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走向“新常态”过程中的主要矛盾

以上章节分析表明，中国“新常态”阶段的经济，主要特征是经济维持中高速增长，人口红利消失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要素成本上升伴随着低附加值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减弱，投资逐渐让位于消费，消费成为社会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第二产业发展速度及其占GDP比重全面低于第三产业，经济增长特别是人均收入增长不能再依赖规模扩张和结构转换而是更多依赖技术创新。然而，当前中国经济的持续调整，以及产能结构性过剩、房地产库存高企、企业利润下降和金融风险隐患犹存等久拖不决的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向“新常态”阶段的顺利转换。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没有及时得到调整，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也遇到各种困难，形成了过渡时期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对有关主要矛盾进行深入分析，探讨这些矛盾的性质和根源，有利于对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形成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

一 结构性供给过剩与市场退出机制不畅的矛盾

产能结构性过剩是近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突出问题。表2-1列举了部分工业产品销量的变化情况。表2-1显示，2015年前三季度，多项产品销量与上年同期相比均出现超过10.0%的跌幅，国有经济比重大的行业如水泥、平板玻璃、线材（盘条）等行业的产品销售量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跌幅。行业销量的下滑表明该行业的需求在萎缩，现有产能相对于销量而言已经呈现出过剩的特征。在正常状态下，销量一定程度的下降对行业发展并不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但是当一方面销量下降，另一方面还有大量的在建产能存在时，新增加的产能过剩并不能被市场消解，产能过剩就只能越来越严重。同时，如果产品销售价格也有较大幅度的下滑，企业较大范围亏损的局面就会形成。如果市场退出机制健全，亏损严重的企业将被市场淘汰，或者被兼并，或者申请破产，产能逐步恢复到与市场需求相一致，价格也会逐步回升到正常水平，供需再次达到平衡。但是，如果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亏损企业不仅在盈亏平衡点下继续维持生产，甚至在平均流动成本之下也会维持生产，因为这样获得的现金流不仅可以用来偿还银行贷款，而且还可以发放工人工资。有这种做法的通常都是国有性质的企业，因为它们的经营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不同，更可能是稳定就业和缴纳税收。然而，长此以往，这种不遵循市场规则的做法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一是增加了市场过度供给，进一步压低了市场价格，对根据市场规则进行生产的企业产生巨大的压力，甚至迫使它们退出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二是亏损生产不得不依靠银行贷款来维持，银行短期可以获得利息流，但长期不良贷款率将上升，产生金融系统风险；三是大批上市公司亏损，不利于股市的稳定运行，对企业整体融资环境造成损害；四是长期的巨额亏损将造成国有资产的持续损耗，不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当前市场退出机制不畅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国有企业经营目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利润最大化，导致亏损企业不能及时退出市场而出现过度亏损生产；二是地方政府为了稳定就业和增加税收，采取地区不正当竞争的手段，过度补贴或者鼓励部分亏损企业继续生产，错失企业退出的良机；三是盲目预期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仍会再次带来市场繁荣，导致生产经营决策错误。其中，国有资产监督者对国有经济萎缩的担心和国有企业经营目标的异化，是导致市场退出困难并造成产能结构性过剩的最主要原因。

二 财务去杠杆与现金流不足的矛盾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城市房地产市场狂飙突进，对未来的盲目预期使地方政府和很多企业大肆借债用于扩大建设投资。2009年为了应付突如其来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政策刺激，地方债务规模急剧扩大，企业投资规模再上一个新台阶。但是，此时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性的拐点，出口市场和房地产等终端需求已经出现趋势性反转，大规模的政策刺激带来的经济反弹仅仅是昙花一现。然后中国经济便陷入持续的调整期，经济增速放缓，产能结构性过剩，房地产库存高企，企业利润下降，地方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得不到有效化解，只能依靠借新债还旧债或者延长偿债期将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来，经济运行中的“高杠杆”及其带来的隐形金融风险挥之不去，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造成重大的潜在威胁。正视“高杠杆”所带来的问题，并及时予以有效化解，对促进中国经济向“新常态”顺利过渡、避免可能的金融风险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冲击，是一件非常重要而不得不为之的艰巨任务。

关于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并没有特别准确的数据。楼继伟在博鳌论坛发言时指出，中国的债务率（整体债务占GDP比重）不超过40%，按照这一标准推算，2014年底全国债务规模不超过25.4万亿元，其中中央债务9.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上限应该是15.8万亿元。根据2013年政府债务审计结果，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9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7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万亿元。但是，2014年全年公共财政收入只有75876.58亿元，并且民生支出的任务也日益加重，地方政府偿还债务的压力非常大。而且，地方财政增速也呈放缓之势，进一步增加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图2-17显示，自从2011年达到29.4%的高点之后，地方财政收入（本级）增速就呈现一路下滑趋势，预计2015年全年将下降到只有5.3%左右。现金流的不足将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去杠杆”的任务艰巨而复杂。

至于企业负债变动的情况，可以参考图2-18，图中数据显示，相比全球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2014年几类重化工行业规模以上大中型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都有较大幅度的攀升，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资产负债率都上升了10个百分点以上。然而，在资产负债率上升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利润总额却出现了下降。图2-19描绘了全国规模以上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速变化情况。图2-19显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除了2010年受到大规模政策刺激而利润总额大幅增长外，其余年份增速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其中2014年只有0.33%, 2015年转为负增长，下降了6.5%。其中，2014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总额比2011年都出现了下降，分别下降2775.5亿元、1177.31亿元、149.39亿元、174.03亿元、319.01亿元、132.94亿元和532.25亿元，其中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甚至出现了111.0亿元的亏损。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上升，以及企业赢利能力的下降，使企业在“去杠杆”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困难。

三 住宅去库存与居民需求不足的矛盾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后，房地产获得了快速发展，住宅供给大幅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居民对住宅的迫切需求。然而，房价走高带来的行业暴利，使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逐渐走向盲目开发建设之路，特别是随着住宅价格的上涨，以及城镇化速度的放缓，住宅库存呈现逐渐攀高趋势，中小城市库存更是严重，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困难，银行也面临越来越大的违约风险。这些问题急需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予以化解。图2-20描述了房地产开发企业住宅竣工套数与城镇新增就业人员比率的变化情况。从图2-20不难看出，城镇新增就业人员数远远赶不上房地产开发企业住宅竣工套数，1999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平均对应的住宅竣工套数只有0.24套，但到2014年已经上升到0.72套。如果一个三口之家有两个人就业，这一比值意味着该三口之家可以拥有1.44套新竣工住宅，住宅从供给不足到供给过剩的趋势由此可见一斑。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困难也可以从表2-2中的有关数据看出来。房地产开发企业住宅竣工率2015年下滑到了14.0%，意味着在施工住宅建设工期延长，这反映了住宅需求增长远远无法消化巨大的住宅供给。再看房地产开发企业住宅施工套数与销售套数比率，这一比率2005～2007年都小于3, 2014年和2015年分别达到5.1和4.8，意味着在每年住宅销售量不变的情况下，在建住宅如果要全部销售出去，大概要用5年左右的时间。这些只是全国数据，事实上地区因素也对住宅库存状况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部分大城市人口增长较快，住宅库存去化速度较快，而诸多中小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去库存需要的时间会更加漫长。

当前，为了防范金融系统风险，住宅去库存已经成为一件十分紧迫的任务，然而，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制约着住宅去库存的顺利推进：一是居民购买住宅的支付能力偏弱。房价收入比过高，直接制约着居民购买住宅的支付能力，而且前些年房价上行也已诱使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居民提前甚至超前住宅消费，面对高房价，真正具有住宅购买能力的群体较此前已经大幅减少。二是城镇新增就业人员增速放缓，2014年以来甚至出现绝对下降，新增住宅需求数量也少于往昔，对居民住宅需求的提升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三是房价偏高和城镇新增就业人员的减少，还强化了房价下行预期，也使部分具有投资意愿的人群丧失购买住宅的动力。这几方面问题的存在，严重抑制了居民住宅需求，不利于住宅去库存的进程。

四 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财政收入增速放慢的矛盾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消费需求日益提升，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和公共交通在人们生产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地区和城乡发展的不均衡，以及现代化的公共财政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各类人群在享有公共服务方面还非常不均等。一般来说，私有物品的消费主要通过个体的努力工作来获得，但是公共服务消费是由公共财政来提供的，应该保持相对均等，当前公共服务不均等化的问题亟须通过公共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或者转移支付来解决。公共服务差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差异，这主要由于发达程度不同会影响到公共财政的可支配财力，继而影响公共服务支出规模；二是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等不同行政层级、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的公共服务差异，主要是由于大城市通常行政层级高，自我配置型的公共服务水平高，或者由于规模较大，从而较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有利于摊低公共服务提供成本；三是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差异，这是最严重的一类，主要是传统体制下工农差异和城乡差异在新时期的延续，同时也由于农村村落较为分散，公共服务提供成本偏高；四是户籍差异造成的城市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公共服务差异，主要是由于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市民化程度较低，在公共服务通常是以户籍为依据来配置的条件下，城市中的大量外来人口很难充分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程度的公共服务。

在新的时期，公共服务均等化将越来越为政府和广大人民所关注，但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将主要通过“补短板”的方式来推行，即主要是提升享有公共服务水平偏低的人群的公共服务水平，而不是降低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人群的公共服务水平，这势必加剧公共财政的压力。而且，随着中国向“新常态”经济的过渡，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增长幅度的回落将降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同时降税减费也已经成为既定的改革方向，公共财政支持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能力将进一步减弱，只能主要通过公共财政支出的结构性调整来增加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支持力度，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无疑将更加艰难。图2-21描述了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和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速变化情况。从图2-21不难看出，2007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速超过32.4%, 2014年已经下降到只有8.6%，同期全国财政支出增速也由23.2%下降到8.3%。2015年1-11月，尽管由于“稳增长”的力度加大，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速达到17.4%，但是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速却进一步下滑到只有5.7%，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趋势难以得到有效扭转。

五 投资增速放缓与消费提升不足的矛盾

2000年以来，国际市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和国内消费者对房地产、汽车等大宗商品的需求都呈现高速增长之势，这些终端需求有效地引致了国内相关产业的投资，并且这些投资进一步带动了国内上游相关产业特别是投资规模巨大的重化工行业的投资，几种效应叠加共振，使中国投资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由于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完整组成部分，投资和净出口的超速增长势必会压低消费在产出中的份额。尽管投资的快速增长也会通过提高GDP产量而促进消费绝对规模的增加，但是过度集中的潮涌式投资很容易导致房地产、原材料和生产资料等产品出现价格的过快上涨，侵占人们的实际消费，资源价格定价偏低、货币被动过度投放、实际利率维持低位等，都有利于生产而不利于消费，也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消费。图2-22描述了2000～2014年中国资本形成率和最终消费率的变化情况。相比2000年，2014年资本形成率上升了11.9个百分点，由33.9%提高到45.8%，同期，最终消费率却下降了12.3个百分点，由63.7%下滑到51.4%。尽管2009年以来资本形成率已经开始下降，最终消费率已经开始回升，但是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投资增速的相对放缓，是一种较为被动的结构调整，并不是消费积极提升的结果，对扩大国内需求是没有多少意义的。2015年1～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2%，低于上年同期5.6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6%，低于上年同期1.3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在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没有深度调整条件下，如果投资增速出现明显放缓，产出吸收新增劳动力的能力也会下降，劳动者报酬也会受到较大冲击，继而影响消费，使消费无法独自维持较高的增速。事实上，从2011年开始，年末城镇就业人员增加数就已经开始下降，2010年为1365万人，2014年下降到只有1070万人。在外部条件没有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投资增速的放缓并不会自动为消费打开增长的空间。

那么，如何推动投资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向消费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转变呢？如果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体制不变，经济增长就只能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来获得。在新的阶段，服务业将会有较大的发展机会，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较强，它的较快发展将为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服务业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制约条件，主要就是户籍的存在制约着外来人口消费结构的提升，影响他们对服务产品的需求；而且，现代服务业存在较大程度的进入垄断，其发展速度受到体制机制方面的较多约束。这些问题的存在会影响服务业对劳动力的快速吸纳，服务产品的消费难以获得有效提升。科技创新对于提升产品附加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单位产品附加值的提高意味着同样规模产出中的消耗减少，可用于消费的份额增加，对提升全社会消费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当前中国在科技基础、体制安排和创新氛围方面存在着诸多不适宜创新的地方，而且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也颇需时日，冀图通过科技创新快速提升消费也是很不现实的。同时，由于社会保障不完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消费金融发育不充分、价格适宜的高端产品提供不足等因素的存在，居民在产出中的分配份额很多不被用于消费而是储蓄，也制约着消费需求的提升，不利于消费主导型社会的形成。

六 城乡差别过大与城乡流动机制僵化的矛盾

经过30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将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城市型社会逐步成为中国主要的社会形态，传统农村社会正在走向衰落。同时，主要由于体制的原因，新型城乡结构尚未形成，城乡收入差别日益显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2015年发布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报告所研究的全国400个样本县（市），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07倍，最大的县（市）竟然达到3.71倍。根据该报告，全国三大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也不同，东部地区样本县（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01倍，中部地区为1.96倍，西部地区为2.45倍，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最大，中部地区城乡差距最小，表明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提高而明显缩小。图2-23描绘了1978～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值，该比值自1978年以来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09年达到3.33的最高值，2010年才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但是截止到2014年，这一比值仍然高达2.9。表2-3主要通过样本县（市）表明了单一县域经济体内部的城乡收入差距，图2-23则表明了全国范围内不分城市、不分县（市）的总体城乡收入差距，二者共同说明了当前无论是整体城乡收入差距，还是地区单位内部城乡收入差距都比较大这一事实。这里仅仅考察了城乡的收入差距状况，只能说明城乡居民能够对私有物品的消费能力，而由于农村地区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农村居民享受的教育、医疗和娱乐等公共服务层次也比较低，从而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生活状况比收入所显示的差距还要大。

2010年以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有所缩小，但是这主要得益于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并不是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结果。这一局面如果维持下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会略有缩小，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有利于缩小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但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城乡差别，也无法消除农民工背井离乡、与家人分居的苦楚。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率，在减少农村人口的基础上推动土地集中规模化经营，通过这“一减一增”改善要素配置效率，增强农村的自我发展能力，再辅以补贴政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然而，由于中国城市发展过快，城市土地紧张、公共服务欠缺的矛盾也很突出，农民工市民化受到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各种约束，城乡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机制仍然没有形成，这些都不利于彻底消除城乡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别。

七 劳动力供给减少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缓慢的矛盾

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曾是中国对外开放、吸引外商来华投资的最主要推动力。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加工贸易飞速发展，带动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一直攀升到2006年的最高点位65.2%，主要也是凭借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低成本优势。但是，2006年以后，中国劳动力绝对过剩的局面开始逆转，劳动力结构短缺问题日益显露出来，并推动劳动力工资不断升高，对长期依赖低成本优势扩张的厂商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也是建立在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属于较为典型的要素驱动型增长，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以及伴随而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使中国经济大举扩张的势头被遏制。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节节回落，固然有国内外需求不足因素的影响，但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作为供给层面的因素，会通过抬升制造品价格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同时劳动力资源的减少也直接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这些都是导致经济增长回落的主要因素。当前劳动力的减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显著下降，农业可以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的剩余劳动力大幅减少；二是随着富裕阶层群体的扩大，退出劳动队伍的经济活动人口增多，劳动参与率相应也有较明显的下降；三是总人口数量增速放缓，特别是15～65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逐渐转为负增长。图2-24描述了中国劳动参与率和农村就业人口比重的变化情况。图2-24中，劳动参与率和农村就业人口比重都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农村就业人口比重下滑得极为迅速，2000年以来都是以每年1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在降低，再考虑到农村就业人口妇女化和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在农业生产方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农业可以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的剩余劳动力其实已经越来越稀少了。

在劳动力等生产资源越来越短缺的条件下，要推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是要把全要素生产率提上去，即向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要红利，减少资源损耗，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竞争力。然而，当前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弱，体制机制不灵活，严重阻碍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此外，中国人均收入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优势，特别是既有一定技术又需要较多资本的中档产品仍有市场，使一大部分企业仍然具有通过模仿创新就能生存下去的空间，不过，这种空间只能使部分企业用来生存，用来从事维持性生产，却无法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提高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谋求更大发展没有多大意义。

八 经济规模增加与贸易结构高度化的矛盾

“新常态”阶段的中国经济，经济增长将主要依赖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将进一步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将继续向更高层级迈进，中国甚至会有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挤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中国所能跨越的这种“中等收入陷阱”，或许只是世界银行所谓的概念，这种概念下高收入标准在2012年仅仅是美国的1/4。这意味着，根据中国与美国的收入差距大小、产业结构的可调整空间、分工深化的程度、体制改革可能带来的红利等因素，中国人均收入的确可以达到美国的1/4以上，然而这种收入水平绝不是中国发展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即使美国有相对于中国的各种优势，中国收入水平的目标也应该设定为达到美国收入的1/2以上。2013年，中国大陆人口规模是美国的4.3倍，如果人均GDP要达到美国的1/2，中国大陆GDP将是美国的2.15倍。假定两国人口比率不变，并假设中国大陆GDP增长率年均6.0%，美国GDP年均增长率2.5%，世界GDP年均增长3.0%, 20年后中国大陆GDP将赶上美国，40年后中国大陆GDP将超过美国GDP的2倍。如果20年后中国大陆GDP赶上美国，中国大陆和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将超过40%，但此时中国大陆人均GDP也只是美国的1/4。如果40年后中国大陆GDP超过美国GDP的2倍，中国大陆GDP将占到世界GDP的39.0%，而2013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等所谓的“四小龙”GDP总量也只是美国的14.0%。在这样庞大的经济体量下，中国大陆出口产品特别是高端产品将受到国际市场的严重制约。假定世界工业七国出口的产品全部是高端产品，2013年它们的货物出口额占七国GDP的比重为19.2%，如果中国大陆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也为19.2%，那么中国大陆出口额将超过工业七国出口的总和，即使中国大陆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为10.0%，中国大陆出口额也将达到工业七国出口总额的53.0%。如果中国大陆出口产品也向高端产品转化，与工业七国会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形下要实现这样的出口比重难度有多大，而即使实现这样的目标，中国大陆人均GDP也只是美国的1/2而已。

在特定的时期，世界贸易规模并不是无限扩展的，一般都会有一定的比重制约，从而世界各国的贸易活动继而国际分工会受到相应的约束。表2-4和表2-5分别描述了2013年世界商品贸易分项目出口贸易额和比重以及世界服务贸易分项目出口贸易额和比重。表2-4显示，2013年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占商品贸易比重为67.36%，是主要的出口贸易产品，但从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占世界GDP的比重来看，也只有15.82%。分项目来看，制造业中的化学品、办公和电信产品、汽车产品出口额占世界GDP的比重分别为2.67%、2.34%和1.80%，纺织品和服装这一比重分别只有0.41%和0.61%。表2-5显示，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版税和许可费出口额占世界GDP的比重分别只有0.13%、0.35%、0.25%和0.32%。汽车产品和以上所述服务项目都是增加值较高的产品，出口额占世界GDP比重都不是很高，表明国际市场竞争还是很激烈的，任何一国的产业结构升级都会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市场的制约。尽管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额占世界GDP比重较低，但纺织品和服装产品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大陆的主要出口产品，表明某些时候由于比较优势的存在部分产业在各国具有集聚的特征，这种集聚更加剧了国际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

当前中国大陆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明显还处于低端水平，产品附加值较低，出口低端产品进口高端产品，中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图2-25显示，在图中列明的九类产品中，除了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一项外，其他类产品中国大陆进出口商品单位价值比率都大于1，即单件进口产品价值显著高于同类型单件出口产品价值，贸易条件严重不利于中国大陆。其中，船舶类产品进出口商品单位价值比率高达19.0，收音设备高达10.1，电视机和汽车也都超过3。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进出口商品单位价值比率小于1，只有0.4，这主要是中国大量进口自动化关键部件，然后对这些部件进行组装再出口，导致出口整件产品价值高于关键部件进口价值，是统计口径过粗导致的现象。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大陆在国际贸易中尚处于较低端的位置，将来产业结构升级和产品价值提升仍是中国大陆面临的重大任务，但由于以上所述国际市场高端产品竞争的激烈性，这种产业结构升级和产品价值提升也会对经济规模庞大的中国大陆形成严重的制约，阻抑中国大陆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

九 要素成本上升与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矛盾

丰富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起步时期主要依赖的生产要素，而这些生产要素资源在绝对过剩的条件下，要素成本也非常低，很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并和这些资本有效融合，对外贸易由此也获得强大的低成本优势，国际竞争力迅速提升，大量产品被出口到世界各地，带动该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是，毕竟一个国家以有形形态存在的生产要素数量是有限的，随着生产要素供需关系的改变，生产要素的边际成本也是增加的，将逐渐削弱该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目前，中国就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生产要素减少甚至出现结构性短缺的阶段，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正在削弱中国传统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图2-26描述了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制造业平均工资的变化情况。从图2-26不难看出，2014年，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上升到1978年的91.6倍，每年平均递增13.4%，同期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也上升到1978年的86倍，每年平均递增13.2%。不过，从制造业平均工资变化来看，仍然与总体平均工资有所差别。1989年以前，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上升速度要略快于总体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上升速度，这主要是改革开放带动外商来华投资，这些外资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较丰厚的加工利润使它们有条件不断提升制造工人的工资。1989～2009年，中国劳动力成本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上升，同时农村仍在源源不断地供给剩余劳动力，制造业平均工资的增长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名义增速虽然主要由于通货膨胀的原因高于1989年以前时期，但是仍然低于总体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2009年以后，由于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特征越来越明显，制造业平均工资名义增速虽然低于1989～2009年，但是每年都高于总体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连续上升，特别是近些年制造业工资的加速上升，严重影响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15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7201亿美元，同比下降9.7%，深刻反映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冲击。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与生产要素供给数量和供给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但是经济的金融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资产价格膨胀继而生活成本的上涨，也是推动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削弱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国际市场竞争更趋激烈无疑使中国出口贸易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开始逐渐凭借资源低成本优势侵占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例如东南亚和非洲等部分国家制造业产品正在世界市场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二是世界贸易规则的改变也越来越不利于中国，中国产品在欧美不断遭受反补贴反倾销的贸易制裁，美国主导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也因为条款的不适宜而使中国被迫放弃成为签约国，使中国产品出口的竞争力进一步削弱。尽管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表明中国人均收入在提高，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内外不利因素的叠加造成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大量破产，新的产业又不能及时形成以吸收失业的制造业工人，势必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甚至社会稳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采取什么样的有效措施延缓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过快的下降，并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完成产业结构的顺利调整，也是“新常态”阶段中国要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

十 市场进出障碍繁多与市场决定性作用的矛盾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论述言简意赅，却直指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灵魂所在，即要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能否成功做到这一点，将直接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全局，关系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成败。

当前，中国存在许多违背市场规律、影响市场决定性作用发挥的因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市场进出障碍的存在，这种市场进入机制和退出机制的不畅阻碍了资源低效率向资源高效率的转化，严重影响资源配置的改善。市场进入的障碍突出表现为行业垄断，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垄断，例如电力、电信、石油和铁路等行业都有明显的垄断特征。经济学原理表明，垄断会成为影响市场自由竞争的重要因素，它倾向于降低产量并推高产品价格，使垄断企业赢取超额垄断利润，但使社会总体福利受到损害。中国行业垄断带有很强的行政垄断的性质，与经典理论描述的由市场力量推动形成的垄断有所不同。行政性垄断的产品定价模式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直接规定产品的价格，例如中国对电力价格和铁路票价的定价；二是政府价格管制，如石油行业，由政府根据一定规则和特定形式规定产品的价格；三是由垄断厂商自行定价，但是接受政府监督或者由其批准，例如电信服务产品的定价。无论哪一类行政性垄断行业，都如哈维·莱伯斯坦在1966年提出的X-低效率理论指出的那样，行政垄断会使企业缺乏竞争压力，弱化企业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行为，从而将带来效率损失。

表2-6描述了代表性垄断企业与完全竞争行业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的对比情况。表2-6显示，无论是全球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还是经济处于调整期的2012年，除了中国联通2007年销售毛利率以及中国石化2012年净资产收益率这两项指标外，中国石化、中国联通和华能国际作为垄断行业的代表企业，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销售毛利率和销售净利率都明显低于沪深两市食品制造业和纺织服装服饰业企业相应指标的平均值，而且2012年这些指标之间的差距都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在三个代表性企业中，中国联通属于电信行业，政府对其产品价格管制程度低于石油和电力行业，相应地中国联通2007年和2012年的销售毛利率也较高，两年都超过30.0%，但是销售净利率却明显偏低，这主要是销售费用较高所致。华能国际销售毛利率不及中国联通，但销售净利率却高于后者，主要受电力行业销售费用极低的影响。无论不同垄断行业企业具有怎样不同的生产和销售结构，但在最能综合反映企业投入产出效率的总资产报酬率方面，明显低于完全竞争行业企业则是确定无疑的，垄断行业企业相比竞争充分行业的企业具有较低的资源配置效率也是带有普遍规律性的。

与市场进入障碍相对应的是市场退出障碍。市场退出机制的缺乏是造成供给结构性过剩迟迟不能得到有效化解的主要因素。更广义的市场退出障碍不仅仅表现在国有企业难以申请破产或被其他所有制企业兼并，也表现在劳动用工机制的僵化，即使在经济不景气时，国有企业所聘用的正式职员也很难被辞退，这或者是内部人控制的结果，抑或是为了响应政府稳定就业的号召，但结果往往会导致企业难以维持正常经营而陷入进退不能的尴尬境地，甚至沦为僵尸企业，而相关责任也很难被有效追责。市场进入障碍不利于高效率资源的发展壮大，市场退出障碍则不利于低效率资源的退出重组，这些都是抑制市场决定性作用有效发挥的重要不利因素。

十一 企业税费负担偏重与创新创业的矛盾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具有短期扩大需求和长期创造供给的重要意义，已被确定为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的“双引擎”之一。推动“两创”需要简政放权和商事制度改革，并以此来降低创业创新的资金成本、时间成本和不确定性风险。从创业角度讲，当前创业环境已经与改革开放初期、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时期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期大不相同，确切来说远远不如以上几个时期。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以上几个时期中国仍然处于供给短缺的时期，无论是对于国内和国外市场都是如此，强劲的结构变迁导致的需求增长和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无不为创业提供了数不胜数的机会，创业风险相对也低得多。与之相比，当前创业更多是限于与互联网经济有关的行业和城市生活服务业，其他行业进入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大部分企业是在做精做强，新人创业的风险也大幅增加。而从创新角度来讲，过去中国与世界存在着巨大的技术差异，虽然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偏弱，但是模仿创新能力却很强，并且与低成本优势相结合，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足以傲视全球，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现在这种技术差距越来越小，模仿创新已经没有前途，自主创新的难度不仅很大，而且风险也很高，使多数企业不敢贸然尝试自主创新，经济增长动力也由此受到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尽可能降低创新创业的风险，并使之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除了许多简政放权改革需要继续落到实处之外，企业税费负担突出的问题也越来越成为束缚“两创”的重要因素。其中，税费负担直接关系创业创新的激励程度，税费负担过高将会严重削弱创业创新者的积极性，达不到推动创业创新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目的。但是反观中国的现实，税费负担不可谓不重，征收管理也非常混乱，创业创新者的预期也因此受到干扰，对创业创新活动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当前税费负担过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包含社会保障收入在内的宏观税负感受偏重。尽管中国这一口径的宏观税负相对OECD等国家仍然较低，但是由于中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水平总体偏低，居民感受到的宏观税负却更重；同时中国税收以流转税为主，居民税负偏低，相应也抬高了企业的税负。二是在经济不景气和企业利润下降时期，流转税为主的税收结构会使税收收入相对企业利润显著上升，哪怕企业经营亏损，流转税也无明显下降，企业经营风险上升，能感受到的税负也更加繁重。三是中国各类基金和收费也很多，而且各类执法罚款或者为免除执法罚款而被迫缴纳的“好处费”也数不胜数，不仅使市场秩序更加混乱，也增加了企业税费负担。图2-27描述了主要税种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图2-27显示，与2005年相比，2015年尽管国内增值税、营业税、国内消费税、关税等流转税收入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总比重仍达50.9%，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直接税收入呈现上升趋势，但总比重仍然只有28.6%，流转税收入还是明显高于直接税收入。在这样的税费体制下，大众创业风险大增，企业创新能力大降，推动“两创”的工作也会受到严重阻抑。

十二 所有制歧视与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矛盾

企业作为市场微观主体，它的行为方式对市场经济运行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建设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微观主体也是促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根本前提。产权制度的完善正是建设高效的市场微观主体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升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实现形式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路径，这就使完善产权制度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新的有效载体。因此，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充分发展，将在继续保持公有制经济发挥主导作用前提下，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参与竞争，避免因所有制分割而导致的资源配置损失，是建立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障。

当前所有制经济关系现状仍差强人意，不同所有制之间的资源流动壁垒重重，彼此之间的竞争关系扭曲，主要体现在国有经济在预算约束软化条件下依托规模和政策优势无序扩张，利用市场垄断地位不正当挤压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空间，以做大做强国有资产邀功，以政策性亏损塞责，缺乏全局性整体性视野，更无国民福利最大化观念，借全民所有为名，行部门私利之实，对目前全力推进的经济体制已形成严重的阻碍作用。根据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混合所有制经济与中小企业发展调研问卷数据库》中的有关调研数据，在634份有效问卷中，接受调查者就“国有经济存在的最主要弊端”这一问题的选择回答情况分别是：认为国有经济“与民争利”的有60家，认为国有经济存在“垄断”的达到333家，认为国有经济“低效率”的有189家，认为国有经济管理者“腐败”的有160家（见图2-28）。这些回答从不同方面显示了国有经济存在的主要弊端。“与民争利”反映了国有经济突破自身应有的界限，即过度参与竞争性行业而不是固守本业承担国计民生的维护作用；“垄断”反映了国有经济在自然性垄断行业之外，还呈现出严重的行政性垄断特征，这种行政性垄断不仅限制了民营经济的进入，而且也可能对上下游民营经济形成垄断性打压；“低效率”则反映了国有经济自身管理经营的效率较为低下，使社会资源配置不能达到最优化，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腐败”则反映了在目前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下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管理者的监督缺失使然。在这样的情形下，通过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鼓励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交叉持股或其他不同形式的融合，不仅能够借用民营企业等所有制经济赢利能力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还能够推动各类资源在全社会自由流动，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率和最大化国民福利。这里唯一可能受损的是个别国有经济代理人的利益，牺牲的是部分国有企业的市场控制权和支配权，但换来的却是公有制经济更加健康持久的发展和最广大国民福利的提高。

然而，尽管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经被确定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具体实现形式，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却阻力重重，举步维艰。这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有企业不愿意放弃或者过度分散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找出各种理由推诿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阻挠民营资本的进入；二是国有企业管理者担心可能会发生的国有资产低估或者流失，不愿意为此担责而消极应对甚至阻挠混合所有制改革；三是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企业仍然凭借国有产权身份或者政府支持继续主导企业经营管理权，进入的民营资本无法获得与股份相适应的经营管理权，这种情况的存在也降低了其他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热情。这些问题的存在根源在于所有制歧视，而所有制歧视的存在具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误解，僵化地强调国有经济对于维护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作用，片面地理解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内涵，忽视了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可以有不同的实现形式；二是政府对国有企业有更大的控制权，保持更高比重的国有经济成分，将更有利于其达到短期经济调节的目标，而且政府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甚至向国有企业输送利益，也更少约束和阻力。所有制歧视的存在不利于市场公平自由竞争，更不利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