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樂府選》編選考論

陳妙

摘要：姚燮《今樂府選》，今存殘鈔本，分藏於多家圖書館。天一閣藏有2册耍詞散曲，《復莊今樂府選總目》未見著録，當爲初稿本；國家圖書館藏2册，浙江圖書館藏110册，寧波天一閣藏56册，有姚燮批點，且見載於總目，當爲編纂過程中的批校本；台北“國家”圖書館藏16册，蘇州博物館藏4册吸收了批校本中姚燮修訂的信息，當爲清稿本。浙圖藏本有張宗祥先生的硃筆批校，其對文字的規範化處理，使字義或風格與原劇略有差異。通過對各藏本的比勘校核，可以明確《今樂府選》所收元明雜劇版本基本來源於明代各大曲選與别集。姚燮在選録元雜劇時，爲了統一體例與便於閲讀，主要做了標目和删削這兩方面的修訂工作。

關鍵詞：姚燮 復莊今樂府選 張宗祥 版本來源

姚燮（1805～1864），字梅伯，號野橋，後改號復莊，别署大梅山民、復道人、二石生等。浙江鎮海人。詩詞曲文皆擅，著述頗豐，有《大梅山館集》行世。所撰《今樂考證》對晚清以前劇目記載“空前詳盡、豐富”，爲戲曲史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同時所編的《復莊今樂府選》（簡稱《今樂府選》），選録了元明清三朝的數百種戲曲散曲，一些現已無全本流傳的曲目賴以保存，頗爲可貴。1932年，錢南揚先生在《北平圖書館館刊》上發表《姚復莊先生著述考——四明訪書記之二》一文，首次作介紹。之後，鄭振鐸、周妙中、路工等，陸續就寧波、杭州訪書所得，撰文披露。21世紀以來，則有吴敢、徐永明、魏明揚、駱兆平、羅旭舟等，在版本形態、遞藏情况及版本價值上作了更爲深入的探討與考述。然而該書因卷帙浩繁，且分藏幾處，查閲不易，尚有不少問題亟待釐清。筆者細緻地查核了浙江圖書館、天一閣與蘇州博物館所藏本，通過與今存其他版本作比勘，就姚氏所據底本及具體選録情况，作進一步考證和補充。

一 流傳與存佚

據現存《復莊今樂府選總目》所載，該書共192册，收衢歌5種、弦索1種、元雜劇92種、明雜劇25種、清雜劇40種、元院本2種、明院本71種、清院本174種、元散曲2種、明散曲8種、清散曲8種、耍詞2種，共計430種。每種所收折（齣）數不一。全書係由姚燮晚年僱請多人抄寫於“大梅山館”專用藍格紙中，姚氏自己則用墨筆以圈點、眉批、旁批、尾批等方式進行校閲。每校一過，於卷首題署批校年月，并鈐以“復莊”（硃文）或“復莊校讀”（白文）印。從咸豐元年（1851）至咸豐三年（1853），其校勘歷時三載。據蔡鴻鑑爲《復莊駢儷文榷》所作序文、《（光緒）鎮海縣志》與《（光緒）諸暨縣志》所載，該書有“五百卷”。今存本實未分卷，現分藏於國家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寧波天一閣和台北“國家”圖書館，部分已亡佚。其中國圖藏本二册，一册爲“國朝院本”《紅玉簪》和《醉西湖》，一册是元散曲《小山小令》和《喬氏小令》。周妙中先生考之甚詳，兹不贅述。浙圖藏本、天一閣藏本、台北“國家”圖書館藏本與蘇州博物館藏本流散情况較爲複雜，試考如下。

浙圖藏本共110册。第一册附有《復莊今樂府選總目》，載録相關劇目及其作者。後該館館長張宗祥因“苦無細目”，爲之撰寫《復莊今樂府選詳目》（下稱張目），補充了原目未標出的折（齣）數和折（齣）目。此外，張氏在姚燮校核的基礎上還用硃筆作了批校，并於每劇劇末署以年款如“甲午五月初六校張宗祥”“甲午五月初九日校冷僧”等。按，冷僧即張宗祥之號。據徐永明先生所引的《浙江圖書館乙種善本登記簿》中的記載，浙圖藏本係由張宗祥購自一個叫“俞子良”的人。魏明揚先生進而根據書中所鈐之“林集虚印”（白文方印），考論在俞子良之前，寧波著名藏書家林集虚曾收藏過這部書。

筆者實地查訪浙圖藏本時，發現尚有兩枚藏書印未見研究者論及。一爲“李友甫”硃文方印，見第72、73册襯頁；一爲“拊中”硃文方印，見第192册“耍詞”《掛枝兒》卷端。按，李友甫應爲該書流散後的收藏者之一，生平待考。至於“拊中”，乃姚燮次子姚景夔之字。姚景夔號小復，道光十九年（1839）生，同治五年（1866）郡學生，頗承家學，亦爲書畫名手，著有《琴咏軒詩稿》。第188册所收明散曲《江東白苧》卷首有題署：“辛未巧月四夕薄醉狀元廔，歸寓倚燈校，小復。”辛未即同治十年（1871），其時姚景夔33歲，其父姚燮已經去世。可知《今樂府選》一書自姚燮故後，先由其子收藏，其後方纔散出。據浙圖藏本“拊中”“李友甫”“林集虚印”等藏書印及《浙江圖書館乙種善本登記簿》所載，浙圖藏本遞藏順序大致爲：姚燮（1805～1864）→姚景夔（1839～?）→李友甫→林集虚→俞子良→浙江圖書館（1954年購入）。

天一閣藏本附有光緒三十年（1904）同郡後人馮辰元所作之序及其抄録之《復莊今樂府選總目》（下稱馮目）一份。馮氏所用紙張爲定海蒙學堂功課表專用紙。序文云：“書係手鈔，未付梨棗，故世罕有見之者。今春，余寄寓港口李如山比部家，課讀女弟子。夏四月，其仲兄玉麟明經，因諸暨友人之請，而囑余録其序。”知光緒三十年（1904），該書轉藏於李如山家。又《光緒諸暨縣志·經籍志》載：“《今樂府選》五百卷……今原稿歸鎮海小江李廉水部郎濂家。”按廉水，乃李濂（1842～1912）之字，光緒丙子年（1876）進士，任職户部。1896年丁憂回鄉，自此隱居不仕。則李如山、李廉水或係一人。此後，該書轉爲藏書家朱鼎煦（1886～1967）所得，書内多處鈐有“蕭山朱鼎煦所藏書籍”“别宥齋”等藏書印。1979年，朱氏後人將别宥齋藏書捐獻給天一閣，《今樂府選》亦在其内。據筆者細核，第175册《帝女花上》首葉板框外注“辛亥十一月初三夕校”，并鈐以姚景夔之“小復”硃文方印。可知，與浙圖藏本一樣，天一閣藏本自姚燮之後，經次子姚景夔繼承收藏，方纔流散。綜上，天一閣藏本遞藏順序大致爲：姚燮（1805～1864）→姚景夔（1839～?）→李如山（1904前後）→朱鼎煦（1979年由朱氏後人捐出）→天一閣。

關於天一閣藏本册數，各家説法並不一致。1981年周妙中先生在其《江南訪曲録要（二）》中提到“又在寧波天一閣發現五十六册，不禁爲之狂喜”。此後，洪克夷先生注意到“其中一册特厚，册次蛀殘不明……實爲第六十、六十一兩册，蓋爲藏者合訂”，遂考爲57册；魏明揚先生的博士學位論文所附統計表，計天一閣存數爲59册；於天一閣工作的駱兆平先生，則稱“其中有《復莊今樂府選》五十六册，附耍詞散曲一册，馮辰元編目録一册”。衆説不一，令人莫衷一是。這是由於入藏裝訂册數與原書分秩册數未加區别，遂引起的混亂。由於存佚册數的問題，“直接關係到對《復莊今樂府選》的現存整體面貌的認識，即究竟還逸多少册，距離恢復原璧還有多大距離”，所以有必要加以核實。據筆者於天一閣所見，該書每册襯頁皆標有册數，其中《曇花記》卷一、二、三、四所在的册次蛀殘不明，但根據上下册的順序，可以推出實乃第六十一册。另外，據魏明揚先生統計，收録有鄭廷玉雜劇四種的第十册亦藏於天一閣，然而實地訪查中並未見此册。天一閣古籍閲覽室管理員表示確有一册因蟲蛀嚴重，無法辨别，而未掃描爲電子閲覽版。故各劇所在册數如下表所示：

此外，尚有一册收録耍詞《諧賸》、散曲《春雪新聲》二種，與他册一樣用印有“大梅山館集”字樣的藍格稿紙抄録，卷首亦標“復莊今樂府選”。其中《諧賸》末尾有“無我相居士”與“文山農”的題記二則，一作於壬申十月初四日，一作於辛卯歲。駱兆平先生據以推論“自同治十一年至光緒十七年間，此書已二易其主”。然此册襯頁未標册次，且未載於《復莊今樂府選總目》内。洪克夷先生認爲這是姚燮初稿之一，後來選録時被删去，因此未列入192册内。據此，除了初稿本耍詞散曲一册、馮辰元編目録一册外，天一閣所藏《復莊今樂府選》應爲56册。

台北“國家”圖書館藏本收16册63種，首卷載録總目（殘頁）。書内無序跋批註。所用紙張亦爲大梅山館稿紙，然而每半葉行數不同，他本皆爲11行，台藏本則爲10行——與姚

台藏本《今樂府選》之《氣英布》首葉燮已經刊刻的著作如《復莊駢儷文榷》《復莊詩問》的行數相同。卷端卷末鈐有“古王珪齋”“古王珪齋主人金石記”白文方印，以及近代寧波藏書家孫家溎的“蝸廬藏書”硃文方印。張棣華《善本劇曲經眼録》對該藏本的版本形態有詳細著録。從張氏目録看來，台藏本所收劇目與浙圖、天一閣所藏都有重複。仔細核對，發現有兩劇所選折數與浙圖本存有差異：《老生兒》，浙圖本四折全録，台藏本僅録第一折《計逐》;《麗春堂》，浙圖本録有第二、三折，台藏本單録第三折《恩召》。台藏本雖然劇目重複，然而所選折目存有差異，當屬别於浙圖等藏本的另一系統稿本。那麼此二者孰先孰後？羅旭舟師兄據台本卷面整潔度較浙圖本高，認爲“似可推斷姚氏《復莊今樂府選》已有寫定本，而并非前此學界所認爲的尚未最後完成”。筆者認同台藏本爲寫定本的推論，但單從整潔度上推斷，似爲不妥，因爲浙圖本和天一閣本也有好幾册是姚燮未遑批校而“卷面甚是清爽”的。能夠進一步確證的關鍵在於，其他藏本中姚燮校訂的文字在台藏本中得到了更新和保存。例如，元雜劇每折折目在浙圖和天一閣藏本中都是姚燮批校時所加，其字跡和墨色與原鈔的明顯不同。到了台藏本，折目與前後文字的字跡完全出自一手。再如，天一閣與台北藏本皆存有《氣英布》一劇。天一閣本原署該劇作者爲“無名氏”，旁有改筆題作“尚仲賢”，蓋姚氏後來批校時所改。在台北藏本中，該劇則與姚氏修改後的文字保持一致，題爲“尚仲賢”作（如圖）。可知，後出的台藏本吸收了姚燮批校時增補的信息，當是後出的謄寫定本。

蘇州博物館所藏4册19種雜劇，所用紙張、行款與台藏本相同。這批書原屬蘇州文物管理委員會所有，後移交至蘇州博物館。周妙中先生在《江南訪曲録要（二）》里曾提及：“前次南下訪曲，在蘇州文物管理委員會所見到的《復莊今樂府選》中的十九種元人雜劇全部包括在天一閣藏本之中，經過這十八年時間，已回憶不清二者抄本是否完全相同。”按，這19種雜劇，在《復莊今樂府選總目》中屬第17册到20册，確實與天一閣藏本重複（見下表）。然而與天一閣藏本相較，蘇州博物館藏本並無姚燮的題識，而且折目與全本字跡同出一手，吸收了姚燮批校的信息。可知，與台藏本一樣，蘇州博物館藏本同屬清稿本系統。當然，目前所見台藏本16册與蘇州博物館4册，可能是姚氏完成僅有的清稿本，而未必全部完成了全書的清稿本謄寫。

通過以上對《今樂府選》流傳與存佚的梳理可知，這部曲選在編選過程中，歷經了幾番改動和調整。天一閣所藏的未載録於《復莊今樂府選總目》的那册耍詞散曲，爲姚燮選録時黜落，代表的是初稿本的面貌；載於《復莊今樂府選總目》的天一閣藏本（56册）、浙圖藏本（110册）、國圖藏本（2册），有姚氏親筆題署、校改和批評，體現的是校改本的形態；台北藏本16册與蘇州博物館藏本4册，吸收了姚燮批校的内容，代表的是清樣稿的樣貌。由於《今樂府選》卷帙繁多，未必所有劇目都完成了從抄録到謄清的各個環節。也許這也是我們看到的初稿本與清稿本數目不多的原因之一。

二 張宗祥先生的批校

浙圖藏本有張宗祥先生硃筆批校。張宗祥（1882～1965），原名思曾，因慕文天祥爲人，改名宗祥。字閬聲，號冷僧，别署支那志士、鐵如意館主，海甯硤石人等。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舉人。在書法、繪畫、文學、詩詞、戲曲和醫藥等方面均有造詣。晚年尤着力於古籍收藏和抄校。他十分重視鄉邦文獻，校訂海甯學者著作多達500餘卷。亦好戲曲，曾改編昆曲《浣紗記》，改定劇本《十五貫》，編寫劇本《平颶母》《卓文君》《荆州記》《馬二先生》等，撰有戲曲理論著述《中國戲曲瑣談》。1950～1965年，任浙江省圖書館館長。

1954年初，張宗祥爲浙圖從俞子良處購得《復莊今樂府選》，共110册。他補充了子目，還用硃筆對大部分劇本作了批校。每校一過，即於劇末署以年款。據筆者所見，最早始自甲午年（1954）四月。徐永明先生曾評價其校勘“匡姚氏所不逮”。然張氏之具體批校，未見論及。今於兹略述一二。

在格式上，張氏作了不少的改動提示。例如第一册所收厲鶚《迎鑾新曲》，原稿凡遇本朝代名、帝號或皇帝字樣皆换行頂格書寫，以示尊敬。頂格書寫係明清時期的慣例，民國後被革除。故張氏一一用線將其前後連接，意在更正這種書寫習慣。再如遇到曲文與賓白字號相同的部分，則書“小字”於書眉處，以示二者的區别；在字詞正誤方面，張氏用直角號在原文旁邊標示，然後於其書眉處出校。如“（魯齋郎引張龍上）〔詩云〕着意栽花花不發，等閒插柳柳成陰”（《魯齋郎》）中的“插”，姚燮鈔本作“折”字，張氏則將其改爲“插”字，與《元曲選》本保持一致。又如“即是有頭巾兒熨帖，文章全不會”（金董解元《西厢記四》），姚燮鈔本同嘉靖本一樣“熨”作“蔚”字，張氏則校改之。可以説，張宗祥先生的校勘用力頗勤、不避繁瑣，有時甚至連俗文學中常用的異體字、俗體字都一一改爲正字。然而文字上的規範化處理，難免使字義或者風格發生改變。試舉例如下：

1．（裴舍云）小生是客寄書生，乞容寬恕。（嬤嬤云）俺這裏不是嬴姦買俏去處。（《墻頭馬上》）——改“嬴”爲“贏”

2．【梁州第七】他憑着惡哏哏威風糾糾，全不怕碧澄澄天網恢恢。（《魯齋郎》）——改“哏哏”爲“狠狠”

3．（白士中云）他那裏必然做下準備。夫人，你斷然去不得。（正旦云）相公，不妨事。（做耳喑科）則除是恁的。（《中秋切鱠》）——改“喑”爲“語”

以上“嬴姦買俏”“惡哏哏”“耳喑”，皆是元曲习语。嬴奸買俏，又作“迎奸買俏”，指誘買姦情；恶哏哏，形容“极端凶恶貌”；耳喑，“一作耳恁，即耳語，附耳低語之意”。姚燮鈔本文字同《元曲選》本。张氏因其生僻或以爲有誤，皆一一改之，故有不少誤改之處。

從一些劇末批語看來，張氏校對《今樂府選》時似參校了别本。例如《雙官誥下》卷末批：“此本與今本不同處甚多，廿五、廿六兩齣有重複多處，惜所收僅下卷，上卷未見，恐上與今本不同。”《竇娥冤》卷末批：“此本與現行本完全不同，現行本藥死者爲張驢兒之母，竇娥因下雪不斬。”等等。然而所謂的“今本”“現行本”多少經過坊間改編，與原劇相去甚遠，在校勘上僅能提供參考。像《竇娥冤》批語里提及的“現行本”，當即明袁于令《金鎖記》傳奇。清代皮黄有《斬竇娥》，沿襲傳奇的劇情，即改竇娥結局爲“當斬之日，六月飛雪，監斬官疑有冤屈，延緩行刑，重新收監，等待昭雪”。可以説，20世紀張氏所見之“現行本”與元雜劇並非同源。

除了“今本”“現行本”外，張宗祥先生批校《今樂府選》時并未參以更多的同一劇目的别本。他的不少校改，實出於臆改。例如“【七弟兄】從早至晚夕，知他在那裏？喒是□□□”（《青衫淚》）中，“喒是”下缺三字，鈔者在稿本上留有空白，姚燮眉批“須尋完本補正”。張氏後來批校時，書“守空闈”於原文空白處。而據汲古閣本，所缺三字乃“甚夫妻”。又如“【前腔】（末）辭却離宫庭，不由人心懷□□”（《八義記》）中，“心懷”下缺二字，姚燮手批“原缺”。張氏則於空白處填以“悲憤”二字。查汲古閣刻本，所缺二字實乃“戰競”。細審張氏增補之文字，不僅字義與原劇産生差别，而且有時所用字詞韻脚不妥，致使整句曲文失韻。這類校筆的錯誤，蓋因張氏批校時未參以其他本子，而僅根據自己對上下文情境的揣度所致。

三 《今樂府選》所收元明雜劇版本來源

《今樂府選》所收元明清曲本，以戲曲爲主，兼及説唱、散曲和時調新曲，達430種。其中至少有27種尚未見别本流傳，屬於稀見曲目。姚燮編選這部曲選時，依據的戲曲資料究竟有哪些？周妙中先生在《江南訪曲録要（二）》中曾考證過北京圖書館藏本元散曲《小山小令》與《喬夢符小令》，謂其所據底本乃嘉靖刻李開先輯本。魏明揚先生《姚燮研究》，則初步推論《今樂府選》的戲曲劇目來源有三個：①已存的總集類戲曲選本；②姚燮收藏的别集類戲曲刻本、抄本；③姚燮轉借的戲曲刻本、抄本或者寫本。魏先生的説法大致符合事實，然而由於史料缺乏，在具體某個劇目的來源上，亦不免喟歎“仍有許多讓人難以理解之處”。筆者在浙圖和寧波天一閣查訪時，將《今樂府選》所收本，比勘以手頭可見的其他版本，確定了《今樂府選》所收元明雜劇的來源。

《今樂府選》“元雜劇”類選録92種元人雜劇。魏先生認爲這92種與歸入“明雜劇”的7種（《誤入桃源》《劉行首》《還牢末》《城南柳》《對玉梳》《金童玉女》《蕭淑蘭》），皆出於明臧懋循編選的《元曲選》。其原因有二：一爲《元曲選》中除了《漁樵記》一種可能因遺漏而未收外，其他99種皆見録於《今樂府選》中；一爲《今樂府選》本的題目正名同於《元曲選》本，而常常異於其他版本（如脈望館舊藏本、《古名家雜劇》本）。按，《今樂府選》本“元雜劇”類每卷卷首皆標“簡名”，如“小尉遲”，姚燮校對時於書眉處批註：“原題作‘小尉遲將鬥將認父歸朝’”。可知“簡名”是姚燮編選時沿襲《録鬼簿》《太和正音譜》等目録的著録方式改題的，選録時所用的原本，則與《元曲選》本“題目”保持一致。這一點還可以在姚燮據自己藏書所編的《大梅山館藏書目》中得到印證：《元曲選》所選一百種皆見著録，劇名與眉批的“原題”以及《元曲選》的“題目”相同。此外，在浙圖藏本第5册《青衫淚》中，姚燮評【蔓菁菜】一曲，謂“此調與元本不同，係臧懋叔改本”。可知姚燮批校時已經將所收本與他本對校，其結論與我們考證的一樣，即源於臧晋叔《元曲選》本。

“明雜劇”類選録25種，除了上述7種源自《元曲選》外，尚有18種明人雜劇，未詳所據何本。經核對，它們大部分來自明沈泰的《盛明雜劇》及孟稱舜的《古今名劇合選》（《酹江集》《柳枝集》）。文字同於《盛明雜劇》的，有葉憲祖的《北邙説法》《團花鳳》，孟稱舜的《桃花人面》（無副末開場）、《死裏逃生》，徐陽輝的《脱囊穎》《有情癡》，湛然禪師的《魚兒佛》，徐文長的《漁陽弄》《翠鄉夢》《雌木蘭》，王九思的《曲江池》，沈君庸的《簪花髻》；同於《古今名劇合選》的，有周憲王的《牡丹仙》，孟稱舜的《眼兒媚》《花前一笑》。另外，馮海浮的《不伏老》《僧尼共犯》，文字同於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馮惟敏《海浮山堂詞稿》附録本；葉小紈的《鴛鴦夢》，同於崇禎九年序刻本、崇禎刊《午夢堂集》所收本。

從以上對《今樂府選》所收元明雜劇的來源考辨可以看出，姚燮編選時主要以總集類戲曲選本爲抄録對象。當有些曲目同時見收《盛明雜劇》和《古今名劇合選》時，姚氏則以前者爲主，如孟稱舜的《桃花人面》、徐文長的《漁陽弄》《翠鄉夢》《雌木蘭》等。按，孟稱舜編選《古今名劇合選》時爲了體例統一，往往將南雜劇的體裁改爲北雜劇。姚氏之所以傾向《盛明雜劇》，大概因爲該選本較《古今名劇合選》更接近作品原貌。這一原則也體現在選録馮惟敏雜劇的底本上。馮惟敏的《不伏老》有嘉靖四十五年刊《海浮山堂詞稿》附刻本、《盛明雜劇》收録本、《古今名劇合選》收録本等。姚氏選録的版本取自較早的嘉靖本。相對於後兩種本子，嘉靖本保留了人物上場念誦詩詞或説白的提示語“開”，例如“（正末上開白云）無媒徑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朝”中的科介提示，《盛明雜劇》本與《古今名劇合選本》僅作“末上”。

四 姚燮的選録和修訂

明確了《今樂府選》所收元明雜劇的版本來源，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姚燮的選録和修訂工作。總體而言，主要包括標目和删削這兩個方面。

（一）凡是姚燮批校過的曲本，幾乎每一折/齣都標有題目，例如武漢臣《生金閣》第一折題“奪妻”，歐波亭長《夢花因》第四折題“正果花園”等。這些題目以兩個字居多，其墨色和字跡與鈔本的大相徑庭，而與姚燮校筆相同，故應爲姚燮後來批校修訂時增補。

雜劇劇本歷來罕有標示折目，《今樂府選》所收雜劇的折/齣目，應該是姚燮自己根據每折/齣内容擬定的。至於南戲傳奇，其劇本的齣目大致有一個演變過程，“即從明前中期參差不齊的字數，至明中後期大多用整齊的四字目，再到明末清代大多用兩字目”。因此，《今樂府選》所收南戲傳奇的齣目，大部分有原本可依。部分原本没有齣目的，則仍由姚氏自己擬定。例如清無名氏傳奇《天宫寶》，《今樂府選》選録三折：第十一折《控憲》、第十七折《店遇》與第二十二折《舟遇》。浙圖藏有姚燮舊藏的太原王氏曲局本《天宫寶》傳奇，該書全本唯有上述三折標有折目，所標文字、字跡與《今樂府選》本相同，皆出自姚燮手筆。既然原本并無折/齣目，爲何姚燮編選時都要一一給予擬定并標示呢？其原因或許是爲了統一選本體例。《今樂府選》收録的曲類，有近乎一半是有標折/齣目的南戲傳奇，所以有可能姚燮在批校衢歌、雜劇、弦索等類目時，爲了保持一致，也爲之擬定了細目。這種爲統一體例而調整劇本的現象，在戲曲發展史上並不少見。明代孟稱舜編選《古今名劇合選》時，即以元人雜劇爲範例，將南雜劇統一改爲北雜劇體制。不僅改“齣”爲“折”、删去“副末開場”，還增添了“楔子”的形式。姚燮之所以標出折/齣目，也當是同樣出於統一的需要。

（二）《今樂府選》選録的元雜劇曲本，經過姚氏有意删削。《今樂府選》所收元雜劇版本，雖然取自臧懋循的《元曲選》，然而其所選内容並非原原本本照録，而是經過一定的删削；或者説，因为這是“選”本，所以必然會有落選的文字。通過文本比對，可以發現選本大量删去了細枝末節的地方，包括非主唱人物的開場、下場與插科打諢等等。其删削少則數字，多則上千字。應該説，從編選的角度出發，在内容上對作品進行删减，歷來有之。早在明中葉，“删繁歸約”，就曾作爲李開先改定元雜劇的旨歸之一。到了清代，李漁提出的“减頭緒”，更是爲戲曲作家和編選家提供了明確的理論依據。然而《今樂府選》畢竟不是《月露音》那類專供清唱、衹需保留曲文的選本，在删繁就簡的同時，它還需具備一定的可讀性。那麼頗可注意的是，與原本相比，經過删减的《今樂府選》選録本究竟呈現什麼樣的面貌呢？下面以鄭德輝《王粲登樓》第三折《寄書》爲例：

（副末扮許達引從人上）〔詩云〕壯氣如虹貫碧空，塵埃何苦困英雄。假饒不得風雷信，千古無人識卧龍。小生姓許名達，字安道，乃荆州饒陽人也。先父許士謙，曾爲國子監助教。年僅六十，病卒於官。止存老母在堂，訓誨小生，頗通詩禮。不想老母亡化，小生學業因此荒廢，有負先人遺教，至今愧之。小生賴祖宗廕下，就此城市中建一座樓，名曰溪山風月樓。左有鹿門山，右有金沙泉。前對清風霽嶺，後靠明月雲峯。端的是玩之不足，觀之有餘。但凡四方官宦，到此無可玩賞，便登此樓飲酒。中間常與小生論文。有等文學秀士，未經發跡。小生置酒相待，臨行又贈路費而歸。人見小生有此度量，皆呼小生爲東道主。近日有一人，乃高平人氏，姓王名粲，字仲宣。此人是一代文章之士。持子建學士書呈，投託荆王劉表。劉表不能任用。後劉表辭世，此人淹留在此。小生深念同道，常與他會飲此樓。衹一件，此人不醉猶可。醉呵，便思其老母，想其鄉閭，不覺淚下。今日時遇重陽登高節令。下次小的每安排酒菓，請仲宣到此，共展登高之興，聊紓望遠之懷。衹等來時，報復我知道。（正末上云）小生王粲。將子建學士書呈，投託荆王劉表。劉表聽信蒯越蔡瑁讒言，不能任用，流落於此。小生衹得將萬言長策，寄與曹子建學士，央他奏上聖人。至今不見回報，多分又是没用的了。使小生羞歸故里，懶覩鄉閭。此處有一人許安道，幸垂顧盼。時與小生尊酒論文，稍不寂寞。今日重陽佳節，治酒於溪山風月樓，請我登高。須索走一遭去。

上面用波浪線標示的文字，見於《元曲選》本，主要是徐達出場時以自報家門的方式，向觀衆介紹了自己的身份，與主人公王粲的關係，以及正在或即將進行的行動等。姚燮在選録時將其删去。但删削後的文本，并未造成理解上的障礙。因爲這段删削了的内容，其實已經涵蓋在隨即上場的王粲的開場白中。我們知道中國戲曲歷來有從不同人物口中重複交待劇情的傳統。這一程式化設置，主要是爲了便於觀衆記住和理解場上人物的身份和關係，但從文本閲讀角度来説，不免有重複囉嗦之嫌。因此將之删去，可以更加簡潔。姚燮對元明雜劇進行大刀闊斧的删削時，就是充分利用了這一點。應該説，删削次要人物的開場、下場和插科打諢，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减頭緒”。例如李好古《張生煮海》第三折行者的開場白有六百多字，其中與劇情毫無關聯的插科打諢就佔據了五百來字，頗顯枝蔓。經姚燮一删芟，便整飭緊凑多了。但是，有些情况下，由於姚燮在删削的過程中，忽視了次要人物開場與下場的叙事功能，導致了其選録本失却原來的哈喇風味和叙事特色。

從姚燮删掉的那些次要人物的開場與下場文字來看，它們在劇本中的作用具有如下三點：

（1）豐富人物形象。上下場詩和念白能表現劇中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生金閣》第一折龐衙内念誦的“花花太歲爲第一，浪子喪門世無對。聞着名兒腦也疼，衹我有權有勢龐衙内”，就把一個倚仗權勢無惡不作的紈絝子弟的形象表露得一覽無遺。

（2）上、下場賓白往往透露并鋪墊了隨後的劇情走向，有學者曾總結其爲“預叙”功能。例如《漢宫秋》第一折中，王昭君拒絶向毛延壽行賄，王在下場時所言“眉頭一縱，計上心來。衹把美人圖點上些破綻，到京師必定發入冷宫，教他苦受一世。正是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即是對後文劇情的預叙。

（3）上、下場賓白經常用於交代之前發生的劇情，具有補叙功能。例如上文所舉的《王粲登樓》中徐達的開場白，就向觀衆回顧了前兩折王粲的遭遇。

隨着劇情的發展，所删的預叙和補叙的内容，雖然依舊可以在上下文的情節中找到對應與替代，但是整個叙事因失去多角度的呈現而變得單一。因爲即便講述的是已經（或即將）演出的劇情，從不同人物口中講出，其立場、目的與觀點是不同的。雖然主唱人物的劇情依舊完整，但劇中各色人物却没有充分發揮的空間，而且每折劇的叙事變得單薄。可以説經姚燮删削後的曲本，是元雜劇從舞台搬演走向案頭閲讀的必然結果。

結語

通过對浙江圖書館、寧波天一閣、台北“國家”圖書館與蘇州博物館所藏姚燮《今樂府選》的比勘校核，我們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了各藏本的遞藏與存佚狀况。在初稿本、批校本以及清樣稿這三種不同的稿本形態中，可以窺見《今樂府選》從選録、批校到謄清的過程中所經歷的改動和調整。應該説《今樂府選》這部大型戲曲選集，除了提供稀見劇目的版本之外，其文獻價值還在於姚氏所作的批校。對《今樂府選》所收元明雜劇來源的考察，以及對編選工作（如標目、删削）的探討，有助於我們深入了解姚燮的曲學思想與審美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