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背景与意义

第一节 中国“新常态”经济的主要特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先是出现急剧下滑，接着在大规模刺激政策作用下开始迅猛回升，继而又逐步下探，并延续至今。尽管这一轮经济周期波动持续的时间已经长达6年，但是各方关于这轮经济周期性质的争论却远未停息，特别是关于这一轮经济周期究竟是供给周期还是需求周期，更是众说纷纭，并影响到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判断和把握。本部分试图在展现各主要经济指标走势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中国“新常态”经济的主要特征，准确把握供需之间的变化关系。

一 宏观调控四大目标的再平衡

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增加就业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宏观调控目标变量的走势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使当前经济呈现出越来越突出的“新常态”的特征。

（一）宏观调控目标变量的走势变化

1．经济增长由“超高速”向“中高速”转换，逐步逼近长期潜在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尽管经历了几次较大幅度的波动，但是总体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1978～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达到9.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也达到8.6%。图2-1描绘了1978～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的变化情况。从图2-1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经历了四次大的周期波动，分别形成了四个较明显的波谷。第一个波谷出现在1981年左右，第二个波谷出现1990年左右，第三个波谷出现在1999年。第一个波谷的出现是政府为遏制急剧上升的通货膨胀而主动从严调控的结果；第二个波动的出现则是受政治风波和国际环境影响的结果；第三个波谷的形成主要由外部冲击所致，即中国经济受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第四个波谷开始形成于2012年，2012年和2013年经济增长率都为7.7%, 2014年经济增长率略微下降至7.3%。第四个波谷形成的原因较前几次波谷的形成更为复杂，既有外部冲击方面的原因，更有结构调整方面的原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经济发展特征的变化，第四个波谷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即逐渐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区间中枢，从而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将由过去30余年的“超高速”向“中高速”转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速，或许正在逼近其长期潜在水平，并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最基本特征。

2．物价水平结构性分化，通货膨胀更多体现为成本推动而非需求拉动

2012年以来，物价水平走势呈现出诸多新的特征。1978～2014年CPI和PPI的平均涨幅分别为5.1%和3.8%, 2012～2014年CPI和PPI的涨幅分别为2.4%和-1.8%。在新的阶段，不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涨幅持续明显低于平均值，而且CPI和PPI呈现出涨跌反向分化的态势，后一特征直接导致CPI和PPI涨幅差距扩大至4.2个百分点，远高于0.9个百分点的历史均值。CPI和PPI之间的走势分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影响物价走势的基本因素发生了变化，即由需求拉动转化为成本推动。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逐渐进入由“超高速”向“中高速”过渡的换挡期，需求趋于疲弱，导致CPI和PPI的涨幅双双回落，PPI甚至由此进入负增长区间。然而，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特征的变化，以及房地产资产价格的高企，中国劳动力成本和商业租金等成本升高，从而使CPI的涨幅回落速度远低于PPI。而且，成本推动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通货膨胀的基本特征。

3．城镇失业率将继续维持低位水平，但结构性失业现象将有所加重

图2-3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至今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变化情况。从图2-3中不难看出，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存在先降后升继而趋于稳定的这样一种趋势。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城镇登记失业率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较快速的下降。但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国有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现象日趋严重，逐渐抬升了城镇登记失业率，2003年达到4.3%的峰值，此后逐渐趋于稳定。2011年以来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率不断走低，但失业率并没有明显上升，甚至还低于之前许多年份的失业率。2012～2014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都只有4.1%。经济增长的放缓并没有明显影响失业率，主要是因为城市化进程中经济波动对劳动力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新增城镇就业人员的多少方面，而不会对城镇失业率产生明显影响，特别是当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劳动力吸纳能力没有产生大的影响时更是如此。图2-4就表明了这一点，即2012年、2013年和2014年中国新增城镇就业人员分别达到1188万人、1138万人和1070万人，虽然较2009～2011年新增城镇就业人员略有减少，但仍高于2008年以前的水平，从而表明当前经济增速的下滑对城镇失业率的影响仍是比较微弱的。尽管如此，中国结构性失业问题将有所加重，特别是应届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群体。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主要受大学教育专业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脱节的影响，而且过于理想化的就业理念也加剧了摩擦性失业；农民工则受城市化成本上升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选择本地就业，然而由于本地就业又不充分，半失业问题会越来越突出。

4．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将维持，但“双顺差”规模将逐渐缩小

2014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达到38430.18亿美元，是2000年的1655.7亿美元的23.1倍，年均递增25.1%。图2-5描述了1978～2014年外汇储备增加额的变化情况。外汇储备规模的急剧扩大主要源于贸易收支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双顺差”。20世纪80年代，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尚有5个年度存在贸易逆差，20世纪90年代以后则一直存在贸易顺差，并在2008年达到3488.3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点；直接投资差额一直为顺差，并在2011年达到2316.5亿美元的高点。2000～2014年，货物与服务贸易顺差、直接投资顺差分别保持了年均递增17.7%和13.0%的增长速度。正是中国长时期持续的巨额“双顺差”推动外汇储备规模的不断扩大。图2-6描述了1984～2014年货物和服务贸易、直接投资差额的变化情况。

尽管如此，这一状况正在悄然发生改变，中国还将继续维持“双顺差”的状态，但是“双顺差”的增长速度将逐渐放缓，并且“双顺差”的规模也可能逐渐缩小。2008～2013年，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年均增速已经放缓至12.0%，特别是2014年外汇储备规模增速大幅放缓至0.57%；货物与服务贸易顺差则在2000亿～3000亿元的区间震荡，已经看不出明显的增长趋势；2014年直接投资顺差虽然高于2008年，但是仍然低于2011年的规模。这表明，中国国际收支的状况正在逐渐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二）宏观调控目标变量的关系变化

1．服务业发展速度相对提升，单位经济增长率的就业带动能力趋于增强

尽管走向“新常态”的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会有所放缓，但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就业问题并不会出现恶化：一是当前中国经济总规模已经十分巨大，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带动就业的能力增加；二是服务业的发展速度相对于第二产业有所上升，有效缓冲了经济增长放缓对就业的不利影响。图2-7描述了1980～2014年单位经济增长率的就业带动情况。1979年单位经济增长率拉动的新增城镇从业人员为67.1万人，到2001年为117.1万人，2013年则上升到147.2万人。其间，第三产业增加值单位增长率对应的从业增加人数更是由1979年的36.5万人上升到220万人。图2-8则描述了不同时期单位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就业带动情况。单位经济增长率带动的平均新增城镇从业人数在1978～2014年为85.1万人，2009～2014年则为139.6万人；第二产业增加值单位增长率对应的平均从业人数1978～2014年为40.2万人，2009～2014年则为45.9万人；第三产业增加值单位增长率对应的平均从业人数1978～2014年为68.7万人，2009～2014年则为118.5万人。第三产业不仅吸纳就业的能力远高于第二产业，而且吸纳就业能力的增长速度也高于第二产业。图2-9则表明了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速比值也在发生变化，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近年已经出现低于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的趋势。

2．投资过热的倾向将得到抑制，经济增长的通货膨胀效应将降低

中国通货膨胀既有来自供给方面的因素，即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导致服务和农产品部门价格的上涨，也有来自需求方面的因素，即主要由于投资过热导致的原材料和产成品价格的上升。其中，投资过热带来的通货膨胀更容易在短时期内爆发，其剧烈程度和负面影响也是最大的。图2-10描述了投资与物价的变化走势对比情况。从图中不难看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无论与居民消费价格增速还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增速都存在着较明显的变化一致性。2014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由2003～2010年的平均增速26.1%下降到15.2%。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将由“超高速”向“中高速”转换，其中的一个基本特征将是由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向消费带动型发展模式转换，投资增速过高的局面将得到扭转，从而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将趋于降低。

3．内需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对外贸易依存度将持续降低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对外开放，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曾是推动中国经济迅速摆脱贫困、步入高速发展之路的主要动力之一。然而，随着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的巨额累积和对外贸易依存度（对外贸易额与GDP的比率）的急剧上升，不仅国际经济失衡矛盾和国际贸易摩擦加剧，而且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稳定也受到严重威胁。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向“新常态”状态转变，过去那种过度依赖对外开放的趋势正在发生逆转，内需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国际收支顺差占GDP的比重和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将持续降低，中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外部风险逐渐减少。从图2-11不难看出，国际收支占GDP的比重、对外贸易依存度分别在2007年和2006年达到最高点后，便开始呈现出逐渐走低的新趋势。其中，国际收支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1.74%降低到2014年的0.034%，对外贸易依存度由2007年的65.2%降低到2014年的41.5%。

二 社会需求的变化状况

（一）总需求增速将略有放缓，但稳定性将进一步增强

中国经济在迈向“新常态”时，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将会有减缓，这主要是由对外贸易增速下降和重工业化进程趋缓等因素决定的。图2-12描述了1982～2013年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大需求增长变化的状况。图2-12显示，2009年以来三大需求的增长速度都有一定程度的放缓，同时消费和投资增速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投资增速的放缓和消费增速的相对加快，将有利于经济的稳定运行。

（二）需求结构将持续优化，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将不断提升

由于三大需求增速的涨落幅度不一，需求结构也将发生较大变化。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5年曾经高达22%，但2011～2013年连续三年转为负值，外需在总需求中的作用开始削弱。相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3～2007年基本维持在40%以下，2008～2010年则维持在50%以下，但2011～2014年已经上升到50%以上，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明显上升。图2-13详细描述了1982～2014年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的变化情况。

三 社会供给的变化状况

（一）总供给受需求结构转换影响增速出现下降，但全要素生产率将有所提高

由于需求总量增速放缓，以及需求结构的转换，中国总供给增速出现了下降，特别是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下降更为明显。图2-14显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速自2010年以来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特别是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2014年比2010年下滑了5.3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下滑较为温和，但也回落了1.84个百分点。尽管如此，由于低廉劳动力的大量使用和重工业化对资本的过量吸纳，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都较低，而走向“新常态”阶段的中国经济，服务业和高新技术行业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从而全要素生产率将有所提高。

（二）城市化和工业化差距将缩小，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和供给结构的轻型化

对外贸易和房地产的发展使工业化程度迅速提高，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制约，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从而使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在走向“新常态”过程中，一方面受益于户籍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另一方面由于对外贸易发展和重工业化进程趋缓，中国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服务消费将得到提升，从而生活服务业发展会加快。同时，随着中国现代生产服务业竞争力的提高，现代服务业发展也会加快。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的较快发展，将明显推动中国供给结构的轻型化。图2-15和图2-16描述了三次产业、工业增加值和建筑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化情况。

四 供需关系变化与影响因素

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供给和社会需求的增长速度会略有下滑，但是供需矛盾会趋于缓和，经济结构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将逐渐提高。

（一）“三化叠加”带来的需求效应逐渐衰减，供给结构性过剩将成经济“新常态”

伴随着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和加入WTO, 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持续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阶段。这一时期，以对外出口贸易迅速增长为特征的全球化、以房地产大规模开发为核心的城镇化、以固定资产投资为动力的重工业化的“三化叠加”，促进了中国“大投资”“大开放”格局的形成，旺盛的需求刺激着各行各业的发展热情，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正是对外出口贸易和投资带来的旺盛需求的大幅增长，使得中国经济维持多年的高速增长。然而，当前阶段这些因素的影响都逐渐减弱。对外贸易的趋势性下降、重化工企业的产能过剩和地方政府债务及居民债务增加，分别限制了出口、工业投资、房地产投资的较快增长。这些因素都表明“三化叠加”时代的那种旺盛的需求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不仅如此，由“三化叠加”旺盛需求刺激带来的加工贸易产能和重工业产能，由于要素成本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也出现了结构性过剩趋势，部分过剩产能可以由逐渐增长的需求来消化，但也有部分产能特别是低附加值的加工出口行业的产能会长期过剩，只能伺机退出或转移。

（二）体制改革增强市场决定性作用，投资“潮涌”效应趋弱将抑制需求过度波动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国有企业行为市场化程度不足，导致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为了GDP或企业规模产生投资冲动，特别是在“三化叠加”的时代更是引起投资“潮涌”现象的出现，并在经济“退潮”之时带来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市场决定性作用将大为增强，地方政府对GDP规模的追求热情将得到抑制，国有企业经理人经营行为将受到更严格的约束，从而由投资冲动带来的投资“潮涌”效应和需求过热现象也将受到削弱，使需求变得更为平滑，对供给的冲击也会减轻，供需矛盾在相当程度上会得到缓解。

（三）“萨伊定律”适用性增强，供给创造需求能力上升将会有效化解供需内在矛盾

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迅速推进的体制改革，将会显著降低市场的各类交易成本和寻租成本，科技创新能力也将进一步增强，从而企业供给能力将进一步释放，产品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会趋于下降，进而会创造出更多的需求，“萨伊定律”所谓供给创造需求的论断，将更多地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验证，会有效化解供需矛盾带来的经济波动。同时，中国要素供给状况的变化，将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将推动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中国对外贸易增速的放缓，将一定程度上减轻国内储蓄用于国外消费的程度，并将资源更多地用于国内生产。由于当前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已经足够供给国内消费，但是服务产品供给还相对不足，从而资源将更多流向服务业生产，服务业在国内产出中所占的比重将进一步提升。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将使国内居民获得更大的消费效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也会有所提高。由于服务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具有不可分割性，供需脱节的矛盾较小，也会削弱供需内在矛盾，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