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前言

《劳工的力量》至今已经有超过11种语言的版本出版发行。能为中文版作序言我感到特别荣幸。中国漫长而重要的劳工斗争史对于形成我写作本书的思路起到主要的作用。我衷心地希望中文版的读者们能在这本书中找到概念和分析的框架，从而有助于理解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和全球劳工运动的发展动态。我期待收到中文版的读者们的反馈，并与读者们进行许多有益的交流。

当《劳工的力量》在2003年首次以英文出版时，在关于劳工与全球化的文献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的论点是，制造业在相对低收入国家（尤其是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工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从而导致福利状况持续恶化，这就是所谓的“竞次”论点。

在《劳工的力量》一书中，我强烈反对这一论点。我提出的一个针锋相对的论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资本转移到哪里，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很快就会跟到哪里。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描述了一个周期性重复出现的历史模式，即资本为了找寻更为廉价且驯服的劳动力而不断转移到新的地理场所。然而，这并没有导致简单的“竞次”现象，相反，其结果是在每一个新的资本喜好的生产地点创造出新的工人阶级和兴起强大的劳工运动。第二章以20世纪汽车工业为例描述了这一历史模式：它追溯了汽车大生产连续不断地拓展，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发源地美国，到五六十年代的西欧，再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组被称为新兴工业化的国家（以巴西、南非、韩国为代表）。虽然汽车公司在选择每一个新的投资地点时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廉价劳动力的预期，但是强大而有效的劳工运动很快就在这些新的投资地兴起。第三章描述了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世界纺织工业的一个相似模式。总而言之，《劳工的力量》讲述了世界工人阶级（以及工人斗争展开的领域）随着资本主义周期性地彻底改革自身，而被周期性地创造和重塑的世界劳工史。

《劳工的力量》出版之初正值全球制造业资本大规模转移到中国。我认为，如果以往劳工运动发展的动力机制能够作为预测未来趋势的指南，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制造业迅速扩张的地方将出现强大的新的劳工运动，尤其是在中国。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工人抗议行动，不过这些抗议几乎全部来自国有企业下岗工人，也就是那些在毛泽东时代所形成，却在企业重组和市场改革中由于大规模裁员而被消解的工人阶级。这种由于工人遭受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的“破坏性”结果而引发的抗争类型（我所说的“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是《劳工的力量》世界劳工抗争叙事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过，《劳工的力量》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主要论点是：资本到哪里，劳工和资本的冲突就会跟到哪里。这一论点所关注的是一种不同类型的劳工抗争，我将其称为“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这一类型的抗议是新兴工人阶级的抗议，往往在正经历高速经济增长的产业和地区兴起。这些工人阶级是由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过程中的“创造性”一面所形成的。

移民工人在这一过程中起了核心作用，这可以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到五六十年代的西欧，再到七八十年代的巴西和南非的经历中得到印证。周而复始地，大量涌入的移民工人（乍看起来似乎是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使迅速的工业化成为可能。通常第一代移民工人不反抗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是第二代移民工人则成为大规模劳工斗争的骨干力量，并且在争取工人工作条件的改善上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这一新工人阶级形成和抗议的叙事也能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动态过程中得以体现。在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移民的第一个十年间，从农村到沿海地区打工的年轻农民工很少会公开抗议。大多数的观察家认为这些农民工事实上是中国农村地区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的一部分。鉴于此，大多数观察家预测，要指望这些工人公开地为他们自己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而奋起抗争（假设他们会的话），那也必将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大概从2004年开始，一轮罢工和抗议的浪潮席卷了珠江三角洲的工厂，这为我们“资本转移到哪里，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就会跟到哪里”的总论断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2010年夏天中国汽车配件厂和其他工厂的罢工潮为我们这一论断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事实上，尽管远非完全一致，2010年中国汽车工人的罢工和《劳工的力量》第二章中所描述的汽车工人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一系列罢工浪潮之间还是存在重要的相似之处。在所有这些罢工中：罢工的发生都出乎管理层的意料；第二代移民工人成为战斗的主力；罢工工人成功地使多家工厂的生产陷于停滞，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人强大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的结果。由于工人在复杂的劳工分工中占据了战略性地位，这一谈判力量使工业大生产特别容易受局部停工和破坏的影响。例如，1936～1937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主要的发动机厂的罢工导致整个通用公司停产。类似地，2010年5月为本田汽车公司的四家整车组装厂生产80%自动变速器的配件厂的一场罢工，威胁到本田公司在中国的整个运作。最后，本书第二章所讨论的一系列罢工浪潮都使工人们赢得了重要胜利（包括工资上涨，工作条件得到改善，工会对一线工人的要求更有反应，以及集体谈判制度的建立）。而且，这些胜利的影响已经超越了那些具体参与罢工的工厂。从许多方面讲，这些胜利标志着一个劳动关系新纪元的开始。

如果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劳动关系的新纪元，这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工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尽管在这一序言中我只能提供一些线索，但我希望中文版的读者们能发现《劳工的力量》所提供的分析工具有价值，并运用这些工具找到他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解答。

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寻找答案呢？从历史的角度看，资本家面对强大的工人运动已经作出了妥协让步，例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但是资本家同时也在通过调整生产来寻求打破劳资力量的平衡，使之对资本有利。作为这些调整努力的副产品，世界范围内的工人阶级以及工人开展斗争的基础也在周期性地发生变化。为了系统思考这些过程及其对工人运动的含义，《劳工的力量》归纳出四种资本面对强大工人运动而作出的普遍反应：（1）将生产地转移到具有更为廉价和驯服劳动力的地方（我将其称为空间调整）;（2）改变生产组织和引进节约劳动力的技术，比如使用机器人（技术调整）;（3）资本进入新的具有更高增加值的生产领域（产品调整）;（4）资本完全从贸易/生产领域中转移出来，进入金融和投机领域（金融调整）。

事实上，我们已经能够在今天的中国看到前三种资本反应的迹象。关于空间调整，已经有大量的轶事证据显示，沿海地区的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的工厂主已经在中国国内以及更贫穷的国家诸如越南和孟加拉国寻找工资更低的生产场所。这一资本转移的含义对于中国工人而言并非直截了当。相反，我们在对资本地理转移的实际规模或影响作出结论之前需要谨慎。尽管在讲述20世纪资本地理转移时，我在本书中所关注的问题是劳动力成本和劳工控制，我也试图阐明劳动力成本和控制并不是投资决策的唯一决定因素。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资本在高收入国家中的持续投资。事实上，廉价劳动力仅仅是近几十年来资本在中国投资的部分原因。以规划的工业区和市场网络为依托的聚群经济，一支健康和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大军（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时代公共健康和普及教育的遗产），发展良好的交通运输和物流体系以及国内市场的规模，这些效应都构成了在中国投资的强烈的动机。事实上，随着工人涨薪，市场的规模也会相应扩大，这对于以市场为导向的投资更有吸引力。

资本的地理转移及其对劳工运动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监测的重要过程。如果《劳工的力量》中所呈现的过去的发展规律与我们理解的未来的发展动态有关，我们可以预期即使资本发生了显著转移，也不会出现简单的“竞次”现象。最近关于越南成功罢工的报告再一次印证了我们关于资本到哪里，冲突就跟到哪里的论断。同样，资本在中国境内的地理转移的主要影响将很有可能缩小中国国内的地区不平等，而并不是导致一个在中国国内的“竞次”现象。

也有大量的轶事证据显示资本家们用技术调整，比如引进节省劳动力的技术，来应对中国的劳工抗争和上升的劳动力成本。例如，富士康最近宣布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在其位于中国大陆的工厂里引进100万台机器人。资本向更多使用节省劳动力的技术的转移，将会怎样影响中国和全球劳资力量的平衡？《劳工的力量》再一次认为，不论是空间调整还是技术调整，都没有对工人的力量产生单向的影响。的确，使用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倾向于减少对劳动力的总体需求，从而削弱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谈判力量。但是，这一趋势也倾向于增强工人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因为使用昂贵的机器增加了生产中的任何破坏行为给资本所造成的损失，包括那些由罢工和怠工所造成的损失。正如前文所讨论过的，强大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在汽车产业的五月罢工中得以体现，而汽车业是资本更为密集的产业之一。

不过，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进行的采用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导致了另外一个主要问题，也就是全球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越来越不匹配所导致的问题。资本主义摧毁既有生计的速度比创造出新的生计的速度快得多，从而产生了大量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的工人。换句话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全世界的生计危机。如果不有意识地背离我们所知道的历史资本主义，尤其是在过去两个世纪席卷全球的、资本密集的、排斥劳动力的西方模式，那么这场危机就难以解决。

也有显著的轶事证据表明今日中国正在努力追求产品调整，这一点可以从中国有意识地努力使经济重心转向生产具有更高附加值的商品和服务上明显看出来。尽管一些资本转移到新的产品线的经济活动一直都有发生，但《劳工的力量》第三章强调了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移，即19世纪和20世纪的主导产业（分别为纺织业和汽车业）的崛起和在全球的普及。我们发现，正如新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劳工抗争的最重要的地理场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移，作为对每一次空间调整的回应，最重要的产业领域久而久之也在随着划时代的产品调整而转移。更具体地说，我们观察到新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劳工抗争的主要中心从19世纪的纺织工业转移到20世纪的汽车工业。

尽管纺织和汽车工业在今天仍然十分重要，但没有人会认为它们是21世纪的主导产业，即能够为一轮主要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利润的增长提供基础。在本书第三章，我做了一些努力，试图识别哪一个或哪一些产业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新的主导产业，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预测未来有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形成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力量的产业。当《劳工的力量》最初在2003年出版的时候，我们能够识别正在经历相对快速发展的新的工业活动，但是难以识别出一个像纺织业和汽车业这样曾经拥有标志性地位的主导产业。

然而，即使在那个时候也已经有证据表明，如果在21世纪要有另一轮世界范围的、主要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必须要超越资本密集、资源浪费（和依赖矿物燃料）的“美国发展模式”所固有的生态极限（或许也包括生计极限）。回想起来，不管绿色技术和可再生能源诸如风力和太阳能能否被看作21世纪的主导产业，从中国和其他国家政府在这些领域里所作的巨大投资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已经广泛地认识到，20世纪的矿物燃料工业复合体（包括采用机械内燃的汽车工业）已经达到它的极限。

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21世纪的主导产业可能是什么（假设的确还存在又一轮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阶段），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一新的主导产业最有可能在哪里首先腾飞。对于在哪里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世界劳工运动的未来有着重要的含义。纵观历史，新的主导产业总是首先在富裕国家里得以发展。纺织业创新的最初场所是在英国，汽车大生产则是在美国。而且，新兴主导产业所创造的财富收益绝大部分由它们最初出现的地区所获得。这一规律的结果就是重复制造全球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可以不加修饰地说，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富强的国家继续保持富强，贫弱国家继续保持贫弱。

这反过来对劳工运动有重要的含义。本书第二章表明，在整个20世纪，伴随着每一次空间调整，十分相似的汽车工人运动在截然不同的国情下产生。然而，第三章发现，尽管资本到哪里，劳工与资本的冲突就跟到哪里，随着连续的每一轮资本的地理转移，冲突展开的阵地也在改变。换言之，与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工人运动面临着根本不同（和更加困难）的条件。

为了更清楚地阐明这一论点，我们有必要更深入地检验今日中国和美国新政之间的相似性（及相似性的有限性）。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在美国的具有高度破坏性的罢工浪潮（集中在大生产工业），其高潮促使劳工-资本-国家之间建立了社会契约关系，从而改善了所有美国工人，而不只是少数具有战略性地位的工人的条件。雇主同意认可工会并稳定地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使其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美国政府则同意采取旨在保持高需求和低失业率的宏观经济政策。美国这一社会契约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有效，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资本和美国政府打破。

是什么条件允许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维持如此稳定的、长期的社会契约？部分的解释来源于美国即将成为20世纪主导产业的先锋这一事实。在20世纪中期的工业大生产领域几乎没有国际竞争，因此高利润十分普遍。这些高利润使劳工-资本的协议得以保障。新的领导产业及其产生的高利润也允许产生新的工作，从而弥补那些由于“技术调整”而失去的工作。

然而，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国家（包括像巴西、南非和韩国等快速发展的中等收入国家）已经加入一般的工业大生产尤其是汽车大生产的行列中。就是在这个时期，这些国家也经历了如同美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经历的那般富有战斗性的劳工抗争的浪潮。这些工人运动也同样赢得了主要的胜利。但是，不像发生在美国的劳工抗争运动，这些胜利通常是短暂的。美国作为创新者所获得的高利润率对于工业大生产的后来者们来说已经不复存在。

当中国（与巴西、南非、韩国相比更是如此）加入汽车和其他制造业大生产的全球竞争时，竞争的压力已经变得很大，利润率已经特别低。而且，当中国加入全球竞争时，这些行业已经日益成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导致了一个矛盾现象，即在过去20年里，中国在取得令人瞩目的工业产量增长的同时，就业水平却停滞不前。因此，我们不能期望去简单重复美国所推行的社会契约，因为美国模式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有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新的主导产业所带来的罕见的高利润来为其提供财政基础。事实上，《劳工的力量》第四章的一个中心论点就是，尽管美国宣称所有国家都能发展并达到美国的消费标准，二战后几十年里，在美国盛行的大众消费的社会契约是建立在使大多数世界工人无法享受到相同好处的基础之上的。20世纪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第一个清楚的信号，表明美国大众消费的社会契约无法被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否则将引起利润率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严重危机。21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的危机正在印证这一论点。

资本主义面对强大的劳工运动的第四种回应，即除了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空间调整、技术/组织调整和产品调整之外，就是金融调整（或者说资本从贸易和生产领域中流出而进入金融和投机领域）。第四章指出了自1870年以来具有广泛金融调整特点的两个时期。其中一个时期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头几十年（1929年的华尔街崩盘可作为其终点）。在最近几十年（大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正在经历另一个广泛的金融调整或者说“金融扩张”时期。

物质扩张（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要流入贸易和生产领域而不是金融和投机领域）通常能够增强劳工的力量。然而，正如第四章所示，无论一百年前还是今天，大规模的金融调整都严重削弱了世界工人运动。

与涉及生产地理位置的空间调整和产业地点的产品调整不同，金融调整是指资本家从生产投资领域中完全撤出。当然，技术调整（特别是当资本家采取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形式时）也促进了劳动力总需求的严重下降和世界范围的主要的生计危机，不过，它们往往会增强那些仍被雇用的工人的工作场所的谈判能力。金融调整则不然。事实上，无论是今天还是一百年前，金融化时期都是阶级不平等急剧增加和财富再分配从劳工向资本大规模转移的时期。

在20世纪初，这一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即消费不足的危机（由于需求不足）和合法性危机（由于大规模失业和民生凋敝）。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讨论的，这一双重危机，尽管最初瓦解了工人运动，最终却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高涨的、爆发性的抗议活动，波兰尼式和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高潮同时涌现。

我们今天是否正在见证一场相似的危机和相似的反应？我们是否正处于又一个这一时期的边缘，即一个世界范围内高涨的和爆发性的抗议活动、波兰尼式和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高潮同时涌现的时期？

今天，正如在20世纪前半期一样，我们观察到马克思式和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并存的现象。我们看到马克思式的抗争，由于物质扩张（以及新工人阶级的形成）而继续在世界的某些地区发生，甚至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主导趋势是向金融和投机领域转移的历史时期也是如此（20世纪初的美国与过去几十年的中国之间的相似之处再一次富有意义。两者都在世界趋于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时期经历了一轮主要的物质扩张和新工人阶级的形成）。但是，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被“消解”的工人阶级的抗议）大概是当前世界劳工的主导形式。众多例子之一就是2011年在欧洲爆发的反紧缩的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是由主权债务危机骤然引发的，而这些主权债务危机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的金融扩张所导致的债务危机长链条上的最新环节。

当前全球劳工抗争浪潮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要回答这个问题，世界政治动态发展机制需要被放到最突出的位置上。第四章着重分析了20世纪劳工运动的命运是如何与战争和地缘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也展示了历次金融扩张是如何与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地理中心的转移相联系的。因此，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金融扩张中，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中心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在当前的金融扩张中，世界经济增长（“物质扩张”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金融扩张）的中心转移到了东亚。要从后者得出许多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们今天正处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出现深刻危机的时期。

换句话说，从历史上看，金融扩张时期就是现存全球秩序陷入深刻危机而新的全球秩序的轮廓开始浮现的时期。由旧转新的过渡时期总是国家之间激烈冲突和产生暴力的时期，也是人类遭受巨大苦难的时期（想想20世纪前半期的情况）。虽然战争的性质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观点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得以阐述），劳工运动的轨迹仍然继续与世界地缘政治的动态发展机制交织在一起。

解决世界范围内日益严重的生计危机，避免国家之间的暴力和战争升级，是21世纪工人和世界公民所面临的两大关键性挑战。在历史上，工人的斗争在应对此类挑战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确实，如果世界能在不远的将来走上一条更公平、更可持续也更加和平的发展道路，中国工人正在进行的为争取尊严和正义的斗争无疑将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贝弗里·J．西尔弗教授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