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献综述

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究竟是温和保守还是激进变革，这是中产阶层研究由来已久的分殊，这一分殊背后则是对中产阶层究竟是不是社会的“稳定器”这一基本命题的探讨。总体来看，以往研究文献对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的探讨极为丰富，这种探讨不仅源自学术探讨的驱动，而且源自对社会重大变革的思考。

（一）西方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研究回溯

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的研究在西方源远流长。概括来看，在长期的研究中，形成了三种基本观点：一是温和保守，二是激进变革，三是异化。

1．温和保守

温和保守是西方学者对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的基本立场，源自这一立场，中产阶层往往被视为社会的“稳定器”。这一理论立场历史悠长，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工业社会以及后工业社会时期的托克维尔、凡勃伦、李普塞特、丹尼尔·贝尔等众多思想家均持这一立场。

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中产阶层是社会的稳定之源”的观点。亚里士多德比较了不同政体的特点与优劣，认为其中最具稳定性的是共和政体，因为它是以中产阶层为社会基础的。“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阶层）——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阶层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样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同时，他们既没有因过多的财富而带来的奢纵和不服从统治、不讲纪律的品性，又没有因财富缺乏而带来的卑贱自弃。他们“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无过不及，庸方致祥，生息斯邦，乐此中行”。另外，中产阶层富于理性，惯于计算，习于契约，这使得他们形成了理性的习惯，在政治和哲学领域里显得比富人更有理性的智慧。因此，“唯有以中产阶层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中产阶层不多不少的财富使他们具有中庸的品德和保守稳定的阶级性格，这种阶级性格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这对于后世社会学的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如托克维尔认为中产阶层以职业为天职，具备勤奋节俭、知识水平较高、理性、权利观念强、平等自由民主意识突出、信守法律、热心公共事务等人格特点，以及其在社会分层中的中间地位和流动性，都在不同层面增强了其物质创造力和精神影响力，在社会上扩散了人们对现行社会制度的信任。另外，中产阶层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建立了中间地带，能够对上下两个阶层起到缓冲和制衡作用，既可以防止社会成员的原子化和一盘散沙，又可以防止政府专权以及对个人自由的不当干预和直接侵犯。正是源于这样的社会位置，中产阶层对现有的社会秩序与稳定抱有强烈的认同。另外，在所有阶层中，富人财产很多，财产对其魅力下降；穷人财产很少，幻想改变困境，甚至寄希望于动乱或革命来改变这一状况，即“只有没有什么可失的人才会起来造反”。但是，“既不豪富又不极贫的小康之家（中产阶层），却对自己的财产甚为重视，因为他们离贫穷并不太远，深知贫穷的痛苦，并害怕这种痛苦……他们时时刻刻都希望家产更多一些，所以对家产给予不断的关心；他们通过夜以继日的努力使家产增加，所以对家产更加依恋”。中产阶层对财产的激情“表现得最为坚定和执拗”，把财产损失视为“最大的灾难”，所以他们是反对动乱和革命的天然力量。可以说，设法增加财产是中产阶层的追求，因而他们没有心思、时间和精力去做造反、革命之类的极端事情。总体来看，中产阶层对物质财富的爱好是推动消费增长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精神动力，同时也对社会安定提出了直接要求。“追求物质财富的激情，本质上是中产阶层的激情”。不只如此，这种激情还从中产阶层向社会的上层和一般老百姓扩散，而满足这种激情就“需要秩序”。所以，中产阶层是希望并维护社会稳定的天然力量。

凡勃伦和西美尔持有同样的观点。在凡勃伦看来，中产阶层作为富裕阶级（有闲阶级）的一部分，生来就是保守阶级，其保守性有利于社会稳定。西美尔指出，一个以中间等级（中产阶层）占多数或优势的社会是可持续的社会，并且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社会；在该社会中，“中间等级起到缓冲地带或者防震垫的作用，缓冲地带和防震垫不知不觉地接受、缓和和分散在事态迅速发展时不可避免地引起对整体结构的种种震荡”。中产阶层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稳定社会的功能，主要是因为它介于社会上下两个等级之间，它天然地就是一个中间斡旋阶级；同时中产阶层又是一个流动的阶级，下层阶级的人可以通过个人努力上升到社会中层，上层阶级的人退化后也可以滑落到社会中层，这样表现为中产阶层“不断地与其他的两个阶层进行交换，并且由于这种不间断地上下波动，就产生界线模糊和种种持续不断的过渡”。这种流动性不但保持了各阶层的活力，也不断地充实了中产阶层，让社会既有弹性又相对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分化的现实社会中，如果有较强的中产阶层作缓冲过渡，社会变迁就往往会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而不会动摇社会的整体结构和根本制度；相反，如果没有中产阶层的存在或中产阶层弱小，社会变迁一旦发生，其态势往往是迅猛激烈的，甚至发生疾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从根本上动摇甚至摧毁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根本制度。

李普塞特对中产阶层的稳定功能也多有论述，他认为“一个社会若分化为多数贫困潦倒的大众与少数养尊处优的精英，那它不是导致寡头统治（少数上层分子的独裁统治），就是导致暴政（以大众为基础的独裁统治）。”对此，他认为，“随着财富的增长，社会分层结构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从以庞大的下层阶级为根基的狭长的金字塔形转变为中产阶层日益壮大的菱形。强大的中产阶层通过支持温和的民主党派、遏制极端团队，来缓和冲突。”总之，中产阶层成员往往更遵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

丹尼尔·贝尔对后工业社会中的中产阶层多有研究，他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深入发展，美国以至西方世界正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阶级特征是从事体力劳动和非技术工作的蓝领工人阶层不断缩小，而以专业知识为武装的中产阶层占据优势位置；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医生以及各种管理服务人才等中产阶层成员成为各个领域的实际领导者和管理者，并与政治统治集团结成同盟。他断言，美国不仅是一个白领社会，而且完全是一个中产阶层社会。随着社会进入富裕的中产阶层社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虽然仍然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的社会问题，而且冲突已经被控制在制度化的调节轨道上，所谓革命理论、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已失去了动力，没有了市场。在西方世界，意识形态的共识（即对福利国家的接受，对分权的期望，对混合经济体制和政治多元化体制的肯定）已经达成。从这个角度讲，意识形态的年代已经终结。后工业社会是一个更加注重成就自赋的中产阶层社会，社会等级的分隔线从来不是封闭的，人们更多的是通过个人奋斗去谋求地位的改善，而较少诉诸成本高昂、前景未卜的集体政治斗争手段。

另外，丹尼尔·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是中产阶层务实政治主导的社会。政治斗争注重的是物质利益上的讨价还价和妥协容忍，而很少会为了激进意识形态和社会理想进行殊死搏斗。后工业社会的阶级斗争，与其说是经济企业里劳资之间的冲突，倒不如说是各种有组织团体为了影响国家预算而进行的拔河比赛……政治问题就变成了金钱分配和税收令。正是由于中产阶层具有这些稳定社会的功能，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产阶层的成长壮大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终结的一种标志和资本主义制度永恒稳定的一种保证。概括来说，西方对所谓中产阶层稳定功能的论述虽然千差万别，对于其发挥稳定功能的原因的论述也不尽相同，但总体上都认为中产阶层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是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平衡力量，是劳资之间的缓冲器，是跨越阶级对立的桥梁，是缓和阶级冲突、协调和平衡不同阶级利益的中介。

2．激进变革

在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研究中，与温和保守观点截然相左的另一基本观点认为中产阶层持有激进变革的社会政治态度，这是在关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研究中影响甚广的观点，也是中产阶层作为传统社会秩序颠覆力量的最有力的理由。

中产阶层一词源自近代英国，在当时的贵族阶级看来，中产阶层与“不安分”“反叛性”“颠覆性”联系在一起，他们“因手头有了钱，就开始不安于政治上的无权”。这些新兴的中产阶层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越来越借助于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去谋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这对传统的社会等级秩序和社会政治稳定构成了日趋严重的挑战。因此，相对于传统的社会秩序而言，随着新兴中产阶层的逐步壮大和崛起，中产阶层越来越表现出对传统社会秩序的反叛，并逐步发展成为颠覆性的革命力量，最终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了以中产阶层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统治政权。不但如此，在现当代不少发展中国家，把不满政府当局的社会下层群众组织起来的往往是新兴的中产阶层，他们不但是现行社会的颠覆性力量，而且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

亨廷顿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产阶层的功能进行了思考。他指出：“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真正的革命阶级当然是中产阶层，此即城市中反政府的主要力量源泉。”在亨廷顿看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旧的政治制度无法为新生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和新的社会精英进入政府提供渠道；二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势力真的有参与政治的愿望。这些新的社会力量、社会精英和社会势力的重要构成之一就是新兴中产阶层。于是，新兴的中产阶层往往会创造和利用自己的价值观，影响和动员社会大众，设法谋求其他社会集团（包括农民、城市无产阶级、军队）的支持；一旦这些社会集团特别是农民的经济社会状况达到一定的限度，中产阶层诉诸革命并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需要注意的是，亨廷顿是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层而得出的上述结论，对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或已经成熟的中产阶层，他则认为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古尔德纳同样倾向于认同新中产阶层具有颠覆现行社会结构和制度的特征。他认为，新中产阶层主要由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构成，是精英主义者，他们以其专业知识来获取自身的利益和权力，其力量正在上升和不断增长之中。虽然新中产阶层有其缺点，比如追求个人利益，但无疑是“一个有瑕疵的普救阶级”。从长远来看，随着新中产阶层的加速壮大，社会将发生变革，新中产阶层终将取代旧阶级成为社会的领导阶级。古尔德纳认为，无论是20世纪初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还是20世纪中期越南等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知识分子的“新中产阶层”都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毫无疑问，老布尔什维克的高层中绝大多数人是知识分子，他们出身于中产阶层”；越南的知识精英在革命中“也扮演着领导角色”。在古尔德纳看来，新中产阶层的革命力量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一是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导致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分离，新中产阶层取代旧阶级成为经济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二是新中产阶层发展出了有效保障自己物质和精神利益的战略，就是与广大工人阶层、无产者及农民结成联盟，激化群众与旧阶级之间的矛盾，然后再领导这个联盟去反抗旧阶级及旧阶级在旧的社会秩序中的霸权地位。三是新中产阶层是一个文化资本家阶级，拥有多种文化、语言和技术，特别是拥有能有效扩展自己利益的意识形态。四是新中产阶层是一个有着批判式言语群体的新阶级，它更进一步确立了新中产阶层的精神权威，并促进了其阶级内部的团结。以上这些方面的特性，决定了新中产阶层将会像传统的资产阶级那样逐步崛起，不断巩固自己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加速推动旧阶级的进一步衰亡，从而最终完成新中产阶层的“革命”进程，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

3．异化

西方关于中产阶层异化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中产阶层走向政治偏执狂热的法西斯主义等政治极端主义的现象；二是研究中产阶层走向政治冷漠和疏离的现象。

在中产阶层政治异化方面，最早引起学者关注的是中产阶层政治偏执狂热的政治极端主义的现象。戴维·萨泊斯认为中产阶层的基本意识形态是民粹主义，其极端表现就是法西斯主义，因此，法西斯主义就是“中产阶层主义”的极端表现。中产阶层实际上就是那些拥有少量财产而又想成为独立阶级的商人、机械师、农场主等小资产阶级人员，他们提倡一种承认私有财产、利润和竞争的制度，但其基础又与（大）资本主义的构想完全不同。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大企业，或者说反对现在所谓的（大）资本主义。他们的经济不安全感使其希望国家保护他们免遭大资产阶级的挤压，同时他们也反对社会主义和工人阶层运动。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困难和社会紧张的大背景下，德国中产阶层面临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压力，感到了强烈的地位恐慌，很自然就选择了民粹主义的道路，既反对（大）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也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民粹主义成为一支可怕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产阶层彻底异化沦为法西斯主义最肥沃的社会温床和阶级基础。

在萨泊斯看来，德国中产阶层走上支持法西斯主义道路是中产阶层对20世纪30年代德国经济困难和社会紧张的一种极端主义反应。和萨泊斯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李普塞特。李普塞特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中产阶层的极端主义运动。法西斯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既反对大企业又反对大工会的中产阶层运动；典型的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有产的中产阶层运动。李普塞特强调，走向法西斯主义的中产阶层多是城乡自营职业的中产阶层，他们作为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作为正在没落的阶级，对在现代化大工业社会中所遭受的经济压抑和社会压抑心存不满，寄希望于用法西斯主义和民粹主义等非理性的激进意识形态方式和制度来直接管理国家以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来削弱大资产阶级集团和大劳工组织的力量，从而恢复早先中产阶层拥有的经济安全感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李普塞特看来，呼唤和参加极端主义政治运动是中产阶层对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一种反应。作为中产阶层的极端主义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往往最容易在既有大规模资本主义又有强大的劳工运动的国家出现。

关于中产阶层走向政治冷漠、政治疏离这一异化现象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米尔斯，他对美国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层因政治无力感而导致的政治异化作了详细的分析。米尔斯指出，自从新中产阶层在人数上超过老中产阶层之后，他们的政治角色就一直是人们疑虑和争论的对象。在他看来，新中产阶层是普遍异化、冷漠疏离、消极无为的“政治局外人”。“今天美国社会结构的有代表性的心理特征之一，就是系统地形成并维系着对社会和自我的异化。”一方面，以个体公民为中心，人们以往希望增加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但扩大政治权利的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正发生改变，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大大下降。另一方面，以阶级斗争为基础，希望无产阶级政治觉醒、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从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影响也日渐式微；人们所能感觉到的是在巨大而复杂的现实世界中，个人离政治权力中心的距离越来越远，个人的政治无力感越来越严重。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冷漠是美国政治的最切合实际的表现形式，只有一半多一点的选民参加投票，而且参与投票的人很多只是走形式而并非真的关心政治。实际上，美国大众普遍政治冷漠并回避政治问题，而新中产阶层的政治冷漠和疏离与其他阶级并无多少区别。与其他普遍冷漠的美国大众一样，中产阶层既不是激进派，也不是自由派；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反动派；他们是逍遥派，是政治的局外人。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其新老两翼，中产阶层都无法在忠诚、要求和希望方面形成共同的符号特征。作为新中产阶层的白领，他们从未参加过任何经济斗争，他们甚至对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缺乏最起码的意识，他们没有感到自己面临任何尖锐的危机，不能向他们提出诸如政党、工会和阶级关系这类问题，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同质的阶级。在米尔斯看来，由于新中产阶层缺乏团结，没有机会成为独立的集团或政党登上政治舞台，致使明显的中产阶层运动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并不存在。新中产阶层也没有公共地位，在政治上缺乏热情和目的，如果参与政治斗争，他们最多也只是站在大局已定的胜利者尾巴之后的“政治后卫”。

（二）中国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研究状况

正如前文所述，世纪之交以来，关于中国中产阶层的研究开始转到文化与政治领域，其中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概括来看，关于中国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研究者所持有的观点主要有三种。

第一个观点描绘的是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的温和特征。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将中产阶层视为社会的稳定器，他们中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学家有陆学艺、李强、孙立平、周晓虹等人。陆学艺认为中间（中产）阶层规模大的社会是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的，因此中间阶层有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缓冲社会矛盾等多方面的积极功能。周晓虹认为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稳定的基石，中产阶层是维护中国政治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孙立平认为中产阶层在政治上被看作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经济上被看作促进消费和内需的重要群体，在文化上被看作承载现代文化的主体。李强指出在任何社会中，中产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总之，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中产阶层对于现任政府和现存社会政治秩序的评价较为正面，与其他阶层并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中产阶层没有改变现状的强烈动力。虽然，中产阶层批评指责当前住房、医疗、教育以及收入分配调节政策，但是并非意图攻击改变现有政治制度和秩序，而是企图影响政府决策者调整、修改或强化相关政策，从而进行更多的干预和管理。他们的国家权威意识以及对政府的信任度并不低。此外，中产阶层也倾向于认为当前国家的各项制度是公平的，不倾向于认为致富的社会原因是“非法致富”或“不公平竞争的致富”，但在对政府的态度上，则表现出对政府不当行政的反对态度。

第二个观点论证了截然不同的中产阶层政治态度——与其他各阶级阶层相比，当前中国的中产阶层社会批判意识渐趋显化，政治态度也并不保守。其中，新中产阶层更具有社会批判意识，更对政府和社会制度抱有怀疑心理，对政府工作的要求可能更严格，这是对现有社会的稳定运行形成潜在风险的原因。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中产阶层会是社会的稳定器，把扩大中产阶层当作社会稳定的必由之路的观点并不可靠。中产阶层的崛起往往伴随着与该阶层有关的社会冲突的蔓延，因此中产阶层的崛起往往意味着社会政治变革力量的出现。另外，在社会政治态度的引导上，中产阶层开始占据主导权，尤其是新中产阶层。虽然他们不拥有生产资料，却拥有权力资本和技术资本，他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不但继续再生产着自己的权力和技术技能，而且再生产着影响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意识和社会舆论。从职业上说，中产阶层本身就是知识的生产、使用和再生产者，也是媒体和大众传播的主要操作者和受众。相对于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而言，新中产阶层的受教育程度等决定了其对媒体的依赖性和易接收性；相对于业主阶层和老中产阶层而言，他们的工作内容和精神追求容易与社会意识相关。虽然他们的经济收入远远高于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但其改善生活状况的心理预期也远高于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近些年城市房价飞涨、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居高不下，大大阻滞了他们迅速提高生活水准的期望的满足；新就业的大学生，虽然成为白领，但其工资水平与所预期的人力资本回报相距甚远；另外，新中产阶层对腐败现象的敏感性，也增加了他们的“愤青意识”。这一切都是他们对现有社会的稳定运行形成潜在风险的原因。

第三个观点则分析了当前中产阶层政治态度的内部差异。如果说前两个观点对于中产阶层政治态度的分析是基于中产阶层整体的话，那么一些学者的研究则指向了中产阶层的内部。例如，有研究指出，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与党和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犯时，他们会利用与党和政府的联系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同时，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享受着党和政府给予的利益，因此他们对政治体制有着更多情感上的认同。另外，由于在体制内部门工作，这一部分中产阶层往往有着较为强烈的政治主人翁意识，他们在政治态度上比较积极，关心党和国家大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由于缺乏与党和政府的联系，并且他们的经济地位主要来自市场机制，所以他们与国家权力的联系较为松散，当权益受到侵犯时，他们也没有可以利用的政治关系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只能依赖法律武器寻求保护。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体制外的中产阶层选择了沉默，这与他们在政治事务上的冷漠态度是一致的，因为他们缺乏与党和政府的联系，也缺乏那种主人翁意识，所以他们的政治态度比较消极与被动。

（三）研究走向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对于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学者结论不一，这表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的形成是复杂的，当然也表明站在不同的角度往往会得出相左的观点。正如赖特所指出的那样，中产阶层是很复杂、很矛盾的群体，他们的物质利益与资本家和工人都有关系，因此在不同情境和地位中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和态度。因此，研究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不能仅仅分析其是保守还是激进，应更多深入思考其何以可能，即从争论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的表现维度，转变为分析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中产阶层会彰显出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态度，才更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对此，一些学者注意到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多元的，并且是随着社会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是不尽相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中产阶层既有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稳定器”，拥有不断增强社会稳定的力量，有效地缓冲和调节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有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颠覆器”，影响现行社会制度的稳定，轰然或悄然地危害现行国家政权，变成现行社会政治制度的“掘墓人”；还有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异化器”，或政治冷漠，成为消极无为而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局外人，或政治偏执狂热，沦为法西斯主义等政治极端主义的社会温床甚至中坚力量。因此，简单地认为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温和保守或者激进变革，都会有失全面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因此，从文献综述中本研究得到的启示是，不仅要思考正在成长中的中国中产阶层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社会意识与政治态度，更要回答在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意识与政治态度是如何形成的。正如有研究者所提出的：对于中产阶层功能的探讨，更应分析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中产阶层会彰显出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功能。因为，中产阶层的社会功能和集体行动的可能，受包括宏观因素（社会结构、历史发展阶段、文化传承、制度环境等）与微观因素（社会心态、社会情绪等）在内的诸多因素的影响。这表明，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代背景和不同社会情境下，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会表现出差异，同时，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也存在内部的分化。就中国中产阶层而言，中产阶层兴起于社会转型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其社会意识与政治态度，必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利益格局、政治文化体制等多变量的影响，而这正是本研究拟重点探讨的问题。在这个分析思路下，对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进行研究，探讨中产阶层的崛起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更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