意见，将矛头对准了广电总局所采取的举措。《南方周末》在广电总局两道通知发出后不到十天，即刊发了一篇名为《社会谴责可能比官方禁止更有效》的专访，邀请著名影评人周黎明从中西相亲节目比较的角度点评电视相亲类栏目表现出的问题和广电总局的做法。周黎明表示：马诺的行为其实受到很多来自社会的谴责，“这种社会的谴责，其实可能比官方的禁止更有效”，因为“官方指令一下，可能会抑制一种创造力”,“在中国现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谴责是有必要的，但是官方介入弄不好可能会误导”。

从上述有关电视相亲类栏目的非议和辩护中可以看出，在21世纪初年，新相亲时代大幕背后的舞台时代特征鲜明，足够异彩纷呈。城市中人的婚姻观念可以更为自由和直白地表达，差异化趋势显著，多元价值取向彼此并行或碰撞，这也正是人们为婚恋而焦虑的深层原因。所以说，今日城市中之相亲，其实已全然变了模样，人们选择相亲不仅是为了达成婚姻目的，更是将之视作一个平台，借以调试不同个体之间随时可能冲突的婚姻观。

（四）谈婚论“价”

1．择偶标准物质化

烜赫一时的电视相亲类栏目捧红了马诺等女嘉宾，炒热了择偶中的“拜金”主义话题，但正如媒体人万峰所言，马诺们在节目中的言行，不过是“社会集体拜金的部分投影”。的确，在马诺们被推向舆论风口浪尖的过程中，电视媒体只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已，真正使她们的言语深深烙刻在人们心头的，正是社会择偶标准的物质化倾向。

择偶标准的物质化是21世纪初年，中国城乡社会共有的一种倾向。在上一章“新娘的价钱”一节中，笔者已对农村社会中流行的“高价婚姻” “重金聘礼”现象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与之相对应，城市中也有类似的问题，但表现方式因城市现代化因素影响的深入和城乡经济生活的差异而存在很大不同。如果说，农村择偶标准物质化主要表现为货币交换媒介职能的履行，即以婚姻缔结过程中男方家向女方家直接的资产让渡为主。那么，城市择偶标准物质化则主要表现为观念上的货币，即履行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就是以在选择过程中男女双方彼此衡量身家为主，以求门当户对。对此体现最为明显的即是上文提到的相亲和相亲会。如前所述，家长们在相亲会上往往会使用展板、传单、卡片等方式将子女自身条件与对另一方的要求一并列出，其中除个人基本信息之外，最常见到的莫过于收入状况、房产状况及父母的职业、收入等项目，现实和功利色彩浓重。除上文介绍的哈尔滨革新街教堂广场和武汉东湖风景区两例之外，各地的相亲会几乎莫不如此。在2006年厦门“中国联通杯金秋相亲会”上，除年龄、身高、学历之外，参与者彼此最为关注的“硬件”就是职业、收入和家庭条件。“有房有车、月薪稳定的男性征婚者的资料卡上基本上留满了电话号码”, “在事业单位工作、家庭条件较好的女性也不逊色，资料卡上也无下笔之地。”在参与者相互打量、交换信息的过程中，“门当户对”一词的提及率很高，一位亲临现场为自己相亲的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相亲主要相的是对方的家庭、教育、经济能力，门当户对的恋情有时候更加稳定。这是相亲的好处。”类似这样的观点在相亲会上非常流行，参与者基本都可以接受。这也就说明，城市择偶观物质化的主要表现就是适婚人群及其家庭对婚姻的现实主义取向，古老的“门当户对”观念重新成为择偶的主流标准。只不过，本时期内，年轻人择偶的现实取向与“门当户对”观念在相亲过程中表达得有些过于直白，显得物质诉求太过强烈。《非诚勿扰》栏目制作方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方才能够制作出一档成功的电视栏目。江苏卫视品牌推广部主任刘原对此有精辟的总结，“80后和90后”以自我为中心，“更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直白得近乎赤裸裸，有没有房子，要不要孩子，跟不跟父母同住，这些 ‘私房话’就这样展示在观众面前”。

其实，作为世纪初年城市择偶成婚主体人群的80后和90后城市年轻一代，有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首先，这一群体中的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成长环境较为优越，普遍受到家庭的精心呵护，自尊心强，对物质生活条件的要求不低。多数人不刻意谋求“上攀”，但也不接受因伴侣经济条件不佳而导致新家庭生活水平下滑，认同“贫贱夫妻百事哀”, “门当户对”的想法自然会萌生。其次，80后、90后被称为是最具个性的一代，相似的教育背景和家庭经济条件有利于婚姻双方的和睦，避免各种观点碰撞带来的冲突，因而“门当户对”的选择对双方都有利，很容易被接受。再次，独生子女的结合意味着421家庭结构的出现，供养四位老人和一个孩子的潜在经济压力也是城市年轻一代择偶注重物质基础，倾向“门当户对”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家长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力不可低估，尤其是在非自主相识的相亲过程中，家长的角色十分吃重，他们为子女挑选合适的对象，不可能代替子女恋爱，因而出发点一定是落在现实因素上，男女两方家长都希望为子女挑选一个经济条件相对优越的对象，彼此博弈的结果必是“门当户对”。

但是，“门当户对”观念的流行，并不能说明“上攀”观念的消失。由于21世纪初年中国的贫富分化日趋严重，阶层之间流动的阻力越来越大，城市中怀着通过婚姻改变命运想法的年轻人也大有人在，不少年轻女性便有和马诺在《非诚勿扰》中所表述话语类似的择偶观念，唯金钱至上，渴望以年轻貌美的优势，一朝嫁入豪门。2009年，“白毛女应嫁黄世仁”的新观点在部分年轻人群体中流行开来，武汉一位90后姓谢的女生在某文艺评论家的讲座上起立发言：“如果黄世仁生活在现代，家庭环境优越，可能是个外表潇洒、很风雅的人。加上有钱，为什么不能嫁给他呢？即便是年纪大一点也不要紧。”此言论一经曝光，网络哗然。无独有偶，2010年，在一次涉及广州十所高校大一到大四年级女大学生的价值观问卷调查中，有近六成女生选择愿嫁“富二代”，理由是这样可少奋斗很多年。结论一出，同样引得舆论喧哗一片。舆论关于这两件事的评论与《非诚勿扰》马诺事件非常类似，也可一分为二，斥者众，但亦不乏力挺者。斥责之声无外乎指其“拜金”等，笔者不再赘述，单举一理性评价之例。华中师大文学院许祖华教授对“白毛女应嫁给黄世仁”的说法予以点评，指出这一观点是在后现代语境下提出来的。如果仅仅从文学角度看，是对特定历史时期下价值观的颠覆，是不可取的。如果仅仅从当代生活上来说，现代“白毛女”嫁给“黄世仁”是一种个人的选择，是自由的；至于做了这种选择，是否成功幸福，谁也说不清。笔者认为，许祖华教授的点评很有见地，与李小江教授对马诺现象的评论可谓不谋而合。

如果说以上两个例子还只是言论和观念层面的躁动，那么在2010年开始出现的富豪相亲会，则把倾向物质化的社会普遍择偶观念向赤裸裸的“拜金”主义狠狠推了一把。这一年中，由一些高端婚恋交友机构一手操办的富豪相亲会在京、沪、穗、深、宁等主要城市先后上演。相比于笔者在前文中提到的相亲会，名为“全球私人甄选佳丽”的富豪相亲会形式大不相同，完全是模特走秀和选美比赛的架势：18位身价数千万甚至过亿的富豪，每位豪掷18万入场费，稳坐于台下；经过海选、调查、写真拍摄、婚前检查层层挑选，从千余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的数十位佳丽逐一来到台上“熨衣服、展厨艺、秀身材”，供富豪们品头论足，如帝王选妃般被呼来喝去；再辅以主办方创造性的“风水先生看面相”环节，整个场面香艳、排场而又奇异。事实上，财富在男女择偶中所扮演的角色从来都很重要，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十年中偶有例外，几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有关财富的内容都是该时代婚姻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像诞生于明代的市井文学经典《水浒传》和《金瓶梅》，都以王婆之口道出“潘驴邓小闲”之说，喻指男人吸引女人的五大要素，被后世引为经典。其中，“邓”即汉代巨富邓通，指的就是财富。但是，如富豪相亲会这样单纯以财富为噱头，便引得从者如织的男女交往方式，则着实罕见，足令闻者惊愕。事件传开后，各界声讨滚滚而来，痛斥此类现象伤风败俗、炫富、宣扬“拜金”主义、歧视女性。有媒体评论富豪相亲会：“重 ‘赏’之下，必有勇 ‘妇’，其他莫论，有钱就行。”可谓一针见血。但是，在舆论的拷问下，富豪相亲会非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又连续办了两年多，大有在国内大中城市遍地开花之势。直到2013年7月，行政执法部门始介入调查，调查完成后以虚假宣传的事由处罚了一家业内知名的高端婚介机构，责令停止此类活动，事件方才暂告一段落。但舆论浪潮显然仍余波未平，相关话题仍在发酵，其反映的社会现象的走向和其对公众心理的影响还有待继续观察。

除以上几个问题之外，在21世纪初年，有一个问题反映了择偶标准的物质化倾向，与年轻人婚姻大事息息相关，笔者在此处不得不提，那就是“房子”问题。从广义上说，住房是家庭财产的一部分，与收入状况、职业状况等项目并列，同属于城市人择偶过程中男女双方相互衡量身家的标准之一。但是，“房子”又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财产，在各类家庭财产形式中地位隆重。年轻人在择偶过程中，有关物质的问题很多都会纠结于房子。特别是在2008年后，中国各大中城市房价的增速普遍大幅加快，房子在婚事中的地位逾益突出。“有没有房？”“有几套房？”“打不打算买房？”“新房大红本儿上写谁的名字？”此类问题几乎成了相亲会上的必备题目。很多婚前和婚后纠纷也都是因“房”而生的，笔者在本文第一章中曾专门讨论2011年公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案，此法案的多项规定即是围绕离婚房产归属认定和分割而设置的，与房价上涨，涉房产婚姻纠纷案件增多且难解的现实密切相关，被一些人戏称为“为房而设”的司法解释。而在此司法解释出台后，不但是离婚案件，普通人的择偶和结婚也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一方面，在房产证上补写名字的风潮随之兴起；另一方面，不少即将走向婚姻的新人又把两家业已谈妥的问题重新提出，其中一些家庭因此闹僵，定下来的婚事随之告吹。总之，“房子”问题已成为21世纪初年最困扰中国人婚姻的一件麻烦事。有人将婚与房的关系逆转，视结婚购房为房价飞涨的一个关键动因，称中国的房价上涨属于“丈母娘效应”，看似是一句笑言，细品似也有些道理。而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此语最早竟是出自专业人士，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顾云昌之口，而涉足地产业的知名企业家冯仑也有“未婚女青年推动房价上涨”的论调，两者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必须指出，昂贵的房价给有意迈入婚姻大门的年轻人增添了巨大的压力，也成为男女双方父母的一项难以承受之重，整个社会因此陷入重重焦虑之中。在2009年和2011年，先后有两部婚姻题材影视剧横扫电视荧屏，前者为《蜗居》，后者为《裸婚时代》。两剧都聚焦于婚姻中的房子和物质生活，将男女主人公爱情的美好与眼前现实的残酷同时摆在观众面前，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共鸣，从中也可以看出多数人在处理爱情与面包这一对矛盾关系时的无助与无奈。

2．婚庆消费高价化

在本文第二章中，笔者曾对国内一些农村的结婚流程进行过简要的介绍，重点说明农村婚事的昂贵和繁缛。应当说，在昂贵一点上，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状况是相似的，且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依笔者之见，这主要由四点原因决定。其一，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普遍比农村居民高出不少，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可供婚事使用。其二，市域经济远比农村经济发达和活跃，消费文化盛行，诸多婚庆项目的完成都可以通过消费实现，且效果往往更好。其三，城市物价水平高于农村，同类消费，城市中的开销往往更大。其四，城市中的现代因素远多于农村，文化形式多样，新人对婚庆内容的需求一般要比农村丰富，对专业性的要求也更高，花费自然也水涨船高。因而，城市中的婚庆开销也是谈婚论“价”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十分丰富。

21世纪初年，中国消费文化渐成气候，新人们对于婚礼有了更高的要求，大中城市的婚庆行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发展轨迹，可见于每一对新人结婚照成像效果的提升、婚礼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和个性化设计的增多等细节上的进步。但要说对进步之处和行业繁荣景象反映最为集中的一个文化事象，那就非“婚博会”莫属。

“婚博会”即婚庆博览会，意指以婚庆为主题的展览会，在中国问世较晚，但发展速度惊人，展出内容覆盖面越来越广，专业性越来越强。从发展历程上看，具有肇始意义的“北京婚博会”（即“中国婚博会”）无疑最有代表性，既是经过商务部、民政部、工商总局等三部委先后批准的展会，又是商务部全国百家重点支持品牌展会之一，具有官方性质，是“政府搭台，经济唱戏”模式在婚庆领域的一个典型范例。从2005年开始，起初每年举办两届，其后逐渐增至每年四届，规模也越办越大，到2012年末，已累计举行了24届。除此之外，“深圳婚博会”、“重庆婚博会”、上海“喜讯婚展”和“皆喜婚展”等，同样在不算长的时间里创造了不俗的区域影响力，可见“婚博会”发展速度之快。从展出内容上看，“婚博会”最初的模式较为单调，展出项目基本都是婚庆的直接消费项目，如婚纱摄影、婚庆服务、婚宴酒席等。而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婚博会”的模式渐趋成熟，展出项目涵盖的领域大为拓展，但凡与结婚有瓜葛的商业项目，无论远近，几乎都能在“婚博会”上看到。如2009年8月的“上海现代婚博会”，所设展馆数目达9个之多，包括“婚纱摄影馆、星级宾馆馆、社会饭店馆、珠宝馆、礼服馆、摄影工作室馆、婚庆馆、旅游百货馆、新家馆”，基本实现对婚礼前后各个环节的全覆盖。其中，“新家馆”甚至特别展出“适合年轻人结婚时用的小户型房源”，几与房展无异。此外，与展出项目牵涉领域扩展相同步的是项目专业性、针对性和创新性的增强，例如在某地的一场“婚博会”上，即出现了一个名为联合基因科技集团展台，展示“基因般配指数检测”技术，针对有高端婚检、孕检需求的待婚新人提供颇为新奇而又专业的基因检测服务，价格不菲。

由“婚博会”可以看出，21世纪初年，令众多商家垂涎，欲从中分一杯羹的庞大婚庆市场业已形成，供需两旺，一派繁荣。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分析，这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一件事。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城市普遍的婚庆消费水平在这一时期势必持续走高。以北京为例，有调查显示，2007年北京市人均婚宴消费达到1.7383万元，是2003年的2.3倍，四年间年均增长22.6%,比同期北京市的GDP增速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快得多。而众所周知，婚宴消费只是城市中婚庆消费的一部分，“婚博会”逐年递增的展示项目说明，婚庆需要花钱的地方一年比一年多。抛开新增添的环节不说，那些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延续下来的婚庆内容，在21世纪初年都被赋予了更多的内容，每一处变化都意味着花费的增多。例如，近几年选择对婚宴请柬进行个性化设计的新人越来越多，成都就有一对新人以一款特殊的“火车票”当请柬，邀请宾朋赶赴“婚宴车厢”,创意十足，很有个性。但这样的效果不是白白得来的，2009年，北京一家个性婚礼用品商家明码标价，“个性请柬设计费用200元，珠光纸每个请柬11元，起定量是50个，丝绸材质请柬每套108元”，若按此计算，一场婚宴的请柬总成本少说也需一两千元，见微知著，整场结婚庆典办下来，费用之高可想而知。对于一个城市普通家庭来说，压力着实不小。

面对城市婚庆消费的持续上涨，新人们的心态颇为矛盾。一方面，奢华婚礼的诱惑难以抗拒，尤其是很多年轻女性对婚礼都存有天真而又美好的想象，渴望以完美的形式嫁人，为自己的青春留下最美好的回忆。这一向往与人性固有的虚荣、攀比之心结合，形成了对高价婚庆的群体性追逐。但另一方面，现实因素不得不考虑，对于婚礼支出额度，多数新人心中都有一个可承受的底线，不愿为此透支家庭财富，给彼此和双方父母增添过重的负担。于是，一些与社会大环境相适应的婚庆新做法、新观念应运而生，例如，受消费领域兴起的团购之风的影响，“拼婚”模式在大城市中逐渐流行起来，形式与团购、“拼车”等行为类似，多家准新人在某发起人的召集下“拼”在一起，共同置办结婚用品，以节省成本，一场婚礼所需的酒席、婚纱摄影、化妆、烟酒糖等几乎所有要件都可以包括在内。不过，“拼婚”只能说是一种应急策略，可以一定程度降低婚庆成本，但也可能招致一些麻烦，甚至存有风险，像很多“拼婚”意向都是通过网络达成的，可能只是始于某一“拼婚”网站、论坛上的一个“拼婚”帖，类似“我是武汉的，订的婚期是5月31号，要是有兴趣和我一起拼婚庆的，就联系我咯，我们一起去砍！砍！砍！”发起人身份的真实性不易确认，有上当受骗的可能。因而“拼婚”还很难成为适用于多数人的选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面子和里子之间的矛盾。为此，一些观念新潮的年轻人干脆去繁就简，取消“婚礼”, “不礼而婚”，以退一步的方式，跳出矛盾羁绊。“不礼而婚”的出现代表了城市婚姻观念的多元化与自由化趋向，最直接的好处就是省下了一大半结婚开销，使婚姻当事双方家庭的经济压力骤减。但是，婚礼既是一种仪式，又是一种社会风俗惯制，承载一定的社会功能，虽因婚姻登记制度的普及而趋向弱化，但生命力仍很旺盛，而且与时俱进，加入了一些新的社会意义。取消即意味着对传统和现实的挑战和对社会普遍心理认知的冲击，很难被完全接受。有网友即发帖表示：“婚礼其实是广告，广而告之后，大家才知道，也才认可：你们结婚了”，不办，“感觉就不是明媒正娶，名不正言不顺”。此言论带有很强的传统观念色彩，能够代表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也有女网友写道：“对于女人来说，结婚是一个里程碑”, “女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情结”, “都希望自己的婚礼热烈而隆重”，想要“一份在尘满面、鬓如霜时能信手拾起的甜美新鲜的回忆”。此观点反映的则是一种带有性别特征的社会心理认知，相对较为稳固，一般不会紧随经济和社会变动而发生变化。此外，现实因素在促成“不礼而婚”现象出现的同时，也会对此观念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制约。一位未举办婚礼的已婚者在接受某报采访时表示，他做出的这个决定曾招致家人的反对，父母的理由同样出自经济上的考虑，因为“父母在亲戚的小孩结婚时发出去的礼金要收回，亲戚之间有 ‘一笔账’”。由此可见，21世纪初年出现的“不礼而婚”倾向，目前为止还无法成为多数人的取向，体面与实惠之间的矛盾仍将长期困扰即将迈入婚姻大门的新人们。

3．“裸婚”

择偶标准物质化与婚庆消费高价化对城市年轻一代的婚姻选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提到婚姻，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再是谈情说爱，而是谈婚论“价”，恋爱与婚姻之间不再紧密衔接，而是产生了一道需用物质填充的鸿沟，仿佛只有将之填平，两个阶段才能实现平稳过渡，否则便是可以彼此独立存在的不相关事物。于是，一些家境一般的年轻人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心头生出一系列疑问：婚姻应当以爱情为基础还是以物质为基础？什么样的婚姻算是美满的结合？没有钱，我该如何结婚？这些疑问使一些人逐渐失去直面婚姻的勇气，彷徨于婚姻大门之外。

但彷徨并不意味着可以逃避，在21世纪初年的中国，婚姻仍旧是多数人必须进入的人生阶段，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使独身、不婚尚难成为人们无所顾忌的选择。因而，即使不具备理想的物质条件，婚始终还是要结的，一些年轻人在认识到这一点后，干脆选择了一种甚为潇洒的完婚方式，男女双方暂时抛开一切现实羁绊，“没房、没车、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和没蜜月”，只凭各自手中的一本结婚证，硬闯进婚姻之门，这便是2008年后逐渐流行起来的“裸婚”。

“裸婚”一词是2008年兴起的网络新词汇，与若干带“裸”字的流行词，如“裸官”“裸捐”等同属于网络造词运动的产品。2010年，一部名为《裸婚——80后的新结婚时代》的网络小说发表于国内著名女性文学网站“红袖添香”，并在当年出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次年，以该作品为蓝本而改编的电视剧《裸婚时代》开始在各地方卫视播出，掀起收视热潮的同时也炒热了“裸婚”一词，引发社会各界对此话题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剧中的一些台词，如“我求求你嫁给我，虽说我没车、没钱、没房、没钻戒，但是我有一颗陪你到老的心”等，成为颇受年轻人追捧的流行语。

由“没房、没车、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和没蜜月”这“六无”可以看出，“裸婚”作为一种完婚方式，没有为婚姻提供任何经济基础。上文提到的“不礼而婚”只满足其中之一，只能说带有一些“裸婚”的色彩，但程度上与“裸婚”相差很远，不可同日而语，因而“裸婚”无疑是一种非常彻底的搁置物质，拥抱爱情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却不能说是由“裸婚者”主动做出的。据有关研究分析，“裸婚”选择主要可分两类：一类是男女双方及家庭均无负担房价和婚礼花销的经济条件，而不得不“裸婚”；另一类是有条件支付婚房首付，但财力亦不充裕，选择将钱投入其他更值得投资的领域而自愿“裸婚”。前者占多数，属完全被动的“裸婚族”，后者相对较少，但也不能说是完全出于自愿，多少也是对物质因素有所顾忌。因而，正如有报道对《裸婚时代》两位主人公“裸婚”行为的评论所说：“这一切又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被裸’”, “女主角童佳倩与男主角刘易阳就是这样，在爱情面前‘昏了’，在婚姻面前 ‘裸着’。”

虽说主要是出于被动，但从结果上看，“裸婚”毕竟是在爱情与物质之间做出了一次一边倒式的选择，舍物质而取爱情。这与现代社会以爱情为基础的理想婚姻观是相契合的，符合恩格斯的论断，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因而“裸婚”的出现与流行在舆论层面赢得较多的赞誉，受到一些主流媒体的推崇。2011年七夕节，湖南卫视为“裸婚族”量身定制了一台名为“我们结婚吧”的晚会。晚会高潮部分请出百对“裸婚”情侣，以套用“八荣八耻”语句的模式集体宣誓：“以无房有爱为荣，以有房无爱为耻；以无车有爱为荣，以有车无爱为耻……”，宣称“要向爱情、婚姻物质化、功利化的现象宣战”。与之类似的节目还有不少，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价值导向，但这种宣传显然回避了多数“裸婚”选择主要出于被动的实际情况，将“裸婚”行为与时下社会中流行的“纯爱”幻想等同了起来，意图将“裸婚”这股清流人为地升华成社会主流价值观，这无疑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将爱情与物质的矛盾绝对化显然是只看到两者之间的对立性，而无视统一性。黑格尔曾说：“婚姻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这样就可以消除爱中一切倏忽即逝的、反复无常的和赤裸裸主观的因素。”这也就是说，“纯爱”对于婚姻而言只能是一种幻想，真正的婚姻离不开现实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与锅碗瓢盆的磕碰。《裸婚时代》一剧拍得非常写实，把物质现实与爱情理想之间的碰撞在放大镜下仔细地描摹了出来，以至于给很多观众以残酷之感。而现实中的实例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对以“裸婚”方式走到一起的小夫妻，婚龄刚两年，但因为买房、生孩子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便已渡过了甜蜜期，吵架成了家常便饭。男方因此无奈地说：“当时感觉 ‘裸婚’挺潇洒，没有考虑那么多事情，就把结婚证给领了，但后来生活在一起，才发现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故而，社会对于“裸婚”的实际态度远非上述电视节目所宣扬的那样理想化。《中国青年报》通过网络对3214人进行的一次在线调查显示：“47.5%的人表示能接受自己或家人 ‘裸婚’, 23.3%的人则表示不能接受，其他29.2%的人表示不好说。其中，54.2%的人认为，在当今社会，‘裸婚’需要很大的勇气。”由之可见，人们对于“裸婚”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鉴于“裸婚”对于爱情的坚守，很多人表示认可和支持；但另一方面，半数以上的人都认为“裸婚”需要很大勇气，这又说明多数人对于缺乏物质基础的婚姻并不看好，认为“裸婚”风险很大，单纯的爱情支撑不起漫长的婚姻。此外，两性对于“裸婚”的态度也有很大差异，据一份来自网络的统计结果显示，80%的男性赞成“裸婚”，而70%的女性觉得“裸婚”难以接受。该数据的估算较为初步，并不准确，但鉴于结果差异非常显著，应不影响判断。此差异的存在主要应是由男女两性在婚姻中不平等的经济地位导致的，21世纪初年，传统婚姻观念中的很多元素仍发挥着效力，譬如上文中提到的婚房出资问题，普遍观点还是倾向于由男方购置或付首付，“裸婚”多少会让女方及其家庭感到“吃亏”，因而难以接受。

由于最近两年，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和财富分配状况相比21世纪最初十二年并未有十分显著的变化，因而谈婚论“价”之风短期之内也不会有太大改变，“裸婚”在未来几年可能仍会是一个常见现象，还会有很多步入婚嫁年龄，选择在城市中工作的年轻人为现实所迫而选择这一完婚方式。不过，需要肯定的是，“裸婚”选择本身有追求个体主义的进步倾向，若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则有理由相信，“裸婚”的特殊性很可能将逐渐淡化，未来的人们不再将婚姻的物质准备看得如此重要，单纯为爱而婚的理想也许也不再那么遥不可及。

（五）婚姻生活异彩

在现代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城市化进程大幅提速的21世纪初年，人们对于婚姻家庭生活的传统认知正在逐步动摇，种种新迹象表明，传统视界下的婚姻生活方式并非理所当然、一成不变。在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与社会交往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固有的婚姻生活方式势必受到冲击，一系列变化即会随之而生。笔者在上一章中所论述的“半流动家庭”问题即属此列，在规模庞大的进城务工潮颠覆农村生产方式和社交方式的背景下，常态化的夫妻长期共同生活再难维系，变化而来的“半流动家庭”也就成了很多农村青年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与之相对应，在城市规模急剧扩张与市域经济空前繁荣的背景下，城市人的婚姻生活也处于变动不定的状态中，一些不同以往的婚姻生活风尚开始在城市中出现和流行，其中较为引人关注的主要有如下四种。

1．“半糖夫妻”

“半糖夫妻”与同时出现的“周末夫妻”“都市走婚”“婚内单身”等词大致同义，是一种同城分居的婚姻生活方式。表现为“5+2”模式，即夫妻二人通常在五个工作日里各自独居，双休日相聚，共同生活。此婚姻生活方式的流行始于2000年前后，对其的报道已可零星见诸当年的报章。2003年，由台湾地区知名女子乐团S. H. E演唱的一首名为《半糖主义》的通俗歌曲在中国大陆走红，传唱度颇高，使“半糖”一词及其喻义——“情侣或夫妻间甜蜜却不甜腻的理想情感状态”迅速为人们所熟知，这一状况客观地反映了“半糖”式婚恋观在当时已能够被年轻人较为自然地接纳。2006年，一项调查显示，该年度多数人都已能够接受“半糖夫妻”式婚姻生活，“认为很好，并有兴趣尝试的占32%；认为益处良多，赞成的占24%；认为弊多利少的占12%。”及至2007年，“半糖夫妻”一词与“剩女”等词一同被教育部列为官方认证的汉语新词，表明这一婚姻生活方式已渐成一种城市社会风尚，较为广泛地存在于中国各大城市。

“半糖夫妻”式婚姻生活的选择者多是高学历、高收入、彼此经济独立的都市年轻夫妻，做出这一选择通常源自于他们对高质量婚姻生活的追求。一方面，“半糖夫妻”式婚姻生活与“距离产生美”“小别胜新婚”等经验之谈不谋而合，就像歌曲《半糖主义》中所唱到的：“我要对爱坚持半糖主义，永远让你觉得意犹未尽，若有似无的甜，才不会觉得腻。”将接触频度限定在一定阈值内有助于为爱情保鲜，为破解“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一魔咒提供一种可能。另一方面，在21世纪初年步入婚姻殿堂的城市年轻夫妻多是独生子女，自我意识强，相对缺乏忍让精神，随夫妻共同生活而来的各种琐事往往成为引燃双方矛盾的导火索，影响婚姻生活的质量。从北京、无锡、西安、郑州等地法院、民政机关、律师事务所相关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所反映的内容来看，“80后”独生子女婚姻不稳定，短期离婚率很高，离婚理由即多为生活琐事和家庭矛盾。从此角度来说，同城分居的“半糖夫妻”式婚姻生活不失为一种有效规避生活琐事、提高婚姻生活质量的办法。不过，也应当看到，一部分年轻夫妻选择“半糖夫妻”模式带有妥协性和被迫性，是为应对一些现实生活问题，如工作、求学等因素，而被迫做出的选择，可视为短距离或短时段版的两地分居，与本时期同时出现的“时差夫妻”诱因相似，都是现代城市生活的副产品，此种情况应区分对待。

可以看出，“半糖夫妻”式婚姻生活具有很强的现代性，与当代多元化的城市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依赖一定的城市社会经济基础，如夫妻双方均有独立而稳定的收入和独立而完整的社交圈，在一个城市里有两套住房等。换言之，农村地区基本不具有培植类似“半糖夫妻”式婚姻生活的经济与社交土壤，该模式的发展大体将局限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难以波及农村。此即表明，“半糖夫妻”式婚姻生活与传统观念中的婚姻生活差别显著，泾渭分明。前者的渐趋流行，实质上反映的是婚姻观念的转变。在传统观念中，除非两地分居，一对同处一地且感情无芥蒂的夫妻是不大可能分开生活的。而“半糖夫妻”则几乎颠覆了这一认知，在保持婚姻契约关系不变的前提下，夫妻双方不再拘泥于“嫁” “娶”“过门”等传统语汇下的婚姻规定动作，而是根据彼此个体情况自选动作，共同对婚姻生活内容与方式进行重新定义和诠释。这一婚姻观念的转变表明，在21世纪初结婚的新一代城市夫妻，对于自己婚姻生活的安排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双方的主次、内外之分渐趋消弭，关系更为平等，一方无须依附另一方，彼此所须承担的家庭责任更为明晰，不再如“一团乱麻”般纠缠不清，能够协商制定共同遵守的生活规则。由此观之，“半糖夫妻”式婚姻生活出现并渐成一种风尚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由于“半糖夫妻”突破了传统的藩篱，故而其中势必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先行者们的婚姻既可能因为这种候鸟式生活而变得新鲜、多彩，继而稳固、美满，又可能随着聚少离多而导入冷淡、怀疑的因子，继而动摇、崩塌。有人即对此表示质疑，认为“半糖夫妻”“介于婚姻与非婚姻的边缘地带”，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婚姻生活方式。一位离休女教师说：“作为一名过来人，我只想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婚姻传递给对方的不仅仅是爱，更是责任。”与此同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半糖夫妻”还只能说是一种阶段性婚姻生活方式，夫妻双方根据主客观因素的变化，随时可能终止此模式而回归传统婚姻生活方式，如遇到工作变动、生育子女等问题时，候鸟式生活就显得不合时宜，若不作调整，则可能危及家庭生活的基本面，使婚姻难以为继。

2．“隐婚”

“隐婚”指男女双方已经履行法定结婚手续，却不对外宣称自己“已婚”身份的婚姻生活方式。在21世纪初年的中国城市中，选择这一婚姻生活方式的人逐渐多了起来。2003年，新《婚姻登记条例》的出台为“隐婚”创造了客观条件，因为自此之后，登记结婚无须再通知单位和社区，这为“隐婚者”隐瞒“已婚”身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要件，使“隐婚”成为可能。到2005年前后，“隐婚”开始频繁登上报章，渐成公众知晓的一个时新词汇，说明这一婚姻生活方式的存在已不再是一件新鲜事。2006年，一项调查显示，对于“隐婚”现象，“52.5%的公众表示可以理解，20.7%的公众认为不可思议，还有16.4%的公众表示反对”。虽然这个调查的样本容量无法确定，但大致可知，当年半数左右的人是对于婚姻是否须公开持两可态度，“隐婚者”不必过虑行为曝光后可能招致的社会压力，故而可以大胆地走出这一步。

从词义上看，“隐婚”可以用一元化的解释加以概括，但如果从该现象的形成原因上分析，则可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一类是为隐私而“隐婚”，男女一方或双方对于婚姻的认知与社会普遍状况存在差异，不认为婚姻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终身大事”，没有必要大肆宣扬，只是将之视为一件私事，作为个人和家庭的隐私，不刻意告知外人，将夫妻关系的公开程度维持在特定的范围内，如家人和个别亲密朋友等。此类“隐婚者”的一种论调即是对他们“隐婚”生活状态的形象概括——“我们从没有刻意隐瞒，只是不会故意提起”。另一类是为事业而“隐婚”，此类“隐婚者”以职业女性为多。由于工作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事实存在，一些职业女性为了能够获得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避免性别歧视，赢得较为宽广的上升空间，不得不选择对公司及同事隐瞒自己的婚姻状况，以未婚者的身份投入到工作中。一位外企女白领的话即是很好的注解：“现在的职场有它潜在的竞争法则，一旦贴上婚姻的标签，竞争力往往大打折扣。选择 ‘隐婚’，与其说是追求时尚，不如说是时势所迫。”而该外企管理层对她的考评评语也印证了她的解释：“年轻、有活力、没有家庭负担，是办公室主任的合适人选。”其中“没有家庭负担”一句显然是指她的“未婚”状态，说明企业确实倾向于选择未婚女性承担较为核心的业务。

对于前一类“隐婚”而言，由于这一选择是婚姻双方主动做出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新婚姻生活方式，符合他们的主观意愿，出发点正是为了避免外界干扰，让婚姻向好发展，因而以有利影响为主。但对于后一类“隐婚”而言，则问题相对多一些，原因在于为事业而隐婚，选择是被动的，出发点在于事业而不在于婚姻，只能说是一种职场策略，所以会难以避免地影响到夫妻关系。像“隐婚”状态下不见光的家庭生活、工作中的伪单身身份、若隐若现的婚外情诱惑等非常态因素，若缺少夫妻间信任与默契的拦阻，都有可能引发情感纠纷，对婚姻造成创伤，显而易见，不利影响的色彩更重。

在传统婚姻观念中，婚姻是一对夫妻的“终身大事”，是两人有必要广而告之的一种特殊关系。因而，作为宣示婚姻关系缔结的重要仪式，中国人的婚礼往往要办得隆重、热闹，能想到的各种社会关系几乎都要告知、宴请，费尽周章。而“隐婚”则反其道而行之，无视婚庆消费高价化的社会趋向，婚礼能不办则不办，亲故能不告知则不告知，同事能瞒则瞒。从这一矛盾观之，“隐婚”无疑是一种反传统的婚姻生活方式，是当代城市社会私权意识和职场文化的直接反映，表明婚姻生活的内在渐重于外在，夫妻关系的私密属性越来越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但与此同时，作为职场策略而存在的“隐婚”选择当另作审视，因为此类“隐婚”又包含一个传统问题，反映了现代女性的家庭角色与其社会角色之间存在的冲突。众所周知，女性走出家庭，参加工作，其源头可上溯至晚清时期，并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引发数次社会性争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因而，“隐婚”的风行，也不能完全说是新生事物，其中也有新瓶旧酒的成分。

3．“无性婚姻”

“无性婚姻”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一般而言，夫妻之间缺少正常性行为的婚姻生活状态即可称为“无性婚姻”。作为一种相对特殊的婚姻生活状态，“无性婚姻”并不新鲜，古已有之。但其存在范围扩大，由禁忌、私密转变为曝光、公开，成为可以见诸媒体，供社会公开讨论的话题，并显现出舆论脱敏迹象，则基本可以说是发生在21世纪初年。在这十余年间，“无性婚姻”首先是以严重婚姻问题的面貌出现，常见于一些离婚案件的审理过程，多被作为离婚起诉事由。而后“无性婚姻”被视为亚健康婚姻表征，与现代都市人群工作压力过大、情变多发等突出问题相联系。如在2003年，《中国人口报》刊发了一篇名为《工作压力大衍生“无性婚姻”》的新闻报道，文中即称“无性婚姻”为婚姻的“尴尬阶段”，是“我国都市人群中难以启齿却又无法回避的重要话题”,并指出这种婚姻生活状态是由都市人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的。再后来，“无性婚姻”在社会讨论中被归位到与“有性婚姻”平等的位置，引出了婚姻与性关系问题的深度探讨。2004年，以北京年轻写字楼人群为目标读者的《华夏时报》刊出了一些年轻人对此问题的看法，一位外企女员工就持此观点，认为“为性而结婚已经落伍了，婚姻是婚姻，性是性，爱情是爱情，能揉到一起当然更好，揉不到一起就区分清楚了”, “同样会生活得很好”。一位高中教师表达了类似的态度：“无性是婚姻的一种方式，有性婚姻同样是一种方式，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应该对这种现象表示宽容。”同时期的学人也有类似的思考，“我们尊重婚姻的个体选择，指观念、行为、态度和方式的选择”。2007年，哈尔滨某报刊登的一例征婚广告则将“无性婚姻”以一种正常诉求的形式抛给了社会舆论，态度表达更为直接。该则广告中写道：“征无性婚姻伴侣：某女未婚，37岁，无生理缺陷，只是心理上更接受精神恋爱，希望对方是无性婚姻者，体健貌端（无其他疾病）……”虽说这只是非常少见的个案，但既然能够见诸报章，征婚者本人也愿意接受采访，那就足以说明“无性婚姻”在当时已不是见不得光和完全不被理解的事情。

对“无性婚姻”话题的公开探讨带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双重特征，即解释婚姻与解构婚姻二者并行。婚姻与性的关系长久以来被多数中国人视为理所当然，无须分析，而当“无性婚姻”以公开话题的姿态进入公众视野，这种理所当然便随之破除，公众认知中原本模糊的性与婚姻之间的关系便需要进行理性的解释。但这一解释过程必然也是一次解构过程，因为原本形同表里的婚姻与性在“无性婚姻”论题的框架下不得不被剥离开，分别进行解释，这势必触及夫妻伦理道德关系、情感需求与生理诉求关系等一系列附带问题，固有的解释俱被动摇，婚姻实质上也就被解构了。简言之，“无性婚姻”所触动的对婚姻的解释本身即是重新解释。不过，截至目前，“无性婚姻”的发展与相关探讨仍处于初级阶段，该现象究竟会发展到何种地步，对现实婚姻关系的影响可达何种程度，显然还有待观察，现在断言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