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文献综述

一 西方学者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降，带着对“民族－国家”一体化和同质化的反思，一批西方学者开始将研究的兴趣和视角集中在中国的民族问题与族群认同上。族群与族群性的研究在西方学界特别是美国学界的兴起，是与北美国家与东南亚地区日益凸显的族群冲突和国族认同问题有关的。此外，由于受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的影响，西方研究者对于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倾向于采用“中心－边缘”模式，对国家与基层社区在整合过程中遇到的想象性和冲突性问题进行具有后现代色彩的解构。西方学界热衷于此类研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冷战结束以后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悖论现象，即“在全球化浪潮之下，经济整合、信息流通、资本与人口流动导致民族国家的疆界不断消融，但与此同时，族群、民族、国家的边际与冲突却又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彰显，全球化的乐观心态并未消除学者们对现实中民族国家权力机制的普世性的深度焦虑”（彭文斌等，2007: 10）。

其中，最为有影响力的当属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斯蒂文·郝瑞教授，他在凉山彝族地区进行了多年的田野考察。通过实地考察和分析，他对长期以来主导民族研究的几种解释范式（包括工具论、原生论和建构论等）的恰当和不恰当之处进行了阐释。他指出，“中国政府对民族识别的介入，由于其民族定义完全建立在文化标准上，这些标准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展示出其生命力。我们的确发现把文化标准作为成员族属之实际根据的情况，至少是确定成员族属的第一条件。另一方面，既然一旦国家确定了民族，民族就具有永久性，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化特征对于民族来讲，将越来越不重要，这将再一次把地盘留给原生论与工具论的解释”（郝瑞， 2002: 27）。

同样作为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感兴趣的学者，美国富尔曼大学的白荷婷（Katherine Palmer Kaup）教授在中国的广西和云南等地进行了田野考察。她对民族形成的四种研究范式（原生性的、工具性的、结构性的和支配性的范式）做出了评价，她认为“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都会运用两种以上的范式，然而，却没有谁能指出这四种研究范式的相对影响，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群体间的关系会因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的变迁而发生变化”（Kaup, 2000: 27）。她认为在中国经验中，壮族为理解中国的“民族识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因为在民族识别以前，壮族并未意识到自身是一个有着边界的民族。早期的西方研究者也认为，随着汉族逐渐向岭南地区移民，其带来的中原汉文化广泛传播，并不利于广西当地的土著群体形成统一的身份认同，壮族先民在与汉族长期交往中已基本被汉化。白荷婷认为，如果用以上四种范式去理解壮族构建的复杂性，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十年，中央政府对壮族的民族政策主要受支配性目标的影响；后来，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发生结构性变化以后，壮族精英们又通过内部动员等手段，利用“壮”的民族身份来实现工具性的利益和目标。

随着对中国民族问题复杂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西方学者们通过更为深入的田野考察和历史研究逐渐修正原来的一些理论范式，而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实间的隔阂也逐渐减少。其中，美国人类学者李瑞福（Ralph A. Litzinger）基于在广西大瑶山长期的田野工作，考察了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族的具体话语实践过程。“通过聚焦各式少数民族精英成员的角色来达成对少数民族现实的新理解，我希望能找出更多微妙的差别来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以及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时期地方少数民族精英们应对国家构建的策略”（Litizinger,2000b: 17）。所以，他的研究更倾向于破解“国家－地方”的二元对立，强调瑶族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话语之间的互动和合作关系。

此外，美国学者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通过阅读云南历史上的地方史志、民国时期的档案材料以及对参与民族识别学者的访谈，对民族分类学科思想史进行了梳理，指出了民族识别过程中迄今尚未被正确理解的一些关键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思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民族识别分类的批评。他指出，“虽然民族识别被长期假定为共产党直接干预的工程、所参与的社会科学家们只扮演了次要的角色，但我的研究证实了民族识别主要是由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操作的”（Mullaney,2011: 16）。也就是说，语言的分类作为一种较科学、客观的标准很早就进入了中国知识界，所以，他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并不完全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在另一篇文章《国家的眼睛：社会科学家在中国民族识别工作中的角色》中，他用云南民族识别的经验说明，“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在民族识别与共产党的早期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远比通常想象的重要。……在民族识别的过程中，不成熟的中国政府只能借助其社会科学顾问的眼睛来观察世界，从而定位自身”（Mullaney,2010:2）。

二 我国学者对民族识别的再思考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实际上对中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以及边疆地区民族的复杂情况并没有太多深入的了解，这使中央政府在制定政策和实施新政治制度时感到非常被动。为此，1950年中央政府派出了以专家学者和党政、民主人士组成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分赴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走访与摸底。在1953年进行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全国上报的民族竟多达400多个，而当时少数民族人口不过3500万，其中许多名称是一些群体的自我称谓。由于长期交错杂居，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群体的情况更为复杂，所以在1952年之后，中央政府正式派出了以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专家为主的社会历史调查组，正式开展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这一阶段的工作结束以后，我国还有一些未被识别的民族，他们大多处于“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状态，这些群体大都希望政府能认定他们为单一民族。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央及地方的民族识别工作逐渐恢复，政府派专家对“未识别民族”进行了重新认定。这时，国内外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民族识别工作，其中既有批评和否定，也有赞同和支持。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曾多次提到民族论题，但他们并没有专门讨论过“民族”的确切定义。对苏联和我国影响最大的，是斯大林在1913年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提出的“民族”定义，即今天我们所说的“四个共同”特征，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心理素质。但斯大林同时也强调，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语言、地域、文化等要素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逐渐形成的。所以，“民族”区别于“部落”和“种族”，只有经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并有了民族市场、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发展，同时具备这四个特征的群体才能成为一个民族。所以，斯大林认为，英吉利人、爱尔兰人和北美利坚人都可以算为民族，但犹太人由于彼此隔离，有不同的语言，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不能算作一个民族，中国的回族由于没有独立的语言，只能算作一种宗教集团。这说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既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带有政治实体的含义，所以，从我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关系出发，费孝通先生认为，“在我国民族识别工作中既不能搬用资本主义时期所形成的民族特征来作为识别标准，又不应该不把这些特征作为研究的入门指导”（费孝通，1988:172）。费孝通先生还列举了穿青人和达斡尔族两个民族识别的例子来说明，语言要素是一个重要的线索，但是不能作为孤立的识别标准，因为语言是变动的，说两种语言的人可以融合成一个民族，在融合过程中一个民族也可以存在变动的两种语言。

林耀华先生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中指出，“然而民族是个历史范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斯大林的四个特征是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与中国民族的实际，应看到多数民族在解放前尚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上述各特征正在形成之中。为此，民族识别工作又不能生搬硬套、教条主义地运用斯大林提出的四个特征，而应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我们确定，‘名从主人’是我国民族识别工作遵循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林耀华，1984: 2 ～3）。所以，林耀华先生指出了其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坚持让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理念，“名从主人”就是族称要由各族人民自己来定，这是他们的权利，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只是提供民族识别的科学依据，还要征求该民族人民群众和爱国上层人士的意见，通过协商来帮助这些民族对自己的族称做出正确的决定。

黄淑娉教授也曾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中国化”问题进行过反思：“当时认为，应当用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主要指民族定义）作为民族识别的指导理论，不过要灵活运用。强调灵活运用，实际上是在做民族定义 ‘中国化’的工作。……这一理论与其母体的区别在于：1．民族的外延不同。斯大林的民族只指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民族共同体；我们则指一切历史阶段的民族共同体，外延要大得多。2．民族的四个特征可以只具萌芽状态。3．理论上更具弹性。……这就为以后的理论探索提供了空间。”（黄淑娉， 1989: 107～115）所谓的“灵活性”，实际反映了当时进行民族识别的工作者们在遇到民族地区的现实情况时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但由于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理环境和人口分布差异很大，各自有着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最重要的是，当时的民族识别又面临特殊的政治形势，时间紧、任务重，人员也比较有限，所以，黄淑娉教授也承认，虽然民族识别强调要在实际工作中“灵活运用”，但是一旦接触到我国纷繁复杂的民族现象，还是遇到了许多困难。

李绍明教授曾总结中国理论界在运用民族概念时的“四个变通”（李绍明，2009: 31～32）。首先，中国的汉族和少数民族虽然之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现统称为社会主义民族，向苏联老大哥看齐；其次，一个民族的识别不一定要照搬斯大林的四个要素，哪一个突出、哪一个不太明显都要加以考虑；再次，民族识别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历史文献的作用，将民族志与民族史工作结合起来；最后，尊重各民族意愿。他认为，民族识别并不是一种纯学术活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必须充分兼顾地方上的利益，特别在一些民族聚居地方的交界地带，在识别和认定民族成分的时候，还要尊重民族情感，维护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所以，李绍明教授比较倾向于认为，在民族识别过程中，专家们提出的意见一般只能起到为决策提供参考的作用。

马戎教授认为，“我国许多地区存在群体居住混杂、族际通婚和异地迁移的现象，这使许多群体的 ‘身份认同’是多元化和边界不清的，要把民众传统的部落、家支、氏族的概念去和斯大林的 ‘民族’概念衔接起来，必然会出现被 ‘识别’客体的观念混乱和进行识别的主体在结论中的武断”（马戎，2001: 125～126）。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缺乏对各少数民族发展阶段和具体情况的了解，开展民族识别和进行社会历史调查、语言调查是势在必行的工作。但是，正是由于这项工作特别强调民族的“自我意愿”，使原来一些民族边界并不清晰、相互通婚历史悠久的民族，不免开始有了某种清晰的“民族身份”意识。相较于之前的几位学者，马戎教授更进一步指出了民族识别工作所产生的客观效应，而这也正是我们在反思中国民族关系时必须关注的重点。

范可教授基于两点认为应该将我国对少数民族的建构归结为政府行为。首先，这件事情本身就体现了政府的意志；其次，长期以来政府还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宣传。“民族识别和历时8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及其所产生的后继成果，是将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关系从地方互动的语境里 ‘脱嵌’（disembedded），他们存在的时空被重新组织（reorganization of time and space）。然而，尽管表现这一重组的文化呈现在本质上是为国家的现实政治服务，但却也刺激了少数民族内部人士有关自身主体性的思考”（范可，2008:101）。他认为，各少数民族被定位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过贡献，同时，少数民族与汉族相比，又处于传统和原始的“过去”。也就是说，从横向上看，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纵向来看，各少数民族在被建构的过程中又被塑造成最发达的汉族的过去某阶段。他认为，参与建构少数民族“科学化”知识的，不仅有政治家和学者，少数民族群众传统的仪式化表演也参与其中，只不过这种民族文化的建构和呈现，基本是在政府认可和鼓励的框架内进行的。

虽然在许多西方学者眼中，中国的56个民族是由于“国家化”而形成的，分类的标准是依据斯大林提出的民族的四个特征，但是，以费孝通和林耀华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强调的还是民族的历史性和继承性。在操作层面上，他们更具体地提出了语言的变动性和“名从主人”原则。他们认为，民族识别专家的作用，只是为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对自身进行定位提供科学依据。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项被称为科学、客观的民族识别工作，在面临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各民族内部成员多重利益和认同的情况下，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性。进入21世纪后，中国年青一代的学者开始对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开展具体案例研究。他们的研究以实地调查为基础，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口述历史、社区研究和档案文献梳理等方式，不仅从多个角度为我们展现了当年这项工作的全貌，而且对各研究对象的民族意识和心理认同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分析。

菅志翔的《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关于保安族的一项专题研究》一书的核心是描述和分析保安族的民族识别过程。保安族是中国22个人口不到10万人的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在宗教上与回族、撒拉族有着密切的联系。作者感兴趣的是：“保安族以如此之小的人口规模，能够维持其作为一个 ‘民族’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这个现象可以细化为一些问题……总体来说，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一个问题，就是保安族何以成为保安族？” （菅志翔，2006: 13）她运用人类学的方法，通过结构式访谈和文献研究，全面地将现代保安族日常生活中的“认同意识”，以及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等与民族政策相关的实施过程呈现出来。在研究的结论部分，菅志翔在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框架下，回应了自己在开文提出的两个问题——是什么力量将回族和保安族分为两个民族？保安族又是如何形成的？她指出，保安族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变迁投射在民族社会的过程，而在族群归属和身份意识面临困境的今天，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在个体的位置上思考民族的未来。

关凯的博士学位论文《满族消失了吗？——乌拉街满族镇社区研究》从一个具体而实在的社区入手，通过田野调查和问卷访谈的方式，访谈了当地的知识分子和村民。作者认为，“宏观叙事通常是国家政权和知识分子的创造，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草根社会对于族群的自我和外部想象”（关凯，2009: 11）。论文基于满族认同的来源、结构、机制及特点来考察国家民族政策和行动者能动性之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获得“民族乡镇”的政治自治权和民族优惠政策，地方政府和乡村社会近乎“同谋”地通过更改民族成分创造出大量的“满族人口”，使满族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现代社会遭遇了身份认同的困境。在论文的最后一章，作者通过网络虚拟满族社区的言论来考察满族认同得以重构的过程。最后，作者认为，在21世纪的中国，满族并没有“消失”，虽然它不再是那个曾经统治中国的“满洲民族”，但却在当代社会重新拥有了共同的祖先记忆和想象，他们的族群认同带着主观性的社会建构结果。这篇论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国家民族政策及其作用机制、考察当代民族身份意识变迁的例子。

马雪峰在《语言、差异政治与“民族”构建：“白族”与“白文”的近代历史》一文中梳理了白族识别的两个阶段（1950～1956年及20世纪80年代）。作者指出，20世纪50年代初，“白族”是不是单一的“非汉”民族，一直是颇具争议的问题。20世纪40年代，著名人类学家许烺光（Francis L. K. Hsu）通过对大理喜洲“民家”的调查，完成了著名的《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一书。从书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民家人及其文化是被当作“汉人”及汉文化来分析的。“许氏大作初版于1948年，而仅仅8年之后的1956年，这一被许烺光视为汉人典型的 ‘民家’ 被识别为非汉的 ‘白族’。”（马雪峰，2011: 25）此外，通过民族识别，云南维西、兰坪一带的“那马”，碧江、泸水一带的“勒墨”，洱源的“土家”也都一起被划为“白族”。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对白族这样一个和汉族有密切关系的民族来说，得以成为单一民族的关键是什么？他们异于汉族以及其他周边民族的独特性又如何体现？由于语言是民族识别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所以，作者在文章中也就白语是属于汉语支、汉语方言支还是彝语支进行了讨论，他认为，颇受争议的白文方案的制订及推广活动是白族构建史上重要的一环。

祁进玉的博士后研究报告《20世纪50年代土族“民族识别”的口述史研究》对我国土族的现代身份认同进行了反思性研究。土族是一个人口规模不大、居住在几个相对较大的民族（藏族、回族、汉族）之间的特殊群体，为了更加真实地还原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的情况，作者运用口述史的方法，访谈了当年参与这项工作的学者、官员和土族老人。他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还收集了许多历史档案、民间流传的各种土族“族源说”以及各村的村史和家谱。作者在展现土族是如何被识别的，以及互助土族自治县成立的过程中，意识到各地群体的认同意识会随着社会条件、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在研究过程中，作者深深地体会到，农村地区的群众对于民族身份或归属往往基于一种朴素的原生性情感，而国家给予的民族身份又使他们获得了一种资源或资本。现代土族的身份认同在经过半个多世纪国家力量的整合和自治政策的落实与完善，通过土族精英、知识分子对土族历史记忆和文化的追溯与重构，不仅已经建立起来，还有不断强化的趋势。这也与之前几位学者的研究结论有相通之处。

三 壮族的识别和身份认同研究述评

（一）民国时期的研究回溯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面临被西方列强瓜分的严峻形势。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如何看待历史上汉族跟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如何建立起“中华民族”的认同，成为20世纪初中国社会和知识界重点关注的问题。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民族研究方兴未艾，从关于“民族”的定义到“中华民族”的历史研究均有许多有影响的论著问世，例如，王桐龄、吕思勉和林惠祥三位学者分别出版了同名为《中国民族史》的专著，这三本书可谓当时中国民族史的集大成研究，也可见当时国内对中国民族历史研究的热衷及给予的极大关注。在这样的时代和学术背景之下，开始出现了关于广西僮人的研究，其中较有影响力的几本学术著作包括：刘锡蕃（刘介）的《岭表纪蛮》（1934年）、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1939年）和《泰族僮族粤族考》（1946年）。这些著作打破了传统地方志的体例结构，运用体质人类学、考古学等西学的研究方法，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对历史文献的考据梳理，对包括广西僮人在内的“特种部族”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考察。

关于南方的壮、侗等少数民族的起源，民国时期的学者所持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一是认为壮、侗等少数民族的先民是南方的土著居民；二是如罗香林等学者的“百越”起源于“中夏”（华夏）说，持僮、汉是“同源同种”的观点。当时的学界还流行一种“中国人种西来说”的观点，认为僮、汉两族是同源同种，他们在分化之前的远古时代，居于中亚地区，后来两族的祖先同时向东方迁移，其中汉族居于肥沃的中原地带，各蛮族则分散南下。

岑家梧在1946年发表的《中国民族与中国民族学》一文中提到，中华民族的构成，如果从发展过程来看，大致可分为两条轨迹：一是不同始而同终的，如夏、商、周是来自不同地方的民族，但后来几经同化，便结为一体了；到秦以后，东方的岛夷、莱夷和南方的越人也慢慢被同化了，这里实际上指出了中原汉族形成的过程，也说明汉族是一个综合体，由几部分人群融合而来。另一是同始而不同终的，例如，历史上许多中原移民由于躲避战乱、随军戍边或移民开荒等原因，在两广地区定居下来后，逐渐跟当地土著同化，接受了当地的风俗习惯。最为著名的例子是，秦亡后，自立为南越王的赵佗（祖籍河北真定），为了更好地治理南越当地的土著，逐渐接受土人披发等风俗，后来上书汉文帝，自称为“蛮夷大长”。另外，伏波将军马援在征交趾后留下许多士兵留居安南（今越南），他们后来跟当地人通婚也慢慢演变为土著。由此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各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共同缔造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之间是手足兄弟”（岑家梧， 1992/1946: 239）。

徐松石在其著作《粤江流域人民史》中提到，自汉以来，僮在历史上的称谓有“越人”、“蛮夷”、“西瓯”、“骆越”、“俚人”、“僚人”、“土人”等。这些称谓对应的人群主体是分布在两广、云南和越南等地的土人，但在具体的分布上是有一定差异的。“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说僮是南丹庆远溪峒的人民，明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僮是旧越人，《桂省通志》谓他们性喜撞突，所以称之为 ‘僮’。”（徐松石，1939: 50）徐松石认为，范成大的说法虽有道理，但认为僮人只存在于桂西的南丹地区，包括的范围太小，他更赞同顾炎武把僮当作古越人后代的说法，即古代两粤大河流域的土著都可被认为是僮人。除此之外，他还采用地名考证法来证明其观点，在广西有不少僮音地名，这些地名不仅有僮语的意义，还具有齐头式和倒装式的特点，例如，以那（水田）、板（村庄）等字冠首的两个字的地名很多，只是时代久远，连本地人都不大明了其中的含义，修撰史志的文人学士也多臆测而不大深究。或许徐松石是想说明，对历史上僮人群体的发展要用动态的眼光去观察，通过繁衍和迁移，他们在广西的分布范围和影响逐渐扩大。虽然作为土著居民的僮人及其文化深深根植在这片土地上，但徐松石也认为，民国时纯种的僮人已非常少了。他通过比较僮人与周边苗瑶人、侗佬仡佬的关系，认为侗佬仡佬实际上也是广义僮人，这也表明自秦汉以来，南粤僮人分布广泛，对周边民族有相当大的影响。由于更早地受到汉文化影响，僮人较之苗瑶人更为自立（无论是接受中原文化，还是被国家划入正式管辖的范围），被征兵和纳税的时间也更早。

刘锡蕃（刘介）在《岭表纪蛮》（1934）一书中对僮与汉、僮与苗瑶之间的关系做了总结。他认为汉人对蛮人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等级划分，峒居（居于山区盆地）的蛮人（包括僮人）的地位次于汉人，而苗山、瑶山的蛮人的地位最低。其中，僮汉两族的关系尤为密切。

“故华僮两族历史上交互之阶段，始则讨伐傜寇，彼此联合；继则叛服不常，分合参半；终则参错而处，国民之权利义务，与汉人地位平衡，此其所以异于苗傜两族，而其进化同化之速，远非他族所能及也。现时华僮界限，几于全泯，读书从政之人，项背相望。吾人行于左右两江之间，僮人村落，星罗棋布，苟非从其一部分残留未变之语言或遗俗辨识，殆莫知其为僮”（刘锡藩，1934: 19）。以汉人为参照群体，作者还将广西当地的僮人、苗人、瑶人等按接触汉人和吸收汉文化的程度划分为“未开化”、“灰色化”和“纯汉化”（或浓色汉化）三类：“吾人若区别各个蛮族所居地盘之性质，则未开化之蛮人，多聚落于烟云盘旋绵邈无际之土山地方，其人多为苗、傜、沙、侗及少数之僮族，是即谓之 ‘苗山’‘傜山’；灰色化之蛮人，多聚落于深窎险恶或荒僻幽旷之石山陵谷地方，其民多为侬、僮、僚、傜诸族，是即谓之 ‘傜峒’‘僮峒’（或简称峒蛮）。若丘陵原隰，平畴沃壤，与城市交通之地，则皆为汉人与较少数 ‘纯汉化’或 ‘浓色汉化’之蛮人所居。此等分野，最为显明。”（刘锡藩，1934: 19）

有学者认为，刘锡蕃的《岭表纪蛮》实际上带有浓厚的汉人中心主义色彩，并没有摆脱传统的华夷思想和进化论。其提倡的“特种教育”在当时也为新桂系当局治蛮和实施开化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广西学者关注的是僮人汉化的程度，将汉文化作为一个参照系来区别生僮和熟僮，汉化代表了对当地土著治理的方向。其中，语言及与语言相关的地名也是分类的重要标准，但他们更关注的是苗、瑶、僮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其与汉族地位的差别。这里的历史背景是，当时新桂系当局主政的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等人基本认同和接受“五族共和”及后来的“中华民族观”，与此相对应，他们把苗、瑶人和部分仍未开化的僮人视为“特种部族”，为的是在桂西北等偏远地区进行特种教育以及推行改土归流、改良风俗习惯等开化措施。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回溯

1951年7～11月，中央政府派出以费孝通为团长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访问广西，在宣传民族政策的同时组织专家撰写调查报告。费孝通在《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中认为，壮族是广西的土著居民，瑶族、苗族则来自长江以南的两湖、江西等地。费孝通后来回忆：

 

广西有一种人自称为土人，或本地人，分布很广，除了东南角靠近广东的10多个县外，没有一个县没有土人。说土话的土人中有部分承认是壮人，如桂北地区，特别是边地，如龙胜、三江一带和苗、瑶、侗杂居被视为少数民族的地区。在土人占多数，社会地位较高，又有苗、瑶等人杂居地区，土人不承认自己和苗、瑶同属少数民族，而认为是“说壮语的汉人”。（费孝通，1988: 72）

 

黄现璠先生于1956年参与组建了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他所撰写的《广西省大新县僮族调查资料》 （内部资料）和《广西僮族简史（初稿）》论述了僮族处于初级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介绍了僮族起源、分布和社会组织、生产生活习俗，成为当时社会历史调查的指导思想和调查提纲。“调查之后，认为大新县属，过去曾有八个土司，镇都县属，过去也有八个土司，都合于做试点。德保、上金等县，以土司较少或改流太久，除某些风俗和遗迹外，土司统治之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等都比不上大新、镇都，不能作为试点。”（黄现璠，1956: 1）

关于壮族的来源，学界的说法颇多争议，1980年出版的《壮族简史》提供了一种较为有共识的说法，认为壮族源于我国南方的古越人，壮语叫“布越”，而今广西隆安、田林、南丹、天峨、东兰、来宾、环江、龙胜和云南丘北、富宁等地的壮族，仍自称为“布越”、“布雅依”、“布衣”等，说明古越人与壮族有密切的源流关系。古越人的支系很多，号称“百越”（或作百粤），其中广东西部和广西境内的西瓯、骆越支系发展为当今壮族的主体。编写组认为，广西壮族地区在经历了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两个阶段后，在宋代已基本形成封建领主经济形态，这也说明壮族地区受汉族农耕经济影响较早，生产方式也较为先进。“改土归流”的推行，使壮族社会的封建地主经济逐渐取代封建领主经济（《壮族简史》编写组，1980）。

“据统计，广西调查组从1956年成立到1964年解散的九年时间里，共到过43个县的109个点进行调查，共收集调查资料、民间史料和整理文献资料共计2670万字，最后只有800多万字出版，其他大多散佚”（黄钰，2006: 44）。1979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决定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民族简史、民族简志、民族自治地方概况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即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广西壮族、瑶族、仫佬族、毛南族和京族五个民族的简史（广东调查组编写初稿），基本是利用当时社会历史调查收集的资料编撰而成的。调查的内容相当广泛，除了口述资料外，还有大量散落于民间的、史书和方志都没有记载的材料，如碑刻、契约、族谱、巫道经书、诗歌、谚语、故事传说等。这些从群众手中收集、复制的资料非常宝贵，因为其中许多都在后来历次的运动中被没收和销毁。调查组的工作实际上也受到政治上的极“左”思潮影响，一度在“厚今薄古”原则的指导下，收集的资料中掺杂了许多关于土地改革、清匪反霸和人民公社的内容。1987年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出版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册至第七册），其中第七册收录了当时民族成分存在争议、尚不能确定的三个群体〔即龙津县金龙峒（今龙州县金龙镇）傣人、平果县陇人和防城县（今防城港市）偏人〕的资料，这些资料是1954年由中南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调查收集的，上述三个群体在20世纪80年代都被划为壮族。

广西学者龚永辉自1982年起开始关注广西隆林县、西林县和田林县的倈倈人，其人口有1000多人，他们在1952年上报民族成分时大都填为壮族，隆林、西林和田林县地处桂西北，和贵州交界，倈倈人周边有壮、汉、仡佬、布依以及苗族。“（据作者调查的）八个居住点的85户，共577人中，85户中，所有成员使用3种以上语言的，有54户。577人中，会使用5种语言的57人，会使用4种语言的63人，会使用3种语言的302人，会使用两种语言的45人；其中会讲倈语和汉语的比例最高，分别有85%和74%，壮语也有51%，而会讲仡佬话和彝话的分别只有4.3%和2.7%。”（龚永辉，1990: 37）从龚永辉的实际调查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倈倈人多语并用的状况以及壮族、汉族对倈倈人的影响力。在广西，壮族大多分布在河谷盆地，水田较多，经济条件相对周边民族来说更优越，所以，在各人群杂居的地区，壮族的语言、风俗习惯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在长期交往、通婚的过程中，壮族、汉族中已融入不少倈倈人，但在他们一般不愿意将自己与倈倈人划入一个圈子，认为他们要野蛮一些（倈野）。在1951年中央民族访问团访问隆林时，倈倈人代表也参加了座谈，访问团后来编印的《西隆苗区民族情况报告》认为，与苗杂处的倈倈人语言与苗、彝都不同。在此后少数民族干训班以及桂西壮族自治州成立等重要政治事件中，倈倈人均有代表参加。但直到1981年，倈倈人的族属还没有最终确定，最后经过学者和相关政府部门调研，从语言入手，认为倈倈语与仡佬语有共同的渊源关系，他们之间的差异应是“民族共同语内部的方言差异”，最后各方意见达成一致，将倈倈人并入了仡佬族。

海力波的《道出真我——黑衣壮的人观与认同表征》，是一本在人类学视角下关注壮族族群认同的著作。作者田野调查的地点在广西那坡县，那里的黑衣壮支系被认为是壮族文化保留最完整、最原始的“活化石”，成为继刘三姐之后壮族文化的代表。作者梳理了在不同阶段的国家话语体系下，黑衣壮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的变迁。第一阶段是在国民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的语境下，黑衣壮人被平地壮（蓝衣壮）人和汉人污名为“黑衣人（黑衣崽）”，主要是因为他们落后的生活水平、生产方式而一直被边缘化，并成为广西地方政府开展改良陋俗运动的对象。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开展民族识别之后，在“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等优惠政策下，壮族的统一称谓也逐渐被广泛接受，黑衣壮人与平地壮人之间的界限逐渐被消除，差异性也逐渐缩小，“黑壮”因为带有贬义色彩，此后很少出现。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当地政府以旅游文化开发为目的提出“黑衣壮族群”的称谓，并组织文化部门进行挖掘整理而逐渐形成黑衣壮以民间歌舞、服饰、建筑为主要内容的文化项目。同时，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的学者先后对黑衣壮的历史传说、族内婚制、道教仪式等进行了考察论证，丰富了黑衣壮族群的文化内涵。作者总结道：“时代宏大话语的变迁使得原来被视为“落后、原始”的东西被赋予“原生态”和“古老淳朴”的正面意义。”（海力波，2008: 103）

罗彩娟的《千年追忆——云南壮族历史表述中的侬智高》一书，从社会记忆的角度对颇受争议的壮族历史人物侬智高进行了研究，相关文献和人们的评价对侬智高是民族英雄还是“反贼”莫衷一是。该项研究通过对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壮族的具体案例研究，“从实践和表述两个层面来审视侬智高事件对地方民众的影响，这两个层面的研究都是在社会记忆与历史意识理论关系的指导下展开”（罗彩娟，2012: 2）。作者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在马洒人日常仪式“六月六”节的各种具体场景中考察他们的信仰体系，又运用“民族－国家”和“中心－边缘”的理论范式，分析了明清、民国和当代三个时期当地人对征剿侬智高的“汉人”杨六郎和“侬人”英雄侬智高的不同解读，这背后反映的是侬人和汉人的互动历史。所以，侬智高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壮族英雄人物，而是与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相联系的，在云南、广西甚至越南，针对侬智高起义失败后下落问题的民间传说、官方记载就有很多不同版本。所以，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侬智高起事的标准答案，只有将历史人物还原到具体的时空背景中，才能解读其在当今的社会意义。

（三）“壮化”与“汉化”论——有待深化的解释模式

民国时期，以徐松石、刘锡藩为代表的广西学者的研究中，除了体质特征、语言特点和风俗习惯等标准外，汉化是判断“特种部族”文明程度最重要的参照系。在当代，民族平等、保护少数民族多样性等理念已深入人心，许多壮族学者并不满意“华夷之辨”下的“汉文化中心”解释模式。例如，壮族学者顾有识认为，“历史上，壮族和汉族的一部分曾经互为同化，一部分移居广西的汉族被壮族所同化；一部分壮族则为汉族所同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壮汉相互杂居是互化的地缘因素；互相通婚是互化的血缘因素；文化认同则是互化的决定因素。壮族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将汉族的一部分同化过来的民族之一”（顾有识，1999: 46）。袁少芬认为，“就广西而言，则是讲汉化多，讲壮化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大汉族正统思想影响所致。……加之壮族解放前无本民族通用文字，靠汉文记事，过去编写史籍志书者多为汉族文人、士绅官僚，阶级偏见与民族偏见所使然。……旧时囿于正统观念及民族压迫所致，不少壮人为避灾祸，或为出仕、谋出路等原因，常有隐其族属而把自己说成是汉人之后……壮化问题是民族研究，尤其是壮学研究的一个极重要而有意义的课题”（袁少芬，1998: 62～63）。研究壮族的日本学者松本光太郎则认为，“虽然壮族的汉化程度越来越高，但还没完全汉化，跟汉族的民族集团界限还保留得很清楚。……而虽然壮族心理上有民族平等化的愿望，但他们还不能获得（民国）政府承认的民族成分，这一个矛盾的解决还要等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主义的发展。……我用民族自我意识的 ‘再生’表示这种民族自我意识的变化。我认为 ‘再生’比 ‘恢复’更正确，因为作为 ‘壮族’的意识跟古代西瓯人、南越王国居民等民族意识并不一样” （松本光太郎，1989: 125～129）。以上这些研究壮族的学者从壮族“主位”出发，认为无论是“壮化”还是“汉化”，在广西地区壮汉两族的影响是相互的，甚至是共赢的。也许用西方的建构论、工具论来解释壮族认同的历史变迁存在一定困境，但以上研究仍囿于壮族和汉族的二元视角中，将壮族视为一个不证自明、从远古绵延至今的整体。

北京大学马戎教授认为，“在讨论 ‘民族同化’和 ‘汉化’之前，有一点是首先必须搞清楚的，那就是究竟什么是 ‘汉文化’。现在许多人（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内）认为现在汉人使用的语言文字、汉字印刷的教材书籍就是 ‘汉文化’，汉人穿戴的服装鞋帽、使用的各种器物就是汉文化，汉人乘坐的汽车火车飞机就是 ‘汉文化’，所以少数民族学生到使用汉字课本、用汉语授课的学校读书是被 ‘汉化’，改穿汉人普通穿戴的服装鞋帽就是 ‘汉化’，使用和接受市场销售的汉人普遍使用的器物也是 ‘汉化’，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城市里如建起了汉人地区常见的新式办公楼、住宅楼、街道等建筑物也是 ‘汉化’”（马戎，2012b: 255～256）。近现代以来新桂系当局在地方治理上有很强的“现代化”指向，在针对桂西北山区的“特种部族”推行的开化教育和“新生活运动”中，现代社会知识是很重要的部分，目的是使包括苗、瑶、壮、侗等在内的广西民众建立起一种基于“省籍认同”的“中华民族”认同。所以，清末民国以来，广西的社会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要讨论壮族的认同问题，不能脱离这样的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