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农民工的产业工人主体地位与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农民工迅速成为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的新市民。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民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而且呈快速增长趋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14年外出和在本地从事非农工作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总量达到27395万人，较改革开放初期1983年的200万人增加了136倍。未来30余年，即到2050年，预计我国每年将有300万～500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累计转移1亿人左右。在农民工群体中，老一代农民工11612万人，新生代农民工约为15783万人，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57.6%，是农民工的主体。农民工队伍的产生和壮大，为推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变，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三农”问题的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以及社会结构转型的推动做出了巨大贡献。农民工的发展正在改变中国的经济社会基本格局，并将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全局性、战略性、历史性的影响。

二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公平就业的重要性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在城市公平、稳定、体面就业成为其市民化转型的关键。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近年来制定了一系列维护农民工权益和促进农民工发展的政策措施。国务院2006年出台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要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城镇化质量”“要着力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这些表述表明了党中央对农民工问题的高度关注，将农民工问题视为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在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新型城镇化中“人”的主体是农民工。因此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背景下，农民工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对于农民工的发展问题，不仅要关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更要重视农民工“市民化”的转型。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着力点，将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和创造最终需求，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提供持久动力。而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关键是解决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即在确保农民工获得相对稳定就业机会的基础上推进城镇化。

户籍制度改革是推进城镇化进程和促进农民工公平就业的核心。2014年7月，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这为户籍制度改革明确了路径和要求，对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保障农民工的权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户籍制度是一项基本的社会管理制度，改革前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存在城乡之间人口难以自由流动、城乡户口附着福利待遇差距过大等问题。201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而城市户籍人口只有36%左右，超过17%的人会因户籍限制处于“半市民化”的艰难处境，这不仅使他们自身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而且严重影响着社会阶层的和谐与城镇化的质量。户籍制度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长期以来的户口制度把我国人口划分为不同人群，城里人和农村人，外地人和本地人，他们因户口关系不同，享受着不同的社会待遇和福利。据统计，城乡户口在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别待遇高达30多项。这与十八大以来确立的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相悖。《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在这样的改革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民工的就业资源和就业机会的公平配置就成为改革的重要命题。本次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就是要剥离户籍附着的权益差距，缩小乃至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公共资源分配和公共服务、福利待遇的均等化，让农民工与市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在市民化过程中的公平就业以及获得更好的社会保障和发展机会，这就为本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如何缩小乃至消除城乡差别，从而实现农民工福利待遇的均等化。户籍制度改革的路线图是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限制与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在这样的改革路线图上，针对不同规模类型城市制定差别化的落户政策，提出消除农民工在不同类型城市中的就业歧视、促进他们公平就业的实现机制、路径与对策，就成为本研究的重要任务。

三 市民化进程中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必然性

推进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预计到2020年将有1亿左右的农民工落户城镇。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获得与属地城市居民同等的“市民权”，包括就业权、居住权、受教育权以及社会福利保障权等。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不仅要使农民工获得相对稳定的就业机会、促进其就业，而且要让他们逐步实现和谐就业、体面就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更好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要“规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这是首次明确提出要维护农民工生产要素的权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消除就业歧视。因此，如何消除当前存在的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的就业歧视，实现农民工劳动要素的权益以及同工同酬，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提出要“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质量，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可见，消除农民工的就业歧视、提高其就业质量已成为党和政府的重要关切点。

中共中央国务院最新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对今后一段时期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做出了宏观性、战略性和基础性的规划，其中不仅对我国城市规模类型做出了明确划分，而且强调了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健全人口流动制度，实施不同类型城市差别化落户政策。对此，本研究针对不同规模城市中农民工的就业现状、就业歧视问题进行调查，提出促进农民工在不同规模城市公平就业的对策。

四 农民工就业歧视长期存在的可能性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户籍制度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体现。户籍制度的现状与变革是由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即由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尚不发达、市场体系发育还不完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人为地造成了劳动者城乡隔离，形成了与户口相关联的种种不平等就业现象，这既是我国劳动就业领域中突出存在并需要尽快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我国区别于其他国家所特有的就业歧视现象。户籍制度一度成为严格限制农民到城市就业的社会管理制度，并造成城乡二元分割，是农民工群体产生、农民工城市就业不平等，以及流入地地方政府和市民对农民工进行歧视的制度根源。

户籍制度在不同时期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影响并不相同。计划经济时期，户籍制度阻隔了我国城乡交流和人口城乡流动，造成城乡劳动者就业隔绝，户口成为决定劳动者就业机会、收入、劳动保障和福利的首要因素。改革开放初期，户籍制度仍是阻碍我国劳动者平等就业的重要障碍。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城乡户籍管制的松动和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纷纷涌入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寻找就业机会，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民工潮”。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影响正慢慢被市场化机制所消解。但当前，我国仍处于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制度向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变迁，以及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向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演变的历史阶段，由于户籍制度尚未得到根本改革，户籍仍是公共资源分配的主要依据，户籍的权益化与空间等级问题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依然存在。户籍制度的变迁和深度改革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因此在户籍制度这一引发农民工就业歧视的主要制度因素并未得到彻底变革的情况下，我国原有的农民工就业歧视则有长期存在的可能性。此外，虽然以《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的出台为标志的新户籍制度改革本身是为了消除城乡差别，但在政策的具体落实中还可能会带来新的就业歧视问题，如大中城市居住证制度的实施使歧视公开化，并造成非户籍人口之间新的不平等；由于小城市和城镇对人才的吸引力有限，优质的劳动力都向大中城市流动，大中城市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会加重原有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等。

五 农民工就业歧视现象存在的风险性

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就业歧视，当前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表现为：行业分割；工资水平普遍不高，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不断加大；同工不同酬；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于城镇职工；劳动安全卫生条件恶劣；社会保障缺失；超时加班劳动；非正规就业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六大行业，就业人群比重近90%，而城镇职工在这六大行业的就业人群比重则不足50%。这些行业大多处于劳动力的低端市场，整体工资水平较低，工作稳定性较差，职业发展困难，就业质量不高。农民工进入金融业、信息传输业、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等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比重较低。考察2011～2013年我国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在不同行业的平均工资发现：不同行业的工资水平存在差异，即使在同一行业内，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也均低于城镇职工。2013年，全国农民工月均工资2609元，仅相当于当年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4289元的61%。而且近年来，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在不断加大，整体的工资差距从2008年的1068元增加到2013年的1680元。《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显示，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的可支配收入有20%～30%的差距，且农民工的工资靠超长时间的劳动获得。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也远远低于城镇职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为38%，与上年基本持平，62%的农民工未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大大低于同期城镇职工88.2%的签订率。在已签订的合同中，也普遍存在着内容不完备和执行不规范等问题。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务派遣用工不规范，一些劳务派遣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不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被派遣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直接用工同工不同酬问题比较突出。劳动安全卫生条件恶劣，农民工超时加班现象较为普遍，休息休假权得不到保障。农民工承担着城镇大多数“苦、脏、累、险”的工作，高温、高危、高寒和高污染作业的群体主要以农民工为主，职业病和工伤事故时有发生。总之，农民工在就业机会、工资增长、就业能力提升、职业稳定性、社会保障、就业保护、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城镇职工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权益差距。

农民工群体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就业不稳定、低报酬、工作条件不安全、社会保障缺失等就业权益受损的状况，影响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影响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这使得农民工长期处于城市边缘，不能很好地融入城市社会，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如果不对这种现象加以重视，那么一定会积累很多社会矛盾，引发农民工的心理对抗和社会冲突，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扎根城市的愿望十分强烈，就业歧视必然会导致农民工对城市社会有疏离感，引发农民工行为失范甚至犯罪，从而危及城市安全与稳定。同时，农民工的职业分割现象十分严重，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农民工群体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职业分化现象，职业分化必然导致社会阶层分化，这种分化容易引发社会风险。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农民工在城市遭遇的就业歧视，已经成为和谐社会中最不和谐的现象之一，对农民工就业问题的认识与处理，既是一个事关经济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事关社会稳定的问题，农民工的就业歧视以及其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问题正逐渐引起政府及学界的高度关注。

综上所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解决好农民工市民化转型中的就业问题，是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关系城乡一体化发展，亿万劳动者的素质提升、收入增加，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及时化解因农民工就业歧视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本研究对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就业歧视及其社会风险进行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可以为城乡平等就业制度的形成和完善提供依据，为深入研究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转型过程中的就业问题以及社会风险化解问题提供新思路和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