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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梁景和

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后，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发生了重大变革，学术界迎来崭新的繁荣时期。中国近现代史与其他史学专业也都有了长足发展。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犹如本专业的其他领域，亦展现着自己特有的新生魅力。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化史的复兴，80年代中期社会史的复兴，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文化史的兴起，这三条线索所铸成的链环与其他领域紧密结合，呈现出中国近现代史的强劲发展势头。其中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走过20多年的艰辛历程。

20世纪80年代末就有学者提出文化史与社会史相互结合的问题。刘志琴（署名史薇）：《复兴社会史三议》，《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 1990年有学者撰文，李长莉：《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参见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提出“社会文化史”的学科概念。1991年有学者在学术领域开始运用“社会文化史” 梁景和：《辛亥革命80周年全国青年学术研讨会关于社会文化史问题的讨论述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梁景和于1994年在自己博士论文的提要中说明本论文的“社会文化史”的属性，认为自己的博士论文《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是“社会文化史研究范畴的一个具体领域”，参见《〈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提要》，1994年5月未刊稿。的概念。1992年与2001年，在北京先后召开了“社会文化史研讨会”和“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两次学术研讨会，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一门新生学科——“社会文化史研讨会”纪要》，《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期；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会议集中探讨了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问题。2005年、2007年、2009年、2011年和2013年分别在青岛、乌鲁木齐、贵阳、苏州和襄阳召开了5次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有相当数量的社会文化史论文发表，参见吕文浩《“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朱浒《晚清以降的经济与社会》，《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毕苑《第三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黄鸿山、朱从兵《“近代中国的社会保障与区域社会”——第四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也有关于探讨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文章。梁景和主编《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009年6月和10月，2010年4月在北京先后召开了三次“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参见王红旗主编《中国女性文化》第12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参见梁景和主编《社会生活探索》第二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这也是开始以社会文化命名的学术会议。

20年来，社会文化史研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征。

首先，社会文化史的本土化特征。中国社会文化史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产物，是中国文化史、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发展链条上的一环。改革开放的大势，催发了文化史的复兴，改革开放的深入，迎来了社会史的兴盛。文化史研究偏重于精神层面，即关注思想观念、社会意识等问题的研究。社会史研究偏重于社会层面，即关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等问题的研究。而社会文化史研究则关注两者的共生共荣。很多文化观念问题反映在社会生活等社会问题的层面上，很多社会问题与文化观念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社会文化史就应运而生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文化史的萌发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产物，主要研究者是顺着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而走向社会文化史领域的。

其次，理论探索的自觉。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重视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在1992年“社会文化史研讨会”和2002年“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有很多学者展开了讨论，并发表了很多重要的理论见解。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一门新生学科——“社会文化史研讨会”纪要》，《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期；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此外，刘志琴的《青史有待垦天荒——试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参见《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梁景和的《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参见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和《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参见《河北学刊》2009年第3期。李长莉的《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参见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等都属于社会文化史探索的理论文章。

最后，展现出重要的研究成果。20年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关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论文请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左玉河、李文平《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评述》，《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3期；苏全有等《近十年来的中国近代风俗史研究综述》，《安阳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黄延敏《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展》，《近代中国与文物》2009年第2期等文的介绍。也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诸如刘志琴主编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梁景和的《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和《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现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严昌洪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07），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孙燕京的《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余华林的《女性的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等，均为重要的学术著作。重要的社会文化史学术著作还很多，诸如严昌洪的《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和《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李少兵的《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方平的《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德）罗梅君的《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十九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王燕生等译，中华书局，2001）；薛君度、刘志琴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等，此不赘述。

社会文化史发展至今，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相关历史资料数量庞大，但非常分散、芜杂、缺乏整理。相当多的研究者尚缺乏运用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的自觉性和经验积累，缺乏研究范式上的建树。缺乏深入专精的高水平著作，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知识训练等。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这些都是具体的实际问题，需要学者一点一滴地处理和一步一步地解决。

社会文化史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盼望早日迎来社会文化史发展的新时期。2010年5月出版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同期召开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走向座谈会”，毕苑：《“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回顾与走向”座谈会综述》，参见梁景和主编《社会生活探索》第二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以及《光明日报》2010年8月17日刊发的《社会文化史：史学研究的又一新路径》一文，既是对以往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总结，也是对社会文化史未来发展的一个期待。2010年9月25日、2012年9月22日和2014年9月20日在北京分别召开了“首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三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9月24日在北京召开了“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2013年9月21日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青年学者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都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会议来推动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我们坚信，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将会迎来崭新的发展。

社会文化史兴起之初就引起了诸多年轻学者的兴趣，如今则吸引着众多青年学者把社会文化史作为自己的学术向往和追求。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准备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主要目的就是要把热心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研究论著发表出来。现在本论丛已经陆续出版，希望能促进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2014年12月20日修改于幽乔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