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政论家章士钊与张东荪

一 两位历史人物的谢世

1973年7月，章士钊在香港病逝。此前，5月，章士钊为会晤三夫人殷德贞，从大陆来到香港。但外界揣测此行乃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授意，章士钊或负有斡旋大陆与台湾和平谈判的使命。然而，章士钊时年已逾九十，此次赴港似不堪重负，抵港后不久即病重不起，溘然而逝。

章士钊在清末与呼吁推翻清朝的黄兴、章炳麟等交谊深厚，在与其一道从事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崭露头角。其间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在1910～1920年代，以其活跃的言论活动得到社会关注。1920年代中期曾任教育总长而参与国政枢要，但政治生命并不长久，1930年代后在发表政论的同时也做过律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在大陆，似主要专心于著述。

章士钊一生交友广泛，其中有北京政府的关键人物段祺瑞、对创建中国共产党卓有贡献的李大钊、帮会组织青帮头目杜月笙等背景、党派迥异的人物。毛泽东亦其中之一。

1920年，青年毛泽东为给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筹资来到上海。在受到无名青年毛泽东请求后爽然承诺并为筹资倾尽全力的，就是毛的湖南同乡章士钊。对当时已是著名人物的章士钊表现出的善意，毛泽东大感意外，直至晚年仍心谢不已。或许正因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受到的待遇可谓优厚。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不少知识分子受到迫害，但章士钊在毛泽东的保护下基本没有受到冲击，安稳地度过了这一特殊时期。受到毛泽东保护的章士钊逝世后，报纸曾做大幅报道，其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朱德、周恩来等都列席葬礼。客逝香港的章士钊做何感想，不得而知；但他在晚年未受政治迫害，可谓寿终正寝。

就在章士钊逝世前后，张东荪正在北京的秦城监狱迎来其悲惨的最后时刻。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酷迫害，被监禁数年后病逝。较之章士钊逝世后所受礼遇，张东荪逝世后的待遇只能用孤寂落寞来形容。

曾于清末留日、主要学习哲学的张东荪，在中华民国成立后正式开始其言论活动。他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梁启超及其弟子张君劢有深交，曾与他们一同经营多种杂志及报纸，并发表过许多文章，逐渐确立了在言论界的地位。张东荪还是著名的哲学研究者，1930年后曾执教于北平的燕京大学，讲授哲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共内战中曾为和平解放北京积极斡旋，对实现和平卓有贡献。该时期，张东荪还出版过不少著作，将其思想、见解公之于世。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张东荪的境遇十分坎坷。他曾作为民主党派重要人物之一受到优待。但在1949～1950年，他频繁接触美国外交人员并为其提供情报，被认定为泄露国家机密，其后即受到冷遇。在1952年燕京大学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都受到激烈批判。迫害也波及家人，其长子、著名昆虫学家、曾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等的张宗炳因此精神失常，次子、著名物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物理学系教授等的张宗燧自杀。而张东荪本人也在迫害中结束了一生。

二 本书课题：三个论点

1．政论家的自我认识

章士钊和张东荪尽管生前境遇如此不同，但他们的一生也存在相近之处。他们都曾大量阅读政治学、法学著作，并在民国时期（1912～1949）撰写、发表过大量政论文章。

关于“政论”，并无明确定义，但大体包括如下内容：从针对当下政治形势及具体政策的具体的时事性评论，到试图提出中国应引入和建立的政治制度，乃至对于应追求怎样的政治形态所做的原理性分析等。实际上，时事性评论和原理性分析难以明确区分，一般而言，前者包含后者，而后者是前者的反映。不过，章士钊和张东荪更关心、更擅长的，是为提出中国应追求怎样的政治形态而做原理性探讨。

章士钊和张东荪作为政论家，并非孤立于社会而独自思考和构建其政治观点，而是努力吸收国外政治学及法学的研究成果，并在报纸、杂志等媒体上积极发表自己的见解。其时，章士钊自称“记者”或“哲学家”，而张东荪则自称“第三者”或“政治评论家”。他们将撰述和发表政论视作本分，并对自己尽此本分深感自豪。本书将自称“记者”、“哲学家”、“第三者”、“政治评论家”的章士钊和张东荪称作“政论家”，并探讨他们作为政论家是如何自我定位的。

既有研究已有明示，中国近现代发表政论者绝非仅此二人。早在1870年代初以后，商人、买办、洋务官僚等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们曾陆续在中国各主要城市创办和发行报纸，关心政治的记者们在这些报纸上发表过大量政论文章。

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清末代表性思想家之一梁启超，他曾在1890年代后以杂志《时务报》及《知新报》等为阵地发表过大量政论文章。

1898年，康有为拥戴光绪帝主导的政治改革即戊戌变法，遭慈禧太后还击而失败，帮助康有为推进变法的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到日本后不久，梁启超就创办《清议报》以积极发表其政论文章。在纪念该刊发行第一百期（册）而撰写的文章中，梁启超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促请读者注意三大自由的重大意义。该三大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推动者则是报馆（报社、杂志社）。他说，“报馆”负有“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的责任，是“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

梁启超强调中国应该仿行欧美各国的“报馆”。他描述道，“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指出“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他说，实际上，欧美各国的大型报馆，因“彼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故“其一言一论，动为全世界人之所注观所耸听”。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还举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 －1865）、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等为例解说道，上述情形最终形成了“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的局面。

由其论述可知，梁启超认为，政治家和发表政论者即政论家可以反复相互替代，政治家和政论家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沟壑。尽管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其后的梁启超无疑仍是以这种态度保持着对政治的关注和参与。因为，民国成立后，他在发表政论的同时也为成立民主党、进步党而竭尽全力，还曾作为内阁成员之一参与国政。在梁启超看来，政治家和政论家彼此并无畛域，由此一领域踏入另一领域既不困难，也不存在什么问题。

梁启超的这种看法与章士钊和张东荪大相径庭。如本书所述，章、张认为政治家和政论家之间存在距离，且不可轻易迈越，二者的责任不是连续的。换言之，他们为政论家规定了不同于政治家的特殊责任。

当然，赋予政论家以重要意义的并非只有章士钊和张东荪。在民国时期，以敏锐目光审视政论家和政治家之间矛盾关系的还另有其人。比如，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之一、曾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做出巨大贡献的李大钊，其在尚未确立马克思主义者立场的1917年就撰写过《政论家与政治家》一文，明确论述了政论家和政治家之间的矛盾关系。

李大钊论道：“发育人文助进群化之事业，固自多端。简而举之，不外两途”，即“精神的方面与实际的方面而已”。从事精神方面工作的有政论家、哲学家、文学家、批评家、宗教家等，而从事实际方面工作的则包括政治家、实业家、医生、军人等。而“此二种事业，其于人类社会，皆所要需，或相张弛，或相错综，或相递嬗，或相并行，固不可有所轻重轩轾于其间也”。然后分别举出实际从事此两方面工作的代表人物，前者有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 －1778）、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康德（Immanuel Kant, 1724 －1804）、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 －1832）、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 －1674）、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 1788 － 1824），后者则有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 1815－1898）、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599 －1658）、格莱斯顿、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等。在此基础上，李大钊就政论家和政治家分别应负的责任做了分析。

在分析中，李大钊明言“政论家主于言，政治家主于行”。具体而言，政论家的使命是提出新标准，眼光多朝向未来，重视进步、倡导理想，以排除滋生弥漫于国民间的懈怠沉滞气象；而政治家的使命则是改善现状，眼光多关注现实，重视秩序，以当时的实际政治情形为标准逐个形成适当政策。

基于以上理解，李大钊提出的标准是“为政论家者，虽标旨树义超乎事实不为过；而为政治家者，则非准情察实酌乎学理莫为功”。发人深省的是，李大钊又说，“世有厚责政论家，以驰于渺远之理想，空倡难行之玄论，而曲谅政治家以制于一时之政象，难施久远之长图者，殆两失之也”，其立场显然更倾向于政论家。虽然他也说，“平情论之，二者均不可或缺，惟因时势之迁移，一时颇有畸轻畸重之感”,但其文明确显示，他认为现在需要的是政论家的远大理想。

与李大钊一样，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胡适也曾强调政论家必须承担其特殊责任。他在1922年撰写《政论家与政党》一文详细论述其观点。

胡适在该文开头提出了一个早已“在许多人的口头和心上”的问题，即“政论家可以不入政党，不组政党，而仍可以发生效力吗”，然后将政论家分作三类，即服从于政党的政论家、作为政党模范的政论家和监督政党的政论家。

关于服从于政党的政论家，胡适断言他们“纯粹是政党的鼓吹机关”，没有必要探讨。他对作为政党模范的政论家评价极高，称他们以公正态度批评反对党，而不做恶意攻击，即使对自己的政党，若有意见也会进行公正的批判和弹劾；“他们虽在政党之中，而精神超出政党之上，足迹总在政党之前”。

但是，胡适最希望读者关注的是监督政党的政论家，文中对这类政论家的论述占据最大篇幅。他认为，“在这个本来不惯政党政治，近来更厌恶政党政治的中国，今日最大的需要决不在政党的政论家，而在独立的政论家”。他强调中国需要这类政论家，“这种独立的政论家，越多越有益，越发达越好”。

胡适认为，他们是“超然的，独立的”，“只认社会国家，不认党派；只有政见，没有党见”，“他们身在政党之外，而眼光注视全国的福利，而影响常在各政党的政策”。他进一步描述他们的特性说，“也许他们的性情与才气是不宜于组织政党的；他们能监视而未必能办事，能计划而未必能执行，能评判人物而未必能对付人，能下笔千言而见了人未必能说一个字，或能作动人的演说而未必能管理一个小团体”，主张应该利用他们的优点，而不应误用他们的缺点。

那么，需要监督政党的政论家的具体理由何在？胡适认为，“政党的政论总是染了色彩的居多；色彩越浓，是非越不明白”，发展下去，最后只会形成各政党“政见”互不相让的局面。

胡适期待能有一种力量对各政党的观点进行“评判”、“调解”，并“研究事实”、“观察时势”，关注舆论要求而提出主张。这种力量就是监督政党的政论家。胡适的意图是使全国的政党尊重并采纳此类政论家的意见，最终使政治得到改良。

从以上探讨可知，李大钊和胡适都意识到政论家和政治家应保持距离。或者说，他们在特意强调只有政论家——而非政治家——才能发挥的独特作用。

众所周知，对法学、政治学兴趣浓厚，并运用这方面知识发表过许多政论文的李大钊，在发表《政论家与政治家》后不久，即在俄国革命后转而关心马克思主义，并投入创建中国共产党等政治实践中去。若将这些实践视作政论家的活动，或者要从这些活动中发现政论家和政治家的矛盾关系，恐怕都不太恰当。不难想象，随着试图改变中国政治混乱状况的热情愈益高涨，李大钊内心可能已不再认为有必要考虑政治家和政论家应如何保持距离。但是，李大钊的实践为严酷现实所阻，最后被张作霖逮捕、杀害。李大钊在结束其短暂一生之前，未能有机会展现和发挥其在《政论家与政治家》中所主张的政论家应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的矜持。

与李大钊不同，胡适在发表《政论家与政党》后仍继续发表政论。关于胡适作为政论家与当时的政治权力尤其是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如何，既有研究已有大量积累。从这些研究来看，胡适基本上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所需要的执政集团，但仍不惮严厉批判，故其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十分复杂，很难以“拥护”、“屈服”等轻易判之。此外，胡适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驻美大使的要职，但与李大钊相比，他对跨越政论家和政治家的界限，态度是相当慎重的。

不过，坦率地讲，要把胡适看作政论家，仍应有所保留。众所周知，胡适曾留学美国，师从著名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 1859 －1952）并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同时发表过许多政论文章，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方面的确占有重要位置。但是，他并非专治政治学，其政治理论也因此观点并不深刻。所谓“应有所保留”即对此而言。实际上，较之章士钊和张东荪，胡适的政论难免失之肤浅。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认为，要加深对政论家的理解，恰当而有益的观察对象应是具备了政治学素养的章士钊和张东荪，而非李大钊和胡适。加之，李大钊和胡适都与章士钊创办、主编的《甲寅杂志》有关，也都比章士钊年轻，他们对政论家的定位很可能曾受到章士钊观点的影响。

此外，不少研究指出，梁启超、胡适等不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时都带有“士大夫意识”。所谓“士大夫意识”的含义，学者的认识各不相同，但大体如下。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强烈关心现实政治，他们认为政治的核心力量是自己而非民众，而这种自负与清代以前的士大夫一脉相通。但是，他们组织并运行政党、通过选举赢得民众支持以促进政治进步，或积极与民众合作开展政治运动的意愿并不强烈。换言之，知识分子虽然积极议政，但一旦感到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就不再愿意主动参与政治。知识分子并不看重民众的作用，往往忌讳和回避参与实际政治所必须承担的种种负担。直言之，知识分子喜欢对政治高谈阔论，在看到自己的意见有可能被接受时也会直接参与政治，但一旦其政治实践遇到困难，或嗅到政治粗俗、肮脏的气息，就会避开政治实践而专事议论。这种观察多用来解释知识分子的局限，即知识分子在科举被废止后仍然未能摆脱旧有的精英意识，因而虽对现实政治有所建言，却无从发挥其作用。

要找出章士钊和张东荪身上的上述“士大夫意识”，也并不困难。实则，他们二人很难说与这种意识没有关系。然而，仅凭“士大夫意识”却无法明确解释他们作为政论家而坚守的矜持态度。

章士钊和张东荪对自己身为政论家的作用十分自豪。这种自豪绝非仅来自其“士大夫意识”。因为，他们坚信政论家能够促进政治改良。亦即，他们虽然强烈关心政治，但自始就有意避开政治家之路，并发现不参与政治更有其积极意义。如本书下文所述，章士钊和张东荪并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其政论家立场，其经历十分曲折、复杂，所言所行也很难说曾给现实政治带来显著变革。所以，仅从结果看，称他们二人的努力深受“士大夫意识”限制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只因其未能改变现实政治就断定他们作为政论家所发挥的作用有限，显然也是消极观点。而且，在未充分理解他们寄予政论家的期望时对他们轻下评判，难免过于单纯和武断。基于这种认识，本书将对“士大夫意识”这一概念难以涵盖和把握的政论家的矜持态度进行探讨。

2．中国政治的蓝图

如前所述，章士钊和张东荪通过其政论文章探讨了中国应该引入怎样的政治制度。可以说，他们试图通过详细论述制度的结构及运用方法，来描绘中国政治的蓝图。

如本书第一、四章所述，民国成立伊始，章士钊与张东荪曾设想中国政治应采用英国式议会制度，并就应赋予大总统及国务总理以怎样的权力、以议会为活动舞台的政党应以怎样的态度参政议政等进行了详细分析。但是，后来因政党相互争斗和内讧不断、袁世凯及其麾下军人等干涉议会，议会政治最终流产。面对这种局面，如本书第三、五章所述，章士钊和张东荪没有一味固守己见，而是借鉴社会主义等外国思潮加以修正，重新设计其政治蓝图。

当然，抱有同样关心的，在近代中国并非只有章士钊和张东荪，另有许多人曾思考和讨论过怎样的制度最适合中国。

比如，前述梁启超早在清末即已就纳入议会功能的政治制度进行过思考。他曾从日语文献汲取知识，接连发表了《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等数篇文章。

不过，梁启超的构想以不推翻清朝为前提，也就是说，他是在承认清朝为统治主体的前提下展开讨论的。

较之允许清朝继续存在而建构应有政治形态的梁启超等立宪派，反对异民族继续统治中国的革命派的讨论则强调破坏，即如何才能推翻清朝。关于此类探讨的性质及其内含的可能性，已有不少学者提出各种见解。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讨论很可能忽视了推翻清朝之后如何建设新国家的问题。尤其是中华民国建立后，相当于宪法的约法只能以临时约法的形式予以公布，似表明谋求建设的理论准备极不充分。

对于这种状况，身处民国中枢的人们也十分清楚。在经议员选举而于1913年4月召开的国会上，议员们曾就制定正式宪法以取代临时约法进行过认真讨论，还有许多论者发表过各种宪法草案，其中不乏内容详细、水准较高的设计。

但是，虽经此类努力，由于外国为争夺在华权益而对中国实行干涉，以及皖、直、奉各派系及广东军政府相互对立，中国政局持续动荡，难以实现统一，宪法并未发挥其效力，议会政治也未见进展。后来虽有国民政府成立、全国实现统一，但中国国民党忙于巩固其统治体制及内斗仍未结束，无暇基于宪法实施议会政治。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仍在探讨中国应追求的政治形态。其代表人物之一即上文探讨过的胡适。胡适屡次表示希望中国实行议会政治和联省自治——各省分别制定宪法并实施高度自治，同时相互联合以实现全国统一。尽管如前所述，胡适并非专治法学或政治学，其探讨难免有肤浅之嫌。此外，通过此前的研究人们已注意到，胡适也曾在其参与创刊的《努力周报》、《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以探究中国政治的方向。

与此同时，尤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执政党即中国国民党内也曾有人借鉴外国学说，就国家政治的根本大法即宪法的形态进行过较高水准的探讨和研究。其主导者是孙文之子、曾历任行政院院长及立法院院长等要职的孙科，以及对宪法学造诣颇深的张知本、吴经熊，他们的观点对抗日战争胜利后亟待构建社会新秩序的1945年以后也发挥过影响。

自1945年至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就中国应具备的政治形态展开热烈讨论的，主要是国共两党以外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众多报刊上展开论战，似曾受到众多读者的关注。

关于上述清末至新中国成立期间所展开的讨论，研究成果已颇丰富，对于讨论中围绕中国政治蓝图所提出的观点，认识也在不断加深。本书认为，在把握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对熟读英语和日语等文献、掌握丰富的法学和政治学知识、曾就中国政治进行过多方面思索的章士钊和张东荪，也应给予更多关注并加以详细分析。

章士钊和张东荪都曾在很长时期内撰写过大量政论文章，一直是该领域的重要人物。观诸整个民国时期，同样活跃的人物并不多见。

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包括宪法草案的执笔者在内，许多人都曾自然地主张议会政治。但是，关于这些主张后来发生怎样的变化，则并未做充分探讨——尽管此点对思考人们曾如何理解议会政治十分重要。而其原因之一在于，1913年提出宪法草案后仍继续研究政治的许多人皆已不在人世，致使分析其主张在一定时期内的变化十分困难。

至于章士钊和张东荪，他们虽未在1913年提出过宪法草案，但确曾撰写过许多相关文章，其后也持续发表政论文章。因此，对他们的文章进行分析，应有助于探究众多人士在如下过程中的思考脉络：他们对议会政治为何在认真提倡后又逐渐抛弃，进而提出过怎样的替代方案。

此外，与章士钊和张东荪一样，在讨论中引入社会主义观点以克服议会政治缺陷的论者，还有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竭尽全力的陈独秀和李大钊。陈、李虽也曾反复妥协，如曾与军阀及中国国民党合作等，但他们对英国式议会政治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并追求由先锋党即共产党来领导政治。

他们所提出的社会主义，主要是由日本传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日本传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含有诸多要素，陈独秀、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不例外。而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曾深受成立不久的苏俄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影响。

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士不同，章士钊、张东荪所参照、借鉴的所谓社会主义，是试图在政治上反映各职业团体立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目前，学术界对倾向共产党的人士如何接受社会主义已有丰富研究积累，但关于其他人接受社会主义尤其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状况如何，研究尚不充分。

从现在来看，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影响远不如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那样强。但是，诞生于英国、在日本也曾被广泛介绍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对当时的中国也是值得考虑的选项之一。因此，章士钊和张东荪不仅是探究民国时期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其变化和传承值得考察的对象，分析他们的言论，也有助于了解近现代中国曾如何接受社会主义。

3．宽容异己

章士钊和张东荪的文章明确存在一个特点，即他们都主张并坚持对不同言论、观点采取宽容和尊重的态度。

这一事实，在当今已不新奇。但在近代中国，它曾经并非理所当然。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孙中山曾认为中国人自由散漫，形容其为“一盘散沙”，并警告若不加以改变，中国将无法在世界立足。孙中山一生努力的目的，就在于使中国不再继续散漫，并将其统一起来。不妨说，孙中山逝世后继掌权柄的蒋介石以及毛泽东等，也都曾基于同样认识而致力于统一中国。此处无暇详述他们为此采取过怎样的手段。简而言之，他们都曾为清除异己或反对势力而殚精竭虑。

不可否认，国共两党虽说各自内部因素十分复杂，但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压制异见的倾向。在国民党之前掌握中国政治领导权的袁世凯也有同样倾向。

此外，因统治者为巩固自身权力而施压，以及军阀相互冲突、国共两党对立等中国国内的动荡，再加日本侵略等外部因素，曾经发表过各种言论——包括对统治者的批判——的知识分子中，有人放弃了原有立场而屈从于统治者。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表达歧见的空间受到挤压的原因至少部分在于知识分子本身。

当然，也有人对压制言论的倾向予以抵制。在民国时期，此类人物的代表仍是胡适。胡适为数众多的文章都曾反复倡导拥护个性和自由。学者论述胡适的主张，多提到“自由主义”（liberalism）。然而，“自由主义”本是多义概念，而且胡适本人的思考也相当复杂，将其简单概括为尊重个性和歧见难免过于单纯。不过，正因这种复杂性，从与自由主义的关系考察中国近代史的尝试才显得更具魅力。其佐证是，围绕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学术界也已开始研究胡适以外其他人物的思想。

如本书第二、七章所述，章士钊和张东荪都曾在文章中反复提及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 －1873）论述尊重歧见的《论自由》（On Libery, 1859），由此可知他们也与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关系密切，在当下关注自由主义的研究潮流中，他们也理应在考察对象之列。

但是，章士钊和张东荪绝非希望中国“一盘散沙”，而是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的整合。只不过，他们的方法与孙中山等大不相同。如本书所探讨，他们谋求中国整合时并不试图压制异己观点，而是对其采取容忍、尊重甚至鼓励的态度。也就是说，他们显然已把容忍和鼓励表达歧见明确纳入了民国应当追求的政治形态之中。

学术界已有研究认为，章士钊出于重视政治宽容的态度，主张对国家的各种政治要素应予以尊重，而非强制同化。这种见解本身值得赞同，但章士钊为实现政治宽容曾做过怎样的构思却并未得到充分考察。因此，他如何理解自由主义，尚难称已经明确。

关于张东荪，有学者指出其自由主义的鲜明特点在于，它是以社会整体需要——而非对个人权利的尊重——的观点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或曰接近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张东荪对自由主义的理解的确可见这些特点。不过，上述见解主要是考察张东荪1930～1940年代的论述而形成的看法；而如本书所论，张东荪自1910年代即已强调各种观点自由交锋的必要性。所以，对于他对自由主义的理解，还需做更详细的考察。

如本书所述，章士钊和张东荪的政治主张并未促成现实政治发生重大变革，其对中国近代政治及社会的影响是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若说对其进行研究意义不大也未尝不可。但是，他们对政论家这一自我定位的探究、就中国政治所提出的方案及须宽容歧见的论点，在今天仍不失其重大意义。换言之，他们经过深思熟虑所获得的思想成果，绝非与现在无关而可轻率抛弃的历史陈迹。

近年的中国，关于中国政治将来形态的探讨以及应允许发表歧见等的讨论十分活跃，其中如宪政、民主、保护人权、地方分权等，与章士钊和张东荪面对的问题多有重合。而知识分子如何参与政治也已成为认真探讨的问题之一，这也与章、张二人苦苦思索自己应做怎样的政论家一脉相通。

对当今中国正在思考、探索的这些问题，要得出人人满意的答案是万分困难的；然而，人们也不会因困难而停止探索。章士钊和张东荪的思索及其观点，虽然也不可能轻易解决这些困难，但无疑会启发人们不断进行探索，因而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探讨。

三 章士钊与张东荪的关系

章士钊和张东荪都自我定位为政论家，已如前述。除此之外，他们之间还存在直接关系。

如后所述，张东荪曾多次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上发表文章。比章士钊年轻几岁的张东荪称章为“诤友”，他在思考自己的政治观点、撰述政论文章时非常重视章的见解。张东荪曾说：“虽然当时立宪派的言论很多，然就今天来看，其中最能懂得宪政真义的却不能不推章士钊（行严）先生。他的政本论，主张‘有容’。他的《调和立国论》，主张与异派相调和。我以为自来论民治，论宪政，实在以他为最能得其神髓。”可见他对章士钊的主张评价极高。

关于章士钊，张东荪曾记述一则有趣的逸事。1941年底至1942年，张东荪被日军逮捕入狱。据说他在狱中不堪凌辱，曾试图以死抗争。回忆这段苦难岁月时，张东荪称他当时严重失眠，朦胧中见到三位人物，其一是其兄张尔田，其二是次子张宗燧，其三就是章士钊。梦中，张东荪对章士钊倾诉道，“你知道不知道我是九死一生啊”，并对面露悲悯的章士钊说他曾试图自杀。这次入狱是张东荪生平第一次危机，而危机中竟也梦见章士钊，可见章士钊在他心目中占有极大位置。

不过，章士钊未曾留下记述与张东荪个人关系的文字，因此，章士钊对张东荪印象如何不得而知。章士钊晚年曾写过几篇回忆自己一生的文章，都未提到张东荪。或许，其时张东荪正身受迫害，不便多言。但是，章士钊比张东荪年长，又久负盛名，他对张的好感或不及张对他那样强烈。

综上所述，章士钊和张东荪之间存在一定联系，要理解张东荪的思考及观点，对章士钊的探讨不可或缺。这也是本书将二者一并考察的理由所在。

四 研究现状

如本书第二章所述，章士钊在1914年创办《甲寅杂志》，并通过在该杂志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而成为著名政论家。但如第三章所探讨，1924年，他作为教育总长处理北京女子大学学潮而受到来自全国的抗议和激烈批判，名声扫地。当时已是著名作家、新中国成立后仍受到极高评价的鲁迅也曾加入对章的批判。或因此，一直以来对章的研究并不算活跃。

但自2000年《章士钊全集》出版后，已有一系列值得注目的专著问世，如邹小站《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1903～1927年）》、镫屋一《章士钊与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郭华清《宽容与妥协——章士钊的调和论研究》、白吉庵《章士钊传》、李日《大时代的旁观者》、李蕾（Leigh K. Jenco）Making the Political等。这些著作的出版，使我们对原来并不清晰的章士钊的生平及思想特点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不过，如后所述，这些著作并未对章士钊与其撰写政论文章时所参照的外国思想家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对外国思想家的观点，章士钊并非原样接受，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解释，而后在文章中引为论点；对此，包括上述著作在内的既有研究并未予以充分关注。而且，史料收集方面仍有欠缺，如本书第三章所论章士钊的英文著作，至今未见学者加以分析。

与章士钊同样自我定位为政论家的张东荪，如前所述，因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坎坷政治遭遇，在中国大陆未能得到正当评价。研究落后的状况在台湾也一样；其原因，或如后所述，张东荪曾因其言论与国民党发生过矛盾。或因这些背景，张东荪的众多文章在大陆和台湾至今都未得到充分整理和探讨。

不过，进入1990年代后，张东荪研究有所改观，至今已有左玉河所著详传即《张东荪传》、张耀南《张东荪》以及关注张东荪哲学研究的张永超《经验与先验》等出版。此外，戴晴《在如来佛掌中》、杨奎松《张东荪“叛国案”再研究》则集中探讨和分析了张东荪1949年以后的境遇。

与此同时，近年也有研究关注到张东荪曾为研究系一员，并取得进展。研究系是以梁启超为精神支柱在舆论、教育、政治等领域拥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1920年前后是其活动的高峰期。而张东荪在研究系中是梁启超的左膀右臂。

尽管已有上述专著等出版，但不能不说，张东荪研究整体依然低迷。而学术界对作为政论家的张东荪依然关注较少，值得进一步研究。

五 内容和结构

本书第一部将考察章士钊的政治思想。第一章探讨其在《民立报》时期曾为中国政治描绘过怎样的蓝图。第二章讨论他在离开《民立报》后所创办的《甲寅杂志》上如何发展了自己的主张。第三章则解读他撰于1921年的英文著作《联业救国论》（Chinese Politics and Professionalism），以探讨该书论述的思想较之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第二部共四章，将考察张东荪的政治思想。第四章探讨作为政论家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张东荪为中国政治提出了怎样的蓝图。第五章讨论他如何接受正式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并发展了其主张。第六章考察他面对“国难”即九一八事变所提出的中国应有的政治形态。第七章则将探讨他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关系日趋紧张的形势下，运用以前的主张提出了怎样的政治构想。

此外，本书补论将围绕高一涵展开，将高置于1910年代后半期至1920年代前半期所谓五四时期的时代背景中探讨其思想如何形成。高一涵的政论家意识并不如章士钊和张东荪那样明确，但他与章士钊的关系较密切，其言论又与张东荪有重合，故对高进行探讨，对了解章的思想如何被具体接受，以及如何定位张东荪的思考都大有帮助。而且，高一涵十分关心同时代日本思想界的状况，其立论往往考虑日本思想界的动向，这也是其值得关注的另一原因。