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结语

今天讲的是农政变迁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观点和例子，以及我是如何理解和应用这门学科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这次演讲在我们英国有一种说法，叫作关于政治经济学中关键论点、讨论、问题与方法的“库克游”（Cook's tour）。“库克游”是一个英语短语，意思是走马观花，这就是这次演讲的本质了。我只希望已经证明了政治经济学的有用之处，它有助于我们探索和解释当今社会与历史现象中的繁复及矛盾：世界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如果你想对这门政治学以及它在农政变迁中的应用有更多的了解，可以阅读《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

 

主持人：亨利·伯恩斯坦教授从政治经济学的四个关键问题开始，以其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卓越的分析才能带着我们穿越了农业与农民的漫长历史。我一直以为，同时掌握世界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实非易事，而要从中勾勒出农民与农业变迁的草蛇灰线，就更为不易了。这不仅要求具备相关的知识，还要有综合和分析的杰出才华。我认为伯恩斯坦教授做到了这一点。尽管他没有特别谈到中国的农政历史和当代农业社会现实，但我们还是可以将他的许多分析应用于中国农政变迁和发展研究中。如果我们记住伯恩斯坦教授的四个关键问题——谁拥有什么、谁从事什么、谁得到什么、他们用所得物做什么，那么我们可以很好地分析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过程。或许在这四个问题之外，我们还可以考察另一个问题：谁失去什么？同时对所有这些问题都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此外，伯恩斯坦教授介绍了许多学术概念，如“强制商品化”“生活资料的商品化”等。其实在中国的发展中，特别是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类似的现象，即这些概念在中国发展中的现实呈现。可见，伯恩斯坦教授的这门政治经济学将为我们的中国研究提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

我想引起大家注意的是，伯恩斯坦教授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观点，即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早已不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分化为不同的阶级类型，如新兴资本主义农民、小商品生产者和劳工阶级，而劳工阶级是很多南方国家农村地区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可以说，伯恩斯坦教授对农民的命运持一种悲观的态度，他认为，我们常常言说的小农意义上的“农民”，在当今世界已不复存在。今天所有的农民都与非农业生产和非农村活动有着重要的关联，因此他们不是什么时候都是农民，可能有时是农民，有时又不是了。伯恩斯坦教授的这些论点体现了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强调了农民分化的政治意义，尤其是我们无法期望如过去一样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进行动员，从而形成变革的力量。但是，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关于农民群体的属性和未来，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常常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和判断。在此系列讲座上，今后将会有很多学者就此主题展开对话。

 

问：您刚刚谈到了不同农民的不同命运。在中国，农村很多年轻人进城务工，为下一代打拼，然而，他们的孩子、妻子和父母留在了农村。他们有时打工，有时务农。您觉得这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方式，还是我们为经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

答：这个问题我不太想正面回答，因为我并不能断言今日中国农村所发生的一切就是或者不是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代价，因为事实要复杂得多。中国农村并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多处。这不仅指生态与环境上的差异，还有社会关系和发展趋势上的差异。现在批评中国经济发展政策的人认为，中国政府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方式伤害了大部分小农。我觉得实际情况比这个断言更复杂。有趣的是，一些研究过中国、对中国非常了解的学者在近期的作品中提到，一些前面谈到的过程正在中国发生，如生活资料的商品化。叶敬忠教授也指出，在中国农村可以看到农民正在不断分化。这也许发生在农业商品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所以我们不得不去了解这些情况。对于中国的农村，我们不能持静态的观点。过去二三十年中，一个重要因素当然是农民工，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以及由此对农耕产生的影响。我怀疑这些影响是不是在各处都是相同的。但确实有些人认为，劳动力流动使土地资源紧张地区的人均土地问题有了一些松动，因为外出务工人员不再将自己的劳动力投到可用耕地上。但在得出任何结论之前，我们需要仔细考察大量可靠的证据。我几年前还读过爱尔兰人类学家瑞雪·墨菲（Rachel Murphy）的一本书——《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墨菲指出，在她研究的农村地区，农民工带回了资金和薪水，还带回了在城里、工厂学到的技能，这些成了当地极为重要的资本。她所有的调查对象回到农村后无一人继续务农，他们做小生意、办小企业等。这些证据表明了她所调查地区的现实，但其他地区并不一定如此。因此，对这个问题不能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我觉得亟须好好研究中国农村地区的变迁。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所做的研究反映了这一变迁的一个层面，那就是留守人口。但还有其他的层面，我们需要对整体变迁形成更好的以及在经验研究上更为可靠的观点。

问：您提到了学术研究中的历史视角，但如果一个研究没有历史视角，您怎么评价它？另外，如果我们运用历史视角，我们应该走多远？还是说相关问题的每一个方面我们都要涉及？

答：我很喜欢关于历史视角的提问。一位极为聪明的印度学者亚伊勒斯·巴纳吉（Jairus Banaji）新出版了一本著作。我刚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很长的但很少有人会读的书评，发表在《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这本期刊上。布伦纳是主张资本主义脱胎于16世纪的封建主义英国这一流派的领军人物，而巴纳吉认为我们只有把资本主义当作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世界体系才能理解它的起源和发展。他是研究5世纪和6世纪罗马帝国商人阶层的学术泰斗，现在已经将研究拓展到中东不同的农业文明和帝国了。在书评中，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你（不得不）要回溯多久？这就是这位提问者的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问题关系到我所说的关于历史变迁的第一个问题或者一系列问题。什么变了？当然，我们能发现有这样一些历史时刻，其间某些事物确实是在某段相当短的时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英国的工业革命。整个世界都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而变得不同，不管是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糟。如果你做一个更小范围的实地研究，如村庄研究，那么史料就相当有用。但这也要看你的研究问题是什么。如何运用史料，则要看历史对回答你的问题有多重要。20世纪70年代，《农民研究》（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曾经用整整一期的版面刊载一位印度学者的一篇文章。这是一篇关于作者家乡三百年历史变迁的文章。为什么这三百年的历史很重要？就是因为他所提出的研究问题与该段历史相关。我认为所有优秀的农政研究都会将研究问题置于历史的背景之中。这种研究虽不一定是区域性历史研究，但从某个村庄或某个地区所得出的结论一般要和“大问题”联系起来，这就是我们需要用到历史视角的地方。

问：您在讲座中谈到了美国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您这个统计是否考虑了非法的、未在册的墨西哥移民工人？

答：这个问题很有趣，也很重要。我在《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一书中稍微提到了一些，但没有把它和美国农场里的拉美裔劳工联系起来。我谈的是法国，因为法国有一种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将农民或小农置于中心的位置。我引用过一本关于欧洲移民的书，其中提到，法国的小农被盛赞为不依赖他人的独立体，但不论是哪种类型，他们每个人几乎都雇了3个或更多的非洲农民在农场做季节性的帮工，人们现在已经开始关注这个现象了。关于美国农场劳动力的统计数据可能确实忽略了数量众多的外来务工者，尤其是那些没有合法身份、深受剥削的季节性劳工等，但这一点并不会改变总的结论。有趣的是，关于美国农场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观点涉及的就是所谓的家庭农场（family farm）。这些农场，且不论农场主的家庭成员是否参与了劳动，大都因为机械化而变得越来越大。现在很多这样的农场都是家庭管理而不是家庭劳作的农场。他们雇请专家和承包商耕地和收割，用飞机播撒杀虫剂和除草剂。劳动密集型农场雇用外来劳工现象更为常见，例如加利福尼亚州有很多出产蔬菜、园艺作物和酒类的大农场，在那里经常发生农场与拉美劳工的纷争。在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中，你会一眼就看到不同的农场、不同类型的农技、不同的劳动密集程度、来自不同地区的工人等。在英国，我们的临时劳工来自东欧，很多从未在册，薪水很低。在西班牙南部和意大利，农耕和园艺行业大多雇用来自北非的劳工。在西欧，甚至还有一些来自中国的工人。如你所说，这些人没有被纳入官方的统计数据中，但如果想一想全部的数量，可以说，即便是考虑了那些农业领域内未在册、低收入、受压迫的外来劳工，那么印度人口中有60%的人从事农业生产，这也和美国、德国或英国的农业人口数量存在巨大差异。美国确实有大规模从中美洲以及其他地区雇用非法劳工从事工作条件最差加工业的现象。人类学家史蒂夫·施特里夫勒（Steve Striffler）有一本书写得很好，书名是《鸡肉》。这本书讲的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农业：肉鸡是如何被生产、加工、屠宰、包装、冷冻的，如此等等。许多美国东南和西南地区的鸡肉加工厂雇用了大量来自中美洲的劳工。

问：您刚刚讲到农耕在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期都是相当地方化的活动，那么根据您自己的经验研究，在全球化和商品化的过程中，是否有必要保持农耕的地方性？如果是，那么需要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它的地方性？

答：这个问题是关于全球化和地方性的问题，是个极有趣的研究领域。范德普勒格教授的研究在厘清这些矛盾方面是相当领先的。我们今天毫无疑问地看到了农业企业以及资本在世界上的力量，这种力量相当强大。例如，近年来有相当一部分的禽类出口被转移到中国、泰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这些地区集中生产禽类的棚屋和美国、欧洲的一模一样。我为什么要提到范德普勒格教授的著作？因为他描述了农民或至少某些农民是如何试图抵制这一过程的，他们找到了农耕的其他方式，顶住了农业企业的钳制。经济学家常常把农业当作一个产业，因为他们认识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的一些特征。它所带来的变化，无论是变化的速度还是变化的主体都会让人心生警惕。我正在研究南非的玉米生产历史，考察了过去10年或15年内发生了什么。研究发现，仅仅5年时间，在大型农药公司和种子公司的推动下，南非的转基因玉米种子种植占比就从零上升到90%。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问：您怎么看待远东地区的农民，如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农民？我们能不能说这些农民阶级更适应工业（化）的愿景？我们能不能说这就是中国农民阶级的未来？为什么？

答：关于东南亚工业化的问题，已有很多讨论。有人认为，在东亚地区，小规模农业与工业之间的联系近乎完美。这一说法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一种文化上的解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又与建立在广泛灌溉设施之上的稻米生产历史有关。也有人认为，存在着某个东亚“模式”。至于该模式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无关紧要。日本和中国有某些共同之处，因为它们都有着东亚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不论其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在不同时期有何不同。相信这一论断的人中有一位伟大的学者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他几年前去世了，他的最后一本书叫《亚当·斯密在北京》。该书用历史的长镜头分析了中国的发展，讲述了18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溃败、令人惊讶的复苏以及今天的重新崛起。

问：我的问题是关于“生活资料的商品化”，我想知道当您运用这个概念时，它是否具有历史的意义？或者它是指某种程度？例如10%或者80%的生活资料被卷入市场交换之中？我还想问您“那又怎么样”呢？您用了“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这个概念，那又怎么样呢？

答：我总是建议学生问自己“那又怎么样”（so what）。但当我自己被问到“那又怎么样”时，还是相当让人紧张的。你的问题背后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议题，那就是，有些人（包括我自己）认为一旦小农或小手工业者被锁入商品关系中，要摆脱它就几乎不可能了，这就是生活资料的商品化。所以，他们的土地和其他资源以及生产的用于自己消费或出售的作物中到底有多大的比例被卷入了商品化，是20%，50%，还是70%，这并不重要。关于这一点，有很多政治上和学术上的争论。一位研究非洲的瑞典学者约兰·许登（Goran Hyden）认为，非洲农民并没有被殖民主义“俘获”（captured），他们与市场的关系是随意的。某一年他们可能将10%的土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下一年便可能是70%的土地。实际上，他是指农民有某种程度的自由。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什么？他想要解释非洲之所以不发达或者欠发达，就是因为非洲农民与市场的关系是随意的。许登还说，那些最发达的非洲国家，如肯尼亚，有大量来投资和殖民的移民，还有大农场，非洲农民能够从中学到很多。这就是肯尼亚的农耕要优于邻国的原因。坦桑尼亚也是如此。所以，我的建议是，在社会科学中没有什么论点是无瑕的，论据并不一定能说明什么问题，除非它被放进某个特定的分析框架之中，然后你就会发现没有什么论据是清清白白的。所以研究者必须不断地问自己，要提出的是什么观点（what），为什么要提出来（why），如此等等。我已经断言了（没有“证明”）存在着某种理论假设，那就是所谓的小农或农民不仅生产产品供自己消费，如生产粮食供家庭食用，也被卷入了市场之中。正是这种市场的卷入和这种商品关系，限制了他们生产供自己消费的产品的自由。范德普勒格教授在这方面持有非常不同的观点，这是有争议的。但我和他之间的争论是同志式的争议，与我和许登之间的争议是不同的。许登认为非洲之所以欠发达，是因为殖民时期还不够漫长，或者殖民的程度还不够深。

问：您讲到了从农耕向农业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农业带来了很多问题，例如杀虫剂和化肥的滥用、污染、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遭到破坏等。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我们当如何阻止这一切？

答：很高兴你问到了生态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放在讲座的最后，我现在无法对此做出回应，因为它涵盖的范围太广又太过重要。去年我和一位同事就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生态学编撰过《农政变迁》（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的一期特刊。这位同事实际上是农学家，不像某些“诡异”的社会学家。其中有一篇很好的文章，这是我所知道的能够回答你问题的最好文章，文章名是《工业资本主义农业的生物物理矛盾》，作者是托尼·魏斯（Tony Weis）。他认为工业资本主义农业最终会给全球气候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最终也会毁掉全人类。

问：有哪些因素（如资本）在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的发展中起到作用？起到怎样的作用？为什么资本主义当时在日本得到发展而在中国没有？

答：这个问题我真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很好，但它涉及经济史中关于不同国家不同发展路径的非常复杂的争论。确实，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有着很高水准的识字率、教育程度、技能等。这些因素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肯定发挥了作用，但是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果没有从上至下的明治维新，没有它所带来的工业化，没有工业化所打造的军事力量，日本是不是还能第一个走上非西方工业强国的道路？这场革新并不是为了改善日本人民的生活，这不同于我们今天对发展的通常假设，日本统治阶级有着非常明确的意图。当然，当日本实现了工业化以后，它就变成了一个侵略者，中国自身的历史已经向全世界表明了这一点。我通常不喜欢这种列出众多因素的经济史，我们可以列出8个因素，而如果你列出了8个因素，有人就会列出10个因素、20个因素。我们就会成为所谓的计量史学家——就是那种什么都要计量的人，就会变得极为蠢笨。我们之所以需要政治经济学，是因为我们可以找出现代历史中发生作用的主要力量。我十分相信阶级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最近有人告诉我，一位计量史学家拿到了中非殖民地时期的警察局记录，得到所有被录用的非洲警员的身高，并且计算了一番，得出这样的结论：殖民地时期警员的身高是一个很好的预测指标，可以用来预测和身高完全不相关的其他信息，如婚姻稳定程度、农业收成的多少等。这就是现在的学术游戏：罗列无穷无尽的因素，选择其中的一些，把它们代入某些漂亮的方程，用上一些统计方法，然后告诉大家这说明了什么。我们必须在严肃的历史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讨论你的问题。

亨利·伯恩斯坦（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发展研究系主任）1945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发展研究系著名教授，任发展研究系主任16年，拥有剑桥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硕士学位。曾在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美国、中国、南非的多所著名大学任教。曾长期主编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农民研究》和《农政变迁》，其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理论、发展理论、政治经济学、农政变迁、土地改革等。主要著作包括《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南非的农政问题》《非洲的圈地？“旱地中湿地”的社会动力学》《农政问题》《亚洲的种植园、无产阶级与农民》《农村生计：危机与应对》《粮食问题》《第三世界的斗争》《欠发达与发展：第三世界的今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