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党权和军权的较量

蒋介石和胡汉民自1928年以后的两年间，曾经建立过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当蒋介石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对手、统治力量大大加强时，胡汉民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公开出来同蒋介石唱对台戏。这又是什么原因？细细考察起来，他们之间的根本矛盾在于南京政府究竟应该怎样来统治中国。

胡汉民一贯以党国元老自居，倡导“以党治国”，强调“党权”高于一切；蒋介石则依靠所掌握的军权削弱异己的同时，逐步侵蚀胡汉民所标榜的“党权”，以期建立个人集权。这一矛盾随着蒋介石对全国统治走向相对稳定而愈演愈烈。

如前所述，蒋、胡在两个重要问题上是一致的，即反共与以武力统一全国，这是他们合作的基础。对于前一点，用胡汉民的话来说：

当时的情势，是一个逼到个个同志非反共不可的情势，尤其是非跑到南京、上海去反共不可的情势。诚然，维护军阀不见得是件好事，但是与其把中国国民党断送在共产党手上，还不如先设法消除了共产党，再求补救。

从后一点可以理解，为什么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前，胡汉民对蒋介石发动的一系列内战始终采取支持的态度。

但是，胡汉民与蒋介石的政治主张毕竟是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如何行使政权、建设民国的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胡在参加南京政权后始终抱有这样的信念：“训政时期，由党握得政权，以治权交诸国府，而立法院实握有治权一大部分，因其制定各种法规也，故必遵守党之意旨与总理之遗训。”胡汉民一贯坚持“党权”高于一切，强调党治下的法制观念。当国民党以武力夺取政权后，他就主张：“所有军政训政，皆为本党建国时期之工作，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政府由党负责其褓姆之责，故由党指导，由党拥护。”

实行五权宪法，是胡汉民党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必先以革命的武力扫除建设之障碍，而彻底表现革命之主义，则尤在于立法。”为此，胡汉民心甘情愿地出任立法院长，对立法表现出异常的热心。立法院成立后，立法速度之快殊足惊人，有时在一天内竟能通过法律250余条，通常在百条左右。有人因此怀疑立法院在闭门造车，斥之谓“法令如毛”。但胡汉民并不以为然，他还曾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公开宣誓：“汉民追随同志，并且追随总理，始终抱持的是总理在世，汉民以总理为党，总理去世，汉民便以党为总理。”从这个意义上讲，胡汉民强调“党权”高于一切，既是其始终一贯的政治主张，也暗含着以此提高自身地位的目的。特别是将汪精卫排挤出国民党统治圈外，党内以他地位最高，“汉民以党为总理”，多少有些胡即是党的化身，是“党权”的唯一合法代表的言外之意。

胡汉民一心期待着帮助蒋介石消灭异己、统一中国，并最终实现他的“以党治国”理想。他相当自信地说：“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下治天下。”只要国家统一以后，“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来约束住枪杆子”。他希望用“党权”来约束“军权”，曾在立法院总理纪念周演讲中说：

在以党治国的意义之下，党务是一切建设的先驱，政治是实施党义的枢纽，至于军事，则仅仅是政治中的一部。所以在理论上，只有政治可以左右军事，而军事不能左右政治的。

为此，胡汉民牢牢控制着立法院，甚至希望将立法院凌驾于国民政府和中央政治会议之上。他一度表示：“立法院是最高立法机关。便是国民政府和政治会议的组织，也得由我们审查一下。”在实际工作中，立法院也确实有几次对行政院的决定提出质询，并对蒋介石交议的有关事项因不满而拖延不办。此外，胡汉民对于党务、政务也表现得相当热衷。他曾佯装谦虚地表示：“兄弟的性情，不大愿意管不当管的事，因而对于当管的事，便不敢放松。凡关于党务，目前有在兄弟职分以内的，兄弟不能不负责任。所以无论大小，总勉力去做。”

但胡汉民的治国主张同蒋介石的最终目标是完全不一致的。他既然为蒋推行武力统一助了一臂之力，实际上就不可能遏制蒋介石借“军权”来抗衡他所倡导的“党权”。面对强悍的“军权”，胡汉民所倡导的“党权”显然不是对手。为此，他曾无奈地表示：自入南京以来，“以军权高于一切之故，形成以军驭政”, “政治以军权为中心，训政固无从开始，建设亦莫由进行……而以个人为中心之劳力，则日见其扩张”。胡的“以党治国”理想，常常被蒋的行动所打破。这就使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

至于用“党权”来约束“军权”，更是一句空话。对于军权，蒋介石是牢牢抓住不放的。蒋不断提高黄埔系军人的地位，以此加强对军队的控制。虽然，表面上党有权决定军事计划，但蒋介石常常以保密为借口，很少将军事计划拿到党内讨论。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曾评论说：

只有最重要的军事情况，才在每周的中央政治会议上由蒋先生以主席和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身份提出报告……对蒋先生所报告的军事行动，政治会议都会支持，如果有不赞同时，那么情况就很严重，因为如果反对军事行动就意味着战争……军事在党之下，这只是手续。严格地说，党要控制军事是很困难的。中央政治会议下是没有机构掌理军事事务，虽然有一个军事委员会，但力量是有限的，因为主管的人没有权力。

对于胡汉民一向标榜的“党权”，蒋介石也深知不可轻易放弃，不断予以蚕食。早在1929年3月，国民党三全大会后，蒋便逐步建立起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系统。陈果夫以国民党中常委身份代理蒋介石的中央组织部长一职，陈立夫则一人身兼中央党部、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他们凭此控制中央和地方党部，打击异己力量。陈氏兄弟还创办《政治评论》，喊出“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目的就是“使蒋先生成为党的名实相符的领导者”。蒋的亲信陈诚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曾对“扩大会议”期间汪精卫所标榜的“党统”讽刺道：“当时的党统，和春秋时代的周天子一样，本身虽是一个空架子，但那些强大的诸侯，要想诛除异己，一定要托他的名行事，然后才觉得应天顺人，而不是穷兵黩武。汪兆铭从宁汉分裂之时起，就拿着党统的神主，招摇撞骗，教猱升天，唯恐天下不乱。”此话同时亦可用在蒋介石的身上。

在行政用人方面，蒋与胡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扩大。蒋介石为消除异己，置法制规定于不顾，以自己所控制的中央政府的名义，到处封官许愿，也引起胡的极度不满：

十八年三月武汉事起，介石拉拢冯焕章，说是共同合作，给冯焕章位置了几个部长委员之类，我当时即反对。后来冯焕章也反对南京了，阎百川（阎锡山）没有响应，又把阎百川委做陆、海、空军副司令；赵戴文的监察院长、赵丕廉的内政部部长，也因此有了着落。

虽然胡汉民曾当面向蒋介石详陈利害，坚决反对，但他自己也无奈地表示：“终于反对不来，这是行政院的事，我也无从深问。”而在职权范围内，胡汉民则坚决予以抵制。二陈把持党务，唯蒋意志行事，曾多次遭到胡的嘲弄。蒋的亲信杨永泰想在立法院谋个委员，胡汉民坚决拒绝，并公开表示：“杨某昔曾反对孙总理及陷害同志，吾焉能用之？”

当时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地位仅次于蒋、胡的是行政院长谭延闿。谭一度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后来又将主席的职位让给蒋介石。从表面上看，在国民党内“党权”似乎以胡汉民为最尊，“军权”完全由蒋介石控制，“政权”则由谭延闿负责。

谭延闿出身官宦世家，深谙中国官场的尔虞我诈。辛亥革命时，他在湖南响应革命，被推举为都督。但在此后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中，他并没有进入核心参与机要，因此在国民党内始终是地位高而权力微。当蒋介石权位尚未达到巅峰时，他对蒋的专断也一度流露出不满。随着北伐的胜利，他渐渐认清蒋介石已成为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人物。数十年官场经验告诉他，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从此他便放弃了反蒋。谭氏处世圆滑，善于察言观色而后动。北伐期间，当蒋同武汉方面因迁都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之时，陈公博曾焦虑地请求谭延闿设法弥补，双方有如下一段对话，颇能显示谭氏的“经世之道”：

“谭先生，我们所虑的危机已到了！这样怎么得了呢？”我在判断之后，忍不住叹气，以为他经验深，或者可以给我一个内心的解救。

“你说怎么得了，又怎么才算得了呢？”谭先生虽然有些着急，但或者这是他的一种经验。

“不是这样说，不得了，应该想出些办法。”我真急极。

“得了也就这样了，不得了也就这样了，难道得了真就这样了吗？不得了真就不能了吗？”谭先生提出他的经世哲学，末后更叹说：“公博，你到底还是年轻，中国的事往往到了不得了的时候，终归会了的，若勉强想去了，反而不能了。”

正是基于“实力”的考虑，北伐胜利后，谭氏甘愿将国府主席一职让给蒋介石。面对新一轮的蒋胡合作，他更深知无论“军权”还是“党权”，他都无法超越蒋、胡，于是他就利用自己“辉煌”的历史周旋于“军权”与“党权”之间，从而始终保持着自己“崇高”的地位，并赢得了“善于调停党内纠纷”的美名。当蒋、胡发生冲突时，谭氏成了不可缺少的调停人。陈立夫评论胡、谭两位中常委时说道：

胡先生是位忠诚的党员……他是个很严肃的人，任何人在他看起来都应该严正。他的缺点是言语刻薄，喜欢批评和责备人，因而一些朋友都对他很疏远；同时，胡先生又喜欢自夸及居功，当他对某件事不赞同时，他会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中公开指摘，因此容易得罪人……

谭先生的个性和胡先生完全相反。他非常聪明而且雍容大度……谭先生发现一件时事有重大关系时，他总写信给蒋先生提供一些建议，至于采纳与否，完全由蒋先生来决定，他从不居功及自夸。

在国民党内有这种看法的并不只陈一人，据齐世英回忆：“当他看到蒋先生和胡先生要有争执的时候，他就请蒋先生吃饭，跟胡先生吟诗，化不少的事端为乌有。”有谭延闿在，蒋、胡之间尽管矛盾重重，还有办法疏通，不至于引起公开的对抗。

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病逝。不久，蒋介石即兼任行政院长。失去了这个在蒋、胡间起着缓冲作用的人物，陈立夫不无担忧地表示：“蒋先生接掌行政院后，我开始担心一种情况会发生，因为如今没有一位能在蒋先生和胡汉民先生之间居中协调的人了。而胡先生一向是敢于批评任何一位他认为做错事的人，如今当胡先生批评指责行政院时，他一定会直接责备蒋先生了。”

陈立夫的担心马上变成了现实。蒋介石依靠张学良的支持，最终赢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作为回报，蒋介石又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职位给了张学良，还准备对张学良的部属封官许愿，这又一次引起胡汉民的极度不满。胡汉民曾回忆道：

十九年冬，汉卿（张学良）到南京，大家喜欢得了不得，要简某人做国府委员，又要简某人做××部部长。事先介石、季陶、稚晖一流人来说：“现在要与汉卿合作，非这样办不可，胡先生以为如何？”

我仍旧反对，并说：“在一个政府的立场，不应该用这种拉拢凑合的卑劣手段，我们不能自己做郑庄公，把人家当共叔段。在过去把这种手段施之于冯、阎，我已经反对，现在又施之于汉卿，我也当然反对。我以为合作，并不在分配官职，国家的名器，也不应这么滥给人。而且既然是一个中央政府，在 ‘中央’的意义下，对于国内的任何个人，都谈不到什么 ‘合作’。”

“胡先生向来看功名权力的事，不是很平淡吗？何以对几个国府委员和部长之类，竟这么隆重起来？”介石站起身说。

“把功名权力之事看得平淡，这是我对于我自己；把国府委员和部长之类看得隆重，这是我对于国家的名器。前者是个人的立场，后者是国家的立场，这期间显然不同，我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标榜者。因此看重国家，看重政府，不肯随个人好恶，把名器滥给人。尤其不能把国家名器做拉拢人的手段……”

这一场谈话，没有结果而散。过了几天，亮畴来谈天，他说：“为了胡先生反对把几个委员、部长给汉卿，介石发愤要辞职了。”

蒋介石“发愤要辞职”，无非是表明他对胡汉民的不满。事实上他并没有辞职，更不会主动辞职。正如陈立夫所说：“不可否认，行政院在蒋先生任院长时地位非常重要，新闻记者都注意到了这点。当然这一情形，主要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无论他走到那里，权力就会跟到那里，权力就掌握在最后的决定人手中。”

胡汉民原以为蒋介石“独裁专制，专制于党，并不算错误，而且还绝对的合理，因为 ‘以党训政’，必须使整个中国政治的领导权集中于党，才能由党去实行主义与政策”。但是，蒋所实行的专制并不是胡所希望的“党治”，蒋无非是借“军治”为名，以达到控制党权和政权的目的。胡汉民眼看着自己几年来的努力渐渐付诸东流，被迫承认：

我在南京的时候，职司立法，原期借党治的掩护，完成法治，再由法治过渡到民治，使训政的工作，能确实建树起来。可是我的企图完全失败了。我所立的法，能实行的是那几种？我不能说，能稍稍压抑枪杆子的威权，使有枪阶级有所慴伏的，则可断言其绝无。

他还用讽刺的口吻说：

过去所表现出来的，主义是一橛，党是一橛，军队又是一橛。党与主义固没有联系，军队与党也没有关系。因此主义是主义，党是党，军队是军队，党固不是奉行主义的一个组织，军队尤其不是党推行主义的一种工具……

党是有了，然而党的统治权，不属于主义而属于个人。所以党的一切，并不在推行主义，只是依傍个人，为个人发展野心的工具；党的同志不是决心革命，奉行主义的同志，只是阿附军阀，为个人求出路的同志，党在根本上已经丧失其本质的意义……

北伐的结果，只是以暴易暴，完成了军阀治权之转移……

我们不能为目前的新兴军阀，曾贪天之功，打倒过北洋军阀，便容许他一切反革命的行动。

谁都看得明白，胡汉民在这里口口声声所说的“个人”“新兴军阀”，指的就是蒋介石。他极力鼓吹“以党治国”“军队党化”，就是要限制蒋介石的权力，公开对蒋介石的集权表示不满，并且发牢骚说：“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个海陆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他竭力反对的就是“在政府、党部之外，又有一个太上政府和太上党部总持一切”。

当蒋介石用武力削平国民党内各种异己军事势力后，在他看来，胡汉民已不再是需要借重的旗号，相反却成了他实行个人集权的障碍。两人的冲突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其实，蒋介石并不是绝对要反对党治，在蒋看来无论是党治，还是军治，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治”的核心是谁？以谁为主，这才是蒋、胡之争的焦点。

果然，他们两人间的这种权力之争，很快就因是否制定训政时期约法问题而迅速公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