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蒋胡合作的基础

蒋胡合作的基础，主要表现在二人都坚决主张统一全国，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

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北伐军总司令后，因汪精卫被党内元老指责与中共广州暴动有染，而被迫出洋，蒋立刻电邀胡汉民入南京相助。当时，胡汉民正准备出国考察，虽然他对蒋汪合作反对特委会表示不满，但对蒋还是抱有一定的期望。1月6日，他致信蒋介石表示：“今日最重要之任务，仍不外完成北伐与肃清共党二事。前者弟无能为役，而兄与诸武装同志已优为之。”胡汉民希望依靠蒋介石指挥下的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和北洋军阀，实现他“以党治国”的理想。因此，他尽管对蒋有所不满，但对蒋努力完成统一中国的行为还是予以支持。他于旅途中致函两广实力派领袖李济深、黄绍竑表示：“盖革命事业，其始必以军事为政治之核心”，当军事取得胜利后，应“以互让互助精神移之于政治方面，则分工合作，斯为建设时期之必要原则”。他希望两广实力派能够支持蒋介石统一，而反对李石曾等人倡导的“联省自治”。

随着北伐的胜利，国民党成为全国性的执政党。但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带来政治上的统一，各军事集团间的明争暗斗仍在不断加剧。因此，蒋介石心里十分清楚，只有争到国民党的领导权，才意味着真正取得对全国的统治权。而胡汉民所标榜的“以党治国”，正是他此时所最需要的。

1928年8月8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为了取得胡汉民的支持，全会接受了胡汉民自欧洲寄来的《训政大纲》提案。胡汉民也于同日启程回国。

胡汉民回国后的去向，自然引起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势力的极大关注。8月28日，胡汉民抵达香港，广东军政要人陈铭枢、陈济棠等百余人到港迎候，劝胡留驻广东主持广州政治分会，与南京“分治合作”。胡汉民为了实现自己“以党治国”的理想，坚持予以拒绝。他明确表示反对地方分权，力主取消各地政治分会，并公开声明：“余在粤组织政府说，全非事实。政治分会为过渡办法，现已入训政时期，无存留之必要。”这颇像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自海外返国，过香港时不愿在广东主持小局面，径直北上的情景。

胡汉民的政治主张正好符合蒋介石实行中央集权的愿望。此时蒋介石羽翼未丰，还需要胡汉民这块“党”的招牌，为他实行武力统一“正名”；而胡汉民选择同蒋介石合作也并非盲目之举，他需要依仗蒋介石的军事实力，来真正实现自己倡导的“党权”高于一切的政治目的。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其实在胡汉民的心中，早已对国内政治人物进行过反复比较，在他看来也只有蒋介石能够做到武力统一中国。他曾对友人讲道：

国内军人中，能对用兵、练兵及带兵三者具备者，只蒋氏一人，比较任何当时军人为优，自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只要他不过于独裁及作越轨行为，而又能为国效力，未始不可拥戴之。

9月3日，胡汉民抵达上海，许崇智、居正、谢持等国民党元老极力反对胡去南京。他们诚恳地表示：“胡先生，以你这样的历史地位，竟到南京去帮助蒋介石吗？”胡汉民回答说：“中国需要统一，统一需要建设，实行建设，需要一个健全的中枢。我到南京，并不是帮助个人，我是想帮助中华民国……退一步，假如我到南京是帮助介石个人，则我希望这所谓个人，是凯末尔不是袁世凯。如果这所谓 ‘个人’是袁世凯，我必首先反对他。”

为了表示诚意，蒋介石也于同日亲自赶往上海迎接胡汉民，并对胡提出的各项主张表示赞同。9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加推胡汉民为常委，负责制定训政纲领，筹划国民政府的组织结构。

蒋胡再度合作后，孙科也回国出任国民党中常委，并兼任南京政府考试院副院长、铁道部长。于是，胡、孙出国考察前命“再造派”等人在上海出版的刊物也就没有再办下去的意义了。而陈公博等组织的国民党改组派，因蒋胡合作的关系，开始受到蒋政权的打击。汪派所办的刊物，自然也就寿终正寝了。但蒋介石还是通过宋子文给了陈公博两万元出洋费，为以后的合作保留些余地。

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训政纲领》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新的国府组织法规定：国家最高权力平时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由行政、立法、监察、司法、考试五院组成，并没有把权力完全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蒋介石此时集权的条件还不成熟，他的精力一时仍需要集中在军事方面，因此，他对这个规定也没有表示异议。不过他仍接替谭延闿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并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再次成为军政领袖。

10月8日，国民政府改组，正式实行五院制，并通过新的国民政府主席、五院正副院长、国府委员人选，其名单如下：

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

行政院院长：谭延闿 副院长：冯玉祥

立法院院长：胡汉民 副院长：林森

司法院院长：王宠惠 副院长：张继

考试院院长：戴季陶 副院长：孙科

监察院院长：蔡元培 副院长：陈果夫

国民政府委员共17名，除上述国府主席、五院正副院长11人为当然委员外，还有何应钦（军事训练部总监）、李宗仁（军事参议院院长）、杨树庄（海军部部长）、阎锡山（内政部部长）、李济深（参谋部部长）、张学良（东北边防军总司令）6人。以上17名国府委员中，除五院的9位正副院长外，其余8人均是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这是自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历届国府委员中从未有过的现象。对此，有美国学者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实际上，此举仍是军阀政治的老套：中央政府依军阀的实力和地盘大小授予相应的职位，其结果是使军阀裂土为王合法化和制度化了。在中央担任要职的大军阀都委任自己的亲信为其辖区的省府主席，相当于过去的督军。再则，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等地设立国民党政治分会，分别以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和阎锡山任主席，这也是在事实上承认诸军阀割地称雄的现状。总之，中国的军阀主义一仍其旧，仅仅是军阀变成了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而已。

这同胡汉民所标榜的“以党治国”主张显然是不符的。但这一局面又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真实状况。因此，蒋胡合作后都急于打破这一局面。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新通过的《训政纲领》，来逐步消除地方军权，建立中央集权。

依照《训政纲领》的规定，国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权力大为提高，它为国民党“以党治国”奠定了法律依据。为此，蒋、胡二人首先在政治上要求改变北伐后形成的新的军事割据局面，将地方政治分会的权力收归中央。二届五中全会在通过《训政纲领》的同时，决议“各地政治分会，限于本年年底，一律取消”；在政治分会未取消之前，全会对其权力也予以限制，规定各地“不得以分会名义对外发布命令，并不得以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地域内之人员”。此举就是借中央的名义，收回原本为各军事集团将领控制的各地人事任免权。与此同时，全会还通过《整理军事案》，宣称要“破除旧日一切以地方为依据，以个人为中心之制度及习惯”，强调“军政军令，必须绝对统一”。这实际上是为中央“削藩”做好政治上的准备。

1929年1月，蒋介石主持召开全国军事编遣会议，编遣计划主要针对北伐后期形成的冯玉祥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李宗仁第四集团军和李济深指挥的第八路军，而很少提到蒋氏自己掌握的第一集团军的编遣方案，自然引起众人的不满。阎锡山、冯玉祥、李济深等人先后不辞而别，“所谓编遣乃至无结果而散”。于是，蒋介石决定首先打击对他威胁最大的新桂系。

2月21日，武汉政治分会擅自下令免去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职务，并派军队进驻长沙。这一事件为蒋介石讨伐李宗仁提供了绝佳的借口。

为了获得胡汉民对他武力讨伐异己的支持，蒋介石在3月18日召开的国民党三全大会上，全力赞成胡汉民实行“一党专制”主张，否定了训政时期制定约法的要求。20日，主席团又忽然变更会议程序，提出临时动议：对汪精卫等人酿成1927年12月中共广州暴动一事，请大会予以处分。蒋首先发言，促请与会代表“予以公正完满之决议”。胡汉民则发表演讲，强调此案之重要。全会最终通过《处分汪兆铭、陈公博、甘乃光、顾孟馀案》, 将在国民党内地位同胡汉民不分伯仲的汪精卫排除在外，在“党权”方面巩固了胡汉民的地位。

对此，胡汉民自然全力回报蒋介石的支持。大会闭幕前决定授权国民政府武力讨伐在武汉称兵作乱的桂系。虽然党内部分元老最初并不赞成，但胡汉民强烈表示此举“势在必发”，他进一步说：“这一次讨伐桂系，就党的立场说，是以革命的势力，消灭反革命的势力；就政府的立场说，是以中央讨伐逞兵作乱的叛将。”胡汉民还以大会主席的身份，提议开除李宗仁等桂系将领的党籍。这更为蒋介石实行武力讨伐，打击异己势力，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在中央讨桂期间，胡汉民的另一大功绩就是帮助蒋介石稳定广东的军事力量。正如陈公博所言“桂系的大本营在两广，而两广的主力又在广东”。李济深当时拥有的武装力量主要是陈铭枢、陈济棠两支军队。陈铭枢一向同蒋关系密切，而陈济棠则是靠胡汉民、古应芬等人的提拔才有今日，对胡、古等人言听计从。蒋在讨伐桂系前，先通过吴稚晖将李济深骗到南京，扣押于汤山。当时粤省军政人员多为李之亲信，对此深表不满，纷纷致电中央质问。而蒋则利用胡汉民、王宠惠、古应芬等粤籍元老，暗中疏通陈济棠，“嘱其保境安民，勿预战乱”。3月30日，陈济棠、陈铭枢联名通电中央表示：“吾粤为中央统治下一省”, “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策。”凡“有谋不利于吾粤而牵入战事旋涡者，皆粤人公敌”。二陈的转变，使桂系失去了依靠，加速了桂系军事上的崩溃。

蒋桂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又起用曾反对过他的唐生智前往华北离间白崇禧的部队。白崇禧所率领的第十二路军，主要是由桂系在宁汉合作后讨伐唐生智时所收编的。尽管唐氏当时通电下野，交出兵权，但他对旧部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唐生智一到华北即对旧部说他“已奉蒋总司令的命令前来接收第四集团军驻平各部队”。于是，唐氏旧部纷纷反白投唐。同时，蒋又利用同李、白矛盾颇深的俞作柏，游说桂系在武汉的主力第七军第一师师长李明瑞（俞之表弟）倒戈。当中央军同桂系军队的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李明瑞突然于阵前宣布服从中央，回师武汉。于是桂系在两湖的部队很快就瓦解了。

在此后的一年多间，蒋介石控制的南京中央以统一全国为名，同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等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的不同组合或共同联合，展开了无数次的内战，打得天昏地暗。在近代中国这个大舞台上，各路“豪杰”纷纷出场，正可谓是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有时甚至是你尚未下场，我已登台，令人眼花缭乱、啼笑皆非。例如，1929年10月蒋桂战争后，蒋介石将矛头指向冯玉祥。担任讨冯先锋的则是宁汉分裂时反蒋最烈的唐生智。唐生智刚刚遵从蒋的旨意收回了旧部，即想迎汪反蒋，但他又不可思议地决定先讨冯再反蒋。他曾对部下李品仙说道：

现在本路军已奉蒋总司令之命将向洛阳冯军进攻，但是汪精卫先生也是我们所要拥戴的。目前汪、冯之间还没有合作，我的主意是先将冯军击败占领陕西后，请你在关中主持一切，我则率本路军在河南宣布独立，请汪先生回国主政。

同样可笑的是奉蒋之命策反李明瑞的俞作柏，事后被蒋委以广西省政府主席。俞部自两湖返回广西后，马上树起了反蒋的旗帜。等俞作柏失败后，张发奎又在宜昌反蒋，而同他联合的则是当年的夙敌桂系黄绍竑。既然都是反蒋，却要先替蒋打击同样反蒋的“友军”，难怪蒋介石能各个击败。阎锡山在蒋对抗冯玉祥时接受了其委任的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之职，并将战败的冯玉祥软禁于山西。但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阎又树起反蒋大旗，于是酿成了更大规模的中原大战。正如有美国学者所称：“总之，中国的军阀主义一仍其旧，仅仅是军阀变成了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而已。”而军阀彼此之间的相处模式，亦如国际政治的“博弈论”（The rules of the game），彼此结盟与分裂的动机，大多出于势利的考量，对自己则处处以“保全实力”为第一要务。

而此时唯有胡汉民始终无条件地站在蒋介石一边。每次战事一起，胡汉民都毫无例外地通电斥责声讨。战争过程中，蒋在前线指挥作战，胡则在南京主持党务、政务，维持后方。蒋、胡配合得相当默契，使蒋介石没有后顾之忧。桂崇基曾对胡汉民的作用有如下一段评价：“那几年正是国家多事之秋，胡先生每每借这种机会对于称病抗命之徒，义正词严，予以声讨。对于一切邪说，亦引经据典，指出其谬误，其对全国人心之向背，发生极大影响。”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蒋胡合作，颇见成效。蒋介石自己也承认：“国府成立以来，各种设施，百分之九十九悉依汉民之主张。”那时如果没有胡在南京替蒋支撑，蒋一个人是难以在军事和政治上如此得心应手的。在蒋介石武力扫除异己的这段时期，胡汉民的作用正如吴稚晖所说：“在于征桂，则功超言论之外；对待阎冯，则功居后防之先。”

但从深一层来看，蒋胡在这个时期的合作，并不真是像蒋介石口头上常说的“精诚团结”，而是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打算，其实质仍是彼此相互利用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