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廖案结果：胡汉民被逐出广州

汪精卫、胡汉民两人间真正的分裂，则是由廖仲恺被刺案引起的。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当时廖仲恺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汪、胡，一人身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和农民部部长、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广东省财政厅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职。他坚决支持孙中山提出的容共政策，被视为国民党左派领袖。廖曾发表过一篇《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文章，针对党内一批元老的反共行为指责道：“革命与反革命之分，不在资格之深浅，而在行动之真伪。”他并进一步说：“哪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种功绩，苟一时不续行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时有反革命行动，便立刻变为反革命派。”廖氏的这种种言行，自然激起党内右派的强烈不满。“廖案”的发生，可以说是国民党右派打击左派、反对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举动。正如参加廖案检查委员会的陈公博所说：

右派认定廖先生是中央党部的把持者，认定廖先生是共产党的卵翼者，认定廖先生是消灭杨、刘的主动者，认定廖先生是改组国民政府的幕后者，更认定廖先生是排斥胡先生及右派的有力者，积累种种原因，而廖先生于是乎不得不死。

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顿使国民党“陷于危疑震撼的境地”。汪精卫更将此比喻为：“丧了慈父，又丧了最亲切的兄长”。廖案发生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召开临时会议，决定成立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全权”，负责处理廖案及应付时局。

特别委员会经过几天的调查，确信暗杀廖仲恺的主谋是国民党右派团体“文华堂”，其主要成员有胡毅生、林直勉、赵士觐、魏邦平、朱卓文等人。蒋介石又派兵“搜查胡先生兄弟的住宅，捕去胡先生的哥哥胡清瑞和极有关系的林直勉”。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因此人们自然认为胡汉民与廖案难脱关系。尽管汪精卫称“胡先生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付法律上的责任”, 但胡汉民从此威望大损，难于安居广州。

9月15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决定“请胡同志往外国接洽。以非常重大任务付之胡同志之手……对于胡同志并无任何芥蒂”。汪所说的“外国”指的是苏联。汪并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致函苏共中央，介绍胡汉民，说明胡氏的任务是“养病”和商榷“关于政治经济之一切重要问题”。就这样，胡汉民被以赴莫斯科考察为名逐出广州。

就在同一天的会议上，汪精卫还借口为声援五卅运动，广州国民政府所派北上外交代表团“非有负一时名望之人在内，不能使人重视”，以中常会的名义决议派林森、邹鲁率领各团体代表北上。这样，汪氏又顺利将坚决反共的林、邹二氏同时逐出广州。

在处理廖案过程中，蒋介石同汪精卫始终密切合作，剪除异己。虽然汪、蒋和许崇智三人同为特别委员会成员，但实际上特委会完全被汪、蒋所控制。汪氏借此打击胡汉民，蒋氏则将矛头对准了自己的顶头上司——粤军总司令许崇智。

特委会在侦办廖案期间，发现粤军将领魏邦平、梁鸿楷、杨锦龙等有与廖案主犯通谋及勾结陈炯明部下，阴谋危害广东国民政府之罪嫌。于是蒋介石将梁鸿楷等逮捕，并以李济深接替梁氏军职。蒋氏更以此为借口打击许崇智，逼迫许氏辞职出走，许部“全被缴械，改组后编入第一军内”。第一军，即是以黄埔学生为主组成并由蒋实际控制的“党军”。

这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党内的第一次大分裂。从此形成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控制中央政权；而谢持、邹鲁、许崇智、林森等一批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元老，于同年底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并在上海成立同广州相对抗的中央党部。

此时，尽管胡汉民和西山会议派同被汪精卫打击，但胡对西山会议派的行为并不认同。胡氏一生坚持国民党的“法统”，有着极强的党性。因此当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国民党，否认广州中央的合法性时，他毫不犹豫地站在广州中央一边。这也正是他在国民党内始终拥有一定政治号召力的原因所在。他在当时致国民党驻德国支部的私人信件中曾说：“北京西山会议，实为违反决议之举动，当然不能发生效力矣。更就事理而言，共产党加入本党，为总理中山先生之意旨，而更以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决定之者，今乃欲以少数党员之意见而推翻之，犹曰尊重中山先生之遗孤，吾未见其可也。”胡汉民甚至表示：“吾爱朋友，不如吾之爱革命。”从这以后胡汉民同西山会议派诸人若即若离的关系中，也不难发现胡汉民的真实心态。

在这次国民党内的分裂中，蒋介石可以说是最大的受益者。他全力支持汪精卫，打击胡汉民，逼走许崇智，从此成为党内真正的军事领袖。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一跃而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在随后召开的二届一中全会上，蒋又以仅次于汪的票数当选为国民党中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