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幽默与趣笔

任何一部作品，都是写给读者看的。作者自写自看的不说绝无，恐也仅有。欲想征服读者，作品必须诱人耐看。鲁迅说：“看客的取舍，是没法强制的，他若不要看，连拖也无益。”这即是莫里哀所说的：“博得广大观众喜爱是最大的规律。”为读者所喜爱则存活；反之，则消亡。为诱人耐看，古今作家无不重视趣笔。吴趼人《笑林广记》序云：“文字一道其所以入人者，庄词不如谐语。”李渔说：“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餍；睡餍一至则后乎此者，虽有钧天之乐，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见不闻，如对泥人作揖、土佛谈经矣！”他认为：“科诨非科诨，乃看戏之人参汤也。益精养神，使人不倦，全在于此，可作小道观乎。”清同治时人邵彬儒《俗话倾谈·自序》云：“惟讲得有趣，方能入耳，动人心而留人余步”，方能使“听者忘疲”。鲁迅先生说闲话笑谈“它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不仅写文章，林肯大总统在演说最严肃的时刻，也要停下来说几句笑话，人们称之为受欢迎的停顿。幽默趣笔的重要意义，可以归结为《文心雕龙》所说的“振危释惫”。

曹雪芹不仅对幽默趣笔的作用深有认识，他对当时的读者审美趣味也有着深刻的了解：“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而当时的文风，雪芹的评价多是“之乎者也，非文即理，大不近情”的可厌之作。所以他竭力打破陈腐旧套，适应读者欣赏趣味。声言《红楼梦》可以“喷饭供酒”，亦可以“消愁破闷”。作者推重幽默趣致到“千金难买一笑”的程度。《红楼梦》作者谈笑风生，读者解颐开怀。

刘勰倡“释惫”但又未忘“振危”，反对“空戏滑稽”。绝对不是李百泉套自《陋室铭》的《书场铭》所云：“文不在深，有谑则灵”。高则诚说：“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空戏滑稽”，只能逗乐而不能动心。“适趣”不是悦世媚俗，因为欣赏趣味有高尚与低级之别。《红楼梦》作者自云：“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不是庸俗的浅有趣味，而是高尚的“深有趣味”。“于嘻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红楼梦》的趣笔，并非徒博人们一笑的空戏滑稽、无聊的戏谑，而是能够引人深思的“外谐”潜涵着严肃的“内庄”。脂砚甲戌评赞说：“不独破愁醒盹，且有大益。”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作者自解：“说起根由，几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作者把伟大与讥趣、崇高与幽默融和在一起了。寓庄于谐、寓理于趣；把庄与谐、泪与笑统一在《红楼梦》中了。那么，作者又何必发出：“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叹息呢？这就因为，幽默趣笔不是专事滑稽辞浅意露鄙俗的谑笑，如鲁迅赞《儒林》所说：“其变化多而趣味浓，贵在旨微而语婉”。因而不易为人所能正确理解。袁宏道说得玄妙但也不无道理：“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趣并非不可言传，因旨约难下断语，须会心者意会倒是实话。会心就须雪芹说的“细按”，细按方见趣味，由谐见庄、由滑稽见德音。《红楼梦》所以是伟大巨著，所以历久而不衰，幽默趣笔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脂砚斋再四地称赞“极趣之文”。倘若毫无意趣，读来睡餍顿生，怕也难以流布。作趣笔者难，理解趣笔亦不易。撰此文，不是强作解人，旨在引起人们对趣笔的深入研究，以期确解个中之味，方不辜负作者的辛酸。

一

虽则雪芹的时代尚无幽默一词（此词是五十年前林语堂创译的），但中华民族是长于幽默的民族，是喜欢笑声的。虽则尚未有笑史，但历史上确出现过许许多多幽默大师。曹雪芹继承了民族的幽默传统，发扬了美学传统中的幽默技巧，所以《红楼梦》中充满了令人（书中人物与读者）发笑的描写。书中人物的幽默谐趣，证明了作者对幽默的优长。设若作者是个无情无趣古板的冬烘，肯定是写不出《红楼梦》中的趣笔的。尽管对幽默的定义人言人殊，但它不等于猾稽是人们都同意的。读《红楼梦》并未感到作者存心让你发笑，你却忍俊不禁。这便是《诗·卫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谑而不虐，挑逗刺戟不是艺术。“妙在水到渠成，天机自露，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斯为科诨之妙境耳”。趣笔不是取媚卖弄噱头，笑声不是隔肢出来的，是真诚自然的笑，因为作者毫不伪饰，伪饰是艺术的大敌。作者严肃地循着生活与艺术的规律，“好话必添趣话”，以严肃的态度讲趣话，从趣话中见“好话”，是严肃与“荒唐”的巧妙结合，在矛盾对立中引爆出强烈的笑声。英国倍恩说：“笑是严肃的反动”，果真如此。七十五回平日不苟言笑，一贯端肃的贾政刚开口说一句：“一个人最怕老婆”，便惹得众人大笑。喜剧和相声演员都遵循：讲笑话的要严肃，自己不能笑；反之，未讲先笑，便失却了笑的力量。帕格森说：“一个人物的滑稽程度，一般地正好和他忘掉自己相等”。此话极是，可以引申为：笑话的价值，正好和忘掉是笑话的程度相等。《红楼梦》中的趣话皆是“好话”，讲笑话皆取严肃郑重的态度。十九回宝玉为黛玉解困，讲故事何等郑重：“你们扬州有一件大故事”，“黛玉见他说的郑重且又正言厉色，只当真事”。讲的人郑重其事，听的人才信以为真。“素日善说笑话，最是他肚内有无限的新鲜趣谈”的凤姐，多处是正言厉色讲笑话。伊凡·蒲宁的话仿佛是给她写的鉴定：“他很幽默，喜欢笑，可是只有在别人说笑的时候，他才发出妩媚的感染的笑声；他自己呢，即使说出挺逗乐的事情，也不挂一丝微笑”。人们一听善讲笑话的凤姐要讲笑话了，找姐唤妹，挤了一屋子。岂知她讲的却是真话，人们以为底下还有笑话便追问，她将桌子一拍，说道：“好罗索，到了第二日，年也完了、节也完了，我看着人忙着收东西还闹不清，那里还知道底下的事了。”妙趣妙在不是笑话而是真话；更妙的是“正言厉色的说了，别无他话”。因与人们期待的相反，“众人复又笑将起来”。这便是常说的笑的突然性，出乎意料，听者预想与说者揭示大相矛盾，这是顶期的逆应。与其说凤姐是个心理学家，倒不如说作者是心理学家，最懂人物与读者的期待心理，偏逆听者之意而为之，出乎书中人物预料，更出乎读者的预料。这“笑就是忽然扑空的一个努力的表示”,“笑产生于一个忽然化为乌有的期待”。从《红楼梦》笑的突然性，看出趣笔不能直奔笑，而要曲折迂回，让人们期待经过思索后迸发出的才是真的笑，才能得到审美的满足。相声之所以注重“包袱”原因也在于此。读者先知先觉，不能引发笑，听后仍然不知不觉，也不能发笑。妙在先藏后露，读者期待急于求知，说者抖开包袱突然意外，听者当然开怀大笑了。宝玉说药，先是铺垫左归、右归，一再制造假象。艺谚谓之“三番四抖”，把包袱“缝”严，不包不伏产生不了突然的力量。一味拖而不抖超过了听者的耐受力，也会失却笑的力量。先伏后揭、慢伏紧揭，会产生突然的效果。“三番四抖”符合事物的规律。一是提出问题，二是推进发展，三是达到顶点，常语：事不过三，至此适时地抖开，效果自然。

曹雪芹把笑划分为雅与俗，以“雅谑补余音”作为回目，慨叹“雅趣对谁言”。四十二回宝钗评论凤姐“不认得字儿，不过一概是市俗取笑儿”。尽管作者所指雅趣有其局限性，但就《红楼梦》大端来讲，作者所追求的不是古雅，书中的市俗取笑倒是分量很大。足证作者不是一味追求曲高和寡的高雅，倒是极力摒弃恶俗，追求化俗为雅。实质仍然是“谑而不虐”，鄙弃卑俗的恶谑，把谐趣升华为庄严。何况，书中“援引经史，以佐口吻，资谈笑”之处也并非难懂。当然，由于时代、民族、社会以及文化素养等原因所生之隔膜，不仅雅趣就是俗趣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领会。不能像薛蟠那样以他为准来评论文学：我不懂，便该罚。个别人不懂，不等于书中人物和读者都不懂。三十七回结海棠诗社，皆起别号以示风雅，探春因喜芭蕉自号“蕉下客”，黛玉打趣：快牵了探春炖了脯子吃酒。读者一时不解，书中众人也不解。黛玉诠释：“古人云‘蕉叶覆鹿’他自称‘蕉下客’可不是一鹿了”。经过诠释：读者自会陪着笑的。李贵伴读说宝玉“已念到第三本《诗经》，什么‘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李贵严谨郑重，四座哄然，连贾政也撑不住笑了。这便是写人物性格身份教养所必须。如果李贵这话说给没读过《诗经》的他的伙伴们，未必发笑。但在座的毕竟是帮闲清客与贾政等文人，他们熟知诗，“食野之蘋”被误读为“荷叶浮萍”岂有不笑之理。书中趣笔来自典籍的不多，趣笔多是选自书中人物所熟悉的戏曲——这也应属于市俗取笑的一种。二十二回黛玉说宝玉“没唱《山门》你倒《装疯》了”。鲁智深醉打山门、尉迟敬德金殿装疯在当时是很流行的。三十回宝钗刺宝玉黛玉“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作者特别指出：“凤姐于这些虽不通达，但见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凤姐便以手摸腮羞宝、黛“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热辣辣的”。五十四回秋纹说：“外头唱的《八义》没唱《混元盒》，那里又跑出‘金花娘娘，来了”，用《混元盒》中人物“金花娘娘”谐趣金鸳鸯与花袭人。这些戏曲在当时都是极为普通的，妇孺皆知，丫鬟仆妇皆可信手拈来，有许多对今天的读者也不陌生。至于那大量的“市俗取笑”更容易为人所接受了，如以“西洋花点哈巴儿”打趣袭人，如给芳官改名为“耶律雄奴”，叫错了韵叫成“野驴子”。以动物喻人，因两者有相似之点，袭人有着哈巴狗的奴性，而且姓花，以花点子喻其心机点子多。芳官有几分野性，以驴喻之，因为契合自然发笑。“市俗取笑”是通俗的，通俗在书中并不是恶俗卑俗，雪芹力求“谑而不虐”，化俗为雅才是作者苦心追求的。这就是李渔所说的“科诨之妙，在于近俗，而所忌者又在于太俗”。

自骂互骂（自我嘲弄与互相嘲弄）是艺曲乃至科诨习用的手法，极易流于卑俗。《红楼梦》一洗卑俗的油滑，化粗俗为雅趣。二十三回宝玉戏语惹怒黛玉，不知所措便赌神罚咒以明心迹，“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教癞头鼋吞了去，变个大王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在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碑去！”这毫无粗俗自骂的卑劣，只见一片真诚却又令人发笑。因为不是为逗乐而自嘲自骂，实是人物无措的急不择言。这与薛蟠假冒宝玉之父名义然后谢罪是同工同趣：“原来为求你快些出来，就忘了忌讳这句话。改日你也哄我说我的父亲就完了！”这与魏晋以降称人儿子、充长辈的俗趣不同，宝玉薛蟠是急于取得对方原宥，又不知说何方好，语无伦次。因为符合“事体情理”，符合痴宝玉与憨薛蟠的性格，所以，人们在笑过之后，一点也不觉得趣味低下与卑俗。笑与严肃看似冰炭不能熔于一炉，作者却使庄谐得到完美的统一；于轻松的笑声中，寓严肃的思想。因此，《红楼梦》中的笑，只有幽默的雅趣，而绝无油滑粗俗之弊。

二

曹子博大精深，《红楼梦》艺术容量广阔。脂评谓“集小说之大成”是而不确。《红楼梦》是集中国文化传统之大成，诗词曲赋、诸般杂艺，万法皆备于《红》。自《诗》以降，乃至戏曲曲艺各种艺术的血细胞，无一不在《红楼梦》的脉管里流动。果真是“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趣笔既是沾溉传统而又能吐纳更张，足证《红楼梦》这座文学丰碑，是奠基在全部文化传统的土地之上。

老舍说：“戏曲和曲艺成为满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他们不但爱听，而且喜欢自己粉墨登场。他们也创作，大量地创作岔曲、快书、鼓词等等”。确如所说，有清一代满族作家如韩小窗等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清音子弟书。雪芹的家世对戏曲、曲艺亦应是偏好的，不能不对作者产生一定的影响。脂砚曾言雪芹有意作传奇，戏曲乃至曲艺作品也是应该有的。可惜他只给人们留下半部红楼，其他则无法查知。不过，人们确实可以从书中的趣笔窥见曲艺的痕迹。

五十四回凤姐摹拟说书：“这一回就叫‘掰谎记’，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时，老祖宗一张口难说两家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紧接这白口之后是两句唱：“是真是谎且不表，再整那观灯看戏的人！”书中虽无暇明指这两句为唱，但许多说唱文学，确是先白后唱的。对凤姐的白口和唱腔，连职业的“女先儿”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奶奶好刚口，奶奶要一说书，真真连我们吃饭的地方也没了！”

作者把许多当时流传的乃至以前的笑话和技法糅进《红楼梦》之中，那曲艺、笑话及其技法便在书中跃动着新的生命。许多笑话是夸张的，没有夸张便没有艺术。二十八回宝玉说的药方真吓人，夸张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他让宝钗作证，以示并非谎言。宝钗摇头不知，凤姐儿证实确有其事。这段趣笔自然使人联想及传统相声《扒马褂》和《新镌笑林广记》卷十二“谬误部”所记“圆谎”：“有人惯会说谎，其仆每代为圆之。一日，对人说：‘我家一井，昨夜大风吹往隔壁人家去了’。众人以为所无，仆圆之曰：‘确有其事，我家的井，贴近邻家篱笆，昨晚风大，把篱笆吹过井这边来，却象井吹在邻家去了。'”两相比较，不意味着指实宝玉药方一段描写是源自《笑林》或者出自相声《扒马褂》，只是说明他们都采用了圆谎的手法。但《红楼梦》的趣笔中，确实有着相声的影子。三十五回宝钗唾薛蟠：“你不用做这些象生儿了。”“象生”词义较今宽泛，宋吴自牧《梦粱录》中的“象生花果”，指的是供观赏的假花假果像鲜活的一般。清潘荣陞《皇帝岁时纪胜》中的“象生人物，击鼓摇铃”指的是工艺品人形与真人一般。己卯本“象生”朱笔旁添“声”字，似在斟酌字义：形象酷似曰象生；声音妙肖曰象声，或者象加声的表与演。旧人文本注“象生今作相声儿”，证据似嫌不足。还是侯宝林说的较为妥洽：“这里薛蟠的所作所为，虽然不能武断就是今日之相声，但起码类似相声的滑稽表演。不然怎么会使‘掩面而哭’，的宝钗‘由不得也笑了’呢！”不仅从中可以看见相声的影子，从表现手段来看，《红楼梦》的趣笔还运用了“贯口”“现挂抓哏”“歪谐岔讲”“谐趣对偶”等相声曲艺常用的手法。缕述如次：

（一）贯口

贯口不仅相声，其他曲艺形式皆习用。以演员流利的口齿，罗列多种名物，如百药名、百花名、百菜名、盔甲赞等等。相声《开粥厂》罗列了腊八粥米料全份，《菜单子》报出了诸多菜名。皆是以流利见长，一气呵成（当然不可能没有停顿，演员讲究偷气换气之法）。《红楼梦》多处出现贯口的趣笔，要者有五十四回凤姐讲笑话“数辈份”，从祖婆婆数到滴滴搭搭孙子，计十四辈次。二十七回小红一口气说了一大堆（十三个）“奶奶”。最为典型的要数四十二回宝钗所开列的绘画用具的单子：

宝钗说道：“头号排笔四支，二号排笔四支，三号排笔四支，大染四支，中染四支，小染四支，大南蟹爪十支，小蟹爪十支，须眉十支，大著色二十支，小著色二十支，开面十支，柳条二十支，箭头朱四两，南赭四两，石黄四两，石青四两，石绿四两，管黄四两，广花八两，蛤粉四匣，胭脂十片，大赤飞金二百贴，青金二百贴，广匀胶四两，净矾四两……顶细绢箩四个，粗绢箩两个，担笔四支，大小乳钵四个，大粗碗二十个，五寸粗碟子十个，三寸粗白碟二十个，风炉两个，沙锅大小四个，新磁缸二口，新水桶二只，一尺长白布口袋四条，浮炭二十斤，柳木炭一斤，三屉木箱一个，实地纱一丈，生姜二两，酱半斤——”黛玉忙道：“铁锅一口，铁铲一个！”

颜料本来吃不得，因姜酱而被黛玉抓哏：“我替你要铁锅来，好炒颜色吃啊！”因单子中罗列碗碟缸箱等物，黛玉便打趣：“想必糊涂了，把她的嫁妆单子也写上了！”

凤姐数辈份，只是形容人多。小红所说的十三个奶奶，细加分析不难理清“是四五门子的话”。贯口活讲究多而不乱、快而不断、流利干脆，以见说者的嘴码子功夫。写凤姐与小红不是为了卖弄技巧或者逗笑，而是情节所必有，人物所必能；通过贯口写出她俩的辩捷、强记、犀利，画出了两个伶牙俐齿的人物。只有在贯口上还保留着滑稽的本义：滑稽本是一种流酒器，转注吐酒，引申为才思敏捷、口齿流畅、妙语迭出等等，与后来带有贬义的“出洋相”大不相同。如鲁迅所说：只是滑稽是有的，但这和幽默还隔着一大段……中国之自以为滑稽文章者，也还是油滑、轻薄、猥亵之谈和真正的滑稽有别。

（二）抓哏

凤姐的数辈份即是即兴现编，当时正是贾母带孙女孙男赏中秋，凤姐见景生情。即兴现编曲艺演员谓“抓活儿”“现挂儿”。十九回宝玉为黛玉讲的偷香芋的故事就是现编的。其次，曲艺乃至文学作品中常以生理缺陷“抓哏”打趣。李商隐《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即是。《红楼梦》二十回黛玉即以“咬舌”打趣湘云：“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的‘二’哥哥也叫不上来，只是‘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闹着幺‘爱’三了。”引用“邓艾吃”不是说《红楼梦》有所依傍，恰在于证明作者从生活出发，如实写了“爱呀厄的”咬舌子的生理缺陷，并未影响湘云的美。

（三）歪谐岔讲

书中常利用汉字多音多义的特点，精思巧构。林子洞、黛山、香芋，用的便是谐音之法，隐谐林黛玉之芳名。谐音曲解常生谐趣，贾雨村姓贾名化字表时飞别号雨村，本系湖州人氏。暗谐着假话实非，乃胡诌人氏的假语村言。由贾雨村的谐音不由联类想及冷子兴的大名。儿童读蒙经常戏改《百家姓》“冷訾辛阚”句为“冷在心坎”。（“呦呦鹿鸣，荷叶浮萍”，怕也未必是李贵的创作，倒可能是宝玉戏改被李贵误记为真。）尝疑“冷在心”“狼子心”即“冷子兴”之谐音本义，凤姐从冷休的图谶当应在此人身上。此人本应在书中有一番大作为，惜书未竟而芹逝。说他是书中的重要人物，并非无据，书有明文：“雨村最赞这冷子兴是个有作为有大本领的人，这子兴又借斯文之名，故二人说话投机最相契合”。民谚：“观人观其友”，二人狼狈为好、内外其手导致贾家的败亡是可能的。而且这冷子兴与贾府特别是与凤姐又有瓜葛：“原来这周瑞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兴，近因卖古董和人打官司”，“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说他来历不明，告到衙门里，要递解还乡”，“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势力，也不放在心上，晚上只求凤姐也就完了。”这仅是臆想，而无实证，因“一从二令三人木”歧解颇多，写下另备一说而已。还是回到谐音岔讲上来，鸳鸯抗婚骂她嫂子：“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儿。”四十五回凤姐说：“我又不会作什么湿的干的”。话画同音、湿诗同音，这是同音相谐而生的谐趣。由于音近而岔谐的如四十七回香菱苦吟，探春劝他闲闲吧。他说：“闲字是十五删的，你错了韵了！”这是因苦吟着魔精神集中而打岔。五十七回王太医诊完病，贾母说送谢礼他谦恭连说不敢，不敢！竟未听到贾母的玩笑：若耽误了，拆太医院大堂，仍然连说不敢、不敢。只听前言，未顾后语，是精神紧张所致。王太医精神紧张与香菱精神集中不同，紧张是出于社会的原因：趣笔写出了贾府之势，写出了王太医是个被压扁了的人物。书中还写了纯属生理原因因聋而打岔，民谚：聋子爱打岔。三十三回宝玉挨打前，急于找人报信解救，偏生遇上一个聋老婆子。宝玉嘱咐“要紧，要紧！”她误听为“跳井”。宝玉急得干转，她却若无其事：“跳井让他跳去，二爷怕什么！”前述各例是因同音或音近而岔解，故意岔解的艺人谓之歪批，如二十五回黛玉说：“吃了他们家一点茶叶就来使唤人了”。凤姐：“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同一个茶字，黛玉用的是一般义，凤姐用的是特殊义：旧俗受聘谓下茶、吃茶。歪批岔讲突出的例子可举三十一回湘云说石榴同人一样，气脉足开花才楼子上起楼子。翠缕抓住与人一样便说：没见过头上长头的人。湘云说万物皆有阴阳，翠缕便说：“姑娘是阳，我是阴”，还讲了一套歪理。

（四）对偶谐趣

以语言文字作为笑的手段虽为各种语言文字所共有，但汉语与汉字有着独特的发笑的力量，可以构成谐音、排比、双关、对偶等复杂形式。《红楼梦》巧妙地利用这些特点，造成趣笔的动人效果。关于谐趣对偶另著专文，这里只略事申说。十六回凤姐说贾琏把“外人”看作“内人”，拿皮肉往外人身上贴。说“有‘内人’的他才慈软，在咱们娘儿们跟前才刚硬呢！”内人与外人相对偶，且语带双关以有无内人决定慈软与刚硬。与之相类的四十三回赖嬷嬷说：“内侄女倒成了外侄女儿了！”凤姐以湿对干，进而说：“那是请我作监察御史，分明是叫我做个进钱的铜商”。二十二回凤姐小科诨说贾母私蓄“圆的扁的压塌了箱子底。”黛玉说：“什么宝姑娘贝姑娘”，宝贝对偶成了“宝贝姑娘”了；与晴雯不等花袭人便急于处置坠儿说“管他什么花姑娘草姑娘”，花草连属同有贬抑之意。四十七回贾母误把鲍二家的说成赵二家，鸳鸯纠正，贾母说：“我那里记得什么抱着背着的……”抱背谐对且又双关，隐含着贾琏的暧昧，且又把因奸致命不当一回事。薛蟠误认唐寅作庚黄，念了白字还自我原谅说：“管他什么‘糖银’与‘果银’”。这趣偶写了他的粗鄙。趣偶最集中要数二十八回宝玉说药名，始以左归、右归相对；又由金刚丸引出菩萨散。

前述种种只是缕析《红楼梦》趣笔与传统吻合的部分，并不是笑的规律的全面研究，对此，自来多有人论述。概括笑的因素有异常、失误、巧合、突然等等。清陈皋谟《半庵笑政》即有这方面的论述。帕格森则认为笑的原因是机械重复：“因为生动活泼的生活原不应该重复。哪儿有重复，有完全的相似，我们就怀疑在生动活泼的东西背后有什么机械装置在活动。……把生活引到机械方面去，这就是这里引人发笑的真正原因。”

我以为误会、巧合、失误、突然以及机械重复、荒谬判断、强词夺理、颠倒反正、无稽之谈、错中有错等只是形式而不是笑的原因。发笑的本质关键不在于这些形式，而在于矛盾，因为矛盾所致不谐和才可笑。即如情理之外的言行，人搔痒皆顺向，矛盾悖理的反向而搔的动作便可笑。归根到底，矛盾是发笑的根本的真正的原因。前面缕述《红楼梦》趣笔种种，都足能证明这一点，且也证明曹雪芹紧紧抓住生活中的矛盾，循着生活与艺术规律，从矛盾中生发出幽默趣笔，因而是既符合生活的辩证法，更符合艺术的辩证法。

三

《红楼梦》的幽默趣笔，粗疏看来似乎无关宏旨，细细品味方知有着深邃的意蕴。可证闲闲写来的趣笔，不是一眼即能望穿的浅薄的俗笔，《红楼梦》的趣笔是需要回味反思才能理解的。作者在四十二回借宝钗之口议论：“昨儿那些笑话虽然可笑，回味却是没味的。你们想颦儿这几句话虽是淡淡的，回想起却有滋味。”这便是作者说的“细按则深有趣味”。《红楼梦》的趣笔多是淡淡的，细按之后那趣味又是深深的。曹雪芹深刻地懂得“大味必淡”的哲理，才能于淡处生深趣，甚而于无味中生趣味，这便是“五味之始，以淡为本”吧！

幽默趣笔多以淡淡的闲笔出现。看似闲笔又确是《红楼梦》整体所不可或缺的，因为这不是节外生枝多余的赘笔。正因闲笔枝繁叶茂，《红楼梦》才根深干壮，这是植物的辩证法也是艺术的辩证法，鲁迅说过：删夷枝叶是决不会得到花果的。何况红楼趣笔枝茎上所结的花果，不是一般的而是“秘情果”，寓大情趣于其中。脂砚说得好：“所谓牛溲马勃皆至药也，鱼鸟昆虫皆妙文也，天地间无一物不是妙物，无一物不可成文，但在人意取舍耳。此皆信手拈来，随笔成趣，大游戏、大慧悟、大解脱之妙！”他说得何等庄重，只有大慧、大解方能信手拈来无不是，方能做到涉笔皆成妙趣。《红楼梦》不像庸劣之作平板呆滞地述说故事，而是艺术地再现生活。由于有了忙里偷闲的趣笔，生活气息才浓郁，场面色彩才不灰暗而浓烈，情节才有了跌宕的波澜。节奏多样而有变化：不是一味的一板三眼，倒是摇曳多姿的“摇板”。总之，以闲笔所写的趣笔皆是与情节与主题密切相关的。闲笔不闲还表现在使人物形象更鲜明，更性格化，更典型。闲笔是人物多侧面的一个侧面，因闲笔人物才立体化了。

且看闲笔趣笔所写的贾环的灯谜与薛蟠的酒令。环的灯谜：“大哥有角只八个，二哥有角只两根，大哥只爱床上坐，二哥爱在房上蹲。”连打油的水平也不够的谜，谁也猜不出，揭出谜底却是枕头和兽头。这简直是贾环的写照。枕头的草包、兽头的卑劣，在他是兼而有之。薛蟠的哼哼韵：“一个蚊子哼哼哼，二个苍蝇嗡嗡嗡”，与贾环真是异曲同工、难兄难弟。

贾芸、潘又安胸中墨水不多，硬要拽文含酸，诗文一旦被扭曲得变形了，便可笑了。趣笔便在他们多彩的性格中又涂上一笔，形成了性格的亮点儿。贾芸谋干钻营到了宝玉处，宝玉比他大五六岁，他认可给宝玉当儿子。还有根有据振振有词：“俗话说的好，‘摇车里的爷爷，拄拐棍的孙子’”。这不仅写了贾芸的谀馅，也骂尽了天下走后门的人。贾芸给宝玉贿送白海棠，那书启不文不白、不伦不类，落款是“男芸跪书”。足令人发笑，故而有人批了“一笑”二字（己卯、庚辰皆无此二字），旧人文本所从之程高本竟把一笑衍入正文，成为“男芸跪书。一笑。”这也真可以发一笑了。潘又安写给司棋的情书，似通非通，所以凤姐戏称为“算不清的帐单儿！”作者代人立言，代人物所拟的书启、情书、灯谜、酒令，都做到了文如其人，契合着人物的身份性格教养。这都是他们的本色。刘姥姥“大火烧了毛毛虫”不仅与牙牌形象相吻：“斜七”是三绿四红，而且如刘姥姥注解的：“咱们庄稼人，不过现成的本色”。本色并非原色，也渗入了其他色，因而刘姥姥的“色相”绝不是某些论者所谓的“贫下中农”。她夸口天天不离木头，却错把黄杨当红松，省亲牌坊的匾她说认得是“玉皇宝殿”四字。她甘当别人的“开心果”，以牛自喻进行自我嘲弄，给他划定的贫农成分实属不实之词，她只不过是那个社会压扁了的变型了的被扭曲了的可怜虫而已。

通过幽默趣笔，摹写戏谑谐笑之声态，获得生动鲜明的性格，最为成功的应数凤姐了。趣话本身有趣，也须由善讲趣话的人讲才妙趣横生。凤姐善讲趣话，不仅突出了她聪明乖巧的性格，还因为她常把机趣作为媚上的手段，便使她的性格深了一个层次。五十四回的笑话：十个媳妇倒有九个拙，唯有“喝了猴儿尿”心巧嘴乖的公婆最疼爱。作者竟是以笑话侧写凤姐，薛姨妈说：“笑话不在好歹，只要对景就发笑！”这笑话与凤姐对号，是为她特笔的特写。贾母常说凤姐嘴乖惹人疼，她心巧嘴乖善于给贾母上顺邀宠：本来贾母是失足落水，鬓角碰个窝，她却说是“福窝”，“寿星老儿头上原是一个窝儿，因为万福万寿盛满了，所以倒凸出来了。”贾赦欲纳鸳鸯为妾，凤姐却说：“谁教老太太会调理，调理的水葱儿似的，怎么怨得人要？我要是孙子，我早要了！”陪贾母斗牌一段趣笔，把凤姐逢迎媚上写得淋漓尽致。未斗牌她先算命，一算算该输多少，说贾母左右设下了埋伏。他指着贾母的钱匣子说：“里头不知顽了我多少去了”。他还把钱说活了人化了，说匣子里的钱又招手儿叫了，把钱放在贾母身边说：“一齐叫进去倒省事”。贾母喜热闹、爱奉承，凤姐深得其心，极尽奉承热闹之能事。趣笔不仅使书中主要人物如凤姐等性格多层次立体起来，趣笔也使次要人物性格鲜活起来。“胡诌妒妇方”的王道士在书中是个小人物，他那膏药经不引述人们也熟悉，这一贴风趣的膏药经突出了人物的江湖气。但这王道士却又不同那江湖术士，却是个大老实人，他坦率承认一切皆是假的，骗术。承认“疗妒汤”是胡诌，在胡诌中说真话：“一剂不效，吃十剂，吃过一百岁，人横竖要死的，死了还妒什么，那时就见效了”。他说药也是假的：“我有真药，我还吃了作神仙呢。”《齐东野语》的一段话可移植来作为王道士的评语：“其离析文义，可谓侮圣，言而巧发微中，有足称者焉！”王道士真实的趣话所以足资称道，因为揭穿了那个社会的假面，侮的是那些伪圣者，他巧言微中的是那社会人与人之间骗的总关系。王道士淡淡的胡诌“没要紧正是极要紧语，乱道语正是极不乱道语。”一切趣笔归根到底皆是为了写人，离开了人趣消味散。趣是附丽于人的，由趣笔能见出人物（作者）的情趣，更推而广之见出人物所赖以存在的家庭社会。趣笔是个多棱镜，在一个人物身上凝聚和折射出社会的诸般色相。由此可以证明：

《红楼梦》的趣笔，不是没有社会功利的游戏笔墨，都是作者严肃思想的曲折表现，“幽默是精神本身的润泽之蒸发”。老舍《谈幽默》：“必有个道德的目的，以笑来矫正或诛伐”。曹雪芹要矫正诛伐的便是畸形的人和他们所以孽生的畸形社会。鬼判勾取秦钟之魂，荒唐中含有冷峻的挞伐，脂砚称之为“调侃世情”。初时，鬼判说：“阴间铁面无私，比不得阳间瞻情顾意”，态度“雷霆电雹”。一听荣国公之孙宝玉大名，便又“敬着点”把钟魂放回。还对鬼卒发了一通：“自古人鬼之道都是一般，阴阳并无二理”的皇皇高论。这段话被程高本删去，删者在鬼话中见出人情，不是对鬼役的回护，倒是对人衙的避忌。删者看出作者是把趣笔作为“社会制裁的手段”，他们怕侮圣、怕违碍、怕大不敬而删。调侃世情不仅《红楼》有，《西游》等著作也有，所以鲁迅评价《西游》的话，对《红楼》也十分贴切：“又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雪芹寓玩世不恭之深意于调侃趣笔之中，借鬼世以鞭挞人世。世上本无鬼，凡写鬼实皆写人。罗两峰所作《鬼趣图》即充满着人趣。俞蛟《读画闲评》云：“尝言白昼能睹鬼魅，凡居室及都市幢幢往来不绝。遇富贵者则循墙壁而蛇行；贫贱者，则拊肩蹑足、挪榆百端”，“两峰有感于衷，因写其情状。”罗聘所画之鬼态与雪芹所写之鬼态，是“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实乃当世之人态与世态。曹雪芹能于文网森严的社会禁锢中敢于嬉笑调侃，这确乎是难能而又可贵的。

198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