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理论预设、研究思路与文章架构

一 理论预设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本文中所提出的理论预设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研究假设”是有本质区别的。自然科学中的研究假设是基于经验事实和普同性规律，在研究之前对研究将可能形成或获得的结果所做出的一种推测性论断或假定性解释。人类学的传统是关注他者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在对地方性知识进行研究时，不能先入为主地用普同性知识的客位思维来进行预先框定，而应是通过参与式观察，在体悟的基础上从主位立场来理解“土著”是如何思考的。因此，费孝通1936年在江村进行调查时，就主张调查者思想中不应带有前设，最好让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的事实自动地在上投影。由于“演武活动”的发生场域对笔者来说依然是一个异文化之地，因此，此处所提出的理论预设，并不是笔者事先带着客位的刻板印象进入黑泥屯的田野调查指导思想，而实际上是笔者通过四年多的长期调研，先有调查材料，然后对调查材料进行分析解读之后形成的理论观点。此处提出所谓的“理论预设”，是为了方便文章叙述需要而选择的一种写作模式。

在人类学研究中，不仅它的分析范畴，而且它的议题，都无一不涉及一个假说，一个历史猜想。研究者可以根据对某一范畴组成要素的不同预设而得出对一个范畴的不同解说，也可以根据对某一论题的情境预设和价值判断，来做出对这一论题的不同阐释。提出理论预设问题，是基于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的差异。简而言之，“研究”即对客体赋予意义的过程，是对客体的意识和经验的陈述与深描，而不仅仅是“再现”。理论预设问题所要做的是要揭示使某一特定的话语或理论成为可能的关系和基本条件。它必须从对理论发生过程的详尽准确的描述中把握一项陈述的含义；确定这一陈述的存在条件和界限；建立它与其他可能与其有联系的陈述之间的相关性；指出那些被它所排斥的陈述形式。对理论预设问题的提出，不仅要在理论层面上揭示以往文本中被隐藏和被掩盖的现实存在；而且要在实践层面上提出对社会生活进行解构的可能和必要。笔者在族群认同理论框架之下，针对目前“民族体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等的视野出发，通过对“民族”与“族群”等词的溯源，提出“族群体育”这一概念，并选取极具族群体育典型性的广西南丹黑泥屯演武活动为个案进行研究，通过笔者对黑泥屯长达四年多的田野考察，形成了如下理论预设。

1．族群认同的原生论与工具论在族群体育形成、传承及传播中共同起着作用。笔者认为，在原生论之下考虑的是族群体育的价值理性的问题，而在工具论下考虑的是工具理性的问题。对于本族群祖先、世系、血统及基于文化生态形成的神话、传说等原生情感是族群体育得以传承与传播的原生动力。然其作为一种身体运动，毕竟无法与宗教、信仰等的原生性与价值理性相提并论，它在族群中更大的作用是起着工具理性的作用，从族群利益出发发展族群体育是其工具理性作用的集中体现。

2．族群体育的形成与发展是基于一种生存策略的工具理性，但这样的族群体育并不能脱离价值理性基础而形成；在其产生之后，因为文化生态的改变，族群体育原生价值开始叠加并显现出来。族群在其身体运动过程中有意无意地融入了地域文化生态特色，并把祖先、宗族或神灵崇拜等仪式内容加入其中，使得族群体育变得“巫魅”化，对于强化族群记忆起着其他社会活动无法替代的作用，此时的族群体育有去工具化的倾向；进入现代社会后，科学理性向边缘地区的扩张，对于世俗社会中的神灵“祛魅”（Entzaubern，原义为“打破魔咒”）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外加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半个多世纪的灌输及现代体育的冲击，原始文化生态结构基本崩塌，族群体育褪去了“神灵庇佑”的外衣。但是，国家与民间并没有因族群体育的去魅化而抛弃它，其作为身体运动所体现的工具理性并没有消失。于是，国家与民间对征用族群体育达成了共识：国家在其政策规制下，通过对族群体育的征用来达到国家的在场，从而实现其治理目的；而民间借助政府的力量通过对族群体育的征用，企望实现提高民间的社会声望、排解不良情绪、强化族群记忆，继而达到民间对于国家的在场，实现地方性知识的小传统向大传统的融合等目的。

3．基于典型个案的演武活动研究，由此而延伸到目前被普遍称之为“民族体育”的起源、传承、传播、变迁及“理性”的思考上。在现有民族体育理论体系中，对于各类身体运动的起源、传承、传播、变迁存在多种假说：劳动说、战争说、娱乐说、生存说、宗教祭祀说……不一而足。因为身体运动的种类繁多，其起源、传承、传播、变迁的形式多样是可以想象并能够理解的，但这样的观点只是一种现象的归纳，并没有获得理论的提升。笔者通过对演武活动的纵横交错的考察，在族群认同理论框架中认为：所有这些起源、传承、传播、变迁学说，都论证了族群体育是基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工具理性是在价值理性基础上产生的，且工具理性的作用贯穿于整个族群体育的发展始终，并呈现一种更为显性的状态。

二 研究思路

通过田野调查发现，黑泥屯“演武活动”作为红水河流域布壮人特有的一项族群体育活动，在南丹自唐朝羁縻时代已具雏形，在历经近千年的土司政治中得以发展、兴盛和巩固，改土归流后呈没落趋势，1949年到1978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较大规模的演武活动形态在黑泥屯几近失传。但在黑泥屯及红水河流域的民间村落生活中，演武遗风并没有被一系列社会结构转型完全消弭，演武活动中的大部分项目依然在民间的濡化作用下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自1980年代开始，黑泥屯演武活动大致又经历了复兴－迷惘－重构－再复兴的过程。特别是21世纪以来，在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名义之下，演武活动中的一些项目得到了较好的传承与传播。像这样的一个研究对象，对其历史进行梳理、断代，并将之放到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进行整体性分析，是探讨其缘起动力、传承脉络、变迁原因及获得理论生成或证伪的基础。耶鲁大学的人类学者萧凤霞（Helen Siu）在人类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已有认识上，提出“空间的延展性（共时性）和时间的连续性（历时性）已经是被普遍受到关注的两个维度”；而杨海晨、王斌、胡小明等人在《论体育人类学研究范式中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一文中进一步认为，在做体育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研究时，“把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将能起到互补有无的作用”。因此，要叙述和阐释黑泥屯演武活动这一边缘性族群体育的文化演变与社会构建逻辑，必须要充分注意并考虑特定的历史时空，即应该把作为空间概念的“黑泥屯”作为一种历史和空间交错建构的概念来加以理解和解释。笔者于是思考，通过对演武活动这样一项独具特色的族群体育的消弭与重构过程的历时性研究，以及把最近几届演武节各参与人群的本土观念作为一个历史截面进行的共时性研究，在这样纵横交错的历史场景中，多层次、多向度地对该文化形态进行研究，才能摆脱实体化的静态描述，而在一个动态且有弹性的历史过程中得到整合的和内涵丰富的呈现。此外，笔者认为，写作本书更重要的目的，是从探讨一项边缘性的身体运动出发，来思考作为中心的“族群体育”及“体育”的缘起与发展逻辑，继而来探讨“体育”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笔者通过文献调研认为，“族群认同”的“原生论、建构论及族群边界论”在阐释演武活动的缘起与发展“理性”问题有较好的契合度，因此，本文主要选用了人类学领域的“族群认同”理论来进行问题阐释。

三 文章架构

论文共分为六大部分，包括导论、南丹黑泥屯族群关系介绍、演武活动的纵向历史发展研究、演武活动的横向共时截面研究、由个案所引出的理论思考，最后部分为研究的创新及局限反思。

第一章“导论”。该部分主要包括“问题的提出”、“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关键概念”及“田野调查的理论基础及本文的田野点介绍”几个部分。笔者由当前“民族体育”研究缺少理论支撑、缺少方法论指导的困境出发，提出要想使学科获得发展，使研究更加深入，研究“范式转换”尤有必要。因此，采用开放的胸怀，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中汲取成熟的理论成果与方法论来指导身体运动研究是值得思考的。基于人类学、社会学丰富的理论积淀，“族群认同”已经发展出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笔者于是在本研究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族群体育”这一概念，并在概念厘析部分对之进行了可行性论证；人们之所以参与身体运动，可能是基于多重目的，但在参与身体运动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族群认同是他们潜在考虑的，于是，笔者对各理论流派的族群认同理论进行了简要的呈现；提出“族群体育”这一概念并非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为了促进当前身体运动研究的深入开展，为此，笔者从田野调查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探讨开始，对为何选择广西南丹黑泥屯及其演武活动作为理论阐释。

第二章“从家族到族群”。笔者通过对“族群”这一概念的文献梳理及理解，提出南丹土司官族是由多个家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起来的、基于一定共同利益的“文化共同体”，符合“族群”定义，由此而提出土司官族举办的演武活动是典型性的“族群体育”活动。

第三章“意义建构、解构与重构”是对演武活动发展的历时过程进行的纵向探讨，研究认为，演武活动形成之初是基于生存策略的政治艺术，土司官族通过保家与卫国的主题促成了演武活动的产生。而在姻亲的结盟情况下，演武活动兴盛不衰；在演武活动的发展过程中，土司官族及土民在选择性记忆与失忆下，对演武活动进行了神灵赋魅，赋予了活动更多的族群记忆内容，使得其在土司时期及土司制度趋向衰落时期依然能够传承不断。而在1980～2000年，因为族群记忆遭遇社会文化结构转型，使得演武活动的发展走向迷惘。演武活动其实一直是被征用的身体运动，在战乱时代，是对活动的直接效用的征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是对活动隐喻价值的征用。民间与国家为争夺演武活动一直进行了或明或暗的权力博弈，初期表现为活动子项目的濡化传承，后面表现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王化影响。进入以“治理”为执政理念的21世纪后，民间与国家对演武活动的举办逐渐达成了一致，二者利用演武活动的展演，从而达到了国家在民间中、民间在国家中的相互在场。

第四章“族群体育中的剧场国家”。21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以“治理”（Governance）为主要模式来处理民间－国家关系的。治理的特质是“国家与民间相互合作，强调在具体的情景中上下左右的商谈性，有话好好说，并且在结果上追求达到互惠、双赢”。演武节举办，也正是希望追求各方的互惠、双赢。其实，在演武活动中，不只存在民间－国家的关系，还存在着诸如顾问、导演、演员、看客、财团等在演武活动中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都是一种非集权政治体制基础上形成的，好说好商量的关系，为此，笔者借用格尔茨提出的“剧场国家”这一概念，对最近几届演武节中的各个层面的参与群体进行共时性的研究。

第五章“由边缘到中心”。在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等理论与方法指导下，通过对演武活动的历史维度的纵向与社会截面的横向研究，探讨了民间小传统与国家大传统之间的互动模式。进而，思考作为身体运动的“族群体育”及“体育”的缘起动力，并证明了一些理论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