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要求保鲜理论的科学性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更由于世界形势和无产阶级实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加上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不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甚至还难免会遭受某些挫折，从而给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增添了许多疑虑或困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这就要求永远保鲜理论的科学性，以进一步向人们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一 马克思主义保鲜理论科学性的基本内涵

“保鲜”，原是指保持蔬菜、水果、肉类等食物的新鲜。在本章中，它被引用来表达保持理论的“新鲜”性、“鲜活”性。保持理论的“新鲜”性、“鲜活”性，主要凸显三个关键词。一是理论的可正确性，即现实世界是可知的，人们在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或理论可能成为真理。二是理论的可滞后性，或曰真理可能成为“过时”的认识。也就是说，真理都是相对的，只有对应于特定的对象、特定的时空条件、特定的实践历史阶段来说才是正确的。随着对象的变化，随着时空条件的改变，随着实践的发展，理论可能滞后于实践，即使原来具有真理性的认识，也可能成为不“新鲜”的或“过时”的东西。列宁曾经引用歌德的名言说：“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这实际上就是告诉人们，理论不是“常青”的，只有植根于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不断地从实践或生活中吸取新鲜的养分，才能使自己变灰色为“常青”，拥有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不会腐烂或过时。否则，随着社会实践或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或发展，任何理论都可能失去其“新鲜”性或“鲜活”性，而成为滞后或过时的东西。三是理论的可发展性，或曰真理的可保鲜性。只要理论能够不断地从实践或生活中获取“养分”、“空气”和“阳光”，通过新陈代谢，就能保持自身的“新鲜”性、“鲜活”性，就能像生活一样是“常青”的。所谓保鲜理论的科学性，就是指一种理论要像“生活之树”一样，永远保持“常青”的状态。正如恩格斯所言，“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保鲜理论的科学性，也就是保鲜理论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科学的理论体系。这种真理性或科学性，是以实践性为基础的，即必须来源于实践，并通过实践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作出正确的反映。而且，马克思主义即便在创立的时候是一种科学的、具有真理性的体系，但也不能保证其以后永远是正确的。如列宁在《论策略书》中所言：“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所以，马克思主义还要及时地反映客观世界、人类社会特别是无产阶级实践的新变化，不断地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以保鲜自身的科学性、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保鲜理论的科学性的基本内涵，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从理论来源上保鲜自身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来源，包括两个层次：其一，从最终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对客观世界、人类社会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其二，从直接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实践，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的实践的正确反映。要从理论来源上保鲜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最重要的是不断创新实践，开拓认识的新领域、新对象，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探索新情况、新问题和总结新经验中丰富、发展自身，既保持原有的科学性，又充实和提升真理性，从而更加“鲜活”，更富有时代特征。

其次是从理论品质上保鲜自身的科学性。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曾经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要从理论品质上保鲜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真正做到与时间同进，与客观世界同进、与人类社会同进，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实践同进、与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同进，与人类认识同进、与科学发展同进，永不休止，绝不懈怠，切实保鲜自身的真理性。

再次是从理论功能上保鲜自身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其总功能，就是要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但这种总功能是通过阶段性的功能发挥作用的。马克思主义保鲜自身理论的科学性，就是要在各个相续的不同阶段上不断地调适社会功能，使理论所发挥的作用既正确又“鲜活”。例如，在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时期，其主要功能是改造旧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理论，摒弃“空想社会主义”，武装无产阶级实现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化；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其主要功能就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转化为实践，推动各国的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和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其主要功能是武装无产阶级政党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及时根据实践和任务的新变化而不断更新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成功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只有如此及时地调适自己的社会功能，并随着具体功能的转换而丰富、发展既成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滞后、不过时。

二 保鲜理论的科学性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主要依据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无论是在确立之时，还是如今的巩固和发展阶段，其主要依据都在于它能够保鲜理论的科学性。如果不能保鲜自身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即使确立起了指导地位，也会得而复失。

第一，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得以确立的最直接依据，就在于它是一种能够实现无产阶级远大历史使命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在同反科学、伪科学、幻想性科学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其本质特征之一就在于具有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是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肆虐而不知所措，再加上反科学、伪科学、幻想性科学十分盛行而搞得人们无所适从的情况下应运诞生的。它赋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以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科学的理论体系，向他们鞭辟入里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也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取而代之的客观规律，引导其摆脱反科学、伪科学思想的“纠缠”，并抛弃空想社会主义的幻想，为解放全人类而合乎科学和历史必然性地努力奋斗。正如恩格斯所说：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发现，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才能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超越以往所有理论的全新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一种能够使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并最终解放自己的客观真理，所以才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理论和实践中确立了其指导思想地位。毛泽东同志说得好，“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即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是在实践中证实了的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所以他坦陈：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使其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指导思想。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价值性是与科学性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体系，其历史使命就是要指导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努力，解放全人类并最终解放自己，从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价值性。但这种阶级性和价值性，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基础之上的，是与科学性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正如恩格斯所言：“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若离开了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价值性得不到真正的体现。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价值性决定其要以解放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全人类为最终目标，而这种目标只有在正确地反映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获得具有真理性的认识，才能真正提出来；而且，这种目标不是一蹴而就的追求，而是一种远大的理想，只有在能够长久地保鲜自身科学性的理论指导下，才能最终得到实现。所以，由于其历史使命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必须使自己能够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适应社会进步特别是无产阶级实践发展的要求，永不滞后，永不过时。正是因为它具有保鲜理论的科学性的品质和能力，马克思主义才能在确立其指导地位后而不被动摇。

第二，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经久不衰的最重要依据，就在于它拥有无限相续的、足以保鲜理论科学性的主体队伍。

现在有一种片面性的理解，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的思想或理论的体系，其主体就是马克思，所以随着马克思的逝世其主体也就消失了，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再发展了。有的人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或是反对人们在马克思个人的思想、理论之外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或是借口马克思主义主体已经逝世，宣扬马克思主义不再发展，随着世界、实践和科学的进步必然“过时”。

其实，马克思主义虽然以马克思的名字来命名，而且马克思也的确是它的主要创立者和最主要的代表，但它毕竟不是马克思个人的思想或理论的体系。从意识主体的角度来区分，马克思主义是群体意识，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个人的思想或理论，当其尚未转化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群体意识之前，是个体意识。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也是有着最大贡献的主体；但恩格斯和后来代代相续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不仅包括已经转化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群体意识的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体系，而且“包括继承者对它的发展，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创立离不开恩格斯的卓越贡献，是他作为“能手”而与其称为“天才”的马克思共同合作的成果。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马克思主义虽是“理所当然”，但我们绝不可忽略恩格斯那无人替代的作用，因为他曾经“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并“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

同时，马克思也不是与生俱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把他所有的思想或理论都说成马克思主义的。因为，这里不但有一个由马克思的个体意识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这种群体意识的问题，而且有一个马克思的思想由革命的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再向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问题。列宁就曾指出：马克思1841年大学毕业时提交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就其当时的观点来说，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马克思在1844～1847年，才“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通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超过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我们不能把他早期可能因受到黑格尔唯心主义、费尔巴哈形而上学影响而形成的思想或观点都说成马克思主义的。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主体不限于马克思，而是包括恩格斯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具有三个特征。一是群体性。马克思主义的群体性，保证其不会因为创立者或某一具体主体的逝世而停滞不前。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够集思广益和避免片面性的重要原因。二是动态性。马克思主义的主体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的构成，并伴随着时间的持续性相继展开。这使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对象和实践基础在不断拓展，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得以涉入新的实践，并在实践中接受新的检验、探索新的问题、形成新的认识、作出新的结论，进而得以保持“常青”的状态。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够防止理论僵化、凝固化、教条化的重要原因。三是无限性。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无限绵延的过程，从而确保马克思主义事业后继有人，永不衰竭。这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远大的前途和强大的生命力，指导作用经久不衰的最重要依据。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会过时的最根本依据，就在于它具有能够保鲜理论科学性的“与时俱进”的品质。

马克思主义创立160多年以来，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都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但马克思主义展现给人们的不是老死的东西，而是依然贴近现实的非常鲜活的形象。大家应该不会忘记，曾经发生在世纪之交欧洲的一件令世人颇感震惊的事件：1999年和2005年，由英国广播公司（BBC）、英国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第四频道、德国《图片报》和国家第二电视台分别进行了不同范围的四次“千年思想家”等评选，结果是马克思三次荣登榜首，一次仅以一分之差略逊于爱因斯坦，并列第二。这是发人深省的。在这里，人们肯定的不仅仅是马克思这个人，而且应该包括马克思的思想或理论。《卡尔·马克思传》的作者弗朗西斯·未恩说得好：柏林墙推倒以后，西方许多人假定马克思的思想也随之烟消云散，也不会再有人记起或在意他了。事实上，20世纪忽视了他，如今人们开始重新发现他的辉煌。不少人在过去10年中开始谈起他，他的确在回归。现在是我们让马克思成为21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时候了，这是他应得的机会。英国广播公司评选栏目主持人布拉格更是深有感触地说：刚开始看到马克思得到这么多票感到很吃惊，不过，仔细想想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马克思似乎对全世界的主要问题都给出了答案。马克思当选为最伟大的哲学家有诸多因素，但是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是他夺冠的最重要原因。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他的新书《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对的》中指出：同政治家、军事家相比，很少有思想家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但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确实改变了历史进程，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思想，影响了人类的思想。2008年发起于美国、而后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使人们更多、更频繁地想到了马克思和他的思想。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成为畅销书，甚至脱销了。日本学者宫川彰写了《解读第一卷》，用《资本论》来解读日本在金融危机时所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发现马克思的思想非常有说服力。所有这些，使笔者联想到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这既是一种科学预言，又是一种经验概括，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必须承认，在这160多年中，客观世界和社会实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没有经历的新情况，从而需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检验中及时地作出新的概括，形成与实践变化相适应的新的观点、新的理论。尽管其中包含着许多严峻的挑战，甚至直到今天仍有不少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马克思主义始终没有中断过对自己真理体系的充实、修正、丰富、发展和完善，从而能够保鲜自身理论的科学性。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正如江泽民所说，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基本理念，就在于反对把理论僵化、绝对化，从而总是把自己看成一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体系。正如列宁所说：“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所以他强调：“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恩格斯曾经于1884年2月4日在致卡·考茨基的信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科学方法和行动指南”，批评杰维尔的主要错误在于“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杰维尔忽视了这些条件，从而使那些原理本身“成为不正确的了”。1893年6月6日在致菲·屠拉梯的信中，他再次提到：杰维尔的《简述》（即《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许多地方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了，而马克思提出这些论点时，只是把它们看作相对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特征，就在于能够与时俱进地修正或调整既成的观点，从而保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谈到了出自青年时的热情而大胆地作出了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之类的预言，他承认其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而且“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决不是完全一致的”。如该书的末尾强调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恩格斯认为这在实践中大多数情况下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因为，只要有产阶级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指出，原来曾经认为，在1848～1850年的历史条件下，“完全存在着少数人革命变成多数人革命的前景”。但“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因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更加明确地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列宁则强调“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主张“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上，没有照搬苏联的模式，而是根据中国国情的特点，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主张；邓小平同志在时代主题和国情特征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全新路子……实践在发展，世界在变化，马克思主义也始终不停步地在探索中创新，它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

三 保鲜理论的科学性是驳斥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最锐利武器

怀疑乃至反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尽管表现不一，而且诉诸各种各样的理由，但其核心的错误是共同的，那就是这样或那样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其保鲜的可能性。对这些观点的最有效驳斥，就是要充分阐明并展示马克思主义保鲜理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归纳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主要理由，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类是“错误选择”论，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不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历史的误会”和错误的选择。

有的人之所以持上述主张，往往是同其阶级立场、政治观点紧密相联系的，因为他们从根本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并最终解放自己的理论体系，主张消灭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从根本上触犯了某些集团、某些阶级、某些政党的利益，从而难免要遭到它们的强烈反对。但它们又往往把自己的阶级立场、政治目的隐蔽起来，而以一种“追求科学”的冠冕堂皇的名义，指责马克思主义不科学，并借以偷运伪科学或反科学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把诸如资产阶级之类的这种虚伪性批得体无完肤，在此不再赘述。

另有一些人持上述观点，则是因为不了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许多仁人志士就踏上了探索中国出路的艰辛征程。他们一开始就是放眼看世界，向西方寻求真理，向西方求教中华民族的出路。在中国近代史上，面对国外列强的疯狂侵犯，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长处，如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来抵抗侵略、克敌制胜。这在当时虽然有利于坚船利炮以强国，但毕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再加上清朝政府的不予理睬，魏源的主张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1851年至1864年间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可谓波澜壮阔，历时14年，纵横18省。究其发动农民的精神力量，也是源自西方的基督教义，并将之运用于农民运动，最后仍难免归于失败。1898年历时仅103天、史称“百日维新”的戊戌变法，是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而发动的一场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号召人们向西方学习，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最后也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所扼杀。1911年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对中国人民起到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对此，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就曾经承认，当时向袁世凯妥协是不对的。

辛亥革命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从侧重向西方寻求真理而逐步转向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体现了中国仁人志士探讨中国近代出路开始出现关注点的转变，是反省以往选择的产物。面对袁世凯大肆实施帝制复辟活动并大力提倡尊孔读经的封建复古情势，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了一场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地宣传西方文明，积极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其前期，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到了后期，特别当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新文化的主题发生了重大改变，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步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而且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同时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后期的发展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尤其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加强了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有力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指导地位的确立。新民主主义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科学性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实践依据，也无可辩驳地确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选择的历史必然性。这不是什么“历史误会”，而是一种唯一正确的选择。

第二类是“实践否定”论，即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现了许多失误，这些实践证明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的理论体系。

这大多出自认识的原因。其基本理由是：毛泽东同志早在1954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就曾明确说过，“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所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从总体上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但其间也出现了许多失误，甚至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失误，这岂不是说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不行，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不科学吗？当然，他们还把现实中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统统归咎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之过。

其实，他们在这里疏忽了如下不同问题的差别。（1）确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能否因此而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的任何方面、任何时候都已经坚持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当然不能！例如，我们曾经搞“一大二公”和“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社会主义看成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曾经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既不注意对外开放，又不重视充分利用外部对我有利的因素，在现实中造成了不小的危害。这些做法不但谈不上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甚至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怎能将这种过错简单归罪于马克思主义？（2）我们过去以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否真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或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显然不是！例如，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根本上说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着特定的含义，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其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由上述可见，所谓以往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的理论体系的观点，出于认识的偏差，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科学的。

第三类是“滞后过时”论，即认为随着客观世界和社会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已经因“滞后”而“过时”了，不再具有昔日的科学性。

相当多的人持这种观点，他们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但否定其经过客观世界和社会实践若大变迁之后还具有科学性。这主要源自如下两个认识误区。（1）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马克思的思想或理论的体系。关于这种认识误区，前面已经作出具体的说明，在此不重复。（2）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包罗万象的真理体系。有的人认为，科学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方法上都有许多新的突破，但这种突破不能完全包含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从而使之难免具有相应的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空白”。其实，马克思主义不是百科全书，不必要也不可能把全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都囊括到自己的体系当中。这里需要确立如下两个基本观点。

一是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世界观、方法论，而非单纯的知识的体系。对此，恩格斯说得非常明确：“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所以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他曾经尖锐地批评，那些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在今天，我们更不能奢求马克思主义能够为我们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所有的知识和方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所以，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全部包含具体科学发展所提出的新的知识或方法，但这不会根本改变马克思主义仍然以世界观、方法论的形式在发挥作用，当然也不会出现所谓“过时”的情况。

二是马克思主义可以及时地在世界观、方法论层面，吸收和升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具体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使自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最典型的，应数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加注。因为这个论断本身不够确切，所以在40年以后，恩格斯于1888年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中对其加了一个注解：“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村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的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上述注解，说明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这是1848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没有注意到的，后来由于吸收了西方学者研究的成果才逐步明确起来的。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不会因为科学的进展和发展而“滞后”或“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