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2016年日本经济温和复苏。第二季度主要在内需的拉动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0.2%。然而，自2014年4月上调消费税以来，日本经济数据时好时坏，显示日本经济增长的脆弱性。在“安倍经济学”政策下，2016年日本继续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实施负利率政策，但通货紧缩状况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变，国际避险需求导致日元大幅升值，日本贸易逆差并未有效改善。总体来看，日本经济现状与“安倍经济学”政策目标渐行渐远，“安倍经济学”前景悲观。

一 2016年日本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2016年，日本经济主要在外需的拉动下呈现弱势复苏，然而占GDP比重60%的内需仍然疲弱，拖累了日本经济增长。为刺激经济增长，日本加码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负利率政策，然而政策效果有限，通货紧缩和贸易逆差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海外需求持续不振、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及美元贬值、英国确定脱欧、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导致作为国际避险货币的日元大幅升值，大幅削弱日本出口竞争力，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加剧了日本经济下行风险。

（一）2016年日本经济总体情况

1．2016年日本经济温和复苏

2016年日本经济整体呈现弱势复苏状态，IMF预测2016年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为0.5%，相比此前预测上调了0.2个百分点。主要在内需的拉动下，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实际GDP环比分别增长0.5%和0.2%；第二季度，内需贡献了0.4个百分点，外需拖累经济增长0.3个百分点。在海外需求持续不振、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日元升值等叠加因素影响下，未来日本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1）外需不振

外部需求放缓，特别是亚洲外部需求不振，以及日元升值和油价上涨推升企业成本，削弱了日本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导致日本出口大幅下滑。8月，日本贸易逆差192亿日元，出口同比下降10%，为2015年10月以来连续11个月大幅下滑。

（2）内需有所改善但整体上仍然疲弱

第二季度占GDP比例高达60%的个人消费需求环比上涨0.7%，相比2015年第四季度环比下滑0.8%有所改善。由于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增强，企业不愿增加投资，这将制约日本经济的增长。尽管日本政府再次推迟上调消费税率的时间，但日本企业利润减少并对经济前景持谨慎观望态度，导致投资意愿下降，给员工加薪的动力不大，因此，个人消费难以得到有效提升。这表明，日本消费有所复苏但是势头并不强，消费者信心指数仍处于50以下，表明消费者对本国经济前景悲观多过乐观。因此，内需疲弱态势并未彻底转变，日本经济复苏基础仍然薄弱。

2．日本加码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货紧缩状况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变

日本央行自2013年4月启动量化宽松政策至今已三年，希望通过“超级量化宽松政策”来实现2%的通货膨胀率。剔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和2014年上调消费税影响，1999～2013年日本深陷通货紧缩泥潭长达15年，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和核心CPI基本位于零及以下水平。2013年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来，短期影响显著，2014年日本CPI达到2.7%，核心CPI上涨2.6%。然而，随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递减，2015年日本CPI仅为0.8%，核心CPI只达到0.5%，与央行2%的政策目标相距甚远。由于现状离安倍政府视为首要课题的摆脱通缩目标渐行渐远，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可能进一步扩大量化宽松货币规模。

3．国际避险需求影响日元大幅升值

日元作为避险资产大幅升值，汇率创新高。日本超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日元大幅贬值，2013年4月至2015年12月，日元汇率由94日元/美元贬至122日元/美元，累计贬值高达23%。2016年以来，尽管日本加码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在负利率政策和国际避险需求的影响下，日元大幅升值。英国脱欧可能引发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全球经济金融风险加大，日元作为避险货币将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若日元进一步升值，将损害日本出口企业的盈利能力，抑制日本经济增长，因此，日元进一步升值的空间不大。

4．国际油价持续低位，日本贸易逆差有所缓解

由于国际油价仍处于历史低位，尽管日本贸易逆差有所改善，但并未实质上改变。经济数据表明，2014年1月，日本贸易逆差额达到2.8万亿日元历史最高；在国际油价持续低位和日元升值的影响下，2016年2月日本实现贸易顺差，贸易顺差额连续3个月不断扩大，2016年4月，日本贸易顺差额达到8206亿日元。然而，受外部需求放缓和日元升值影响，5月和8月日本再度出现贸易逆差，预计逆差额将进一步扩大。

5．日本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有效求人倍率创新高

2016年8月日本失业率为3.2%, 7月失业率一度降至3.0%，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失业率大幅下降得益于日本经济的整体复苏，以及日本政府2014年出台的新版经济增长战略和鼓励女性工作的政策效果开始显现，更多的人特别是女性开始寻找工作机会，2015年女性就业率达到48%，处于历史较高水平。2016年8月，日本有效求人倍率为1.37，远高于2014年的1.11和2015年的1.23，这意味着每对应100个求职者就有137个就业岗位，表明用人需求旺盛。

（二）未来日本经济展望

未来日本经济呈温和扩张趋势。尽管日本经济仍面临诸多内外风险，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是日本延迟上调消费税和经济刺激措施将拉动日本经济增长。日本内阁府2016年10月发布的月度经济报告称，日本经济仍在温和复苏但仍显疲弱。同时，9个月来首次上调对工业产出的评估，认为工业产出显示升温迹象，预测未来产出将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而升温。IMF在最新的预测报告中上调日本经济增长预期，预测日本2016年和2017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分别为0.5%和0.6%，相比此前预测分别上调了0.2个和0.5个百分点。

二 日本宏观政策的调整

2016年以来，日本政府持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码量化宽松规模，实施负利率政策，以刺激国内投资和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其政策效果有待观察。同时，日本再次延迟上调消费税的时间，以期提振内需，促进个人消费，有助于日本内需的恢复。

（一）日本实施负利率政策效果分析

1．日本实施负利率政策

日本央行2013年推出超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然而由于银行将QE下获得的部分资金又放回了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账户，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为刺激银行对实体经济放贷，日本央行推出负利率政策，对银行过多的存款收取“罚金”。通过负利率政策，一是引导贷款利率下行，刺激银行、企业和家庭进行投资和消费。二是引导通货膨胀预期。日本长期陷于通货紧缩泥潭，1999～2013年日本通货紧缩长达15年。QE政策实施三年多来，2015年核心CPI仅为0.5%，未达到2%的通货膨胀目标，日本央行希望通过实施负利率政策强化其效果，摆脱通货紧缩。三是表明日本央行进一步实施量化宽松的决心，希望未来进一步实施QE政策时，金融机构的资金不要躺在央行的账户上。

2．实施效果分析

实施负利率政策的有利影响（短期影响）包括以下两点。一是贷款利率下行，促进了国内投资。目前，日本主要银行贷款利率下降至0.95%，住宅金融机构基准贷款利率下行至1.23%，住房信贷大幅增加，促进了住房投资需求。企业的融资成本下降有利于促进企业进行设备投资。二是强化了市场的通胀预期。日本实施负利率政策目标之一是强化此前QE政策的通胀效果，并为将来进一步实施QE政策做铺垫。

3．负利率政策的影响分析

国际方面，日本实施负利率政策加剧了全球货币竞争性贬值态势，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利于世界经济企稳复苏。国内方面，负利率政策将削减银行业的盈利能力。据日本媒体报道，负利率实施后，日本三菱日联银行、三井住友银行和瑞穗银行三大主要银行收益预计将减少2200亿日元。花旗集团预计负利率政策将严重影响到日本银行的贷款与债券收益率，而这些都是银行业资产负债表中的主要现金流收入来源。同时，鉴于日本央行已表明有需要时将进一步削减利率，收益率的下行压力必然会影响到银行的中期盈利。为此，花旗集团将日本三大行的股票评级下调至“卖出”，市场大量抛售日本银行股。长期来看，日本长期实行低利率和负利率政策将使社会陷入利率流动性陷阱，货币需求利率弹性趋向无限大，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杠杆作用失效，内需严重不足，使得整个宏观经济陷入萧条之中，不利于日本经济的长期发展。此外，负利率政策的影响将波及日本股市和汇市，造成股价下行，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可谓雪上加霜。

（二）日本延迟上调消费税影响分析

1．经济政治背景

2016年6月，日本将原定于2017年上调消费税的计划再次推迟两年半至2019年10月。延迟上调消费税主要原因在于低迷的日本经济，而作为占日本经济比重60%的个人消费需求却萎靡不振，若此时上调消费税将进一步打击国内需求，不利于日本经济复苏。推迟上调消费税的时间是为了避开2019年春季的地方统一选举和2019年夏季的参议院选举。同时，由于2020年夏季将举办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此前奥运会筹备需求将拉动国内投资和消费，有利于改善日本经济状况，届时提高消费税率的阻力较小。

2．产生影响

（1）延迟上调消费税有利于促进内需，能够拉动经济增长

由于日本GDP增长60%是由个人消费拉动的，自2014年4月上调消费税之后，由于企业加薪幅度有限，国民收入增长乏力，日本国内消费需求持续低迷，个人消费支出增速基本为负或接近零，经济增长乏力。厚生省数据表明，2015年日本员工实际收入比上年减少0.9%，连续4年负增长，实际消费支出继续低于上年。因此，延迟上调消费税有利于促进内需，能够拉动经济增长。

（2）不利于日本财政重建

IMF数据显示，2016年日本财政赤字率达到5.2%，公共债务达到其GDP的250%，延迟增税不利于日本财政重建。日本政府原计划在2020年实现财政盈余，然而，由于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如社会保障、国债偿还和地方财政补助等方面难以削减，财政收入方面企业税收将随着公司税率的下调而减少，增加消费税成为提高财政收入的有效办法。增税的延迟，将加剧日本政府的财政困境，实现日本财政重建的目标将十分困难。

（3）日本将面临信用评级下调的风险

日本政府两次推迟上调消费税，使得日本政府面临失信风险。推迟上调税率基本上形同放弃财政改革，向市场传递出安倍经济学失败的信号，若政府不能对如何削减财政赤字做出解释，拿出重建财政的清晰蓝图，日本将面临主权信用评级下调风险。若日本主权信用评级被调降，将推升企业的海外融资成本，导致企业融资环境恶化。

三 安倍经济学政策效果评估

2013年4月，日本推出旨在摆脱长期通缩的“安倍经济学”。其中提高消费税措施是其重要一环，以期改变日本国内通货紧缩状况，削减公共债务，推动结构性改革。“安倍经济学”政策的短期效果明显，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引导下，日元大幅贬值，股市大幅上涨，出口企业获利颇丰，日本经济出现短暂复苏。然而，2014年日本上调消费税以来，日本经济数据就像“过山车”一样时上时下，经济复苏遥遥无期，显示日本经济增长的脆弱性。尽管日本政府两次推迟、再次上调消费税，并未能有效提振内需，内需疲弱是制约日本经济复苏进程的重要因素，经济数据表明日本经济可能再次出现紧缩，股市和日元走势与政策目标背道而驰，“安倍经济学”面临实质性失败结局。此外，日本央行加码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负利率政策，期待银行向实体经济注入更多资金，达到抬高物价、刺激经济的目的，市场普遍认为，这是“安倍经济学”金融政策陷入僵局的表现。

（一）旧“三支箭”效果消退

1．旧“三支箭”出台背景分析

2012年末安倍上台以来，安倍政府推出了以大胆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成长战略“三支箭”为核心的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统称“安倍经济学”。第一支箭旨在消除通货紧缩；第二支箭以在短期内支撑日本经济、中期内实现财政健全化为目标；第三支箭旨在扩大投资和提高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改革，是安倍经济学的核心部分，也是最难落实的部分。2013年，安倍经济学推行一周年之际，日本出现经济正增长、股价上涨、通胀缓慢上升等积极的征兆，可以说，安倍经济学取得短期成效，日本经济初步走进复苏通道，“安倍经济学”似乎令日本看到了曙光。

然而，随着2014年日本政府上调消费税，引发了日本国内需求大幅回落，为拉动内需、激活经济长期增长动力，日本内阁府2014年6月24日正式公布了新版经济增长战略和“经济财政运营和改革的基本方针”，该战略是日本政府2013年提出的“日本再兴战略”的升级版，被视为“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与旧版增长战略相比，新版增长战略更加注重结构性改革。上调消费税后日本经济急转直下，2014年日本经济零增长。

2．旧“三支箭”实施效果评估：“治标而不治本”，未能根本解决社会深层次问题

“三支箭”的初衷是，实施超规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大市场货币流通，促进日元贬值和股市上涨，从而提升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促进日本企业出口，增加企业利润，促进企业扩大设备投资并为员工涨工资，进而刺激国内消费和推动物价上涨，最终达到摆脱通货紧缩的目标。

然而，三年来，“三支箭”的实施效果却与政策初衷背道而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治标而不治本”，结构性改革未能根本解决社会深层次问题。日本经济数据就像“过山车”一样时上时下，GDP屡次陷入技术性衰退，经济复苏遥遥无期。2%的通胀目标也一延再延，从原来的“2015年度前后”延迟至2017年4月，并再度延迟至2019年10月，至今未达到预期目标。这表明“安倍经济学”难挽日本经济颓势，日本经济复苏基础仍然薄弱。“三支箭”政策对日本经济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

第一，日元大幅贬值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企业收益，不利于推动日本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日本经济发展。2011～2015年，日本已连续5年呈现贸易逆差，日本“贸易立国”模式经历重大考验。造成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于日元大幅贬值和日本能源严重依赖进口的模式。从2013年4月日本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至2015年，日元对美元汇率累计贬值25%左右，造成进口燃料价格急剧攀升，企业成本大幅上升。2014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崩盘，日本能源进口成本下降，缓解了日本贸易逆差状况，但并未彻底扭转贸易逆差态势。2016年以来，日元作为国际避险货币大幅升值，使得日本再度陷入贸易逆差。若日本这种外需依赖型经济结构不能改善，贸易逆差可能成为一种长期趋势，不利于推动日本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日本经济发展。

第二，日本财政重建问题紧迫，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空间有限。2015年，日本财政赤字率达到5.9%，公共债务达到其GDP的246%，加重外界对日本主权债务危机的担忧。安倍对国际社会承诺削减财政赤字，2020年全部削减完全，实现盈余。为增加财政收入，2014年4月日本提高消费税3个百分点，这对占日本GDP比重60%的个人消费来说是一个较大的冲击，至今尚未恢复元气。2016财年日本政府财政支出预算高达96.72万亿日元，再创新高，到2020财年实现财政盈余的目标已遥不可及。若不能如期达到减赤目标，将对日本的国际信誉和日元汇率形成冲击。但目前除增收消费税之外，尚未看到其他更有效的具体措施，日本在财政重建问题上依然举步维艰。由于债务压力过大，日本政府通过继续实施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的空间有限。

第三，经济改革举步维艰，新政策难以破除经济痼疾。长期来看，日本仍面临包括外需依赖型经济结构、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和不断增长的国债负担等长期结构性难题，“三支箭”政策并未根本解决这些社会深层次问题。

第四，负利率政策凸显日本央行“弹尽粮绝”（实施负利率政策表明金融政策陷入僵局）。日本央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初期效果明显，日经指数从16000点左右一度冲至21000点，日元汇率也大幅贬值，从100日元/美元贬至125日元/美元。然而，2015年底日本央行加码量化宽松，市场反应相对冷静，2016年1月日本央行突然宣布实施负利率政策，则令市场大跌眼镜，加剧市场对全球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担忧及对日本银行业的盈利能力的担忧，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日经指数大跌至16000点左右，日元作为避险资产大幅升值至109日元/美元左右。受英国脱欧影响，日元一度突破100日元/美元大关。日本实施负利率政策是期许银行业向实体经济注入流动性，达到刺激投资和消费、抬高物价、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效果如何，有待观察。

（二）新“三支箭”前景悲观

随着旧“三支箭”逐步失效，日本政府提出以发展经济、改善社会保障、支持儿童培育为核心的新“三支箭”，并提出日本GDP在2020年左右达到600万亿日元、特殊出生率达到1.8、护理离职率为0等目标，以期解决持续数年的结构性问题。

1．新“三支箭”出台背景分析

（1）新“三支箭”政策旨在防止经济下滑，提升经济增长潜力

2012年底以来，安倍政府一直推行以超宽松货币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和经济改革为“三支箭”的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有效提振了2013年的日本经济，但随后政策效果减弱，加上2014年日本上调消费税的负面影响，日本经济陷入停滞甚至衰退；2015年第四季度日本经济再度萎缩，旨在放松监管和改革以提振日本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第三支箭进展缓慢，安倍经济学明显缺乏后劲。在人口持续减少的背景下，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仅为“0～0.4%或0.4%～0.6%”。安倍宣称，“如果没有强劲的经济，我们的未来就没有希望”。因此，为提高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日本政府推出升级版安倍经济学，出台新“三支箭”政策，提出迈向“一亿总活跃社会”的目标，新设“一亿总活跃担当大臣”等措施。

（2）提高因强推安保法而低迷的支持率，政治意义大过经济意义

2015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强行通过扩大日本军事角色的新安保法案，引发国内外强烈抗议，其内阁支持率跌破40%。2015年9月24日安倍连任自民党总裁，新任期至2018年9月。第三届安倍新改组内阁10月8日上午正式开始运作。为挽回民意支持，消除负面因素，赢得2016年参议院选举，新内阁在执政中将优先发展经济，继续推行升级版“安倍经济学”，希望通过安倍经济学的新“三支箭”，迈向“一亿总活跃社会”。安倍政府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打算用重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口号来获取民心，新“三支箭”政策的政治意义大过经济意义。

（3）重点在于财富的重新分配，解决经济发展的长期结构性问题

安倍经济学新“三支箭”包括发展经济、改善社会保障、支持儿童培育，旨在通过加强经济政策措施提振日本经济，使日本GDP在2020年左右达到600万亿日元、特殊出生率达到1.8、护理离职率0等目标，以期解决持续数年的结构性问题，比如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等问题。新“三支箭”的政策之箭重点在于财富的重新分配，主要通过儿童保育支持和社会福利来实现。在社会保障方面，提出建立工作与照顾老人相结合的社会环境，增加提供特殊护理服务的养老院数量，培养护理人才，为老龄人士提供灵活的工作机会等；在支持儿童培养方面，将家庭出生率从1.4提升至1.8，实现幼儿免费教育，扩充奖学金，保证愿学尽学，并解决儿童贫困问题；这是直接与大众相关的领域，安倍政府希望这些举措能够提振家庭支出，通过增加社会福利提高支持率。

2．新“三支箭”实施效果评估

日本经济深陷长期结构性困境，由于新“三支箭”政策缺乏具体实施措施，经济增长乏力，难以达到预期目标，日本国内有限的财源难以支撑升级版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难以破除日本经济痼疾。

（1）新“三支箭”缺乏具体实施措施，难以达成期望目标

新“三支箭”政策，只罗列了目标，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步骤和措施。《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构成新“三支箭”的强有力的经济、社会保障和育儿支援与其说是作为具体举措的“箭”，不如说是作为目标的“靶子”。安倍应该做的是持续射出意味着根本性改革的“真正的箭”。新“三支箭”的政策目标难以在安倍的任期内有效落实，也很难取得实际效果。

第一，预期经济增长率过高，难以实现。根据2015年7月日本内阁府发布的《关于中长期经济财政试算》的数据，到2020年左右实现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扩大到600万亿日元的目标，名义增长率需保持年度3%才能达到，但3%的高增长率是过去20年中从未达到的水平。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导致外需疲弱，日元升值威胁日本出口和企业盈利，企业加薪意愿不强导致工资增长乏力，目前日本经济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经济下行风险加大，预计日本经济增长难以达到预期。IMF数据显示，1998～2007年，日本实际GDP平均增速仅为1.0%。IMF预测2016年日本经济增速为0.5%, 2017年经济增速为0.6%, 2017～2021年的平均增速仅为0.48%。

第二，出生率难以达到1.8%。目前日本的出生率是1.42人，鉴于日本晚婚化、终身不结婚、生育年龄的高龄化等因素，想要达到1.8人的目标相当困难。事实上，日本创生会议把出生率1.8人的目标定在2025年，安倍任期内难以实现该目标。

第三，护理离职率较高。由于2015年度日本护理报酬时隔9年再度下调，这加速了护理行业的离职率。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护工的劳动条件，考虑留住人才的方法，“护理离职率0”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2）日本国内财源有限，难以支撑升级版安倍经济学

日本政府2016财年（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预算为96.72万亿日元，相比2015财年增长3799亿日元。其中，政策性支出预算创下历史峰值，高达73.1万亿日元，比上一年增长0.2万亿日元，这意味着安倍政府未能在新财年有效削减政府支出。

税收收入是日本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根据日本2016财年预算，2016年日本税收收入将达到57.6万亿日元，占日本财政收入比例高达近60%。2016年日本税收收入相比2015年增长3799亿日元，同比增长5.6%。其中，消费税税收17.2万亿日元，占财政收入比重为17.8%；个人所得税税收18.0万亿日元，占比为18.6%；企业税税收12.2万亿日元，占比为12.6%；其他税收收入10.2万亿日元，占比为10.6%；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税收同比增速有所上升，消费税提高幅度较小。2016年日本税收收入与2015年基本持平，难以支撑升级版安倍经济学。

（3）日本经济深陷长期结构性困境，新政策难以破除经济痼疾

未来日本经济既面临短期瓶颈，又将面临包括外需依赖型经济结构、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和不断增长的国债负担等长期结构性难题，新“三支箭”政策难以破除日本经济痼疾。在消费者信心低下及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预计未来日本经济复苏步伐艰难。IMF预测2016年日本经济增速为0.5%，未来五年（2017～2021年）日本平均增速仅为0.5%。

第一，日本外需依赖型的经济结构导致贸易逆差长期趋势明显。2011年以来，日本已连续5年呈现贸易逆差格局，日本“贸易立国”模式经历重大考验。国际市场需求不稳和日元汇率波动，对日本出口影响巨大。日本这种外需依赖型经济结构若不能改善，贸易逆差可能成为一种长期趋势，不利于推动日本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日本经济发展。

第二，日本产业空心化加剧，长期供给能力下降。近年来，随着日本海外投资日益增长，以及2011年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企业加快了向海外布局的步伐，国内投资大幅减少，国内产业发展急剧萎缩，加剧了产业空心化程度，削弱了日本国内企业的长期供给能力，同时日本高税负、高成本的经济环境阻碍了企业的活力，未来日本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

第三，日本人口负增长，劳动力严重不足。日本总务省的调查显示，2015年日本总人口为1.27亿人，较2010年减少94.7万人，减少率为0.7%。这是日本1920年开展该项统计以来首次出现人口减少。日本老龄化率（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达25.7%，为世界最高；少子化率（不满15岁的人口比例）是12.9%，为世界最低。日本总务省预计，日本人口将以每年20万人的速度递减。劳动力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日本少子化、老龄化趋势加剧，必将引起社会劳动人口的减少，进而引起国内需求严重不足。

第四，再次上调消费税，将给日本经济带来灾难性打击。2014年日本上调消费税3个百分点至8%，导致经济增长陷入衰退。日本上调消费税以来，日本家庭消费支出呈持续萎缩趋势，内需的持续低迷拖累了日本经济的复苏进程。因此，日本政府两次推迟提高消费税的时间，计划于2019年10月将再次提高消费税2个百分点至10%。若2019年再次上调消费税，此举可能给日本经济带来灾难性的打击。

（三）未来政策走向，推出进一步的宽松政策

实现经济增长和财政改革双重目标，需要实施经济和财政一体化改革。除了推迟上调消费税有利于刺激国内需求，日本准备推出总额在5万亿～10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计划。新预算将用来建设从名古屋到大阪的磁悬浮列车，发放优惠券以刺激消费，增加儿童保育员薪酬以及设置奖学金等。预计未来日本央行将进一步扩大货币宽松政策。

四 影响日本经济走势的全球政策性因素

世界经济形势影响未来日本经济走势。总的来看，2016年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放缓，呈现低速不均衡复苏特征，需求依然乏力，国际贸易增长前景不乐观，各国普遍处于深度调整期，走势及政策的分化将加大应对难度，各国仍将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经济发展面临压力测试。2016年的国际经济形势具有“三个下降、三个不确定和中国因素”的特点。

（一）全球经济增速下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已经八年，全球经济仍未完全走出危机阴影，产能过剩、自由贸易进程放缓、全要素生产率下滑等问题，使得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艰难，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将继续分化。IMF预测，201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3.1%左右，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为1.6%，美、欧、日经济增速将分别达到1.6%、1.7%和0.5%，下调了美国经济增长预期0.6个百分点，分别上调了欧、日的经济增长预期0.1个和0.2个百分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整体增速下滑程度较大，2015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4%，连续五年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尽管2016年预期增长4.2%，但远低于2010～2015年5.4%的平均增速。巴西、俄罗斯陷入衰退，使这些国家财政收入、就业发生严重困难，推迟了结构改革进程，也对复苏势头蒙上了阴影。

（二）全球贸易萎缩

2015年全球贸易负增长，世贸组织公布的数据表明，2015年71个主要经济体出口下降11%，进口下降12.6%。全球散装货物贸易指标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一直徘徊在历史低位。2016年以来，全球贸易持续了2015年的下滑趋势。WTO预计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连续第五年放缓。全球贸易萎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贸易价格下降引起的，也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此外，全球需求低迷、世界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制造业转向主要依靠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扩张趋势放慢、国际贸易谈判进展缓慢等因素在2016年仍将继续抑制国际贸易增长，全球贸易增长前景不乐观。这说明世界经济活力严重减弱。

（三）全球资本市场动荡

1．全球资本市场波动加剧

2015年下半年以来，全球资本市场波动加剧。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等风险资产价格下跌，美日国债和欧元、日元等避险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反映出全球避险情绪浓厚，投资风险偏好下降。2016年伊始，全球股市普遍大跌，大宗商品市场深度下调，尽管此后主要股指和油价出现反弹，但整体仍处于历史地位。6月英国脱欧公投之后，全球股市大幅下跌，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其后续影响仍在金融领域逐步显现。

2．避险资产价格大幅上涨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创新低，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首次跌至负值，这意味着投资者宁可亏钱也不愿投资股票等风险资产，表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情绪已发生巨大变化。作为避险资产和低息融资货币的欧元和日元大幅升值，截至2016年9月，日元汇率从年初的120日元/美元升至101日元/美元左右，欧元汇率从年初的1.09美元/欧元小幅升至1.12美元/欧元，黄金从年初的1075美元/盎司升至1300美元/盎司。

3．全球投资积极性受到打击

全球资本市场波动加剧，凸显投资者对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不确定性的担忧。同时受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总需求不足、产能过剩、投资期望收益较低和投资者积极性不高等因素影响，全球投资低迷，不但影响当前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影响未来生产率和潜在经济增长。全球各经济体有必要联手稳定资本市场信心，防范资本市场传染式暴跌。

（四）国际油价走势不确定性增强

1．市场供需矛盾逐步修复

近两年来国际油价持续走低，当前仍在低位震荡。受供给过剩和美元升值影响，国际油价从2014年6月的115美元/桶跌至2016年1月初的28美元/桶，跌幅高达76%，并跌破金融危机时的最低点位，目前仍处于50美元/桶的历史低位。2016年在低油价和高成本的影响下，美国原油产量下降，原油市场供需再平衡已经启动。然而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需求增长依旧疲弱；受西方解除对伊朗制裁、新能源开发、化石能源效率提升、美国时隔40年再次向海外出口原油、市场份额之争等因素影响，2016年国际石油供给仍将过剩。在持续增加的供应和高库存的压力下，加上美元升值的因素，2016年国际油价总体上仍将维持低位。

2．国际油价走势不确定性增强

伊朗重回原油市场后，石油产量大幅增长，市场正在形成的供需平衡格局或被打破。此外，2016年1月，中东地区爆发的地缘政治风险进一步增强国际油价的不确定性。

（五）全球主要汇率走势不确定性增强

1．美元大幅贬值

随着美国经济增长势头放缓，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2016年以来美元指数开始大幅走弱。截至2016年9月，名义美元指数（对主要货币）从2015年末的94.1贬至90.1，累计贬值幅度达4.3%。从双边汇率来看，欧元汇率从1.09美元/欧元升至1.12美元/欧元，日元汇率从122日元/美元升至102日元/美元。

2．竞争性汇率政策成为隐忧

为刺激经济增长，多国货币采取竞争性的贬值促进出口。非美货币呈现竞争性货币贬值态势，将引发以邻为壑的货币竞争，从而带来全球外汇市场甚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动荡。2016年，欧元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英国脱欧的影响下仍将保持贬值态势。新兴经济体整体面临经济减速，经济下行压力使新兴经济体货币承受进一步贬值压力，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或将成为常态。

3．美联储加息节奏仍是影响外汇市场走势的主要因素

美联储加息节奏取决于美国经济走势与美联储的判断。但需要指出的是，一个稳定的美元汇率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也符合各经济体的利益。在美元拥有国际货币地位的性质下，美国的货币政策具有溢出效益，美联储应适当考虑各国经济复苏的不同步性，与各国的货币政策进行协调，把握好政策节奏和时机。

（六）全球超高债务水平给金融稳定带来变数

2015年全球债务状况没有明显好转，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水平均有所上升，分别达到104.8%和45.1%。IMF预测，2016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债务水平将进一步分别上升至104.6%和46.2%。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水平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负担持续加大，欧元区的实际债务风险加大，全球债务风险累积将对全球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稳定造成威胁。

（七）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溢出效应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对全球经济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近年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连续五年下降，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增速仍保持在6.7%的增长水平，中国经济步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经济新常态。2016年中国全面启动“十三五”规划，重点推进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侧改革。“十三五”期间，中国将保持6.5%～7%的经济增速，以“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指引中国的发展与改革，实施相互配合的“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支柱，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来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扩大有效供给，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2016年将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形势较为严峻的一年、不确定性较多的一年，国际经济面临压力测试，包括发达经济体需求管理政策效果能否延续，美联储加息节奏如何，全球超高债务水平对金融稳定的威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连续六年经济增速下滑的势头能否得到有效遏制，许多经济体内外经济政策和结构改革受到既得利益不断掣肘的危害程度等。此外，地缘政治变化和自然灾难亦会对世界经济运行与业绩带来负面干扰。抱团取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

（八）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

当然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积极因素让我们对未来抱有更多信心。互联网、新能源、大数据、共享经济等新的发展势能，将推动改变发展模式，让创新从摆脱金融危机时的政策选项升级为新一轮全球经济格局重塑的战略选项，这一趋势确实值得期待。

五 中日经贸合作建议

中日贸易已连续四年下滑，中日经贸关系影响到中日双方的利益，影响到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中日两国应扩大经贸合作空间，积极探寻经贸合作新的增长点。同时，要关注日元汇率走势对人民币的影响，关注日本经济政策新动向。

（一）近期中日经贸变动情况

中日两国是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也是亚洲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中日经贸合作对亚洲各国的发展甚至世界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截至2003年，日本连续11年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此后，中日经贸关系受两国政治关系恶化和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影响出现下滑。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合作中地位有所下降，2012年降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前四位为欧盟、美国、东盟、中国香港）。中日双边贸易额在2011年达到3429亿美元的历史高值之后，至今已连续四年大幅下滑。2015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2786.6亿美元，同比下降10.8%。

过去一年多来，中日政商界沟通交往有所增多，两国企业界互相了解，认知不断增进，促成了不少合作项目。在双方共同努力下，2016年以来，两国双边贸易投资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2016年前三季度，中日贸易总额为2000亿美元，同比下降3.2%，降幅大为收窄。1～8月，日本对华实际投资额同比虽然下降8.4%，但降幅已从两位数回升到一位数。同时日本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第七大目的地。

（二）推进中日经贸合作的建议

中日两国应扩大经贸合作空间，积极探寻经贸合作新的增长点。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关节点，日本也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双方今后可在绿色经济、老年产业、中小企业、现代农业、技术贸易等领域大力开展合作，进一步推动两国经贸合作转型升级。

1．中国经济转型将为中日合作创造新机遇

中国经济转型重在实现由工业主导走向服务业主导，形成服务业主导的新常态。服务业不仅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推动力，也将不断释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今后如何改进体制机制、引进经验、改善民生还要进行积极探索。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领域，而日本在这一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可以作为今后经贸合作新的亮点。例如，日本在医疗健康产业、养老产业、零售业和流通业多年形成的成熟运行模式可以为中国服务业企业提供经验和借鉴。

2．两国应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

未来五到十年，“一带一路”亚洲部分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至少需要8000亿美元。现有的多边机构并不能提供这一巨额资金，需要靠民间资本，这个民间资本不只包括中国和所在国的资金，也欢迎全世界的民间社会资本进入。另外，任何国家包括日本、国际性金融机构、银行以及主权基金、私募基金等都可以进入。

“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途径93个港口和城市，重点项目会达到几千个，其中基础设施项目至少有三四百个。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将会大量涌现。日本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建设、工业化建设以及道路、高铁、桥梁建设等方面具有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双方可以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

3．加强能源、环境、制造业等领域合作

中国是世界上能源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目前中国的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或达到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而日本在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中日两国企业可以将环境和能源等方面的合作作为中日经贸发展新的增长点。

近年来，中国出现雾霾天气，中国政府已经下决心要治理环境，治理雾霾，今后在这方面的投资力度将会加大。日本在治理公害，特别是治理大气污染方面有过深刻的教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先进技术，双方合作，互补性强，互惠互利。

加强制造业合作。2015年5月，中国出台《中国制造2025》规划，该规划在“十三五”规划中被重点提及，“十三五”规划将推动“中国制造”加速走向“中国智造”。事实上，《中国制造2025》着重强调了十大重点领域的突破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包括集成电路及专用装备、信息通信设备、操作系统及工业软件；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可以与日本精细机械制造和化工产业、IT产业等接轨，拓展中日制造业合作更广阔的空间。

4．扩大人员交流与培训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日关系2000多年来，即使在困难时期，民间友好交流也未曾中断。增进两国民众的双向交流和往来，有助于加深互相理解。近年来，中国游客赴日观光热情不减。2016年1～8月，赴日中国游客已达450万人次，预计2016年全年将接近700万人次。中国游客赴日旅游与购买行为日趋理性，以往那种“冲动购物”正在向“理性购物+文化体验+美食”的深度游转化。与此同时，自由行游客比例逐渐增加：2011年自由行游客比例不到1/4, 2012年接近30%, 2013年、2014年接近40%, 2015年达44%, 2016年上半年增加到54%。日本外相岸田文雄2016年9月27日在东京举行的北京-东京论坛上表示，将从10月17日起进一步放宽中国人赴日签证。希望此举能够给中国游客赴日带来更大便利。与近年来中国游客赴日旅游人数呈井喷式增长情况相反，日来华旅游人数有所下降。建议发挥民间力量，通过留学、旅游、培训等方式，扩大人员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同时要发挥政经届知名人士的影响力，积极引导日本舆论，客观报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塑造中国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正面形象，增强日本游客来华旅游信心。

5．继续发挥二轨平台作用，促进中日经贸关系健康发展

中日经贸关系是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石。要解决好中日经贸关系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除了开启政府层面的对话外，还需要建立非官方的对话渠道。2015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共同创立的“中日企业家和前高官对话”二轨对话交流机制在日本东京召开了首轮对话，原则上每年一次，在两国轮流举办。从二轨对话效应来看，一年来，双方企业家沟通交流增多，对改善两国经贸关系、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后应继续发挥好二轨交流机制作用，努力扩大两国经贸关系的积极面。特别是在中日关系改善还不稳固的时候，两国企业家应有历史责任和使命意识，切实构筑积极因素，抑制消极影响，从大局出发，推动两国经贸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三）关注日元汇率走势对人民币的影响

1．全球货币开启竞争性贬值进程

2015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发展动能不足、增长前景趋弱、各国通缩风险日益升温等因素的影响下，各国央行相继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多国货币开启竞争性贬值进程。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中，除美元外，欧元和日元在量化宽松的影响下大幅贬值。美元升值直接引发新兴经济体货币整体贬值。特别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资本外逃、自身结构性瓶颈、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新兴经济体整体面临经济减速，经济下行压力使新兴经济体货币承受进一步贬值的压力，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或将成为常态。

2．关注日元汇率走势对人民币的影响

2016年以来，在世界经济陷入停滞性风险加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英国脱欧公投、土耳其政变、地缘政治风险加大的影响下，日元作为避险货币大幅升值。目前，日元汇率已升至100日元/美元左右，日元对人民币半年升值30%，日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避险货币。应密切关注日元汇率走势，避免日元大起大落对中日经贸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四）关注日本经济政策新动向

安倍新内阁新“三支箭”回避了安倍政府先期提出的深化经济改革等核心内容，避开了日本经济面临的问题实质。只靠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装饰日本经济的数字门面。因此，日本经济能否靠新“三支箭”真正走上成长轨道，有待市场检验。中国应关注安倍经济学发展新动向。鉴于安倍经济学的新“三支箭”政策前景不可预期，中国作为日本的邻国和重要的贸易伙伴，应做好全方位的应对措施。建议持续跟踪日本国内经济走势和政治动向，关注安倍经济学能否带领日本真正走出通货紧缩及日本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注意防范安倍经济学失败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连锁反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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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媒：“安倍经济学”加剧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差距》，人民网，2016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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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磊：《日本再次推迟上调消费税》，《经济参考报》2016年6月2日。

（撰稿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逯新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