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和致谢

本书的缘起可以追溯到大约20年前为参加第七次世界体系政治经济学会议而与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共同提交的一篇会议论文，那次会议由查尔斯·伯奎斯特（Charles Bergquist）组织，在杜克大学举行。那篇论文题目为《劳工运动与资本流动：世界—历史视角下的美国与西欧》（“Labor Movements and Capital Mobility: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in World-Historical Perspective”），这是我们最初尝试去理解不同国家的劳工运动是如何通过世界经济进程尤其是资本的跨国转移，而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努力。这些年来，这第一颗种子与其他种子融合在一起生长，并发展成为现在这本书。在写作本书的整个过程中，与乔万尼·阿里吉的持续不断的交流为本书最终成型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因此，我首先要在学术上对乔万尼·阿里吉致以深深的谢意。

我还要感谢世界劳工研究小组的朋友们，这个小组的教授和研究生们在20世纪80年代定期在宾汉姆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的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Fernand Braudel Center）举行聚会。除了我自己，这个小组的成员还有乔万尼·阿里吉、马克·贝蒂尔（Mark Beittel）、约翰·卡斯帕里斯（John Casparis）、杰米· F．丹格勒（Jamie Faricellia Dangler）、梅尔文·杜波夫斯基（Melvyn Dubofsky）、罗贝托·P．库兹涅威茨（Roberto Patricio Korzeniewicz）、唐纳德·凯特力特（Donald Quataert）和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正是在这个小组的讨论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要从全球的和历史的视角来认真研究劳工运动，需要取得新的类型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在已有文献中尚不存在。1986年，研究小组投入大规模的数据收集项目中，并开始建立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World Labor Group（WLG）database］，本书即是建立在这一数据库的基础之上的。

不久，我们便发现组建这个数据库需要投入相当大的精力，还要冒难以完成的风险。为了能够在这个项目中投入更多的时间，我放弃了之前一直努力在做的博士论文题目，转成做一篇与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组建和分析相关的题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特伦斯·霍普金斯（Terence K. Hopkins,1928～1997）为本书的最终成型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还要感谢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他在整个项目过程中总是为我提供建议和支持。

我来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不久，就和三名研究生一起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他们是布鲁斯·波多布尼卡（Bruce Podobnik）、马华·萨卡尔（Mahua Sarkar）和内蒂·雷格特斯（Nettie Legters）。1993年我们定期会面，并于那个年底在社会科学史学会（the 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的年会上发表了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也越来越确信最富有成效的一种研究方式就是通过对全球几个行业的比较分析来有效推进这个项目。正是在这个小组的这种研究和探讨的背景下，我开始朝着本书的比较研究的框架迈出第一步，并最终形成了第三章。

这个比较全球工业的研究项目部分得到了国家科学基金社会学项目（1993年）的资金支持。这一资助加上1989年的世界社会基金会（苏黎世）的资助，在几个关键时刻为这个项目提供了重要的物质鼓励和精神支持。

在过去十年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许多研究生和本科生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我一起为这个项目而工作，包括帮助我更新和扩展WLG数据库。我在此衷心感谢他们所有的人，虽然我也为不能一一列出所有需要感谢的人的名字而深表遗憾。

20世纪90年代，我投入到另外一个大型的研究项目中，使这本书在加速完成的道路上不得不有所绕行，不过也让我有机会更加深入地思考社会动荡与世界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个项目早在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关于世界霸权比较的研究工作小组时期就开始运作了，其成果集中体现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Minnesota,1999）一书中。我认为这次绕行，使我在本书中对劳工运动、战争和世界政治之间关系的分析更加深入。

我要感谢许许多多在2001年春天和夏天阅读了本书手稿并提供了详细的评论、建议和支持的人们，他们包括：乔万尼·阿里吉、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拉维·帕拉特（Ravi Palat）、列奥·帕尼奇（Leo Panitch）、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苏耀昌（Alvin So）、悉尼·塔罗（Sidney Tarrow）和许宝强（Po-Keung Hui）等。我还要感谢2001年春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比较与世界—历史社会学研讨班上的研究生们所提出的有益的评论。作为对这些反馈的回应，我对本书许多地方的论点做了进一步明确和推进（我觉得有很大程度上的提升）。我还要感谢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他建议使用现在这个书名。

本书的时间跨度是从19世纪晚期开始直至现在。任何作者在写书的时候只要涉及当下，就会受到一种强烈的诱惑去不断追赶最近的焦点问题。本书初稿完成于2001年3月，也就是在“9·11”事件之前。本书于2002年春天进入编辑制作，也就是在当年秋天美国西海岸码头工人大型劳工抗争爆发之前。在“9·11”事件之后，我在第一章增加了一段，在第五章加了一个脚注。但是，我还是想今后有机会的话就劳工抗争与“反恐战争”的关系多写点东西，“9·11”事件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已经证实了本书的一个中心论点，即工人运动的轨迹已经深深地嵌入战争与世界政治的发展中。同样地，2002年在码头工人中爆发的抗争，也值得我们花精力进行分析，这次事件同样印证了本书的另一个中心论点，也就是运输工人已经而且将继续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世界劳工运动中占据战略性地位。毫无疑问，在本书付印和呈现给读者之前，新的热点问题将会让我产生继续深入关注本书有关论据的冲动，但是我希望运用本书所展现的概念性框架来帮助我们理解现在和将来的劳工运动。

本书献给我的父母罗伯特（Robert）与罗斯·西尔弗（Rose Silver），他们总是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