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章士钊的政治思想

章士钊1881年生于湖南省善化县。晚清以来，湖南省投身于政治改良及革命运动的人士辈出，章士钊想必也是呼吸着这种空气成长起来的。

章家历代耕种，至士钊祖父时发家致富，于是开始着力培养子弟。士钊父章锦业中医，曾任里正等，是当地名士。但据说他热心追逐名利，经常离家外出，且屡遭挫折，章家也因此走向没落。

代章锦理家的是士钊的母亲刘氏。刘氏出身于书香门第，本人通经史，对孩子们的教育也很尽心。士钊兄士锳是私塾教员，士钊受其启迪良多。有此基础，士钊爱好读书，尤其喜爱柳宗元、戴震等人的文章。但两度应童试都榜上无名。其间，章家遭遇不幸，刘氏去世，章士钊的生活似因此陷入极度贫困，幸得曾经的塾师介绍成为家庭教师，才得以生活稳定。1901年，章士钊去武昌，寄宿于两湖书院，在此结识了黄兴，二人交谊颇深。

翌年，章士钊来到南京，与弟士戛同入江南陆师学堂。该学堂由两江总督张之洞创立于1896年，以培养军事人才为目的。其管理仿德国军校，除中国教员外，还有德国教员五名。学生分马队、步队、炮队、工程队，按科授以军事教育，同时还要学习地理、测量、外语等。

但章士钊在该学堂学习并不太久。1903年，学堂围绕教育方针发生风潮，士戛等数名学生受到处分，被迫退学。士钊也随之退学前往上海，加入了蔡元培、吴稚晖等为推翻清朝而组织的爱国学社。在爱国学社，他与学生邹容、张继和教员章炳麟等建立了友谊，并与他们结为异姓兄弟。他还利用在江南陆师学堂学到的日语，把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译为《大革命家孙逸仙》，以“黄中黄”的笔名出版。

其间，章士钊成为爱国学社的言论阵地《苏报》的主编之一，致力于推翻清朝的革命宣传。其宣传相当激烈。比如，他曾在一篇评论中抨击清朝是“二百六十年四万万同胞不共戴天之大仇敌”，呼吁应对之采取“杀人主义”。他认为，不惜杀人而背水一战，最终能够“活人”，并赢得自由和共和。在编辑《苏报》期间，章士钊还参与出版了邹容论述“排满”和革命的《革命军》一书。

充满激进主张的《革命军》的出版引起清廷震怒，招致“苏报案”发生。结果，《苏报》被查封，为邹容和《革命军》撰序的章炳麟亦经庭审被捕入狱。章士钊本人虽侥幸逃脱，但被迫离开了《苏报》。

其后不久，章士钊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与陈独秀等人一起继续宣传革命。1903年11月，黄兴成立革命团体华兴会，章士钊参与其事。其后，在继续宣传革命运动的同时，章士钊开始参加激进行动。但是，参加此类行动使章士钊遭到了沉重打击。

1904年11月，投身革命运动的安徽人万福华企图枪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果，被捕入狱。曾参与谋划的章士钊前往监狱探视万福华，回来路上被跟踪，致使黄兴等其他革命人士被逮捕。他自己不久后被释放，但经此变故却不得不离开上海，流亡日本。

因自己失误而被迫流亡日本的章士钊，发誓不再采用恐怖手段实行过激行动。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说：“上海之新败也，吾才短力脆，躁妄致敌，潜怀我杀伯仁之惧兼蓄愿为周处之思；注1加以未达壮年，了无学植，人众茫然无主，事到不知所裁，眼前失机犹小，将来误事必大；愿假数年之力，隐消大过之媒，际兹大党初建，应以分工为务，量其才力，资其性分，缓急文武，个人所宜。吾于焉发议，本党大队趋重实行，小队容其攻苦，审时度势，或庶几焉。”可见，出于对上海失败的反省，章士钊决计不再“趋重实行”，而欲通过分析而“审时度势”。

注1周，东晋人。王导将被处斩，恳求周搭救。周表面冷淡以对，却暗自全力营救。但王本人不知真相而记恨周。后周被处斩刑，王本有力营救却保持缄默。周被斩后，王得知周曾营救自己，痛悔不已。周处，西晋人。他在平叛之前曾预感此去必死，仍为尽忠全义而毅然前往，最后战死。周处年轻时欺压良善，声名狼藉，人皆惧之；后痛改前非，行为端正，悉心向学，赢得尊重。章士钊此处引周、周处故事，概悔恨自己曾陷朋友于险境，并表示将努力完善自己，不再犯同样错误。

实则，此处所引回忆录远未反映出章士钊对“分析”的认真和投入。例如，他对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深怀好感，但尽管章炳麟等再三劝其入会，他却最终不愿加入。他曾表示决心说：“当同盟会旗鼓大张之时，正鄙人闭户自精之候。”显然，章士钊之所以试图与同盟会保持距离，是为了彻底摒弃“实行”而集中于“分析”、“阅读”。

在流亡日本期间，章士钊在“分析”、“阅读”之余，还曾执教于实践女子学校，并基于其体会和心得编写过汉语语法书《中等国文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07）。后来，或许是为加深“分析”、拓展“阅读”，章士钊转赴英国。他在英国的行迹不明之处尚多，包括曾在哪所大学学习。从他后来撰写的文章看，他在英国期间确曾大量阅读法学、政治学著作。1910年，章士钊成为《帝国日报》的海外通信员，利用在英国学习的心得为该报撰写有关政治制度的文章。该报总社位于北京，是同盟会系统的日报之一。

观诸章士钊发表于该报的文章，可知他已不再把“排满”、革命视作首要之举。比如他曾写道，“在二十世纪中，君民之争太不适时”,还肯定政党内阁政治使英国避免了革命等。当然，章士钊不可能接受维持清廷，但曾经为推翻清廷而不惜杀人的气概已不复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章士钊发表在《帝国日报》上的文章曾反复提及英国的日报《泰晤士报》（The Times），强调报纸之于国家、社会不可或缺。尽管在《帝国日报》上还未曾表明，但已退出革命运动的章士钊此时已经产生了通过报纸尤其是作为记者参与政治的愿望。不久后的1911年12月，章士钊回到中国，成为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的主笔，正式开始秉笔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